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花緣 · 出版前言
《鏡花緣》這部小說，是由兩個部分組成的。
第一回到第五十回，這是第一部分。這個部分所敘述的：武則天奪取了唐帝國的政權，改國號為周，廢了她的兒子唐中宗，自己做了中國歷史上僅有的一個女皇帝。唐室舊臣徐敬業、駱賓王等起兵，企圖恢復唐帝國，但全部失敗。一天，在殘冬大雪嚴寒的氣候里，武則天乘醉下詔，要百花齊放。總管百花的女神，名百花仙子，其日恰好出遊，不在渭府。眾花神無從請示，只好開花。上帝因百花仙子並未奏聞，竟然「任昕部下，呈艷於非時之候，獻媚於世主之前」，於是把百花仙子和其他九十九位花神，都貶降凡塵。百花仙子降生為秀才唐敖之女，取名小山。唐敖進京應試，中了探花，誰知卻因當初曾和徐敬業等結拜為異姓弟兄，經人告發，致被革去探花，仍然降為秀才。唐敖受了這個打擊，對世事感到消極。他的妻弟林之洋，一向跑海外經商，恰好這時又要跑一趟。於是唐敖就和他結伴同行，想借遊覽來抒散鬱悶。一路上，經過了許多國家，見識了許多奇風異俗、奇人異事和神怪的草木蟲魚鳥獸。後來唐敖吃到了「仙草」，「入聖超凡」，進入小蓬萊山上，再沒有回家。唐小山得到父親失蹤的消息，就逼著林之洋帶領她到海外去尋訪，按照上次路線，遍歷艱險，終於未見。走到小蓬萊，從一個樵夫的手中得到唐敖的信，信中要她改名「唐閨臣」，約她中過才女，再行相聚。山上有泣紅亭，亭中有碑，上鐫一百名花神所主管的花名和降生人世後名姓，從「司曼陀羅花仙子第一名才女蠹書蟲史幽探」起，到「司百合花仙子第一百名才女一卷書畢全貞」止。其中有「司百花仙子第十一名才女夢中夢唐閨臣」。每人名下，都注有事跡。唐閨臣就把碑文全部抄下，上船回國。
第五十一回到第一百回，是第二部分。這個部分敘述的：武則天開科考試才女，錄取了一百人，名次恰如泣紅亭中碑文所載。才女們舉行了多次慶祝的宴會，在宴會中，表演了「書、畫、琴、棋，醫、卜、星相，音韻、算法，……還有各樣燈謎，諸般酒令，以及雙陸、馬吊，射鵠、蹴球，鬥草、投壺，各種百戲之類」。後來分別散去。唐閨臣再去小蓬萊尋父，也入山不返。這時候，徐敬業、駱賓王等人的兒子，和劍南節度文芸聯合一起，起兵反對武則天。才女中章蘭英等數十人，因夫妻、姻親關係，參加軍中，有殉難而死者。終於大軍打破了武家軍的酒、色、財、氣四座關，武則天失敗，唐中宗復辟，仍尊武則天為「則天大聖皇帝」。武則天又復下詔，宣布明年仍開女試，並命前科錄取的才女重赴「紅文宴」。全書到此結束。
從全書的內容看來，作者是博識多通，「於學無所不窺」的人。他在小說中，為了表現自己的學識，往往「論學說藝，數典談經，連篇累牘而不能自已」（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在第一部分，所寫的那些海外各國，以及各地的奇風異俗、奇人異事和神怪的草木蟲魚鳥獸，還有天上的神仙，大多是根據古書的紀載，全有它的來歷。第二部分，所寫的各種百戲，其中有很多在當時已近失傳，或者是一般人只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東西。雖然作者在這兩部分中，同樣在表現自己的學識，而且由於他的介紹，都能使讀者增加了許多知識，但把這兩部分加以比較，卻顯然可見，其中是有所區別的：第一部分，雖是根據古書的記載，而主要卻在用自己的想像，針對當時社會上他所認識到的一些不合理的現象，提出了他認為合理和有效的改革主張和批評；第二部分，卻只著重在介紹古代遊藝的花色，作一些文字、音韻的遊戲，有如魯迅先生所說：「蓋以為學術之匯流，文藝之列肆，然亦與《萬寶全書》為鄰比矣。」
《鏡花緣》的第一部分，精粹所在，是寫唐敖、林之洋遊歷海外經過的那幾十個國家。通過對於這些國家風土人情的敘述，作者表達了自己的政治、社會、文化的理想。這幾十個國家的名稱，大都依據《山海經》的紀載。《山海經》是古代一部神話書，裡面充滿了千百年前人們對世界的幻想，而紀載文字卻十分簡略。《鏡花緣》借它作個引子，加以誇張描寫，發抒自己改革社會的意見。例如說，唐、林到海外經過的第一個國家是「君子國」，《山海經》的《海外東經》部分寫到：
君子國在其北。衣冠帶劍，食獸，使二大虎在旁。其人好讓不爭。有薰華草，朝生夕死。一曰，在肝榆之屍北。《大荒東經》部分又寫到：
有東口之山，有君子之國，其人衣冠帶劍。《鏡花緣》就採取其中「其人好讓不爭」這一句話，寫成了那樣一個「禮樂之邦」的君子國。於是，在那個國家裡，「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士庶人等，無論富貴貧賤，舉止言談，莫不恭而有禮，也不愧『君子』二字」。那個國家的市場交易當中，賣主力爭的是要付上等貨，受低價；買主力爭的卻是要拿次等貨，付高價。那個國家的「國主向有嚴諭，臣民如將珠寶獻進，除將本物燒毀，並問典刑」。《鏡花緣》這樣寫那個君子國，就反映了作者所生活的當時中國社會，必然是市場盛行欺詐，必然是「寡人好貨」、苞苴賄賂公行。由於它反對當時社會上這一些現象，就借用君子國來做它的「烏托邦」。又例如說，「女兒國」，是《鏡花緣》中最有名的故事，這個國名的原始根據雖然也出《山海經》，而內容卻完全是《鏡花緣》作者的創造，可以說是和《山海經》沒有關係了。《山海經》的《海外西經》部分寫到：
女子國，在巫咸北。兩女子居，水周之。一曰，居一門中。《大荒西經》部分又寫到：
大荒之中，有龍山，日月所入。有三澤水，名曰三淖，昆吾之所食。有人衣青，以袂蔽面，名日女丑之屍。有女子之國。
而《鏡花緣》中的女兒國，卻想像有那麼一個以女性為中心的社會，「男子反穿衣裙，作為婦人，以治內事；女子反穿靴帽，作為男人，以治外事」。不論是處理政治事務以及從事生產勞動，女子的智慧才能都無異於男子。並且用「易地而處」的方法來對照，說明作者所生活的當時中國社會上「男尊女卑」的許多制度的不合理。《鏡花緣》這樣寫了君子國、女兒國，也這樣寫了黑齒國、白民國、淑士國、兩面國和無腸國、犬封國等等國家。此外，《鏡花緣》又還寫了聶耳國、玄股國、不死國、三首國這些國家，或是以人們形體的奇異，或是以人們生活方式的奇異，或是以人們特有的才學技能，或是以地方風土的特點，或是以地方特有的古蹟文物，從各方面表現出作者極力擴張古人的幻想，要向中國之外發現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人們的願望。
通過對於那幾十個國家的敘述，包括了正面的議論和側面的諷刺，不難看出，它所主張的和反對的，主要有這樣一些：第一，它主張男女平等。它要求女子也應自幼讀書，和男子同樣參加考試。它反對男子對女子的壓迫，尤其是對於纏足、穿耳這些摧殘人類肢體的行為，表示憤怒的抗議。第二，它反對某一些迷信制度，類如因為選擇風水而置父母之柩多年不能入土，將子女送入空門，讓三姑六婆出入家宅，以及風鑒卜筮，講屬相，算命合婚等等。第三，對文化方面，它反對八股文，瞧不起科舉中人，同情終身潦倒的秀才。它主張人人要讀書明理，博古通今。它希望有「或以通經，或以明史，或以詞賦，或以詩文，或以策論，或以書啟，或以樂律，或以音韻，或以刑法，或以歷算，或以書畫，或以醫卜」這樣的分科考試。第四，對生活方面，它主張樸素節約，反對鋪張。反對日常飲食考究，弄得好吃懶做。反對盛宴待客。反對子女初生時的三朝、滿月、百日、周歲的張筵設戲。反對「嫁娶、葬殯、飲食、衣服，以及居家用度」的「失之過侈」。第五，對社會風氣方面，它要求真誠，反對假道學、偽君子。它讚美好讓不爭，謙恭有禮，遇善爭先。它反對嫌貧愛富。它主張與人為善，允許人「改過自新」。它反對爭訟。它要求把生死看得透徹，把名利心看淡。它極力嘲笑那些「明明曉得腹中一無所有，他偏裝作充足樣子」的沒有學識的人。第六，它反對過分嚴重的剝削行為，象無腸國的富戶那樣把在腹中通過的食物，「好好收存，以備僕婢下頓之用」，而且還捨不得讓僕婢儘量飽餐，要他們「三次四次」地「吃而再吃」。
《鏡花緣》產生於十八世紀、十九世紀之間，它的作者是一位知識分子，接受了濃厚的儒家思想教育。作者認為：「下民」是沒有知識的，對於一切不良的風氣，是不負多大責任的；讀書人——尤其是讀書人中間的「君子」，卻應該帶頭矯正那些不良的風氣（第十二回君子國吳之和、吳之祥談話中，特別顯露這一看法）。因而，書中所反映的一些現象，大部都是當時中層以上社會中的現象。從上面臚列的內容中，足以說明這一點。這些現象，既然都是依託封建制度而存在的，那麼，它對之提出改革的主張和批評，就決不是沒有意義的事了。同時，我們又還必須認識，《鏡花緣》的作者既然是這樣的一位知識分子，他在提出主張和批評時，就不免有許多拘迂而不徹底的地方，甚而有企圖用復古來代替改革的地方。例如說，它反對男子壓迫女子，多方面舉出事例來說明男女應該平等，而最終極的要求，卻不過是女子也能有開科考試的機會。這樣，就顯得它對婦女問題的認識很淺陋了。它既主張解除對於婦女許多束縛，而在第四十回所寫武則天的十二條「恩詔」之中，卻又大大提倡婦女貞節。足見它對男女平等也不是毫無保留的。它反對迷信，勸人「努力盡其在我」，反對有什麼「前生造定」的說法，但是，在某些地方，卻又流露出來，它是在用「善惡到頭終有報」這一因果說法來勸人向善的。例如說，它勸人勿宰耕牛，已經說明「人非五穀不生，五穀非耕牛不長」這個唯一的原因了，偏還要講「吃牛肉之人，其罪更無可逃」。於是就產生了這樣的議論：「若以罪之大小而論，那宰牛的原算罪魁，但此輩無非市井庸愚，只知惟利是趨，豈知善惡果報之道？況世間之牛，又焉知不是若輩的後身？」這些地方，就影響了作品的價值。
《鏡花緣》的作者李汝珍，字松石，直隸大興人。生死的確切年月，查不出來。根據一些材料去推算，大約生於一七六三年以後，死於一八三○年以前。這因為：一七八二年，他在海州，拜凌廷堪為師，那時凌才二十六歲，他最多不過二十歲。假定他是二十歲，上推二十年，就是一七六三年；假定他不夠二十歲，那就生在一七六三年以後了。一八三一年編刻的《朐海詩存》，書中凡例規定，不選還活著的人的詩，不「借才異地」。又聲明，「久作寓公」的李汝珍等人，雖然「詩名藉甚」，也「概所不錄」。假使他這時還活著，就不會被列入這一條聲明之中了。至遲，他是死在一八三○年。
李汝珍弟兄三人，兄名汝璜，字佛雲；弟名汝琮，字宗玉。已知的他有兩個侄子：時翱，時翔。他前妻早死，到海州後，續娶許桂林的姐姐為繼室。有無子女不可考。他的要好朋友，有：許喬林，許桂林，許祥齡，蕭榮修，孫吉昌，吳振勃，陳雲，徐銓，徐鑒，徐廷和，沈橘夫等人。這些人，都是講究學問的人，有的是音韻學的專家。
李汝璜一七八二年（乾隆四十七年）到海州，一七八三年去做板浦場鹽課司大使，一直到一七九九年（嘉慶四年）才去任。卸任後，在板浦還住了一些時候；後來遷住淮南草堰場。一八○四年曾到西川去了一趟，第二年（或當年下半年）就回來了。李汝珍在一八○一年到河南做過縣丞，一八○五年以前又回到江蘇，除了這幾年以外，差不多都是跟著哥哥，住在淮南、淮北一帶。有人以為，一八○五年，李汝珍又到河南做過官。原是根據一八○五年石文煌給《李氏音鑒》作的序，裡面有「今松石行將官中州矣」這樣一句話而來。但是，根據一八六八年（同治戊辰）重修「木穉山房藏板」的《李氏音鑒》，石序中卻沒有這一句。這一句並不犯忌諱，為什麼後刻的板本把它刪掉呢？大概「官中州」只是「行將」而已，後來並沒有實現；重修本的《李氏音鑒》，是李時翱、時翔弟兄校訂的，他們知道叔叔的行蹤，認為不符事實，因而刪去了這一句。雖然他再到河南做官的話不可靠，但是，一八○七年許桂林作的《音鑒》後序，其中說：「今所著《音鑒》，行將問世，遠以見寄，屬之參定。」許桂林作後序時，住在板浦，既說「遠以見寄」，就說明了，這一時期，他不在板浦，甚而也可能不在江蘇。同時，他在《李氏音鑒》題詞的跋里說：「甲戌冬在東海。」這個甲戌是一八一四年（嘉慶十九年），我們可以知道，他在這一年以前又回去了。他的後期生活無可考。《胸海詩存》既然說他「久作寓公」，可能他因妻子是海州人，就一直住在海州，以至老死。
李汝珍是「讀書不屑屑章句帖括之學」的人，因此，他一生沒有得到什麼「功名」，做的那個小官只屬於「佐雜」。一八○一年，他在河南做縣丞，趕上黃河決口，幾十萬民夫在那裡從事疏浚和修堤的工作。當時許喬林曾作一首長詩送他，詩中有「丞尉雖小官，汛地有分段」和「三防與四守，供職勿辭倦」這一類句子，對他加以鼓勵。他做的成績如何，不得而知；但是，我們讀到《鏡花緣》中女兒國治河這一段，應該承認他是經過生活體驗然後才寫出來的。有人說，他曾經做過醫生，這也無可考。但從《鏡花緣》中所載的一些藥方來看，他即使沒有做過醫生，至少他是懂得醫藥的。
李汝珍是「於學無所不窺」的這樣一個多才多藝的人，特別有研究的是音韻學。刊行的著作，除《鏡花緣》之外，還有《李氏音鑒》、《受子譜》兩書。《李氏音鑒》共五卷，又《字母五聲圖》一卷，是他集中一生精力著作的一部有學術價值的書。他是北方人，住在南方很久，對音韻的「南北分合異同」，研究得很深入，南音北音，兼列書中，「不囿於一隅之見」。《鏡花緣》第三十一回所寫從歧舌國得到的那張字母，就是《李氏音鑒》的提綱。《李氏音鑒》何年寫成，不得而知；但在一八○五年就有幾個人寫了序。直到一八一○年方才刊行。《受子譜》是圍棋譜，共搜集二百餘局，刊行於一八一七年。此外，他曾計劃寫一部「《廣方言》」，但未寫成。其他詩文，多已散失。
《鏡花緣》現存的版本，大體上較少分歧，這次重印主要以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馬廉隅卿舊藏）「原刊初印本」為底本，並參照別的本子校正了一些文字。由於本書作者引用典故的地方太多，為了減輕讀者檢閱辭書的麻煩，加了若干注釋。注釋的標準大略如下：（一）比較不常用到的典故加注，常用的就不注。例如第八十三、八十四兩回中孟玉芝所談的那些古人、天文、星
象……等等名詞，有的加注，有的不注。（二）詩文、談話中引用典故，和小說正文有連繫時加注，沒有連繫的就不注。例如第八十九、九十兩回中道姑作的詩加注，第六十七回「女兒國」表章、第八十八回「《天女散花賦》」不注。又如第八十二回中的酒令，「王祥」加注，「張良」不注。（三）典故不從正面提出的加注。例如第十八回「大儒祖居新安」，第三十九回「天朝有部書，是夏朝人作的，晉朝人注的」之類。（四）有些封建迷信的典故，知不知道，與閱讀並沒有什麼影響的，不注。例如第二十七回「於公治獄，大興駟馬之門；竇氏濟人，高折五枝之桂；救蟻中狀元之選；埋蛇享宰相之榮」之類。（五）小說背景是武則天時代，而文字有時引用到那個時代以後的典故，且加以「再過幾十年就看見了」等類語句的解釋；這些地方，加注。例如第十九回談「識荊」，第七十二回談「《多寶塔》」之類。（六）小說中有些對古書發表議論的地方，加注。注釋在說明那個議論中所根據的歷史紀載，而不求旁及他家的議論，或作如何詳盡深入的批判研究。例如第五十二回關於談論《春秋》的注釋。上述的標準，自然還不是非常妥善的。而且在具體工作中，有時因為事實上的困難，還不免或有出入，以及取捨、繁簡之間，容有未能全面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