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與新世界 · 跋：現代中國與新世界

有人說：「中國的知識階層不過是要維護中國在現代世界中的地位，為適應此一地位，擬對整個思想、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結構作全面的調整。」[1] 大略言之，這也是康有為所想做到的事。不過，他不僅做了這些。他有鑒於現行制度（包括現代西方的制度在內）在某些方面並不完善，於是想建立一種未來的新秩序，令人人都生活在充分的和諧與快樂之中。因此，他除了界定中國在現代世界中的地位外，更界定一種理想的新世界。 康有為心目中的現代中國為一獨立自主的國家，經由現代化而獲致充分的財富與武力，以保障在國際中應有的地位，同時具有特殊文化風格的立國基礎。因此，他的此一立場與主張全盤西化的知識分子，大不相同，他們認為毫不保留地西化乃是現代化的唯一途徑，中國不必要保留其原有的文化。修斯（E.R.Hughes）對康氏立場的評估大致是正確的： 我們知道康氏不僅讀過其他國家的歷史，同時了解「中國不過是全世界的八十分之一」。而且他把此事作為一個中國人的經驗。 他對所讀到的事既不五體投地，也不覺得眼花繚亂。相反地，他的心智受到啟發，可見之於他所寫的文章中，遨遊於中外歷史之間。他並不壓抑外國歷史以揚中國，也不一味崇揚西方。 修斯接著指出，康氏對西方文明的兩個方面——即民主與工業——特別重視。他熱烈要求採行，但不要拋棄中國的文化遺產。[2] 康氏不是一味只關心其本國利益的民族主義者。儒家學說以及外國歷史的影響，使他成為一國際主義者，以至於大同主義者。他的「大同」乃是全人類（包括中國人在內）的終極目標。現代文明的要素——民主與工業——繼續發展，為導致完美社會的動力。現代世界與未來的新世界之間有其持續性。 這當然會導致劇烈的變化。古代與近代的社會與政治制度最終都無需要。所有國家的國界消失之後，個體國家便不再存在。在統一的民主的世界政府之下，所有的男女都是平等自由的公民。一切財富由所有的人來創造與享用。兒童由公共機關撫養與教育；孤老殘疾者也由公家照顧。自古已有的家庭與私有制都會消失。人既不受錯誤制度的束縛，自也不需要宗教的慰藉，孔教、基督教和回教也都會消失。人道與理性既普遍接受，也無政治、社會、道德上的問題需要解決。生活將永是幸福的。 有人說康氏的理想國基本上是以「漢族為中心的大一統思想」。[3] 他在建構此一思想時，不過是把傳統的儒家天下觀作哲學的加工。換言之，康氏具有大漢文化帝國主義之嫌。但我們仔細檢視他的思想，覺得並非如此。他很明顯地認為不僅國家，就是民族文化也都會消逝。既然所有的人種都混合為一，自不會再有特殊的中國人的存在。既然大家都說同一語言，所謂母語與父母之邦都將消逝。中國的國粹儒教在近代中國要保存，但在新世界中亦無立足之地。事實上，康氏不是主張國家主義或帝國主義，而是純粹的世界主義。[4] 這並不是說康氏的烏托邦思想是完美的。例如，我們可以批評他所認為的科學、民主和社會主義本身，可以使人類帶來負面的後果——諸如空氣和水的污染——影響到人類的生存。[5] 進而言之，「科技精神的勝利」會鬆弛人們所具的宗教與道德價值。[6] 西方的民主社會已遭遇到物質上、社會上以及道德上的各種問題，總之並沒有走上和平與和諧的大一統之途。社會主義國家也遭遇到本身的問題，遠非「工人的天堂」。他們說是願意與民主社會共存，但實際行動並非如此。這個世界仍然分裂得厲害，沒有合一的希望。 我們也可以批評康有為未注意到社會問題的複雜性，不能作單純的解決，問題的答案常常又變成其他問題的根源。他的樂觀使他不能理解到世上無完美的制度，因為製作的人類原非完美。[7] 既無法去除人類的缺點，終有缺點的制度，終有痛苦。[8] 人們永遠不斷地會去設法消除缺失。 不過，我們不能否認，作為改革者和理想主義者的康有為有其意義，他忠實地設法免除人們的痛苦。留華多年的美國教育家兼外交家司徒雷登在1905年初曾說： 在一個以理性、正義與國際友好為基礎的新世界秩序之下，中國會作絕大的貢獻……保全中國的囯家自由與民族文化與整個太平洋地區的和平，以及全人類的福祉，是不可分的。[9] 司徒雷登說此話時，並無戊戌變法在胸，但他卻無意間支援了康有為創造現代中國的努力。著名的德國漢學家傅朗克（Otto Franke）在20世紀初也說： 雖然儒家所教導的世界和諧與和平將是遙遠的美夢；……但是我們不應喪失更高更好目標的信念。因為沒有信念，我們的努力便無目標，這個世界的歷史也無意義。[10] 傅朗克說此話時，不可能見到《大同書》手稿。不過，假如他見到此一一元哲學，也許會讚美此一作者，獨自努力為人類建一目標，為歷史賦以意義。 * * * 【注釋】 [1] Michael Gasster，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Revolution of 1911，p.248. [2] E.R.Hughes，The Invasion of China by the Western World，pp.114~115. [3] Mary C.Wright，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p.223. [4] 參閱Klaus Mehnert，「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Role of the Intelli gentsia in the New Countries」，pp.125~126. [5] 參閱Athelstan Spilhaus，「The Next Industrial Revolution」，p.1273。 [6] 參閱Will Herberg，「What Keeps Modern Man from Religion？」 pp.5~11。 [7] 摩爾曾說：「當人類完美時，所有的事情才有可能完美。」（Thomas More，Utopia.trans.Paul Turner，p.64） [8] Günter Grass，Local Anaesthetic，pp.86，284. [9] John Leighton Stuart，Fifty Years in China，p.289. [10] Otto Franke，「Was lehrt uns die Ostasiatische Geschichte der letzten fünfzig Jahre？」 pp.70~71；英譯見 Lonan Wang Grady，「Germany's Role in the Boxer Movement」，p.135。引文略改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