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學的人際關係理論 · 第十章　自我系統的起始

人際合作的三個方面 在成為一個人的過程中，我們已經到了嬰兒後期，我們發現，這時的嬰兒越來越屈從於父母的社會責任。當人們逐漸地認識到嬰兒是可教育且有能力學習時，育兒者便越來越減少對嬰兒表示溫柔或給予其溫柔的次數。早期認為要無條件(unqualified)與嬰兒合作的感覺，現在則變成了這樣一種感覺，即嬰兒應該要學習一些東西，而這就意味著育兒者在某些情形下要限制其溫柔的合作。 對肛門相互作用區的機能活動所進行的成功訓練，則強調了溫柔的一個新的方面——溫柔(溫柔是育兒者眼中的好行為所帶來的結果)的附加作用。事實上——不管嬰兒對此作何理解——這是一種獎賞(reward)。與排便相聯繫的被認可的社會儀式一旦發揮作用，獎賞就會增加肛門區的滿足。這就是具有獎賞性質的溫柔，而之所以獲得獎賞，是因為學會了某些東西或表現出了某種正確的行為。 因此，母親或負責同化或社會化兒童的雙親，此時以一種所謂獎賞的方式往她越來越中性的行為(neutral behavior)中增加了溫柔的成分。我認為，最為通常的情況下，父母在這麼做的時候，並沒有想到是在獎賞嬰兒。非常常見的情況是，這種具有獎賞性質的溫柔只會出現在育兒者對於嬰兒習得了某種技能而感到非常愉悅時——比如，嬰兒大膽地坐上了馬桶，或者諸如此類的事情。但是，既然溫柔通常情況下會由於父母親的訓練需要而變得越來越受限，因此，這些直接表達溫柔的偶發行為(通常伴隨著諸如排便等需要的滿足)，實際上就成了一種附加物——由於表現出好行為而得到了額外的東西——這就是一般模式的獎賞。當我們將訓練程序妥善調節至適應嬰兒的學習能力時，這種類型的學習就會發生。在嬰兒期的最後幾個月間，友好的反應(即母親對嬰兒很好地做出某件事情而產生的愉悅反應)越來越成為具有特殊性的東西，而在嬰兒早期，只要母親是一位讓人感覺舒適的育兒者，當她在嬰兒身旁時，溫柔就是普遍存在的。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我們可以將這類學習稱作獎賞影響下的學習——獎賞其實就是肩負同化或社會化責任的育兒者所表現出來的溫柔行為。 對口—手行為的機能活動所進行的訓練——用手把東西送入嘴裡等——開始強調獲得認可之情境與帶有焦慮色彩之情境之間的分化。在這一特殊領域裡，訓練很可能(在幾乎所有情況下)集中在這個方面，即焦慮梯度首次在學習中占有極大的重要性；正如我在前面已經強調過的那樣，某種未得到滿足的行為會使得焦慮不斷增強，而嬰兒通常能學會與不斷增強之焦慮相伴的活動保持一定距離，或迴避它們，就像變形蟲迴避高溫那樣。 通過焦慮梯度來學習，是嬰兒期和童年後期主要的學習方式，這樣，嬰兒通過育兒者溫柔的禁止姿勢，或者通過育兒者適度的擔心、關注或伴有某種程度之焦慮的不贊同，學會了描畫他自己的路線。有人可能會說，嬰兒選擇不伴隨不斷增強之焦慮的行為單元時，其實在玩一個變得越來越熱還是越來越冷(getting hotter or colder)這個老遊戲。嬰兒期之後，在人格發展的過程中，最為嚴重的焦慮是一種罕見的經驗，而焦慮(在一個沒有特定危機且高度文明的社區里，焦慮是成年生活的一種功能)對於大多數人來說，算不上非常嚴重的事情。不過，我們必須認識到，焦慮正是人們大部分不當、失效、過於刻板或其他不幸的表現的原因所在；就其基本意義而言，焦慮也是精神病學家所關注的大量事情的原因所在。唯有理解了這一點，我們才能認識到，一個人是否變得焦慮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決定人際關係的基本影響，也就是說，焦慮不是原動力，它並不產生人際關係，但它或多或少指導著人際關係發展的進程。即使在嬰兒後期，也存在大量通過焦慮梯度而進行的學習，尤其是在那些育兒者沒有焦慮情緒但依然強烈地熱衷於培養正常兒童的情況下，更是如此；在阻止嬰兒把不該放入嘴裡的東西放入嘴裡時，往往就會第一次出現這種學習。這種學習適合於廣泛的行為領域。不過，在這裡，我試圖要找到的是這些問題的起點。 手部—探索機能的訓練——有關手部—探索機能，我在前面有關嬰兒用手接近肛區，或插入大便，或者擺弄外生殖器等方面已經探討過——幾乎總是開始於對情境的辨別，這些情境的標誌是不可思議的情緒，我們到後面將會討論這一點。我們可以將這種不可思議的情緒描述為嚴重焦慮的突然發生，它既可能因為學習過程等受阻而引起，也可能因為對先於極不愉快事件之情境的信息記憶所引起。 在嬰兒早期，當情境接近「全或無」的特徵時，誘發的焦慮易於從適度的欣快狀態突然轉向極度的嚴重焦慮狀態。正如我前面所說，這種嚴重焦慮具有當頭棒喝般的效應，因為人們處於強烈焦慮狀態之下時，就如同當頭棒喝時，對於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一點也不清楚。這種教育效果絕不像我們前面討論過的其他兩種情境的教育效果那樣簡單而有效，因為嚴重焦慮的突然出現，事實上會阻礙對即時情境的任何明晰的領會或理解。不過，這並不妨礙回憶，並且，當回憶得到了充分的發展時，人們便可以回想起在嚴重焦慮期間所發生的事情——當嚴重焦慮擾亂一切事情的時候，人們會產生一種表達其行動的感覺——然後就會逐漸成為我們所有人都「不可思議的禁忌」(uncanny taboo)的區域。我認為，這是一種很好的描述這樣一些事情的方法，即人們一旦遇上這些事情，便會立刻停止。相比於其他兩種訓練，這種訓練的直接效果要差一些，而且我還得說，它更可能會導致對現實的歪曲認識。 好我、壞我與非我 至此，我已提出了人際合作的三個方面，它們是嬰兒的生存所必不可少的，而且還對學習起著支配的作用。也就是說，人際合作的這三個方面需要對嬰兒的同化或社會化。按照習俗，嬰兒在嬰兒期結束前會接觸所有這些方面。從這三種經驗——有關獎賞、焦慮梯度，以及實體發生的突然被嚴重焦慮淹沒的經驗——中，出現了我(me)的三個方面的最初人格化，我始終與我的身體(my body)的感覺聯繫在一起——你們應該還記得，我的身體是一個經驗的組織，憑藉其自我感覺特徵而逐漸與其他一切區別開來。這三種不同類型的最初人格化(它們有著理解身體的共同元素)大約在嬰兒中期組織形成——我不能確切地說出其時間。我在前面已經說過嬰兒最早的雙重人格化是把真實的育兒者分為好母親和壞母親。而現在這個時候，有關我的最初人格化是好我(good-me)、壞我(bad-me)和非我(not-me)。據我所知，在這樣或那樣的文化里，在幾乎每一個為生活而接受訓練的例子中，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人格化的這種三重分裂，這些人格化的核心——這個核心將其最終合而為一，而且，使其始終保持密切的聯繫——在於其與不斷成長之「我的身體」概念之間的關聯。 好我是這樣一種最初的人格化：它組織著使得滿足得以增強的經驗，也即育兒者對事情的進展感到愉悅，由此更多地給予嬰兒具有獎賞性的溫柔，使得嬰兒體驗到滿足感得到增強；所以，從某種程度上說，育兒者是自由的，她往往會逐步地向嬰兒表示其溫柔慈愛。好我的終極發展，便是通常所討論的「我」(I)這個主題。 另一方面，壞我則是組織不斷增長的焦慮經驗的最初人格化，這種不斷增長的焦慮在或多或少被明確理解的人際環境裡，與育兒者的行為相聯繫。也就是說，壞我是以不斷增長的焦慮梯度為基礎的，而且在生命的這一階段，進而有賴於能夠誘發焦慮的某個人注80 對嬰兒行為的觀察(即使是誤解)。嬰兒的某種行為與母親不斷增強的緊張以及日益明顯的禁忌常常同時出現，便是這種經驗的根源，它通常會被組織成我們可用壞我來標誌的尚未成熟的人格化。 至此，我所提及的兩種人格化聽起來好似一種關於現實的闡釋。然而，這兩種人格化是1歲或1歲以上兒童交際思維(communicated thinking)的組成部分，因而，假定它們在這個較早階段就已經存在，並不是一種未經證實的推理。當我們進入這些最初人格化的第三方面，即非我時，就進入了一個不同的領域——一個只有通過某些特殊的情境才能知道的領域，這些特殊的情境並非位於我們的經驗之外。我們大多數人明顯遇到非我的人格化是在睡著時候偶然做的夢境裡；不過，患有嚴重精神分裂症的人會非常明顯地遇到這種非我的人格化，在他們看來，這些情況是非常真實的。事實上，非我的人格化始終存在——儘管不是每一分鐘，但是每一天，每個人的生命中都存在——有時候以一些不被注意的現象，但應該有其他的現象出現；而且，在許多人身上——我不知道這些人占多大比例——它以間接的方式(分裂行為)非常明顯地表現出來，在其中，人們會做出或說出他們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事情，也即那些對別人來說非常有意義而他們自己卻一無所知的事情。正如你們所知道的，我們在患有嚴重的心理障礙時所遇到的特殊情境，可能出乎你的意料之外；但是它們絕非天方夜譚。正是有這些特殊的情境作為證據——既包括每個人都會遇到的那些情境，也包括患有嚴重人格障礙者所遇到的那些情境，所有這些情境，我們後面都會談及——我才選擇提出這第三種最初的人格化(它與對「我的身體」的不斷增長的認識是交織在一起的)，即非我的人格化。這是一種進展極其緩慢的人格化，具有一種始終相對原始的特徵，也就是說，它是以不完善的經驗方式，用通常非常簡單的符號組織而成，且由片面理解的某些生活方面組成。這些方面在此時被看做是「可怕的」，稍後，就將會被分化為伴有敬畏、恐懼、討厭或害怕的事件。 非我這一最初的人格化進展通常十分緩慢，因為它來自高度焦慮的體驗——這是一種非常拙劣的教育方法。這樣一種複雜而效果相對欠佳的認識現實的方法，自然會導致經驗組織的進展相對緩慢；而且，這些經驗在很大程度上被斬頭去尾，以至難以說清它們實際上是什麼。因此，這些以不可思議的情緒為特徵的經驗——這意味著這種經驗在被觀察到時，會導致母親表現出強烈的禁止姿勢，同時還會導致嬰兒出現強烈的焦慮——並不像其他兩種組織那樣對任何事情都有著清晰而又有用的指導作用。因為以不可思議的情緒為特徵的經驗(它們通常是以非我的人格化來組織的)不可能與因果有明確的聯繫——不可能用讓人印象深刻的方式來處理這些經驗，這些讓人印象深刻的方式是我們在後來解釋我們的參照過程時所用到的——這些參照過程作為相對原始、簡單、不完善的象徵，在整個生命歷程中一直存在。這並不是說成人身上的非我成分是嬰兒期的，而是說，非我成分，就其基本方面而言，實際上超越了交往術語的討論範圍。非我是一種非常「私下的」(private)生活方式。不過，正如我在前面已經說過的，非我通過我們稱之為夢魘的這種令人極不愉悅的情緒的爆發，會在每個人——或者，近乎每個人，對於這個統計數字，我不敢保證——童年期之後的不同生活階段表現出來。 我認為，這三種關於我的最初人格化，就像早先時候客觀上相同的母親的兩種人格化一樣區別明顯。但是，隨著我的人格化的不斷發展，母親的人格化也會出現某種變化。在嬰兒後期，有證據表明，這種最初的人格似乎已經融合了先前好母親和壞母親這兩種迥然不同的人格化；而且，我們發現，在嬰兒期結束後的一年或半年內，只在睡夢等相對模糊的心理過程中，才清楚地顯示出作為好母親和壞母親的育兒者的雙重人格化。但是，誠如我在前面曾提出的，當我們考慮構成心理障礙問題的特別失效、不當的人際關係問題時，會再次發現，用這種雙重事件開始組織經驗的傾向，不論從何種意義上說，都沒有完全消失。 自我系統的動力機制 根據成為好我的基本合意性，根據在涉及日益變得重要之他人的情境中焦慮稍微增加就會發出警告的日益增強的能力——焦慮稍微增加，也就是欣快稍微減少——一種極其重要的次級動力機制出現了，它完全是人際經驗(這種人際經驗產生於在追求一般需要和區域需要的過程中所遭遇到的焦慮)的產物。 我把這種次級動力機制稱作自我系統。作為一種動力機制，它是次級的，因為它沒有任何特定的相互作用區，在其背後也沒有任何特定的生理裝置；但是，它事實上可以使用所有的相互作用區，可以使用所有從人際視角看具有整合性且富有意義的生理裝置。通常情況下，我們會發現，它的觸角遍及所有可能出現焦慮之領域中的人際關係。 成為好我的基本合意性(essential desirability)另一方面也正好說明了焦慮的基本不合意性。既然好我的最初人格化基於通過溫柔而增強滿足的經驗，那麼，自然就存在一種活生生的好我的基本合意性。而且，既然此時嬰兒的感覺能力及其他一些能力已經成熟——甚至有一些證據表明此時空間知覺(這是出現最晚的知覺之一)也很可能出現了——隨著這一基本合意性，自然就出現了不斷增強的碰到細微禁止就發出警告的能力——細微的禁止也就是細微的焦慮。就當前討論的目的而言，這兩種情境都是涉及另一個人——育兒者，或多個育兒者——的情境，而且，這個人正在變得越來越重要，正如我在前面已經說過的那樣，這是因為她的溫柔合作的表現，由於她試圖教導嬰兒並使其社會化，而變得複雜起來；而這使得他們之間的關係變得更加複雜起來，因此要求嬰兒更加有效地分化禁止姿勢等。正是出於這些原因，嬰兒後期便逐漸形成了一種經驗組織，這個組織最終將在人格方面具有驚人的重要性，而且完全來自嬰兒此時所涉及的人際關係——而且，這些人際關係在嬰兒的一般需要和區域需要滿足方面，有其動機(或者用一個比較好懂的詞來說，有其原動力)。但是，出於育兒者的社會責任(這種責任涉及嬰兒需要的滿足)，便出現了嬰兒的組織，我們可以說這個組織是一種指導如何與這個重要他人一起生活的動力機制。所以說，自我系統是一種教育經驗組織，它由於迴避焦慮事件或使焦慮事件降至最低限度的必要性而產生。注81 自我系統的功能活動——現在我是從動力機制的一般視角來談論這個問題的——主要指向於迴避和最小化這種斷斷續續的焦慮緊張，因而也間接地用來保護嬰兒免遭有害的、與追求滿足(緩解一般緊張或區域緊張)相關的不測事件。 因此，我們可以預期(至少在整個生命歷程中)，自我系統的成分將一直存在，並且表現出與如下兩種需要相關的功能活動：一種是每個人都具有的一般需要，另一種則是為各種相互作用區提供過剩能量的區域需要。自我系統「部門」(sector)與任何特定的一般需要或區域需要之間的關係是多麼明顯，或者說，它的表現是多麼頻繁，都純粹是當事人過去經驗(past experience)的一種功能。 我曾說過，在經驗的組織中，自我系統始於育兒者的禁止姿勢，而且，這些禁止姿勢是壞母親人格化的提煉；這似乎表明了一點，即自我系統是通過壞母親的併入(incorporation)或內投(introjection)，或者說只是通過母親的內投而逐漸形成的。我們在談到自我系統時，通常不用併入和內投這兩個術語，而在談及精神分析的超我(psychoanalytic superego)時經常會用到(超我與我談到的自我系統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但是，如果我至此的討論恰當成分的話，那麼，顯然，在談到自我系統的發展時用這兩個術語是相當草率和過於簡單化的(若是沒有十分神奇的言語姿勢，其意義就不可能很明晰)。我還說過，自我系統是逐漸形成的，其原因在於，追求一般需要和區域需要之滿足的過程日益受到那些試圖訓練幼兒的育兒者的干涉。所以說，自我系統(絕非像育兒者的功能或同一性那樣的東西)是為避免日益增強的焦慮程度(這些焦慮程度與教育過程有關)而出現的一種經驗組織。但是，對嬰兒來說，在嬰兒後期(這種情境在人生任何時候的大多數情形下都是相似的)，這些焦慮程度並不意味著育兒者(使嬰兒社會化的人)從她灌輸給嬰兒的文化視角看，相信她所意指的內容或她真實代表的意思。一個人以某種方式從另一個人身上汲取組成其人格的成分，這一觀點是不可取的，因為它忽視了這樣的事實，即在一個無疑真實的「外在物體」(external object)與一個無疑真實的「我的心靈」(my mind)之間，存在著一組過程——感知活動、理解等——這組過程是屬於插入式的(intercalated)，高度從屬於過去經驗，且越來越從屬於對不遠將來的預見。因此，如果我們對另一個人在任何一個重要方面的知覺都是精確的或準確的，那麼，這事實上將是自古以來的一大奇蹟。所以，在這一點上，我竭盡全力地勸你們，不要把你們的思想禁錮在這樣一種觀念上，不要認為我論述的這些東西，就好像是接受他人的價值標準等。相反，我正在談論的是經驗的組織，這個組織與在成為一個人的過程中相對成功的教育相關，它會在嬰兒後期開始顯現。 我在談論自我系統時，想讓大家都清楚地知道一點，即我正在談論的是一種動力機制，這種動力機制在對人際關係的理解中會逐漸變得極其重要。這種動力機制是一個解釋性的概念；它並非一種東西、一個領域，也不是諸如超我、自我、伊底(本我)等概念。注82 在這一概念所解釋的東西中，有一種可以被描述為準實體(quasientity)的東西，即自我的人格化。這個自我的人格化便是當你說你自己是「我」(I)時所談及的東西，也是當你談論「我」(me)和「我的」(my)時通常(如果不是總是如此的話)所指的東西。不過，我想非常清楚地表明一點：人格化與被人格化者之間的關係始終是複雜的，有時候是多重的；人格化並不是對被人格化者的恰當描述。在我努力地想清楚表明這一點的過程中，我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迫在我的講授中將個體發展史方面的起始內容向後推，以便從近便的觀點看，關鍵性的偏離變得更加明顯了。因此，我現在所討論的極其重要的自我動力機制的起始是一個時間點，在這個時候——此時還遠不存在自我的人格化——只有好我和壞我的初步人格化，以及更不成熟的非我的人格化。這些最初的人格化絕不構成你們在成年後彼此談及你們自己時認為自己所表現出來(你們相信其服務於此目的)的自我的人格化。 自我系統的必要方面和不幸方面 可以說，自我系統的根源在於文化的非理性特徵(irrational character)，或者更具體地說，在於社會的非理性特徵。如果不是因為這樣的事實，即為了與同伴維持可行、有利且令人滿意的關係，人們不得不延續許多規定的行事方式，或者，如果有關維持同伴關係之行為類型方面的規定是完全合理的，那麼，就我所知而言，在成為一個人的過程中，任何類似於我們經常遇到的自我系統這樣的東西不可能有進展。如果作為任何特定社會之特徵的文化規定更好地適應於人類生活，那麼，有關合併或內投一個懲罰性的、批評性之人的觀點就不會出現了。 然而，即便如此，我依然認為，一個沒有自我系統的人是無法想像的。極其可能的情況是，我們已經討論過的教育類型(甚至很可能還包括非我的人格化中所組織的某些不可思議的經驗)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在人性動物成為一個人的過程中。我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作為人格之基礎的人性動物的巨大能力必將導致極其複雜的特化(specializations)——生活、官能以及這樣或那樣的分化；為了讓孩子在人群中(在一個不斷發展的社會中，這是必定會涉及的)保持一種可行的、有利的、得體的、合適的關係，必須在他們開始有意義地參與家庭群體以外的社會之前教給他們大量的東西。因此，我認為，各種學習類型的次匠意作用(secondary elaboration)——我稱之為自我系統——是人類在任何情形下普遍存在的現象。但是，在一種理想的文化中(這種文化從來沒有見到過，而且目前似乎也不可能存在)，自我系統的適當功能顯然不同於其對於我們文明社會中的居民所具有的實際功能。在我們的文明社會中，沒有哪個家長群體真實地反映了在生活中訓練孩子的社會組織的本質；童年期之後，當家庭在同化和社會化方面的影響開始由於其他一些影響而減弱或增強時，你們可以說，這些其他的影響是指，每個家庭在教育子女方面所摘選的文化成分與其他的文化成分產生了衝突——所有這些成分都或多或少屬於同一文化系統，但是當它們混雜在一起時，就會有完全不同的重點和重要性。由此而產生的結果，在文明的社會裡(誠如現存的社會)，在生活中實際起作用的自我系統常常是非常不幸的(unfortunate)。但是，我們不要忽視這樣一個事實：自我系統之所以形成，是因為(也可以說是它的目標)在保證必要滿足的同時沒有再招致嚴重的焦慮。不管在許多情境裡，自我系統的表現是多麼的不幸，都請記住，如果個體不保護自己免遭嚴重的焦慮，他實際上就會一事無成，換句話說，如果個體必須做某件事情，他就得花費不堪忍受的長時間去把這件事情做好。 所以，你們看，儘管自我系統真的是人格有利改變的主要絆腳石——這一點我將在後面展開——但我們也無法改變這樣的事實，即它也是阻止人格不利改變的主要影響。精神病學家在很大程度上擅長系統闡釋他人的自我系統，他還整合了這個他人的自我系統，並且，我得說，他「憑直覺知道」其患者自我系統的各個方面，這些方面往往使得這位患者一直過著他正表現出來的那種病態生活，這種病態生活也依然絕不會把自我系統視作痛惜的東西。無論如何，不管我們是痛惜它還是讚揚它，它都一直在我們面前。自我系統這一概念在理解人際關係的變遷方面是極其重要的。如果我們知道了自我系統是如何開始的，我們很可能就能夠遵循這個與其功能相關的、最為難懂的觀念。 自我系統是教育經驗的產物，其中一部分具有獎賞的特徵，另一個極其重要的部分具有我們在前面曾講到過的梯度焦慮成分。但是，在生命的早期，焦慮也是自我動力機制功能的一個非常明顯的方面。自我系統也是回憶和預見這兩種經驗功能的代名詞。既然在自我系統中組織起來的令人煩惱的經驗是與日益增長的焦慮梯度相聯繫的經驗，那麼，廣泛發揮作用的回憶成分，會幹預生活中相當於對焦慮之警告或預見的自我動力機制，也就不足為奇了。對焦慮的警告意味著出現了明顯的焦慮，它確實是一種認為焦慮會變嚴重的警告。 在這一點上，我想簡要地提及兩件事情。其一，嬰兒對於「無法獲得之物」(the unobtainable)，即他對所處的情境無能為力(而不管育兒者如何合作)的發現。嬰兒哭著要月亮便是這種情境的例證。在嬰兒期快結束時，我們可以觀察到，嬰兒對於這些無法獲得之物的態度就好像它們不存在一樣；也就是說，它們並不喚起區域需要。這可能是對生活中表現出來的一個極其重要的過程的最為簡單的例證，這個過程便是我所說的選擇性忽視(selective inattention)。 我想提及的另一件事情是：在父母的影響與嬰兒的實際可能性及需要特別不一致的地方——在言語尚未成為家人間交流的主要工具之前，在言語尚未具有任何交流功能之前，在有指稱的詞語尚未含有任何意義之前——就可能在壞我和非我的人格化中灌輸這些災難性的曲解(這些曲解到後來會表現出來)，並因而在後來的整個人格發展中阻礙十分幸運的經驗。後面，我將討論一些典型的歪曲，其中最為惡意的歪曲發生在嬰兒後期，它是育兒者深信這一點而導致的結果，即嬰兒有意志(wills)，必須對嬰兒的意志加以指導、控制、改變和塑造。最後當我們討論心理障礙的概念時，我們將不得不選擇一些特別典型的歪曲表現，這些歪曲表現自第一次發生起，在繼後的每個階段都會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