金岳霖回憶錄 · 第三部

同毛主席吃飯 我同毛主席一共吃過四次飯。 第一次是在懷仁堂晚會上，時間是1957年。他大概已經知道我是湖南人，坐下來，就給我幾隻辣椒（好像特別為他預備的）。這一次最突出的事，是一年輕小伙子跑來抱住了毛主席。毛主席在他背上輕輕地拍個不停，這時主席飯也不能吃。後來有人（可能是青年的朋友）把那一青年請回去了。這件事充分表明人民的領袖和人民是沒有任何隔閡的。 1957年還有兩次午飯，都是在反右派鬥爭中開的小會。看來毛主席是在親自參加一方面反章、羅，一方麵團結知識分子的工作。 最後一次是在1959年之後，在「文化大革命」之前。這一次可以說是湖南同鄉的聚餐。在座的主要客人是章士釗和程潛兩位老人。程先生話不多；章先生話很多，他還給了主席兩三張紙條子，不知道是什麼。在談話中提到蘇聯，章先生說「西鄰責言勿理也」，或「勿顧也」，或「非禮也」。我聽了之後愣了一下，沒有說什麼。他們都是鄉先輩，我不想多說話。散後，在歸途車子裡想到章先生那句話不是可以對「東里子產潤色之」嗎？當其時若想到了，說出來，主席一定會大笑起來。可惜我想得不夠快，失去了當面作對聯的機會。 聽說毛主席是不讓人為他祝壽的。我們朋友之間有幾個人商量商量，認為這只是不讓大家公開地祝壽。我們幾個朋友私自聚集起來，慶祝慶祝未嘗不可。這事就交我辦。 在這以前，梁任公曾為他的老師康有為祝壽。壽聯中有上聯的後兩句「入此歲來年七十矣」，下聯中有「親受業者蓋三千焉」。我想這個調調可以利用。我就主張聯文如下：「以一身系中國興亡，入此歲來年七十矣」；下聯是「行大道於環球變革，欣受業者近卅億焉」。 叔存鄧以蜇起先沒有說什麼，大概有點不滿。後來我也想到「年」字硬邦邦的，是不是可以改為「已七十矣」，叔存高興了，看來他有同樣的看法。叔存寫了兩副，一是用楷書寫的，另一副是用他的特長篆字寫的。定稿是： 以一身系中國興亡，入此歲來已七十矣； 行大道於環球變革，欣受業者近卅億焉。 向周總理學立場 前一時期的領導同志當中，對我這一年齡層的知識分子來說，交往最多，對我們影響最大的是周總理。早在1949年，我們就經常在北京飯店看見他，聽他講話。頭一個印象就是共產黨員也仍然乾乾淨淨，整整齊齊，而談吐又斯斯文文，總的印象是非常之特別，又非常之平常。這些只是小的接觸而已。 大的接觸是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動員報告。周總理在這個報告中講的是立場問題。先講民族立場，從革命的要求說，光民族立場是不夠的，我們要進入人民立場。從徹底的革命說，人民立場仍不夠，要進入工人階級立場。他說他犯過錯誤，他的錯誤把他暴露在上海的大馬路上。他的報告可能有兩個多鐘頭。對聽眾說，這個報告是一個突出的經驗。聽眾好些都是五十過頭的人，我就是。我從來沒有聽見過，有周總理這樣地位高的人在大庭廣眾中承認自己犯過錯誤。對我們這些人來說這是了不起的大事。接著思想改造運動，或稱「洗澡運動」，就展開了。我作了一個自我檢查報告，滿以為我在民族立場上毫無問題。我的話是有根據的。在日本占領北京之前，我有一次碰見錢稻孫，他那時是清華的圖書館長。我表示非抗日不可。他說萬萬抗不得，抗，不只是亡國，還要滅種。我很想打他，可是受了「不能打」這一教訓的影響，沒有打。我說了之後，聽眾反駁說：我們想的是，蔣介石讓美國船在長江自由航行，你一句反對話都沒有說。我不得不承認在這一點上，我確實喪失了民族立場。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周總理曾說過民族立場不夠，最後要工人階級立場。這完全正確。立場觀點方法應該是同樣重要的，但是在某種特別情況下，立場顯得根本。1948年12月間的北京就處於這樣一個特別的時期。在這一時期，一些人就離開。離開的人當中年紀大的不多，劉崇鋐先生可以算是年紀大的。走的大都是中年人，並且是容易到美國去謀生的。有一對年輕夫婦，從美國到清華只有幾天，馬上又回美國去了。這一事實表現得清楚無比，民族立場留不住這些人，階級立場卻能夠使他們離開祖國。 一葉凋零，深秋將至，季節如此，風尚亦然。在上述時期以前，青年人就說起下面這句話來了：「北大老，師大窮，清華、燕京可進攻。」事實是北大和師大都是中國味重，本地味重；清華、燕京洋味重。重洋輕中，早已成為風尚。 1964年，金岳霖在圖書館。 不但青年學生有此風尚，居民有時也暴露這一風尚。我自己沒有看見，據說春節時有人在西交民巷住宅的大門口貼上門聯：「望洋興嘆，與鬼為鄰。」這裡雖說「與鬼為鄰」，可是仍「望洋興嘆」。 文章歪到「洋」上面去了。我們還是回到立場上來吧！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一天一同事向學部[1]一派的頭頭問關於對待大領導的看法問題。這位同事第一就提出總理，那個頭頭說：「總理麼……總理麼……」連「麼」了幾聲。這位同事又問：「林彪呢？」那個頭頭很快就回答：「他行。」我聽了之後馬上貼出一張大字報，擁護總理。我從總理學立場，連擁護總理的立場都沒有，那怎麼行？ * * * [1] 學部，即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的簡稱。 最好的榜樣艾思奇 解放後的頭一年多的樣子，我接觸最多的是艾思奇同志。我非常之喜歡他，也非常之佩服他。他到清華講演時，前一時期對形式邏輯的成見看來還沒有取消。我是主持講演會的。他罵了形式邏輯一兩句話之後，就講辯證唯物主義。講完之後，我和他邊走邊說話。我說你罵了形式邏輯之後，所說的話完全合乎形式邏輯，沒一點錯誤。他說有那樣的怪事。張奚若在我的旁邊，扯我的衣服，我也沒有打住。我是在「找錯」的思想指導下聽講的，他的講演確實邏輯性很強。 院系調整以後，全國的哲學系都集中到北大來了。講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這一課的，開頭也就是艾思奇同志。哲學系全系師生都特別歡迎他，很可能講了相當長的一段時期。這實在是一個最好的安排。 艾思奇像。 艾思奇（1910—1966），哲學家，早年留學日本，曾任中央黨校副校長。著有《大眾哲學》等著作。 金岳霖非常喜歡他，也非常佩服他。 理論不是短期內可以改造的，主要的是榜樣。艾思奇同志是最好的榜樣。他實事求是、公正、和藹可親，好像根本沒有一絲一毫的先進於馬、列的感覺。而這也就是當其時最需要的。 我當時就作了下面的對聯： 少奇同志，思奇同志； 湖南一人，雲南一人。 「大人物」章士釗 有一次我在午門碰見章士釗先生，哪一年我可不記得了。 這一次簡單的幾句話，蠻有意思。我說你只比我大13歲，可是，我曾經把你看做大人物，背過你的文章。那篇文章開頭幾句是「為政有本，其本在容。何以為容？曰，不好同惡異……」他說：「這很簡單。我比你大13歲，但是，在你1歲的時候，我比你大13倍。你15歲的時候，我已經28了，正是寫文章的時候。要是我一直比你大13倍，那還得了，那我已經成為明朝的人了。」 這道理的確很簡單。 章士釗（右二）與家人在一起。 章士釗（1881—1973），學者、作家、社會活動家。曾任北京大學教授、中央文史館館長。晚年大部分時間投入文史研究，其研究心得輯為《柳文指要》一書。 金岳霖把他看做「大人物」，背過他的文章。他也是金岳霖的鄉前輩。 最親密的朋友梁思成、林徽因 我雖然是「光棍」，我的朋友都是成家的。沈從文先生從前喜歡用「打發日子」四個字來形容生活；現在不用了，可見現在的生活早已不是「打發日子」了。但是，這裡所回憶的生活是很多「打發日子」的生活。我當時的生活，到了下半天也是「打發日子」的生活。梁思成、林徽因的生活就從來不是「打發日子」的生活，對於他們，日子總是不夠用的。 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親密的朋友。從1932年到1937年夏，我們住在北總布胡同，他們住前院，大院；我住後院，小院。前後院都單門獨戶。30年代，一些朋友每個星期六有集會，這些集會都是在我的小院裡進行的。因為我是單身漢，我那時吃洋菜。除請了一個拉東洋車的外，還請了一個西式廚師。「星（期）六碰頭會」吃的咖啡冰激凌，和喝的咖啡，都是我的廚師按我要求的濃度做出來的。除早飯在我自己家吃外，我的中飯、晚飯大都搬到前院和梁家一起吃。這樣的生活維持到「七七事變」為止。抗戰以後，一有機會，我就住在他們家。他們在四川時，我去他們家不止一次。有一次我的休息年是在他們李莊的家過的。抗戰勝利後，他們住在新林院時，我仍然同住，後來他們搬到勝園院，我才分開。我現在的家庭仍然是梁、金同居。只不過是我雖仍無後，而從誡已失先，這一情況不同而已。 在30年代，一天早晨，我正在書房研究，忽然聽見天空中男低音聲音叫「老金」，趕快跑出院子去看，梁思成夫婦都在他們正房的屋頂上。我早知道思成是「梁上君子」。可是，看見他們在不太結實的屋頂上，總覺得不妥當。我說你們給我趕快下來，他們大笑了一陣，不久也就下來了。 愛與喜歡是兩種不同的感情或感覺。這二者經常是統一的。不統一的時候也不少，有人說可能還非常之多。愛說的是父母、夫婦、姐妹、兄弟之間比較自然的感情，他們彼此之間也許很喜歡。果然如此的話，那他們既是親戚又是朋友。我和我的二哥與六哥就是這樣。喜歡說的是朋友之間的喜悅，它是朋友之間的感情。我的生活差不多完全是朋友之間的生活。我差不多不到長沙去，到上海去有一兩次，住在二哥家裡，但主要是在徐家或張家，他們是徐志摩的親戚。我至少是從1914年起就脫離了親戚的生活，進入了朋友的生活，直到現在仍然如此。1932年到1939年我同梁家住在北總布胡同，我同梁從誡現在住在一起，也就是北總布胡同的繼續。 1928年，梁思成與林徽因在加拿大拍攝的結婚照。 最老的朋友張奚若 我的最老的朋友是張奚若。我在1914年就碰見他，不過那時只是碰見而已。認識他是在1917年的下半年開始的，那時我轉入了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他一直在哥大學政治。從1917年下半年起我們是同學，就西方的政治思想史說，我們也是同班。他無意取學位，但是寫了一篇很好的《主權論沿革》。 張奚若家沒有什麼大矛盾，可是有長期的小摩擦。他同楊景任的結合是新式的結合，他有過舊式的結合。所謂「舊式的結合」是把彼此不認識的雙方經媒人說合成婚。張奚若的頭一次結婚是怎樣了的，我不知道。楊景任在蘇格蘭大學畢業，他們是在蘇格蘭結婚的。結婚後，到了巴黎，我才看見他們。這個結合是自由式的。張奚若頭腦里想的可能是兩個人都是知識分子。他發現楊景任不是「知識分子」，假如所謂「知識分子」是用知識去辦大事，像他自己那樣。楊景任不是他那樣的知識分子，她是英、美人所說的Womanly woman（女子女子），這實在是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社會性。要看她這一方面的性格，最好是聽她同蕭叔玉太太的談話，兩人都爭分奪秒地談，由趙、錢、孫、李到黃燜雞到紅燒肉。楊景任這一方面的性格雖然突出，然而她總是支持張奚若的。從昆明搬家回北京一事，由她一人承擔，顯然是勇於負責的事。 張奚若這個人，王蒂徵女士（周培源夫人）曾說過，「完全是四方的」。我同意這個說法。四方形的角很尖，碰上了角，當然是很不好受的。可是，這個四方形的四邊是非常之廣泛，又非常之和藹可親的。同時，他既是一個外洋留學生，又是一個保存了中國風格的學者。他的文章確實太少了。我只知道一篇《主權論沿革》，登在《政治學報》月刊或季刊上。這個刊物只出了一期。據我的記憶，經手這件事的是奚若的夫人，前不久才去世的楊景任女士。那時候她在上海讀書。以後沒有多久，她也到蘇格蘭念書去了。 張奚若的主要點是民主革命，至少開頭是這樣。他曾同我說過，「孫中山的演說，你聽著聽著就跟了他走下去了」。這大概是在上海的時候。那時候，胡適也在上海，懂得一些英文，可能幫助過張奚若學英文，胡適一直說張奚若是他的學生。而張奚若並不承認。他的英文也不是從胡適那裡學的，同盟會中幫助他英文的人可能不少。 金岳霖與張奚若（右一）、陳岱孫（右五）等人在一起。 他是作為革命的青年到美國去的，同去的人有王夏將軍。他確實得到紮實的書本知識，但是，忽略了和美國人，特別是美國家庭交朋友，有些事情，他未免就用家鄉的老辦法去辦。例如要裁縫給他做一身新衣服（美國的低收入的人不縫衣服，買衣服）。裁縫做的不合身，奚若要他改，他也不改。奚若同我到店裡之後，裁縫仍不肯改。我說，「找我們的律師去」，旁邊有一個人聽了就說，「哪裡不合身，讓我看看」。他看了之後，說「這確實應該改，也容易改」。問題在於「我們的律師」。這表示中國學生是有法律顧問的，不只是臨時找律師而已。 從那個時候起，奚若認為我是一個「有辦法」的人。這樣一個「認為」維持了相當長的時期。到了昆明之後，才打住了。 有一天傍晚，約6點鐘光景，年輕小伙子唐二哥來了。這裡說的是昆明。他說他早就到了西南聯大廣場，張伯伯已經在那裡講演。他站在那裡聽，他說張伯伯要求蔣介石辭職。這是我離開上海之後，頭一條好消息。我可慚愧不堪，我不知道奚若要做如此重要的政治一步。真是對不起朋友。後來我要唐二哥到奚若家裡去了次，我很高興唐二哥得到了大後方的政治氣氛。 30年代中期，送張奚若回西安，我寫了一篇遊戲文章： 敬啟者朝邑亦農公奚若先生不日雲遊關內，同人等忝列向牆，澤潤於「三點之教」者[1]數十禮拜於茲矣。雖鼠飲河不過滿腹，而醍醐灌頂澤及終身，幸師道之有承，勿高飛而遠引，望長安於日下，悵離別於來茲。不有酬觴之私，無以答飲水思源之意，若無歡送之集，何以表崇德報恩之心。茲擇於星期六下午4時假座湖南飯店開歡送大會，凡我同門，屆時惠臨為盼。 門生楊景任 再門生陶孟和、沈性仁，梁思成、林徽因，陳岱孫，鄧叔存，金岳霖啟 * * * [1] 張奚若講話總喜歡說：「我要講三點……」金先生跟他開玩笑，稱他為「三點之教」者。 我和錢端升家常來往 錢端升先生也是多年的老朋友了，不過他同我是否常見面是要分階段的。他有時是北大的，有時是清華的，有時又是南京中央大學的。我到南京開哲學評論會，就住在他家。那時他在中央大學教書。在西南聯大時，他是屬於北大的，我們又在一塊了。 西南聯大時，梁家和錢家都住在昆明東北郊的龍頭村。我先住在梁家；梁家走後，住在錢家。幸而是住在錢家。1943年美國開始約請大學教授到美國去講學或休息。我有一個幻想，想請在美國發了大財的湖南同鄉李國欽先生捐10萬美金幫西南聯大買補藥（即現在的維生素）。所以我要到美國去。那時候要到美國去是要通過許多關卡的，錢先生也大力地幫助了我過關卡。也許因為我就住在他家，我從來沒有謝過他。只得在回憶中謝謝他。 李國欽先生是我年輕時有些來往的朋友，並不是交情很深的。到美國去找他捐10萬美金的大款，本來就是異想天開的事。可是，到紐約後，我仍然去找了他。他只笑了一笑說：「哪裡能有這樣的事。」他還是客客氣氣請我到他的鄉間別墅去吃了一次飯。以後我也沒有再看見他。可能他早已作古，不然一定也會回國觀光的。 錢端升和陳公蕙在結婚醞釀過程中出了一點小岔子，陳公蕙突然到天津去了。錢端升請求梁思成開汽車追。汽車中除梁思成、林徽因外，也有我。還好，到天津後，陳公蕙還在天津。陳、錢和好了，他倆一同到上海去結婚了。汽車回來時我還參觀了梁思成早已發現的古寺觀音閣（即薊縣獨樂寺）。這個寺的建築規模宏大美觀，不愧為古建築師的偉大作品，不怪梁思成那麼熱愛它。 在西南聯大時期，錢、梁兩家都在昆明東北鄉間蓋了房子，房子當然非常簡便，木頭架子竹片牆壁。目的只是不逃警報而已。 男女分工是女的做飯，男的倒馬桶。我無事可做，有時也旁聽一些倒馬桶的精義。女的做飯的成績驚人。林徽因本來是不進廚房的人。有一次在幾個歐亞航空公司的人跑警報到龍頭村時，林徽因炒了一盤荸薺和雞丁，或者是菱角和雞丁。只有雞是自己家裡的，新成分一定是跑警報的人帶來的。這盤菜非常之好吃，儘管它是臨時湊合起來的。 林徽因（右一）和冰心在美國時一起野餐。 林徽因本來是不進廚房的人。有一次在跑警報到龍頭村時，她炒了一盤菜，這盤菜卻非常好吃。 做飯的成績特別好的是陳公蕙，她是能夠做大件菜的。新近住醫院時還吃了她的紅燒魚。她做的白斬雞非常之好吃，把雞在香油姜丁里蘸一下，味道就特別好了。她還告訴過我，到市場上買母雞，應該注意些什麼。我還是不能照辦。我年輕時雖然買過養著玩的大黑狼山雞，從來沒有買過預備吃的雞。公蕙的特別小品是她的煮雞蛋。煮出來的雞蛋，就蛋白說，有似豆腐腦；就蛋黃說，它既不是液體，因為它不流，也不完全是固體，因為它不硬。看著是一個小紅球；吃起來，其味之美，無與倫比。 上面談的是副食品，主食也有很講究的。張奚若家有時可以吃到綠麵條。這東西是美味。麵條是綠色的，裡面有菠菜汁，面揉得很緊，煮的時間也不長。因此吃起來有嚼頭，要用牙齒咬著吃，吃起來配上一兩大勺肉末，味道美得很。 周培源、王蒂澂要同時寫 我的時代已經進入通家時代。所謂朋友，十之八九是男女都是朋友。對於好些朋友，我是分別回憶的，對周培源、王蒂澂要同時寫。王蒂澂女士是吉林人，對馬天人的鬥爭中，鍛煉出相當突出的機智與靈活。周先生是很好的物理學家，在清華他很快就當上了行政人員，我想好些人覺得可惜。王女士不只是覺得可惜而已。她知道周先生不笨，學問很好。但是，是不是太「傻」了一點呢？王本人是否真有此思想我不知道，我認為她有。根據這一看法，我就解釋說，這不是傻，是急功好義。學校有要緊事，總是周公出來辦理，他總是從保護學校出來辦的；這是出於公，不是私。王蒂澂知道有人有此看法，也就不太當心了。 周培源一家抗戰時期在昆明龍頭村。 周培源（1902—1993），物理學家、社會活動家，曾擔任北京大學校長。 周培源夫婦是金岳霖的老朋友。 陳岱孫很能辦事 哲學所從前有一位青年同事曾大聲說：「我發現知識分子不能辦事。」我沒有多少知識，可是，早已被安排在知識分子之內，而我又什麼事情都不能辦，就證實了他的話。但是，還是要承認有非常之能辦事的知識分子，陳岱孫先生就是這樣一個。 我最早認識他是我們都住在清華學務處的時候。梅校長南下，委託他代理校事。有一天我發現我沒有手紙了，只好向他求救，給他寫的條子如下： 伏以台端坐鎮，校長無此顧之憂，留守得人，同事感追隨之便。茲有求者，我沒有黃草紙了。請賜一張，交由劉順帶到廁所，鄙人到那裡坐殿去也。 陳先生不久搬到北院7號同葉企蓀先生同居。他們雖單身，可是有條件辦伙食。 1939年，金岳霖（右三）與陳岱孫（右六）、周培源、梁思成、林徽因等人在西南聯大郊遊時。 陳岱孫（1900—1997），經濟學家，曾任北京大學教授，是道德、文章堪稱楷模的一代宗師。 金岳霖認為，陳岱孫是能辦事的人。 張奚若同我都在那裡包飯，這樣我們也有了一個落腳點。這個辦法維持了相當長的時間，可能在「七七事變」以前一個時期才解散了。 陳岱孫先生也是「星（期）六碰頭會」成員之一。認識了這樣長久的老朋友，他能辦事，並且能辦大事，我連一點影子都沒有。怪事！ 到了抗戰快要勝利的時候，我們五個人住在昆明北門街唐家家庭戲園的後樓上。這五個人是朱自清、李繼侗、陳岱孫、陳福田、金岳霖。那時雖有教學，很少科研，經常吵吵鬧鬧。對陳岱孫先生，我可以說更熟了，但是，我仍然不知道他能辦事。可是梅校長知道，他知道陳岱孫先生能辦事，所以在大家回到清華園以前，他派陳先生回北京做恢復清華園的麻煩工作。 清華校園受到日帝軍隊的破壞，糟蹋得不像樣。教員的宿舍也成為養馬房子。陳岱孫先生居然在短期內把清華校園收拾到原先一樣，重辦大學。這就說明，真的知識分子是可以做工作的，可以辦事的。 陳岱孫是能夠辦事的知識分子。 淵博正直的陳寅恪 陳寅恪先生，我在紐約見過，沒有談什麼。後來到柏林，見過好幾次。看樣子，他也是怕冷的。我問他是如何禦寒的。他說他有件貂皮背心，冬天裡從來不脫。他告訴我說，前一天有一件很特別的事，一個荷蘭人找他，來了之後又不說話，坐了好一會兒才說「孔夫子是一個偉大的人物」。陳先生連忙說「Ja Ja Ja」。這位先生站起來敬個禮，然後就離開了。 寅恪先生的學問我不懂，看來確實淵博得很。有一天我到他那裡去，有一個學生來找他，問一個材料。他說，你到圖書館去借某一本書，翻到某一頁，那一頁的頁底有一個注，註裡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舉出來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線索去找其餘的材料。寅恪先生記憶力之強，確實少見。 我有好幾次利用了「東西、春秋」四個字在中文裡的特別用法。這不是我自己想出來的。這是寅恪先生教給我的，當然他教時，材料豐富得多，涉及宋朝語言方面的歷史。我對於歷史沒有什麼興趣，歷史上重要的東西反而忘記了。 抗戰時，他不在昆明的時候多。有一短時期他也來了，當然也碰上了日本帝國主義的轟炸。離郊區不遠的地方，有些人在院子裡挖了一個坑，上面蓋上一塊很厚的木板，人則進入坑內。寅恪看來也是喜歡作對聯的，他作了「見機而作，入土為安」的對聯。 不久以後，他好像是到英國去了一次。 寅恪先生不只是學問淵博而已，而且也是堅持正義、勇於鬥爭的人。清華那時有一個研究院，研究中國的古史。院裡主要有王國維、梁啓超、陳寅恪，也有一位年輕人李濟之。前些時他還在台灣，現在是否也已作古，我不知道。看來當時校長曹雲祥對梁啓超有不正確的看法或想法，或不久要執行的辦法。陳寅恪知道了。在一次教授會上，陳先生表示了他站在梁啓超一邊，反對曹雲祥。他當面要求曹雲祥辭職。曹不久也辭職了，好像外交部派校長的辦法不久也改了。 解放後，寅恪先生在廣州中山大學教書。郭老（即郭沫若）曾去拜訪過他。郭老回到北京後，我曾問他談了些什麼學術問題。郭老說，談了李白，也談了巴爾喀什湖。這在當時一定有相當重要的意義。我不知道而已，也不好問。無論如何，兩個國故方面的權威學者終於會見了。這是最好不過的事體。 陳寅恪和妻子、女兒在一起。 陳寅恪（1890—1969），中國現代最負盛名的學者。早年為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之一，其學問被譽為「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金岳霖在紐約、柏林就見過他好幾次，後來向他學到很多東西。 郭老還把他們湊出來的對聯給我，對聯並不好。郭老扯了一張紙寫了出來給我。我擺在褲子後面的小口袋裡。有一次得胃潰瘍，換衣褲進醫院，就此丟失了。 陶孟和領我吃西餐 陶孟和先生是我的老朋友，後來在四川李莊同我發生了矛盾。但是，那是個人之間的小事，作為有大影響的知識分子，他是為當時的人所欽佩，也是應該為後世的人所紀念的。從他的家庭著想，他是可以當蔣介石王朝的大官的，可是他沒有。（我有一次在南京，疑心他要做南京的官了，因為他住的地方真是講究得很。可等待了好久，他仍然沒有做南京的大官，我疑心錯了。）他的思想偏「左」，不是舊民主主義者，也不是共產黨人。他的政治思想可能最近社會民主，但是也沒有這方面的活動。 陶孟和在北京長住在北新橋，他的電話是東局56號，房子號碼不記得了。這所房子很特別，南北兩頭是房子，中間是一個大花園。花可能主要是海棠、丁香。北屋是中國式的，南屋是北京特有的早期西式的房子，它本身似乎沒有什麼可取的地方。 西南聯大時期的金岳霖。 整個房子的布局很特別，我覺得應該保存，也可以用此來紀念陶先生。 陶孟和也是介紹我在北京吃西餐的人。那時候，有不少的人在前門外京漢路終點站（簡稱西站）吃西餐。孟和領我到那裡吃過飯，那裡的西餐似乎還可以。另有大的西餐館，似乎叫擷英番菜館，菜只是中菜西吃而已，似乎無此必要。 黃子通最得意董其昌的畫 我在清華教書不是一、三、五的課，就是二、四、六的課。我總是頭一天晚上就到了學校，一、三、五居多。遇到這樣的時候，我有一段時間總是到燕京大學去找黃子通先生。我們雖然都是教哲學的，然而談的不是哲學。他有些中國山水畫，其中有一張謝時臣的。他自己最得意的是董其昌。我喜歡的是謝時臣，有機會就要去看看它。因此，我同黃先生也成了朋友。 可是，黃先生同燕京大學的權威們打了一架，走了，到湖南大學去了。在燕京接替他的是張東蓀。 董其昌的作品《青弁圖》。 黃子通（1887—1979），哲學家，曾任教於北京大學。20世紀50年代，參加《毛澤東選集》的英譯工作。 金岳霖常到黃子通那裡看他收藏的一幅謝時臣的畫，他喜歡的卻是董其昌的畫。 我與張東蓀的好與不愉快 我同張東蓀的關係，一部分是好的，另一部分是不愉快的。 先說不愉快的部分。殷福生是當時要學邏輯的青年，寫信給我要學這門學問。我問張東蓀，有什麼青年可以做的事，得點錢過過日子。他說那好辦。我就讓殷福生到北京來了。來了之後，張東蓀說沒有事給殷做。我只好維持殷的生活，多少時候，現在忘了。 另一件對我來說是極好的事。我加入民盟是張東蓀安排或幫助安排的。以後我會有一段講民盟幫助思想改造的特別作用。對我來說，那是極其有益，也是極其愉快的。這我應該感謝他。 這個人是一個「玩政治」的。這裡所謂「政治」和我們現在所了解的政治完全是兩件事。 張東蓀一家在北京大學。 張東蓀（1886—1973），哲學家、社會活動家，曾任北京大學教授。1921年曾參加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會議，後加入民盟。 金岳霖與他的關係一部分是好的，另一部分是不愉快的。 「玩政治」究竟是怎樣玩的，我也說不清楚，也不必知道。看來，在不同實力、地位之間，觀情察勢，狠抓機會……是「玩政治」的特點。林宰平先生曾同我說過，「東蓀太愛變了，並且變動得可快」。 儒者林宰平 林宰平先生是一個了不起的中國讀書人，我認為他是一個我遇見的唯一的儒者或儒人。他非常之和藹可親，我雖然見過他嚴峻，可從來沒有見過惡言厲色。他對《哲學評論》的幫助可大，這個「評論」要靠自己的言論過日子是不可能的，宰平先生背後有尚志學社基金，維持《哲學評論》的存在主要靠宰平先生。 我的《論道》那本書印出後，如石沉大海。唯一表示意見的是宰平先生。他不贊成，認為中國哲學不是舊瓶，更無需洋酒，更不是一個形式邏輯體系。他自己當然沒有說，可是按照他的生活看待，他仍然是一個極力要成為一個新時代的儒家。 《哲學評論》時代，他一直是鼓勵我的寫作的。我一直也以他為長者看待。他過去時，我曾私作以下輓聯： 林宰平的著作。 林宰平（1879—1960），哲學家、佛學家，早年留學日本，曾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任教。 金岳霖認為，林宰平是了不起的中國讀書人，也是自己遇到的唯一的儒者。 攻讀鵠形，空添馬齒； 氋鶴翅，有愧羊公。 能用與否，不敢自信，未寫出送出。 最雅的朋友鄧叔存 鄧叔存先生也是「星（期）六碰頭會」的參加者。他參加的方式和張奚若、梁思成、陶孟和的方式不同，這三家都是男女一起參加的，鄧先生只是單獨地參加而已。原因是他家仍然維持了男女分別活動的原則。「星（期）六碰頭會」談話的內容，除每次開始時有一小段時候談談政治情況外，主要的是談美術，有時鄧先生還拿一兩張山水畫來。他不只是欣賞美術而已，而且是美術家。他的字可寫得好，特別是篆體字；他也能畫。在一篇哲學論文裡，我說「火爐一砌，老朋友的畫就掛上了」，這裡說的畫就是叔存先生的畫。 叔存是我們朋友中最雅的。雅作為一個性質，有點像顏色一樣，是很容易直接感受到的。例如「紅」，就我個人說，我就是喜歡，特別是棗紅、赭紅。雅有和顏色類似的直接呈現的特點，一下子就抓住了。可是，雅的本質是什麼，我們大都不知道，我個人就是不知道。愈追本質，我愈糊塗。 鄧以蟄的書法作品。 鄧以蟄（1892—1973），字叔存，中國現代美學的奠基人之一，曾任北京大學教授，與宗白華有「北宗南鄧」之稱。他是「兩彈元勛」鄧稼先的父親。 金岳霖認為，鄧以蟄是自己最雅的朋友。 「紅」那樣的問題，自然科學家解決了它的本質問題。「雅」的問題，他們大概不會過問。這個問題看來還是要靠社會科學方面的或文學藝術方面的先生們來解決。 叔存去世了，我曾作輓聯如下： 霜露葭蒼，宛在澄波千頃水； 屋深月滿，依稀薜荔百年人。 但是沒有寫出，更沒有送出。 嗜好歷史的黃子卿 黃子卿先生不久前過去了，我失去老友很悲哀。他的身世我不太清楚，只知道他和我有類似的情況。我原籍浙江，老家在湖南做官，說話仍帶湖南音，他可能比我更厲害一點。他原籍廣東梅縣，可是，說一口的湖南話。在我們住在唐家家庭戲園後樓的時候，他到樓上來談話的時候特別多，談的常常是秦皇、漢武，特別是漢武。對秦皇，可能只是對他統一中國有大功，得到「車同軌、書同文」的局面。對漢武則有點崇拜英雄的味道。他好像曾說過漢武時中國版圖同清康熙全盛時期的同樣大。這可不是一句容易說的話，這涉及古地理學。顯然，他下了許多功夫才得出這一結論來。我好像不大容易同意這一論點，也沒有理由反對這一論點。無論如何，歷史是子卿先生的嗜好，不是他的職業。 1963年，黃子卿（右七）在北京大學燕南園與北京大學的同學在一起。 黃子卿（1900—1982），中國物理化學的奠基人之一。曾長期執教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 金岳霖在西南聯大時，同他同住在唐家家庭戲樓後院，他們的談話特別多。 祖宗留給我們寶貴的遺產中有「車同軌、書同文」這樣的好事。「車同軌」可能是整個的好事；「書同文」應該說是一半好事，另一半是字，而字不同音。從前看見藥鋪里掛著油漆得很講究的木匾，上面刻著「屈成士……」這匾我就不懂了。經解釋後才知道這是廣東人用廣東音翻譯過來的譯音寫出來的匾。書雖同文，字音不同，仍有隔閡。有些笑話，並不是各省的人都能懂的。 我不大懂胡適 我認識的人不多，當中有些還是應該研究研究。胡適就是其中之一。我不大懂他。我想，他總是一個有很多中國歷史知識的人，不然的話，他不可能在那時候的北大教中國哲學史。顧頡剛和傅斯年這樣的學生，都是不大容易應付的。 這位先生我確實不懂。我認識他很早的時候，有一天他來找我，具體的事忘了。我們談到necessary時，他說：「根本就沒有什麼必須的或必然的事要做。」我說：「這才怪，有事實上的必然，有心理上的必然，有理論上的必然……」我確實認為他一定有毛病，他是搞哲學的呀！ 還有一次，是在我寫了那篇《論手術論》之後。談到我的文章，他說他不懂抽象的東西。 這也是怪事，他是哲學史教授呀！ 1948年，金岳霖與胡適一同當選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圖為胡適（前右四）等中央研究院院士在一起。 哲學中本來是有世界觀和人生觀的。我回想起來，胡適是有人生觀，可是，沒有什麼世界觀的。看來對於宇宙、時空、無極、太極……這樣一些問題，他根本不去想；看來，他頭腦里也沒有本體論和認識論或知識論方面的問題。他的哲學僅僅是人生哲學。對這個哲學的評價不是我的回憶問題。 按照我的記憶，胡繩同志告訴我說，他和毛主席曾談到世界觀和人生觀的問題。毛主席說對資產階級，這二者是有分別的；對無產階級，情況不同。無產階級從自在的階級轉變為自為的階級以後，世界觀就是它的人生觀，它沒有獨立於革命的世界觀的人生觀了。這是很重要的指導思想，現在也仍然是。 1944年，趙元任、楊步偉、饒樹人同我都在紐約胡適家裡，討論胡適到哈佛大學去講學的事。趙主張胡租住一所有設備並可找臨時廚師的房子，為期三個月。胡適說三個月不到。趙說，那就找一個人頂替房子。我說，這樣一個人不好找。趙問為什麼？我說，一個人總要替自己打算一番。趙說「替自己打算為什麼不行」。我說：「他大概會認為太……」說到這裡，我做難說姿態。趙追問「太」什麼？我說：「太伊於胡底了呀！」我們四個人都大笑。趙笑得特別厲害，說好得很，完全是臨時想出來的。胡適沒有笑。 在國外留學，寫中國題目論文的始作俑者很可能是胡適。他寫的博士論文好像是《在中國的邏輯發展史》[1]。在論文考試中，學校還請了一位懂中國歷史的、不屬於哲學系的學者參加。這位學者碰巧是懂天文的，他問胡適： 「中國歷史記載是在什麼時候開始準確的？」 胡適答不出來。 那位考官先生說： 「《詩經》上的記載『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是正確的記載，從天文學上已經得到了證實。」 這個情節是我聽來的，不是胡適告訴我的。雖然如此，我認為很可能是真的。 * * * [1] 胡適的博士論文題目是《中國古代哲學方法之進化史》。1992年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刊行的英文本底稿的標題是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並有中文標題《先秦名學史》。1983年上海學林出版社以《先秦名學史》書名出版了中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