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史 · 卷四十六

脫脫等《金史》

胥鼎侯摯把胡魯師安名胥鼎，字和之，尚書右丞持國之子也。大定二十八年擢進士第，入官以能稱，累遷大理丞。承安二年，持國卒，去官。四年，尚書省起復為著作郎。上曰：「鼎故家子，其才如何？」宰臣奏曰：「為人甚幹濟。」上曰：「著作職閒，緣今無他闕，姑授之。」未幾，遷右司郎中，轉工部侍郎。泰和六年，鼎言急遞鋪轉送文檄之制，上從之，時以為便。至寧初，中都受兵，由戶部尚書拜參知政事。貞祐元年十一月，出為泰定軍節度使，兼兗州管內觀察使，未赴，改知大興府事，兼中都路兵馬都總管。二年正月，鼎以在京貧民闕食者眾，宜立法振救，乃奏曰：「京師官民有能贍給貧人者，宜計所贍遷官升職，以勸獎之。」遂定權宜鬻恩例格，如進官升職、丁憂人許應舉求仕、官監戶從良之類，入粟草各有數，全活甚眾。四月，拜尚書右丞，仍兼知府事。五月，宣宗將南渡，留為汾陽軍節度使，兼汾州管內觀察使。十一月，改知平陽府事，兼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權宣撫使。三年四月，建言利害十三事，若積軍儲、備黃河、選官讞獄、簡將練卒、鈔法、版籍之類，上頗採用焉。又言：「平陽歲再被兵，人戶散亡，樓櫓修繕未完，衣甲器械極少，庾廩無兩月食。夏田已為兵蹂，復不雨，秋種未下。雖有復業殘民，皆老幼，莫能耕種，豈足徵求。比聞北方劉伯林聚兵野狐嶺，將深入平陽、絳、解、河中，遂抵河南。戰御有期，儲積未備，不速錯置，實關社稷生靈大計。乞降空名宣敕一千、紫衣師德號度牒三千，以補軍儲。」上曰：「鼎言是也，有司其如數亟給之。」七月，就拜本路宣撫使，兼前職。朝廷欲起代州戍兵五千，鼎上言：「嶺外軍已皆南徙，代為邊要，正宜益兵保守，今更損其力，一朝兵至，何以待之？平陽以代為藩籬，豈可撤去。」尚書省奏宜如所請，詔從之。又言：「近聞朝廷令臣清野，切謂臣所部乃河東南路，太原則北路也，大兵若來，必始於北，故清野當先北而後南。況北路禾稼早熟，其野既清，兵無所掠，則勢當自止。不然，南路雖清，而穀草委積於北，是資兵而召之南也。臣已移文北路宣撫司矣，乞更詔諭之。」既而大兵果出境，賜詔獎諭曰：「卿以文武之才，膺兵民之寄，往鎮方面，式固邊防，坐釋朕憂，孰如卿力。益懋忠勤之節，以收綏靜之功，仰副予心，嗣有後寵。」尋以能設方略退兵，進官一階。十月，鼎上言：「臣所將義軍，皆從來背本趨末，勇猛兇悍、盜竊亡命之徒，苟無訓練統攝官以制之，則朋聚黨植，無所不至。乞許臣便宜置總領義軍使、副及彈壓，仍每五千人設訓練一員，不惟預為防閒，使有畏忌，且令武藝精熟，人各為用。」上從之。四年正月，大兵略霍、吉、隰三州，已而步騎六萬圍平陽，急攻者十餘日，鼎遣兵屢卻之，且上言：「臣以便宜立官賞，預張文榜，招還脅從人七千有奇，績至者又六千餘，俱令復業。竊謂凡被俘未歸者，更宜多方招誘，已歸者所居從便，優加存恤，無致失所。」制可。二月，拜樞密副使，權尚書左丞，行省於平陽。時鼎方抗表求退，上不許，因進拜焉，且遣近侍諭曰：「卿父子皆朕所知，向卿執政時，因有人言，遂以河東事相委，果能勉力以保無虞。方國家多難，非卿孰可倚者？卿退易耳，能勿慮社稷之計乎！今特授卿是任，咫尺防秋，更宜悉意。」時河南粟麥不令興販渡河，鼎上言曰：「河東多山險，平時地利不遺，夏秋薦熟，猶常藉陝西、河南通販物斛。況今累值兵戎，農民浸少，且無雨雪，闕食為甚。又解州屯兵數多，糧儲僅及一月。伏見陝州大陽渡、河中大慶渡皆邀阻粟麥，不令過河，臣恐軍民不安，或生內患。伏望朝廷聽其輸販，以紓解州之急。」從之。又言：「河東兵革之餘，疲民稍復，然丁牛既少，莫能耕稼，重以亢旱蝗螟，而饋餉所須，征科頗急，貧無依者俱已乏食，富戶宿藏亦為盜發，蓋絕無而僅有焉，其憔悴亦已甚矣。有司宜奉朝廷德意，以謀安集，而潞州帥府遣官於遼、沁諸郡搜括余粟，懸重賞誘人告訐，州縣憚帥府，鞭箠械繫，所在騷然，甚可憐憫。今大兵既去，惟宜汰冗兵，省浮費，招集流亡，勸督農事。彼不是務，而使瘡痍之民重罹茲苦，是兵未來而先自弊也。願朝廷亟止之，如經費果闕，以恩例勸民入粟，不猶愈於強括乎！」又言：「霍州回牛、夙樓嶺諸厄，戍卒幾四千。今兵既去而農事方興，臣乞量留偵候，余悉遣歸，有警復征。既休民力，且省縣官，萬一兵來，亦足御遏。舉一事而獲二利，臣敢以為請。」詔趨行之。又言：「河東兩路農民浸少，而兵戍益多，是以每歲糧儲常苦不繼。臣切見潞州元帥府雖設鬻爵恩例，然條目至少，未盡勸誘之術，故進獻者無幾。宜增益其條，如中都時，仍許各路宣撫司俱得發賣，庶幾多獲貯儲，以濟不給。」於是尚書省更定製奏行焉。又言：「交鈔貴於通流，今諸路所造不敷所出，苟不以術收之，不無闕誤。宜從行省行部量民力征斂，以裨軍用。河中宣撫司亦以寶券所支已多，民不貴，乞驗民貧富征之。雖然，陝西若一體徵收，則彼中所有，日湊於河東，其與不斂何異。又河北寶券以不許行於河南，由是愈滯，將誤軍儲而啟釁端。」時以河北寶券商旅齎販南渡，致物價翔貴，權限路分行用，因鼎有言，罷之。又言：「比者朝廷命擇義軍為三等，臣即檄所司，而潞帥必蘭阿魯帶言：『自去歲初置帥府時已按閱本軍，去其冗者。部分既定，上下既親，故能所向成功。此皆血戰之餘，屢試可者。且又父子兄弟自相赴援，各顧其家，心一而力齊，勢不可離。今必析之，將互易而不相諳矣。國家糧儲，常恐不繼，豈容僥冒，但本府兵不至是耳。況潞州北即為異境，日常備戰，事務方殷，而分別如此，彼居中下者，皆將氣挫心懈而不可用，慮恐因得測吾虛實。且義軍率皆農民，已各散歸田畝，趨時力作。若徵集之，動經旬日，農事廢而歲計失矣。乞從本府所定，無輕變易。』臣切是其言。」時阿魯帶奏亦至，詔遂許之。又言：「近偵知北兵駐同、耀，竊慮梗吾東西往來之路，遂委河中經略使陀滿胡土門領軍赴援。今兵勢將叩關矣，前此臣嘗奏聞，北兵非止欲攻河東、陝西，必將進取河南。雖已移文陝州行院及陝西鄰境，俱令設備，恐未即遵行。乞詔河南行院統軍司，議所以御備之策。」上以示尚書省，宰臣奏：「兵已逾關，惟宜嚴責所遣帥臣趨迎擊之，及命鼎益兵渡河以掣其肘。」制可。既而鼎聞大兵已越關，乃急上章曰：「臣叨蒙國恩擢列樞府，凡有戎事，皆當任之。今入河南，將及畿甸，豈可安據一方，坐視朝廷之急，而不思自奮以少寬陛下之憂乎。去歲頒降聖訓，以向者都城被圍四方無援為恨，明敕將帥，若京師有警，即各提兵奔赴，其或不至自有常刑。臣已奉詔，先遣潞州元帥左監軍必蘭阿魯帶領軍一萬，孟州經略使徒單百家領兵五千，由便道濟河以趨關、陝，臣將親率平陽精兵直抵京師，與王師相合。」又奏曰：「京師去平陽千五百餘里，倘俟朝廷之命方圖入援，須三旬而後能至，得無失其機耶？臣以身先士卒倍道兼行矣。」上嘉其意，詔樞府督軍應之。初，鼎以將率兵赴援京師，奏乞委知平陽府事王質權元帥左監軍，同知府事完顏僧家奴權右監軍，以鎮守河東，從之。至是，鼎拜尚書左丞，兼樞密副使。是時，大兵已過陝州，自關以西皆列營柵，連亘數十里。鼎慮近薄京畿，遂以河東南路懷、孟諸兵合萬五千，由河中入援，又遣遙授河中府判官仆散掃吾出領軍趨陝西，並力御之。且慮北兵扼河，移檄絳、解、吉、隰、孟州經略司，相與會兵以為夾攻之勢。已而北兵果由三門、集津北渡而去。鼎復上言：「自兵興以來，河北潰散軍兵、流亡人戶，及山西、河東老幼，俱徙河南。在處僑居，各無本業，易至動搖。竊慮有司妄分彼此，或加迫遣，以致不安。今兵日益盛，將及畿甸，倘復誘此失職之眾使為鄉導，或驅之攻城，豈不益資其力。乞朝廷遣官撫慰，及令所司嚴為防閒，庶幾不至生釁。」上從其計，遣監察御史陳規等充安撫捕盜官，巡行郡邑。大兵還至平陽，鼎遣兵拒戰，不利乃去。興定元年正月，上命鼎選兵三萬五千，付陀滿胡土門統之西征。至是，鼎馳奏以為非便，略曰：「自北兵經過之後，民食不給，兵力未完。若又出師，非獨饋運為勞，而民將流亡，愈至失所。或宋人乘隙而動，復何以制之？此系國家社稷大計。方今事勢，止當御備南邊，西征未可議也。」遂止。是月，進拜平章政事，封莘國公。又上奏曰：「臣近遣太原、汾、嵐官軍以備西征，而太原路元帥左監軍烏古論德升以狀白臣，甚言其失計。臣愚以為德升所言可取，敢具以聞。」詔付尚書省議之，語在德升傳。三月，鼎以祖父名章，乞避職，詔不從。朝廷詔鼎舉兵伐宋，且令勿復有言，以沮成算。鼎已分兵由秦、鞏、鳳翔三路並進，乃上書曰：「竊懷愚懇，不敢自默，謹條利害以聞。昔泰和間，蓋嘗南伐，時太平日久，百姓富庶，馬蕃軍銳，所謂萬全之舉也，然猶亟和，以偃兵為務。大安之後，北兵大舉，天下騷然者累年，然軍馬氣勢，視舊才十一耳。至於器械之屬，亦多損弊，民間差役重繁，浸以疲乏，而日勤師旅，遠近動搖，是未獲一敵而自害者眾，其不可一也。今歲西北二兵無入境之報，此非有所憚而不敢也，意者以去年北還，姑自息養，不然則別部相攻，未暇及我。如聞王師南征，乘隙並至，雖有潼關、大河之險，殆不足恃，則三面受敵者首尾莫救，得無貽後悔乎？其不可二也。凡兵雄於天下者，必其士馬精強，器械犀利，且出其不備而後能取勝也。宋自泰和再修舊好，練兵峙糧，繕修營壘，十年於茲矣。又車駕至汴益近宋境，彼必朝夕憂懼，委曲為防。況聞王師已出唐、鄧，必徙民渡江，所在清野，止留空城，使我軍無所得，徒自勞費，果何益哉？其不可三也。宋我世仇，比年非無恢復舊疆、洗雪前恥之志，特畏吾威力，不能窺其虛實，故未敢輕舉。今我軍皆山西、河北無依之人，或招還逃軍，脅從歸國，大抵烏合之眾，素非練習，而遽使從戎，豈能保其決勝哉？雖得其城，內無儲蓄，亦何以守？以不練烏合之軍，深入敵境，進不得食，退無所掠，將復遁逃嘯聚為腹心患，其不可四也。發兵進討，欲因敵糧，此事不可必者。隨軍轉輸，則又非民力所及。沿邊人戶雖有恆產，而賦役繁重，不勝困憊。又凡失業寓河南者，類皆衣食不給。貧窮之迫，盜所由生，如宋人陰為招募，誘以厚利，使為鄉導，伺我不虞突而入寇，則內有叛民，外有勍敵，未易圖之，其不可五也。今春事將興，若進兵不還，必違農時，以誤防秋之用，此社稷大計，豈特疆埸利害而已哉！其不可六也。臣愚以為止當遴選材武將士，分布近邊州郡，敵至則追擊，去則力田，以廣儲蓄。至於士氣益強，民心益固，國用豐饒，自可恢廓先業，成中興之功，一區區之宋何足平乎。」詔付尚書省，宰臣以為諸軍既進，無復可議，遂寢。既而元帥承裔等取宋大散關，上諭鼎曰：「所得大散關，可保則保，不可則焚毀而還。」於是鼎奏：「臣近遣官問諸帥臣，皆曰散關至驀關諸隘，其地遠甚，中間堡壘相望，如欲分屯，非萬人不可。則又有恆州、虢縣所直數關，宋兵皆固守如舊，緩急有事，當復分散關之兵。餘眾數少，必不能支，而鳳翔、恆、隴亦無應援，恐兩失之。且比年以來，民力困於調度，今方春，農事已急，恐妨耕墾，不若焚毀此關，但屯邊隘以張其勢，彼或來侵，互相應援易為力也。」制可。二年四月，鼎乞致仕，上遣近侍諭曰：「卿年既耄，朕非不知，然天下事方有次第，卿舊人也，姑宜勉力以終之。」鼎以宣宗多親細務，非帝王體，乃上奏曰：「天下之大，萬機之眾，錢穀之冗，非九重所能兼，則必付之有司，天子操大綱、責成功而已。況今多故，豈可躬親細務哉？惟陛下委任大臣，坐收成算，則恢復之期不遠矣。」上覽其奏不悅，謂宰臣曰：「朕惟恐有怠，而鼎言如此何耶？」高琪奏曰：「聖主以宗廟社稷為心，法上天行健之義，憂勤庶政，夙夜不遑，乃太平之階也。鼎言非是。」上喜之。三年正月，上言：「沿邊州府官既有減定資歷月日之格，至於掌兵及守御邊隘者，征行暴露，備歷艱險，宜一體減免，以示激勸。」從之。二月，上言：「近制，軍前立功犯罪之人，行省、行院、帥府不得輒行誅賞。夫賞由中出則恩有所歸，茲固至當。至於部分犯罪，主將不得施行，則下無所畏而令莫得行矣。」宰臣難之，上以問樞密院官，對如鼎言，乃下詔，自今四品以下皆得裁決。時元帥內族承裔、移剌粘何伐宋，所下城邑多所焚掠，於是鼎上言：「承裔等奉詔宣揚國威，所謂『弔民伐罪』者也。今大軍已克武休，將至興元。興元乃漢中、西蜀喉衿之地，乞諭帥臣，所得城邑姑無焚掠，務慰撫之。誠使一郡貼然，秋毫不犯，則其餘三十軍將不攻自下矣。若拒王師，乃宜有戮。」上甚是其言，遂詔諭承裔。鼎以年老屢上表求致仕，上謂宰臣曰：「胥鼎以老求退，朕觀其精力未衰，已遣人往慰諭之。鼎嘗薦把胡魯，以為過己遠甚，欲以自代。胡魯固佳，至於駕馭人材，處決機務，不及鼎多矣。」俄以伐宋有功，遷官一階。八月，上言：「臣奉詔兼節制河東，近晉安帥府令百里內止留桑棗果木，余皆伐之。方今秋收，乃為此舉以奪其事，既不能禦敵而又害民，非計也。且一朝警急，其所伐木豈能盡去，使不資敵乎？他木雖伐，桑棗舍屋獨非木乎，此殆徒勞。臣已下帥府止之，而左都監完顏閭山乃言嘗奉旨清野，臣不知其可。」詔從鼎便宜規畫。是時，大元兵大舉入陝西，鼎多料敵之策，朝臣或中沮之，上諭樞密院官曰：「胥鼎規畫必無謬誤，自今卿等不須指授也。」尋又遣諭曰：「卿專制方面，凡事得以從宜規畫，又何必一一中復，徒為逗留也。」四年，進封溫國公，致仕，詔諭曰：「卿屢求退，朕初不許者，俟其安好，復為朕用爾。今從卿請，仍可來居京師，或有大事，得就諮決也。」五年三月，上遣近侍諭鼎及左丞賈益謙曰：「自去冬至今，雨雪殊少，民心不安，軍用或闕，為害甚重。卿等皆名臣故老，今當何以處之。欲召赴尚書省會議，恐與時相不合，難於面折，故令就第延問，其悉意以陳，毋有所隱。」元光元年五月，上敕宰相曰：「前平章胥鼎、左丞賈益謙、工部尚書札里吉、翰林學士孛迭，皆致政老臣，經練國事，當邀赴省與議利害。」仍遣侍官分詣四人者諭意焉。六月，晉陽公郭文振奏：「河朔受兵有年矣，向皆秋來春去，今已盛暑不回，且不嗜戕殺，恣民耕稼，此殆不可測也。樞府每檄臣會合府兵進戰，蓋公府雖號分封，力實單弱，且不相統攝，方自保不暇，朝廷不即遣兵為援，臣恐人心以謂舉棄河北，甚非計也。伏見前平章政事胥鼎，才兼將相，威望甚隆，向行省河東，人樂為用。今雖致政，精力未衰，乞付重兵，使總制公府，同力戰御，庶幾人皆響應，易為恢復，惟陛下圖之。」明年，宣宗崩，哀宗即位。正大二年，起復，拜平章政事，進封英國公，行尚書省於衛州。鼎以衰病辭，上諭曰：「卿向在河東，朝廷倚重。今河朔州郡多歸附，須卿圖畫。卿先朝大臣，必濟吾事，大河以北，卿皆節制。」鼎乃力疾赴鎮，來歸者益眾。鼎病不能自持，復申前請，優詔不許。三年，復上章請老，且舉朝賢練軍政者自代。詔答曰：「卿往在河東，殘破孤危，殆不易保，卿一至而定。迄卿移鎮，敵不復侵。何乃過為嫌避？且君臣均為一體，朕待下亦豈自殊，自外之語，殆為過計。況餘人才力孰可副卿者？卿年高久勞於外，朕豈不知，但國家百年積累之基，河朔億萬生靈之命，卿當勉出壯圖，同濟大事。」鼎奉詔惶懼不敢退。是年七月，薨。鼎通達吏事，有度量，為政鎮靜，所在無賢不肖皆得其歡心。南渡以來，書生鎮方面者，惟鼎一人而已。侯摯，初名師尹，避諱改今名，字莘卿，東阿人。明昌二年進士，入官慷慨有為。承安間，積遷山東路鹽使司判官。泰和元年，以課增四分，特命遷官二階。八年七月，追官一階，降授長武縣令。初，摯為戶部主事，與王謙規措西北路軍儲以代張煒，摯上章論本路財用不實，至是降除焉。貞祐初，大兵圍燕都，時摯為中都曲使，請出募軍，已而嬰城有功，擢為右補闕。二年正月，詔摯與少府監丞李向秀分詣西山招撫。宣宗南渡，轉勸農副使，提控紫荊等關。俄遷行六部侍郎。三年四月，同簽樞密院阿勒根訛論等以謂「今車駕駐南京，河南兵不可易動，且兵不在多，以將為本。侯摯有過人之才，倘假以便宜之權，使募兵轉糧，事無不克，可升為尚書，以總制永錫、慶壽兩軍。」於是以摯為太常卿，行尚書六部事，往來應給之。摯遂上章言九事，其一曰：「省部所以總天下之紀綱，今隨路宣差便宜、從宜，往往不遵條格，輒劄付六部及三品以下官，其於紀綱豈不紊亂，宜革其弊。」其二曰：「近置四帥府，所統兵校不為不眾，然而弗克取勝者，蓋一處受敵，余徒傍觀，未嘗發一卒以為援，稍見小卻，則棄戈遁去，此師老將怯故也。將將之道，惟陛下察之。」其三曰：「率兵禦寇，督民運糧，各有所職，本不可以兼行，而帥府每令雜進，累遇寇至，軍未戰而丁夫已遁，行伍錯亂，敗之由也。夫前陣雖勝，而後必更者，恐為敵所料耳，況不勝哉。用兵尚變，本無定形，今乃因循不改覆轍，臣雖素不知兵，妄謂率由此失。」其四曰：「雄、保、安肅諸郡據白溝、易水、西山之固，今多闕員，又所任者皆柔懦不武，宜亟選勇猛才幹者分典之。」其五曰：「漳水自衛至海，宜沿流設備，以固山東，使力穡之民安服田畝。」其六曰：「近都州縣官吏往往逋逃，蓋以往來敵中失身者多，兼轉輸頻並，民力困弊，應給不前復遭責罰，秩滿乃與他處一體計資考，實負其人。乞詔有司優定等級，以別異之。」其七曰：「兵威不振，罪在將帥輕敵妄舉，如近日李英為帥，臨陣之際酒猶未醒，是以取敗。臣謂英既無功，其濫注官爵並宜削奪。」其八曰：「大河之北，民失稼穡，官無俸給，上下不安，皆欲逃竄。加以潰散軍卒還相剽掠，以致平民愈不聊生。宜優加矜恤，亟招撫之。」其九曰：「從來掌兵者多用世襲之官，此屬自幼驕惰不任勞苦，且心膽懦怯何足倚辦。宜選驍勇過人、眾所推服者，不考其素用之。」上略施行焉。時元帥蒲察七斤以通州叛，累遣諜者間摯，摯恐為所陷，上章自辯。詔諭之曰：「卿朕素知，豈容間耶。其一意於職，無以猜嫌自沮也。」八月，權參知政事。俄拜參知政事，行尚書省於河北。先是，摯言：「河北東、西兩路最為要地，而真定守帥胡論出輒棄城南奔，州縣危懼。今防秋在邇，甚為可憂，臣願募兵與舊部西山忠義軍往安撫之。」制可，故是有命。十一月，入見。壬申，遣祭河神於宜村。十二月，復行省於河北。四年正月，進拜尚書右丞。嘗上言，宜開沁水以便饋運，至是，詔有司開之。是時，河北大飢，摯上言曰：「今河朔飢甚，人至相食，觀、滄等州斗米銀十餘兩，殍殣相屬。伏見沿河上下許販粟北渡，然每石官糴其八，彼商人非有濟物之心也，所以涉河往來者特利其厚息而已，利既無有，誰復為之？是雖有濟物之名，而實無所渡之物，其與不渡何異。昔春秋列國各列疆界，然晉飢則秦輸之粟，及秦飢，晉閉之糴，千古譏之。況今天下一家，河朔之民皆陛下赤子，而遭罹兵革，尤為可哀，其忍坐視其死而不救歟！人心惟危，臣恐弄兵之徒，得以藉口而起也。願止其糴，縱民輸販為便。」詔尚書省行之。時紅襖賊數萬人入臨沂、費縣之境，官軍敗之，生擒偽宣徽使李壽甫。訊之，則雲其眾皆楊安兒、劉二祖散亡之餘，今復聚及六萬，賊首郝定者兗州泗水人，署置百官，僣稱大漢皇帝，已攻泰安、滕、兗、單諸州，及萊蕪、新泰等十餘縣，又破邳州硇子堌，得船數百艘，近遣人北構南連皆成約，行將跨河為亂。摯以其言聞於上，且曰：「今邳、滕之路不通，恐實有此謀。」遂詔摯行省事於東平，權本路兵馬都總管，以招誘之，若不從即率兵捕討。興定元年四月，濟南、泰安、滕、兗等州土賊並起，肆行剽掠，摯遣提控遙授棣州防禦使完顏霆率兵討之，前後斬首千餘，招降偽元帥石花五、夏全餘黨壯士二萬人，老幼五萬口。是年冬，升資德大夫，兼三司使。二年二月，摯上言：「山東、河北數罹兵亂，遺民嗷嗷，實可哀恤，近朝廷遣官分往撫輯，其惠大矣。然臣忝預執政，敢請繼行，以宣布國家德信，使疲瘵者得以少蘇，是亦圖報之一也。」宰臣難之，無何，詔遣摯行省於河北，兼行三司安撫事。既行，又上言曰：「臣近歷黃陵崗南岸，多有貧乏老幼自陳本河北農民，因敵驚擾故南遷以避，今欲復歸本土及春耕種，而河禁邀阻。臣謂河禁本以防閒自北來者耳，此乃由南而往，安所容奸，乞令有司驗實放渡。」詔付尚書省，宰臣奏「宜令樞府講究」，上曰：「民飢且死，而尚為次第何耶？其令速放之。」四月，招撫副使黃摑阿魯答破李全於密州。初，賊首李全據密州及膠西、高密諸縣，摯督兵討之。會高密賊陳全等四人默白招撫副使黃摑阿魯答，願為內應，阿魯答乃遣提控朱琛率兵五百赴之。時李全暨其黨於忙兒者皆在城中，聞官軍且西來，全潛逸去，忙兒不知所為。阿魯答馳抵城下，鼓譟逼之，賊守陴者八百人皆下乞降，余賊四千出走，進軍邀擊之，斬首千級，俘百餘人，所獲軍實甚眾，遂復其城。是夜，琛又用陳全計，拔高密焉。六月，上遣諭摯曰：「卿勤勞王家，不避患難，身居相職而往來山堌水寨之間，保庇農民收穫二麥，忠恪之意朕所具知。雖然，大臣也，防秋之際亦須擇安地而處，不可墮其計中。」摯對曰：「臣蒙大恩，死莫能報，然承聖訓，敢不奉行。擬駐兵於長清縣之靈岩寺，有屋三百餘間，且連接泰安之天勝寨，介於東平、益都之間，萬一兵來，足相應援。」上恐分其兵糧，乃詔權移邳州行省。九月，摯上言：「東平以東累經殘毀，至於邳、海尤甚，海之民戶曾不滿百而屯軍五千，邳戶僅及八百，軍以萬計。夫古之取兵以八家為率，一家充軍七家給之，猶有傷生廢業、疲於道路之嘆。今兵多而民不足，使蕭何、劉晏復生，亦無所施其術，況於臣者何能為哉。伏見邳，海之間，貧民失業者甚眾，日食野菜，無所依倚，恐因而嘯聚以益敵勢。乞募選為兵，自十月給糧，使充戍役，至二月罷之，人授地三十畝，貸之種粒而驗所收穫，量數取之，逮秋復隸兵伍。且戰且耕，公私俱利，亦望被俘之民易於招集也。」詔施行之。是時，樞密院以海州軍食不足，艱於轉輸，奏乞遷於內地。詔問摯，摯奏曰：「海州連山阻海，與沂、莒、邳、密皆邊隅衝要之地，比年以來為賊淵藪者，宋人資給之故。若棄而他徙，則直抵東平無非敵境，地大氣增，後難圖矣，臣未見其可。且朝廷所以欲遷者，止慮糧儲不給耳。臣請盡力規畫，勸喻農民趨時耕種，且令煮鹽易糧，或置場宿遷，以通商旅，可不勞民力而辦。仍擇沭陽之地可以為營屯者，分兵護邏，雖不遷無患也。」上是其言，乃止。十月，先是，邳州副提控王汝霖以州廩將乏，扇其軍為亂。山東東路轉運副使兼同知沂州防禦使程戩懼禍及己，遂與同謀，因結宋兵以為外應。摯聞，即遣兵捕之，訊竟具伏，汝霖及戩並其黨彈壓崔榮、副統韓松、萬戶戚誼等皆就誅，至是以聞。三年七月，設汴京東、西、南三路行三司，詔摯居中總其事焉。十月，以里城畢工，遷官一階。四年七月，遷榮祿大夫，致仕。天興元年正月，起復為大司農。四月，歸大司農印，復致仕。八月，復起為平章政事，封蕭國公，行京東路尚書省事。以軍三千護送就舟張家渡，行至封丘，敵兵覺，不能進。諸將卒謀倒戈南奔，留數騎衛摯。摯知其謀，遂下馬，坐語諸將曰：「敵兵環視，進退在我。汝曹不思持重，吾寧死於汝曹之手，不忍為亂兵所蹂，以辱君父之命。」諸將諾而止，得全師以還，聞者壯之。十一月，復致仕。居汴中，有園亭蔡水濱，日與耆舊宴飲。及崔立以汴城降，為大兵所殺。摯為人威嚴，御兵人莫敢犯。在朝遇事敢言，又喜薦士，如張文舉、雷淵、麻九疇輩皆由摯進用。南渡後宰執中，人望最重。把胡魯，不詳其初起。貞祐二年五月，宣宗南遷，由左諫議大夫擢為御前經歷官，上面諭之曰：「此行，軍馬朕自總之，事有利害可因近侍局以聞。」三年十一月，出為彰化軍節度使，兼涇州管內觀察使。四年五月，改知京兆府事，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充行省參議官。興定元年三月，授陝西路統軍使，兼前職。二年正月，召為御史中丞。三月，上言：「國家取人，惟進士之選為重，不求備數，務在得賢。竊見今場會試，考官取人泛濫，非求賢之道也。宜革其弊，依大定舊制。」詔付尚書省集文資官雜議，卒依泰和例行之。是月，拜參知政事。六月，詔權左副元帥，與平章胥鼎同事防秋。三年六月，平涼等處地震，胡魯因上言：「皇天不言，以象告人，災害之生，必有其故，乞明諭有司，敬畏天戒。」上嘉納之，遣右司諫郭著往閱其跡，撫諭軍民焉。四年四月，權尚書右丞、左副元帥，行尚書省、元帥府於京兆。時陝西歲運糧以助關東，民力浸困，胡魯上言：「若以舟楫自渭入河，順流而下，庶可少紓民力。」從之。時以為便。五年正月，朝議欲復取會州，胡魯上言：「臣竊計之，月當費米三萬石、草九萬稱，轉運丁夫不下十餘萬人。使此城一月可拔，其費已如此，況未必耶。臨洮路新遭劫掠，瘡痍未復，所須芻糧決不可辦，雖復取之慶陽、平涼、鳳翔及邠、涇、寧、原、恆、隴等州，亦恐未能無闕。今農事將興，沿邊常費已不暇給，豈可更調十餘萬人以餉此軍。果欲行之，則數郡春種盡廢矣。政使此城必得，不免留兵戍守，是飛挽之役，無時而已也。止宜令承裔軍於定西、鞏州之地，護民耕稼，俟敵意怠，然後取之。」詔付省院曰：「其言甚當，從之可也。」三月，上言：「禦敵在乎強兵，強兵在乎足食，此當今急務也。竊見自陝以西，州郡置帥府者九，其部眾率不過三四千，而長校猥多，虛糜廩給，甚無謂也。臣謂延安、風翔、恐州邊隅重地固當仍舊，德順、平涼等處宜皆罷去。河南行院、帥府存沿邊並河者，余亦宜罷之。」制可。是年十月，西北兵三萬攻延安，胡魯遣元帥完顏合達、元帥納合買住御之，遂保延安。先是，胡魯以西北兵勢甚大，屢請兵於朝，上由是惡之。元光元年正月，遂罷參知政事，以知河中府事權安撫使。於是陝西西路轉運使夾谷德新上言曰：「臣伏見知河中府把胡魯廉直忠孝，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實朝廷之良臣也。去歲，兵入延安，胡魯遣將調兵，城賴以無，不為無功。今合達、買住各授世封，而胡魯改知河中府。切謂方今用人之時，使謀略之臣不獲展力，緩急或失事機。誠宜復行省之任，使與承裔共守京兆，令合達、買住捍禦延安，以藩衛河南，則內外安矣。」不報。六月，召為大司農，既至汴，遂上言曰：「邇來群盜擾攘，侵及內地，陳、潁去京不及四百里，民居稀闊，農事半廢、蔡、息之間十去八九。甫經大赦，賊起益多，動計數百，驅牛焚舍，恣行剽掠，田谷雖熟，莫敢獲者。所在屯兵率無騎士，比報至而賊已遁，叢薄深惡，復難追襲，則徒形跡而已。今向秋成，奈何不為處置也。」八月，復拜參知政事，上謂之曰：「卿頃為大司農，巡行郡縣，盜賊如何可息？」對曰：「盜賊之多，以賦役多也。賦役省則盜賊息。」上曰：「朕固省之矣。」胡魯曰：「如行院、帥府擾之何。」上曰：「司農官既兼採訪，自今其令禁止之。」初，胡魯拜命日，巡護衛紹王宅都將把九斤來賀，御史粘割阿里言：「九斤不當游執政門，胡魯亦不當受其賀，請併案之。」於是詔諭曰：「卿昔行省陝西，擅出繫囚，此自人主當行，非臣下可專，人苟有言，其罪豈特除名。朕為卿地，因而肆赦，以弭眾口，卿知之乎？今九斤有職守，且握兵柄，而縱至門下，法當責降，朕重卿素有直氣，故復曲留。公家事但當履正而行，要取人情何必爾也，卿其戒之。」是年十二月，進拜尚書右丞。元光二年正月，上諭宰臣曰：「陝右之兵將退，當審後圖，不然今秋又至矣。右丞胡魯深悉彼中利害，其與共議之。」尋遣胡魯往陝西，與行省賽不、合達從宜規畫焉。哀宗即位，以有冊立功，進拜平章政事。正大元年四月，薨。詔加贈右丞相、東平郡王。胡魯為人忠實，憂國奉公。及亡，朝廷公宰，下迨吏民，皆嗟惜之。師安石，字子安，清州人，本姓尹氏，避國諱更焉。承安五年詞賦進士。為人輕財尚義。初補尚書省令史，適宣宗南遷，留平章完顏承暉守燕都。承暉將就死，以遺表托安石使赴行在，安石間道走汴以聞。上嘉之，擢為樞密院經歷官。時哀宗在春宮，領密院事，遂見知遇。元光二年，累遷御史中丞。其七月，上章言備御二事，其一曰：「自古所以安國家、息禍亂，不過戰、守、避、和四者而已。為今之計，守、和為上。所謂守者，必求智謀之士，使內足以得戍卒之心，外足以挫敵人之銳，不惟彼不能攻，又可以伺其隙而敗之。其所謂和，則漢、唐之君固嘗用此策矣，豈獨今日不可用乎。乞令有司詳議而行。」其二曰：「今敵中來歸者頗多，宜豐其糧餉，厚其接遇，度彼果肯為我用，則擇有心力者數十人，潛往以誘致其餘。來者既眾，彼必轉相猜貳，然後徐起而圖之，則中興之功不遠矣。」上嘉納之。九月，坐劾英王守純附奏不實，決杖追官。及哀宗即位，正大元年，擢為同簽樞密院事。二年，復御史中丞。三年，工部尚書、權左參政。四年，進尚書右丞。五年，台諫劾近侍張文壽、張仁壽、李麟之，安石亦論列三人不已，上怒甚，有旨謂安石曰：「汝便承取賢相，朕為昏主，止矣。」如是數百言。安石驟蒙任用，遽遭摧折，疽發腦而死，上甚悼惜之。贊曰：宣宗南遷，天命去矣，當是時雖有忠良之佐、謀勇之將，亦難為也。然而汝礪、行信拯救於內，胥鼎、侯摯守御於外，訖使宣宗得免亡國，而哀宗復有十年之久，人才有益於人國也若是哉。胡魯養兵惜谷之論，善矣。安石不負承暉之託，遂見知遇，以論列近侍觸怒而死，悲夫！

譯文

胥鼎，字和之，是尚書右丞胥持國的兒子。大定十八年(1188)中進士，當官以後被稱譽，認為他很有才幹，累遷至大理寺丞。承安二年(1197)，胥持國去世，他離職守喪。四年，尚書省起用他任著作郎。皇帝問：「胥鼎原是大家子弟，他的才能怎樣？」宰臣們奏道「：他為人很有才幹。」皇帝說：「著作郎職務清閒，但因現在沒有其他缺任職務，暫時先授給他。」不久，遷為右司郎中，轉工部侍郎。泰和六年(1206)，胥鼎提出了急速轉送公文的辦法，皇帝聽從了，當時人都覺得很方便。至寧初年(1213)，中都被敵圍困，他由戶部尚書而被拜任參知政事。貞祐元年(1213)十一月，出任泰定軍節度使，兼兗州管內觀察使，還沒有到任，又改任知大興府事，兼中都路兵馬都總管。二年正月，胥鼎因為見在京的貧民許多人缺少食物，應當設法拯救，便奏道「：京師中官民如果有能力贍養窮人的，應當根據所贍養的數量升官授職，以示鼓勵嘉獎。」於是確定了臨時賣給官爵的各種條例和規格，例如晉升官職，允許正在服喪的人參預舉試和任職，官監戶可以成為良民之類。得到糧草各有一定數量，救活了許多人。四月，拜為尚書右丞，仍兼知大興府事。五月，宣宗準備南遷，把他留下任汾陽軍節度使，兼汾州管內觀察使。十一月，改為知平陽府事，兼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代理宣撫使。三年四月，他進言有關國家利害要事十三項，如積蓄軍用物資、防守黃河、選官審案、挑選將領訓練士卒、鈔法、版籍之類，皇帝頗有採納的。他又進言：「平陽一年間多次受兵，人口散亡，樓櫓修整未完，衣甲器械極少，倉中沒有兩個月的存糧。夏田已被亂兵踐踏，又不下雨，難以秋種。雖然有一些想恢復舊業的殘餘民眾，也都是老幼之輩，沒有能力耕種，又怎能徵收足夠賦稅？近來聽說北方的劉伯林在野狐嶺聚集兵馬，準備入侵平陽、絳、解、河中各州府，直達河南。作戰日期已近，物資儲積未備，不加快籌備，實在關係到社稷生靈的大事。請求降給空名委任書一千、紫衣的法師德號度牒三千，以補充軍需。」皇帝說：「胥鼎所說的很對，有關方面立即如數送給他。」七月，就任本路宣撫使，兼以前的職務。朝廷準備調用代州守軍五千人，胥鼎上奏說：「嶺外軍隊都已南遷，代州是邊境要塞，正應當增派軍隊防守，如今再減少兵力，一旦敵人到達，怎麼處理？平陽是以代州作為防線的，怎能撤走？」尚書省上奏說應當聽從奏請，皇帝下詔同意。胥鼎又說「：近來聽說朝廷下令讓我清野，我深思我所統領的是河東南路，太原是屬於北路，敵人大兵如來，必定先經北路，所以清野應當先北後南。況且北路莊稼早熟，田野既清，敵軍掠奪不到東西，其勢頭自然停止。不然，南路雖然清野，而糧草貯存在北邊，這是資助敵軍並招他往南來。我已送文書給北路宣撫司了，請再下詔書告諭。」後來，敵軍果然出境，皇帝下詔獎賞並對他說：「卿以文武之才，身負兵民重望，鎮守一方，鞏固邊防，釋朕之憂，誰如卿之用力？望益增忠勤之節，以收緩靜之功，切望用心，將有後寵。」不久因他能設方略以退敵軍，進官一階。十月，胥鼎上奏說：「我們統領的義軍，都是一向棄本趨末、勇猛兇狠、盜竊亡命之徒，如無訓練和統率官員加以管制，就會結朋聚黨，無所不至。請允許我根據情況能夠任命總領義軍使、副使加以管制，仍按每五千人設一位訓練官，這不單可以防止他們無事生非，使之有所忌憚，並且讓他們武藝精熟，人各為用。」皇帝表示同意。四年正月，敵軍大兵入侵霍、吉、隰三州，後來又用步騎兵六萬人圍困平陽，強力攻城十多天，胥鼎派兵多次擊退敵人，並上奏說：「臣根據情況需要而設立了賞官制度，預先張貼文告，招回了被脅從的人員七千多人，後繼而來的又有六千多人，都讓他們恢複本業。我私下認為，凡是被俘未歸的，更應多方招降勸誘，已歸來的隨便他選擇居住的地方，給予優待和撫恤，不要讓他們流離失所。」皇帝同意。二月，拜為樞密副使，代理尚書左丞，在平陽設立行省。當時，胥鼎正上表請求退職，皇帝不允許，因而加拜，並派近臣對他說「：卿父子都是朕所深知的，以前你擔任執政時，因為有人進言，所以將河東的事務委任給你，果然能夠盡力以保無事。如今國家多難，不是你又有誰能依靠？你求退容易，但能夠不考慮國家大計嗎？如今特授此任，很快又要秋防，更應全心全意。」當時規定河南的粟麥不讓販運過河，胥鼎上奏說：「河東多山險之地，平時人力已全用上，可是到夏秋糧食收成時，仍常靠陝西、河南交通販運。何況如今多次遇戰爭，農民越來越少，而且又少雨雪，缺糧嚴重。又解州駐兵很多，存糧只夠一月。我見陝州大陽渡、河東大慶渡口都在攔阻粟麥，不讓運過河來，臣擔心軍民不安，因而產生內亂，希望朝廷聽任他們販運，以解解州的危急。」朝廷聽從了。他又上奏說：「河東兵亂之餘，疲民稍得恢復，但人丁和耕牛很少，難以耕種，又加乾旱和蝗蟲，而糧餉所需，徵收急迫，貧困無依者都已缺食，富戶有舊藏的也都被盜挖去，絕無倖免者，這種睏乏也已到極點了。有關方面應當請示朝廷降旨安撫，以求安定民心。而潞州帥府派遣官員到遼、沁各郡搜括余粟，並懸布告重賞告發的人，州縣官員害怕帥府，對民眾鞭打枷鎖，各地騷動不安，十分可憐。如今敵軍已退，應當精減多餘兵員，節省費用，招集流亡者，勸他們農耕。如果不這樣做，就會讓渾身創傷的民眾更加遭受苦難，這是敵兵未到而自己先已無力了。請朝廷儘快制止。如果軍費確實缺乏，以恩例勸民交粟封官，不是強於硬搜民糧嗎？」又說：「霍州的回牛、鳳棲嶺各關隘，戍兵將近四千人。如今敵兵退去，農時方緊，我請求只留下少量偵察防守人員，其餘全部送回，有情況時再召回。這樣既休養民力，又省縣官，萬一敵軍來時，也足以抵禦。這是辦一事而獲兩利，臣膽敢申請。」朝廷詔令立即實行。又進言說：「河東兩路農民越來越少，而士兵越來越多，所以每年軍糧總是苦於接濟不上。我見潞州元帥府雖然設立賣官爵的恩例，但條目很少，未能盡到勸誘的辦法，所以進獻的人沒有幾個。應當增設條目，如同在中都時一樣，仍允許各路宣撫司都能出賣，大約就能多得貯存的糧食，以應救不足。」於是，尚書省另定條例上奏後實行。又說：「交鈔貴在流通，如今各路所造的不夠所出的，如果不想法收回，將會因缺少而誤事。應當讓行省行部估量民力進行徵收，以補軍用。河中宣撫司也因寶券支出已多，民眾不以為貴重，請查驗民眾貧富情況加以徵收。雖然這樣，陝西如果也同樣徵收，那麼他們那裡原有的就將越來越多流入河東，這樣和不徵收時又有什麼不同？況且河北的寶券不允許在河南流通，因此就愈加流通不暢，將會誤了軍糧需要並且引起事端。」當時，因為河北的寶券被商販們帶到河南使用，導致物價上漲，暫時限定在各路分別使用，由於胥鼎上奏，於是停止限制。又進言「：近日朝廷命令挑選義軍分為三等，臣即下文書通知各方，而潞州統帥必蘭阿魯帶說『：自從去年初次設置帥府時已經挑選查驗了本軍，除去多餘無用者，現已確定分部，上下相親，所以能夠所向成功。現有的都是經歷血戰的剩餘部分，屢試可用者。況且他們又是父子兄弟，能自相救援，各顧本家，同心協力，不可分離。今如必定要分開，將會因相互交換而互不相識。國家糧草常常擔心接濟不上，怎麼能容易假冒，但本府軍隊不至於如此。何況潞州北面便是異國，經常備戰，事務繁雜，而將他們分別開來，那些居於中下等的都將會挫傷銳氣放鬆戒備而難以使用，我還擔心敵人因而可以測知我軍虛實。況且義軍大都是農民，現已分散各回本地，搶跟農時，奮力耕作。如果召集起來，動則至少十天，農事荒廢而歲收就會失去了。請聽從本府所定，不要輕易變動。』臣十分贊同他的意見。」這時，阿魯帶的奏章也已送到，朝廷便下詔應許了。又說「：近日偵察得知北國軍隊駐守在同州、耀州，我私下擔心會隔斷我軍東西往來的通道，便委派河中經略使陀滿胡土門帶領軍隊救援，如今北軍即將叩關而入了，臣前些時候曾奏聞朝廷，北兵不僅要進攻河東、陝西，必將進取河南。我雖已移送公文給陝州行院和陝西鄰地，都讓他們安排防備，但恐怕未能立即遵從實行，請詔令河南行院統軍司，商定防備之策。」皇帝將奏文送給尚書省，宰臣上奏說：「敵軍已越過關城，只能嚴格督責所派遣的元帥大臣們前往迎擊，並命令胥鼎增派軍隊渡河以牽制敵軍左右。」皇帝同意。不久，胥鼎聽知大兵已越過關塞，便急上奏章說：「臣蒙受國家大恩，位居樞府，凡有戰事，都應自任。今兵入河南，將至畿甸之地，我豈能安守一方，坐視朝廷急難，而不思奮力以稍微減輕陛下之憂。去年頒布聖旨，以前次都城受圍困而四方沒有前往救援為恨事，明令將帥，如京都有警報，立即各領兵救援，如有不來的自有正常處罰辦法。臣已奉詔，先派潞州元帥左監軍必蘭阿魯帶領軍一萬，孟州經略使徒單百家領兵五千，由便道渡河前往潼關、陝州，臣將親自率領平陽精兵直達京都，和王師會合。」又奏說「：京師距離平陽有一千五百多里，如果等朝廷命令再計劃入救，必須三十天才能到達，能不失去戰機嗎？臣今已身先士卒，以雙倍的速度日夜兼行了。」皇帝讚賞他的忠誠之心，詔令樞密院督責軍隊接應。起初，胥鼎因為準備率兵救援京都，上奏請求委任知平陽府事王質代理元帥左監軍，同知府事完顏僧家奴代理元帥右監軍，以鎮守河東，皇帝同意了。這時，胥鼎被任命為尚書左丞，兼樞密院副使。當時，敵軍大部隊已越過陝州，從函谷關以西都排列營寨，連綿幾十里。胥鼎擔心敵軍在近期內進逼京城，便將河東南路的懷、孟州的軍隊共一萬五千人，由河中入京救援，又派遙授河中府判官的仆散掃吾出帶領軍隊直進陝西，合力抵禦。他還擔心北兵扼守黃河，傳送檄文到絳、解、吉、隰、孟州經略司，讓他們相互會合軍隊成為夾擊敵軍的態勢，後來，北兵果然從三門峽、集津渡河北去。胥鼎又上奏說：「自從戰爭以來，河北軍隊潰散，人口逃亡，還有山西、河東的老幼，都遷徙到河南，在各處僑居，失去本業，容易民心動搖。我擔心有關方面亂分彼此，或者強迫遷移，以致不得安居。如今敵軍兵勢日盛，將至京都的畿甸之地，如果敵人引誘這些失去本業的民眾作為嚮導，或者強迫他們攻城，豈不是增強敵方實力。請朝廷派出官員前往安撫慰問，並命令各地方嚴加防範，也許不至於發生事端。」皇帝聽從他的計議，委派監察御史陳規等人充當安撫捕盜的官員，巡察各郡。敵軍回至平陽，胥鼎派兵對戰，敵軍失利而去。興定元年(1217)正月，皇帝命令胥鼎選派三萬五千名兵士，交給陀滿胡土門統率西征。這時，胥鼎馳奏朝廷，認為不合適，大意說：「自從北兵經過之後，民眾食物不足，兵力不全。如再出兵，不僅運輸辛勞，民眾又將流亡，更加流離失所。如果宋人乘機而動，又將如何對抗？這是關係到國家社稷的大計。如今的勢態，只能防禦南方，西征還不能考慮。」因而停止這次行動。當月，進拜為平章政事，封為莘國公。他又上奏說：「臣近日派遣太原、汾、嵐的官軍準備西征，而太原路元帥左監軍烏古論德升將情況告訴我，極力認為這是一種錯誤的計謀。臣愚昧無知，認為德升所說的是可取的，大膽詳細奏聞朝廷。」皇帝詔令交尚書省商議，言論載於《德升傳》中。三月，胥鼎因為祖父名章，請求不擔任平章政事職務，詔令不從。朝廷又下詔命令胥鼎領兵攻打宋國，並且讓他不再進言阻止既定的方略。胥鼎已經分兵由秦、鞏、鳳翔三路並進，然後上書說「：我私懷愚念，不敢緘默，特分條陳述利害奏聞。以前在泰和年間，曾經南征，當時太平日久，百姓富裕，馬蕃軍隊十分精銳，因而是萬全之舉，然而仍很快就言和，以息兵為要務。大安之後，北兵大舉入侵，天下連年騷亂不安，而軍馬的氣勢只有過去的十分之一。至於各種器械之類也多有損壞，民間差役繁重，越來越加疲乏，而天天出動軍隊，遠近動盪，這是未捉獲一個敵人而自己受害者眾多了，這是不可行的原因之一。今年西、北兩處軍隊沒有入侵的警報，這並非他們害怕不敢動，想是因為去年剛北歸，暫且休養生息，否則的話就是其他部落相攻，無暇顧及我方。如果聽說王師南征，乘機並至，我方雖有潼關、大河之險，實不足依靠，這樣三面受敵，首尾難以相救，能不留為後悔的原因嗎？這是二不可。凡兵稱雄於天下的，必定兵馬精銳強壯，器械犀利，況且要出其不備然後才能取勝。宋朝自從泰和年間重修舊好以來，練兵積糧，修建營壘，至今十年了。又車駕遷到汴京更加靠近宋國邊境，他們必定朝夕憂慮恐懼，盡力設防。況且聽說王師已從唐、鄧出兵，必定遷移民眾渡江，在各處清野，只留下空城，使我軍一無所得，徒自辛苦耗費，究竟有何益處？這是三不可。宋朝是我國的世仇，近年並非沒有恢復舊疆域、洗刷以前的恥辱的志向，只是畏懼我方威力，不能探知虛實，所以不敢輕舉妄動。如今我軍都是山西、河北無所依靠的流民，或者招回的逃兵，脅從回國，大抵是烏合之眾，一向未經訓練，而立即讓他們作戰，怎能保證必勝？雖然占領宋域，內無儲蓄，又怎樣防守？以未經訓練的烏合之眾，深入敵人境內，進得不到食物，退又無處擄掠，他們必將又逃跑嘯聚山林，成為心腹之患，這是四不可。發兵征討，需靠敵方糧食，這事不能必得。隨軍轉運糧草，又非民力所及，沿邊民眾雖有產業，而賦稅差役十分繁重，已不勝困苦疲乏。又凡是失去家業寓居於河南的，大多數都衣食難以自給。受到貧困的逼迫，盜賊就會產生。如果宋人暗中招募，以厚利引誘，讓他們充當嚮導，待我不備突然入侵，則內有叛民，外有勁敵，就不容易戰勝了，這是五不可。今春耕將近，如進兵不回，必誤農時，因而也耽誤秋天防禦所用物資，這是社稷大計，豈止是疆場上利害而已，這是六不可。愚臣認為只應當挑選一批有才能敢於作戰的將士，分別布署在靠近邊境的州郡，敵人來時就追擊，敵人退卻就努力耕田，以增加儲備。如能做到，士氣越增強，民心越穩固，國家富饒，自然能夠恢復先朝基業，完成中興功績，一個區區宋國何足擔心不能平定。」詔令交付尚書省。宰臣們認為各路軍馬既已前進，無可複議，停止討論。後來元帥承裔等攻取宋朝的大散關。皇帝對胥鼎說：「所得的大散關，能保就保住，不然就燒毀後回兵。」於是胥鼎上奏說：「臣近日派官員詢問各帥臣，都說從散關到驀關諸關隘，距離很遠，中間堡壘相望，如要分別屯守，沒有萬人不行。而又有恆州、虢縣所屬幾處關隘，宋兵均固守如舊，危急時又必然要分散關的兵力，留下人數少了必定難以支持，而鳳翔、恆、隴也無法接應增援，恐怕會造成兩失。況且近年以來，民力困於不停調動，如今正是春耕農事急迫之時，恐怕妨礙耕種，不如燒毀此關，只屯守邊境上的關隘以張聲勢，如對方來入侵，相互接應增援易於做到。」皇帝同意。二年四月，胥鼎請求退休，皇帝派近侍之臣對他說「：卿年紀已大，朕非不知，但天下事剛理出頭緒，卿為舊臣，姑且勉力以終其事。」胥鼎因宣宗大多親理一些瑣細的事務，不是帝王的風度，便上奏說「：天下之廣大，萬機之眾多，錢穀之冗重，不是帝王所能兼管的，就應當交給有關部門，天子只操心國家大政，督責成功而已。況且如今多事，怎麼能夠親理小事呢？唯望陛下委派大臣，坐享成功，則恢復舊境為期不遠了。」皇帝看過他的奏章以後心裡不高興，便對宰臣們說：「我唯恐自己怠惰，而胥鼎怎麼會這樣說呢？」術虎高琪奏道「：聖君以宗廟社稷放在心上，效法上天行健的本義，憂慮辛勞政務，日夜不息，這是導致太平必由之路啊，胥鼎說得不對。」皇帝聽了很高興。三年正月，胥鼎上奏說：「在沿邊的州府官員，原就規定有減少資歷所需的時間，而那些掌管軍隊及防守邊隘的將士，征伐出行，暴露於野外，歷經艱險，應當一律減免，以示鼓勵。」皇帝聽從。二月，又上奏說：「近來規定，凡在軍前立功而後犯罪的人，行省、行院、帥府不能自行殺掉或賞賜。賞賜是由朝廷所出，則恩德有所歸屬，這固然合理。至於部下犯罪，主將不能施行責罰，則下屬將無所畏懼，而命令就難以實行了。」宰臣覺得這事不好辦。皇帝將這事詢問樞密院官，回答說應當聽從胥鼎的意見。於是下詔，從今以後，四品以下官員下面有權自行處置。當時元帥承裔、移剌粘何討伐宋國，所攻下的城邑大多燒毀搶掠，因此胥鼎上奏說「：承裔等人奉詔宣揚國威，這是所說的『弔民伐罪』啊！如今大軍已攻克武休，將至興元。興元是漢中、西蜀的咽喉要地，請傳諭帥臣們，所攻取的城邑暫且不要燒毀搶掠，一定加以安撫。如果能夠讓一郡安然，秋毫無犯，那麼其餘的三十軍，將會不用攻打而城邑自下。如有抵抗王師的，仍應殺戮。」皇帝很贊同他的話，便下詔告訴承裔。胥鼎因年老多次上表請求退休，皇帝對宰臣們說：「胥鼎以年老為由請求退休，我觀察他精力未衰，已經派人前去安慰和勸說。胥鼎曾經舉薦把胡魯，認為強於自己很多，想讓他代替自己。把胡魯固然不錯，但在駕馭人才，處置機要大事，比胥鼎差多了。」不久因為討伐宋國有功，又遷官一品階。八月，上奏道：「臣奉詔兼任河東節度使，近日晉安帥府下令，百里之內只保留桑棗等果樹，其餘全部砍伐。如今正在秋收，卻下這道命令而影響了農事，既不能防禦敵人而又有害民眾，不是好辦法。況且一旦警報告急，這些砍下來的樹木怎麼能全部運走，能夠不送給敵軍嗎？其他樹木砍掉，而桑棗和房屋上，不都是木頭嗎？這個辦法徒勞而無功。我已下令帥府制止這件事，而左都監完顏閭山卻說是奉旨進行清野，我不知這種做法有什麼好處。」皇帝下詔由胥鼎根據方便加以規劃。當時，大元軍隊大舉入侵陝西，胥鼎多次提出對敵的計策，朝臣們有的加以阻止。皇帝對樞密院的官員們說「：胥鼎的計謀必無失誤，從今以後你們不要再指揮他。」接著他又派人對胥鼎說「：卿專管上方，凡事可以根據方便規劃計謀，又何必一一報朝廷同意，只能耽誤時間。」四年，進封為溫國公，退休。皇帝下詔對他說：「卿屢次請求退職，朕當初沒有答應，是準備等候局勢安定以後，仍能為朕所用。如今聽從您的請求，仍可來居住到京城，如果有大事可以就近向您詢問處置辦法。」五年三月，皇帝派近臣對胥鼎和左丞賈益謙說「：從去年冬天到現在，雨雪特別少，民心不安，軍用可能有所欠缺，為害嚴重。卿等都是名臣故老，如今應當如何處置？想召到尚書省商議，又怕和現任宰相們意見不同，不便當面駁回，所以就讓人到府第中詢問，請將全部想法加以陳述，不要有所隱瞞。」元光元年(1222)五月，皇帝對宰相說：「前平章政事胥鼎、左丞賈益謙、工部尚書札里吉、翰林學士孛迭，都是退休的老臣，熟悉國家大事，應當邀請他們到尚書省一起商議大事。」並分別派遣侍從官員向四人傳達皇帝的旨意。六月，晉陽公郭文振上奏說：「河朔連年受到兵燹，過去都是秋來春去，如今已到盛暑天氣還沒有回兵，況且這次不一味殘殺民眾，還任憑民眾耕種，其意圖難以猜測。樞密院常常大下文書讓我會合府兵進戰，可是公府雖號稱分封於一方，力量實際很單薄，況且不能相互統率，各地正無暇自保，朝廷如果不立即派兵救援，我擔心人心會認為準備拋棄河北，這實在很不應該。我見前平章政事胥鼎，兼有將相之才，威望極高，過去在河東行省，人人樂為所用。如今雖已退休，精力未衰，請交給重兵，讓他總管公府，同力作戰，這樣人人都會響應，容易收復失地，望陛下考慮。」第二年，宣宗去世，哀宗即位。正大二年(1225)，重新起用胥鼎，拜為平章政事，進封英國公，在衛州設立尚書行省。胥鼎以體衰有病為由辭職，皇帝對他說：「您以前在河東，為朝廷所倚重。如今河朔各州府多歸附敵人，需要您前去謀劃。您是先朝大臣，一定會辦好這件事，大河以北，都由您節制。」胥鼎便帶病前往，前來歸降的人很多。胥鼎病重得難以自制，又向朝廷提出原來的請求，朝廷下優詔不允許。三年，又上奏章告老，並且舉薦朝中賢臣熟悉軍政大事的人代替。皇帝下詔回答說：「卿前往河東時，河東殘破孤危，已近不保，而您一到便安定了。當卿移去鎮守，敵軍就不再入侵，何必過於謙虛？況且君臣本為一體，朕對待臣下豈有不同？說見外的話也就過分了。況且其餘人的才力怎能和卿相比。卿年歲已高，長期在外辛勞，朕豈會不知，但國家百年來積累的基業，河朔億萬民眾的生命，卿應當勉力規劃宏圖，同成大事。」胥鼎奉詔，心中惶惶不安，不敢再告退。當年七月去世。胥鼎精於吏事，為人有度量，為政貴於安定，所在之處，無論賢者或是不肖之徒，都感到高興。南渡以來，以書生而獨鎮一方的，只有胥鼎一人而已。侯摯，原名師尹，因避諱而改為現名，字莘卿，東阿人。明昌二年(1191)為進士，當官以後，意氣慷慨而有作為。承安年間，累官至山東路鹽使司判官。泰和元年(1201)，因收得鹽稅增加四分，特命晉升二級官階。八年七月，削去一品官階，降任長武縣令。起初，侯摯擔任戶部主事，他和王謙一起計劃西北路的軍需物資，以代替張日韋。侯摯上奏說，本路錢財使用不合實際，因而被降級。貞祐初年，敵人大兵圍困燕都，當時侯摯任中都麴使，他請求出京招募軍隊，後來因為守城有功，被提升為右補闕。二年正月，詔令侯摯和少府監丞李迥秀分別前往西山招撫。宣宗南渡，轉任勸農副使，提控紫荊等關隘。不久，又改任兼六部侍郎。三年四月，同簽樞密院阿勒根訛論等人認為「：如今車駕駐於南京，河南兵馬不能變動，況且兵不在多，以得將為本。侯摯有過人的才幹，如果給他以方便處置之權，讓他招募兵士，轉送糧草，事無不成，可以晉升為尚書，以總管永錫、慶壽兩軍。」於是，任命侯摯為太常卿，行尚書六部事，往來供給。侯摯便上表奏言九事。其一說「：省部是用以總管天下的大事的，如今隨從各路的宣差便宜、從宜用事，往往不遵條例，動則交付六部以及三品以下官員處置，這樣法度怎麼能不發生混亂，應當革除這個弊端。」其二說「：近來設立四處元帥府，所統領的兵將不能說不多，然而不能取勝的原因，是因為一處受敵，其餘的只是旁觀，不曾發一兵一卒前去救援，稍有後退，便丟戈棄甲而逃，這是師勞而將怯的緣故。管將之道，請陛下詳察。」其三說「：領兵對敵，督促民眾運糧，各有各的職責，本來就不能兼用，而帥府每每命令兼進，每當遇到敵人，軍隊還未作戰而民夫已經逃走，隊列錯亂，這是失敗的原因。打了前仗得勝，後仗必定更換作戰方法，這是擔心被敵人所事先料定，何況並未取勝呢！用兵要善變，本沒有固定隊形，現仍因循過去，不思改，臣雖不懂軍事，亂猜認為由此而失敗。」其四說：「雄、保、安肅諸郡占有白溝、易水、西山這樣鞏固的防線，如今大都缺少官員，而現任的又都是柔弱膽怯不勇敢的人，應當儘快選用勇猛而有才幹的人分別赴任。」其五說：「漳水從衛東流入海，應當在沿河設立防備，以鞏固山東，使努力耕作者安於農田。」其六說「：近來京都和州縣官吏往往逃亡，這是因為過去許多人曾投降過敵人，更兼轉運物資、賦稅頻繁，民力困弊不堪，供應不上就要遭到責罰，任職期滿後仍將在其他地方的情況一起計算資歷和加以考核，實在有負其人，請詔令有關方面，從優確定等級，以和別處相區分。」其七說：「兵威不振，罪在將帥輕敵妄動，就像近日李英當元帥，臨陣作戰，酒還未醒所以失敗。臣以為李英既無功績，他濫得的官爵應當全部剝奪。」其八說：「大河以北，民眾失去耕作，官吏沒有俸祿，上下不安，都想逃竄。加之潰敗的散兵還要搶掠，以致平民百姓更加無法生存。應當優加憐恤，儘快招撫他們。」其九說「：從來掌兵權的大都是世襲的官職，這些人從小驕惰，受不了勞苦，而且膽小怯弱，怎能依靠？應當選擇勇猛過人、眾人信服的，不用查問過去資歷加以作用。」皇帝略加施行。當時元帥蒲察七斤以通州叛降，他多次派間諜勸說侯摯，侯摯擔心受到誣陷，便上奏章自我申辯。皇帝安慰他說：「您是我一向所深知的，怎麼會被離間得了呢？你一心一意盡職，不要怕受猜疑而沮喪。」八月，任命他為代理參知政事。不久，拜任參知政事，在河北設立尚書行省。原先，侯摯上奏說：「河北的東西兩路，是最重要的地方，而真定守帥胡論出輕率地棄城南逃，州縣十分危險。如今秋防已近，十分可憂，我願意帶招募的兵士和舊部西山的忠義軍前往安撫。」皇帝批准，因而有這次的任命。十一月，入見皇帝。十七日，派他到宜村祭河神。十二月，又到河北設行省。四年正月，進拜尚書右丞。他曾上奏說，應當開挖沁水，以便運送物資，這時，朝廷詔令有關方面開掘。當時，河北發生大饑荒。侯摯上奏說「：如今河朔饑荒十分嚴重，甚至人吃人，觀、滄等州一斗米要十多兩銀子，餓死者屍首連接。我見沿河上下允許販運粟米北渡，但每石由官府買去八斗。那些商人並非有心周濟民眾，他們之所以渡河往來，只是因為有厚利可得，既然無利，誰又肯干？所以雖有濟物之名，卻沒有可運送之物，這和不運送有什麼不同？以前春秋時期列國各劃有邊界，但晉國饑荒則秦國運去粟米，當秦國饑荒時，晉卻禁止運出，為千古人所譏笑。況且今日天下一家，河朔的民眾也都是陛下的赤子，而遭受兵火之災，尤其可憐，能夠忍心坐視其死亡而不救援嗎？人心惟危，臣擔心那些耍弄兵器之徒，得以藉口起事。希望停止官糴，放任民間自由販運為便。」皇帝詔令尚書省實行。當時有紅襖賊幾萬人入侵臨沂、費縣境內，官軍打敗了他們，活捉了偽宣徽使李壽甫。審問之後，則說這些人馬都是楊安兒、劉二祖散亡的餘眾，現在又聚集到六萬人，賊首郝定是兗州泗水人，他設置了百官，僭號「大漢皇帝」，已經攻下泰安、滕、兗、單各州，以及萊蕪、新泰等十多縣，又攻下邳州的石岡子..，得到幾百隻船，近來派人和北方、南宋聯繫並結了盟約，很快就要越過黃河作亂。侯摯將供詞上報朝廷，並且上奏說：「如今邳、滕一帶道路不通，恐怕真有這個陰謀。」皇帝便詔令侯摯到東平設立行省，代理本路兵馬都總管，以便招降他們，如果不肯聽從立即領兵討伐追捕。興定元年(1217)四月，濟南、泰安、滕、兗等州土賊四起，到處大舉搶掠，侯摯派提控遙授棣州防禦使完顏霆領兵征討，前後斬了千餘人，招降了偽元帥石花五、夏全的餘黨，有壯士二萬人，老幼五萬多口。這年冬天，晉升為資德大夫，兼三司使。二年二月，侯摯上奏說：「山東、河北幾次遭到兵亂，遺民嗷嗷待哺，實在可憐，近來朝廷派官員分別前去安撫，這是極大的恩德。然臣下既參預執政，請求繼而行之，以宣揚國家德信，使疲病不堪的人能稍得一點輕鬆，也是圖報朝廷的一種方法。」宰臣們感到為難。不久，下詔派侯摯在河北設置行省，兼行三司安撫使。他出發之後，又上奏說：「臣近日經過黃陵崗南岸，見許多貧困的老幼都自述原是河北的農民，因為敵人騷擾受驚而南遷逃亂，如今要回歸本土進行春耕，而河禁攔阻他們。我認為河禁本是防備從北面來南方的，這些是從南往北的，怎麼會有姦情，請命令有關方面驗實後放他們渡河。」皇帝詔付給尚書省，宰臣上奏說：「應當讓樞密院研究。」皇帝說「：民眾飢餓將死，還要這樣分頭一一研究做什麼？命令有關方面儘快放行。」四月，招撫副使黃扌國阿魯答在密州打敗了李全。起先，賊首李全占領密州以及膠西、高密各縣，侯摯督兵征討，正好高密的賊人陳全等四人暗中告訴招撫副使黃扌國阿魯答，表示願意充當內應，阿魯答便派提控朱琛帶領五百人前去。這時李全和他同黨人於忙兒都在城內，當聽說官軍將要西來，李全偷偷逃跑，於忙兒不知怎麼辦好。阿魯答的軍隊飛奔至城下，大聲喊叫著逼攻，守城的八百賊眾都下城請降，其餘賊眾四千多人逃跑，阿魯答揮軍攔擊，斬首千級，俘虜一百多人，繳獲軍用物資很多，於是收復了這個地方。當夜，朱琛又採用陳全的計謀，攻下了高密。六月，皇帝派人對侯摯說：「卿勤勞於國家大事，不避危難，身居相位而往來於山崗水寨之間，保護農民收穫二麥，忠誠之心朕所詳知。雖然如此，你是位大臣，防秋之時也應選擇安全的地方住下，不可墜入敵人奸計中。」侯摯回答說：「臣蒙受大恩，雖死也難報答。但聽到聖上的訓諭怎敢不執行。我擬駐兵在長清縣的靈岩寺，那裡有三百多間屋子，而且和泰安的天勝寨相連接，位於東平和益都之間，萬一兵來，足以相互接應救援。」皇帝擔心他分散兵糧，便詔令他暫時移往邳州行省。九月，侯摯上奏說：「東平以東地區連續遭受摧殘破壞，至於邳、海地區尤其嚴重。海州的民戶不足一百而駐軍五千，邳州民戶只有八百而軍隊數以萬計。古代徵兵是以八家為一單位，一家出去當兵，七家人家供應，仍有傷害生命、荒廢家業、疲於奔走的嗟嘆。如今兵多而民不足，即使蕭何、劉晏復活也沒有辦法可想，何況像我這樣的人有什麼辦法。我見邳、海之間貧民失業者眾多，每天吃野菜，無所依靠，只怕因此嘯聚山林增加敵人的聲勢。請選拔招募他們當兵，從十月起供給糧食，讓他們充當守衛和差役，到二月里停止。每人分給三十畝地，借給種子，檢查他們的收成，根據數量收取賦稅，到秋天繼續隸屬軍隊。邊打仗邊耕作，公私兩利，也可望把被俘虜去的民眾招集回來。」皇帝下詔同意實行。當時，樞密院因為海州軍隊食糧不足，難於運送，奏請遷回內地，下詔詢問侯摯，侯摯上奏說：「海州連山隔海，和沂、莒、邳、密都是邊沿要害之地，近年來已成為賊巢了，這是宋人資助的緣故。如果拋棄而遷移到其他地方，那麼直到東平一帶都成為敵人的地盤了，地大則增添威勢，今後難以收復了，我不認為這是好辦法。況且朝廷所以想遷移軍隊，只是憂慮糧草難以供給罷了。臣請求讓我盡力策劃，勸告農民及時耕種，並且讓他們煮鹽換糧，或者在宿遷設場地，以為通商之用，可以不勞民力而事可辦。仍選沭陽作為屯守軍營的地方，分兵巡邏防衛，這樣軍隊不用遷移，也沒有其他問題了。」皇帝贊同他的意見，便停止原來想法。十月，起先邳州副提控王汝霖以州中廩糧將缺，煽動他的軍隊作亂。山東東路轉運副使兼同知沂州防禦使程戩害怕禍將連及自己，便和他同謀，於是他們勾結宋兵作為外應。侯摯得知消息，立即派兵逮捕，審問之後，均已伏罪，王汝霖和程戩以及他們同黨彈壓崔榮、副統韓松、萬戶戚誼等都被殺，這時才奏明朝廷。三年七月，設置了汴京東、西、南三路行三司，詔令侯摯居中總領其事。十月，因汴京內城完工，遷官一級。四年七月，升為榮祿大夫，辭職。天興元年(1232)正月，起復任大司農。四月，送還大司農印璽，又辭職。八月，又起用任平章政事，封蕭國公，行京東路尚書省事。派三千軍隊護送他到張家渡上船，當走到封丘時，被敵軍發覺，不能前進。那些將卒們打算叛變南逃，只留下幾騎人馬保護侯摯。侯摯知道了他們的計謀，便下了馬，坐下對眾將們說「：敵軍包圍了我們，進退全由我們決定。你們不想謹慎處置，我寧可死在你們手裡，也不願被亂兵所蹂躪，以辱國君之命。」眾將聽了他的話都應允而停止叛逃，因此得以全師而回，得知這事的人都讚賞他氣壯。十一月，又辭官。他住在汴京里，有一座園亭修建在蔡水之濱，天天和故交老友宴飲。當崔立以汴京投降敵人時，侯摯被亂兵所殺害。侯摯為人有威嚴，統率軍隊時沒有人敢冒犯他。在朝廷遇事敢於進言，又喜歡舉薦賢士，如張文舉、雷淵、麻九疇等人都是因侯摯推薦而受任用的。在南渡以後的宰相之中，他最有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