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學的人際關係理論 · 編者前言

在準備根據哈里·斯塔克·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 )尚未發表的演講稿編撰這第一本著作的時候，首先遇到的問題便是如何從沙利文留下的極其豐富的材料中進行選擇。在他尚未發表的五個系列演講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其後來的概念框架的最為詳盡的陳述，這五個系列的演講是他在華盛頓精神病學院，以及紐約威廉·阿蘭森·懷特精神病學、精神分析和心理學研究所里所發表的演講；第六個系列的演講由於其1949年的去世而中斷。幸好，這些演講都作了錄音，而且他還留下了兩本筆記，描述了這些演講的輪廓，第一本是在1944—1945年撰寫的，還有一個修訂版寫於1946—1947年。在沙利文的一位朋友以及同事大衛·麥肯齊·里奧奇(David McKenzie Rioch)博士的建議下，本書主要限於沙利文於1946—1947年冬季在華盛頓精神病學院所作的一個系列的演講，因為這個系列的演講代表了沙利文針對其精神病學概念所作的最後一個完整的陳述。 沙利文的概念並非靜止不變的；隨著他的思想與系統闡述的顯露與發展，他的演講每年都在發生變化。不過，他所作的每一個系列的演講都呈現了一個經由發展路線的精心組織的取向——也就是說，他從最早的嬰兒期開始追溯個體的發展，一直到成年期，並從這項研究中得出了某些關於後來生活中所出現之精神障礙的結論。所以說，儘管他的思想的整體框架沒有變化，不過在每個系列中，有些思想遭到了揚棄，而一些新的思想又增加了進去，並且這種揚棄與增加通常都是錯綜複雜的。正是出於這一原因，用他最後一個完整陳述作為本書的基礎，這樣的編撰思想似乎是合乎需要的。 不過，也有一些例外。我們發現，可以將他始於1948年未發表的演講系列中所出現的大多數新材料也汲取進本書中(主要是通過腳註的形式)。此外，我們偶爾也會依賴於早年的一些演講，來澄清一些含糊不清的段落，或者是充實一些章節，在這種場合中，由於演講時間的限制，沙利文只能匆匆地將他在其他某個地方詳細討論過的思想一帶而過。我們還不得不依賴於早年的演講來提供由於錄音設備的機械障礙而導致的一些章節的缺失。不過，儘管我們從其他的系列中汲取了一些材料，但我們的總體構思一直都是以他最後一本筆記為指導的，因為我們既不想把他在1946—1947年的筆記中作了修訂或揚棄的系統闡釋包括其中，也不希望改變對於他自身的呈現計劃的強調。所有這種類型的汲取都是在腳註中加以說明的。 本書的前半部分與後半部分在風格上略有差異。那些論及嬰兒期的章節主要呈現的不是對人類嬰兒的觀察，而是鑒於嬰兒特定的心理生物特徵、能力成熟的順序、文化不可避免的影響，以及後來生活中的一些事實，主要呈現了關於每一個人在出生後最初這幾個月的生活中必定發生了何事的假設。對於這些演講(在這些演講中，他通常呈現的是推論，而不是觀察)，沙利文作了充分、詳細的筆記，並以精確的措辭表達了許多他所希望提出的假設；在演講時，他常常從他的筆記上讀一段話，對其進行擴展，並作一番解釋。但是，在後來的演講中，每當講到那些可能受到觀察支持的材料，以及可能在聽眾回憶範圍之內的材料時，沙利文就會根據只列出了大概的筆記，即席地發表演講。因此，開頭幾章的許多材料反映了沙利文的寫作風格，這種風格有時候是頗為複雜的；而在後來的演講中，沙利文則以一種更為輕鬆、口語化的風格來發表演講。在編輯本書時，對於沙利文在寫作中已經充分表達了的那些陳述，我們不作任何的改變。不過，對於沙利文臨場發揮的那些部分，我們則不得不作一些嚴謹的編輯以及重新組織的工作，因為他的一些口頭陳述的含義與強調，並非總能以書面的形式表達出來。 許多學生已經對沙利文之筆記的重要性作了評論。在這個系列的演講中，沙利文將他最後一本筆記中所出現的大多數陳述也包括了進去(通常以同樣的措辭)。倘若這本筆記中的某一系統闡述沒有出現在相應的演講中，那麼我們通常會在恰當的地方把它補充進去，只要這種疏漏看起來不是出於故意就好。本書一些部分與章節的題目也與沙利文筆記的標題相一致，極少有改變。在那些摘自他筆記的段落中，他對於引號的使用也通常未作改變；他對於單引號的使用(用來表明他賦予一些字詞或短語之意義的特殊修飾)尤其是他所有作品所特有的。 在準備本書時，我們省略了一個部分：在第二部分之後，沙利文作了三次演講，對精神病醫生的工作進行了討論——尤其是精神病學訪談。由於這些演講與另一個關於這一特定主題的獨立演講系列有所重複，而這個演講系列將會在另一本書中出版，因此我們在這裡就把它們省略了。 本書的準備過程體現了沙利文所謂之綜合模式的合作，因為有許多人都慷慨地貢獻出了他們的時間、金錢以及思想。詹姆斯·I·沙利文(James I. Sullivan)將沙利文的論文移交給了基金會(沙利文曾在這個基金會工作過，是由他的學生和同事組建的)，在匯編論文以供出版的工作中，他也一直給予了源源不斷的幫助。為了給最初階段的論文分類和編輯工作籌措資金，沙利文的93名學生與同事成立了一個擁有15 000美元的特別基金管理機構。如果沒有那些最為了解沙利文工作、感興趣於看到這本書到達讀者手中的人這種非常切於實際的行動，本書是不可能問世的。 在本書的編輯過程中，瑪貝爾·布萊克·科恩(Mabel Blake Cohen)博士一直擔任著精神病學顧問，而且在這項工作所有階段中，她也一直都是我們的主要顧問。沙利文作品出版委員會(Committee on Publication of Sullivan's Writings)的所有成員都閱讀了手稿，認可了其內容，並提出了批評意見。 在基金會拿到沙利文的論文時，是派屈克·默拉希(Patrick Mullahy)和小奧托·艾倫·威爾(Otto Allen Will, Jr.)博士最先通讀了大多數的材料，並向基金會傳達了這些材料的豐富性，以及出版這些材料的重要性。默拉希先生還閱讀了本書的定稿，並就此提出了許多極好的建議。沙利文的許多其他學生和同事也在最初的論文出版計劃中助了一臂之力，提供了鼓勵與力量，尤其是阿爾弗雷德·H·斯坦頓(Alfred H. Stanton)博士。在沙利文還在發表演講的那些日子裡，瑪麗·朱麗安·懷特(Mary Julian White)博士一個人負責錄音以及謄寫演講系列的工作，這些是本書的基礎；由於她的規劃，這成了基金會可以隨時使用的最為精練、最為完整的演講系列之一。 以下這些人也閱讀了本書的全部或部分，並提出了寶貴的意見，他們是羅伯特·A·科恩(Robert A. Cohen)博士、菲利浦·A·霍爾曼(Philip A. Holman)，以及斯圖亞特·E·佩里(Stewart E. Perry)。最後，我們對諾頓出版公司的編輯凱瑟琳·巴納德(Katherine Barnard)深表謝意，她很有技巧地為本書作了最後的潤色。 非常感謝獲得允許從下列業已出版或發表的作品中引用了一些有關的材料：美國心理學會P. W. 布里奇曼(P. W. Brideman)的《操作性分析的一些一般原理》(「Some General Principles of Operational Analysis，」Psychological Review，1945，52：246-249)、燈塔出版社出版的倫納德·考特里爾(Leonard Cottrell)和露絲·加拉弗(Ruth Gallagher)的《社會心理學的發展：1930—1940》(Developments in Social Psychology, 1930-1940, 1941)、托馬斯·Y·克羅韋爾出版公司出版的塞巴·埃爾德里奇(Seba Eldridge)的《生命的組織》(The Organization of Life，1925)、哈考特·布萊斯出版公司出版的愛德華·薩丕爾(Edward Sapir)的《語言：言語研究導論》(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1921)、希爾米塔吉出版公司出版的派屈克·默拉希的《俄狄浦斯：神話與情結》(Oedipus: Myth and Complex，1948)、霍頓·米夫林出版公司出版的露絲·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1934)、麥格勞-希爾出版公司出版的庫爾特·勒溫(Kurt Lewin)的《人格動力理論》(A Dynamic Theory of Personality，1935)、麥克米蘭出版公司(倫敦)出版的查爾斯·斯皮爾曼(Charles Spearman)的《「智力」的本質與認知的原理》(The Nature of 『Intelligence』 and the Principles of Cognition，1923)、麥克米蘭出版公司(紐約)出版的布隆尼斯勞·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的「文化」(Culture)及T. V.史密斯 (T. V. Smith)的「喬治·赫伯特·米德」(Mead, George Herbert)詞條(參見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伊利諾伊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哈里·斯塔克·沙利文的《人際和國際的張力》(「Tensions Interpersonal and International，」in Tensions that Cause Wars，edited by Hadley Cantril；1950)。 海倫·斯威克·佩里(Helen Swick Perry) 瑪麗·拉德·加威爾(Mary Ladd Gaw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