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薔薇 · 心靈的印痕

啊，心靈的記憶！你比理智憂傷的記憶還要強烈…… 巴丘什科夫[1] 讀者時常詢問從事寫作的人，他們用什麼方法為自己的作品搜集素材，是否要花費很多時間。當他們聽到回答說，作家是從來不特意去搜集任何素材的時候，總是大為詫異。 不過，作家為了寫一本書而去研究寫這本書所必須知道的科學和知識性的資料，當然不在此列。我上面所說的僅僅是指對生活的觀察。 生活素材中凡屬陀思妥耶夫斯基稱之為「日常生活的細節」[2]的那一切，不是研究研究就行的。作家只有生活在這種素材之中（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才行。作家在這種素材中生活，思考，痛苦，歡樂，參與大大小小的事件。而每一天的生活，就自然而然地在他們的記憶里和心靈中留下標記和印痕。 讀者（順便說一句，也包括某些青年作家）總以為作家是那種手裡老是拿著筆記本到處跑來跑去的人，是職業「記錄員」，是窺視生活中的一切的密探。這種看法必須加以消除。 那種硬逼著自己去積累觀察素材，一味地四處奔波做筆記（「生怕忘記了什麼」）的人，當然可以搜集一大摞五花八門的素材，然而這些素材是死的。也就是說，如果把這些觀察到的素材從筆記本中搬到生動的散文中去，就會失去其原有的感染力，顯得像是硬塞進去的異物。 千萬不要有這樣的想法，認為這叢花楸或者樂隊中的這個兩鬢花白的鼓手說不定什麼時候可以寫進我的短篇小說中去，因此分外仔細地，甚至帶著幾分造作地去加以觀察。任何時候都不要為了「盡職」而去觀察，不要純粹出於業務上的動機而去觀察。 千萬不要把觀察到的素材，哪怕是最成功的素材，不分青紅皂白地硬塞到作品中去。一旦有必要，它們自己會進入作品，各就其位的。使作家常常感到驚奇的是，某個早已忘得一乾二淨的偶然事件或者細節，當作品中需要這些素材時，竟會突然栩栩如生地出現在他的記憶之中。 寫作的基礎之一，是要有良好的記憶。 我把我怎樣寫成短篇小說《電報》的經過講述出來，或許有助於我把上述想法闡述得更加清晰。 有一年深秋，我寄居在當年曾享有盛名的版畫家波扎洛斯京[3]在梁贊郊外的莊園裡。那時只有波扎洛斯京的女兒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一位病弱而和藹的老婦人，孤零零的一個人在這座莊園裡度著晚年。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的獨生女娜斯嘉住在列寧格勒，已把自己的老母忘得一乾二淨，只是每隔兩個月給她寄點錢來。 我在宅第中占用了一個房間，宅第很大，空空蕩蕩的，一有什麼響動就會發出回聲，用圓木砌成的四壁已經發黑了。老婦人住在宅第的另一端。去她那裡，要穿過空無一物的門廳和好幾間房間，房間的地板上積滿了塵土，腳一踩上去就發出嘎吱嘎吱的響聲。 除了我和老婦人外，偌大的宅第中再也沒有別人住了。這幢宅第被列為文物保護單位。 庭院裡的雜用房都已朽敗。庭院後邊有個像宅第一樣荒廢了的陰濕寒冷的果園，在秋風中蕭瑟地喧鬧。 我是來寫作的，最初一段時間，我成天關在房間裡埋頭寫作，從早晨一直寫到天黑。天黑得很早，才五點鐘就得點燈了。那是一盞老式的煤油燈，燈罩是磨砂玻璃的，做成鬱金香的形狀。 後來我改在晚上寫作了，因為白晝不過幾個小時，老坐在屋裡而不到秋意將盡的樹林裡和牧場上去走走，未免可惜。 我久久地在野外徜徉，見到了許多秋天的特徵。每天早晨，一個個水窪中像玻璃般透明的薄冰下面，可以看到好些氣泡。有時這種氣泡像是個水晶球，裡邊包著一片紫紅色或者檸檬色的白楊或白樺的葉子。我總喜歡把冰敲碎，將這些凍僵了的葉子帶回家去。沒有多久，我的窗台上就積起了一堆這樣的樹葉。它們暖了過來，散發出一股酒精的氣味。 在樹林裡漫步比哪兒都好。牧場上風聲呼呼，在樹林裡卻籠罩著一片憂鬱的岑寂，只有薄冰在腳下發出窸窸窣窣的聲響。樹林裡之所以特別靜或許是因為天上密布著陰雲的緣故。陰雲低低地壓在地面上，有時連松樹的樹冠都隱沒在雲靄之中了。 偶爾我上奧卡河河汊子去釣魚。在蘆葦叢中，柳葉那股又酸又澀的氣味，刺激得臉上的皮膚仿佛要痙攣起來。河水黑油油的，泛出朦朧的淺綠色的反光。秋天魚十分謹慎，很少上鉤。 後來下起了連綿的秋雨，把果園淋得滿目蕭疏，發黑了的草都倒伏在地面上。空氣中瀰漫著雪的潮氣。 我當時見到的秋天的特徵非常之多，但並沒有竭力去一一記住它們。不過我知道得非常清楚，我永遠也不會忘掉秋天那種悲愁的氣氛是怎樣微妙地同我輕快的心境和樸實開朗的思想交融在一起的。 烏雲把潮濕襤褸的裙裾拖到地上，匆匆向前行去。烏雲越是陰沉，秋雨越是寒冷，我的心境就越是開朗輕鬆，文思就像泉水一般湧出來，傾瀉到紙上。 對秋天的感受，也就是秋天所勾起的那種思想和感情，很重要。至於稱為素材的那一切——人物、事件、個別的情況和細節，我憑經驗知道，在一定時間內都萬無一失地深藏在這種對秋天的感受之中。只要我在某一篇小說中一回到這種感受中去，這一切就會立刻出現在我的記憶里，傾注到稿紙上去。 我從沒有把我所寄居的那幢古老的宅第當作小說的素材去研究過。我只不過是愛這幢宅第憂鬱而寧靜的氣氛，愛自鳴鐘雜亂無章的報時聲和從爐子內冒出來的樺樹劈柴經久不散的煙味，愛牆上掛著的那幾幅古老的版畫（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收藏的版畫已所剩無幾，絕大部分都被州立博物館拿去了）：布留洛夫[4]的《自畫像》、佩羅夫[5]的《背十字架者》和《捕鳥者》，以及波利娜·維阿爾多[6]的肖像。 窗玻璃是老式的凹凸玻璃，閃爍出虹霓般的光彩，而且不知為什麼，燭焰映在上面會出現疊影。 所有的家具——長沙發、桌子、椅子，都是淺色木料的，由於年深日久，已磨得光溜溜的，而且散發出一股柏樹的氣味，就跟聖像一樣。 這幢宅第里有許多早已沒有用處了的逗人發笑的東西：火炬形的守夜燈；暗簧鎖；貼著「巴黎」字樣的大肚子小瓷瓶，瓶子裡的雪花膏已經石化；一束落滿了灰塵的蠟制茶花（掛在一根生鏽了的大釘子上）；一把小圓刷，那是專門用於擦掉呢面牌桌上記分的粉筆字的。 宅第里保存著三本厚厚的日曆，一本是一八四八年的，一本是一八五○年的，還有一本是一八五二年的。我從日曆上的宮廷女官的名單中找到了普希金的妻子娜塔麗婭·尼古拉耶芙娜·蘭斯卡婭的名字和普希金的情人伊麗莎白·克薩維里耶芙娜·沃隆佐娃的名字。不知道為什麼這兩個名字使我感到惆悵。直到現在我還不明白為什麼。也許是因為屋裡像死一般寂靜吧。在遠處的奧卡河上，靠近庫茲敏水閘的地方，有艘輪船在鳴笛，我不由得想起了一首詩，這首詩久久地縈繞在我腦際： 陰霾的白天逝去了，陰霾的夜晚 把霧靄像鉛灰色的棉絮一般鋪滿了寒天； 朦朧的月亮像一個幽靈 冉冉地升起在松林的後邊……[7] 每天傍晚，我都到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的房間裡去喝茶。 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的視力已經大大衰退，鄰居家有個叫紐爾卡的小姑娘，每天上她家來兩三次，幫她做各種各樣零碎的家務事。紐爾卡性格陰沉，對什麼事都不滿意。 這個小姑娘端來茶炊後，就同我們一起喝茶。她從碟子裡嘬茶喝，總是發出很響的聲音。不管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輕聲細氣地慢吞吞地說些什麼，她都一概要加這麼一句評語： 「哼，虧你說的！盡胡謅！」 我數落她幾句，她也照樣衝著我說： 「哼，虧你說的！好像我什麼都不懂，是個大老粗！」 但實際上，紐爾卡大概是如今唯一誠摯地愛著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的人了。而且完全不是因為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有時送給她一頂綴有蜂鳥標本的老式天鵝絨帽子，有時送給她一串玻璃珠的髮飾，有時送給她一條年久發黃的花邊。 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當年曾隨父親寓居巴黎，認識屠格涅夫，參加過維克多·雨果的葬禮。她跟我談起這些往事時，紐爾卡卻在一旁插嘴說： 「哼，虧你說的！盡胡謅！」 幸好紐爾卡沒時間消消停停地喝茶，坐不了多久就得跑回家去侍候「自己那幫小不點兒」睡覺了。 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有隻陳舊的綢緞小錢包，她成天拎著，從不離手。小錢包裡面藏著她的全部財產：娜斯嘉的信，有限的幾個錢，娜斯嘉的相片——娜斯嘉是個美人兒，月牙似的秀眉，霧一般的目光——以及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本人做姑娘時的一張已經發黃了的相片，那是溫柔、純潔的化身。 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除了抱怨自己年老體衰之外，從不怨天尤人，可我從她的鄰居，一個在消防器材棚里當看守的昏聵而又善良的老人伊凡·德米特里耶維奇那裡知道，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的晚境是非常淒涼的。娜斯嘉已經第四個年頭沒有回來了，看來已經把母親忘掉，而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的有生之日已屈指可數。保不定哪一天她沒能最後見上女兒一面，沒能最後愛撫女兒一下，沒能最後摸摸女兒「美麗得迷人的」淡黃色的頭髮（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就是這樣形容女兒的頭髮的）就溘然長逝了。 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的生活費是由娜斯嘉寄給她的，可常常漏寄。每當漏寄的時候，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的日子怎麼過，就誰也不知道了。 有一回，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請我陪她上果園去。自打開春以來，她因為體力不支，一直沒去過果園。 「我的親愛的，」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說道，「請您諒解我這個老婆子。我想最後一次去看看果園。還是做姑娘的時候，我就在這個果園裡看屠格涅夫的作品了，看得都入了迷。我還親手在園裡栽過幾棵樹。」 她花了很長的時間才穿戴好。她穿上了舊厚呢大衣，圍上了厚實的頭巾，緊緊地抓住我的手，走下了台階。 這時已暮色四合。果園裡到處枯葉飄零。落葉在我們腳下顫動，發出很響的沙沙聲，妨礙著我們走路。發青的晚霞中，閃爍著幾顆寒星。在遠處的樹林上空，掛著一鉤眉月。 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在一棵被風吹得凋零不堪的菩提樹旁停下來，用一隻手扶著這棵樹，失聲痛哭起來。 我緊緊地攙扶著她，生怕她會跌倒。她哭著，跟所有耄耋老人一樣，並不為自己的淚水感到害臊。 「願上帝保佑您千萬不要活到這樣孤獨的老年！」她對我說，「千萬不要！」 我小心翼翼地攙她回屋，心想：要是我有這樣一位母親，那該多幸福！ 晚上，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拿出一札她父親留下來的信件給我看，由於年代久遠，信紙已經發黃。 其中有畫家克拉姆斯科伊[8]和版畫家約爾丹[9]從羅馬寄來的信。約爾丹在信中談了他同丹麥著名雕刻家托瓦爾森[10]之間的友誼以及拉特蘭宮中[11]那些令人嘆為觀止的大理石雕像。 我習慣於等到夜闌人靜之後再讀信，這回也是如此。寒風在牆外肆虐，把落光了葉子的濕淋淋的樹叢吹得呼呼直響，連油燈也發出畢畢剝剝的聲音，仿佛是出於無聊，在那裡自言自語。不知道為什麼，正是在這幢房子裡，正是在這陰霾的深夜，一邊聽著村里守夜人在村寨的寨門附近敲梆子，一邊看著這些由羅馬寄來的信，我產生了一種既覺得奇異又覺得愉快的雙重感覺。 就在這天夜裡，我對托瓦爾森發生了興趣，後來我在莫斯科想法弄到，並看了所有談及他的作品，得知他是童話作家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好友。幾年後，我寫了一篇關於安徒生的短篇小說。這篇小說之得以寫出也應歸功於這幢古老的鄉間宅第。 幾天後，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就臥床不起了。她沒有任何病痛，只是抱怨周身乏力。 我給列寧格勒的娜斯嘉拍了一份電報去。紐爾卡搬到了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的屋裡來住，萬一有什麼，她好就近照應。 有天夜裡，紐爾卡拚命捶我房間的牆壁，驚慌地喊道： 「快來呀！老奶奶要死了！」 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已經失去知覺，只剩下一口氣了。我按了按她的脈，脈已經不再搏動，只是在輕微地顫動，細得像根遊絲。 我穿上大衣，點了盞燈籠，去鄉村醫院請大夫。醫院遠在樹林深處。由伐木地刮來的冷徹骨髓的朔風帶來一陣陣鋸屑的氣味。已經是深夜了，連狗都不叫了。 大夫給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注射了一針樟腦，嘆了幾口氣就走了，臨走時說，這是彌留狀態，不過將持續相當時候，因為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的心臟挺好。 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在拂曉前死了。只得由我來替她合上眼睛。我大概永遠也不會忘記，當我小心翼翼地合上她半開的眼瞼的時候，她的眼睛裡突然滾下一滴渾濁的淚珠。 紐爾卡已哭得喘不過氣來，她把一個揉皺了的信封遞給我，說道： 「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在這裡邊寫著該怎麼給她裝殮。」 我打開信封，讀了幾行老人用顫抖的手寫下的字，都是講希望死後穿什麼衣服的。我把信交給了女人們，要她們早晨來給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打點，送她登上最後的路程。 後來我上墳地去選擇墓址，等我回來時，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已穿戴停當，安臥在充作靈床的長桌上，我望著她，吃驚地停了下來。 她安臥在那裡，苗條得好似少女，穿著一襲老式的、裙裾很長的金色夜禮服。裙裾鬆鬆地蓋住了她的腳，隱隱露出一雙小巧的黑麂皮鞋子。她兩手握著一支蠟燭，手上戴著一副長及肘部的羊皮白手套。一束絹制的紅玫瑰別在胸衣上。 她臉上蒙著一方頭紗，要不是在袖口和白手套之間露出一截皮膚乾枯、布滿皺紋的肘部的話，還會以為死者是個窈窕的年輕女子呢。 娜斯嘉晚來了三天，等她趕到，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已經下葬。 上面所講的一切，就是作家的那種日常生活的素材，作品便是從這種素材中產生出來的。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上述情況，所有上述細節，乃至這幢鄉間宅第和秋天的氣氛本身，都同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的處境完全協調，都同她晚年所經受的沉痛的精神悲劇完全協調。 不過，不消說，我遠遠沒有把當時所看到的、所想到的統統寫進《電報》中去。有許多沒被用上，這是常有的事。 為了寫一篇短篇小說，即便篇幅很短，也需要如寫作術語所說的，「發掘」大量素材，以便從中選取最有價值的材料。 我曾不止一次有機會觀察扮演次要角色的優秀演員們是怎樣工作的。這樣的演員儘管所演的角色在全劇中只有兩三句台詞，可仍然刨根究底地向編劇詢問這個角色的性格、外表，直至他的履歷和出身環境。 演員需要準確地知道這些情況，以便恰到好處地念出這兩三句台詞。 作家也是如此。他所儲存的素材應當遠遠超過他的短篇小說所需要的數量。 我上面講了《電報》的寫作經過。其實每一篇短篇小說都是有自己的寫作經過和自己的素材的。 有一年冬天，我住在雅爾達。只要一打開窗戶，橡樹的枯葉便紛紛飛進屋來。它們在地板上隨風旋舞，發出窸窸窣窣的響聲。這不是百年橡樹的葉子，而是那種長在克里米亞高原草地斜坡上矮小的橡樹叢的葉子。 每天夜裡，從白雪皚皚的山上吹來一陣陣寒風。雪在顫動的星光下奇幻地閃爍著。 詩人阿謝耶夫[12]住在我隔壁。他正在寫關於英雄的西班牙（那時正是西班牙事件發生之際）的詩歌，寫《巴塞羅那古老的天空》。 詩人弗拉基米爾·盧戈夫斯科依[13]用他雄渾的男低音唱著英國古老的水手歌： 再見啦，陸地！輪船駛向大海， 連海鷗的痕跡也都消失在船尾之外…… 每天晚上，我們都聚集在收音機旁，收聽西班牙的戰況。 我們三人曾一起到錫麥伊茲天文台去過。一位白髮蒼蒼的天文學家給我們看星空。我們看到了在無涯無際的穹隆中疏疏落落地散布著幾點極其遙遠的星光。 偶爾，黑海艦隊的艦隻進行實彈演習，隆隆的炮聲傳到了雅爾達，震得長頸瓶里的冷開水都顫動起來。那低沉的炮聲沿著高原草地向前滾去，最終陷入松林繁茂的針葉中消失了。 每天夜裡，一架架看不見的飛機在空中轟鳴而過。 我則看著德國作家布魯諾·弗蘭克[14]描述塞萬提斯的小說。小說篇幅不長，因此我看了好幾遍。 其時四個爪子的卐字[15]開始迅速地在歐洲各地到處橫行。德國一些高尚的人士，如：亨利希·曼[16]、愛因斯坦、雷馬克[17]、史蒂芬·茨威格等，不齒於同「褐禍」[18]和惡棍希特勒為伍，先後離開了自己的祖國。他們雖然流亡國外，但是心底毫不動搖地深信人道主義必勝。 蓋達爾[19]把一隻毛烘烘的大狼狗帶到我們的住房裡來，這狗有一雙笑意盎然的黃眼睛。蓋達爾說這是一隻山地牧羊犬。 蓋達爾裝得對文學一竅不通。他愛裝成頭腦簡單的人。 每天夜裡，黑海發出憂鬱的濤聲，白天當然也有濤聲，只是聽不真切罷了。濤聲是有助於寫作的。 以上就是我當時「日常生活」的一系列細節。從中誕生了我的短篇小說《獵犬星座》。在那篇小說中，讀者幾乎可以找到我上文中所提到的一切：橡樹的枯葉、白髮蒼蒼的天文學家、排炮的隆隆聲、《塞萬提斯》、堅定不移地深信人道主義必勝的人們、山地的牧羊犬、飛機的夜航，等等，等等。 所有這一切當然是以一定的關係聯結在一起，進入一定的情節之中的。 我在寫那篇小說時，力求自始至終保持對夜間山風的那種感受。這種感受就像是短篇小說的主導主題。 --------------- [1]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維奇·巴丘什科夫（1787—1855），俄羅斯詩人。 [2]此句引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給赫·阿爾切芙斯卡婭的信。原句如下：「我正在準備寫一部巨型的長篇小說，我打算埋頭研究——不是研究現實生活，因為現實生活即使不加以研究，我也是熟悉的，而是研究日常生活的細節。」——原編者注 [3]伊凡·彼得羅維奇·波扎洛斯京（1837—1909），俄國版畫家。 [4]卡爾·巴甫洛維奇·布留洛夫（1799—1852），俄國畫家，學院派最後一個代表。 [5]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維奇·佩羅夫（1833/1834—1882），俄國畫家。 [6]波利娜·維阿爾多（1821—1910），法國女歌唱家和作曲家，是屠格涅夫的好友。 [7]這是普希金於1824年寫的一首無題詩的最初4句。據說這首詩是獻給沃隆佐娃的。 [8]伊凡·尼古拉耶維奇·克拉姆斯科伊（1837—1887），俄國畫家，巡迴展覽畫派的創始人之一。 [9]費奧多爾·伊凡諾維奇·約爾丹（1800—1883），俄國版畫家。 [10]托瓦爾森（1768/1770—1844），丹麥雕刻家，新古典主義時期的傑出代表。 [11]位於義大利羅馬。 [12]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阿謝耶夫（1889—1963），蘇聯詩人，代表作為長詩《馬雅可夫斯基正在開始》（1940），於1941年獲蘇聯國家獎。 [13]弗拉基米爾·亞歷山大羅維奇·盧戈夫斯科依（1901—1957），俄羅斯詩人。 [14]布魯諾·弗蘭克（1887—1945），德國作家，後流亡美國。著有詩歌、小說、劇本。《塞萬提斯》（1936）是他寫的一部傳記體長篇小說。 [15]系法西斯分子的黨徽。 [16]亨利希·曼（1871—1950），德國小說家。1933年希特勒上台後，他被開除出普魯士作協，作品也被付之一炬。1938年在巴黎任「德國人民陣線」主席。1940年移居美國。 [17]雷馬克（1898—1970），德國小說家，1938年被希特勒法西斯剝奪公民權，1939年流亡美國，1947年加入美國籍。 [18]指法西斯褐衫黨徒。 [19]阿爾卡季·彼得羅維奇·蓋達爾（1904—1941），蘇聯兒童文學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