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資本 · 第五篇
1 因為揭示經濟規律是政治經濟學的內容，所以反對重商主義經濟政策的鬥爭便成為推動理論經濟學發展的強大動力之一。另一個以前發生的、還更直接觸及本質的動力，是解決現代資本主義初期經濟立法的主要問題即正確的貨幣制度的努力。配第提出的貨幣問題使他成為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奠基者，因為這個問題直接導致價值問題，從而導致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規律。
2 「荷蘭在航海和貿易上的霸權，在從東印度公司的建立到同克倫威爾查理二世的戰爭期間，即從1600年到1675年，達到全盛期。在這一時期結束時，據科爾貝特估計，歐洲國家的商船總數達2萬艘，其中1.6萬艘完全屬於荷蘭人所有。因此，荷蘭人被稱為歐洲貨運業者。一個無邊無際的殖民帝國在亞洲、南北美洲和非洲被建立起來，大規模的保險業務也產生了。阿姆斯特丹交易所是最早的交易所，那裡是貨幣的世界市場，貨幣的較低的利息率總是不斷給工商業帶來益處。在鯡魚和鯨魚的捕撈方面是任何其他國家所不能企及的。商業政策在當時是最自由的，不存在值得荷蘭擔心的競爭者」(薩爾托里烏斯：《國外投資的國民經濟制度》，第369頁。)
3 僅僅每年從印度流入英國的俸金額現在計有32 000萬馬克。此外，還有很大數額用於支付英國官吏、維持軍隊和英國在亞洲進行的一部分殖民戰爭。
4 「相反地，英國不顧科布登的主張，沒有放棄它自己的殖民地。當時自由主義政治家首領約翰·拉塞爾勳爵聲明放棄殖民地的時間還沒有到來，也許是想表達自己黨派的意見。英國在這期間應該採取一切措施促使殖民地實行自治，事實上，在曼徹斯特學派的影響下，英國放棄了先前認為占有殖民地是有利的觀點。羅伯特·皮爾爵士還曾指出：『在我們的每一個殖民地，我們都占領了第二個愛爾蘭。』現在英國同它的海外移民在自願基礎上建立了聯繫，並向他們提供了議會制度。這樣曼徹斯特學派(儘管不想如此)變成不能靠紅衫士兵維繫的新的英帝國的建立者。」(舒爾策-格弗爾尼茨：《不列顛帝國主義》，第75頁。)
5 見魯道夫·希法亭：《保護關稅職能的轉變》，載《新時代》第22卷第2期；羅伯特·利夫曼：《保護關稅和卡特爾》，1903年耶拿版。在赫爾曼·萊維：《關稅政策對美國經濟發展的影響》(《康拉德年鑑》，1905年)中有豐富的例證資料。
6 由動產信用公司的建立開闢了道路的法國的類似的發展遭到的中斷，可以由一般阻礙法國產業發展的原因來解釋。這些原因包括：不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土地分配及其後果(雙子女制度和缺少足夠的產業後備軍)，過度的保護關稅政策以及過度的資本輸出(這本身又是建立在小資產階級、小農階級和奢侈品工業基礎上的食利者階級而引起的)。
亞歷山大在《德國交易所調查報告》(第1部分第449頁)中闡述了由於資本民族化和由於德國產業資本家缺少資本力量而造成銀行對產業影響的加強之間的聯繫。據他的敘述，一部分煤礦，例如赫爾內、波鴻等等，直到最近(1892年)還為法國和比利時的股東所占有。與此同時，煤礦的集中也發生了。購買股票的中介由銀行承擔，因為這些公司還不占有用於此目的的流動資金。銀行之所以能接受，僅僅因為銀行確信，他們能通過期貨交易，把自己的資金固定其上的證券很快再脫手。
此外，可以認為，由於法律的限制，特別是對期貨交易的限制而造成的交易所的削弱，有擴大銀行對產業影響的趨勢，因為這時，同交易所發揮有利作用時相比，產業在更大的程度上依賴於銀行的中介。實際上，德國交易所立法的影響對大銀行非常有利。
7 當然，工廠主已經意識到這種使卡特爾的形成變得困難的自由貿易的影響。一位英國工廠主在1906年10月10目的《泰晤士報》上提出建立一個英國電力公司的卡特爾的建議。建議者在這裡承認，「在實行自由貿易的國家裡，高物價和對生產的限制只能把貿易轉到外國競爭者手裡。」另一位工廠主回答說：「如果我們實行保護關稅，我們或許能夠按建議中所提出的方式做些事情。但是，經驗告訴我們，在現有情況下，企圖通過聯合使物價保持在在貴報通信者的建議的高度上的一切嘗試，都是無望的。我們大家都在遭受生產過剩之苦，而在生產過剩通過工廠主縮減自己的生產或完全放棄生產進行救治之前，我們將繼續受苦。」(麥克羅斯蒂：《英國工業中的托拉斯運動》，第319頁以下。麥克羅斯蒂自己也在該書第342頁上寫道：「聯合王國各種形式聯合的弱點，都歸咎於對外國競爭的自由放縱。如果這一點能夠消除，他們的力量便大大增強，問題的所有條件都將改變。」)
8 這種可能性本身最初在多大程度上成為卡特爾化的動機，從下述事實可以看出來：當砂糖關稅由於布魯塞爾會議被降低到6法郎時，德國和奧地利的糖業卡特爾受到嚴重震撼。例如奧地利22克朗的關稅為結成卡特爾的工廠提供了很高的超額利潤，以致大大超過了即便是最大的或技術最完善的工廠從競爭和排擠小工廠中所能得到的利益。這造成締結卡特爾的趨勢。同時分配生產定額的條件也更容易承受，即使這實際上恰恰使最大的和技術上最完善的企業遭受較大的犧牲，因為關稅水平和由此而可能引起的國內價格上漲，綽綽有餘地補償了由此而造成的損失。由此可以看出，不僅關稅本身，而且還包括關稅水平，對卡特爾化是多麼重要。
9 見奧托·鮑威爾：《民族問題和社會民主主義》，載《馬克思研究》第Ⅱ卷，第178頁以下。
10 下面是一個說明國際卡特爾同時也說明資本輸出影響的典型例證。「在大不列顛，特別是在蘇格蘭，一個很重要的、很久以來就存在的本地的產業部門是縫紉線的生產。直接統治這一產業的四個最大的公司，即科茨公司、克拉克公司、布魯克兄弟公司和喬德威思兄弟公司，自1906年以來，以J.P.科茨有限公司的名義聯合成為一個著名的企業共同體。這個共同體還包括一系列較小的英國工廠和一個擁有15個美國公司的聯合公司。這個所謂『線業集團』，有55萬英鎊資本，是世界上最大的產業集團之一。甚至在聯合之前，美國的保護主義政策就促使科茨公司和克拉克公司在美國建立自己的工廠，以便避開加在其產品上的當地的高關稅率。新集團繼續實行這樣的辦法，並且通過獲取北美和其他國家該產業的一些公司的多數股票(從而通過大規模的資本輸出)保證對這些公司的控制。因此，英國的產業資本家便在國外進行生產。勞動機會的減少，使英國工人階級蒙受損害，最後使整個民族蒙受損害。線業托拉斯有一切理由繼續實行這項政策。因為可以不容爭辯地說，它1903—1904營業年度所獲得的258萬英鎊的利潤，恰恰主要來自設在國外的工廠。但是，日益強大的外國產業擺脫英國『控制』的枷鎖並減少自己的利息貢賦，只是個時間問題。」(施瓦布：《張伯倫的商業政策》，1905年耶拿版，第42頁。)
11 因而，例如匈牙利地租的一部分流入奧地利，用來支付在奧地利流通的匈牙利抵押公司的抵押債券的利息。
12 按照帕爾符斯的確切表述(《商業危機和工會》，1901年慕尼黑版)。
13 見帕爾符斯所舉的例子(《殖民政策及崩潰》，1907年萊比錫版，第63頁以下)。
14 請想想，例如在這個詩人和思想家的國度里，對一個名叫卡爾·彼得(卡爾·彼得(1856—1918)，曾經幫助建立了坦噶尼喀的德國東非保護關係。——譯者)的人所表現出來的可恥的熱情。這種關係對英國自由貿易者已經是很明顯的。強調這種關係是反對殖民政策的一種很好的鼓動手段。例如，科布登說：「如果我們的品性在國內沒有敗壞，我們能在那裡(印度)扮演暴君和劊子手的角色嗎?」(引自舒爾策-格弗爾尼茨：《不列顛帝國主義》注104。)
15 參見《新時代》第26卷第1期中關於移民問題的討論，尤其是奧托·鮑威爾的《無產者的移民》和馬克斯·席佩爾的《外國勞動力和不同國家的立法》。
16 見保爾·蒙貝爾特《德國人口運動研究》(1907年)一書提供的材料。例如，歐洲按每1 000居民計算的年平均出生率為：
1841—1850年 37.8
1851—1860年 37.8
1861—1870年 38.6
1871—1875年 39.1
1876—1880年 38.7
1881—1885年 38.4
1886—1890年 37.8
1891—1895年 37.2
1896—1900年 36.9
1901年— 36.5
同樣，出生率下降在美國十分顯著，在澳大利亞則令人吃驚。例如，在新南威爾斯，1861年，每1 000個年齡在15—45歲的已婚婦女的婚生子女為340.8，1901年為235.3(同樣見舒爾策格維爾尼茨《英帝國主義》第195頁提供的材料。他引用了官方統計學家科格倫的緊急呼籲：「出生率下降的問題具有首要的意義，對澳大利亞比對某其他國家更重要。我們國家能否在世界大民族中占一席地位，取決於解決這個問題的圓滿程度。」)。
因此，上述地區中的人口增加可以完全歸結為死亡率的顯著下降，死亡率比出生率下降得更快。迄今為止，德國死亡率下降比出生率下降要快得多。「如果出生率繼續下降，那就必定會達到一點(這符合事物的本性)：死亡率下降更緩慢，兩者下降的比例顛倒了過來。因此，既使出生有超過死亡的餘額，但它也顯示出下降的趨勢。」(前引蒙貝爾特一書，第263頁)這種趨勢對例如英格蘭和威爾斯、蘇格蘭以及瑞典已經發生了影響。
蒙貝爾特的結論也適用於資本主義擴張的現階段：「人們也許在不遠的將來就會看到，在其他國家也像在法國一樣，人口問題的關鍵與其說是人口增加過強，不如說是人口增加太弱。」(同前引書第280頁。)
17 英國在國外所投資本，1900年估計為250 000萬英鎊，每年以5 000萬英鎊的速度增長，其中3 000萬英鎊是證券。很明顯，它在國外投資比國內投資增長得快；英國在1865—1898年之間的總收入僅僅大約翻了一番，而它同期從國外得到的收入，卻增加了9倍(據吉芬提供的材料)。具體材料見《皇家統計協會雜誌》1909年9月份發表的喬治·佩什的演講。根據這個材料，1906—1907年間從印度國債得到的收入為8 768 237英鎊，從其餘殖民地得到的有13 952 722英鎊，從所有其他國家得到的有8 338 124英鎊。與1897—1898年的總量25 374 192英鎊相比，總計為39 039 083英鎊。從其他證券(鐵路!)中所得收入達48 521 000英鎊。在國外所投資本量計為270 000萬英鎊，其中170 000萬英鎊投在鐵路上。這部分資本的收入估計為14 000萬英鎊，它相當於5.2％的利息。這些估計還可能遠遠小於實際數字。
法國在國外的資本，據P.勒魯瓦-博利耶估計，達3 400 000萬法郎。1905年，它增長到4 000 000萬法郎。年新投資額估計為150 000萬法郎。
德國在國外的財產，據施英勒在其著名的給交易所調查委員會的報告中估計，1892年達1 000 000萬馬克，而據克里斯蒂安斯估計達1 300 000萬馬克，由此產生的年利潤在50 000萬—60 000萬馬克之間。扎托里烏斯估計，1906年有1600 000萬馬克的證券和1 000 000萬馬克其他的在國外的財產，年收入約124 000萬馬克。詳細材料見扎托里烏斯《對外投資的國民經濟體系》第88頁以下。
18 甚至在歐洲資本以美國股票形式投資的地方，它得到的常常不多於利息，因為企業主收入已先期納入美國銀行的創業利潤里。
19 「在最近20年里，從外國進口的小麥和其他穀物的金額增長了400萬英鎊或9％，從英國占領區的進口增長了925萬英鎊或84％。從外國進口的肉類增長了1 650萬英鎊或79％，從英國占領區的進口增長了800萬英鎊或230％。從外國進口的黃油和奶酪增長了950萬英鎊或60％，而從英國占領區的進口增長了630％。
「從英國占領區進口的各種穀物，1890年為7 722 000英鎊，1905年為20 345 000英鎊，增長了12 623 000英鎊或163％。在同一時期，外國的進口只從45 359 000英鎊增長到49 684 000英鎊，增長了4 325 000英鎊(原文為4 323 000英鎊，顯然為筆誤或印刷錯誤。——譯者)或9.5％。1895年，外國提供了聯合王國所需穀物的85.4％，英國殖民地提供了14.6％。1905年，外國提供了71％，英國殖民地提供了29％。」(W.A.S黑溫斯：《不列顛帝國》，載恩斯特·馮·啥勒編《世界經濟》第1年度，1906年第2卷第7頁。)
20 根據張伯倫關稅委員會的材料(引自舒爾策-格弗爾尼茨《不列顛帝國主義》第216頁)，下列國家從大不列顛進口的人均價值為：
國家 英鎊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德國、荷蘭、比利時 0.11.8
法國 0.8.0
美國 0.6.3
納塔爾 8.6.0
殖民角 6.19.6
澳大利亞 5.5.6
紐西蘭 7.5.7
加拿大 1.18.4
1901年英國殖民地進口(百萬英鎊)：
從宗主國 123.5
其他英國占領區 68.0
外國 90.0
聯合王國出口為(百萬英鎊)：
1866 1872 1882 1902
____ _____ ____ _____
向英國占領區 53.7 60.6 84.3 109.0
歐洲 63.8 108.0 85.3 96.5
非英屬亞、非和南美 42.9 47.0 40.3 54.1
美國 28.5 40.7 31.0 23.8
21 因此，這個觀點也總是被張伯倫在鼓動中加以強調。「我認為，時間沿著把所有權力集結於列強之手的方向前進。沒有進步的弱小國家，似乎註定要降到從屬地位。但是，如果大不列顛仍然保持統一，那麼，世界上就沒有任何帝國能在面積、人口、財富以及資源的豐富多樣上超過它。」(張伯倫1897年3月31日的講話，引自瑪麗·施瓦布編：《張伯倫的商業政策》,1905年耶拿版，第6頁。)
22 關於對關稅改革和帝國主義的整個資本主義的利益(這裡，一向是或者現在還是贊成自由貿易的加工工業的利益被突出了出來)，黑溫斯教授作了如下概括：
「現在，聯合王國從某些與自己沒有雙邊關係的國家進口自己的食物。因此，它為了支付自己的食物賬，必須依賴國際貿易的複雜機構，不斷地在全世界為自己的產品尋找新的銷售市場，並通過一些國家間的相互關係清償自己的債務。看來，這種產業政策由於以下原因不可能長久繼續下去：
(1)通過這種方式進口英國製品的國家數目不斷減少。例如，在遠東市場上，我們確定無疑地並且在不久的將來就會遇到日本的不可抗拒的競爭。
(2)撇開殖民地不論，不斷為我們的產品尋求諸如德、美等國之外的其他市場的必要性，對英國的經濟發展進程產生有害的影響。自然發展的進程是：推動英國產業達到越來越高的階段，雇用更熟練的工人以及發揮更高的技術才幹。但是，實際上，發展進程可能發生很大的偏離。文明的和進步的市場關閉了。由於不得不與世界落後地區進行貿易，英國企業必須生產適合它們需要的商品。
(3)這裡，在兩個對立的趨勢之間發生了直接衝突。正是在這些大宗商品領域裡，年輕的工業國家也可以取得很大進步。德國、比利時、美國、奧地利，甚至日本，都能在這些領域裡與我們競爭，並同樣躋身到上述國家。另一方面，英國產業也顯示出一種傾向，即更多地發展特產，而不是發展大路貨，從而生產更昂貴的商品。因此，在為支付自己的食品而經常依賴的那些領域裡，大不列顛越來越退到後面去了。但是，出於這種考慮，組織大不列顛產業生活的努力，在整個帝國範圍內就有了自己的意義。」(黑溫斯：《不列顛帝國》第37頁。)
23 下述材料表明，殖民地鐵路建設對英國具有何等的重要性：
「1880年，英帝國有4萬英里鐵路，其中八分之三在聯合王國內，八分之五在海外占領區和殖民地。1904年，鐵路網增加到9.5萬英里，其中只有九分之二在聯合王國內。因此，國內鐵路長度增加26％，海外增加223％。當然，殖民地的迅速發展是建立在這樣一些地區的迅速開發的基礎上的，這些地區早先沒有鐵路，或者只有一些原始的鐵路。自1880年以來，印度和加拿大的鐵路增加了兩倍，澳大利亞增加了三倍，南非增加了四倍。
在聯合王國以外，與人口密度相比，鐵路密度最大的是澳大利亞聯邦。在那裡，每1 000居民有3.86英里鐵路，而加拿大為3.76英里，印度為0.19英里。
值得注意的是，聯合王國的鐵路網本身雖很大，但與美國的鐵路網比起來就顯得小了。據普爾的鐵路手冊所載，美國1904年有212 349英里的鐵路在運營，是不列顛帝國鐵路長度的兩倍多，儘管後者的人口有美國的五倍之多。由此便得出帝國內鐵路廣泛地、幾乎可以無限地擴大和發展的前景。
在聯合王國內，為建造所有這些鐵路的全部資本差不多都籌集起來了。投在宗主國之外的英國鐵路上的資本總額估計約85 000萬英鎊，年總收入為7 500萬英鎊，年純收入為3 000萬英鎊。如果考慮到聯合王國本身的數字，我估計投在不列顛帝國鐵路上的總資本達210 000萬英鎊左右。這比在長度上更大大接近美國的數字(280 000萬英鎊)。每年的鐵路純收入約7 000—7 500萬英鎊，或為所投資本的3％。」(黑溫斯：《不列顛帝國》第34頁)
24 德恩堡先生在他的鼓動演說中，一再強調德國殖民地在棉花和銅上把德國資本家從對美國的依賴中解放出來的可能性。因此，他非常了解資本家的心理。
25 對俄國這種現象的結果所作的透徹分析，見考茨基：《美國工人》，載《新時代》第24卷第676頁以下。
26 俄國的情況也是如此。不過，它的資本民族同化(已經部分地實行)由於地區廣大十分容易成功。為達到這個目的，最激進的手段就是國家破產。
27 相反地，在進行貸款談判時，小國只能受制於供貨的困難條件，部分地是由於他們的產業效率不高。「荷蘭銀行受到指責，也許是不無道理的：它們把資本提供給外國，常常不附帶某些條件……」。交易所「把大量資本提供給外國，最近(指1905年)提供給南美，但沒有像在比利時、德國和英國常常發生的那樣，約束有利於荷蘭產業的條件。」(G.黑澤林克：《荷蘭》，載哈勒編：《世界經濟》第3卷第118頁。)
28 關於大經濟區在這方面所享有的優勢，見里夏德·許勒爾：《保護關稅和自由貿易》，1905年維也納版，第247頁：「一個小區的對外貿易，同它的生產相比是大的，因而對該國來說是重要的；而對那些它從其進口商品並想向其出口的大國來說，這種通商貿易同它們的生產相比意義很小。因此，小國很少能在貿易協定上相應地保護自己的利益，或促使其他國家的貿易政策適應自己的需要。」
29 見卡爾·埃米爾(希法亭早期著作中所使用的筆名之一。——譯者)：《德國帝國主義和對內政策》，載《新時代》第26卷第1期。
30 摩洛哥爭端的暫時結果，為這種發展提供了一個實例。這時，克虜伯和施奈德-克羅伊措特為共同開發摩洛哥和阿爾及利亞的礦藏而結成的聯盟，使兩國(指德國和法國。——譯者)之間達成一項協議。在摩洛哥似乎能利用兩國的矛盾從中漁利時，卻很少能逃避它們的壓力。
31 試想想，俄國的政治權力由於遠東的糾紛而變得如此之弱，以至於不能施加政治壓力，這對最近德國的商約在國際上的實行是何等重要。
32 見奧托·鮑威爾：《民族問題和社會民主主義》，載《馬克思研究》第Ⅱ卷第30節(《帝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原則》)第491頁以下。
33 美國小麥出口，1901年為小麥總產量的33％，1902年為29％，1903年為19.5％，1904年為10.5％(J.M.魯賓諾：《俄國的小麥貿易》，1908年華盛頓版)。
瑪麗·施瓦布在《張伯倫的商業政策》一書第73頁上引用華盛頓商業和勞工部的報告：」糧食、食品和棉花的出口量近年來下降了，特別是上年的1903—1904年年度。這既不能歸於國內的歉收，也不能歸於國外的價格低廉。去年的玉米、小麥和棉花的收穫量不低於平均水平，在大多數情況下甚至非常高。農產品占出口總額的份額持續下降的主要原因，顯然是美國需求量的提高。為美國國內消費保留的小麥量，1880年以前從未達到27 500萬蒲式耳。但是，在1883年，它突破了30 000萬蒲式耳的大關，並隨人口的增加而逐漸增長。在1889年，它超過40 000萬蒲式耳；1902年，超過50 000萬蒲式耳；在以1904年6月30日結束的會計年度中，它達到51 700萬蒲式耳。這曾是到某年為止的總數最高的數字。」
「從1880年到1900年這段時間內，美國的人口從5 000萬增加到7 600萬，即是說增長了52％。而該國小麥種植面積僅僅從3 400萬英畝增加到4 200萬英畝，即是說增長了23.5％。各種穀物種植總面積，僅僅從13 600萬英畝增加到15 800萬畝，即是說增長了16.5％。」(同上書，第72頁)
34 關於普魯士，參見F.屈納特教授《普魯士獨立農場主的資產》一文，載《普魯士皇家統計署雜誌》1908年第48年度。在這裡作為基礎的是，根據1902年徵收所得稅和附加稅的材料計算的至少繳納60馬克土地稅的土地所有者(即一般的獨立農場主)的普魯士統計材料。這裡所說的」真正資產」不是指地產、農業和林業的經營資本，也不是指工業和礦山的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而是指各種資本要求權，例如股票、儲蓄存款以及礦業股票等等。因此，它是指農業和工業中的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之外的資產。這裡得出的結果是：至少繳納60馬克土地稅的土地所有者總數為720 067，總共占有7 920 781 703馬克的資產。其中3 997 549 251馬克或50.5％屬於628 876個以農業或林業為主要收入的所有者，即一般的以此為主要職業的獨立的農場主，3 923 232 452馬克或49.5％屬於91 191個以農業和林業為輔助收入的所有者，基本上是以此為副業的獨立的農場主。
720 067個獨立的普魯士農場主的總財產額為39 955 313 135馬克，74.1％是地產，19.8％是資產，5.9％是工業的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0.2％是享有專有權和特許權的獨立財產；特別是在628 876個本業農場主的28 541 502 216馬克的總財產中，與上述相應的比例數是：84.9％，14.0％，1.0％和0.1％；而在91 191個副業農場主的11 413 811 919馬克總財產中，相應的比例數是47.1％，34.4％，18.3％和0.3％。
35 漢堡-阿爾托納區僱主聯合會總書記和混合僱主聯合會原則的主要辯護人馮·賴斯維茨男爵的態度表明，大產業資本家已經多麼明確地意識到這一點。他列舉了混合僱主聯合會的好處：首先，它對僱主有「很大的教育」作用，因為一個參加進來的部門幾乎隨時都會遭到罷工的襲擊，所以聯合會「可以說一直不斷地處於戰爭狀態」；而另一方面(這是主要的)，它可以使大產業、小企業和手工業採取統一的共同行動。因為政治上的緣故，馮·賴斯維茨男爵特彆強調各種產業的這種共同行動。在反對社會民主黨的小規模的戰爭中，手工業者是最好的先鋒戰士；因此，大產業對保持它在經濟上的生存能力有很大興趣(參見賴斯維茨：《建立僱主聯合會》第22頁以下。引自格啥德·克斯勒博士：《德國僱主聯合會》，載《社會政治協會文集》第124卷，1907年萊比錫版，第106頁以下)。
36 前引克斯勒的著作，第15頁。
37 例如，據1909年6月14日《柏林日報》的報道，在德國銀行職員協會會議上，執行委員會主席菲爾斯滕貝格(柏林)說：「幸而銀行業集中的努力得到停止。但是，無論如何，現在德國所有銀行職員的90％還是沒有達到獨立自主的希望。」
38 威士忌酒托拉斯的形成，使300名商品推銷員過剩；鋼狄托拉斯的形成，使200名商品推銷員過剩。(見J.W.詹克斯：《托拉斯問題》，1902年紐約版，第24頁。)
39 這裡不是更詳細考察移民問題的地方；鑒於前面已經談到的《新時代》雜誌上的詳細論述，這裡也沒有詳細考察的必要。
40 因此，在工會發展較晚並且從一開始就面對高度發展的大產業的國家裡，大產業部門裡的工會組織通常比像英國這樣的國家要弱；在英國，它們的發展和產業的發展保持同步。
41 參見格哈德·克斯勒：《德國僱主聯合會》，載《社會政治著作集》第124卷，1907年萊比錫版，第40頁。
42 同上書，第37頁。
43 同上書，第20頁。「只要一個企業的工人還是無組織的群眾，個別僱主也就對他們完全占上風。他不需要僱主聯合會……因此，只要德國的工會運動還在艱難地為自己的生存而鬥爭(一般到19世紀80年代末)，在德國也就沒有成立僱主聯合會的必要。但是，自80年代來以來，特別是自反社會黨人非常法廢除以來，工會運動蓬勃發展，工資運動和罷工的浪潮接連不斷，這時企業家階級開始結成特殊的僱主聯合會——一種對工會活動的自然反動。工會到處都是第一位的現象，僱主聯合會是第二位的現象。按其性質來說，工會是進攻性的，僱主聯合會是防禦性的(這種關係偶然被顛倒過來，但並不改變這一事實的普遍正確性)。工會在其青年期主要是一個罷工團體，僱主聯合會則是一個反罷工團體。在一個產業部門中，強有力的工會出現得越早，堅強的僱主聯合會建立得也就越早。因此，僱主協會是產業企業家階級為調節他們與有組織的工人的關係而建立的組織。」
44 參見下面關於美國狀況的評論：「在美國，僱主組織或許比在其他國家更鞏固和更富於戰鬥性。幾乎每個行業都有它的全國的、州的和地方的聯合會，更不用說這些聯合會的聯盟。兩個最重要的聯合會是『全國製造業者聯合會』和『美國市民產業聯合會』。前者幾乎全部由製造商組成，成立於1895年，主要為美國產品擴充國外市場。在最近的五年里，它積極參加了反對工人組織的鬥爭，力圖為企業家階級的利益影響輿論和聯邦立法。1905年，它又阻止根據工人聯合會的要求向國會提出的兩個重要法案的通過。一個法案旨在對所有由聯邦政府或為聯邦政府而進行的勞動實行8小時工作日制，另一個法案旨在限制勞動爭議中『法庭禁令』的權限。
『市民產業聯合會』同上述協會不同地方在於，它是美國所有地方的、州的和全國的僱主聯合會和市民聯合會的聯盟。它根據『全國製造業者聯合會』的倡議，於1903年建立。它的目的是：把所有個人和團體聯合成為一個戰鬥組織，抵制工會的要求，特別是抵制實行『封閉工廠』制度(『closed shop』)即抵制在企業中只雇用工會會員的制度。它迅速發展起來，在自己全國的、地區的和地方的聯合會中，擁有總共數十萬會員。它同所有對產業事務的干預作鬥爭，不管是來自政府，還是來自工會。1905年11月在聖路易斯召開的它的第三次年會上，通過了建立產業學校和勞動介紹所的決議，後者在自己聯合會的監督之下，為企業家提供工人，而不考慮他們是否屬於某工會。
除了『全國製造業者聯合會』以外，與這個『市民產業聯合會』有聯繫的兩個最重要的聯合會是，機器製造者的『全國金屬業聯合會』和在冶鐵廠之外的鑄造業者的『全國鑄造業者聯合會』。當五年前它們開始組織起來的時候，便首先與機械和鑄造工人工會締結了協議。但是，從那時起，這些協議又被取消了。1905年，『鑄造業者聯合會』開始和強有力的鑄造工人工會展開了鬥爭，爾後這種鬥爭蔓延到美國的所有工廠。」(哈勒：《世界經濟》第3卷第62頁)
45 在企業家組織及其策略的發展暫時還處於初期階段、這種推移時間的作用還沒有完全表現出來的時候，這種情況就不會改變。像克斯勒(「德國僱主聯合會」，載《社會政治著作集》第124卷第259頁)提供的統計資料表明的：(1)同盟歇業的數字迅速增加；(2)它們的數字在高漲時期比蕭條時期要大。這直接由下述事實得到證明：作為反對罷工對策的同盟歇業，在罷工最頻繁的高漲時期，自然急劇地增加起來。但是，由此還駁斥了這樣一種觀點：隨著企業家組織的發展，對同盟歇業的攻擊越來越發展，鬥爭由於企業家的意願也就越來越經常地推延到蕭條時期。克斯勒在上引書的第243頁上談到這一點：「除了對同盟歇業的同情以外，有計劃的同盟歇業經常發生，特別是在最近時期。筆者所說的有計劃的同盟歇業，是指事先沒有罷工發生而解僱所有工人，以便把由僱主階級提出的帶有一定工資率、一定工作時間、不平等的勞動介紹制度或某些其他一般的和特殊的勞動條件的計劃綱領強加於工人階級。……在最近的將來，有計劃的間盟歇業的意義可能還會增加，因為工資率更新的談判失敗以後，僱主聯合會常常比工會更關心儘可能快地強制締結新的工資率協議，哪怕是通過鬥爭強制締結也好。有計劃的同盟歇業有時可以同工會的攻擊性罷工相比擬，有時可以同工會的防禦性的罷工相比擬，但按僱主聯合會的性質來說，在大多數場合與後者相當。僱主聯合會試圖通過同盟歇業直接使勞動條件惡化的情況是很少的，以後也大概是很少的。更經常發生的是，為在若干年中不加改善地重新鑑定工資率協定以及預防可能發生的工資提高等等而實行同盟歇業。」
在對這些統計資料進行估價以後，克斯勒得出這樣的結論：「幾乎所有較大規模的同盟歇業行動，都以僱主階級的勝利(有時是完全的，有時是部分的)而告終……同盟歇業是工人階級通常無法抗拒的一種武器。這就是工人領導人儘可能抑制它的隊伍的罷工熱情，並把輕率的罷工制止於萌芽狀態的充足理由。它也是僱主階級對工會的發展並非不無道理地感到驚恐的原因。此外，同每次同盟歇業聯繫在一起的勝利的僱主階級的巨大代價和損失，必將阻止經常地和在明顯不合理的情況下使用這種尖銳的武器。雙方都不會想入非非，超越各自的限界。」(第263頁)
46 「如果說雇用作為僱傭兵骨幹的職業工賊以便隨時根據需要有償地提供給某個企業家支配在美國已經成為一種特殊的職業部門，那麼，在我們的大企業里則是通過福利機構供養一批工賊的常備軍。因此，這些福利機構不是表現為促進社會和平的手段，而是引起社會鬥爭並加強兩派中的一派的優勢的鬥爭手段。」(盧約·布倫塔諾，載：《社會政治協會的討論》，1905年版第115卷第142頁)
47 另一方面，工資率協定的締結，加強了工會的力量，使大量以前遠離工會的工人湧向工會。這種情況使企業家的抵抗增加了。例如最強大的德國製造商組織，即德國實業家中央聯合會於1905年5月通過了下面的決議：「德國實業家中央聯合會認為，在僱主組織和工人組織之間締結工資率協定，對德國產業及其卓有成效的發展是非常危險的。工資率協定既剝奪了單個僱主為企業的正常經營而決定使用自己工人的自由，又使單個工人不可避免地置於工人組織的統治之下。本中央聯合會確信，工資率協定是德國產業技術和組織發展的嚴重障礙，這一點也已經由英國和美國的經驗完全證實。」(引自阿道夫·布勞恩：《工資率協定和德國工會》，1908年斯圖加特版，第47—48頁。)
48 參見《社會政治協會的討論》(1905年)所載政府委員萊蒂希的演說(第156頁)，以及大學講師啥姆斯博士的演說(第201頁)。
49 關於產業同盟也遭到工人階級的一般觀點的指責，阿道夫·布勞恩作了如下論述：「應該指出的是，企業家開始把下述深遠的意圖同工資率協定聯繫起來：消除所有不利的競爭，保證較高價格以及剝削消費者公眾。企業家們不久以前，部分地直到今天，還在對罷工、阻止移民以及工會對勞動市場的影響大發雷霆，而他們現在卻在考慮能否在締結工資率協定時，要求工會組織提供對嚴守所製造的商品的一定最低價格的保證。因此，除了制約向勞動力支付的工資率外，還應該有一個部分，這個部分規定消費者必須支付的價格比例。於是，受這種工資率約束的工會組織，在某企業家按比一般價格規定中由企業家組織決定的更為便宜的價格銷售自己的商品時，應該舉行普遍地罷工，或停止勞動介紹。這樣，工會組織不僅能被迫大大促進和明確地參與決定使一切必需品變貴的趨勢，而且它們由此也變成企業家利益的自覺代表，被輿論指責應對生活費用上漲負責。當然，也可以考慮這些例外情況：工會的目標不能通過任何其他手段達到，有關的妥協不影響群眾的消費，因此這種妥協看來是可以解釋的。但是，把這種妥協作為規則，作為締結工資率協定的條件和前提，看來是同工人運動的原則和工會的目的不相容的。」(阿道夫·布勞恩《工資率協定和德國工會》第5頁以下。)
50 因此，當瑙曼(《社會政治協會的討論》，1905年版第187頁)作如下論述時，是把孩子連髒水一塊兒潑掉：「罷工能夠達到這種正常結束(即工資率協定)的領域，其上限是中等企業。雖然締結工資率協定的個別嘗試超出了這個界限，但這卻是另一個領域，在那裡，人們可以以古老的方式，按自由主義的藥方向工人推薦罷工，以便能夠由此達到工資率協定。超過這一範圍，便是一個完全不同的領域，在那裡，工資率協定不能僅僅通過罷工而達成。理由很簡單，因為『我們兩者當中誰堅持得最久?』這個原始性的問題，對每一個進行思考的人來說，從一開始就被決定了。如果我們曾經經歷過礦工的罷工……那麼，不論是參加者或是未參加者，從一開始就都知道，工人不可能贏得昔日和平談判意義上的勝利，這種罷工本來就屬於一種新的示威罷工。因為即使我們假定，某一次這樣的罷工一度贏得勝利(一個完全的假定)，那麼，建立武裝抵制這種事件再發生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聯合起來的大產業手上。不久以前，一個年輕的銀行家當面向我作了簡要的計算：『如果我們保持一個經常的儲備達某某個月，它在這一時期絕對保護我們免遭任何罷工(指原先意義上的罷工)鬥爭中的失敗，這算什麼利息損失。』由此可以作出什麼樣的結論?這個結論是：如果工人想從根本上改善自己的狀況，他只能從向其他人民呼籲的觀點來理解罷工。」
51 「現代保護關稅制度開始了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這是它的歷史意義)。為了抑制利潤率的下降這一資本主義運動規律，資本消除了自由競爭，組織起來並通過自己的組織占有國家權力使之直接服務於自己剝削的利益。不僅工人階級，而且整個居民都屈於資本家階級的利潤欲。社會所支配的一切權力手段都被自覺地結合起來，變成資本對社會的剝削手段。它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直接前提，因為它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完全否定；它自覺地把一切現今社會中存在的經濟潛力社會化，但這種結合不是為了社會全體的利益，而是為了以前所未聞的方式提高對整個社會的剝削程度。但是正是這種情況的明確無誤，使它的繼續存在成為不可能的事了。這種情況喚起只有意識到自己的力量才能使其成為不可抗拒的無產階級的行動，去反對生產資料的積聚為之帶來意識和行動的積聚的資本家階級的行動。」(魯道夫·希法亭：《保護關稅職能的轉變》，載《新時代》第21卷第2期。)
52 見卡爾·考茨基：《通往權力的道路》，特別是最後一章《新的革命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