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霖回憶錄 · 第一部

金岳霖《金岳霖回憶錄》

我的老家庭我的老家庭是清朝後期的洋務派的官僚家庭。父親是浙江人，在湖南做小官，可能是一個知府級的官。他官雖小，可是後台有人。不然不會到黑龍江穆河去當金礦局的總辦。在總辦任上，他被抓到俄國的聖彼得堡。後來很快就回到了長沙。他培養他的大兒子的辦法完全是傳統的，走入學、鄉試、會試、廷試的路。可是，大哥只走到舉人這一階段就打住了，死了。父親要他自立，他就到外縣去當家庭教師先生，不久死於住所。二哥呢，父親把他送到上海聖約翰大學去讀書。這是明顯的轉變。更突出的是，父親把我的三哥送到黑龍江北岸的海蘭泡，顯然是要三哥去學些工程技術性的東西的。他是十足的洋務派。四、五兩個哥哥可能是我的母親去安排他們的前途的。這我不清楚了。青年時代的金岳霖。金岳霖的老家庭是清朝後期的洋務派的官僚家庭。他的父親是浙江人，在湖南做官，後來到黑龍江穆河當金礦局的總辦，任上被抓到俄國。後來又很快回到了長沙。雖然我的母親、舅舅、舅母都是湖南人，我可不能因此就成為湖南人。辛亥革命之後，以中山先生為首的政府很快就頒布了一部法律，內中有一條說在什麼地方生長的就是什麼地方的人。按照這個標準，我是湖南人是毫無問題的。封建制度之下的兄弟不能成為朋友，六個年紀比我大的哥哥當然都不可能是我的朋友。這也就是說，年紀相差最小的哥哥——六哥也不能成為朋友。六哥比我只大幾歲，淘氣的時候也讓我參加，在雅禮學校讀書的時候也是同學。儘管如此，我們不是朋友。他比我大，管我。1913年，他在當時北京東城外的二閘淹死了。事實上，在這一年我已經是獨立於封建家庭的人了。我出生在有被瓜分恐懼的時代清末有兩個由南到北的政治運動：一是改良的，一是革命的。後來改良的失敗了，革命的成功了。有一個文化移動，早就發生，可是清末時加速了。這個移動是由東向西的，很可能是由於長江水運加速而文化移動也加快了。加上武漢的影響，湖南成為一個朝氣蓬勃的地區。這時湖南人的雄心壯志是了不起的。我們房子的西邊就是玉皇坪廣場。在這個廣場上經常有學生結隊做體操，同時也唱歌。頭一首歌是：學友們，大家起來，唱個歌兒聽，十萬軍人，狠狠狠，好把乾坤整。下面還多得很，更有甚焉者，有人唱：中國若是古希臘，湖南定是斯巴達；中國若是德意志，湖南定是普魯士；若謂中國即將亡，除非湖南人盡死。餘生也晚，沒有趕上上面說的朝氣蓬勃的時代，反而進入了有瓜分恐懼的時代。這時，湖南是在對英、日的恐懼之中。航運交通差不多完全為英、日「火輪船」所壟斷。我的大哥和二哥的分別是最好地反映了時代的分別：大哥是清朝的「舉人」，二哥是上海聖約翰大學的畢業生。二哥是經常要坐輪船到上海去的。可是那時候輪船都是洋行所有的，不是英國的就是日本的。英國的船公司叫怡和公司，船停的地方叫怡和碼頭。日本的船公司的名字我記不得了。大概二哥坐的主要是英國船。這時候，就產生了對英、日瓜分的恐懼。中國已經被瓜分成為各國的勢力範圍。湖南和長江下游都屬於英、日範圍，雲南是法國的勢力範圍。德國和山東好像是以後的事。我的小學和中學那時候，學校和教育好像還不是一個勢力範圍，學校是私立的。我小的時候進的是私立的明德學堂，是鬍子靖胡九先生辦的。他辦這個學堂很吃力，很費工夫。胡先生花自己的錢可能就不少，但是，總還是要靠捐款，有的時候學生也參加捐款工作。我就參加了歡迎大官僚袁海觀的會，據說那一次袁海觀就捐了1萬塊錢。胡先生有時也浪費。他蓋了一座三層木頭架子的樓房，我們這些小學生要到三樓去上課。那個樓房有點搖擺，後來只得放棄。可是，在那個樓上可以看見英國和日本的火輪船。上面有一句話，「學校和教育好像不是一個勢力範圍」。這句話當然是有文章的。學校和教育當然也是一個勢力範圍，而美國人就到湖南來占領這個勢力範圍，在中國的雅禮大學（以後改稱為雅禮學校）就在這裡開了張，校址是在坡子街。學校有圓柱大廳住房，好幾進，並有樓房的舊住宅。人多一些的體育運動要到湘江中的水陸州去。跑百米最快的是周琦。監督當然是美國人，他住在偏院的樓房上。還有一位美國教員住在住房最後一進的後樓上。醫生不住在坡子街，住在南正街。這三個美國人在那個時候就這樣在學校教育範圍內建立了一個陣地。建立這個陣地是美國一個大學的事，是民間的事。從法律上說，似乎應做這樣的理解。這個陣地的教會或宗教氣味很重。但是辦學校總是好事不是壞事；是花錢的事，不是賺錢的事。有一次監督要回美國去，李昶同學寫了一篇長詩送行，最後兩句是：「何時玉胝兮□□臨乎敝邑，歡迎而歌兮響震乎千山之穴。」顯然這不是開火輪船賺錢所能辦到的。在清華學堂學校教育這一勢力範圍的占領是頭等重要的大事。頭一點要強調，它的對象是青年，不是老年。老年就是爭取到了也沒有用。要占領的是青年的什麼呢？意志、情感、思想，或者兩個字「靈魂」。古人對於這兩個字是有某種迷信的，這裡的意義只是前三者的代名詞而已。前三者非常之重要，占領了它也就是占領了整個的人。這也就是說，這一勢力範圍的占領製造了許多黃臉黑頭髮而又有中國國籍的美國人。當然這只是極其初步的美國人，單靠在中國辦學校也只能做到這一點。後來，美國政府也加入了這個勢力範圍的占領。這可能是老羅斯福——長島（紐約東邊的長島）的羅斯福，不是紐約州黑德笙公園的福蘭克林·羅斯福。老羅是一個衝鋒陷陣的角色，在古巴打過仗，在非洲打過獵。可是有武也有文。很可能在他的直接或間接影響之下，美國退回賠款，辦留美預備學校。清華的最初歷史就是這樣一個預備學校（那時候叫學堂）。外交部設立了留美學務辦事處，以該部的左丞（或右丞）周自齊為督辦，學部（當時的教育部）的范源濂為總辦兼學堂監督，外交部的唐國安為會辦兼學堂副監督。入學考試由周自齊「點名」，到的學生站在廣場，唱到學生名字時，相應的學生就高聲喊「到」。周自齊就在那個學生的名字上用銀珠紅點一下，如此，他就「正式」入場了。重要的東西是頭一場考試：國文、算學、英文。英文我覺得不怕，算學靠運氣，怕的是國文。我在湖南考過留美預備的中等科，湖南的國文題目是《「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論》。我不知道這是唐朝裴行儉的話。落選。北京考場的國文題目是《人有不為而後可以有為議》。這就好辦。算學的運氣好，題目極難，考生大都做錯，我當然也做不出。題目是一位顧先生出的。我考取了。第二場考試的題目很多，可是，顯然不重要。頭一場考試得第一的是侯德榜。此公後來學化學，在天津工作，解放後仍在天津工作，並且還隨團體到外國去過。那時候清華學堂的伙食（即現在稱之為飯菜的那東西）糟得很，四大碗、四大盤全是肉。外省來的學生吃不慣，富裕一些的學生不食，等學監走後，炒雞子（雞子即蛋，那時不叫「蛋」）。我講實話，還受到批評。一天，長沙雅禮中學的美國人胡美來參觀。學堂的監督已經是周貽春。青年時期的金岳霖。胡美問我伙食吃得來吧？我說「不好，吃不來」。胡走後，周貽春還狠狠地批評了我。這一段說的事要晚一些，可我說不清晚多少。范源濂做監督的時間不長，他很快就成為大人物了，成為南北和談中的使者了。提起范先生，使我想到一件很特別的事。這就是地方話的問題。在清末民初，方言問題相當大。一般地說，福建人或廣東人學北京話學得最好。發音相近的反而成績差些。從前曾有流行的話，說「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山東人說北京話」。也有成績不高而自負的人。范先生說一口的湖南長沙話，可是他對我說：「我們沒有這個問題，我們說一口的北京話。」我到清華教書不久，有一次開學典禮是教務長鄭桐蓀先生主持的。用現在的話說，「報告」是他作的。禮畢，我們走在一塊，他問我聽得清楚否？我說「清楚，雖然你說的是上海話」。他大驚：「啊！我還有口音呀！」這句話仍然是用上海口音說的。在清華沒有多久，南方革命了。清華的學生走光了。我是高等科的最後一個。學校不開飯了，我非走不可。我到稅務學堂我六哥處。做事情不考慮時機也是怪事。我把辮子剪掉了。進城我要經過慶親王府，大門外的兵盯著我看，但是也沒有管我。到了城裡，才知道稅務學堂沒有停辦。六哥留京，我應回湖南去。路費怎麼辦呢？想法子，找長沙郡館。我們這些人就聚集在街旁一塊空地上，派三個代表去找郡館負責人。後來知道他是湖南的小京官鄭沅。我的六哥是三個代表之一。不久六哥就回來了，說：「他們要我回來，時間可能要長一些，只好耐心等。」等了好久之後，那兩個人還不回來。我們又要六哥去找那兩個人。六哥跑了回來說，那兩個人走了，錢也拿走了。看來六哥同我都是既容易欺以其方，又容易枉以非其道的那時候的知識分子。那時候，非常之亂。我只知道離北京的亂，沒有經驗過由南回北京的「亂」。離北京時亂得出奇。從北京到天津的途中，我同一群馬在一個露天的車廂里，彼此相安無事。海船上只開兩次飯，餓得難受，只好每次吃兩份，吃了一份之後馬上就從另一門進去，再吃一份。從上海沿長江而上，在城陵磯下船。下船就嚇壞了，岸邊掛了一個人頭。無論如何很快就到了家。那時候，我家已鄉居，打聽消息不好辦。不久後，有一消息說，「孫大總統南京坐殿」。這樣，我也進了城。在城裡碰見雅禮同學張逸。他肩上掛了一條紅綢長條，說「巡邏巡邏」。不久我又回到清華。可是，北京是什麼樣的北京，我說不清。只能說一點，北京仍然是清朝的。一個證據是，我在高等科食堂前看見了孫寶琦，他是外交部的大官，可能是尚書，也可能已改成「大臣」。特點是他穿了一身英國官員的禮服。回到清華之後，情況和上次完全兩樣了。英國來的教員很多，他們差不多全是年齡不大的美國大學畢業生。他們都住在東北角的小房子裡，除了教課外，當然教我們學習美國人的生活方式。後者，特別是星期六晚上的會。在這些會上很多次是學生用英文辯論，或者用英文進行演說競賽。孫寶琦在外交場合上的留影。孫寶琦（1867—1931），1924年任北京政府國務總理。金岳霖在清華高等科見到他時，他穿了一身英國官員的禮服。美國人占領了教育這個勢力範圍，而又能使中國人不感覺到它是占領。甚至本來是美國替中國培養知識分子的事，到了「美籍華人」時代也可以說已經變成了中國替美國培養知識分子的事了。也許有人會說，不對，他們的知識分子是在美國得到的，不是從中國帶去的。不錯，就知識的來源說，確實如此。但是，知識分子的頭等重要問題是為誰服務的問題。就階級說，問題是清清楚楚擺著的。有些美國人聽見「階級」兩個字就不高興。不擺階級吧！就這一或那一聽講受教的人說，他們也不是姓趙錢孫李的人，而是Dick或Hass。顯然，現在的美籍華人是中國替美國培養的知識分子。這就是說，他們是美國的知識分子，我們從優招待是應該的。到美國留學 1913年我六哥的死，對我是很大的打擊。他在我的兄弟中是我最好的朋友。 1914年我到美國去了。到美國費城後不久，我就幸運地住到故德瑞利區Goodrich家裡。她家那時只有她這老太太和她的女兒，丈夫曾經在一家保險公司供職，早已過世。女兒是大學畢業生，比我大十歲，有對象在紐約。這家的房子是三層小樓，底層大房間是客廳，二樓臨街的一間好房子租給學生，已住有人，我住三樓一間小房子。老太太對我可以說很優待，總說我遠離父母，可憐。我也待她像母親一樣。我從1914年秋到1917年夏天畢業，都住在她家。我那時以為她們與政治不相干，其實那是錯誤的，她們只是不「玩」政治而已。她們常接待的朋友有兩家。 1917年至1920年，金岳霖（右三）在哥倫比亞大學留學時期與胡適（右二）、張奚若（右一）等人在一起。胡適（1891—1962），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張奚若（1889—1973），政治學家、愛國民主人士。曾任西南聯大教授、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部長，他曾建議新中國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名。 1917年夏天，金岳霖進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1914年秋到1917年夏，金岳霖住在故德家，他了解了美國社會的許多情況，這樣的家庭在美國具有一般的代表性。一家是一位律師，也是「怪」律師，他教我們唱歌，我現在還記得他教我們唱的一首歌。另一家也是母女倆，住得很近，差不多完全是那一家來做客，故德家從來不到那一家去。女兒一來就唱歌。我能裝模作樣地哼一哼的美國歌，除校歌外，都是從她那裡學來的。1915年沒有什麼特別，過去了。1916年袁世凱要做皇帝，我坐在故德家臨街走廊上大哭了一陣，沒有告訴她們。1917年夏天我畢業了，暑假沒有完我就轉學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去進研究院了。到了1918年，故德全家搬到芝加哥去了。故德老太太不久也去世了。她們這一家是有特點的，這也就是說她們是有一般性的。她們有文化，可是不是文化人；她們有相當多的知識，可是不是要推動知識前進的知識分子；她們沒有多少錢，租房子給學生，可以幫助零用，可是她們也不靠房租過日子；她們沒有勢力，老太太娘家的侄子只是市政府的小職員，不是官。美國參戰後，女兒和一個臨時的海軍軍官結了婚，生了幾個男女。看來這個新家庭和舊家庭差不多。那時候的美國，這樣的家庭何止千萬，所謂「白領子奴隸」就是這種家庭的人。他們可能在工廠工作，可是他們不是直接參加體力勞動的、穿著很厚的藍布褲子行動快速的工人，而是慢條斯理的普通人。這樣的家庭是那時民主美國的背脊骨。他們沒有他們自己的領袖，在近代最接近於他們的總統可能是第一次大戰期間的總統魏爾巽。這位總統在當選前是一個大學校長，在華盛頓衣冠楚楚的人當中難免有些土頭土腦，後來他到歐洲去當美國的議和代表，比較起來，差不多就成為鄉下人了。但是，在代表中曾有人想到要把世界變成一個對民主人民沒有危險的世界，可能正是他。當然他失敗了，他可能不只是失敗了，而且自以為成功了。這就不只是可笑，也可悲了。由學商業轉學政治話還是要說回來。我到美國去，開頭學的商業。這玩意引不起興趣，轉而學政治。到了哥倫比亞大學，我著重選了兩門課，一門是比亞德的美國憲法，一門是鄧玲的政治學說史。前者不是簡單地講憲法的，而是講憲法的經濟理解。這門課不為學校的權勢所容，教授也只得辭職。我對政治學說史發生了最大的興趣，後來我的博士論文就是在鄧玲老先生指導之下寫的。這位先生的頭光得可以照人，嘴唇上兩片白鬍子往上翹，出門時戴一頂圓頂硬殼禮帽（久矣乎不存在了）。冬天裡在講台上，在辦公室里都戴一頂中國式的瓜皮帽子。出門上街時，冬天裡總是穿一件Chesterfield式的外套，夏天裡他也穿一套黑衣服。喜歡講笑話。張奚若和我都在他的班上。老朋友張奚若可以說是不寫文章的，可是在那時候，他卻寫了《主權論沿革》一文，刊在上海印的《政治評論》上。我認為主權論仍應該強調，我們的憲法裡應該有主權論內容。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有主權的，台灣沒有，台灣一直被美國的海軍、空軍包圍了，無法行使我們的主權。畢業後，我轉而學習政治思想。我的博士論文就是寫英國一位政治思想家的政治思想（那時我反對寫中國題目，因為導師無法指導）。在1918年到1920年這一段時間之後，我就沒有離開過抽象思想。這一習慣形成之後，我雖然是一個活的具體的人，我的思想大都不能在活的具體的事上停留多少時候。這仍然是基本事實。上面我曾提到我反對留美學生在寫博士論文時寫中國題目，尤其不要用英文寫古老的中國古文格式文章。有一位先生用英文翻譯了「閔予小子，不知天高地厚……」教師說：「我也不知道天高地厚，你要知道那個，幹什麼！」這裡說的是七十多年前的事，現在這類的事想來沒有了。在1918年或1919年哥倫比亞大學也起了變化。Charb Beard和Jame Robinson不滿學校的陳舊辦法，在市中心設立了一所研究社會的新學校。這個學校請了三位英國人來講學。第一位是最年輕的，已經在哈佛大學講學的拉斯基。他可能比張奚若還小一歲。可是，張奚若非常之佩服他。第二位是從英國請來的瓦拉斯（Graham Wallas），費邊運動中心人物之一。我覺得這個人非常之可親。看來這些英國學者和美國學者不一樣。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期間，金岳霖與張奚若（右二）、徐志摩（右一）在一起。徐志摩（1897—1931），詩人，曾任北京大學教授，1931年因飛機失事遇難。金岳霖和張奚若、徐志摩同在美國留學，後又一同到英國。他們的希臘文似乎是家常便飯，瓦拉斯每年暑假要讀一遍柏拉圖的《共和國》。最後來講學的是拉斯基的老師巴克（Earnect Barker）。這為我們「三個人」以後到英國去，打下了基礎。這裡說的「三個人」，除張奚若和我之外，加了一個徐志摩。他和我們很不一樣。頭一點是闊，我只有60美元一月，張大概也差不多。徐是富家子弟。他來不久，就買了一套72塊美金的衣服。不久褲子不整了。他不知從哪兒借來了熨斗，燙褲子時和別人爭論，把褲子燙焦了一大塊。只得另買一條灰色褲子。資產階級學者費力研究的學科社會科學方面有三門學科是資產階級學者花了相當多的時間和精力去研究的。一是經濟學，一是政治學，一是社會學。我沒有學過經濟學，唯一靠了一點邊的是上了一位有名的經濟學家所講的課。可是，這位教師所講的那門課碰巧又不是經濟學，而是英國農民史。他所著重講的是煙囪。我在英國的時候也正是凱恩斯出風頭的時候，可是，我不認識他。他好像寫了一本小冊子叫做《和平（第一次大戰之後的和平）的經濟後果》。羅素說「凱恩斯本人就是和平的經濟後果，他本人已經成為富人」。這門學問最像自然科學那樣的科學，它確實發現了一些規律，隨時運用也能得出一些結論。其餘兩門都趕不上。政治學，我在美國讀書的時代就叫做政治科學，其實它離科學甚遠。可是，它收集了大量的關於政府的材料，因此也大量地集中了這方面的知識。凱恩斯像。約翰·凱恩斯（1883—1946），現代西方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金岳霖在英國留學的時候，也正是凱恩斯大出風頭的時候，羅素認為「凱恩斯本人就是和平的經濟後果，他本人已經成為富人」。那時候有一個很特別的情況：最好的一本關於美國政府和政治的書是James Boyo寫的，而他是英國人；關於英國政府和政治的最好的書是Lowell寫的，而他是美國人。我的印象是社會學最壞。教我的教授是當時鼎鼎大名的Yidinop。在一次講演中，他大罵了俄國革命，可是大大地恭維了列寧。他說：「列寧行，列寧是貴族。」這真是胡說吧！他認為社會就是同類的自覺。英國的斯賓塞耳也是一個社會學家。此人專搞老生常談，連篇累牘，書寫得很多，可是毫無真正建樹。據我的記憶，他的墳離馬克思的墓很近，現在去瞻仰馬克思的墓的人，早已忘記了或者根本不知道曾經有斯賓塞耳這樣一個人存在過。當然，社會學和別的學科一樣總是有幾本好書的。我的印象Willim Graham Sumera的一本書就是好書。書名我忘記了。在英、法兩國曾出現一種學說，叫社約論。持此論的人有霍布斯、洛克，而主要的人是盧梭。看來這是一些極端的個人主義者，根據形上學的思想方法提出來的關於社會起源的學說。對於它，馬克思主義可能早就得出科學的結論，不過我不知道而已。在這裡我之所以提到它，因為我們這裡還是有喜歡它的人。從前有一位馬君武先生，他就喜歡這一學說的人。我看見他的時候，他的年紀已經相當大了。張奚若也是比較喜歡盧梭的。我有時還聽見他朗誦盧梭書裡頭一句話：「人生出來是自由的，但是無論在什麼地方，他又是用鐵鏈子鎖起來了的。」（可能譯得不妥。）到英國我進入了哲學在英國我也有以老師相待的人。一位是瓦拉斯，我在美國聽過他的講。他住在倫敦，找起來很方便。看來英國人不大喜歡人到他家去，他要我找他的地方是他的俱樂部。他那時候喜歡談心理與政治。看來他談的時候多，既沒有發表文章，更沒有寫成書。他讀書還是相當勤的，每年暑假他都要讀一次希臘文的柏拉圖的《共和國》。另一位是巴克，我也是在紐約聽過他的講。他本來是在牛津大學教書的，我到倫敦的時候，他已經是倫敦大學國王學院院長。他是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英、美、歐洲聞名的專家學者。要他做院長，可惜。1958年，我又有機會到英國去，在劍橋看見了他。我說我有機會就要拜訪老師。休謨像。大衛·休謨（1711—1776），蘇格蘭哲學家。1734年，休謨第一次到法國，開始研究哲學，並從事著述活動。主要著作為《人性論》。金岳霖到英國後讀了他的書，思想發生了轉變。巴克已經是八十以上的人，一個人孤獨地住在一間小房子裡。他見了我大流眼淚。無兒無女，也沒有人理他，日子是不好打發的。在資本主義社會裡，不及時作古，無論有無兒女，日子總是不好過的。兒女總是要擺脫父母的。到英國後，我的思想也有大的轉變。我讀了休謨的書。英國人一向尊稱他為「頭號懷疑論者」。碰巧那兩三個月我不住在倫敦市中心，沒有逛街的毛病。就這樣我比較集中地讀了我想讀的書，從此我進入了哲學。這是在對邏輯發生興趣之前的事情。我說「從此進入了哲學」，是說我擺脫了政治學或政治思想史學的意思。顯然，我找瓦拉斯的時候，我還沒有擺脫政治學說思想。到了讀休謨的時候，政治思想史已經不是我致力的方向了。脫離政治學說史，也就是離開倫敦大學的經濟學院。但是，走牛津的道路呢，還是走劍橋的道路呢？回國後教邏輯有一次，有一個美國姑娘同張奚若和我在法國巴黎聖米歇大街上邊走邊爭論。哪一年的事我忘了。他們彼此都說不通，好像都提到邏輯，我也參加了爭論。但是，我可不知道邏輯是什麼，他們好像也不大清楚。可是，不久同邏輯幹上了。回到北京以後，趙元任本來在清華大學教邏輯，不教了，要我代替，就這樣，我教起邏輯來了。我也只好邊教邊學。1931年，我又有機會到美國留學一年，就到哈佛大學的謝非先生那裡學邏輯。我告訴他說，我教過邏輯，可是沒有學過。他大笑了一陣。這時懷特海也在哈佛大學教書。這樣，我這個本來同牛津思想關係多一些的人變成與劍橋思想多一些的人了。（懷特海本人不是劍橋大學的，可是羅素和穆爾都是。）無論如何，我走上了比較著重在分析的哲學了。 1943年，金岳霖在美國哈佛大學與趙元任在一起。趙元任（1892—1982），是中國現代語言學的先驅，清華研究院「四大導師」之一。金岳霖接替他，在清華大學教授邏輯。參加《哲學評論》的工作我在北京或北平也參加了《哲學評論》的工作。我當然寫了些形式邏輯或哲學的文章，形式邏輯的文章可能多些。但是，哲學文章也有，主要是關於休謨的文章。「休謨」這兩個字不是我英文念錯了，而是故意的。有些英國人稱休謨為「特級懷疑家」，「休謨」兩字的用意是他把所有的「謨」都懷疑掉了。英國的哲學家通常是把霍布斯、洛克和休謨聯在一起談的，因為他們都涉及社約論。這就把培根排除出去了。這三人中洛克的知識論或理性論是最有體系的，但是，他的影響不限於哲學，而主要是政治。休謨的影響反而最大。康德曾說過，休謨使他（康德）從教條主義的酣睡中驚醒過來。那時候，我對於休謨是有興趣的，我還開了休謨的課，主要是讀書。 1982年，在金岳霖從事教學和科研工作56周年慶祝會上，金岳霖與賀麟見面，握手問候。賀麟（1902—1992），現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1919年考入清華學堂，受到梁啓超的影響。1926年赴美國留學，1930年轉學德國。回國後長期任教於北京大學。1955年後，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主要論著有《文化與人生》。金岳霖和馮友蘭、賀麟參加了《哲學評論》的工作。有一個學生，後來曾在政法學院的曾秉鈞先生，我們經常是以推敲的方式讀書，這對我的益處也是很大的。參加《哲學評論》的人有馮友蘭、有我，以後有賀麟。但是，特別重要的兩位先生是瞿菊農和林宰平。具體的事情，主要是瞿先生去辦的。錢是尚志學社提供的，而這就靠林先生。這裡說具體的事情，其實就是一大堆瑣瑣碎碎的事情，不知道瞿先生是如何處理的。這使我非常之感激。他是學教育的，對哲學很有興趣。不知是在這以前還是以後，他參加過定縣鄉村工作。抗戰以後，我就沒有看見過他了。《哲學評論》是在北京出版的，在北洋軍閥時代沒有出什麼問題，可是後來問題發生了。南京要我們去開會，瞿、林都沒有去。那時候賀麟和沈有鼎先生都回國了，都預備去開會。我們的安排是馮友蘭為理事，賀自昭為秘書，同南京的人打交道。我的任務是坐在沈有鼎先生的旁邊，阻止他發言。南京的人出來講話的是陳大齊先生。他原來是北京大學的校長或教務長，這時是南京的大官，可能是考試院的副院長。他說了什麼我沒有聽見。沈先生果然有兩三次要發言，都是我把他的衣服抓住，阻止了他發言。在這裡我借回憶的機會向他道歉。為什麼有這個安排的必要，我不太同意，可我還是執行了。這件事有機會應同賀、馮兩先生談談。他們碰到了什麼傷腦筋的事，我不知道，要他們自己寫才行。清華瑣憶[1] 清華很早就是以科學為重點的。「五四」時候是這樣，我回到清華教書後，也是這樣。我所談的是綜合性的、多科性的，像現在北大一樣的、歷史上的清華大學。對自然的各方面，或工程技術的各方面，清華的教學與科研的成就都是相當高的，有時可能是國內先進水平的。在這一方面，我能說的話很少，我要特別提到的是當時為「政治科學」服務的政治系。政治系的教授有兩人，變動少，時間長，一是浦薛鳳先生，一是王化成先生。後來加入的有張奚若，和有時在有時又不在的錢端升。有一天物理教授吳政之（他對清華是兼有教研之外的功勞的）說了一句極特別的話：「怪事，清華的政治系好像不懂政治。」這句話指的是浦、王兩先生。吳先生大概沒有意識到流行於美國的「政治科學」，而同時又認識許多國民黨的中級幹部和他們的鬥爭。吳先生之所長正是浦、王二先生之所短，而他們之所長又是吳先生之沒有意識到的事。應當承認，由於階級意識的限制，真正的社會科學是當其時這方面的在校的先生們所得不到的。社會科學雖然得不到，社會方面的學科還是保存了。我不記得教授大會是怎麼開始流行起來的。我記得一兩次我參加過的教授會。有一次是在科學館大樓召開的，那時候師生已經有對立思想，可是感情沒有破裂。朱自清、張奚若同我是看門的，有好幾個同學要進來，可是我們都拒絕了。討論什麼事，我不記得了，第二天還要開。我答應了張奚若，我要去。可是第二天他找我時，我不願去了。我在邏輯方面或哲學方面碰到了困難。他很生氣，只得一個人去了。看來從那時起師生意見開始對立起來了。可是對立的時候不長。學生的意見是進步的。同時，先生家裡的小成員也開始長大了。梁思成那時不在清華教書。在城裡他同我是分居前後院的。他有位內弟，姓林，我們都稱他為「三爺」，我的印象他是到北京來預備考清華的。有一天中飯晚飯林三爺都沒有回來。約晚上9點鐘時，梁思成接電話要他去領回學生一名。三爺被領回來了。他的計劃也改變了，進了空軍，後來在保衛成都的空戰中壯烈地犧牲了。約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金岳霖（右六）與清華大學的同事們在一起。上面說的已經是「一二·九」運動了。看來這時清華已經不只是在科學，而且也是「五四」時所說的民主地成長起來了。長沙臨時大學本身不值得談，我還是要提到，因為它是西南聯大的出發點。我是單身漢，我最富，我是從香港、海防、河內到昆明的（在昆明幾年之後我又窮考第一，現在仍在北大的溫德第二）。另外有些人是坐公共汽車經廣西那條路到昆明的。可是大部分的師生是徒步經貴州走到昆明的。走路的人，因為要特別預備，可能是最後出發的。看來聞一多先生是唯一卷褲腳穿長袍走路的教師，他們可能是人數最多的學習黨的長征的一群師生。我沒有在長沙送他們，可是我當然參加了在昆明迎接他們的人群。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滿臉鬍子的聞一多先生。走路的師生到了以後，西南聯大可以開學了。西南聯大是各種鬥爭最激烈的場所。我是一個落後分子。鬥爭情況我沒有全面的了解，根本談不上。我只是跟著大家的進步，也得到一點進步。我記得離昆明的時候，我在會計處碰到黃子卿先生。他問我，回到北京後，共產黨來了，怎麼辦？我說：「接受他們的領導，他們不是洋人，不是侵略者。」黃先生說：「達！」聽我的口氣，他可能已知道我只是「知命」而已，沒有更多的熱心。事實也恰是這樣。回到北京，不久果然解放。張奚若忙得不可開交，梁思成、林徽因先生是參加了美術設計工作，後來又參加了市政工作，也忙得不亦樂乎。我不只是閒著，而且好像局外人。 1950年，林徽因與病中的梁思成在商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圖案。梁思成（1901—1972），建築學家，是新中國首都城市規劃的推動者。林徽因（1904—1955），中國第一任女建築學家，被譽為「中國一代才女」。他們二人是金岳霖最好的朋友。理由很簡單。解放前一些人士一直是罵形式邏輯的，這件事當然不好辦。罵可以，可是要罵得言之成理，又要引用形式邏輯。因此罵也只得亂罵一陣。可是亂罵的事在解放後並沒有廣泛地發生。有一次在懷仁堂，我見到毛主席。有人介紹之後，他說你搞的那一套還是有用。這，我可放心了。我也就跟著大夥前進了。 * * * [1] 本篇是單篇文章，原不屬於本回憶錄之列，今一併收入。談談我的書我要談談我的書。我只寫了三本書。[1]比較滿意的是《論道》，花工夫最多的是《知識論》，寫得最糟的是大學《邏輯》。後面這本書中介紹一個邏輯系統那部分簡直全是錯誤，我也沒有花工夫去改正我的錯誤。我的學生殷福生先生曾系統地做了更正，也不知道他的改正正確與否，竟以不了了之。理由是我錯誤地認為我既沒有數學才能，形式邏輯就搞不下去了。這裡說的只是介紹一個邏輯系統那一部分。花時間最長，災難最多的是《知識論》那本書。這本書我在昆明就已經寫成。那時候日帝飛機經常來轟炸，我只好把稿子帶著跑警報，到了北邊山上，我就坐在稿子上。那一次轟炸的時間長，天也快黑了，我站起來就走，稿子就擺在山上了。等我記起回去，已經不見了，只好再寫。一本六七十萬字的書不是可以記住的，所謂再寫只可能是從頭到尾寫新的。這個工作在1948年12月的某一天（可能是12或14日）完成了，寄給商務印書館了。這時書局也就不忙了，因為北京已經在解放的前夕了。《論道》是我比較滿意的書，當然也是形上學最突出的書。直到寫這本書的時候，甚至寫了相當一部分的時候，我才下決心把「間」和「時」分開來提。現在用「時間」兩個字表示分割了的時間，用「時」一個字表示「洪流」的「流」。要很好地利用時間這一對象，我看我們非分開來討論不可。「時間」非分割開來不可，不然用處不大。無論是就分、秒、點說，還是就年、月、日說。例如1982年，它一來就置當不移，不屬於它的擠也擠不進去，屬於它的逃也逃不出來。可是，好些重大的事情，可以安排在這一年裡，使它們得到歷史上的確切的位置。但是，《論道》那本書的重點仍然是時流。這表示在那幾句話：「能之即出即入，謂之幾。」「能之會出會入，謂之數。」「幾與數謂之時。」這就使我回到無極而太極中的宇宙洪流上去了。我只寫了三本書。金岳霖的著作《論道》，這是金岳霖自己最滿意的一本書。 * * * [1] 指1949年以前「只寫了三本書」。我的客廳這裡要說說湖南飯店。所謂湖南飯店就是我的客廳，也就是我的活動場所，寫作除外。房子長方形，北邊八架書架子。我那時候是有書的人，書並且相當多，主要是英文的。院子很小，但是還是有養花的餘地。「七七事變」時，我還有一棵姚黃，種在一個八人才抬得起的特製的木盆里。一個「光棍」住在那樣幾間房子裡，應該說是很舒服的。如果說的是白天，那幾間房子確實舒服。到了晚上，特別是上床後，問題就不同了。只要燈一滅，紙糊的頂棚上就好像萬馬奔騰起來，小耗子就開始它們的運動會了。好在那時候我正在壯年，床上一倒，幾分鐘之後就睡著了。 30年代，我們一些朋友每到星期六有個聚會，稱為「星（期）六碰頭會」。碰頭時，我們總要問問張奚若和陶孟和關於政治的情況，那也只是南京方面人事上的安排而已，對那個安排，我們的興趣也不大。梁思成（右一）、林徽因（右三）和美國友人費慰梅（右四）等人到金岳霖家做客。這是他們和金岳霖在客廳。我雖然是搞哲學的，我從來不談哲學，談得多的是建築和字畫，特別是山水畫。有的時候鄧叔存先生還帶一兩幅畫來供我們欣賞。就這一方面說「星（期）六集團」也是一個學習集團，起了業餘教育的作用。我不知道洪深先生在哪一年翻譯了Oscar Wiede的Lady Whilimere’s Fan。我猜想他有困難，Lady這個字怎麼辦呢？中文裡沒有相應的字。我想洪先生雖然多才多藝，也沒有想出好辦法，只是用「少奶奶」這個名稱應付應付而已。在30年代里，有人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少奶奶的客廳》。這樣一來可真是把英國鄉居富人的社交情況形容出來了。英國的鄉居富人請客時，大吃其牛肉，吃完之後，男的進入他們的雪茄菸和Whisky酒的房子裡去了，女的則進入她們的客廳去聊天。她們當中雖然也有老太太，但總還是以少奶奶為主。這篇文章確實有這一好處。但是它也有別的意思，這個別的意思好像是30年代的中國少奶奶們似乎有一種「不知亡國恨」的毛病。這就把問題搞得複雜了，「國」很不簡單。當其時的中國就有兩個不同的國，一個以江西為根據地，一個以南京為首都。少奶奶究竟是誰呢？我有客廳，並且每個星期六有集會。湖南飯店就是我的客廳，我的活動場所。很明顯批判的對象就是我。不過批判者沒有掌握具體的情況，沒有打聽清楚我是什麼樣的人，以為星期六的社會活動一定像教會人士那樣以女性為表面中心，因此我的客廳主人一定是少奶奶。哪裡知道我這個客廳的主人是一個單身的男子漢呢？我忘記了自己的姓名在30年代，我頭一次發現我會忘記我的姓名。有一次我打電話給陶孟和（東局56），他的服務員問「您哪兒」。我忘了，答不出來，我說不管它，請陶先生說話就行了。我不好意思說我忘了，可是那位服務員說「不行」。我請求兩三次，還是不行。我只好求教於王喜，他是給我拉東洋車的。他說：「我不知道。」我說：「你沒有聽見人說過？」他說：「只聽見人家叫金博士。」一個「金」字就提醒我了。有人告訴我說，潘梓年在重慶的某一簽名場合上，恍然起來了，也記不得自己的名字了。旁邊的人說他姓潘。可是，他還是想不起來，並且問「阿里個潘呀」？這就是說，說一個字還是不夠。我做吳宓的「思想工作」解放前也有思想工作，那時候不叫「思想工作」，叫「勸勸」。吳雨僧先生有一時期在報紙上發表了他的愛情詩，其中有「吳宓苦愛毛彥文，九州四海共驚聞」。有一個飯糰的同事覺得這很不對頭，要我去勸勸他。我不知道為什麼要我去，現在想來，更不知道我為什麼就去了。我對他說：「你的詩如何我們不懂。但是，內容是你的愛情，並涉及毛彥文，這就不是公開發表的事情，這是私事情。私事情是不應該在報紙上宣傳的。我們天天早晨上廁所，可是，我們並不為此而宣傳。」這下他生氣了，他說：「我的愛情不是上廁所。」我說：「我沒有說它是上廁所，我說的是私事不應該宣傳。」現在我覺得我的話確實不妥當。我同張奚若的來往中，有幾次他當面批評我，說我的話不倫不類。我沒有理會。 1938年，金岳霖（右七）在西南聯大時期，與林徽因等友人在昆明文津街院內。現在看來，他批評我的情況，就如我同吳先生的對話一樣。把愛情和上廁所說到一塊，雖然都是私事情，確實不倫不類。回憶看來是有益的事情。不回憶的話，我不至於發現上面的錯誤。我坐辦公室而「公」不來解放後調整到北大，周培源先生說要我做北大的哲學系主任。我說我不干，還說艾思奇擺在那裡，不去找他，反而來找我。周培源說：「要你做，你就得做。」我就做起系主任來了。不久就有人當面大罵我一頓。這樣的事，在舊社會不是開除他，就是我辭職。在新社會怎麼辦呢？不知道。結果他不走，我也不辭。事也辦不了，更談不上辦好辦壞。到哲學所不久，我就聽見汝信同志說：「知識分子不能辦事。」我那時候是同意他的觀點的，我自己就是不能辦事。到清華，我比馮友蘭先生早，可是，管行政事情的是馮先生，我辦不了事。解放以前，學校的官我沒有做過，唯一例外是我做過一次評議員。 20世紀50年代，金岳霖（右五）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的同事們會見蘇聯專家（右三）。到了哲學所，另一副所長張鏞說我應該坐辦公室辦公。我不知道「公」是如何辦的，可是辦公室我總可以坐。我恭而敬之地坐在辦公室，坐了整個上午，而「公」不來，根本沒有人找我。我只是浪費了一個早晨而已。這以後沒有多久，哲學所的同志做出決議，解除我的行政職務[1]，封我為一級研究員。顯然，他們也發現我不能辦事。如果我是一個知識分子的話，我這個知識分子確實不能辦事。我到哲學所後，曾聽見同事討論級別問題，我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哲學所的領導小組曾解除我的行政工作，封我為一級研究員。我想一級研究員當然是高級幹部，無論如何我認為我是高級幹部。可是，一次在首都醫院住院，他們把我安排在一間前後都是玻璃通明透亮的大房間。我是怕光的，帶眼罩子帶了幾十年的人住那樣一間房子真是苦事。要單間房，首都醫院不能照辦，據說是因為我不是高級幹部。後來我住到郵電醫院去了。病好出院我向梁從誡提及此事，他說我根本不是高級幹部。我看他的話是有根據的。這樣，我這個自以為是高級幹部的人，才知道我根本不是高級幹部。 * * * [1] 據查，哲學所沒有做出過解除金先生行政職務的決定，只是決定金先生不必天天到所坐班了。我接受了革命哲學在政治上，我追隨毛主席接受了革命的哲學，實際上是接受了歷史唯物主義。現在仍然如此。在宇宙觀方面（也可以說世界觀，不過不局限於人的社會而已），我仍然是實在主義者。解放後，我有一篇實在主義的文章，即《思維規律的客觀基礎》[1]。我的實在主義是從早期的羅素、穆爾那裡來的。這兩位先生都在維特根斯坦的影響下變成了馬赫主義者。羅素還著書立說（《物質的分析》、《心靈的分析》）宣傳馬赫主義；穆爾沒有著書立說，但是他上維特根斯坦的課，曾同我一道聽講。看來他們都放棄了實在主義。現在世界上還有沒有實在主義和實在主義者，我不知道。 1936年，金岳霖參加中國哲學會時，與馮友蘭（右七）等人在一起。馮友蘭（1895—1990），中國哲學的「一代宗師」，他的名著《中國哲學簡史》享譽中外。金岳霖和馮友蘭長期在北大、清華共事。我那篇文章是實在主義的文章。文章發表後如石沉大海。只有錢鍾書先生做了口頭上的反對，但是他沒有寫文章，我也不能反駁。我還是要謝謝他，至少他讀了我那篇文章，並且還反對。至於平日搞邏輯學的人，沒有人贊成，也沒有人反對。也許他們認為這篇論文是一篇哲學論文。但是它總仍然是一篇邏輯論文。昨天我有機會看見倪鼎夫同志，我問他，他說我當時說那篇文章是唯物主義的。想起來了，那時說實在主義沒有人懂，說唯物主義也沒有大錯，列寧曾說過實在主義是害臊的唯物主義。儘管如此，那篇文章應該是受到討論的。它既沒有受到討論，我就難免大失所望。我寫的文章比較得意的有三篇：一篇是解放前寫的《論手術論》[2]，寫後有點擔心，因為批判的對象好像是葉企蓀先生的老師。後來知道他並不在乎。有兩篇是解放後寫的，一篇是對實用主義的批判[3]，在什麼刊物上發表的，忘記了（不是《新建設》，就是《人民日報》）。得意點是找到了杜威在他的論達爾文文集中某一頁的頁底注中，直截了當地反對物質存在的赤裸裸的表示。另一篇就是上面提到的那篇論思維規律的客觀基礎的文章。有生之年已經到了八十八，比較得意的文章只有三篇，並且在這裡也只是「老王賣瓜」。 1982年，在為金岳霖舉行的從事教學和科研56周年慶祝會上，胡喬木、胡愈之、錢昌照、周培源、于光遠等人向金岳霖表示祝賀。解放後，《人民日報》又重新發表了毛主席的《實踐論》。我讀了之後很高興，寫了一篇學習《實踐論》的文章，很可能刊登在《新建設》雜誌上。[4]我的文章提到了學習新思想的涓涓之水可成江河，《新建設》把「涓涓之水」印成「渭渭之水」。本是小事情，可是，我仍然生氣。提起《實踐論》，我又想起錢鍾書先生。英譯處要我多負一點英譯責任。我碰到「吃一塹長一智」，不知道如何辦才好。我向錢先生請教，他馬上翻譯成： A fall into the pit，a gain in your wit．這真是再好也沒有了。 * * * [1] 即《客觀事物的確實性和形式邏輯的頭三條基本思維規律》，發表在《哲學研究》1962年第5期。 [2] 發表在《清華學報》1936年1月第11卷1期。 [3] 此文為《批判實用主義者杜威的世界觀》，發表在《哲學研究》1955年第2期。 [4] 即《了解〈實踐論〉的條件——自我批評之一》，發表在《新建設》1951年8月第4卷第5期。我對政治是「辯證的矛盾」對於政治，我是一個「辯證的矛盾」。我是黨員，可是，是一個不好的黨員；我是民盟盟員，可是，是一個不好的盟員；我是政治協商會議的委員，可是，是一個不好的委員。我一方面對政治毫無興趣，另一方面對政治的興趣非常之大。我接受了一些英、美學者對共產黨，對史達林的態度。1943年我在華盛頓碰見了羅素。我說：「現在打起來了，我們一定勝利，對局勢你總滿意了吧？」他頭向西翹，卷嘴東指，說：「他在那裡，有什麼辦法！」我當然知道「他」是誰，我那時候也有類似的想法。解放後，我們這些舊知識分子發生過這樣的問題。我們質問艾思奇同志：「毛主席到莫斯科，史達林為什麼不去迎接？」頭一天艾思奇同志說他不知道，他可以打聽打聽。羅素在BBC電台做節目。羅素（1872—1970），英國哲學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 1943年，金岳霖在美國華盛頓與他交談。第二天上課時，他回答說：「史達林去了，可是沒有接上。」問題是我們為什麼有這樣的問題，理由很簡單。我們同羅素的分別只是民族上的分別而已，在階級立場上，我們同他完全是一樣的。可是到了1953年，思想改造（或「洗澡」）運動之後，並且是在院系調整之後，我們的思想改了，無論如何，我們不恨史達林，也不恨共產黨了。我還加入了盟，也入了黨。人是要有自知之明的。這是多麼美妙的品質呀，可惜這品質不是經常有的，更不是老有的。有時它會悄悄地離開你而你不知道。用我們現在已經習慣的語言說，我這個人根本沒有改造世界的要求，只有要了解世界、理解世界的要求。我基本上沒有擁護舊世界的要求，也沒有打破舊世界的要求。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等領導同志的努力打破了那箇舊世界，我非常之擁護，並且愈學習愈擁護。但是在我自己的頭腦里，我仍然只是在了解世界上繞圈子。請注意，在最後這句話里「世界」兩個字，說的實在就是宇宙。上述這樣一個人，最好不加入黨，不加入盟。我有時有這個看法，認為這是自知之明。我這個搞抽象思維的人，確實不宜於搞政治。在解放前，我沒有搞過什麼政治，那時我似乎有自知之明。我在解放後是不是失去了這個自知之明呢？解放後，絕大多數的人都心明眼亮起來了，難道我反而糊塗了？我也沒有變成糊塗人。事實是既有政治，也有「政治」。解放前如此，解放後仍然如此。不過，解放後的「政治」不叫「政治」，而近來叫做「開後門」了。 1982年，金岳霖（右二）在寓所與劉培育、歐陽中石等人在一起。現在，再回顧一下解放前在我家開的「星（期）六碰頭會」吧！如果那時候你說我們在搞政治，我們會否認。我們確實不搞「政治」。有一次我們碰頭時，張伯苓的弟弟張彭春來了。他坐了很久。過後不久，他成了中國駐南美一個國家的大使，我很不高興，不知道他利用了我們的碰頭會否（想來不會，沒有什麼可利用的）。但是我們是不是不搞政治呢？顯然也不是。我們那時候都反對共產黨。很明顯，我們不搞「政治」，可是我們搞政治。解放後，我們花大工夫、長時間，學習政治，端正政治態度。我這樣的人有條件爭取入盟、入黨，難道我可以不爭取嗎？不錯，我是一個搞抽象思維的人，但是，我終究是一個活的、具體的人。這一點如果我不承認，怎麼說得上有自知之明呢？根據這一點我就爭取入盟、入黨了。民盟與我的思想改造我雖然不是好的民主同盟的盟員，可民盟對我的思想改造有過很好的幫助。這裡說的不只是1957年的「反右」鬥爭，該鬥爭在現在似乎已經認定是一個錯誤。儘管如此，這不等於說參加到這一鬥爭里去的人也一定得不到益處。我看我就得益匪淺。政治鬥爭，我從前也參加過，都是在別人後面跟著行動。有一次，我曾一馬當先自動地行動起來，地點就在羅隆基家裡，主題是學術自由。在會上，我主張採用京劇辦法，進行學術亮相，亮相之後進行討論。這樣一次在羅家的小會，怎樣變成為一場主要在民盟舉行的反「章、羅聯盟」的鬥爭，我不清楚。無論如何，以後的鬥爭面廣了，參加的人多了。起先，有一部分的鬥爭是在沈老[1]家裡進行的，後來改了。這一鬥爭維持了多少時候，我也不知道，也忘了。以後我參加了小型的座談會。一次是晚上舉行的，主要是朱光潛先生同我進行了關於道德問題的爭論，彼此都得到益處。這次討論的地點已經是民盟現在的所在地，只不過是在最後一進的大房間而已。老朋友黃子通先生也同我爭論過，他好像認為我不應該公私不分。可是具體的是什麼公私，我不記得了。但是，民盟對我的幫助主要不在這些特別的場合上，而是在經常的小組討論會上。這種小組討論會或學習會實在好得很，它是先進帶後進的。史良同志就在這一組，薩空了同志有時也參加，胡愈之同志不在，他可能到別的組去了。這種小組會可能一直開到「文化大革命」為止。儘管如此，我不是好盟員。民盟的內部工作，我從來沒有參加過，民盟作為統戰黨派之一的工作，我也沒有參加過。下面，我要談談我在民盟學習的愉快日子。首先，我認為民盟現在在「四化」建設中所起的作用，或所盡的功能，或所負的責任都是頭等重要的。針對知識分子來說，九三學社是自然科學家的民主黨派，而民盟是社會科學家的民主黨派。這兩類科學的不同產生了它們的工作者的兩樣。當然，這裡說的不同點不能絕對化。自然科學工作者所研究的對象除少數科學（如醫學）外都是自然，對象問題大都不會成為政治問題。社會科學的對象問題本身就可能成為政治問題。無論如何，民主黨派的主要工作是政治思想工作。這是非常之重要的工作。「文化大革命」之後，這一方面的工作打住了。我極力主張恢復起來。我認為，我從前的民盟生活無論是在民盟中央或本所都是愉快的、有益的。我也要承認，我沒有充分地利用當時的優越條件，批評別人的意見多了些，自我批評少了些。我主張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都要恢復他們的民主黨派，我估計這對我這樣的人的思想改造會有莫大的好處。提起思想改造，特別是老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應該用學習小組的政治學習討論會的方式進行，不能讓他們獨自個人學習。所謂「自學」，實實在在就會成為「不學」。我就是這樣因年老體弱而打住了「學習會」的人。「會」特別重要，「無會」或早或晚總要成為「不學」。在不斷的「不學」中，已經有了思想改造開端的人就會回到老的思想上去，而就我說，這也就是回到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那裡去。新近有一個很好的例證，哲學所所長和黨組書記到家來看我，我不假思索地向所長要錢，我說「我要錢」。 1951年，金岳霖（右四）和清華大學教授馮友蘭（右一）、鄧以蟄（右三）等人在一起然後我說，大學《邏輯》我不要錢，《論道》那本書我也不要錢，可是《知識論》那本書我要錢。所長還替我解釋一下說「是要稿費」。「稿費」這兩個字好聽一些，其實還是「錢」那個東西。在這個對話中，我又躺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窩裡去了。這一次的爆發是在哲學所負責同志面前的爆發，平時的爆發一定就更多了。前不久，我曾向一位幫工同志小桃拍桌子。我後來向她賠了不是，但是桌子我仍然拍了。思想不純到了我的程度，可能是很少的。 * * * [1] 「沈老」可能指沈茲九先生。我沒能成為公而忘私的共產黨人我是黨員，可是很明顯，我沒有能夠把自己鍛煉成為革命者所能既敬且愛公而忘私的共產黨人。在這裡，我也無法談自然法則式的因果關係式的原因與後果，只能談緣因與現在的結局。我的基本情況是，我的生活方式沒有多大的改變。從飽暖方面說，我的飲食衣著沒有多少改變。我的日常飲食，幾十年來都是一葷一素。衣服在冬天仍穿清朝時的長袍。曾有人在王府井善意地批評過我，說：「老先生呀！現在不要再穿你的長袍了。」可我仍然沒有改。我特別怕冷。（解放前有時西裝革履，現在很少了。我有很厚很暖的外套，真正的西式外套無法穿在棉皮袍上。）工作與睡眠的生活，改變也不大，只是後來的工作時間要長些。我從前下午是不工作的。說的是不工作，不是不看書（夏天常常打網球）。金岳霖（右六）與林徽因、費慰梅等人在一起。改變大的是應酬與交通。我從前雖沒有汽車，可是汽車是常坐的。應酬場合上喝酒經常過多，解放後我曾多次承認過「要是不解放，我可能早死了」。這說的主要是喝酒。我的生活一直是優越的。即令是在昆明，也仍然如此。在昆明有一個時期我的工資是最少的，溫德先生「考」第二。但是，我們不是最窮苦的，因為我們都是單身漢。溫德先生能夠同我們共甘苦，應該得到我們的衷心的表揚。我的肉體和上面說的各方面的生活構成我這個人的物質基礎，這樣一個物質基礎的思想是不是能夠徹底改造呢？從因果關係說，應該承認是可能，但也只是可能而已；從事態因緣說，大概不會。簡單地說，我這樣一個人雖然可以成為好的共產黨員，然而大概不會。上面說的理由，同樣使我不能成為好的政治協商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