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 · 第二十章　歷史的選擇

從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是一個歷史轉型期。一方面，二次革命、護國運動、護法戰爭以幾度餘波顯示了舊民主主義革命的落幕；另一方面，發端於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新文化運動又直接啟導和銜接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革命。由此產生的不同歷史現象的交叉，開始了近代中國新陳代謝的最後三十年過程。在這個過程里，各種各樣的歷史人物曾以自己的認識活動和實踐活動表達了自己的選擇。「這樣就有無數相互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就產生出一個合力，即歷史結果，而這個結果又可以看作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產物。」(1)這種「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就是歷史的選擇，它體現了近代社會新陳代謝的必然性。 一、社會主義思潮的湧來和中國人的選擇 「五四」以後，社會主義思潮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流。曾經身歷其間的瞿秋白事後敘寫自己的感受說： 社會主義的討論，常常引起我們無限的興味。然而究竟如俄國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響，隔著紗窗看曉霧，社會主義流派，社會主義意義都是紛亂，不十分清晰的。正如久壅的水閘，一旦開放，旁流雜出，雖是噴沫鳴濺，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其時一般的社會思想大半都是如此。(2) 瞿秋白 即使是「隔著紗窗看曉霧」，也不難窺見當日社會主義潮流掀動人心的力量。在那個時候的中國，社會主義名號之下統括著馬克思主義、無政府主義、工讀主義、新村主義、基爾特主義、合作主義、泛勞動主義，主義與主義之間相去往往很遠。但對於為中國社會尋求出路的人們來說，它們曾經是同樣富有吸引力的救世真義。每一種主義的周圍，都匯聚過有志於救治世病的知識分子。可以說，被民主和科學所喚起的成批激進民主主義者幾乎在一夜之間紛紛成了社會主義者。 西方傳來的社會主義思潮迅速地影響了「五四」前後湧出的一代出類拔萃之輩。這一事實有著深刻的社會原因。 其一，古有的大同理想成為一種現成的思想基礎，溝通了中國人同社會主義學說之間的聯繫。大同之說久存於典籍之中：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3) 在19世紀，這種東西明顯地影響過小農構築起來的太平天國，因此，古已有之的大同思想並不等於近代社會主義，但它畫出了一種沒有爭鬥、互愛互助的境界。由這種境界產生的理想主義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五四」前後的激進民主主義者們猛烈反對舊文化，但他們本身又多半是從舊文化中掙脫出來的人物。因此，大同理想本是熟知之物。1919年2月，李大釗在寫了《庶民的勝利》和《Bolshevism的勝利》兩個月之後，曾大聲呼籲青年到農村去，「把自己的生活弄簡單些，勞心也好，勞力也好，種菜也好，耕田也好，當小學教師也好，一日把八小時作些與人有益、與己有益的工活，那其餘的功夫，都去作開發農村、改善農民生活的事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鑿井而飲。那些終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婦孺，都是你們的同心伴侶，那炊煙鋤影、雞犬相聞的境界，才是你們安身立命的地方呵！」(4)他以改造農村立論，但卻非常明顯地透露出古代大同境界留下的歷史回聲。正是這種境界，使那個時候的中國人面對著社會主義思潮因似曾相識而心嚮往之。邵力子在批評張東蓀的一篇文章里就說過：「『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這幾句話確可以代表社會主義底神髓。」(5)當然，同近代社會主義各流派相比，原始大同理想又是空泛的。但正是這種空泛又提供了多方面理解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因此，各派社會主義都可以與大同理想相銜接而在中國人當中找到自己的知音。劉仁靜後來回憶：「那時，大家正在尋找國家的出路，追求真理，對社會主義還沒有明確的認識。研究會的幾十個會員中，除部分相信馬克思主義以外，有的相信基爾特社會主義，有的相信無政府主義。其實，在當時他們對基爾特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也沒有什麼研究，只是從雜誌上看了一些有關宣傳品，認為有道理，合乎自己的胃口，以後看見別的主張更好，有的也就放棄了自己原先的主張。」(6)「合乎自己的胃口」說明了選擇的主觀性，其中無疑包含著由古老的大同思想所引出的仁者見仁和智者見智。 其二，甲午戰爭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間中國資本主義緩慢而持續的發展，為西方社會主義思潮的傳入準備了現實的基礎。資本主義的發展，促成了資產階級革命。但資本主義制度的內在矛盾又造成「機器所到的地方，手工業之破壞好象秋風掃落葉一般」，「中產社會漸漸都淪為無產者」，「社會上困苦的失業者已普遍都會與鄉間了」。人們因之而認識到：「資本主義生產制一面固然增加富力，一面卻也增加貧乏。」(7)在西方，這種認識曾促生了近代社會主義；在中國，這種認識則引來了近代社會主義。20世紀初年努力於資產階級革命的先進人物，就已經表現出追求資本主義，同時又嚮往比資本主義更合理的社會制度這樣一種矛盾。孫中山說：「能開發其生產力則富，不能開發其生產力則貧。從前為清政府所制，欲開發而不能，今日共和告成，措施自由，產業勃興，蓋可預卜。然不可不防一種流弊，即資本家將從此以出是也。」「夫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義者，非反對資本，反對資本家耳，反對少數人占經濟之勢力，壟斷社會之富源耳。」(8)這種矛盾因中國人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資本主義危機而加深。因辛亥革命之後中國社會的黑暗苦痛而加切。於是，在新文化運動的後期，社會主義便成為憂國之士高談闊論的一個題目。 孫中山 時光遷移，潮來潮去。「五四」前後搬入中國的種種社會主義學理雖曾一度匯成涌流之潮，極其明顯地影響過那個時候的社會思想和學術思想，但在短短几年之後就波平浪靜，了無痕跡了。只有馬克思主義在風雨之中紮根於中國社會，掀開了新陳代謝的另一頁。毛澤東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9)他以文學語言描繪了中國人接受馬克思主義同十月革命的關係。這種關係既反映了歷史的造就，又是一個時代的人們比較和選擇的結果。 施存統 在這個過程里，一方面是空想社會主義試驗的失敗，以及失敗後的反省。1919年底成立於北京的「工讀互助團」，在那個時候的知識界產生過廣泛的影響。團聚於其中的人們，有志於「平和的經濟革命」，以實現「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社會理想。他們的工讀實踐曾經激起過許多熱血青年的希望和憧憬，但從第二年秋天開始，這種和平改造社會的試驗就在內外交困中一步一步潰散了：「團體發展一步，經濟緊急一步；團體存在一天，經濟困難一天。由經濟緊急而經濟困難，由經濟困難而經濟窮絕，以至於團體不得不解散。」(10)這個結局會帶來幻滅的痛苦，然而認識的深化往往也開始於此。從工讀互助團里走出來的施存統在飽嘗苦辛之後說：「（一）要改造社會，須從根本上謀全體的改造，枝枝節節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二）社會沒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試驗新生活，不論工讀互助團和新村。」「既然免不掉現實社會的支配，當然要發生許多試驗新生活的障礙。如果要免除這些試驗新生活的障礙，惟有把這些障礙根本打翻。而打翻這些障礙，惟有合全人類同起革命之一法。」(11)另一方面，是十月革命的成功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的力量。吳玉章說，那個時候讀到約翰·里德寫的《震動環球的十日》，「通過這本書，我了解到我們北方鄰國已經建立了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建立了一個勞農政府，偉大的俄國人民已經擺脫了剝削制度，獲得了真正的自由解放。從前我在法國接觸了社會主義各種思想流派，深深為社會主義理想所吸引。今天這個理想居然在一個大國內開始實現了，心中感到無限興奮和鼓舞。」(12)他接觸過各種社會主義，而在俄國勝利的是科學社會主義，這個事實本身就是一種引導抉擇的評判。當時《廣東新中華報》的一篇文章說得更直白：「馬氏之言驗矣！今日歐美諸國已悟布爾塞維克之不能以武力掃除矣！」(13)已被證實的東西不僅是一種理論，而且是一種事實。擁有事實的理論一定是能夠征服人心的理論。因此，十月革命之後的蘇俄非常自然地成為中國人接受科學社會主義的歷史中介。成批從無政府主義、互助主義、新村主義、基爾特主義出發追求社會主義的人們，正是通過這一中介而最終成為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的足跡，顯示了一代人在探索中走過的道路。 吳玉章 從戊戌變法仿效日俄、辛亥革命仿效法美到「五四」之後仿效蘇俄，表現了每個時期先進中國人的選擇。但三者又構成近代中國社會變遷的環節，因此，這又是一種歷史的選擇。 二、歷史的矛盾和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 辛亥革命所設計和構築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反映了七十年社會經濟變化中蘊積起來的富國強兵、大倡實業、發展資本主義的要求。這種要求代表了歷史嬗遞過程中的一個應有階段。因此，在辛亥革命失敗後，它又合理地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出發點。1916年12月，陳獨秀有感於時事，憤慨地說： 嗚呼！歐洲自力抗自由新思潮之梅特涅失敗以來，文明進化，一日千里。吾人狂奔追之，猶恐不及。乃袁世凱以特別國情之說，阻之五年，不使前進，國人不惜流血以除此障礙矣；不圖袁世凱二世，又以國粹禮教之說，阻吾前進，且強拽之逆向後行。國人將何以處之？法律上之平等人權，倫理上之獨立人格，學術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此三者為歐美文明進化之根本原因，而皆為尊重國粹國情之袁世凱一世、二世所不許。長此暗黑，其何以求適二十世紀之生存？吾護國軍人，吾青年志士，勿苟安，勿隨俗，其急以血刃剷除此方死未死、餘毒未盡之袁世凱一世，方生未死、逆焰方張之袁世凱二世，導吾可憐之同胞出黑暗而入光明！(14) 然而，曾不二年，這一要求還沒有實現，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已經引來了社會主義的思想體系。中國人由此而面臨著一個很大的矛盾：在資本主義所代表的歷史階段實現之前，資產階級革命並沒有喪失其歷史的進步意義；但社會主義思想體系來到中國，一開始就否定了資本主義。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布：「我黨綱領如下：1.以無產階級革命軍隊推翻資產階級，由勞動階級重建國家，直至消滅階級差別；2.採用無產階級專政，以達到階級鬥爭的目的——消滅階級；3.廢除資本私有制，沒收一切生產資料，如機器、土地、廠房、半成品等，歸社會所有。」(15)這是一個直接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綱領。它取法於十月革命，卻超越了中國革命。 歷史階段是不可超越的，但超越歷史階段的願望又產生於歷史發展過程所形成的內因和外因之中。這是中國社會特有的一種矛盾。它在新文化運動後期的社會主義論戰中已經初見端倪。1920年10月，陳獨秀說： 有人以為由封建而社會主義，中間還必須經過共和時代，所以眼前還是政治問題要緊；又有人以為中國封建式的武人為患，是政治造成的，不是經濟造成的，所以眼前只是政治革命要緊，還不須經濟革命。我看這兩種話都似是而非。由共和而社會主義雖是一定的軌道，然這軌道卻不能夠說必須要經過若干歲月才可以改變方向。西歐共和政治經過長久的歲月底原因：一是西歐的代議制度來源甚古，共和政治比較的容易支持；一是他們社會主義的思想剛與共和同時發生，當時都還迷信共和可以造成多數幸福。現在的東方各國卻和他們情形不同，所以俄羅斯共和推倒了封建半年便被社會主義代替了。(16) 中共一大會議舊址 與他四年前呼喊剷除袁世凱一世、二世，傾慕「歐美文明進化」的言論相比，這些話已純然表現了一種社會主義的急迫。當馬克思主義還沒有與中國革命實踐結合為一體的時候，急迫性曾是具有感染力的情緒。因此，它繼而表現為大革命失敗後關於中國社會性質討論中的一個派別；表現為共產黨內部的盲動主義、冒險主義和教條主義。然而，以超前願望規劃的改造中國的行動，沒有一次不在中國的社會性質和國情面前碰壁。這種碰壁不止一次地使艱難積聚的革命力量在失敗中折損。 歷史選擇了社會主義，歷史又以客觀現實限制了主觀願望。這個矛盾，要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於是，在這種選擇和限制的統一中形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思想和理論。這一思想和理論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標接續了舊民主主義革命未竟的事業，又以無產階級的領導取代資產階級的領導表現了新舊革命的嬗遞。同時，它賦予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革命以社會主義的未來前途，並產生了與之相適應的一整套方針、政策和策略。中國社會特有的矛盾因此而獲得了一種理論上的解決。賦予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以社會主義前途，承認了不可超越的歷史階段，同時又壓抑了資本主義的未來發展。由此，新民主主義革命一面成為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繼續，一面又成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導。沿著這條道路，中國人在千辛萬苦之後取得了民主革命的最後勝利。但民主革命在政治上的勝利並沒有帶來一個產業革命和自由貿易的時代。由民主革命直接進入社會主義革命，曾是中國革命的特點和優點。然而這種優點又伴隨著相應的弱點：當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建立之後，它所面對的是沒有經受過資本主義大規模衝擊的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這片汪洋大海里深藏著和複製著幾千年傳統留下的影響。優點和弱點，兩者都反映了三十年新陳代謝的歷史結果。 王明 三、曲折的歷史軌跡 國共合作的北伐戰爭開始於「打倒列強除軍閥」的悲壯歌聲之中。它在另一種歷史條件下繼續了辛亥革命沒有做完的事業。但辛亥革命是中等階級的革命，北伐戰爭是國民革命。在大革命時期，「國民」一詞義近「公民」，包羅了同封建勢力對立的全體老百姓，其內涵和外延都超過了中等階級。因此，從中等階級革命到國民革命，又體現了歷史在繼續中的發展。 北伐戰爭誓師大會 北伐戰爭推翻了北洋軍閥，在這個過程里，共產黨人和國民黨人都付出過自己的鮮血。然而共產黨人和國民黨人又各有自己的選擇。兩者的不可調和終於導致了兩者的分裂和對抗，於是而有「四·一二」到「七·一五」的屠殺。結果，因北伐的軍事勝利而首先得利的並不是革命本身，卻是叛賣了革命的蔣介石。這種包含著成功的失敗，同辛亥革命的結局非常相似。人們常常把這一點歸咎於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和蔣介石的假革命。其實，個別人物的活動提供的是一種表象。在表象的背後，中國社會各種不同力量之間的衝突在更深刻的層次上制約著歷史。1927年春季，與武漢政府東西對峙的蔣介石和上海商業聯合會中富有財力的江浙資產階級結成了一種政治經濟聯盟。3月底，商聯會的代表團會見了蔣介石，表示只要他和共產黨決裂，就給予經濟支援。據《字林西報》報道：「代表團強調了上海『立即恢復和平與秩序』的重要性，並取得了蔣許下的『迅即調整勞資關係』的保證。」4月初，「商人和銀行家墊付了第一筆為數三百萬元的短期借款」(17)。差不多同一個時間，「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吳敬恆、蔡元培、張人傑、張繼、古應芬、李宗仁等見黨國危機四伏」，集會「檢舉共黨借容共政策，在國民黨內發展組織，實行篡竊國民黨顛覆國民政府之陰謀」(18)。這些人所熟知的史實透露了那個時代的歷史信息：發動「四·一二」政變的時候，蔣介石無疑代表了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利益；但是，當江浙財團擁護蔣介石的時候，他同時又得到了資產階級的支持；當蔡元培這樣德高望重的人物贊成「清黨」的時候，他又得到了民主派的支持。在三民主義旗幟下進入革命的人們把蔣介石當成了三民主義的代表。於是，隨著南京政府的成立，一個微不足道的人物竟成了當時中國的強有力者。 蔣介石 大革命失敗之後，共產黨人失去了城市。在退出城市的過程中國共產黨人又得到了農村。這種得與失，在一開始的時候並不是自覺選擇的結果。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顯然志在城市；即使是湘贛邊界的秋收起義，也是在「第三次攻打長沙」的口號中舉起暴動旗幟的。執著於城市，在那個時候是非常自然的。因為中國共產黨人的面前只有一個榜樣，這就是已經成功的俄國革命，而俄國革命正是從城市開始，並在城市首先勝利的。然而仿效俄國人成功的經驗並沒有在中國取得成功。於是，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保存下來的武裝革命者，在經歷了1927年的失敗之後，於第二年春天匯聚於羅霄山脈的中段，開始了革命在農村的發展。 同城市相比，農村是落後的。但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卻歷史地成為中國民主革命走向勝利之路。這條道路最初雖然表現為失敗後的退卻，然而它包含著國情對於革命的制約，因此，它最終又成為一種自覺的選擇。毛澤東是第一個代表這種自覺選擇的人。他在這個時期的一系列著作中最早闡發了國情與革命，說明了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和個別、普遍與具體。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微弱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嚴重的地方農業經濟並存。這種經濟不平衡造成軍閥割據的政治不平衡。由於經濟不平衡，自給自足的農村經濟可以提供武裝割據的物質基礎；由於政治不平衡，處於統治階級矛盾間隙的農村可以成為革命首先勝利的地方。中國獨特的政治和經濟基礎，提供了武裝的中國革命從農村包圍城市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因此，從城市向農村的退卻又是一種歷史的進軍。在這種進軍的過程里，以土地革命為內容結成了工農的武裝聯盟。由此，民主革命獲得了農民階級前所未有的自覺支持。正是這種支持，使革命在十年內戰中屢仆屢起，瀕絕而又復生。由於共產黨的領導，新式的農民戰爭不同於舊式的農民起義；由於農民參加了革命，土地革命戰爭又比辛亥革命具有更強韌的生命力和深厚的社會基礎。萬里長征的艱難曲折和最後勝利，既顯示了從事這一事業的人們聖潔的理想主義，又顯示了中國農民在苦難中從容轉輾的天性和精神。在陳獨秀和王明跌倒的地方，毛澤東站了起來。 毛澤東 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逐步上升的民族危機迫使中華民族在危機面前作出選擇。共產黨人肩負著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雙重任務。當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使中國面對著亡國滅種之境的時候，民族革命便成為一種主要矛盾。於是而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和行動。1937年7月8日，中國工農紅軍將領毛澤東、朱德、彭德懷、賀龍、林彪、劉伯承、徐向前為日寇進攻華北致電蔣介石，要求實行「全國總動員，保衛平津，保衛華北，收復失地」。次日，復致電國民政府，願將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作「抗日先鋒，與日寇決一死戰」。蔣介石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但日本帝國主義進入華北和東南的結果直接危及了四大家族的財產和統治；英美帝國主義與日本帝國主義的矛盾又間接影響了他的向背；而中國人民抗日的怒吼又造成了難以抗拒的強大壓力。於是而有1937年8月14日的國民政府的《自衛抗戰聲明書》：「中國為日本無止境之侵略所逼迫，茲已不得不實行自衛，抵抗暴力。」(19)比之「攘外必先安內」的舊調，這當然是民族矛盾逼迫下的一種大幅度轉變。由此，經歷了十年國內戰爭的廝殺之後，國共兩黨組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了外御其侮而停止兄弟鬩於牆，曾是一種由歷史和文化哺育出來的深沉的民族心理。1937年以後長期居留於中國的西方歷史學家傅吾康，曾在他後來的一部著作中這樣描述過自己親身經歷的這—段中國歷史： 抗日戰爭開始時，一種抵抗敵人到底的民族感和決心的浪潮瀰漫了全中國。統一戰線的口號首先克服了一切中國國內的糾紛。國民黨政府監獄中所有的因共產主義或左派活動而被拘禁的人都釋放了，其他逃亡到國外的人也回國為民族事業而聽從分配。抗日戰爭被認為是1927年中斷的革命戰爭的復活。甚至蔣介石也照孫逸仙的意思談論戰爭對民族革命的重要性。因此，中國人對進犯的敵人所作的抵抗超出日本人最初的一切預料。(20) 雖說他所敘述的部分內容不免帶有局外旁觀者的粗疏，但他畢竟真實地寫出了那個時候中國人的民族情緒。民族矛盾的上升激使民族心理高漲。因此，不同的政派作出了共同的選擇。這種共同的選擇引來了八年全民族抗戰的時代。然而八年的歲月又是坎坷的。因民族矛盾而第二次合作的共產黨人和國民黨人，並沒有因民族矛盾而化解彼此之間深刻的政治分歧。雙方都在民族戰爭的旗幟下固守著自己的階級立場。因此，在抗擊日寇的同時，又常常發生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磨擦和反磨擦。民族矛盾限制了階級矛盾，但階級矛盾又頑固地起伏於抗戰中的中國。 延安各界舉行慶祝抗戰勝利大會 八年抗戰勝利結束之後，國共內戰再度爆發。共產黨要把抗日戰爭的勝利變為人民的勝利，變為民主革命的勝利。國民黨要把抗日戰爭的勝利變為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勝利。前一種主張見之於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後一種主張見之於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這兩個同一年召開的代表大會預示了兩個中國之命運的決戰。在這場決戰中美國選擇了國民黨，但人民選擇了共產黨。而人民的選擇總是體現了歷史的選擇。美國國務院的白皮書後來說：中華民國政府的失敗，「不是因為援助不夠。我們派往現場的觀察員報告說，在至關重要的1948年，國民黨軍隊並未由於缺乏武器彈藥吃過一次敗仗。國民黨的抵抗力量之所以遭到極大削弱，實際上乃是戰爭初期我們派駐重慶的觀察員所見到的那種腐敗現象」。作為一種對比，白皮書又承認：「中國的人心掌握在共產黨人手中。」(21)白皮書的作者並不喜歡這種對比，但他又不得不記錄這種對比。 重慶談判時期的毛澤東與蔣介石 蔣介石曾自命為孫中山事業的繼承人。然而真正繼承並完成了孫中山事業的恰恰是中國共產黨人。1947年，人民解放軍由戰略防禦進入戰略進攻之後，毛澤東飽含激情地說：「這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是蔣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是一百多年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這是一個偉大的事變。」他的話富有歷史感地把新民主主義的勝利看成整個民主革命的勝利。辛亥革命是舊民主主義革命，但它的事業在北伐戰爭中得到了延伸，在解放戰爭中得到了最後的勝利。這是一個山重水複之後峰迴路轉的過程。在這個過程里有許多同人謀相聯繫的偶然性，而偶然性的背後則是新陳代謝不可抗拒的必然性。經歷了110年的屈辱和多難之後，中華民族終於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站起來了。 【注釋】 (1)恩格斯：《致約·布洛赫》，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2版，第4卷，697頁。 (2)瞿秋白：《餓鄉紀程》，轉引自《五四運動文選》，429頁，北京，三聯書店，1959。 (3)《禮記·禮運篇》。 (4)李大釗：《青年與農村》，見《李大釗文集》，上冊，651～652頁。 (5)轉引自陳獨秀：《關於社會主義的討論》，載《新青年》，第8卷第4號。 (6)劉仁靜：《回憶五四運動·北京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和黨的一大》，見《一大前後》（二），11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7)《關於社會主義的討論（十三）·獨秀復東蓀先生底信》，見《五四運動文選》，457頁。 (8)《民生主義與社會革命》、《提倡民生主義之真義》，見《孫中山選集》，上卷，88、93頁。 (9)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見《毛澤東選集》，2版，第4卷，1471頁。 (10)《嗚呼工讀互助團解散宣言》，載《時事新報》，1921-02-03。 (11)《星期評論·勞動紀念號》，第7張，1920-05-01。 (12)吳玉章：《回憶五四前後我的思想轉變》，見《五四運動回憶錄》（上），59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 (13)楊匏安：《馬克斯主義》，載《廣東新中華報》，1919-12-04。 (14)陳獨秀：《袁世凱復活》，見《陳獨秀文章選編》，上冊，159～160頁，北京，三聯書店，1984。 (15)《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見《一大前後》（一），9頁。 (16)陳獨秀：《國慶紀念底價值》，見《陳獨秀文章選編》，中冊，33頁。 (17)[美]帕克斯·M·小科布爾：《江浙財閥與國民政府》，14頁，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 (18)蘇志榮等編：《白崇禧回憶錄》，43、44頁，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7。 (19)《申報》，1937-08-15。 (20)傅吾康：《一百年來的中國革命，1851—1949》，254頁，轉引自《外國資產階級對於中國現代史的看法》，172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 (21)[美]約翰·司徒雷登：《在華五十年——司徒雷登回憶錄》，259、260頁，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