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春夢之三:八年抗戰 · 第廿一回 語重心長 周恩來廬山告警 布阱設陷 史汀生華府籌策

周恩來微笑,想了想,答道:「日本人民希望同中國人民親善,這是肯定的。但日本政府,這個侵略中國的蠻橫政府說要同我國親善,那就是貓哭老鼠假慈悲了。」周恩來斟酌詞句:「正當日本把握了若干有利時機,積極侵略我國的時候,中國的局勢也發生了極大的變化,而西安事變正是變化的契機。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獲得了各階層的支持;如何制止日本侵略,已成為全國人民的一致要求。委員長當然很清楚這種局勢的趨勢,所以委員長在西安時接受了我們的意見,停止內戰,奮起抗日,而委員長也願意出來領導抗戰!」周恩來把右手掌迅速往膝蓋上一按:「這樣,客觀的戰爭條件已經具備了,西安事變的良好結束,將使日本更動他的侵華時間表;他『親善』、『合作』都是虛偽的。」他指指窗外的山巒:「這真所謂山雨欲來風滿樓,在這種假面具後面的便是刺刀,我們估計日本更大規模的對華侵略,已經迫於眉睫了!」 待窗外訓練團學員一片歌聲腳步聲遠去,蔣介石這才問道:「沒有這樣嚴重罷?除非你們有非常可靠的根據。」 周恩來微笑道;「剛才我們所談的,都是非常可靠的根據。局勢是在這樣發展,日本更大的侵略戰爭迫於眉睫!」 蔣介石喝了口水。半晌,咧著嘴笑道:「我以為還不至於。國際形勢是一回事,日本內部情形又是一回事;錯綜複雜,瞬息萬變,我看今年以內絕不至於有戰爭,我們看事實吧。」 周恩來點點頭也笑道:「好的,我們看事實吧。不過敵人今年動不動手是個時間問題,他今年也罷,明年也罷,今天也罷,明天也罷,手一定是要動的,因此我們的準備工作,一秒鐘也不能鬆懈了。」 蔣介石點點頭:「周先生以為……」 周恩來挪了挪身子:「我們沒有新意見。五月間我們曾經發表一個《我們對修改國民大會法規的意見》,對國民黨不大顧到民意、黨包辦的選舉,對國民大會選舉法、組織法都提出了修改意見,並且要求立即開放黨禁,釋放全國政洽犯,保障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的完全自由;確認男女平等,廢止一切剝削人民自由權利的法令,以保障人民及各政黨團體真正獲得選舉之自由,以及提出議案和宣傳討論之自由,這樣才能使國民大會建立起民主統一的政治基礎,以加緊加快的發動抗戰。」 「這些我都知道了。」蔣介石頻頻點首:「而且,有些已經付諸實施,毛先生總不能說我沒有誠意。」 「是的。」周恩來也點點頭道:「毛主席以及中共黨人,對委員長在西安答應抗戰、停止內戰、加強團結的諾言非常贊同。我們既然團結禦侮,雙方就應該赤誠相見,所以我會到這裡來看您。」周恩來頓了一頓:「不過有些事實是遺憾的,這些事情都發生在最近半年以內,……」 「有些什麼事?」蔣介石作驚訝狀。 周恩來道,「我們提出這些事實,目的在使我們團結抗日。」 「這個我知道,我們現在是對事不對人!」蔣介石急問道:「到底在我離開西安以後一直到現在,半年之中發生了一些什麼變故?」 「委員長或許不清楚。」周恩來道:「中央軍在一月間突地又向西安進攻,這是違反和平解決原則的,張學良先生迄未返秦,楊虎城先生又在四月二十三日出國,這兩位將軍的現狀,是影響軍民觀感的,五月間北平學生紀念『五四』節,號召救亡,被陶希聖、楊立奎派人毆打,這情景是使熱血青年痛心疾首的;此外,沈鈞儒等七位先生,到今天還在監禁之中。」 周恩來不等蔣介石開口,說下去道:「事情還不只這些,其中還有一位積極抗日的王以哲軍長,忽然不明不白死去。」 蔣介石面對著態度從容、說話踏實的周恩來,恨不得一口把他吞了。他緊緊地捏緊玻璃杯,然後把杯子重重地往茶几上一放,頓足道,「簡直不象話!簡直不象話!是這樣的麼?」他往沙發上一躺,嘆道:「千不該萬不該,我回到南京以後休息了幾個月。」他拍拍背上的鋼架:「傷勢到今天還沒復原,我背上還支著鋼架。」蔣介石作痛苦狀,搓了一會手:「周先生,如果你說的都是事實,那真是遺憾之至!我簡直一點兒也不曉得。周先生知道,我在這幾個月中間,往返京滬杭甬溪口之間,想不到因為移地療病,外面鬧出了這麼多的事情來!」蔣介石把頭搖了再搖,連連頓足嘆氣。半晌,疲乏地答覆周恩來道:「不過我也略知一二,請回去同毛先生解釋解釋:一月間進攻西安,據報是雙方武裝衝突,南京軍方負責人便派兵救援,一旦衝突,難免傷人,這個實在不好;漢卿這個孩子脾氣,大概不久以後便可以改過,他當然要回西安去的,諸位不必誤會;楊虎城是吾黨老同志,這次事變後還來過抗州,參加過一個軍事會議,他的出國純粹是自願的,周先生也不必去聽一面之詞;北平『五四』節打學生這回事,真的我一點兒也不知道,學生們無論怎樣胡鬧,打他們總不是好辦法,我馬上查一查!沈鈞儒等七個人被控危害民國罪,這件事已經鬧上法庭,我就很難說話了,我是一向尊重法治的,不過我可以去何問;至於王以哲軍長死得不明不白,這消息我也聽到了,我非常痛心!」蔣介石揉揉胸口:「周先生知道,我們正在準備抗日,而這位王軍長正是一個理想的先鋒,不料……」蔣介石長嘆:「聽說是西北軍與東北軍發生譁變,把王以哲夾在裡面,所以有此命案。這不但是王以哲的不幸,而且是國家民族的不幸!」蔣介石搖頭嘆息了好半晌,這才透口氣道:「總而言之,這些事情都出在我離京期間。」他弦外有音:「如果在西安不受重傷,我還不致於告假休養,也不致於出了這些岔子。」他突地起立:「不過我得查明重辦!」他按鈴,對侍衛道:「找陳主任來!」周恩來連忙說道:「委員長,這個時候這樣做,希望您考慮處理的份量,不要影響團結才好!我告辭了。」 蔣介石正板著面孔,忽地又堆下一臉笑道:「好,你休息去吧。這裡很自由,你大可以多走走,毫無關係。」他目送周恩來出門,又向侍衛吩咐道:「告訴他們,注意同周恩來說話的人,把這些人的名字記下來!」 話說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的夏天,牯嶺變成了蔣介石政府的陪都。儘管局勢緊張,民心憤激,南京各大員卻遷往廬山辦公去了。周恩來在牯嶺時,同蔣介石及行政院各部長舉行了幾次會議,主要是中共派代表列席十一月間國民會議問題。這會議的組織是為了通過民主憲法,雙方商定特區可以根據區域為單位,選舉代表九人。同時蔣介石堅持延安代表可來,但絕不能用中共名義出席。 蔣介石用自己的專機送周恩來回延安,當周恩來還在旅途中時,蔣介石召集的緊急會議開始了。「我們來交換交換意見。」蔣介石鄭重其事地說:「對於目前局勢,我們有我們的看法,延安有延安的看法。當然,延安的看法我們不必重視,但他們認為戰爭迫於眉睫這句話,我們不妨研究研究。同時乘這機會,我們也不妨來決定今後我們的國策。」 張群第一個起立道:「委員長高瞻遠矚,今天的會的確非常重要。至於延安方面的看法,誠如委員長說的,值不得予以重視。要知道今天國策的基本梢神,在於消弭戰禍。委員長告訴我們:日本如果進攻,三天便可以使我們亡國。仗,萬萬打不得,而且也不能備戰,因為對方聽說我們備戰,戰爭會來得更快,所以兄弟主張長期準備。長期準備四個字,對外可以使對方有所覺悟:中國並沒有立劉向他收回東北的意思,不必動刀動槍,對內,可以安安民心,特別是封住共產黨的嘴巴:政府是準備抗戰的,無奈中國太弱,非要長期不可。倉卒言戰,萬萬不可!」 蔣介石點點頭,表示張群之言有理。沉默片刻,汪精衛侃佩而談道:「剛才兄弟聽到張先生的高見,非常欽佩。各位都知道,在過去十年之中,岳軍先生襄助委員長,一直是決策機構中的要員。岳軍先生對內主持剿共決策,對外採行親日外交,企圖憑藉日本的力量來達到剿共勝利的目的,使兄弟非常佩服,而委員長也很讚賞他的幹才。」 「現在,」汪精衛支著桌子:「外面的確很亂,到處有抵抗日本之聲,這種空氣如果繼續下去,說不定會真的鬧出亂子來。日本方面本來沒什麼,但一看中國這種劍拔弩張的樣子,恐怕真的要打起來了。」汪精衛聲調抑揚頓挫,相當動聽;眉目鼻嘴,尤善表情。只見他振臂高呼道:「如果真的打起來,請問我們怎麼辦?現在連英美各國對日本都俱怕三分,難道我們真的願意冒險用兵,孤立無援,眼巴巴打死仗嗎?」 汪精衛這句話,使大家都吃了一驚。 「記得『九一八』時,」汪情衛道:「張季鸞先生的文章寫得真好!他在《大公報》寫的社評真應該交付國史館保存的。他在『九一八』時寫《告日人以防俄之道》,大家看這多麼痛切!他在《對『九一八』事變的正論》中說得更好,今天還能通用!他說:『九一八後,全國人心悲憤,……政府政策,不為國人諒解,左派刊物,趁時興起;人民陣線,大形活躍。全國多數報刊鼓譟叫囂對日宣戰,大有不惜以拼全民族生命為孤注一擲之概。惟有《大公報》在這種叫囂空氣中,力主鎮靜,帶告國人,不可逞一時意氣,置國家於萬劫不復之境地!』」汪精衛感嘆:「大家看,今天的情形不也是那樣嗎?」 一提起張季鸞,蔣介石喜道:「季鸞先生在西安事變中連續四篇杜評才真是不得了的,陳主任不妨對他的《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宣讀一遍。這篇社評曾經在南京加印幾十萬份派飛機在張、楊軍隊中散發,聽說收效極大!」 陳布雷咽口唾沫,起立道:「真是真是,這篇社評好到極!張先生主要的意思是說:『主動及附和此次事變的人們聽著!你們完全錯誤了,錯誤的要亡國家,亡自己。……」 』你們大概聽了許多惡意的幼稚的煽動,竟做下這樣大錯,你們心裡或者以為是愛國,那知道危害國家再沒有這樣狠毒嚴重的了!你們把全國政治外交的重心,全軍的統帥羈禁了,還講什麼救國?……蔣先生不是全知全能,自然也會有招致不平反對的事,但是他熱誠為國的精神與其領導全國的能力,實際上早成了中國領袖,全世界各國都以他為對華外交的重心。這樣人才與資望,決再找不出來,也沒有機會再培植。 『你們要信蔣先生是你們的救星,只有他能救這個危機,只有他能了解能原諒你們。你們趕緊去見蔣先生謝罪吧!你們快把蔣先生抱住,大家同哭一場,……你們要發誓,從此更精誠團結,一致的擁護中國。你們如果這樣悲悔了,蔣先生一定陪你們痛哭,安慰你們,因為他為國事受的辛酸,比你們更大更多。……』「 眾人跟著作讚嘆狀,有人提議應將此文編入教科書,蔣介石大喜,當即宣布進餐休息片刻。 飯後開會,孔祥熙繼續發言道:」美國是不會怕日本的。大家都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美國的生產力已經超過了英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工業強國。不過美國國內因為被孤立主義統治著,所以在軍事方面不能成為第一流強國,當時它在國際間也不能發生舉足輕重的影響。可是第一次大戰改變了整個形勢,戰後美國變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所有的協約國幾乎都向美國借了債,尤其是英國,它借的最多;而且美國也擁有了與英國並駕齊驅的強大艦隊,它新編成的陸軍在大戰最後階段中變成了協約國軍隊的主力。這種條件使美國一躍而為國際舞台主角。這些都是事實,連共產黨都這樣看法,他們把美國叫做資本主義世界中的『中流砥柱』。所以,我以為美國是不會怕日本的。「 大家透了口氣,蔣介石也點了點頭道;」庸之說得也對,夫人也常常這樣說的。「 」委員長說得對!「汪精衛笑吟吟說道:」庸之先生與夫人的見解都對,但是並不妨礙兄弟剛才所說的那句話:美國是怕日本的!「 」從何證明呢?「汪精衛眼睛骨溜溜一轉:」美國的力量既然迅速增長,它自然要攫取在國際間的地位,並且為它的商品爭取市場,爭奪勢力範圍,在這種情形之下,美日衝突更加尖銳起來,因為美國擴展勢力的主要對象是太平洋,恰好同日本的發展對象正面牴觸。那麼為什麼說美國『怕』日本呢?因為從地理條件來說,特別是對遠東問題,日本比美國方便得多!「汪精衛面有得色:」所以在一九一七年間,美國便向日本妥協,承認日本在中國有特殊利益,簽訂了藍辛石井協定。但第二年大戰結束,美國強大起來以後,便不肯妥協了。可是也沒有辦法,一直到一九二一年春天,美國報紙雜誌不斷鼓吹強硬對日論調。這些報紙說:擺在美國面前的最大問題,是日本究竟會不會變成太平洋的主人?同時有關太平洋問題的書籍大量出版,冠以《日本的威脅》、《新日禍》、《我們必須與日本一戰嗎?》等等的標題,反日情緒達到空前未有的高度。「 」可是這有什麼用呢?「汪精衛笑笑:」共產黨人分析當時的情形說,美國在這種情形之下,只好一方面在中國加緊扶植親美派系同親日派奪取政權,譬如直系與皖系、奉系的戰爭就是例子;另一方面則在國際間打擊日本,孤立日本。而孤立日本最主要的一個步驟,就是拆散英日同盟里一九二一年召開的華盛頓會議,顯然有這種目的!「 張群插嘴道;」我想補充一些意見。對於日本問題,兄弟略知一二,英日同盟在一九二○年締結的,當時日本為了與帝俄爭奪東北,急需找到有力幫手;英國呢?英國鑒於日本急速興起,也樂於拉攏日本做它的夥伴。英日同盟締結後兩年,日本就發動了日俄戰爭,在英美支持下獲得了勝利。「張群咳聲嗽:」各位要知道,在一九○五年以前,日本的興起主要是靠美國幫忙的。但在那年訂立朴茨茅斯和約以後,日美又為奪取東北的經濟權益而反目。日本就進一步同英國拉攏,來填補美國的空隙,日本的外交路線由聯美而走向排美聯英,使美國難以忍受了。 「可是,美國也無可奈何,華盛頓會議中美國拆散英日聯盟,是花了不少心血,而且在雙方不得罪的原則之下解決這難題的。不過我們要注意,無論是美國怕日本也好,日本怕美國也好,他們都是強國,我們自己小心相處,才是真的。」 蔣介石默然點頭。 張群笑了笑,意思是說完了。汪精衛接下去道:「岳軍先生之言有理!人家強國之間勾心鬥角,我們自己應該小心相處才好。我們剛才談到華盛頓會議,別忘記這個會議對於中國的好處。」他想了想,朝角落裡外交部次長徐謨笑了笑:「徐次長,你來報告報告。」 徐謨正在注視窗外山坡上一個西婦,碧草如茵,白裙搖曳,有兩個洋娃娃在她前面邊走邊摘野花。忽地聽說要他報告,便脹紅著面孔說道:「委員長,各位先生,華盛頓會議主要議程是遠東問題和裁軍問題。 」因為戰後美、日積極擴大海軍,美日軍備競爭得非常激烈,一般人都恐懼這種競爭將導致美日戰爭,結果在華盛頓會議訂立了三強海軍協定,規定英美的主力艦不得超過五十萬噸,日本的主力艦不得超過三十萬噸,那是有名的五五三比例,參加這個會議的國家,除英、美、日,還有法、意、比、荷、葡萄牙與中國。 「遠東問題主要是中國問題,結果訂立了九國公約。這個公約的內容,還是我們中國代表第一個提出了『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主義,我們在『十項原則』中說:『中國贊同門戶開放,即所謂有約各國工商業機會均等主義,故自願承認並實行此主義於中華民國各地方,無有例外。』蔣委員長對於這個公約,認為美國是中國的恩人,把中國領土主權保全了,」徐謨瞅一眼窗外那個西婦的背影:「的確,美國真夠朋友,委員長的話是對的。」說罷坐下。 汪精衛皺皺眉頭,立刻笑道:「美國怕日本的例子,這裡又有一件了。」 蔣介石一怔道:「兆銘兄說說看。 孔祥熙使勁抽雪茄,作不屑狀。可是仔細聽汪精衛說道:」兄弟在前幾天,曾經同一個左派教授縱談世界大局,這個人的名字沒有宣布必要。我們都知道,左派朋友的論調都不可靠,但那天他所說的,有點道理,因為證實了美國對日本的態度是非常微妙,雖不『怕』,也不遠矣!「 」那位教授恰巧同我談到華盛頓會議。他說:兆銘先生,日本對我國侵略,恐怕非擴大不可了。我說從何證明呢?他說美國自從一九三一到今年一九三七,在這段時期中它對中國完全採取退卻路線;因為它正以全力恢復國內經濟,無暇顧及中國局勢。美國目前的對遠東政策,其基本精神就是一方面鼓勵日本北進同蘇聯衝突,另一方面則消極地抵抗日本的南進,而抵抗的辦法就是一種阿Q精神的史汀生『不承認主義』。我就問他:你有什麼根據嗎?那位教授嘆道:汪先生不會忘記華盛頓會議產生的九國公約吧?當時美國代表羅特(Rout)提出四項原則,並經大會通過。那原則表面上很漂亮;第一:尊重中國的主權與獨立,以及領土與行政的完整;第二:供給中國以完全的和無阻礙的機會,以發展並維持一有力而鞏固的政府;第三:運用各國權勢,以求切實建立和維持在全中國領土上各國的工商業機會均等的原則;第四:不得利用中國現狀以求取特殊權利,而致減削各友邦臣民的權利,並不得獎助有害於各友邦安全的行動。「 正是:當時美國,嘴臉猙獰;變本加厲,神人共憤!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