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海志 · 後記
《靖海志》四卷，系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之抄本。前三卷題《海鹽彭孫貽羿仁氏著》，後一卷題《上海李延昰辰山補編》。彭孫貽約生於明天啟、崇禎之際而卒於清康熙間；其生卒確年，一時未能檢得。據姜亮夫歷代名人年裡碑傳總表，李延昰字辰山，上海人，生於明崇禎元年戊辰（一六二八），卒於清康熙三十六年丁丑（一六九七）。
此書用編年體記鄭氏四世之事，起明熹宗天啟七年丁卯（一六二七），迄清聖祖康熙二十二年癸亥（一六八三），凡五十七年。其自天啟七年六月迄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正月之文字，多與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六《鄭芝龍受撫》相同；而自崇禎十七年三月迄康熙二十二年之文字，又多與阮旻錫《海上見聞錄》相同。
《靖海志》與《明史紀事本末》稍異之處，在前者敘事較詳於後者。茲舉數例，以資比較：
丁卯（天啟七年）六月條下，兩書皆追敘鄭芝龍往日行事。《紀事本末》只謂：「芝龍與其弟芝虎流入海島顏振泉黨中為盜」；而《靖海志》則先述芝龍為父所逐，偕弟芝虎隨海舶往日本，娶婦生子；次述歸途為海盜劫奪而入顏振泉黨為盜；振泉死，芝龍繼為渠魁。此《靖海志》詳於《紀事本末》者一。
甲戌（崇禎七年）十二月熊文燦遣人招降海盜劉香老事，《紀事本末》云：「時文燦令守道洪雲蒸、巡道康承祖、參將夏之本、張一傑往謝（謝字疑誤）道山招劉香老，被執」；而《靖海志》則云：「時文燦令守道洪雲蒸、巡道康承祖、參將夏之本、張一傑往潮州海角之道山，調集猺獞蠻黎與土漢諸軍入海招降劉香老；不三日，香老詐降，兩道兩將皆被執入海。」
此《靖海志》詳於《紀事本末》者又一。
己亥（崇禎八年）四月，兩書皆記芝龍合粵兵擊劉香老事。而《靖海志》歷述芝龍誘殺香老遣來之黨羽，並以家丁著來人衣甲，駕彼來船下海，詐雲入伙，乘其不備，襲擊香老。《紀事本末》則無此一段生動之記事。此又《靖海志》之詳於《紀事本末》者也。
劉香老既敗，《紀事本末》謂：「香老勢蹙，自焚溺死，康承祖、夏之本、張一傑脫歸」；而《靖海志》謂：「香老舉火自焚，精銳皆盡；康承祖以老疾卒于海，夏之本、張一傑脫歸。」
則《靖海志》不僅敘事較詳，且更確實矣。
按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成於清順治十五年戊戌（一六五八），遠在彭孫貽撰《靖海志》之前，彭氏因得取其書之卷七十六以為藍本略加增易。故《靖海志》中最初十八年閒之文字，除上述稍異者外，其語句多與《紀事本末》相同也。
《海上見聞錄》所記之事幾全見於《靖海志》，故兩書文字多相同。然《靖海志》所記之事亦有為《見聞錄》所無、或較《見聞錄》為詳者，故兩書雖多相同，而又不全同也。
如《靖海志》於乙酉、丙戌（隆武元、二年、順治二、三年）間，記鄭芝龍驕恣跋扈之事實至多，而《見聞錄》皆不載。
又如丙戌九月清兵入泉州，貝勒招降芝龍；芝龍不聽諸人之諫而降清，遂中貝勒之計被挾北去。《靖海志》述此事至為詳盡，長約七百字；《見聞錄》敘述頗簡，僅百餘字而已。
又如庚寅（永曆四年、順治七年）六月，《見聞錄》曰：「成功殺定遠侯鄭聯，並其軍，建國公鄭彩逃於南海，將佐多降。」
《靖海志》記此事曰：「鄭彩、鄭聯屯廈門，與芝鵬有隙。成功用施琅之策，以米千石餉鄭聯，欲襲取之。鄭彩曰：《是毒藥也！宜全軍出避》。聯不從。聯建生祠於萬石岩，十五夜，宴轄下諸將。二鼓後，成功將至，盡收其戰艦兵卒，其將陳俸、藍衍、吳豪等皆歸成功。成功撥親隨兵守其衙。後月余，芝鵬說成功置酒萬石岩，夜歸，伏甲於路殺之。時鄭彩以舟師百餘艘逃於廣東南海之間，成功遣人往請回島，不遇而還。其部將楊朝棟、王勝、楊權、蔡新等來見，成功以朝棟為義武營、王勝管水師。彩飄泊數載，士卒星散，成功以書招之，遂回，後病死於島。」
觀此一事敘述，則知二書之文字頗有詳略之別也。
按朱希祖先生於其所作《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徵實錄》序文中盛稱阮旻錫「作史頗多直筆」，並舉成功殺鄭聯事以為證，謂楊英撰實錄，「既諱聯之被殺，又諱彩之擊走，文過飾非，毫無微辭」，不若阮氏「直書之而不諱。」
然此僅就《從徵實錄》與《見聞錄》比較論之也，若更以《見聞錄》與《靖海志》相較，則知阮氏究為成功之故吏，故其書中於芝龍驕橫跋扈之狀既諱而不言，於芝龍歸降於清及成功殺其族兄鄭聯事亦言之甚略。是阮氏之作史仍不免有所隱諱也。
己亥（永曆十三年、順治十六年）夏，鄭成功出師長江。《靖海志》於此事記述頗詳，計自六月十四日成功合張煌言諸軍至焦山，迄八月十八日回師至浙江，敘述兩閱月間作戰經過，長達三千五百字；見聞錄則僅千七、八百字而已。《錄》記余新之敗曰：「城中覘知余新懈怠無備，請副將梁化鳳率兵夜出，從街坊居民舍中毀牆通道而襲其營。余新被擒，蕭拱宸（辰）泅水而逃，全軍覆沒。」
《志》記此事，則先之以關尚賢之亡入清軍，報告虛實。其文曰：「二十一日，成功營將關尚賢犯令當斬，夜亡抵金州門，縋而入，盡以營中虛實告城中曰：《營中令雙日盡解甲，明日又成功生日，諸將上壽，必置酒，若欲破敵，不出此日。營中地雷、伏弩、大炮、長槍，隨鹿角以密布，無隙可入，必從中而起，出不意，始可破之》。」
次乃述郎廷佐集諸將定謀，其文曰：「郎廷佐集諸將謀曰：《成功營抱三門，中央神策門自明初塞之，近三百年，鑿之出兵，直搗中堅，彼自潰矣》。」
終乃記清軍之攻與余新之敗，其文曰：「昧爽，穴神策門，去其土石。梁化鳳以所部五千人為前鋒，關尚賢導之，升屋踰垣，直入先鋒余新營。新兵不及甲而戰，舉火焚營，火器迸發，傷一二百人。化鳳兵大呼奮擊，營中大亂，生擒余新，蕭拱辰泅水而逃，全軍覆沒。」
據此片段之記述，已足見兩書作者敘事能力之高低，又不僅詳略之別也。
余如癸卯（康熙二年）十月、十一月，清軍並荷蘭夷船與鄭經舟師在金門、廈門之戰役；甲辰（康熙三年）二月，清福寧總兵吳萬福及靖南王耿繼茂先後報稱擊破阮春雷、張煌言於長腰、東蚶等島，七月張煌言被逮，九月就義；以及戊午，已未（康熙十七、八年）之際，沿海遷界之事；或為《志》有而《錄》無，或為《志》詳而《錄》略。
考阮旻錫亦生於天啟後期，享壽八十餘，卒年應在康熙四、五十年之間。是兩書作者皆為同時人，而成書之先後不可知。今兩書文字既多相同，則究系《靖海志》以《見聞錄》為籃本而加以增訂歟？抑系《見聞錄》以《靖海志》為藍本而加以刪削歟？
按阮氏為成功故吏，故其書稱成功曰《賜姓》，稱其子經曰《世藩》。《靖海志》之作者系以清人之語氣作史，故稱清朝曰《大清》、曰《我朝》，稱清軍曰《大兵》、曰《我兵》。兩書立場，顯然有別。然《志》於壬寅（康熙元年）三月條下記陳豹之事曰：「豹短小精悍，號《三尺陳》，守南澳近二十年，許龍、蘇利皆畏之，但驕傲專恣，數違藩令」；與《錄》全同。以阮氏稱鄭成功之令曰《藩令》，理所當然；《靖海志》作者既以清人之立場作史，焉能稱成功之令為《藩令》乎？因知《見聞錄》原出阮氏手筆，《靖海志》錄之而改語氣。如《錄》作《賜姓》，《志》則改為《成功》；《錄》作《世藩》，《志》則改為《鄭經》；《錄》作《時賜姓謀舉義》，《志》則改為《時成功往南澳募兵》；《錄》作《提塘黃文自行在來，報稱有旨詔成功入援》，《志》則改為《提塘黃文自廣至，報請成功入援》；《錄》作《賜姓以舟師進取南都》，《志》則改為《成功入寇長江》。然獨於書陳豹一段文字中忘將《數違藩令》改為《數違成功之令》，遂貽吾人以可辨之機也（《靖海志》於順治八年即永曆五年辛卯正月記施琅對成功之言曰：「勤王、臣子職分，但琅昨夜一夢，似大不祥，乞藩主思之。」
此為直接記載施琅之語，故《勤王》、《藩主》不必改易，與《數違藩令》之出於作者口吻不同）。
又按《從徵實錄》記辛卯春成功第一次南下勤王之經過，「正月初四日至南澳；二十七日自南澳開駕；二月至白沙湖；二十五日卯時開駕，遇颶風，幾覆正副坐船；三月初十日至大星所，先令協將萬禮截殺惠州援兵，繼於十五日攻打所城，一鼓下之。」
下文接敘中左所為清師襲破云：「是月（當是三月），福省偽撫張學聖令泉虜馬得光（功）、漳虜王邦俊合師寇中左。……十四日，虜過中左，前沖鎮阮引、後沖鎮何德等水師不敵，而芝莞亦遁。太夫人同世藩棄其輜重，只攜祖宗神主登舟。……二十二日，定國公遣鄭德同周全斌到大星，報稱三月十四日偽部院張學聖令泉虜馬得光（功）、漳虜將王邦俊襲破中左。」
《見聞錄》記成功南下勤王云：「辛卯正月，成功至南海（澳），以蘇茂為左先鋒代施琅。至白沙河，颶風大作。至天（大）星所，殺退思訓（惠州）援兵，攻其城下之。」
文中既未記明二月至白沙河、三月至大星所，則此諸事當在正月。下文接敘清師攻陷廈門及前大學士曾櫻殉節，似此二事亦在正月。且下文又云：「三月初一日，清撫院張學聖同興泉道黃澍渡海，見島嶼孤懸，波濤環繞，驚為絕地，即先引回；令知縣張效齡安撫居民。初四日，馬得功行牌於各鄉居民，意欲據守。」
尤足證廈門之陷在三月初一日以前。此皆與《從徵實錄》不相符合。《靖海志》記成功出師勤王，謂正月至南澳；二月至白沙河，遇颶風；三月至大星所，殺退惠州援兵，攻城下之。下文接敘清兵陷廈門與會櫻殉節，足見二事皆在三月。此與《從徵實錄》相合，不似《見聞錄》所記時日之模糊。然《志》於敘此二事後，亦接述三月初一日之事，其文與上引《見聞錄》之文全同。是《靖海志》究以廈門之陷與曾公之死在三月，抑在三月初一日以前？何以前後文自相矛盾？推原其故，則又由於《靖海志》以《見聞錄》為藍本而正其謬誤，但又未能盡正其謬，遂致自相矛盾也。
又按兩書所載月日、人名、地名，頗多參差；若以《從徵實錄》校之，則《志》所載者十九與《實錄》合（參閱兩書合校記），尤足證《見聞錄》之作在前而《靖海志》則就《見聞錄》加以增訂而成者也。
綜上所述，似可判定兩書之先後矣，然仍有可疑之點在。蓋《見聞錄》敘壬戌、癸亥（康熙二十一、二年）施琅征台之事，皆稱琅曰《施將軍》，作者口吻頗與前文不相類。尤可異者，是書於癸亥六月條下記施琅率「諸將進攻澎湖，劉國軒御之；（清）提標藍理等深入鏖戰，海船齊出，已合圍，施將軍恐有失，急以坐駕沖入，內外合攻，敵小卻，將軍遂同七船隨流而出。」
此所謂《敵》者，乃指海兵而言。此段文字亦與《靖海志》大致相同。《志》稱海兵曰《敵》不足異；原為成功故吏之阮氏而稱海兵曰《敵》，則大可異矣！豈《靖海志》之作在先而阮氏刪削其文以為《見聞錄》歟？
按黃典權君所作鄭成功史料專刊序：阮氏自甲辰（康熙三年）金、廈淪陷後即離開鄭氏抗清陣營，故其《見聞錄》於嗣後台灣事之記載頗多缺略。又據周凱《廈門志》引阮氏《擊築集》自序，知其丙午（康熙五年）入都、丁未（六年）返閩，旋又入都，戊申（七年）復自燕走豫；蓋阮氏於脫離鄭氏之後，大都放浪江湖，倘佯山水間也。且據陳俞侯所作阮氏《夕陽寮集》序文，知其與施琅有舊誼。故黃君以為《見聞錄》記清師攻台之資料，即得之於施琅，故其口吻前後未能一致。果爾，則阮氏作史，殆又不免自亂其例矣！
《見聞錄》在清代並未刊行。民初，商務印書館始自金山錢選之假得抄本，錄副付印，列為《痛史》第十四種。《台灣文獻叢刊》中之《海上見聞錄》即據《痛史》本標點排印。惟其書訛誤頗多，當時以無別本可校，只得姑仍其舊。茲幸獲見中央圖書館所藏《靖海志》抄本，並承慨假錄副，標點印行。因此書與《見聞錄》之文字多同，故作《合校記》附於本書之後，以正前刊《見聞錄》之失。又《靖海志》抄本末頁殘缺數行，即以《見聞錄》之文補之。
《靖海志》首數頁之文字多與《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六《鄭芝龍受撫》一篇相同又俞正變《癸已類藁》中有記荷蘭人據台灣事一則，黃宗羲《行朝錄》中有記周鶴芝、馮京第、阮美等先後通倭事一則，並列為本書附錄，以便參閱。（百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