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歷史 · ●一、經學開闢時代

凡學不考其源流，莫能通古今之變；不別其得失，無以獲從入之途。古來國運有盛衰，經學亦有盛衰；國統有分合，經學亦有分合。歷史具在，可明徵也。經學開闢時代，斷自孔子刪定《六經》為始。孔子以前，不得有經；猶之李耳既出，始著五千之言；釋迦未生，不傳七佛之論也。《易》自伏羲畫卦，文王重卦，止有畫而無辭；（史遷、揚雄、王充皆止雲文王重卦，不雲作《卦辭》。）亦如《連山》、《歸藏》止為卜筮之用而已。《連山》、《歸藏》不得為經，則伏羲、文王之《易》亦不得為經矣。《春秋》，魯史舊名，止有其事其文而無其義；亦如晉《乘》、楚《檮杌》止為記事之書而已。晉《乘》、楚《檮杌》不得為經，則魯之《春秋》亦不得為經矣。古《詩》三千篇，《書》三千二百四十篇，雖卷帙繁多，而未經刪定，未必篇篇有義可為法戒。《周禮》出山岩屋壁，漢人以為瀆亂不驗，又以為六國時人作，未必真出周公。《儀禮》十七篇，雖周公之遺，然當時或不止此數而孔子刪定，或並不及此數而孔子增補，皆未可知。觀「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則十七篇亦自孔子始定；猶之刪《詩》為三百篇，刪《書》為百篇，皆經孔子手定而後列於經也。《易》自孔子作《卦爻辭》、（《史記 周本紀》不言文王作《卦辭》，《魯世家》不言周公作《爻辭》，則《卦辭》、《爻辭》亦必是孔子所作。）《彖》、《象》、《文言》，闡發羲、文之旨，而後《易》不僅為占筮之用。《春秋》自孔子加筆削褒貶，為後王立法，而後《春秋》不僅為記事之書。此二經為孔子所作，義尤顯著。漢初舊說，分明不誤；東漢以後，始疑所不當疑。疑《易》有「蓋取諸益」、「蓋取諸噬嗑」，謂重卦當在神農前。疑《易》有「當文王與紂之事邪」，謂《卦爻辭》為文王作。疑《爻辭》有「箕子之明夷」、「王用亨於岐山」，謂非文王所作，而當分屬周公。於是《周易》一經不得為孔子作；孔《疏》乃謂文王、周公所作為經，孔子所作為傳矣。疑《左氏傳》韓宣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有「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之言，謂周公作《春秋》。於是《春秋》一經不得為孔子作；杜預乃謂周公所作為舊例，孔子所修為新例矣。或又疑孔子無刪《詩》、《書》之事，《周禮》、《儀禮》並出周公，則孔子並未作一書；章學誠乃謂周公集大成，孔子非集大成矣。 讀孔子所作之經，當知孔子作《六經》之旨。孔子有帝王之德而無帝王之位，晚年知道不行，退而刪定《六經》，以教萬世。其微言大義實可為萬世之準則。後之為人君者，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國；所謂「循之則治，違之則亂。」後之為士大夫者，亦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身；所謂「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此萬世之公言，非一人之私論也。孔子之教何在？即在所作《六經》之內。故孔子為萬世師表，《六經》即萬世教科書。惟漢人知孔子維世立教之義，故謂孔子為漢定道，為漢製作。當時儒者尊信《六經》之學可以治世，孔子之道可為弘亮洪業、讚揚迪哲之用。朝廷議禮、議政，無不引經；公卿大夫士吏，無不通一藝以上。雖漢家制度，王霸雜用，未能盡行孔教；而通經致用，人才已為後世之所莫逮。蓋孔子之以《六經》教萬世者，稍用其學，而效已著明如是矣。自漢以後，闇忽不章。其尊孔子，奉以虛名，不知其所以教萬世者安在；其崇經學，亦視為故事，不實行其學以治世。特以歷代相承，莫之敢廢而已。由是古義茫昧，聖學榛蕪。孔子所作之《易》，以為止有《十翼》；則孔子於《易》，不過為經作傳，如後世箋注家。陳摶又雜以道家之圖書，乃有伏羲之《易》、文王之《易》加於孔子之上，而《易》義大亂矣。孔子所定之《詩》、《書》，以為並無義例；則孔子於《詩》、《書》，不過如昭明之《文選》、姚鉉之《唐文粹》，編輯一過，稍有去取。王柏又作《詩疑》、《書疑》，恣意刪改，使無完膚，而《詩》、《書》大亂矣。孔子所作之《春秋》，以為本周公之凡例；則孔子於《春秋》，不過如《漢書》之本《史記》、《後漢書》之本《三國志》，鈔錄一過，稍有增損。杜《注》、孔《疏》又不信一字褒貶，概以為闕文疑義；王安石乃以《春秋》為斷爛朝報，而《春秋》幾廢矣。凡此皆由不知孔子作《六經》教萬世之旨，不信漢人之說，橫生臆見，詆毀先儒。始於疑經，漸至非聖。或尊周公以壓孔子，（如杜預之說《春秋》是。）或尊伏羲、文王以壓孔子，（如宋人之說《易》是。）孔子手定之經，非特不用以教世，且不以經為孔子手定，而屬之他人。經學不明，孔教不尊，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故必以經為孔子作，始可以言經學；必知孔子作經以教萬世之旨，始可以言經學。 孔子以前，未有經名，而已有經說，具見於《左氏內外傳》。《內傳》所載元亨利貞之解，黃裳元吉之辨，夏後之九功九歌，文武之九德七德，《虞書》數舜功之四凶十六相，以及《外傳》之叔向、單穆公、閔馬父、左史倚相、觀射父、白公子張諸人，或釋《詩》，或征禮，（詳見王應麟《困學紀聞》。）非但比漢儒故訓為古，且出孔子刪訂以前。惟是《左氏》浮誇，未必所言盡信。穆姜明隨卦之義，何與《文言》盡符；季札在正樂之前，豈能雅頌得所。（《困學紀聞》引「克己復禮」「出門如賓」二條，云：「左氏粗聞闕里緒言，每每引用，而輒有更易。穆姜於隨舉《文言》，亦此類。」）《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見《左氏昭》十二年。《周禮》外史掌《三墳》、《五典》之書；鄭《注》「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據此，則《三墳》、《五典》乃《書》之類。偽孔安國《尚書傳序》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八卦之說謂之《八索》；九州之志，謂之《九邱》。」其解《三墳》、《五典》，本於鄭《注》；《八索》、《九邱》，本於馬融。據其說，則《八索》乃《易》之類。皆無明據，可不深究。今所傳惟《帝典》；（伏生傳《尚書》止有《堯典》，而《舜典》即在內；蓋二帝合為一書，故《大學》稱《帝典》。）而宋人偽作《三墳書》。若夫伏羲十言，義著消息；神農並耕，說傳古初。黃帝、顓頊之道，具在丹書；少皋紀官之名，創於白帝。洪荒已遠，文獻無征；有裨博聞，無關閎旨。（惟伏羲十言之教，於八卦之外，增消、息二字，鄭、荀、虞《易》皆本之以立說。） 《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文獻通考》應氏曰：「樂正崇四術以訓士，則先王之《詩》、《書》、《禮》、《樂》其設教固已久。《易》雖用於卜筮，而精微之理非初學所可語；《春秋》雖公其記載，而策書亦非民庶所得盡窺。故《易象》、《春秋》，韓宣子適魯始得見之。則諸國之教未必盡備六者。蓋自夫子刪定贊修筆削之餘，而後傳習滋廣，經術流行。」案應氏之說近是而未盡也。文王重六十四卦，見《史記 周本紀》，而不雲作《卦辭》；《魯周公世家》亦無作《爻辭》事。蓋無文辭，故不可以教士。若當時已有《卦爻辭》，則如後世御纂、欽定之書，必頒學官以教士矣。觀樂正之不以《易》教，知文王、周公無作《卦爻辭》之事。《春秋》，國史相傳，據事直書，有文無義，故亦不可以教士。若當時已有褒貶筆削之例，如朱子《綱目》有《發明》、《書法》，亦可以教士矣。觀樂正之不以《春秋》教，知周公無作《春秋》凡例之事。《論衡須頌篇》曰：「問說《書》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誰也？孔子也。」匡衡上疏曰：「孔子論《詩》，以《關雎》為首。」張超《誚青衣賦》曰：「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德不雙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是漢人以為《詩》、《書》皆孔子所定，而《易》與《春秋》更無論矣。 孔子出而有經之名。《禮記經解》「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始以《詩》、《書》、《禮》、《樂》、《易》、《春秋》為《六經》。然篇名《經解》，而孔子口中無經字。《莊子 天運篇》「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孔子始明言經。或當刪定《六經》之時，以其道可常行，正名為經。又《莊子 天道篇》「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經典釋文》「說者云：《詩》、《書》、《禮》、《樂》、《易》、《春秋》，又加《六緯》，合為十二經也。一說云：《易》上、下經並《十翼》，為十二。又一云：《春秋》十二公經也。」三說不同，皆可為孔子時正名為經之證。經名正，而惟皇建極，群下莫不承流；如日中天，眾星無非拱向矣。龔自珍曰：「仲尼未生，先有《六經》；仲尼既生，自明不作；仲尼曷嘗率弟子使筆其言以自制一經哉！」如龔氏言，不知何以解夫子之作《春秋》。是猶惑於劉歆、杜預之說，不知孔子以前不得有經之義也。 《六經》之外，有《孝經》，亦稱經。《孝經緯鉤命訣》「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又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是孔子已名其書為《孝經》。其所以稱經者，《漢書藝文志》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鄭注《孝經序》曰：「《孝經》者，三才之經緯，五行之綱紀。孝為百行之首；經者，不易之稱。」鄭注《中庸》「大經大本」曰：「大經謂《六藝》，而指《春秋》也；大本，《孝經》也。」漢人推尊孔子，多以《春秋》、《孝經》並稱。《史晨奉祀孔子廟碑》云：「乃作《春秋》，復演《孝經》。」《百石卒史碑》云：「孔子作《春秋》，制《孝經》。」蓋以《詩》、《書》、《易》、《禮》為孔子所修，而《春秋》、《孝經》乃孔子所作也。鄭康成《六藝論》云：「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據鄭說，是《孝經》視諸經為最要，故稱經亦最先。魏文侯已有《孝經傳》，是作傳者亦視諸經為先，與子夏《易傳》同時矣。二書，《藝文志》皆不載。 刪定《六經》之旨，見於《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述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則吾能征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縱之，純如，皦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據此，則孔子刪定《六經》，《書》與《禮》相通，《詩》與《樂》相通，而《禮》、《樂》又相通。《詩》、《書》、《禮》、《樂》教弟子三千，而通六藝止七十二人；則孔門設教，猶樂正四術之遺，而《易》、《春秋》非高足弟子莫能通矣。 《史記》以《春秋》別出於後，云：「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疾歿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罪丘者亦以《春秋》。』」案《史記》以《春秋》別出於後，而解說獨詳，蓋推重孔子作《春秋》之功比刪訂諸經為尤大，與孟子稱孔子作《春秋》比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相似。其說《春秋》大義，亦與《孟子》、《公羊》相合，知有據魯、親周、故殷之義，則知《公羊》家三科九旨之說未可非矣。知有繩當世貶損之文，則知《左氏》家經承舊史、史承赴告之說不足信矣。知有後世知丘罪丘之言，則知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者，尤大謬矣。（程子曰：「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切中漢以後說春秋之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