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學的人際關係理論 · 第二十二章　走向一種大眾精神病學

精神病學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已經不再陌生，但是，就我們的367目的而言，還必須給它下個定義。有一種關於精神病學的含義使它成了一種關於精神障礙治療及預防的藝術，或經驗實踐的一部分。不過，關於精神病學的這種含義與我們在這裡的主題毫不相干。正如這裡將要討論的一樣，精神病學是一門科學及其相關的技術。精神病學這門科學在對精神疾病患者進行治療的過程中得到了滋養，在醫院和診所的環境中得到了成長，但是，這種科學只不過是一種像西歐的地理科學一樣的精神疾病科學。 精神病患者是生活在或多或少比較一致的文化中的特殊群體。精神病學這門科學是從關注有精神障礙之生活方式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它自然而然會成為一種在既定社會制度中盛行之條件下的生活科學。我相信，雖然這種說法完全不言自明，但它並不意味著某一位特定的精神病科學家需要關注社會中人類生活的所有方面。 一位物理學家可能會把他在科學方面的所有努力都集中於自古以來稱之為「光」的特定方面，而且，他的這種做法還很有用。只要他所發現的結果是有效的物理現象，那麼，他的結果在整個物理學領域都會很有意義。例如，他所發現的結果在波動領域可能比在引力領域具有更為豐富的意義；但是，人們在此處也許會想起對愛因斯坦預期的確證，即光在穿過引力場時會「彎曲」。 在我看來，精神病學這門普通科學所涵蓋的領域與社會心理學所研究的領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樣的，因為我們必須將科學精神病學定368義為是關於人際關係的研究，並最終需要使用一種我們現在稱之為場論(field theory)的概念框架。從這樣一種觀點出發，人格被視為是有前提的。可以進行研究的是過程的模式，這些過程的模式是特定周期性情境或場中人格互動的特徵，而這些情境或場中也「包括」觀察者。由於任何一個參與觀察的人只能研究一定數量的情境或場，而這有限的情境或場絕不能代表人類生活整個豐富多彩的世界，因此，他便無法揭示自己的所有人格，而且，「他對自己的了解」也將由於界定不清的因素或實際上沒有注意到的因素而始終有點不完整，且帶有各種偶然性。他對「他人」所作的概括也必然甚至更為不完整，更具偶然性。 觀察者(即，收集精神病學數據過程中用到的一種裝置)因此可以被視為僅僅是一種在理解上並不完善的工具，運用這種工具所得到的一些結果可能具有一定的誤導性。這個結論可能會被一些人利用來禁止發展一種科學的精神病學， 更談不上一種適用於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人的精神病學了。它無疑會禁止對精神病學的當前狀態產生任何自負的態度，但是，人們很可能已經注意到，每一門科學一直以來——而且，不那麼明顯的是，至今依然——都處於相同的境地。人們也可能注意到，即便對內燃機的原理一竅不通，也不會妨礙一個人很專業地駕駛汽車，儘管如果一個人匆忙之中誤用易爆物來代替汽油，則他所要付出的代價是昂貴的。 現在，我試圖在一般精神病學的領域內確定一個位置，由此出發，我將著手對世界的圖景作一臨時性的合理概括。人們能夠觀察和分析的事物，最終都將變成一個關於緊張和能量轉化的問題，後者中有很多都是明顯的行動(actions)，但是，正如我們所說，也有不少是在內心進行的模糊的活動。 任何人只要審視一下自己的過去便可以發現，令人真正感到吃驚的是，構成其生活的緊張模式和能量轉化模式，實際上是他在一個369具有特定期望的社會裡接受生活教育的問題。如果他聰明的話，他也能注意到他的教育者的期望中所存在的一些不合宜的成分；他發現，對於在他業已介入的團體中生活，他還尚未做好充分的準備。 如果他具有哲學的傾向和歷史的頭腦，那麼，他便很容易得出這樣的結論：缺乏充分準備這一要素，正是處於每一個擴展世界聯繫以及隨之而來的加速社會變革的時期的人們的特徵。 如果他對精神病學感興趣，那麼，幾乎可以肯定地說，他將開始考慮預見在決定能量轉化的適當性和合宜性，以及他相對於情境(在這些情境中，他發現自己已經與重要他人緊密聯繫到了一起)的真實需要而做出之外顯活動和內隱活動方面的作用。 在這裡，我想略微談一談我所認為的人類特徵中最為顯著的特徵，也就是人們常常說到但闡釋得有些模糊的抱負、預期和期望的重要性，這些抱負、預期、期望可以用一個詞語來概括，這個詞語就是預見，它的顯著影響在於使得不久的將來成為解釋人類事件中的一個完全真實的因素。我希望，你們不要認為我在這裡所介紹的顯然是一些目的論的東西：我要說的是，環境並不干預一個人帶著他的過去、現在和不久的將來生活，所有這一切在解釋他的思維和行動方面都顯然是相關的；不久的將來(near future)有一定程度的影響，而遙遠的未來則就沒有太大的影響了。 請注意，我說過「環境並不干預」這樣的話。這句話來自於對干預的研究，干預通常會減弱或者說改變預見的功能性活動，使得人性隨著與他人的交往而更加清楚地顯示出來。 我們假設，一切生物緊張都來自有機體整個空間範圍「內部」以及/或者「外部」的事件進程。人類的緊張也不例外，但是，有一種人類緊張——一種非常重要的緊張——緊隨某種特定的事件而來，對於這些事件的體驗，幾乎可以說是人類所特有的。 正因為這一個重要的例外，我們便可以認為，緊張是特定能量轉化的需要(這些能量轉化可以驅散緊張)，期間通常伴隨著一種「心理狀態」的改變(即，一種意識的改變)，對此，我們可以用滿足370(satisfaction)這個綜合的術語來加以概括。 因此，對於特殊的緊張來說，可以感覺到的成分[我們稱之為飢餓(hunger)]，可以通過包括取食在內的活動而得到愉悅的滿足。我們的飢餓並不是緊張，緊張並不僅僅只是一種「心理狀態」或意識中的一種現象，從任何簡單的時空意義上說，它也不完全是我們的「內部活動」。但是，出於實用的目的，我通常可以相信這種特定的「心理狀態」，以完美地符合我對食物的需要，並「決定去吃東西」或者「決定去吃晚飯」，或者意識中會出現其他某種「想法」，這種想法聽起來就好像是有一種被稱之為「我」(I)的東西正指示某種其他東西[也就是「我自己」(myself)]為「我的飢餓」做點什麼事情，同時我還相當肯定，當這一操作完成以後，我將感到更加舒適。 不論「一個人的頭腦中」可能出現什麼樣的盛況或情形，對食物的需要總是會回溯至過去產生這種需要的情形，而且，在此基礎上，其可以感覺到的成分就可以說是具有「意義的」，此外，它還會延伸至未來，我們可以預見，在未來某個適當的環境中，它的緊張會通過某種恰當的行動而得以緩解。 我們像其他許多生物一樣，也擁有大多數(如果不是所有的話)反覆發生的需要——甚至還包括反覆發生的想與他人接觸的需要(這種需要常常被人感覺為是孤獨)，這種需要在群居動物中也會出現。 對於其他大量單一的反覆發生的緊張，把握其本質的話，對於理解人類生活來說十分基本，當然，這很可能僅限於人類以及人類馴養的動物。它不僅產生於與維持生存和繁殖物種有直接聯繫之物理化學事件和生物事件的影響， 而且也產生自人的影響。這種緊張可以感覺得到的組成成分包括焦慮的體驗；迴避或緩解這些緊張的活動，都會被體驗為連續的或增強的自重或自尊，它顯然不同於平常所說的「自我滿足」的含義。所有促成自尊371變化的因素，除了人類生來就具有的焦慮能力外，完全是一個關於過去人際經驗、既定人際情境以及對未來將發生之事的預見的問題。 根據人際活動的方式，我可以想到的是，個體的焦慮是被訓練出來的，這樣的話，只要個體預見這種活動會發生，他就會感到焦慮，而且，只要這種活動發生，他的自尊就會降低。這種緊張積聚的領域是個體在重要他人手中接受生活訓練的領域，也是他能夠某種程度上對這些訓練經驗進行綜合的領域。 在某些生物事件發生之前，個體不可能接受其他人的訓練；也就是說，在適當的能力成熟之前，個體是不可能接受其他人的訓練的。在此之前施加的訓練，顯然不同於「有意的」訓練，而且，如果它們真的具有效果的話，也只能是對受害者的未來發展施加非常不幸的影響而已。注102 這種生物學上規定的能力的成熟順序構成了目前被人們普遍接受的人類發展階段(嬰兒期、童年期、少年時代、前青年期、青年早期、青年晚期、成年期)……現在，我們來討論一下發展階段這一觀念的含義。當能力成熟時(而且也只有當能力成熟時)，一種有價值的經驗才會隨之發生。如果能力沒有成熟，如果這種經驗顯然不適於提供與他人一起生活的能力，那麼，在這一特定的發展水平上，未來建立適當的、合宜的人際關係的可能性顯然會降低，這是毫無疑問的。這種可能性的降低與能力的形式有關，這些能力在這一特定階段的有利環境條件下通常會發展起來。 從這一觀點看，不僅較早的發展階段，而且每個發展階段，就其本身而言，都同樣重要；也就是說，就人際關係發展的可能性而言，在完整意義的人類世界上從出生朝著生活的成熟能力不斷發展的過程中，每個發展階段都同樣重要。通常情況下，這樣一種說法是對的，即童年期所出現的372嚴重失常情況，會嚴重干擾隨後少年時代的事件進程，使得與同伴一起生活，以及在學校及其他非家庭成員權威之下生活的建設性影響明顯缺乏。當然，還有一種情況也經常發生，即始於童年期的嚴重失常，會在少年早期由於好運而獲得了糾正，因此，這種失常所殘留的痕跡只有在諸如「情緒緊張」、過度「疲勞」、缺氧血症、低血糖、酗酒以及相關的「去腦」(decerebration)等情況下才能觀察到。注103 在密集的、有指導的心理治療進程中，我們在許多情況下都可以觀察到一種凝練的、相對具有替代性的對發展經驗的不足所進行的補救，這似乎是一種鞏固患者人際關係方面的有利變化的成功方法。 這樣一來，在前青年期沒有得到糾正的不幸，會使一個人一生中在與重要的同性打交道時，處於不利的境地。當通過與患者「一起」的參與性觀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這種不適的模式變得非常清楚時，病人的前青年期往往就會來得晚，且很短暫。先前有所保留的接觸將深入發展成非常友好的友誼；「交到好朋友」而產生的滿足感和安全感，對患者來說具有壓倒一切的重要性，他當前的活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為了促進交到好朋友。與此同時，醫患關係中的強烈動機處於中止的狀態，就好像他對這一工作已經失去了任何特別的興趣。很快，這種對「外部」的依附就會失去強度，一個朝著有利方向改變的患者會再次與精神病醫生一起努力，去查找有關他目前正在慢慢恢復的無能的細枝末節。 這就說明了我所說的三種人中的同性戀者的含義：這三種人我們可以分別稱其為自戀者、同性戀者和異性戀者，對於他們在人際關係中所表現出來的場力量模式，我們可以恰當地分別稱之為不愛人、愛上一個同性的人、愛上一個異性的人。愛的能力是生殖行為和性行為模式中的一個因素；不過它只是三個必須加以考慮的因素中的一個因素(要想「弄清楚」這個方面所發生的事情，就必須考慮這三個因素)。在我們的文化中，許多人在青373春期來臨之前就已經表現出愛的能力。但是，還有很多人在某種相對活躍的性生活確立之後很久才逐漸發展出愛的能力。 就我當前的目的而言，更為重要的是引入人際關係領域中一個「治療」過程的例子來加以論證。它來自對心理治療中「成功」和「失敗」的長時間考慮——以及對增加「成功」比例、加速取得「成功」的可能性的考慮——由此，我開始逐漸地確信，我們可以依賴每一個人朝著更加適當、更加合宜的生活方式前進的驅力；簡言之，我們可以依賴每一個人朝著改善心理健康狀況的方向前進的內驅力，如果預見未來能力的提高，能夠提供一個令人滿足的美好前景的話。當一個人因患精神障礙而住院，致使「脫離正常生活」好幾年時，當一個人上了年紀，或者當一個人似乎面臨著不得不放棄目前生活(不管這種生活有多混亂)所提供之聲望和收入的前景時，上述如果便起了大作用。 在提高與重要他人相處之能力方面經常會遇到巨大的困難，這種困難並非源於傾向的缺乏，而是由於其他某種東西而引發；不管生活是幸運的還是不幸的，這種東西都表現為生活中的一種平衡因素，也就是，人格內廣泛的經驗組織，我將這種東西稱為自我系統。 我認為，如果說嚴重擾亂平衡狀態的任何東西(即，傾向於給某個與人相處之確定模式帶來根本改變的任何事件)會引起焦慮的緊張，並喚起緩解這種緊張的活動，那麼，這種說法將滿足我當前的目的。這種緊張以及減輕或緩解這種緊張所需的活動——我們稱之為安全操作，之所以這樣稱謂，是因為可以這樣說，它們致力於在一個人與他人相處時所表現出來的尊嚴中維持一種安全感——總是會干擾任何其他碰巧同時出現的緊張和能量轉化。 我們這樣說絕不是否認安全操作的效用。安全操作在保護個體的自尊方面通常十分成功。如果沒有安全操作，那麼，生活在這樣一個越來越支離374破碎的社會組織中，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將會是非常困難或者不可能的。我們(尤其是美國的民眾)在設計和傳播適當的替代物來取代當前無處不在的安全過程之前，便很可能因為喪失安全操作而使自己難以生存下去。 讓我們清楚地認識到這樣一個事實：只要在年輕人為生活做準備的過程中，過去比合理預見的未來更為重要，焦慮和安全操作就會成為人類生活絕對必要的組成部分。 但是，今天，當我們每一個人都運用這一不可或缺的工具時，安全操作成了一個阻止個體發展和人類進步的車閘——或許我可以用它們中比較特殊的一種來加以說明，它是我們經常可以觀察到的。 在這個例子中，我將提及所謂的選擇性忽視過程，它事實上與單純的疏忽、忽略十分不同。通過選擇性忽視，我們會對自己看到的、聽到的、想到的、所做的以及所說的大量真實存在的事物不予承認，這不是因為我們與他人相互作用的區域出現了什麼問題，而是因為推論分析的過程遭到了自我系統的抵制。清楚地認識到我們予以選擇性忽視之事物的含義，將會使得一個業已確定的處理人際情境的模式發生根本的改變，將會使我們要麼更有能力，要麼能力更差，但是，不論何種情況，它肯定不同於現在我們看待自己的方式。對於大量選擇性忽視的事件進行仔細的觀察和分析，將會擴展自我系統，自我系統通常控制著意識的內容和參照過程的範圍(這種參照過程在與他人溝通的過程中十分有用)。選擇性忽視這一經常重複發生的奇怪現象，就解釋了我們在無數帶有偏見的言語表達中所持有的信念(那就是關於我們自己和他人的「文飾作用」)，還部分地解釋了波旁王朝家庭成員(the Bourbou)注104的人物特徵，他從不忘記任何事情，也從不記住任何事情。 雖然我們有理由相信，新奇的事物到了一定程度總會引發一種分離的力量，其可以感覺到的成分就是我們所熟知的害怕，但其他大量具有啟發性的觀察(它們並不具有威嚇性質的新奇性和差異)，卻完375全沒有告訴我們關於我們生活於其中的這個世界的情況，其原因就在於自我系統的平衡性影響——形狀各異的樹木往往能反映其枝丫在發展年月中彎曲的方式。 精神病學理論超出了我們熟悉的範圍，它屬於「外國人」的世界，「外國人」的生活方式與我們相異，從而引起一種明顯的區別，即害怕和焦慮的各種表現與自我系統的活動之間的區別，尤其是那些非理性的討厭、厭惡和反感，以及當今普遍存在的對他人的不信任。 當前的理論使得憎恨成了人際情境的一種特徵，在這種情境中，當事人一次又一次地經常「引發彼此的焦慮」，並且「無法離開這一情境」，因為有一些聯結力量把它們結合到了一起。如果聯結的力量完全在意識之外起作用，那麼，不可思議的迷戀(有時候是厭惡或反感)就可能會出現。如果整合的力量不是十分強烈，如果情境「不是非常重要」，那麼，「或多或少具有一些隱蔽性的」、「實際上並不合理的」討厭和不信任的輕微表現形式就會顯露出來。所謂「實際上並不合理的」指的是一種關於討厭或不信任的有效陳述無法得到系統的闡述。不愉悅的「情緒」產生自某種事物，而不是產生自個體很容易就可以獲得的對於情境的認識。 讓我們根據一些完全未經加工的例子來說明這些術語的含義。一對戀人若顯然是為了相互利用而結婚，那麼，雙方的朋友都會越來越不舒服地注意到，這兩個人在朋友面前似乎越來越多地相互羞辱對方。這個例子就說明了一種日益增加的憎恨的整合。 另一個例子：一位母親從護士手裡接過了照料她第一個孩子的工作，她感到心煩意亂——頭暈，臉色蒼白，顫抖得厲害，而且全身淌汗——原因在於，這是她第一次接觸弄髒了的尿布。顯然，她正在經歷一種不可思議的厭惡情緒，這主要是她的生活訓練問題。 還有一位母親，她發現，她15個月大的孩子正抓著明顯「勃起的」生殖器。為此，她內心充滿了顫抖的「情緒」，這種情緒與許多人第一次想376到女巫安息日、 伏都教儀式或其他民間流傳的人格化了的性罪惡(Sexual Evil)時產生的迷戀和恐懼有關。順便說一句，上述那個嬰兒由於共情而充滿了最原始的焦慮，其驚呆的程度就像頭上被榔頭敲了一下一樣；但是，如果那位母親的「反應」由於習慣或「洞見」而沒有改變的話，那麼，隨著孩子逐漸地進入少年時期，他將表現出原始的生殖器恐懼症——「觸摸自己的生殖器」，或者想到「觸摸自己的生殖器」，就會感到非常厭惡；並且常常會充滿活力地(如果有點冷淡的話)希望，自己可以被別人「觸摸」，進而很可能希望「觸摸」他人；在經歷了實際的經驗之後，他便會開始「討厭」和迴避他們，或者更為不幸的是，在經歷了一系列「衝突」反覆之後，令人不安的厭惡感不斷地加深。 或許，現在我可以進入本章的主題了；也就是說，雖然現在沒有哪個人能夠做好充分的準備去對每個人在每一個地方的基本「生活事實」進行意義重大的探索，但在這方面還是有許多可供建設性努力的可能性——如果(只是如果)一個人通過參與觀察來仔細檢查自己的資產負債情況，而不是一味地陷入「希望得到最好」的領域。 今天，精神病學家的每一份建設性努力都是人際場操作的一種策略，人際場操作試圖確定那些阻礙患者與其他人有效合作的分離力量的領域，力求拓展患者的意識，這樣便可以排除使這種不必要的阻礙。 要建立一種面向大眾的精神病學，我們必須遵循與用於重要群體完全一樣的策略——重要群體包括：家庭、社區、政治實體、地區組織、世界性集團——確定那些阻礙團體之間為追求共同福利而進行整合的分離力量，找出每個團體的文化特徵或亞文化特徵，以及用來將其強加於年輕人身上的方法(正是這些方法長久地限制了年輕人建設性成長的自由)。 精377神病學家要治療有缺陷的患者，必須掌握的策略有：(1)闡明目前反覆出現不幸活動的實際情境，從而使得有障礙的模式清晰地顯現出來；(2)發現這種波及當前和不久將來的不適當、不合宜的生活方式所產生的不那麼明顯的結果，包括醫患關係，以及患者對於這種關係所抱的期望；(3)隨著不適當發展的問題得到了清楚的系統闡釋，便可利用他的能力去探索這個問題在他過去與重要他人相處時的經驗中的起源。 我們必須指出，一種與醫生和患者經常看到的完全一樣的對生活的歪曲，會使這種探索變得十分困難。醫生和患者不僅「看」不到令人煩惱的模式，而且都會傾向於把這些困難與他人在不那麼幸運的人際關係中所產生的不悅特性聯繫到一起。每個人都會關注他人身上相似的局限性，且雙方的努力容易集中在無關的或不重要的問題上，直到兩人都喪失勇氣，或者依然堅持誤導生活。 要建立一種面向大眾的精神病學，高水平治療，同時也是高水平研究的這些策略要求必須進行如下擴展：初步發現緊張和能量轉化的真實的主要模式，它們是該團體中更加適當、合宜的生活的特徵；這是注意到以下這些例外情況——這些人中間心理障礙的事件——的背景，如果在信息不足的情況下對它進行研究，將會產生誤導。在我們自己的發展背景中，也發展一種糾正局限的技能；這樣，就有可能更好地觀察實際上抵制拓展我們被試任何整合傾向的因素，以便可以將與他們相異的其他團體代表也包括在內——這是一個對我們自己整合程度的預備性試驗；進而找出團體間生活之預見方面的真正問題所在，這些問題的根源常常可以追溯到我們被試所接受的生活教育。 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上述這些都是有可能的。這些世界性的精神病學探究與我們已經提到的那些例子實際上並沒有什麼不同，所有這些都很常見，在這些例子中，醫生和患者在生活中所承受的障礙差不多是一樣的。讓我們用一句話來概括這樣一種方式：通過這種方式，人們可以緩解這樣一種378情境中的障礙，與此同時，還可以為一個經常聽到的問題，即「我可以為自己做些什麼」提供答案。 我關於焦慮的概念在此處很恰當。雖然我們可能沒有意識到(至少是暫時沒有意識到)與生活相聯繫的、程度較為輕微的其他緊張，但我們從來都不會意識不到焦慮的出現。這種意識有可能是(而且常常都是)短暫的，尤其是當一種恰當的安全操作被喚起時，更是如此。這種意識可能會因不同的個體而具有各自不同的特徵，也可能會因不同的事件而具有不同的特徵，不過，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它始終是令人不愉快的。在焦慮發生時，個體通常能夠意識到某種令人不快的東西；但是，不論個體僅僅只是認識到事情進展得不太順利，還是注意到活動中存在的某種困擾或相互作用區中的某種姿勢緊張——例如，面部表情或音調的改變——都會產生各種各樣的變化，如某組骨骼肌的收縮、心跳加速、肚子不舒服或者意識到自己開始出汗等；正如我所說，不論出現何種症狀，個體總會(至少會暫時性地)意識到自己有點不舒服，或者十分不舒服(根據具體情況而定)。 不管在意識到身體感覺狀況變差之後會發生什麼，意識始終都是存在著的。它在日常的人際關係中使人們「儘可能不去注意這種不舒服的感覺」，並想方設法「忘掉它」。但是，如果一個人意欲對其做參與性觀察，就需要付出極大的注意力了，或者至少回顧一下這些短暫的焦慮活動。它們是指示器，表明人際領域中的自我系統在那個時刻的活動增強了。 它們標誌著事件進程中的一個點，在這個點上，某種分離的東西(傾向於脫離其他同伴的某種東西)已經首次出現，或者已經突然增強。它們標誌著一種改變：從相對簡單的朝向某一共同目標的運動變為保護個人自尊，並且伴隨著明顯複雜的人際活動。 一個人只要能夠回溯性地觀察到引發焦慮的確切情境，他便可以推斷出379難以與人相處的相應模式。由於這些模式通常是過去訓練或缺乏訓練的問題，因此，察覺這些模式並非一件易事，但是，我想重複一遍，這絕不是不可能做到的——除非個體的人格系統中存在真實的分裂，在這種情況下，要想回憶與引發焦慮的實際情境相關的任何一件有意義的事情，都會變得十分困難。 關於上述情況，有兩點還需要說一下，我想要說的是，對人際關係的分離過程所做的自我觀察。 焦慮不僅表現為對其自身的覺察，而且還表現為處於某些複雜的「情緒」體驗之中(這些複雜的情緒體驗通過特定的早期訓練，已被精心加工)。儘管我無法詳細地論述所有這些情緒，但我可以列出它們當中的一些名稱，這些名稱應該可以「體現」其本質：窘迫、羞愧、恥辱、內疚和悔恨。這些不愉快的「情緒」在其中出現的情境，尤其難以進行精確的觀察，也難以進行最有價值的回顧性分析。 當經驗融入這些複雜的不悅「情緒」的發展之中時，產生自經驗的一組安全操作，對人們來說，同樣是難以觀察和分析的。這些安全操作都是思維和行動的活動，我們似乎經常把這些思維和行動的活動歸因於他人的感受，或喚起他人的感受，如窘迫、羞愧、恥辱、內疚或悔恨等。對此真實的情境進行回溯性的觀察和分析也特別困難，在這樣的情境中，我們被驅使著做出這樣的行動，就好像他人「應該為他自己而感到羞愧」，就好像他人「很愚蠢」或者應該為某些事情而內疚(這些事情可能是品位的缺失，也可能是致命的罪惡)。這些人際活動基於相對較低的個人價值，將他人置於不利地位，因而是生活中極其麻煩的要素，也是探究陌生人時的一個極大障礙。 貶抑和損毀的想法與行動會讓一個人感覺比他人「好一些」，可以說，它以他自己的代價抬高了個人的自尊，我們一直懷疑這是由於焦慮而引起的。這些過程遠離了對個體相對個人的生活技能所做的一種明智的探究。它們表明人們無法很好地運用觀察和分析，確切地說，它們反映了正在運用觀察和分析的那個人的一種低自尊。一個人越是迅速地對另一個人380產生貶抑的看法，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他內心深處對自身在這貶抑的領域中的價值的看法也會越差。 在對他人做參與性觀察時，糾正其中的干預(這種干預源自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真正優越感)是相當容易的。至於一個人內心深處的懷疑和不確定性所導致的有害結果，則是另一回事。當我們認為他人所表現出的正是我們深感羞愧且我們希望隱瞞的某種情況時，就會很容易對他們持十分嚴厲的批判態度。 對於參與性觀察(對典型的、不太熟悉的背景所做的參與性觀察)所做的更為普遍但通常不被注意的干預，上述情況必定足以成為一種標誌。我幾乎不需要討論語言困難的作用或對文化模式的純然無知(對此，無需加以評論)。後者實際上只是一些更加引人注目的情況，這與在跟陌生人打交道時的干預相似。 一種走向大眾的精神病學若要取得進展，可以沿著兩條路線展開探究：(1)增強對有意義模式的把握——以及對模式之模式的把握；(2)揭示人格發展各過程中的重要細節，通過這些人格發展過程，不同社會組織中的人們會逐漸地在其特定的社會背景中表現出或多或少適當的和合宜的行為。 這兩條探究路線對彼此而言都是必要的補充。第一條路線可能會被人們視為更多的是文化人類學家的興趣和技術，但是，如果沒有第二種探究所獲得的數據，第一條路線就不能很有把握地被推進得很遠。而第二條探究路線，倘若沒有第一種探究所提供的臨時性假設，則難以獲得有意義的數據。這兩條探究路線為彼此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檢驗，如果沒有這種檢驗，這兩條探究路線都不可能取得確定無疑的顯著進展。 人際關係理論非常強調參與性觀察的方法，且不太看重通過其他方法所獲得的數據，至多將其放在次要的位置。這種情況進而意味381著，面對面的技能或人對人的精神病學訪談(psychiatric interview)技能是最為基本的。 雖然運用媒介渠道——通信、出版物、無線電、有聲電影等——進行的交流可能有著重大的價值，尤其是有關人員通過之前面對面的交流彼此已經十分熟悉時更是如此，但是，我們必須記住，在精神病學訪談中，交流絕不意味著僅僅只是交換語境，而是場過程(這些場過程意味著有關人員的重要推論)的一種十分複雜的模式的發展。 在這裡，我不打算討論當前有關人們能夠從精神病學訪談理論和實踐中學到些什麼的觀點；我主要想強調從事訪談的精神病醫生的工具性特徵，以及他能夠自由觀察——以及後來的分析——的重要性，也就是說，儘可能多地觀察和分析他的表現，將其作為構成訪談的場模式的一個動力核心。 我們可以認為，有關良好精神病學訪談的一切都與朝著一種大眾精神病學方向所做的任何工作的人際關係方面直接相關。當語言障礙和文化方面的其他不確定性成為攔路虎時，重要的是，應避免對「他人」做出錯誤的結論。 若要探究教育年輕人的不同方法，就必須密切關注生物時間(biological time)，因為它反映了年輕人一系列能力的成熟狀況；同時，還必須密切關注社會時間(social time)，因為它反映了青年從一個階段到另一個階段的發展過程中，「知道自己如何做出行動」的一系列期望；此外，還必須密切關注按時間順序排列的大事記(chronology)，因為據此我們可以推斷出該年輕人所接受的各種教育努力。 上述三個領域均有各種變式，這些變式的普遍流行對於理解人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它們構成了社會)來說非常重要。例如，我們可以考慮一下延遲的青春期對我們任何一個地區的許多年輕人的繼後行為的適當性和合宜性所產生的影382響。我們還可以考慮一下，當一個來自小鎮的非常聰明孩子進入大都市的一所大學時，對他生活所產生的影響。最後，我們還可考慮一下，在性病預防方面，相比於封鎖該領域的信息，早期訓練所產生的可能影響。 通過更好地把握這些系列事件中的重要模式，我們便能幫助患者讓他們學會自助，與此同時，我們也能越來越好地了解到支配人際活動可能性的各種因素。只要我們能夠理解(或者近似於理解)我們所諮詢或治療的人們繼而表現出來的人格發展的實際過程，我們便能夠「弄懂」正在進行的事情了。不管你是剛到馬來亞的一個陌生人，還是當地人，情況都肯定是這樣。 由此而得出的緊迫任務 在一個認為時間極其重要的世界上，在培養出新一代人來掌握政權之前，我們是無法推遲建設性的大變化的，因此，對人格中有利變化的動力機製做最為徹底的審查已成為十分緊迫之事。即便時間不是非常重要，這種緊迫性還是一樣，因為我們不能「跳過一代」，使生活訓練或按原生家庭的現狀進行，或遠遠地脫離原生家庭的現狀進行。對父母的工作矯正得越少，兒童的進步便越快。在為年輕一代的生活作準備時，我們給父母提供的幫助越確定，對大多數人來說，良好的結果將越以幾何級數擴展。 我認為，對於那些從實際年齡來講已屆成年的大多數人(不管是在這裡還是在其他地方)，如果認為他們好像對重要的生活內容已經了如指掌，那麼，這種說法和想法便不再明智，也不再是權宜之計。 我認為，我們必須明確地承認，普遍的文化教育和完全的「信息自由」本身並沒有給時代的緊迫問題提供任何解決的辦法……除非把信息自由用於一種目的，即促進人類的和平與幸福，否則，信息自由便毫無意義。 383在與他人打交道的過程中，人們是否會懷疑用一種偏見去取代另一種偏見要比產生有根據的判斷更容易些呢？我們在向所謂的世俗之人表達自己的觀點時，難道沒有把這一點真正放在心上嗎？也許我們換成這樣的提問方式更好些：難道我們不應該把這一點放在心上嗎？例如，我們可以考慮一下父母之間交流不良家教經驗所產生的影響，這種現象甚至在一些精神病醫生家裡也會看到。現在，有相當數量的父母深受各種有關「挫折」、「固著」和「依賴」等的不確定性之苦，致使他們自己都需要精神病學的幫助，更不要說他們的子女了。看來，我們沒有做好這個充滿活力的領域的大眾教育工作。或許，我們的信息不適當；不過，也有可能是，信息不差，但我們卻把它用得很糟糕。 我堅持認為，實際年齡上已屆成年的大多數人必定都是憑藉信念來涉足幾乎所有生活領域的，這一點不證自明。對未來的大希望並不在於改變這一事實，而是減弱當前信念中某些錯誤要素所產生的影響，使得那些在長輩的影響下成長起來的年輕人，相比於他們的父母、老師和其他權威人物，擁有更大的自由來觀察、理解並做出正確的預見，發展出良好的人際關係能力。 要達到這一令人非常滿意的目標，絕非易事。這需要我們想出建設性的、功能上一致的方法來修正當今世界上的任何一種主流文化，這樣，從中——不管是模糊不清的、很早時候就灌輸的良心(conscience)模式，還是後來習得的、不那麼深奧難懂的社會上所公認的文飾作用和強有力措辭的模式——產生的個人必須履行的責任在理解方面將較不受限，且更能自由地促進社會的進步；實際上，這是一項無數有技能的人都可以很好地致力於其中的任務。 恫嚇兒童的做法一旦被設計出來，大家就會更好地加以貫徹；但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全世界(通常讓人非常不愉快)都認識到了其必要性，與此同時，行政機構也明確地承擔起了責任。我以最為嚴肅認真的態度對384你們說，一旦你們欠下了社會秩序之債，別想用「無中生有」或「這是不可能的事」這樣的話來搪塞，那絕不是逃避還債的理由。從現在開始吧，並且如果歷史繼續，就讓後人說你們在20世紀科學的西方世界曾從事過衡量人的高尚勞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