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中國通史 · 附錄（二） 清朝興衰的關鍵

如今的清朝正是極度衰敗之時，分崩離析幾乎到了自身難保的地步。回顧清朝興隆鼎盛之時，開拓元代以來未曾有的疆域，在北方與俄國爭奪西伯利亞，能挫其鋒芒；在西北征準噶爾而威震中亞；向西征服西藏，與廓爾喀議和；使得緬甸、安南等地入貢。回憶當年，未有不驚於古今變化之大者。今日探究清朝興衰的關鍵，不失為一件趣事。因此，欲試加論述羅列，遂作此稿。 人們動不動便全然相信北強南弱的言論，甚至有人認為北方夷人征服漢人是自然之數。但此論說依據不足。在章潢的《圖書編》中，只聽說北方人懼怕南方人，沒聽說南方人懼怕北方人。計東的《籌南論》中，也認為吳楚之地盛產勁兵，可以用吳楚之地的勁兵經略西北。不用說太遠的事情，就從明末時期明清交戰的事跡來看，明軍未必打不過清軍。袁崇煥通曉邊事，認為應當採取守勢，找到挫敗滿洲騎射優勢的方法，避開野戰，堅守城池，用西洋大炮數次擊退清軍的進攻，太祖努爾哈赤為之苦惱，最終抑鬱而崩。又有祖大弼在錦州以五百騎迎擊清軍，刀刃直逼太宗的馬腹。祖大弼又率領一百二十名死士，夜襲白雲山太宗的營帳，放火燒營，驚擾諸官。其驍勇者未嘗不如清兵。因此，永平、灤州等關內四座城池，忽然間淪陷，又忽然間收復。至於關外四座城池，在吳三桂開城接納清軍之前，清軍始終不能攻破。因不能攻破此四城，清軍便屢屢從獨石、喜峰等他口深入，導致直隸、山東的州縣，遭到清軍的踐踏蹂躪。儘管燕京告急，恟恟驚擾，但太宗最終未能對明得志。 明亡的原因，在於其失政者多，被流賊所滅，並不是外寇。明朝時期，山海關內外設置了二總督，在昌平、保定又設二總督，千里之內共有四總督。在現在的直隸一省及山海關外未到牛莊範圍內，又設置六巡撫（寧遠、永平、順天、密雲、天津、保定）、八總兵（寧遠、山海、中協、西協、昌平、通州、天津、保定）等，星羅棋布，權力分散，又讓宦官太監進行監督，手握重兵加以牽制等，這些都是不合時宜的措施。像袁崇煥那樣的英才，便因為反間計被抓入獄以至誅死。明朝的兵餉，從萬曆年間往後，每年徵收遼餉六百六十萬兩，崇禎中期，又加收剿餉兩百八十萬兩、練餉七百三十萬兩，合計數額高達一千六百七十萬兩，這些銀兩全數用於補充山海關以東的戰費，因此，袁崇煥主張的「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的長久之策也並未被採用。於是中原盜賊蜂起，而擔任剿討的將帥，以招撫為主，或放任而不窮追，於是禍事終於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因此，明朝的滅亡，並非不能抵擋滿洲的軍隊所致。 《盛京通志》中記載：薩爾滸之戰，清軍以五百兵力打敗四十萬明軍。魏源辯稱：明軍分四路，實際不過二十萬人，加上朝鮮、葉赫，則為二十四萬人，每路六萬人。清軍在薩爾滸攻破的明朝軍隊，僅杜松一路。當時明朝安排兩萬人圍界藩，四萬人駐紮薩爾滸。太祖太宗安排六旗進攻薩爾滸。每旗兵力為七千五百人，因此，兩軍交戰實際兵力為四萬多對四萬。太祖太宗派遣二旗兵支援界藩，雙方兵力為一萬五千對兩萬，杜松軍潰敗後，清軍全數在尚間厓集結；馬林軍潰敗後，清軍全數在布達里岡集結。明朝僅有四千人留守都城，而八旗五萬餘人盡數前去，堪稱傾國之師。戰爭並不是一日就結束，兵力也分多路，其用兵可為後世所鑒。絕不能以「五百人破四十萬」這種虛妄之言，讓人讀史生疑。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天子巡狩盛京時，上諭曰：「山海關，京東天險。明代重兵守此以防我朝，而大軍每從喜峰、居庸間道內襲，如入無人之境，然終有山海關控扼其間，則內外聲勢不接，即如其他口，而彼得撓我後路。故貝勒阿敏棄灤、永、遵、遷而歸，太宗雖怒譴之，而自此遂不親統大軍入口，所克山東、直隸郡邑，則不守而去，皆由山海關阻隔之故。」上述事實足以證明，明朝的興亡，不是由於北強南弱。並且後來吳三桂叛變時，清軍皆畏縮不前，即便宗室、親王、貝勒這些貴族，都有因此受罰的。這些也可以證明我所說的並不是虛妄之言。 世祖入關後，清朝採取以漢人平定漢人的手段經略南方。任命明朝降臣洪承疇經略五省；命孔有德治廣西，尚可喜、耿仲明管轄廣東，吳三桂統籌四川、雲南。以上皆明朝降將，這些將領在平定地方時，兵力除了由漢軍構成的綠旗兵外，還藉助於地方招募的兵力。史可法的失利，是因為馬士英與左良玉頻繁內訌，導致人心渙散，不能固守南京。魏源曰：「國朝兵事大者，有前三藩、後三藩。前三藩：明福王、唐王、桂王。後三藩：平西王吳三桂、平南王尚之信、靖南王耿精忠。語敵寇之名號，則前順而後逆。語國家之兵力，則前甫新造，後乘全盛。語戡定之戰功，則前若拉朽，後似摧山。事倍功半、勞佚相百者，何哉？勢重則藩鎮劇於殷頑，助少則守成勞於創業。」日本的德川氏並未因關原、大阪之役疲勞，卻因島原教民之亂而傾盡全力，這可以作為一個例子。清朝奪取明朝的天下時，起用歸順於清朝的明朝人，開墾明朝的土地，依靠明朝的糧餉，這樣反而比較容易。到了康熙時期的三藩之亂，儘管只是小範圍的叛亂，但是對朝政來說存在減少土地之收入，失去民心之禍患。且順治八九年間（1651—1652年），歲出超過歲入八十餘萬兩，順治十三年以後，儘管頻繁增加糧餉，但歲出與歲入的差額仍然有四百萬兩之巨。因此財政虧空，到了康熙初年，財政依舊沒有餘裕。再加上三藩都是身經百戰、刻意培養謀臣猛將、借積威威脅朝廷之人，而當時的清廷，沒有一名將領可以抵擋吳三桂。就像趙翼所說，當時朝廷並不信任漢人，漢軍中也多有與三藩想法相似之人，因此朝廷能夠仰仗的只有宗室王公及滿洲大臣，是以朝廷屢次催促這些人。但遲遲不進，朝廷問其老師糜餉之罪，無辭自解，猶僅下詔嚴飭，交由王公大臣議奏，責以後效，不驟然之間加以革斥，訓之勵之，最終到不得已而用之。那麼試問一下，三藩之亂的平定，仰仗的真是滿人的力量嗎？答案是否定的。魏源讀《平定三逆方略》，列舉朝廷廟勝之策，其中一項是這樣的：「諭綠旗諸將等，從古漢人之叛亂，止用漢兵剿平，豈待滿兵助戰？」因此，一時之間，張勇、趙良棟、王進寶、孫思克在陝西奮戰，蔡毓榮、徐治都、萬正邑在楚奮戰，楊捷、施琅、姚啟聖、吳興祚在閩奮戰，李之芳在浙奮戰，傅宏烈在粵奮戰，群策群力，同仇敵愾，又任岳樂、傅喇塔於宗室，拔圖海、穆占、碩岱於滿洲，雖然一時之間宿將已盡，諸臣中沒有能抵抗吳三桂之人，但終於也能夠像擊敗蚩尤於涿鹿，消滅陳豨、英布一樣的三藩於荊吳。因此清朝興盛的原因，在善於任用漢人。研究清朝史時，這是必須注意的一點。 但是，清朝也並非完全不依靠滿洲人。魏源曰：「夫草昧之初，以一成一旅敵中原，必先樹羽翼於同部。故得朝鮮人十，不若得蒙古人一；得蒙古人十，不若得滿洲部落人一。族類同，則語言同，水土同，衣冠居處同，城郭土著射獵習俗同。故命文臣依國語制國書，不用蒙古、漢字；而蒙古、漢軍各編旗籍，不入滿洲八旗。所以齊風氣，一心志，固基業，規模宏窈矣。」魏源引乾隆帝《御製實勝寺記》云：「西師之役，命健銳雲梯兵數千為先鋒，凡行陣參伍彌縫之際，略覺鼓餒旗靡處，得健銳兵數十屹立其間，則整而復進。斬將搴旗，雖以索倫兵馳突一往，而知方守節，終不如我滿洲世仆，其心定，其氣盛。」魏源因附記曰：「乾隆尚爾，國初可知；索倫尚不如，綠營可知。故草昧經營，北討南征，日無暇給，皆禁旅與駐防迭供撻伐，而周召榮散出入行間。」於是將禁旅八旗、駐防八旗作為全軍的中堅力量，大抵類於今天憲兵的地位。而讓索倫的驍騎、綠營的漢兵在禁旅八旗和駐防八旗前面，不能不致死力，可以說是一個不多損傷其世仆而收全功的辦法。在一軍之中已然如此執行，進而將此法推廣及於天下，以便將天下納入自己的掌控之中。這可以算是愛新覺羅家的遺法，世世相承，終於興隆。儘管如此，清朝原來居中國東北一隅之地，依然努力招徠漢人，以擴大自身規模。洪承疇、孔有德、尚之信、耿精忠幾人均依靠歸降清朝得以建功。而在清朝極盛時期，即乾隆時期，國家南征西伐時大為效力的多是滿人，如福康安、阿桂、傅恆等，均立下大功，漢人之中幾乎沒有可以與之相提並論者。是以，乾隆時期大力發揚滿洲國粹，出現顛倒是非、粉飾史事者頗多。這時候，以滿洲人為中堅的法則得以確定。乾隆帝尤其依賴滿洲世仆的言論，也為之不得不發。這就類似日本德川氏在關原、大阪兩大戰役中，盡力依靠豐臣氏的臣僕，以削弱豐臣氏的勢力。等到天下太平之時，如掌握權力，確定武事等，則專門依靠三河[1]的舊臣。而在清朝建立國家的過程中，竟然沒有類似關原之戰這樣，攻破強勁有力的敵人，且能決定是否得以一舉奪得天下的戰役，也就沒有建立戰功的機會。與德川氏相比，清朝的建國過程，更為弱勢，而鼎盛時期得以粉飾太平者，大多是逐漸積威所導致。 此法帶來了興隆，同樣也帶來了衰頹。歷代優待滿洲臣僕的做法，導致其內部逐漸腐敗崩壞。日本德川氏三代家光，處於極盛時期，已經開始接濟麾下之窮乏。相較而言，清朝八旗的世祿制度比德川時代更刻薄，更加不合理。是以，清朝入關後不久，財政即告急也不足為奇。清朝八旗原本為山野騎射的夷人，在遵禮守紀方面無法與日本三河武士相比，他們多有侵害良民的不法行為。以下羅列諸事，足可見當時逐漸窮乏及法度紊亂的情況。 順治五年（1648年），禁王府商人及旗員家人往外省貿易。初，禁東來之人，借賣參為名，擾害地方，猶許於南京、濟寧、臨清貿易，至是並禁止，止令在京市易，違者重罪。 順治十年，賑八旗貧人。滿、蒙二佐領，布六十匹、棉六百斤、米百石，漢軍半之。旋每賑增至三百石（一佐領統率三百人）。順治十二年，發內帑銀賑八旗窮兵。順治十四年同。 順治十七年，內大臣伯索尼奏：商民捆載至京者，滿洲大臣家人出城迎截強買，商人畏縮不前。又以諸大臣私占邊外商人采木山場，請並禁之。 康熙三年（1664年），八旗莊田災，賑米粟二百餘萬斛。康熙十年同。 康熙五年諭：內外奸棍，妄稱顯要名色，於各處貿易，霸占船隻關津，著嚴拿送部。 康熙十八年，廷臣遵旨議定：包衣下人，王公大臣家人，領資本霸占關津生理，倚勢欺人者，立斬。 康熙三十年，償還八旗兵丁債務，以後許以官銀借貸，特派大臣管理。至六十一年，猶有王公家人爭買草炭、居積牟利之禁。王慶雲曰：蓋旗人不善謀生，又悍仆豪奴，袤民駔儈，導致縱暴以為利，故屢煩朝廷之禁約。 雍正五年，諭管理旗務王大臣曰：「從來先帝軫念兵士戰功，為其償還債務，發帑金五百四十餘萬兩，一家平均賜給數百兩。然不聞置有何等產業，一二年間，蕩然無餘。其後先帝又賜六百五十餘萬兩，亦如前次，立即用盡。朕即位以來，八旗兵丁每回賜給三十五六萬，已有數次。不待數日，又悉妄用，此庫銀非百姓之膏脂乎？彼等將來若不改惡習，雖加以恩惠，終於無益。」乾隆元年（1736年），諭曰：「朕因旗兵寒苦者多，借給庫銀營運，自應仰體朕心，撙節以為久遠之計。乃聞領銀到手，不知愛惜，而市肆將綢緞衣物增長價值，以巧取之。乃令各該管官曉諭。是年借給官俸兵餉一年，至次年又借給兵餉半年；而帑銀未領，錢物之價已騰。以御史明德奏，復嚴行曉諭。」 此年又諭曰：「八旗從前風俗，最為近古。迨承平日久，生齒日繁，漸及侈糜。如服官外省，奉差收稅，即恣意花銷，虧帑犯法，親戚朋儕牽連困頓，而兵丁閒散，惟知鮮衣美食，盪費成風，旗人貧乏，率由於此。朕自即位以來，軫念伊等生計艱難，優恤備至，其虧空錢糧，令部奏免，入官墳塋地畝，已令歸還。畢退之世職，亦查明請旨。無非欲令其各個家給人足，返樸還淳而已，惟不可頻邀曠典。旗人等宜深思猛省，自為室家之謀。如冀朝廷格外之賞，以供揮霍，濟其窮困，焉有是理乎？」 至於清的宗室，禮、鄭、豫、睿、肅各位親王及克勤郡王等，在創業之初，全都親身穿著戎裝，馳騁於各大戰事之間，傾力擁護王室。像禮烈親王，他身為長兄，因為沒有太祖的遺訓，讓賢於太宗，擁戴太宗，此舉頗為明人驚嘆。再比如睿王，他在入關之時，成就了周公輔弼成王之功，甚至於可能他成就此功績較之周公更為艱難。此後王族中也多出才藝之人，實為歷朝所罕見（如怡賢、莊格兩位親王輔佐的功勞，成親王的書法，禮親王的學問，都是可以流傳後世的）。再後來，宗室等日趨傲慢，最終成為王室禍患。比如現在，端郡王與無賴勾結，大發國難財。根據禮親王《嘯亭雜錄》的記載，可知其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雜錄》中曰： 近日宗室蕃衍，入仕者少，飽食終日，毫無所事。又食指繁多，每患貧窶，好為不法之事，累見於奏牘。蓋宗室習俗倨傲，不惟漢士大夫不肯親昵，即滿洲親戚，稍知貴重者，亦不肯甘為之下。惟市井小人，日加諂媚，奉為事主，宗室樂與之狎，一朝失足，遽難回步。每有淫佚幹上之事，有司以其天潢，故為屈法，市井之良善者又多畏其威勢，不敢與抗，適足以長其凶焰，其俗日漸卑惡也。 康熙時，曾令親王、郡王典兵，到了乾隆、嘉慶時期，宗胄已經無人專門從事征討。據魏源所說：自嘉慶以後，造成財政歲入、歲出之差額的重大原因是增加了宗室的俸祿。順治年初，跟隨入關的宗室為兩千餘人；道光年間，宗室人數增至三萬餘，每年支給宗室的銀兩數百萬計。如此眾多的宗室人數，使得宗室成為惡棍的聚集地，其多有犯事，侵害良民，卻不可徹查。所以，清朝的衰退，早在號稱極盛的乾隆末年、嘉慶初年之川、湖、陝教匪暴亂中顯示出來。 嘉慶四年（1799年），太上皇（乾隆帝）去世，天子命軍機大臣傳諭四川、湖北、陝西的將帥督撫：「邇年皇考春秋日高，從事寬厚，即如貽誤軍事之永保，嚴交刑部治罪，仍旋邀寬宥。其實各路縱賊，何止永保一人，奏報粉飾，掩敗為功，其在京諳達侍衛章京，無不營求赴軍，其歸自軍中者，無不營置田產，頓成殷富，故將吏日以玩兵養寇為事。」同時詔諭中又寫道：「川楚之軍需，三年時間，經費已超過七千萬，前所未有之。」這些都是在內有和珅（乾隆末年專權的宰相，於嘉慶四年被誅），在外有福康安、和琳陋習累累，軍中喝酒吃肉，尋歡作樂，時常用國帑填補其浮冒，卻遲遲不給各路官兵鄉勇發餉，使得他們腹內空空，無褲可穿，以牛皮裹足，在山谷中行走。早在畢沅在湖北時，這一弊端就已現端倪，而宜綿、英善在四川之時，這一弊端延續下來。也就是從這時候起，開始使用鄉勇團練。使用鄉勇團練的原因在於，襄陽之賊侵犯孝感時，只有隨州命令居民村莊，事先挖好壕溝、壘好土山，進行嚴密防禦，賊無計可施，孝感得以免於焚掠，於是諭各州縣用此法，使鄉勇團練與官軍互為犄角。又詔：如果徵調黑龍江的兵力，往返數千里，需要巨大的軍需供給，並且士兵水土不服，又不熟悉賊情。算下來，徵調一名黑龍江士兵，其花費可募數十鄉勇，同時還能保衛身家，免於被擄的威脅，可以將此法作為剿匪的計策。然而這時候，雙方對戰之時，官兵讓鄉勇居於隊伍之前，綠營兵在其後，滿兵、吉林、索倫之兵又在其後。而賊營也讓難民在隊伍之前，以之對抗清軍，真正的賊都在隊伍後面觀望，因此，戰爭多為鄉勇與難民交鋒，而兵、賊很少相遇。又因為鄉勇傷亡無須上報朝廷，因此得以掩敗為功，而京師禁旅凡有傷亡，必當具奏，遠不是綠營兵那樣，只咨報部即可。因此，京師禁旅通常不直面敵人，及至戰爭取勝，後隊的弁兵，又開始以有功自居，那些在最前面衝鋒陷陣的鄉勇，反而沒有功勞。因此，保奏時，皆滿兵居多，綠營兵偶爾有一些，幾乎很少見鄉勇奏於朝廷。因此，滿兵既可以驅使由漢人組成的綠營兵，受綠營驅使的鄉勇也為滿兵所用，讓鄉勇直面受匪賊脅迫的難民。至是詔：立下功勞的鄉勇，一律保奏，陣亡者一律議恤，以期達到同仇敵愾的效果。此文末尾處，除列舉劉清、羅思舉、桂涵以外，並無幾人得以記錄功勞。就這麼幾個人，奏牘上也很少見到他們的事跡，魏源特此敘述，足以見滿人驕盈、腐敗成風。 日本德川幕府末期，屢屢禁止庶民習武。此舉恰好反映出麾下士人的惰弱，滔滔禁令無法阻止庶民習武，即便麾下有所謂八萬騎，依舊未能阻止江戶幕府的終結。清朝也是如此。在寇亂大爆發時期，陝甘總督長麟上奏，陝甘地區團練密集，儘管在賊勢日益緊迫之時，此舉有益於當下，但對將來有極大危害。隨著民勢逐漸強悍，這些人要麼聚眾械鬥，要麼抗拒官差的抓捕，不可不防，基於此情形，奏請遏制此現象的措施。詔諭：雖然不能容許這種現象發展下去，針對得勝而歸的鄉勇，可採取由官方出價收購其槍矛的辦法來遏制，此法可保一時無事。但是，清朝頹勢愈顯，以至於太平天國之亂發生時，無論滿兵、綠營兵均不可抵擋，即便有勇將塔齊布作為滿人的後盾，但最終得以平定太平天國之亂，楚勇、湘勇功不可沒。朝廷除了要養定額兵以外，還要養楚、湘、皖諸勇用以自衛。至此，與徵收厘金的辦法相區別的是，此舉使清朝的兵制財政發生了重大的變革，以滿洲人為清朝之中堅力量的政策，至是成為廢紙。簡言之，使得清朝興隆而優寵滿人、驅使漢人的辦法，其所產生的弊端，最終成此轉旋之勢。這一微妙的時機，實際上產生於乾隆、嘉慶之際。乾隆時期對滿人的寵信達到巔峰程度，從嘉慶以後，徒受弊害而已，清朝國勢的衰弱由此而來。這可以說是清朝興衰的關鍵，需要格外留心。 這一結論僅從國勢、兵力對王朝興衰的影響出發，但一個朝代的興衰，並不是僅僅只有兵力、國勢的原因，與民力、物力的盛衰，府帑的豐歉也有關係，都是長期積累所致。本人曾論及清朝創業時代的財政情況，而後又將論清朝極盛時期與衰頹時期的財政，以期有始有終。將之與此篇進行對比參照，在闡明清朝興衰的原委上，希望可以有更大的發現。 附云：吳三桂等三藩叛亂，其局面的浩大，自然是非日本島原彈丸之地可比，其兵力的強度，也不是教民起義可比擬的。[2]但是，康熙帝在年方二十餘歲，親政時間尚短之時，又是以怎樣的手段勘定大難，取得勝利的，需要一探究竟。本論所談只舉其最為重大者，摘要而論述。本論言及之外，亦有不可忽略的地方，故在下文中補充說明。 魏源云：這時候，多方起亂，氣勢旺盛，情形每一日都有變化。因此中原之地，全都屯駐重兵隨時應援。楚地吃緊則調安慶之兵支援楚地，再調河南之兵填補安慶減少的兵力，又調兵屯河南以繼之。蜀地緊急則調西安之兵援蜀，再從太原調兵填補西安減少的兵力，又調兵屯太原以繼之。閩地緊急則調江寧、江西之兵支援閩浙，調兗州之兵支援江寧，又調兵屯兗州以繼之，不讓賊出湖南一步。各地雖有邊亂，但江淮得以安定，能夠轉輸財賦，以解軍興之急。而賊只能以一隅敵天下，既缺兵餉又缺錢財，重斂勞怨，遂至瓦解。且羽書不斷，命令兵部在驛遞之外，每隔四百里——各置筆帖式、撥什庫，以加速郵傳，詰奸宄，防詐偽。這樣一來，九日即可到達甘肅之西五千餘里之地；五日可到達荊州、西安；四日可到達浙江。每天的軍報多達三四百疏，皇帝手批口諭，發號指示，洞的中窾，執行皇命者無一不戰勝敵人，不執行皇命者，全都戰敗。用能數千里之外指麾臂使，八載一日之餘健行默運，兵士眾多卻不驚擾百姓，軍餉支出巨大，卻不增加稅賦，做到這一步，百里均震驚不已，能夠不損失匕鬯，可以說古來聰明睿智，神武而不能者也。雖然當時的軍隊沒有經過系統訓練，自是不能與今日文明國家的軍隊相比，但當時軍制的戰略組織，足以與摩魯特克[3]相提並論。其不依賴任何一個局部的驍勇銳利，全憑綿密的計劃、快速的情報、齊備的補給，立於不敗之地，而全部由一個人統率，即便是近世泰西名將，也未必能做到。據稱荊州距京師三千三百八十里，西安距離京師兩千六百五十里，卻能在五日內抵達。浙江距離京師三千三百里，其情報在四日內即可送達，難道不是無電報時代最快速的情報網絡嗎？可以說，康熙帝的頭腦為近世帝王中最偉大者之一，毫不誇張。吳三桂自恃其宿將老練，天子年少，也不敢急於進犯陝西、湖北，擴張勢力至於中原，吳三桂的失策是康熙迅速成功的原因之一，而康熙帝的文明戰略，扭轉其弱勢，轉而成為最強有力的防剿法，除驅使漢人之外，此舉無疑為廟堂之間穩操勝券的重要原因。 且順治、康熙時期，軍用開銷大，而恩賜不重。魏源曰：朝廷對軍功的賞賜，到乾隆年間開始日趨加重。清朝初期，斬將搴旗，殉難死綏之人，朝廷給予的恩賜也往往只是讓其一子進入國子監讀書。經略洪承疇雖收復五省，得勝而歸，僅封世襲三等輕車都尉。趙良棟、王進寶在川陝力戰，大破滇省逆賊，朝廷僅封子爵。乾隆四十年（1775年）開始，一概改為世襲。主要因為天下太平已久，人們習慣了安逸，不這樣做的話，沒辦法振奮軍心，激勵兵士。乾隆時期，征伐一律使用滿洲世仆，不許以如此重賞，根本沒辦法期待他們立下軍功。由此可見，乾隆帝依靠世仆的政策，並未取得多好的效果，這個時期清朝的腐敗徵兆已經難以掩蓋了。這一論述可以與我的論述互相啟發，因而又將之附記於此。 （本文所述均依據魏源《聖武記》、禮親王《嘯亭雜錄》、趙翼《皇朝武功紀盛》、王慶雲《熙朝紀政》及《皇朝開國之方略》等。並請參考王先謙的《東華錄》《大清會典》《經世文編》，計東的《籌南論》，章潢的《圖書編》等。） ［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三月五日發行，《太陽》第九卷第三號］ * * * [1]「粹」在日語中原多指花街柳巷男女情慾之事，後來發展成一種關於男女情事的獨特美學觀念，九鬼周造《「粹」的構造》對此闡析甚詳。——編者 [2]十次征伐，日文原文中僅列舉九次，「征伐緬甸一次」為編者根據史實所加。——編者 [3]即文化文政時代，日本歷史上以城市文化繁榮為特徵的一個時代（1804—1829）。18世紀末期，德川幕府曾經頒布嚴格的改革法和節約法。但第11代將軍德川家齊上台後，揮霍浪費一時成風。商人們尋歡作樂，文士們舞文弄墨，城市文化極為繁榮。幕府和各藩經濟日益困窘，災荒和農民起義時有發生。——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