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色眼睛的映像 · 前言
諾思亞娜·薩維諾[1]
一九四〇年，歐洲已陷入戰爭，美國尚未參戰。此時的文壇上，出現了一位奇特的新人。她時年二十三歲，高挑、纖瘦，目光有力，說話時帶著濃重的南方口音，穿一身長褲、襯衫，與當時的女性頗為不同。她是卡森·麥卡勒斯，一九一七年出生於喬治亞州。她小時候名叫露拉·卡森·史密斯，但她很快就棄用了「露拉」這個在她看來過於嬌弱的名字。後來，她嫁給了一位名叫利夫斯·麥卡勒斯的軍人。在她成名的城市紐約，原本沒有人認識她，可幾個星期後，她的名字出現在大大小小的新聞和評論里。因為她的小說處女作《心是孤獨的獵手》在評論界和公眾當中掀起了熱浪。
在種族主義盛行，民權運動還很遙遠的南方，伴隨著夏季的潮熱，這本書誠然受到了一些批評，但讚揚無疑占了上風。人們聽到了一個新聲音，領略到一種屬於作家的感知力。她那精準的語調、對人性孤獨的洞見、描寫南方小鎮的人情世故時所展現的筆力都令人驚異。最重要的是，面對那些因不符合他人期待而被排擠的人，她表現出關切與體貼。人們注意到了她筆下人物的品質與力量：約翰·辛格，一名聾啞人，敘事圍繞他展開；米克·凱利，一位個子過高的女孩，她想成為音樂家（和卡森本人的願望一樣）；比夫·布蘭農，咖啡店老闆，小說人物們在他的咖啡店產生交集；本尼迪克特·科普蘭，一位黑人醫生，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傑克·布朗特，嗜酒的造反派。約翰·辛格是孤獨的極致化形象：聾啞的他在故事一開始就與他唯一的同伴、另一位聾啞人分開了（我們知道卡森·麥卡勒斯原本想給書取名為《啞巴》）。辛格成了其他人物的知心人，可他卻無從吐露自己的心聲，就這樣死去了。
《心是孤獨的獵手》確實是一部了不起的小說，它仿佛不是出自新人之手，而是由一位作家老手寫成的，這位作者能夠準確拿捏悲劇與幽默、感情與政治分析、反叛與熱愛的比例。無論是過去的年輕人還是今天的年輕人，都能在米克·凱利這個形象中找到他們自己的痛苦。如果說有什麼值得注意的評價，那應當是來自於麥卡勒斯後來遇到的黑人作家理察·賴特。在一九四〇年八月五日的《新共和》雜誌上，賴特毫不猶豫地將麥卡勒絲與福克納相提並論，這或許有些誇張，但他強調了麥卡勒絲特有的品質：「《心是孤獨的獵手》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份對人類的驚人見解，憑藉它，南方文學史上首次出現了這樣一位白人作家，她用與對待自身種族一樣的簡潔和精準塑造了一系列黑人角色。這不僅關乎寫作風格或政治立場，還來源於一種面對生活的態度，這種態度使麥卡勒斯小姐有可能避開周圍環境的壓力，將人類匯聚在一起，無論對白人或是黑人，她都抱有一視同仁的理解與溫柔。」
作為一顆新星，卡森·麥卡勒斯結識了一些作家、藝術家，有美國人，也有逃到美國的歐洲人。如果說自戴高樂將軍六月十八日的宣言之後，倫敦成為了抵抗運動的象徵，那麼對於那些從納粹主義國家中逃出來的人們而言，紐約則是他們的流亡地。卡森與德國大作家托馬斯·曼的兩個孩子克勞斯、艾麗卡尤為相熟。克勞斯在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六日的私人日記里寫道：「認識了有趣的新朋友：年輕的卡森·麥卡勒斯，優秀的小說《心是孤獨的獵手》的作者。來自南方。身上有一種奇特的氣質，融合了文雅與野性、柔美與天真。可能極有天分。」
第一部小說大獲成功後，人們急切而又小心翼翼地等待著麥卡勒斯第二部作品的出版。一九四〇年六月十六日的《紐約時報》上寫道：「人們懷著擔憂的心情等待著第二部小說。卡森·麥卡勒斯將標準定得太高了，不可能再次達到同樣的高度。」一位年輕作家會被這樣的話唬住。但卡森沒有。她再次回到了工作狀態。接下來，有必要列一份簡短的人物傳記了。
卡森和她的丈夫利夫斯都想當作家。他們曾有一個約定。一個人寫作時，另一個人負責養家。一旦這本書寫完了，兩人就互換角色。《心是孤獨的獵手》的巨大成功改變了這個約定。卡森繼續寫作。然而，由於她的第二部小說《金色眼睛的映像》發生在軍營里，便總有傳聞認為那其實是利夫斯·麥卡勒斯的作品。毫無疑問，利夫斯的軍人生涯給卡森帶來了啟發與幫助。他一定提供了一些細節。可是，只需讀一讀他在戰場上寫的信——他參與了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的諾曼底登陸——就能知道，兩人之中，卡森才是那個作家。儘管他的信十分詳盡而且感人，但缺少了卡森那種獨特的風格。
卡森的第二部小說完成於一九四一年初，在二月十四日出版，那天也是美國人熱衷慶祝的情人節。《金色眼睛的映像》獻給了安娜瑪麗·克拉拉克—施瓦岑巴赫——一位年輕的瑞士女人，卡森通過托馬斯·曼一家認識了她，然後愛上了她——在她心裡，這份愛更多的是一種情緒、一種熱愛，而非肉體之愛。五天後，也就是二月十九日，她二十四歲了。她返回南方，不再出入紐約知識分子圈，但她依然是一九四一年初風頭正勁的作家。詩人路易斯·昂特邁耶（1885—1977）為她寫了被美國人稱作「廣告」的東西，這種宣傳語會占據封面的四分之一，由著名的作家撰寫，彰顯前輩作家提攜新人的「文學授勳」傳統。路易斯·昂特邁耶寫道：「故事具有一種內在的衝動，同生活本身一樣自發且無可迴避。它層層發展，伴隨著各種離奇、陰暗的轉折和突如其來的幽默，又自然而然地走向了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結局。對我來說，這是目前出版的最與眾不同的作品，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引人入勝、最令人不安的故事之一。」
現在，許多人都同意田納西·威廉斯在一九五〇年的再版後記中說的，《金色眼睛的映像》也許是卡森·麥卡勒斯最厲害的一本書。最挑釁。最細緻、緊張、乾澀。對日常的觀察巨細靡遺。最不多愁善感，對人際關係的殘酷抱有最無聲的冷漠。
這部小說震驚了清教徒眾多的美國。一九六七年，在卡森·麥卡勒斯去世幾天後，約翰·休斯頓從這本書中獲得靈感，與馬龍·白蘭度、伊麗莎白·泰勒一起製作了一部精彩的電影，同樣震驚了那些道德家聯盟。一九四一年，評論家們討論這部小說的技巧，並將它與《心是孤獨的獵手》進行比較，以此掩飾對它根深蒂固的反感。人們說它寫得太快，認為它太病態、太反常。有些人認為它比第一部寫得更早，沒有經過充分的修改就出版了。《紐約時報》節制地表達了失望：「精明的讀者，無論他們在文學上的品位和喜好如何，都認為《心是孤獨的獵手》令人難以忘懷。這部更短、更脆弱的小說也部分地展現了相同的品質。但它顯然比第一部要差一些。」人們或許會想要更多的論證，好知道它差在哪裡。然而，令人震驚的是卡森·麥卡勒斯對被認為是「反常」的東西的關注。無比喜愛《心是孤獨的獵手》的評論家羅斯·費爾德也寫道：「我們把麥卡勒斯女士比作威廉·福克納：事實上，她似乎試圖向福克納最病態的部分看齊。」由於諸多言論針對這種病態，針對她對「反常」的喜愛，卡森·麥卡勒斯不得不多次表達自己對這部小說的觀點，更多的是對文學中「正常」的看法。她試圖在《寫作筆記》中總結：「對病態的指責是不公正的。只能說，作家的寫作是從他潛意識裡的種子開始的，這粒種子一點一點地生長。大自然從不反常。只有缺乏生命力是不正常的。」一九六七年，去世前不久，她在《金色眼睛的映像》的筆記（保存於德克薩斯州奧斯汀市卡森·麥卡勒斯基金）中寫道：「我忙於各種家務，每天打掃我們的小公寓。我累了。我沒有想到要開始寫另一本書，但一不留神，站崗士兵這個靈感就占據了我的大腦，我寫下：和平時期的陸軍駐地沉悶寂靜。一個又一個人物在那裡誕生，在那裡確立（……）這個故事侵入了我的生活，我從來沒有寫得如此愉悅。敘事的風格是最重要的，字詞的奇蹟每一天都令我陶醉。通常情況下，我平均每天寫一頁，但令我驚訝且快樂的是，這篇故事我每天能寫四頁，有時甚至能寫到六頁。」
接下來，卡森·麥卡勒斯的主要任務便是與疾病戰鬥，努力存活，不顧一切地寫下去。疾病最初的幾次發作是在《心是孤獨的獵手》出版後不久，卻未被正確診斷。這是一種急性類風濕關節炎，發作了好幾次，因誤診而未引起關注，最終導致她身體左側癱瘓。此外，她的情感生活一片混亂。她和利夫斯·麥卡勒斯先是離婚，後又複合。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她愛著的安娜瑪麗·克拉拉克—施瓦岑巴赫從自行車上摔下來，死在了瑞士。這對她打擊很大。
安娜瑪麗·克拉拉克—施瓦岑巴赫去世時剛剛三十四歲。卡森二十五歲。她不知道自己已經走過了一半的人生。但她朦朧地感覺到，安娜瑪麗的死亡以悲劇的方式為她的青春烙下了結束的印記。隨後，利夫斯·麥卡勒斯去了戰場。她成了一個戰爭新娘，不斷地給利夫斯寫信，等候回音——他在信里講述自己在法國的見聞，以及對這個國度的愛。一直以來，卡森都愛喝酒精飲料，尤其是熱櫻桃茶，裡面的櫻桃往往比茶更多。這逐漸導致其健康的惡化，顯示出她的一種自我毀滅的傾向。
一九四五年，卡森·麥卡勒斯決定在三月十五日完成新小說《婚禮的成員》的手稿。於是，她回到了前一年夏天拜訪過的耶多藝區——位於薩拉托加溫泉市的作家之家。她做事有恆心且嚴謹。她反覆修改某些段落，把它們拿給耶多的經理伊麗莎白·艾姆斯過目。在伊麗莎白的鼓勵下，她一絲不苟地工作了兩個月。八月末，她把完成的手稿拿給伊麗莎白。伊麗莎白在夜裡讀後對她說：「我知道，它終於完美了。」這是一九四六年，距離這本書的出版還有幾個月的時間。她感覺到自己的作品又將完成。彼時她剛剛寫完《傷心咖啡館之歌》，一部中篇小說，很久之後才和其他幾篇中短篇合集出版。
《婚禮的成員》出版於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九日，獻給了伊麗莎白·艾姆斯。一些評論家將它視為卡森的「代表作」。它在南方又成了人們談論的禁區，但這一次，故事不是發生在陸軍駐地。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的幾個月里（除了結尾之外，故事集中發生在一九四四年八月末），一位少女訴說著她生活的痛苦、她的孤獨。她強烈地宣告想要「參與」某事的瘋狂欲望，特別是她哥哥賈維斯與嘉尼絲的婚禮。在美國，「婚禮的成員」幾乎成為一個流行語，用來指那些熱切希望「歸屬」於某個群體、某個團體的人。弗蘭西絲·潔絲敏·亞當斯，她自稱「弗蘭淇」或「弗·潔絲敏」，顯然是《心是孤獨的獵手》中米克·凱利的姐妹。她也是卡森的姐妹，一個長得太快的少女——「這個夏天她長得這麼高，簡直成了一個大怪物。她的雙肩很窄，兩腿太長」。青少年們能夠從她身上看見自己，看見自己對身體的窘迫，對身體發育的害怕，擔心隨著時間的推進，他們將不可避免地成為大人。和卡森本人一樣，弗蘭淇表達了抗拒：「我希望我是別人，反正不是我自己。」她對雪和寒冷的幻想與卡森童年時期一樣。弗蘭淇有兩個對話者，一個是黑人女傭貝麗尼斯·賽蒂·布朗，另一個是弗蘭淇的表弟約翰·亨利·韋斯特，這個六歲小男孩總是惹惱她，可她卻不自覺地愛著他。這份三角關係不是她所渴望的。她想與她的哥哥、哥哥的未婚妻再創造一段關係。這個奇怪的狀況在同樣奇怪的幾天後被揭露。婚禮開始了。十三歲的弗·潔絲敏用回了自己的本名，弗蘭西絲。到這裡，麥卡勒斯已經能夠創作出一部簡練、詩意、哀而不傷的小說了。音樂在這部小說中的分量不如《心是孤獨的獵手》，但像往常一樣，音樂依然在麥卡勒斯的作品中組織著話語。如果說，弗蘭淇的角色更接近《心是孤獨的獵手》而非《金色眼睛的映像》，這部小說的敘事則與《金色眼睛的映像》有著相同的厚度和力度。
許多評論家認為《婚禮的成員》是卡森·麥卡勒斯絕對的代表作，遠遠領先於她的其他作品，很可能是因為他們從中發現了更明顯的自傳性。當然，這篇小說的自傳性是卡森作品中最清晰的，是對青春期作為人生關鍵時刻的戲劇化肯定。卡森·麥卡勒斯認為，青春期中的人們處於一種以後不可能再達到的清醒狀態。這當然是值得商榷的。與卡森的另外三部小說及其他作品相比，《婚禮的成員》運用了減少作品力度的方法。在《婚禮的成員》里，人們會錯誤地相信這是一個「關於青春期危機的故事」，成功地找回了「從童年邁入青春期的那個難以捉摸的時刻」，就像《時代》雜誌上寫的那樣。在《金色眼睛的映像》以及後來的《沒有指針的鐘》里，不適感直接針對讀者，迫使他們認為虛構對他們自身的敘述與對作者、對書中人物的敘述一樣多。
我們看到，評論家在談論《婚禮的成員》時要和緩許多。有些評論家相當讚賞它，並因此將麥卡勒斯視為一位「獨特的作家」，一位「推薦作家」。幾個月後，這本書卻在英國遇冷。人們批評卡森缺乏敏感性，「用福克納最差的水平寫了一篇尷尬、浮誇的小說」——將她與福克納相比總歸是一種褒獎，想到這裡，她多少能獲得一些安慰。在美國，極富聲望的埃德蒙·威爾遜刊發在《紐約客》上的批評最為嚴苛，但也比英國的那些評論更加高明。他審慎地評價，卡森·麥卡勒斯是一位才華橫溢的作家，心思十分敏銳，但「似乎不擅長將自己的才能運用於真正的戲劇性主題。她最新的小說《婚禮的成員》是戲劇性的，但相當不真實」。威爾遜謹慎地總結道：「我希望我面對這本書時沒有表現出愚蠢，因為這本書讓我恍惚有種上當的感覺。」威爾遜不可能愚蠢。但他或許有些過於傳統，稍稍有些大意，因為，只需認真閱讀文本就能發現，他那些用來佐證自己觀點的評價其實是錯的。卡森·麥卡勒斯對威爾遜抱有極大的敬意，這一負面評論使她無法平靜。她因此發誓，永遠不看別人針對她作品所寫的東西。顯然，她沒有信守諾言。
就在這部小說出版之後，她認識了田納西·威廉斯，一直到她去世，他都是她最親密的夥伴，堅定不移地捍衛她，抵擋那些關於她的陳詞濫調——「繁瑣」「具侵略性」「不夠自主」「對任何接近她的人來說都是負擔」。一九七五年，弗吉尼亞·斯潘塞·卡爾寫了一部關於卡森的傳記，名為《孤獨的獵手》，威廉斯為它撰寫了前言。他有一段文字被卡森·麥卡勒斯的妹妹瑪格麗塔·史密斯引用在《抵押出去的心》的序言中，這段文字詳細地敘述了他與卡森·麥卡勒斯的相識：「這位終於被我發現的新朋友，她似乎也有趣地、神奇地游離於我們這個世界，如同黑夜本身。」這兩位作家都被視為「可怕的孩子」「在自戀中不可自拔」，可他們卻每天都在同一張桌子上一起工作。威廉斯認為卡森應該將《婚禮的成員》改編成戲劇。由於她沒有他那樣的戲劇寫作經驗，他便給她提了很多建議，以便她能寫好這部戲。但她很快就不再來了，因為她和利夫斯復婚了，利夫斯想讓她見識一下法國。於是，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他們待在巴黎。戰後，人們為了忘掉悲傷，常常聚會慶祝。卡森和利夫斯總是在狂歡，很少睡覺。利夫斯參與了解放法國的諾曼底登陸，以英雄的身份出了名。卡森則被視為一位年輕的文學奇才而受人崇拜，《心是孤獨的獵手》和《金色眼睛的映像》都被譯成了法語。利夫斯對所有願意傾聽的人說，來到歐洲對他意味著重生。然而，他們違背了復婚時彼此許下的節制飲酒的承諾，他們喝得更多了，每天都喝，甚至每人每天都要喝掉一瓶白蘭地。一九四七年春天，卡森剛滿三十歲，她還不知道，這是她作為一個僅僅身體虛弱而已的年輕女子所度過的最後一個春天，此時的她並沒有真的患上不可治癒的疾病。然而，幾個月後，每個遇到她的人看到的都是一個殘疾了的她——夏天，她突然發病，導致身體左半邊癱瘓。儘管如此，她依然決定留在法國，立刻開始撰寫新書。然而到了十一月，她再次生病住院。利夫斯和她於十二月一日回到美國，發誓永不再去歐洲。
直到一九四七年聖誕節臨近，她才出院。接下來的一年似乎非常痛苦。三十歲的她是否是一位落魄的小說家、作品註定流產的劇作家？那些烏鴉嘴認為是的。但田納西·威廉斯不這樣想。卡森和利夫斯又分開了，她像抓住救生圈一樣緊緊抓住了她的寫作欲望。她想看到《婚禮的成員》變成戲劇。可她身體很虛弱，經常病倒，總是左半身癱瘓——直到去世都是如此，而田納西·威廉斯此時在歐洲，在羅馬。一九四九年著實是艱難的一年，一切都沒有起色。她又病了。她收到了田納西·威廉斯為《金色眼睛的映像》的再版所寫的精彩文章，可她甚至沒有力氣感謝他。她被病痛折磨，動一動都困難，但仍然調動了身上所剩的全部精力去完成她的戲劇。一九四九年的夏天和秋天，她跟蹤著這部戲的整個製作過程：從導演到演員。十二月二十二日，這齣戲在費城預演，隨後轟動紐約。評論在一開始就非常積極。一九五〇年，距離她成功出版第一部小說《心是孤獨的獵手》已經過去十年，卡森·麥卡勒斯重新回到了文藝界。一九五〇年一月五日，《婚禮的成員》在紐約百老匯劇院首演。演出結束時，公眾起立致敬。所有的評論都看好這部戲，有些甚至認為它非常卓越。《紐約時報》用「恩典」來評價卡森·麥卡勒斯和演員們的表現。成功迅速到來。這部戲一直演到了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七日，為卡森帶來了大量的現金收入，保證了她的物質生活。這部戲獲得了由戲劇評論界授予的季度最佳戲劇創作獎。接著，她又獲得了百老匯處女作獎，然後是年度戲劇評論家獎。她在技術上並不純熟，但她擁有現代戲劇的品位。她的小說煥發了第二次生命，她覺得這振奮人心的新開始也令她重生了。她和田納西·威廉斯的巨大肖像出現在一九五一年四月的《時尚》雜誌上。五月，她出版了小說集《傷心咖啡館之歌》，收穫了評論界的一致好評，書很暢銷。一九五二年初，她當選美國藝術文學院成員。
卡森·麥卡勒斯的人生似乎重新起航了，但這不包括她的疾病以及與利夫斯之間的關係。為了讓自己的身體有所好轉，她嘗試了一種又一種排毒療法。但卡森明白，從今以後她再也不會有靈活的四肢了。就像那些永遠意志薄弱的青少年一樣，卡森和利夫斯再次食言。一九五二年初，他們前往歐洲。第一站是羅馬，卡森在那兒寫她的新小說《沒有指針的鐘》。前來拜訪她的人覺得她總是「處在酒精的迷霧中」。到了法國，他們定居在巴希維萊爾的弗克桑，一所被花園環繞的神甫住宅里。他們與花園裡的瓜果蔬菜為伴，享受著健康的生活。但很快，酒精取代了健康的食物。卡森的法國編輯決定把她寫的所有東西都翻譯出來，可是巴希維萊爾發生的事情令他擔憂，他不知道卡森是否在寫她的小說。天知道。利夫斯和她返回義大利待了兩個月，當他們十月份回到巴希維萊爾時，一場不可逆轉的災難發生了。《沒有指針的鐘》的手稿遇到了問題。利夫斯聲稱自己寫了一本書，但他主要是在參觀酒窖。他們常常爭吵，相互沖對方大喊大叫。一九五三年的夏末，卡森飛往美國，在尼亞克與她的母親見面，那裡也是她結束生命的地方。從此，她再也沒見過利夫斯。十一月十九日，他被發現死在巴黎某旅館的房間裡。是自殺？是藥物和酒精過量？我們永遠無法了解真相，但我們知道，幾個月前，利夫斯曾向卡森提議一起自殺。卡森認為，利夫斯應該被葬在巴黎，這座他深愛的城市。但利夫斯的家人沒有同意。
卡森·麥卡勒斯病得越來越重，她唯一的念頭就是：為寫作活下去。她要寫完《沒有指針的鐘》。在尼亞克，她還沒有遇見她的醫生瑪麗·默瑟博士——她照顧她，支持她，延長她的生命。人們看到才三十六歲卻如此憔悴、痛苦的卡森時，都無法想像她能活這麼久。一九五四年夏天，卡森回到耶多，完成了戲劇《奇妙的平方根》的初稿，並且繼續寫了一點《沒有指針的鐘》。當她離開耶多時，所有人都以為再也見不到她了，以為她會跟隨利夫斯·麥卡勒斯而去。利夫斯曾說，她是「堅不可摧的」。耶多的住客們錯了，利夫斯對了。寫作的意願賦予了她毋庸置疑的力量。她沒有待在尼亞克，因為害怕與世隔絕的感覺。她常去紐約。一九五五年四月，她在基韋斯特和田納西·威廉斯重聚。兩人一起寫作。但困難突然出現。卡森的母親，瑪格麗特·沃特斯·史密斯，在一九五五年六月十日溘然去世，享年六十五歲。那個一直關懷她的女人不在了，卡森只剩一個選擇：放棄抵抗，向疾病投降，也許會死，也許能爭取做一個出色的作家。如果她必須放棄，她早就放棄了。然而，一九五六年是可怕的一年，她的左臂讓她越來越難受。但她依然完成了戲劇《奇妙的平方根》，並在第二年上演。結果是一場災難。難道她不該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小說《沒有指針的鐘》上嗎？這次失敗讓她不知所措。她覺得自己不能再寫了。她就像她的人物弗蘭淇一樣嘆道：「我的感覺真真切切，就像有人把我的整張皮給剝了下來。」
時間到了一九五八年，卡森既不抱希望也毫無計劃。一位精神病專家朋友將卡森介紹給自己的同行，瑪麗·默瑟博士，她在一九五三年搬到了尼亞克。這是一次決定性的會面。卡森對心理療法頗為抗拒，本無意參與這場精神分析的冒險。因為卡森並不富裕，瑪麗給每個療程定價十美元。多虧她的治療，卡森重新開始工作了。一九五九年夏天，卡森十分高興，因為《沒有指針的鐘》的手稿已經過半。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一日，手稿完成。她耗費了十年的時間和巨大的心力才完成了這部作品。她上一本偉大的小說《婚禮的成員》完成於一九四六年，就在「重病時期」開始前。《沒有指針的鐘》獻給了瑪麗·默瑟，出版於一九六一年九月十八日，連續六個月排名暢銷書榜的前六位。由此看來，卡森·麥卡勒斯一直擁有等待她的讀者，以及聲望。
當然，這又是一部關於南方的小說。在一個小鎮裡，有一位年邁的南方法官和他的孫子，以及一個年輕的黑人男孩——他有一雙不知從哪兒混血來的藍眼睛，另外還有一個四十歲時會死於白血病的男人。卡森·麥卡勒斯已經很久沒回南方了，但正如她反覆說的那樣，生在南方，便永遠屬於南方，即使厭惡種族主義，厭惡它給黑人群體的日常生活帶來的所有不幸。確切地說，《沒有指針的鐘》是卡森·麥卡勒斯最直面這個主題的作品。這是一本關於死亡和種族問題的書。有評論寫道：「她的意圖，是在最深的層面，也就是人類靈魂最隱秘的皺褶里，與我們分享這個問題，因為問題就藏匿在那裡。」一九六一年的那個秋天，沒有哪家報紙不在談論《沒有指針的鐘》。卡森·麥卡勒斯的作品還從未引起過那麼多討論。如果說英國方面的評價都是正面的，美國這裡則褒貶不一。評論的文章通常很長，火力十足。《時代》雜誌這樣寫道：「死亡是卡森·麥卡勒斯小說公認的主題，但我們沒有感覺到它黑暗、強大的存在。相反，我們只看到了這種缺乏生命的死亡仿冒品。」在《紐約客》上，人們甚至懶得分析，一則簡短的評論總結說：「談到麥卡勒斯女士那扭曲、囉嗦的文字，便讓人奇怪地聯想到一張凌亂的床。」在讀這些話的時候，我們尤其能感受到來自文學批評家們古怪的冷漠。
鑒於這一切，我們渴望記下戈爾·維達爾在《紐約記者》里的話，更何況人們知道他往往並不寬容，對卡森·麥卡勒斯更是如此：「從技術上講，它會讓你屏住呼吸，看到麥卡勒斯如何設置一個場景，然後在上面釘上一個又一個角色，從一句話、一行字中萌發生命。」他認為，她的小說與福樓拜的《簡單的心》相似：「裡面沒有任何虛假的字符。她的文字天賦仍是我們文化中少有的、幸運的成就之一。」然而，越來越多的人認為，《沒有指針的鐘》可能是卡森·麥卡勒斯最糟糕的一本書。是因為田納西·威廉斯對它的喜愛不如前幾本嗎？是因為偉大的作家奧康納討厭它是「分崩離析的典範」嗎？還是因為人們很難承認，一個被放棄又被拾起、一半手寫一半口述的文本仍能神奇地保持其魅力、獨創性和內在的音樂性？然而，當一個人了解了卡森遭受的痛苦，看見她面臨死亡時的樣子，那麼他會在讀第一句話時就被打動：「人終將一死，但死法千差萬別。」在《沒有指針的鐘》的結尾，卡森·麥卡勒斯又寫道：「可他的生機正離他遠去，而在彌留之際，生活呈現出馬隆從未知曉的井然之序，一切都變得簡單。」儘管這最後的戰鬥取得了勝利，可她怎麼能不想到這即將離她而去的生機？她同意接受一些記者的採訪，他們試圖不讓她察覺出，她在他們眼中有多麼脆弱。她身高一米七五，體重還不到四十五公斤。她在輪椅上費了好大力氣才能站起來接待他們，為他們提供波旁威士忌，並用南方的方式問一句：「要給身體來點兒托迪酒嗎？」
卡森·麥卡勒斯筆下的J.T.馬隆，「他的氣勢、生命力已經消失了，而且他似乎也不再需要它們」。卡森並非如此。她想繼續往前走，再堅持一下，出門轉轉，去百老匯看田納西·威廉斯新戲的首映，去愛爾蘭見約翰·休斯頓——他將《金色眼睛的映像》改編成了電影。一九六七年春天，她成功地進行了這次愛爾蘭之旅。她在那兒待了一個星期。這是她最後的幸福時光。她被視為明星，但幾乎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她回來的時候，開心地在《紐約時報》里找到了一幅大肖像，標題寫著「弗蘭淇五十歲了」。她確實剛滿五十歲。連美國總統都看她的小說。一九六七年對她來說似乎沒有之前的兩三年那麼可怕了，但在八月十五日，她再次發生了嚴重的腦癱。她完全癱瘓，不省人事。九月二十九日上午，昏迷四十七天後，她在尼亞克醫院去世。人們意識到，一個短暫的人生結束了，她留下的作品數量不多卻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幾年後，她的作品出現在著名的「美國文庫」中，就證明了這一點。
人們沒有想到的是，雖然卡森·麥卡勒斯去世了，但她的作品並沒有結束。她的妹妹瑪格麗塔·史密斯曾在母親去世時因遺產問題與卡森產生分歧。她決定將卡森的文章收集起來。她編輯了《抵押出去的心》並撰寫了前言，這本書於一九七一年出版。這是一本小說、散文和詩歌的合集，其中收錄了卡森·麥卡勒斯在十六歲時寫的第一篇短篇小說《吸管》。在序言中，瑪格麗塔·史密斯大量引用了田納西·威廉斯對卡森的回憶文字，包括卡森的一些生活片段，尤其是她離開南方故鄉到達紐約時遇到的困難。瑪格麗塔提到她和卡森一起住過的房間，「面朝一片安第斯丁香和日本木蘭」，她們還分享了「同一張紅木床」。這是一個看似瑣碎的細節，但如果我們知道卡森一生中多麼害怕一個人睡覺，多麼無法獨自生活，這個細節就有了很多意義。在這本文集的引言裡，瑪格麗塔·史密斯強調，弗蘭淇這個脆弱少女就是卡森·麥卡勒斯本人。在她眼裡，這是最像卡森的一個角色。儘管發生了那些讓她們產生隔閡的事情——尤其是她們的母親對卡森有著明顯的偏愛——瑪格麗塔·史密斯在談到她的姐姐時仍然帶著深深的愛意，她回憶她那南方語調的甜美嗓音、她對「漂亮故事」的喜好，說「她美化了自己生活中最值得注意的瞬間」。在讀《抵押出去的心》時，我們還能發現一件事：比她早幾年出生的南方作家尤多拉·韋爾蒂擅長寫短篇小說，長篇小說則欠佳，但卡森能完美地掌握這兩種體裁。她最後一本文集就是如此。那是她一九五五年寫的，當時她在基韋斯特，與田納西·威廉斯一起。「再也不能寫了」對她來說只是身體的問題，由疾病所致。她寫作的欲望從未停止，思想或想像力也從未乾涸。也許正是因為她所有作品中都流露出的這種能量，因為她永恆的敏感的青春，她打動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他們從米克·凱利和弗蘭淇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不安。而作為成年人，我們更是清楚地看到了她的才華、她的寫作技藝、她風格中的音樂性。我們知道，她是二十世紀美國文學中最令人迷醉的聲音之一。偉大的作家往往會被誤解，因此他們的作品需要流傳，需要捍衛，需要被閱讀。
（郁夢非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