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新論 · 第二部分 實踐任務

六、精神分析的技術 夢便是精神病（亦譯精神變態，psychosis），它具有精神病的全部荒謬、妄想和錯覺。一種短暫的、無疑是無害的、甚至具有益處的精神病，是以當事人的認可而開始，並以當事人的意志活動而終止。這仍然是一種精神病。 我們從中會認識到，即使像夢一樣深刻的精神生活的改變，也能夠得到消除並代之以正常的功能。那麼，希望可怕的精神生活的自發疾病也能接受我們的影響並得到治癒，這是不是太大膽了呢？ 對於這樣的任務，我們已經掌握了許多初步的材料。根據我們的假設，自我的職責是，既要滿足它與現實、與本我和與超我的依賴性聯繫所引起的要求，同時還要維護自己的組織，保持自己的自主性。我們所討論的病理狀態的必要前提條件：只能是自我相對的或絕對的軟弱，以至於無法實現自己的職能。對自我的最強烈的要求，大概是控制本我的本能衝動，而要做到這一點，就不得不保持大量消耗於反貫注的能量。但是超我提出的要求也可以變得非常強烈和嚴酷，致使自我可以陷入癱瘓，也就顧不上它的其他任務了。我們可以設想，在此時出現的經濟性的衝突中，本我和超我常常聯合起來反對受到緊逼的自我，而自我則試圖依賴於現實，以保持自己的正常狀態。如果本我和超我過於強大，它們就會成功地瓦解和改變自我的組織，使自我與現實的協調關係受到妨礙乃至終結。我們已由夢看到：一旦自我與外部世界的現實相分離，它就會在內部世界的影響下滑入精神變態。 我們的治療計劃就基於這些發現。自我為內部衝突所削弱，而我們又必須起用自己。這種情形好比一場內戰，局面取決於外來盟友的援助。精神分析醫生和患者的受到削弱的自我必須共同以外部現實世界為基地，聯合起來一致反對敵人，即本我的本能要求和超我的良心要求。我們訂立相互的契約。病態的自我答應我們儘量坦誠——即答應把自我覺知的一切材料交由我們處置，我們則向病人保證，聽憑病人處理和使用我們的經驗去解釋受潛意識影響的材料。我們的知識要用來彌補患者的無知，使他的自我重新控制他失控的精神生活。這一契約構成了精神分析的情境。 當我們按約行事，就立即會感到失望，這首先給了我們的過分自信一個打擊。如果患者的自我願意與我們合作，那麼，無論受到敵對力量多麼強硬的脅迫，它都必定保持著對現實要求的某些連貫的和某些片斷的理解。但是，不應該對精神病患者的自我抱有如此的期望。它不會遵守這種契約，實際上它幾乎不理會契約。它將很快拋開我們和我們提供的幫助，把我們當成不再有任何意義的外部世界的一部分。從而，我們發現，我們必須放棄這樣的想法，即嘗試把我們的治療計劃運用於精神病患者——放棄也許是永久的，也許只是暫時的，直到我們找到了另一個更好的適合於精神病患者的計劃。 不過，還有另一類病人，他們顯然特別類似於精神病患者——其絕大多數患有嚴重的神經症。 他們的致病因素及其致病機制肯定是相同的，或者至少是非常相似的。然而，他們的自我表現出了更多的抵抗和受到了更少的瓦解。雖然許多患者患有疾病並產生功能缺陷，但他們仍能夠使自己應付現實生活。這些神經症患者會表示自己願意接受我們的幫助。我們將只對他們感興趣，並將了解我們能在多大程度上和能用什麼方法來「治癒」他們。 我們還要與神經症患者建立契約：一方開誠布公，另一方勿施於人。這看上去好像我們只是要做一個並不信教而聆聽懺悔的神父。但還是有很大的不同，因為我們要從患者那裡聽取的，不僅僅是他所知道而對他人隱瞞了的事情，他還應該告訴我們他並不知道的東西。出於這一目的，我們要給患者對我們所指的坦誠做一個更加詳細的說明。我們要他保證遵守分析的基本規則，這個基本規則會使他此後的行為有利於我們。患者不僅應該告訴我們他想說和願意說的，像懺悔一樣得到解脫，而且他同樣應該告訴我們其他一切他自我觀察到的，出現在他的腦海中的事情，即使這些是他討厭說的，似乎對他是不重要的，或者實際沒有什麼意義的。如果患者在接受這種要求之後不再進行自我譴責，那他就將為我們提供大量的材料——思想、觀念和回憶——這些材料已受到潛意識的影響，常常是潛意識的直接派生物，從而使我們能夠推測到患者受到壓抑的潛意識材料，使我們能夠通過患者以信息來擴展他的自我對其潛意識的了解。 然而，這並不是患者的自我被動地和順從地把我們所需的材料提供給我們，並相信和接受我們對材料的解釋。還會發生許多別的事情，其中一些我們也許預見到了，另一些則往往出乎我們的意料。最值得注意的事情是，患者不滿足於把分析者看作實際上的幫助者和勸導者。此外，他還因他所遇到的麻煩以獲取報酬，並且他本人會滿足於那種向險峰攀登的嚮導角色。相反，患者把分析者看成是自己童年或過去的某一重要人物的再現或化身，結果把無疑用於原型的感情和反應轉移到了分析者身上。事實很快表明，移情作用是個意想不到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它是具有無法替代的價值的手段；另一方面，它又是重大危險的根源。移情是兩極化的：它既包含著對分析者的積極的（溫情的）態度，又包含著對分析者的消極的（敵對的）態度。分析者通常被患者當成自己的父親或母親。只要移情作用是積極的，它就會給我們以極好的對待。它會改變整個分析的情境，會把患者恢復健康、免除病症的理性目標置於一邊，取而代之的目標是取悅分析者，贏得分析者的讚揚和喜愛。這成了病人合作的真正動力，他的軟弱的自我變得堅強起來。在此影響下，患者會做到他平時做不到的事。他消除了病症，看上去已經康復——這僅僅是為了分析者。分析者本人也許羞於承認，他從事的是困難的任務，而沒有任何隨心所欲的權力。 此外，隨著移情作用的關係，帶來了兩個更進一步的好處。如果病人把分析者看作自己的父親（或母親），那他就會把他的超我控制自我的權力給予分析者，因為我們知道，他的父母是他的超我的來源。現在，新的超我有了對神經症患者實施一種再教育（after-education）的機會。 再教育能夠矯正父母對他的教育造成的錯誤。但在這方面，必須防止濫用這種新影響。不論分析者多麼想成為別人的老師、榜樣和典範，以及多麼想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去塑造別人，他都不應該忘記，這並不是他進行分析治療的任務。實際上如果他隨心所欲，那就將背離自己的任務。如果他這樣做了，那就只會重犯父母以自己的影響壓制孩子的獨立性的錯誤，只會用新的依賴性去替代患者早年的依賴性。分析者在其治療和教育患者的全部嘗試中，都應該尊重患者的人格。分析者允許自己合理施加的影響有多大，取決於阻礙病人發展的程度。某些神經症患者保留了如此之多的孩子氣，以至於在分析中只能被當作孩子對待。 移情作用的另一個好處也就是，在移情中，病人會以其獨特的清晰性當面向我們展示他的重要生活經歷。對此，要不是移情作用，患者向我們提供的很可能只是不充分的表述。患者幾乎不是把它報告給我們，而是當著我們的面把它做出來。 現在來看另一面的情形。既然移情再現的是患者與其父母的關係，那它也會繼承這一關係的兩極性。終有一天，患者對分析者的積極態度會轉換成消極、敵對的態度。這照例也是重複過去。 患者對自己父親的服從（如果談到的是父親的話），對來自父親的讚賞的企求都植根於指向父親的情慾。遲早這種要求會進入到移情作用中，並堅持要得到滿足。在分析的情境中，這種要求只能遭遇挫折。患者和分析者之間真正的性關係則另當別論，甚至於更微妙的滿足方式，像給予偏愛、親昵等等，也很少為分析者所贊同。這一拒絕會成為轉變的誘因，很可能這種事也以同樣的方式在患者的童年發生過。 積極的移情作用所導致的成功治療很容易有暗示（suggestive）之嫌。如果消極的移情作用占上風，那麼上述的成功就會成為泡影。我們將驚恐地看到，我們以往的全部辛苦和操勞都已付諸東流。我們一度視為患者的持久的智力增進，即他對精神分析的理解和對分析功效的信賴，轉瞬間消失殆盡。他的行為就像一個孩子，無力對他自己做出評判，盲目地相信任何一個他所愛的人，而不相信陌生的人。顯然，這些移情狀態的危險在於患者不理解移情作用的性質，強把移情作用當作新的現實經驗，而不是當作過去經驗的反應。如果他（或她）意識到了隱藏在積極移情背後的強烈性慾，他就會相信陷入了情網。如果移情走向另一極，那麼他就會覺得受到了侮辱，受到了忽視，他就會恨分析者，將其當成敵人，並準備放棄分析。在這兩個極端的案例中，他都忘記了自己在治療之始達成的契約，使之變得對繼續進行正常的分析毫無用處。分析者的任務是，堅定地使患者擺脫危險的錯覺，反覆地向他表明他自以為新的現實生活不過是過去生活的反映。 為免於患者陷入不接受任何證據的狀態，分析者要當心不使愛和恨達到極端。這取決於患者對這些可能性的充分準備，和分析者不忽略這些可能性的初始跡象。依此謹慎處理移情作用，一般會有極好的效果。如果我們像通常能夠做到的那樣，成功地啟發患者認識到移情現象的本來面目，那我們就解除了患者進行抵抗的有力武裝，並會化危險為收穫。因為患者絕不會再次忘記他以移情的形式所經驗到的一切，這比患者以其他形式能夠得到的經驗具有更大的取信力量。我們最不希望的是，病人不是去記住移情，而是裝作與移情無干。對我們來說，理想的行為應該是，患者在脫離治療時表現得很正常，而只是在移情作用中才顯示出他的變態反應。 我們用來加強受到削弱的自我的方法有，擴大自我的自知，這是個出發點。當然，這並非是全部內容，而僅僅是第一步。喪失對自身的了解，對自我來說意味著喪失自己的權力和影響，這是自我受到本我和超我要求的圍困和制約的第一個明確的標誌。因此，我們必須首先提供的幫助是我們理智的工作和鼓勵患者予以合作。如我們所知，這種初步的工作意在為下一步更艱難的工作鋪平道路。即使在最初階段，我們也要看到這一工作的動力因素。為了治療，我們從多種渠道收集資料——患者傳達給我們的信息和自由聯想；患者在移情時向我們表明的內容；我們通過解析患者的夢得到的，以及患者的失言或動作錯亂所泄露的材料。所有這些資料都會有助於我們解釋病人遇到過而又被他遺忘的事情，和現在病人正遇到的而他又不理解的事情。但在所有資料中，我們務必在我們的了解和患者的了解之間做出嚴格的劃分。我們不應立即告訴患者我們在初期屢次發現的事情，也不應告訴病人我們的全部發現。當我們要向患者透露由我們的解釋得出的某一了解時，我們應周密思考並等候我們認為是適當的時機——這一時機並不總是很容易確定。 通常，當我們把解釋和說明告訴患者時，他自己幾乎已經得出來了，僅差一步之遙。當然，這一步事實上是關鍵的綜合。如果我們換一種方式，在患者還沒有準備時，就把我們的解釋全部告訴他，那不是不起作用，就是引起爆發的抵抗，而抵抗會使我們進一步的工作更加困難，甚至有使工作完全停頓下來的危險。但是，如果時機成熟，那患者常常就會立刻進一步確證我們的解釋，並主動回憶他所遺忘的內部或外部事件。我們的解釋越是符合患者遺忘的事件的細節，患者就越容易接受。於是，就這一特定事件而言，我們的了解也就成了患者的了解。 提到抵抗，我們便進到了我們的任務的第二個部分，也是最重要的部分。我們已經知道，自我憑藉反貫注來防備自己受到來自潛意識和受壓抑的本我的不良元素的侵害，如果自我要正常發揮作用，就一定要保持不受損害。自我越是感受到緊迫，它就越起勁地（好像很害怕地）依賴於反貫注，為的是使自己的剩餘部分免受進一步的侵害。然而，這個防禦性的目的根本不是我們的治療所要達到的。相反，我們的願望是，在我們的確切幫助下，自我變得大膽起來，敢於採取攻勢，以重新奪回所失去的東西。我們在此才注意到抵抗我們工作的反貫注力量。自我會由於畏懼危險和不快樂而從與分析者的合作中退縮。但只要它不打算拒斥我們，那它就肯定會不斷接受鼓勵和安慰。把持續於整個治療過程並隨工作進展而更新的這一抵抗了解為壓抑引起的抵抗，是不夠正確的。我們將發現，它並不是我們面對的唯一抵抗。注意到這一點是很有趣的，即在分析的情境中，交戰各方與我們的關係在一定程度上倒轉過來了：自我變得反對我們的鼓動，而通常是我們對手的潛意識卻成了我們的幫手，因為它具有自然向上的動機，並強烈要求衝破固定的前線進入自我，從而進入意識。如果我們達到了目的，能夠引導病人的自我克服抵抗，發展中的鬥爭就會順著我們支配的方向並且藉助我們的幫助進行。在自我與本我的鬥爭中，無論本我戰勝了自我，還是自我最終解除了本我，都無關緊要。重要的是無論誰獲勝，永久的危險解除了，自我的範圍擴大了，心理的能量無須再浪費了。 克服抵抗是最費時間和最麻煩的，然而又是最值得做的工作。因為這一工作產生有利於自我的轉變，使自我能獨立承擔移情的後果並適用於生活。同時，我們努力使自我避免受潛意識的改變。只要我們能在自我中檢查出潛意識的派生物，我們就指出其不合理的根源，並促使自我拒絕這些影響。應當牢記，潛意識元素對自我的改變不應超出一定限度，這是我們幫助病人抵禦潛意識侵犯的契約的先決條件之一。 隨著我們對神經症患者心理生活的工作越發深入和了解，作為抵抗的根源的兩個新因素更清楚地引起我們的密切注意。病人對這兩個新因素完全無知，而在訂立治療契約時，我們對它們也從未考慮過，並且它們不是出自病人的自我。儘管它們有不同的起源，但在其他方面具有類似性質，大致可包括在一個名稱中，即「害病或要受苦的需要」。第一個因素可以叫做罪惡感或罪惡意識，但患者並沒感到和有所知覺。顯然，超我的抵抗部分變得特彆強烈和殘酷，患者註定不能好轉，而是必須保持病態，因為他命該如此。這一抵抗實際上不妨礙我們的精神分析過程，但又使分析過程不起作用。它常常讓我們消除了某一症狀，卻早已準備了另一症狀取而代之，或者代之以某種身體疾病。罪惡感也能解釋我們所見的某些嚴重神經症患者的治癒和好轉：問題在於病人應該是痛苦的——以什麼方式都無關緊要。患者明顯地毫無抱怨地屈從厄運，忍受痛苦，但痛苦也流露了出來。為了防止這種抵抗，我們不得不限於患者意識到這一點，並努力逐步消除超我的敵意。 證明另一種抵抗的存在也並非易事，而且特別難以對付。有這樣一些神經症患者，從其反應判斷，他們的自我保存本能實際上是反向的。他們似乎在追求自我傷害和自我破壞。這類人最終有可能走上自殺道路。在這種人身上，產生了深刻的解除結合的本能，結果解放了指向內部的破壞本能的巨大力量。這類患者不能容忍我們的治療，而且盡力反抗。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還不能完全解釋這類病例。 讓我們再一次審查我們企圖幫助患者治療神經症自我所已達到的情境。這一自我不再能完成外界（包括社會）提出的任務，他已不能控制自己的全部經驗，並失去了大部分的記憶。它的活動受制於超我的禁令，它的能量無效地耗費在逃避本我的要求上。此外，由於本我的不斷闖入，自我的組織受到了損害，再不能進行任何適當的綜合，它為相互敵對的衝動、未解決的衝突和懷疑所分裂。由此出發，我們遂讓患者的自我參加精神分析解釋的純智力工作，使他能暫時補充心靈資產的空隙，把他內心的超我權力轉移給我們。我們鼓勵患者的自我與本我的每一個別要求進行鬥爭，並戰勝與之有關的抵抗。同時，我們通過檢查擠入意識的來自潛意識的衝動和內容，恢復自我的秩序，並追溯它們的起源，使之受到批判。我們以不同的職能，以教師、教育家和父母的權威和替身為病人服務。如果作為一個精神分析者，我們使病人的自我上升到正常水平，並把潛意識和壓抑的內容轉變成前意識資料，使這些資料重新歸自我所有，那我們就為病人盡了最大的努力。在患者身上也存在著某些有利於治療的理性因素，如在其痛苦中具有動機力量的康復的需要，以及在精神分析理論和治療中可以在病人身上喚醒的智力興趣等。更為巨大的力量是患者的積極的移情作用。但另一方面，反對我們的是消極的移情作用，即自我因壓抑（即必須以不愉快對待加諸自身的艱苦工作）而引起的抵抗；與超我有關而引起的罪惡感以及由於本能組織的深刻變化而引起的害病需要。病情的輕重與否是由後兩個因素決定的。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對治療工作可以有利或不利的因素：如精神的惰性，不願放棄自身固執性的力比多的遲滯，這些因素難以對治療有利。而使本能升華的能力可以使病人從自己的粗俗的本能生活中解脫出來，對治療有一定的幫助。其他如智力功能的相對力量對治療也很重要。 如果我們得出這樣的結論：最終的治療結果有賴於量的關係——即有賴於我們在病人心中動員的對治療有利的能量與反對我們治療的能量的對比，那我們是不應失望的。相反，而是應當感到完全可以理解。在此，上帝又一次站在強者一邊。當然，我們的治療並非總是成功，但至少我們總可以知道為什麼不成功。那些並非出於治療興趣而跟隨我們討論的人，在這種承認之後也許就會輕蔑地轉身而去了。然而，我們在此討論的只是心理治療的方法，暫時還沒有其他方法。也許未來，可以用特殊的化學物質直接影響心理的能量，直接改變精神結構的分布，也許還會出現其他一些意想不到的治療可能性。但迄今為止，我們尚沒掌握比精神分析更好的技術，因此，儘管精神分析還存在局限性，但仍然是不容忽視的。 七、精神分析工作的一個範例 對精神的結構，對構成這一結構的成分、組件和機構，對活動於其中的力量，以及對它的成分所具有的功能，我們已經達到了一個一般性的了解。神經症和精神病都是些狀態，結構的功能失調正是以這些狀態得到了表達。我們之所以選擇神經症作為研究課題，是因為只有它適合於我們研究的心理學方法。當我們試圖影響神經症的時候，我們便匯集了相關的觀察。這些觀察給了我們一幅神經症產生過程及其產生方式的圖景。 在開始描述前，讓我們首先說明我們的主要發現之一。神經症（不像傳染病）沒有特殊的決定因素，尋找病源之類的刺激物是徒勞的。神經症易於轉變為一般所謂的正常。但另一方面，幾乎所有正常狀態都很少不能指出帶有神經症的特性。神經症患者也像其他人一樣擁有大致相同的先天傾向，擁有同樣的經驗，擁有同樣的事情做。那麼，為什麼他們卻生活得如此糟糕，面臨著更大的難處，以及在這個過程中遭受著更大的不幸、焦慮和痛苦呢？我們沒有必要因找不到這個問題的答案而困惑。完全可以把量的失調看作是神經症患者的不適和痛苦的因由。的確，人的心理生活採取的所有形式的決定性原因，都可以在先天的傾向和偶然的經驗之間的互動中找到。一個特定的本能也許先天太強或太弱，或者一個特定的能力也許在生命中發育不全或沒得到適當的發展。在另一個方面，外部的影響和經驗會對不同的人施以不同的影響，而一個人的素質所能處理的也許是另一個人所無法企及的。這些量的差異將會決定結果的不同。 可是，我們很快就會感到，這個解釋並不令人滿意。它太一般了，它解釋的太多了。病因學適用於每一例心理的疾患、痛苦和無能，但是，並不是每一這樣的狀態都能被冠之以神經症。神經症擁有獨具的特徵，它們是特定種類的痛苦。或許我們可以採取這種假定，在心理生活必須涉及的任務中，有一些特別容易導致不幸。因此，神經症現象非常鮮明的特性就會從這而來，而無須我們收回早些時候的主張。如果神經症與正常人的心理特點的確沒有差別，神經症的研究對我們了解正常人就有極大的價值。通過這一研究，我們可以發現正常人心理組織的「弱點」。 我們上述的假設得到了證實。精神分析的經驗告訴我們：有一種需要對付的本能要求不僅最容易失敗或不能得到充分的滿足，而且一生還存在著一個時期專門或最容易發生神經症。本能的性質和有關的人生時期儘管是有密切關係的兩個因素，但我們將分別加以論述。 我們可以相當有把握地論述這一生活時期的作用。神經症似乎只是兒童時期到6歲為止獲得的，儘管其症狀可以很久以後才表現出來。兒童期神經症的表現時間可以很短甚至被人忽略。在每一病例中，後期的神經症疾病都與童年的預兆有著密切的聯繫。有可能的是，所知的創傷性神經症（由於過度的驚嚇或者嚴重的身體打擊，像鐵路事故、活埋等等）是例外，它們與童年期決定因素的關係至今未得到證實。闡明為什麼在童年期的開始階段容易得病並不困難。我們知道，神經症是自我的錯亂，所以，兒童期的自我是脆弱的、不成熟的、沒有抵抗力的，不能處理長大後很容易處理的事情，這是毫不奇怪的。在這種情形下，內部的本能衝動和外界的刺激可以作為「創傷」而活動，尤其是它們在中途與某種先天傾向性相匯合的時候，孤立無援的自我想借逃避（壓抑）對它們進行防禦，但這種方法變得無效了，而且對未來發展有永久性的妨礙。自我受到的最初經驗的損害是極不相稱的巨大，超出了人們的想像。而我們只是有必要做這樣的類比，用針來刺細胞分裂活動中的細胞體（就像在Roux實驗中那樣）和用針來扎最終出自這些細胞的成熟的動物，結果是不同的。沒有人不帶有這種創傷體驗，也沒有人能逃脫創傷體驗引起的壓抑。然而，自我方面的這種有問題的反應也許是這同一時期提出要達到的另一人生目的所必不可缺的。在這短短的幾年內，幼小的兒童必須成為一個文明人，要以不可思議的簡縮形式走過人類文化發展的漫長道路。這可能是遺傳組織造成的，但如果沒有後天的撫育，作為超我的先驅的父母的影響，用禁令和懲罰對自我活動加以約束，鼓勵或強迫壓抑的機構等這一類額外幫助，實現這一任務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一定不要忘記，在神經症的決定因素中包括有文化的影響。我們可以看到，野蠻人很容易保證健康，文明人則不容易。所以，一個不受禁止的、有力量的自我的要求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我們生活的時代告訴我們，在最深刻的意義上，這種要求是與文明敵對的。由於家庭的撫育代表著文明的要求，我們務必牢記人類種族的生物特性——兒童依存性的漫長時期——在神經症病因方面的巨大作用。 至於另一個特殊的本能因素，我們首先遇到的是理論和經驗之間的有趣的分歧。從理論上講，可以假設任何種本能都可以產生同一壓抑和相應的結果。但是觀察表明，就我們的判斷而言，具有病理作用的刺激總是源於性本能。神經症症狀可以說無一例外地不是對某種性衝動的代替滿足，就是用以防止這一滿足的手段。這些病症照例是兩者的調和，而且符合潛意識中兩個相反力量之間的運行法則。目前，我們理論中這一空白尚不能得到填補。我們的結論由於下列事實而變得更加困難了，即大多數的性生活衝動不是單純的性愛性質，而是與破壞本能結合在一起的。然而，毫無疑問，在生理上表現為性慾的本能在神經症的起因中起著絕對主導作用——至於是否是唯一的原因，尚有待於確定。同時，務必牢記在文明的發展過程中，沒有其他的機能像性慾一樣為人們激烈地和廣泛地拒絕接受。理論必須依賴滿足於下面揭示出來的深層聯繫的幾點提示：首先，兒童早期，自我從本我分化出來，這也是早年性慾的旺盛時期，直到潛伏期才告結束；其次，這一短暫時期後來成為幼年健忘症的犧牲品很難是偶然發生的；最後，性生活中的生物變化（如上述提及的性機能的二相性、性興奮的周期性的消失和女性月經與男性興奮之間關係的轉變），這些性慾的變革在動物向人類的進化中必定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這些獨立的數據有待未來的科學把它們結合成一種新的見解。此地的空隙不是心理學的，而是生物學的。也許可以說，自我組織中的弱點似乎在於它對性機能的態度，好像自我保存和種族保存之間的生物學的對立得到了心理上的表述。 精神分析的經驗使我們深信這種說法，即兒童是成人的心理之父。出生後第一年的經歷對人的一生具有不可估量的影響，因此，我們特別關注這一時期是否有可以描繪為主要經驗的某些事件。我們首先注意到的是並非適用於一切兒童的某些影響，雖說也夠普遍的了，如大人對孩子的性辱罵，來自稍大的其他兒童的誘惑，以及我們沒料到的，兒童親身耳聞目睹大人（父母）的性行為。在此時，大部分人總認為孩子們不感興趣或不理解這一現象，或以後不會再記起來了。不難確定這種經驗喚起了孩子的敏感性，並驅使孩子形成以後難以改變的釋放性衝動的習慣到達何種程度。由於這些印象不是立即就是事後在記憶中受到壓抑，所以，這些印象構成了神經症強迫行為的決定因素，從而使自我以後不能控制性的機能，而且很可能永遠失去機能的控制。如果發生後一種反應，就會導致神經症。如果不失去控制力，各種性反常也會發展起來，或者，性機能將會成為完全不可控制的。這種機能不僅對繁衍後代極為重要，而且對整個生活的形成有重大影響。 儘管這一類情況具有重要意義，我們的興趣卻更集中於每一兒童註定要經過的一種情境的影響。這一情境是由於兒童由別人主要是父母撫養的較長時期這一因素而產生。我想到了俄狄浦斯情結，之所以這樣稱呼，是由於其實質是在古希臘神話中的俄狄浦斯王身上發現的，一位偉大的戲劇家將這一神話在戲劇中保存下來。俄狄浦斯這位希臘英雄殺父娶母是無辜的，因為他不知道他們是自己的父母。這偏離了我們容易理解的精神分析事實。我們認為，這個殺父娶母的分析事實是不可避免的。 在此，我們必須分別描述男孩和女孩（男性和女性）的發展，因為現在首次在性別方面發現了心理表現的差異。我們在此遇見了性的兩重性的生物事實之謎：它是我們要理解的一個最後的事實，不能用追溯到其他事實的任何企圖加以解釋。這是一個純生物學的問題，精神分析對此無法闡述。在心理生活中，我們只是發現了這個巨大對立面的反映，但對以下的長期懸而未決的事實卻難以做出解釋：每一個體都不限於單一性別的反應模式，而是多少為異性的反應模式留有餘地。正如男性和女性的器官得到充分發展，但常常有異性遺留下來的萎縮的無用器官的痕跡。我們在區別男女的心理差別時，用的只是顯而易見的一種不適當的經驗和傳統的提法：我們把強壯的、主動的稱為男性特點，把軟弱的和被動的稱為女性特點。而這種心理的雙性化事實引起我們研究上的困惑，以致很難加以描述。 嬰兒的第一個情慾對象是哺育他的母親的乳房。愛起源於對得到滿足的營養需要的依附。毫無疑問，嬰兒最初不能區分母親的乳房和自己的身體。當母親的乳房必須與身體分開而轉移到「外部」時，由於嬰兒常常發現乳房不在，於是把一部分原始自戀的力比多貫注當作了一個「對象」。 這第一個對象後來變成了兒童的母親這一完整的人，母親不僅哺育嬰兒，而且照料嬰兒，因而在嬰兒心中引起了其他一些愉快或不愉快的生理感覺。由於母親對嬰兒的身體的照料，她變成了嬰兒的第一個誘惑者。在這兩種關係中，為兒童紮下了這樣的根，即母親的獨特的無可比擬的重要性為孩子的整個一生建立了不可更改的第一個也是最強烈的愛的對象，並成為孩子以後一切兩性愛情關係的原型。這種種系發生的基礎遠遠超過個人的偶然經驗，所以，是母親親自哺乳或是用奶瓶哺乳而從未享受母親的愛撫，這種差異已變得無關緊要了。在這兩種情形下，嬰兒的發展都遵循著同一道路，也許在第二種情形中，嬰兒以後的生長渴望還更強烈些。因為無論母親哺乳期有多長，在斷奶後，孩子總感到母親的哺乳太短太少了。 這個前言並不多餘，因為它有助於我們對俄狄浦斯情結的強烈性的認識。當男孩（從2～3歲開始）進入力比多發展的陽具欲期時，他對性器官開始產生情感，而且學會用手使其興奮。他成為母親的愛戀者，他開始通過對性生活的直覺或猜測而渴望占有母親，他通過炫耀男性器官引以為榮地去引誘母親。總之，他那早期覺醒的男性化使他追求取代父親的地位而占有母親。男孩一直把父親視為情敵，嫉妒父親的健壯體魄和他的衣著所標誌的權威。父親現在成為妨礙男孩的敵手，甚至男孩想去之而後快。如果父親不在，男孩就能與母親同睡一床，而父親一回家，他就得重新離開。父親不在場他就感到滿足，父親出現他就感到失望，這已成為男孩深深感受的經驗。 這就是俄狄浦斯情結的主題，古希臘神話已經將它從兒童的幻想世界轉譯成假託的現實。在我們的文明條件下，俄狄浦斯情結註定是一個可怕的結局。 母親非常明白男孩的性興奮與自己有關。母親遲早認識到放任自流是不對的。母親認為自己禁止男孩擺弄性器官是正確的。然而，她的禁止並沒有效，至多能改變孩子獲得滿足的一些方式。 母親終於採取了嚴厲的措施，她威脅孩子，要割掉他滿不在乎向她展示的性器官。通常為了使威脅更可怕可信，她揚言要讓父親來動手，她說要去告訴父親，父親會來閹割他的生殖器。令人奇怪的是，這種威脅只有當另一個條件或先或後得到實現時才發生效果。就事情本身而言，孩子並不相信閹割真會發生。但是，如果在威脅時，他能回憶女性的生殖器或威脅後不久他看到女性生殖器——女孩身上竟真正缺少這一有價值的部分，他就開始認真對待聽到的威脅一事。於是他在閹割情結的影響下，體驗到了童年生活的最大創傷。[287] 閹割威脅的效果是多重的和不可估量的。它們影響著孩子與父母的整個關係，並且影響兒童以後與男女的一般關係。兒童的男子氣概是經受不住這最初的打擊的。為了保存性器官，他不再敢占有母親，他的性生活永遠為禁令所阻止。如果他身上存在著我們所說的強烈的女性成分，其力量就會因男性氣概的屈從而增強。他對父親也對母親一樣採取了被動的態度。閹割威脅確使他杜絕了手淫。但並沒有使他放棄想像中的手淫活動。相反，因為這些現象是唯一滿足性慾的方式，他比以往更加沉溺於其中。在幻想中，儘管他仍然繼續以父親自居，但同時或更以母親自居。早期手淫幻想的這些派生物以及矯正結果，對後來自我以及性格的形成起著極大的作用。除了增強了他的女性傾向外，對父親的害怕和憎恨也變得十分強烈了。男孩的男性氣概退縮了，似乎轉為對父親的鄙視態度，這一態度將在人類社會中以一種強制的形式支配著他的行為。對母親的性固著常常以對她的極度依賴的形式保留下來，持續而為一種對女性的依附。他既不敢冒險去愛母親，也不敢讓母親愛自己，因為這樣做，母親就會把自己出賣給父親而送去閹割。對於這種具有來龍去脈的整個經驗，我們只對其一部分進行了有選擇的描述。這種經驗受到強有力的壓抑，由於潛意識本我的法則可能在起作用，此時一切活躍著的相互鬥爭的情緒衝動和蠢蠢欲動的反應都保留在潛意識中，並且準備在青春期後攪亂自我的後期發展。當性成熟的生理過程把新生活重新注入童年已被克服了的原有的力比多固著時，性生活將會受到抑制，並因缺乏同性而分裂為相互衝突的衝動。 當然，閹割威脅對男孩萌發的性慾的影響並不總是具有可怕結果，最終的影響依賴所遭受的損失和所迴避的量的關係而定。可以看作童年期的中心經驗，幼時的最大問題和長大後不適的主要源泉的這一整個事件，後來被完全遺忘了。所以，在精神分析工作中，在成人身上重建這些經驗時，成人是極不相信的。的確，人們對這些經驗十分反感，以致對這個犯禁的主題保持沉默，那些最明顯的暗示也由於不理解而被忽略了。例如，我們常常可以聽到反對的意見，認為俄狄浦斯王傳說與精神分析的解釋事實上沒有任何聯繫，二者截然不同，因為俄狄浦斯王並不知道自己殺的是父親，娶的是母親。在此所忽略的是，如果是在對材料進行詩化處理時做出的嘗試，那麼這種歪曲就是不可避免的，以及並沒有加上更多的新異材料，而只是巧妙運用了主題所提供的因素。否認俄狄浦斯情結是潛意識狀態的合理表達，對成人來說，整個經驗都開始於此。使英雄無罪或應該使英雄無罪的神諭強制力，是對命運的必然性的認識，這宣告了每個兒子都要經歷俄狄浦斯情結。從精神分析的角度再次得到印證的是，莎士比亞筆下的哈姆雷特，即另一個戲劇性英雄之謎，按照俄狄浦斯情結多麼容易就能夠得到解答。因為王子遭遇的不幸超出了對別人的處罰，這與他自己的俄狄浦斯願望相吻合——因此，文學世界通常缺乏理解，表明了人類準備要牢牢掌握幼年的壓抑。[288] 然而，在精神分析誕生的一個多世紀前，法國哲學家狄德羅（Diderot）就通過表達原始世界與文明世界之間的不同，見證了俄狄浦斯情結的重要性。他是這樣說的：如果幼小的未開化的人就剩下他自己，保留了他所有的愚昧，以及幼小兒童的貧弱理智加上30歲男人的狂熱，那他就會勒死他的父親，投懷他的母親。我敢說，如果精神分析誇耀受壓抑的俄狄浦斯情結是唯一的發現，光憑這一點就可以說對人類做出了寶貴的新貢獻。 小女孩的閹割情結效果則較為一貫，但同樣深刻。當然，女孩不必害怕失去陰莖，但她一定會想到自己為什麼沒有。她一開始就嫉妒男孩生有陰莖，她的整個心理發展可以說是在這種嫉妒陰莖的氣氛下發生的。她開始徒勞地像男孩那樣去做，後來她成功地做出了補償自己缺陷的努力，最終導致形成了正常的女性態度。如果在陽具欲期，她想像男孩憑藉手淫獲得愉快，她往往不能獲得充分的滿足，從而把陰莖不發育帶來的自卑感擴及於整個自我。通常她很快放棄了手淫，因為她不願聯想到兄弟和男伴的優越性，而且完全放棄了性慾。 在極端的情況下，如果小女孩具有堅持要變成男孩的最初願望，她最終將表現為同性戀，否則就在以後的生活中表現出明顯的男子特性，如選擇男子的職業等。女孩嫉妒的另一表現是放棄所愛的母親，作為女兒，在陰莖嫉妒的影響下，她不能原諒自己的母親，因為是母親把她帶到世界上來而缺少陰莖。由於對這件事的不滿，她不再愛她的母親，而用其他人（她的父親）來代替母親作為愛的對象。如果一個人失去了愛的對象，最明顯的反應是認同於這一對象，通過認同作用從內部取代這一對象。現在認同機制幫助了小女孩。以母親認同取代對母親的依附。像在遊戲中表現的那樣：小女孩把自己置身於母親的位置，她試圖用父親取代母親，開始憎恨從前所愛的母親。這齣於兩個動機而使她嫉妒和使她因缺少陽具而感到恥辱。她與父親的新關係是能滿足於控制她的陽具的願望，但由此最終導致了另一願望，即要與父親生一個嬰兒作為禮物。因此，懷有嬰兒的願望取代了具有陽具的願望，或者無論如何與這個願望分裂開來。 有趣的是俄狄浦斯情結和閹割的關係在男女之間應當採取不同的形式，實際上是一種對立的形式。在男孩身上，正如我們所見，閹割威脅使俄狄浦斯情結趨於消失。而在女孩身上我們發現了相反的情況，正是缺少陽具，才迫使她們陷入俄狄浦斯情結。如果她保持著女性的俄狄浦斯態度（通常用「愛列屈拉情結」表示），並不妨礙她成為一個女人。在這種情況下，她將按照父親的特點選擇未來的丈夫，並準備承認他的權威。如果她能把對器官的愛推而及於器官的所有者，如同早年從對母親乳房的愛擴及母親本人那樣，那麼，她那不可遏止的占有陽具的渴望將可獲得滿足了。 如果人們問精神分析者，在他的病人的精神結構中，什麼是他的經驗的影響最難以觸及的。 回答將是：女人的企求陽具的願望和男子的對自己性別的女性態度，當然這一態度的前提將會是陽具的喪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