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 · 第十二章　歐風美雨馳而東

1902年2月，《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莫理循說過：「我們在『暴亂』（指義和團運動——引者）中並無所失。而事實上我們的威信大增，我們敢肯定地說，多少年來我們在北京或在中國的地位，從未象今天這樣高。我們與清朝官員的聯繫從未象今天這樣密切。」(1)他以一個西方記者的觀察，說明了20世紀開始時中外關係的一種重要變化。這段話使用了兩個「從未」，反映了歷史的比較和聯繫。在19世紀，戰爭貫穿了中外關係。這種由戰爭推動的民族交往從來不會是甜蜜的。從鴉片戰爭到八國聯軍入京，既表現了外來勢力一而再、再而三地用暴力摧毀民族藩籬，也表現了中國地主階級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建千瘡百孔的民族藩籬。衝擊和抵拒存在於同一個時間和空間之中。因此，來自西洋和東洋的形形色色之物既在步步深入中國，又不能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 《辛丑條約》是一個大變。它壓碎了地主階級本已變得十分脆弱的民族心理防線。「深宮之默許，政府之密約，疆吏之暗失，使臣之陰從，怪怪奇奇不可思議之約章，雖非草野寡陋不曉朝事者所可根究。然一則曰，量中華之物力結友邦之歡心，非皇皇之聖訓乎；一則曰，與其與奴隸不如贈朋友，非良相之嘉謨乎。」(2)於是，藩籬既失之後風雨難蔽難擋。外來的東西從四面八方源源而入。作為一種摹狀其態勢的觀念，這個時候出現了「歐風美雨」一詞。 八國聯軍進入紫禁城 一、「莽莽歐風卷亞雨」 1840年以來，堅船利炮、聲光化電、西藝西政曾依次成為中國人概括外來之物的用語。這個次序反映了認識的逐層深化。但在這些稱謂里，外來之物仍然是具體之物。而「歐風美雨」則並不一一而指言其物。在一片風雨之勢中，來自異域的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文化急速地滲入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人們在目不暇接中已經無法歷歷而數之，從容而名之了。產生於20世紀初的這個新詞，兼具形象思維和抽象思維，以精煉的方式表達了千言萬語，推其原始，這一新詞大概最早出自蔡鍔之手。1902年2月，他在《軍國民教育篇》中用「歐風美雨之震盪」來形容那個時候的局勢。稍後，梁啓超的詩中又有「莽莽歐風卷亞雨」(3)之句。他們師徒兩人用相同的語言表達了一代中國人相同的觀感，因此，數年之內新詞轉成熟語。滬地報關業公所落成之初，曾以文記其由來，敘商界之事而憂國家之事，發抒心懷說：「溯自海禁大開，歐風美雨之浸淫我東亞大陸者，蓋有日矣。」(4)在信手拈來中寫出了20世紀初年輿論的慣調。 上海女子天足會集會 歐風美雨包含著凶暴的腥風血雨，也包含著潤物無聲的和風細雨。與前者相比，後者沒有留下那麼多的傷痛和敵意，但風吹雨打之下，卻浸泡了千家萬戶。它積累於《辛丑條約》之前，而在《辛丑條約》之後大作其勢。沿海口岸在19世紀最早承受西洋物事的「東漸」，在20世紀初也最早承受歐風美雨的洗沐。清末的《上海縣續志·序》不勝其感慨地說：「上海介四通八達之交，海禁大開，輪軌輻輳，竟成中國第一繁盛商埠。邇來世變迭起，重以滄桑，由同治視嘉慶時，其見聞異矣。由今日視同治時，其見聞尤異矣。更閱數十年，人心風俗之變幻必且倍甚於今日。」這種變化正是洋物侵蝕和影響結果。它們無分貴賤地進入了上流社會和下層社會，在不知不覺中改造了人們的日行起居。於是，貼近洋場的地方便首先開始了移風易俗： 取火之物，向用火石，其色青黑，以鐵片擦之，即有火星射出，與紙吹相引而生火，人家莫不備之；光緒乙未、丙申之際，始改用火柴，俗稱「自來火」，為歐洲輸入品。夜間取光，農家用篝（俗稱油盞），城鎮用陶製燈檠，家稍裕者，則用瓷製或銅錫制者，有婚喪事，則燃燭，光緒中葉後，多燃煤油燈，而燈檠遂歸淘汰。洗面擦身之布，舊時多用土布，有用高麗布者已為特殊，其布仿於高麗，質厚耐久，自毛巾盛行，即下至農家，亦皆用之。洗衣去垢，曩日皆用本地所產皂莢，自歐美肥皂行銷中國後，遂無有用皂莢者。計時之器，僅有日晷儀，用者亦不多，購買外洋鐘錶者尤為稀少，自輪船、火車通行，往來有一定時刻，鐘錶始盛行。箱篋之類，鄉間盛行板箱，中上人家則用皮製者，嫁妝內所備多用朱漆，余則用廣漆；光宣之間，西式提箱仿造於滬地，於是旅客多購用之。(5) （衣服之制）光緒年又漸尚短衣窄袖，至季年，馬褂不過尺四、五寸半，臂不過尺二、三寸，且仿洋裝，制如其體。(6) 租界均有電燈，英界尤多，如星羅棋布然。晚間照耀，無異白晝，頗便行人。近年（光緒三十三年）以來，南市及製造局亦已裝設。……電車，光緒三十三年創行，後又有無軌者。(7) 在生活方式改變的同時，生產內容也漸次發生了變化： 光緒中葉以後，開拓市場，機廠林立，丁男婦女赴廠做工。男工另有種花園、築馬路、做小工、推小車。女工另有做花邊、結髮網、粘紙錠、幫忙工。生計日多，而專事耕織者日見其少矣。(8)至清末民初之際，嘉定東南部「因鄰近租界之故，改藝蔬菜以應供求者尤多」，上海縣則植馬鈴薯，「蓋自爪哇傳來，佐西餐中之肉食」(9)；寶山縣則種洋蔥「以銷售申地，為西餐主要物」(10)。隨之而來的另一種變化是世風人心離古道越來越遠： 婦女貪上海租界傭價之昂，趨之若鶩，甚有棄家者，此又昔之所未見者也……自租界北辟，男以鬻販營生而奢華漸啟，女以紗絲工作而禮教鮮存矣。(11) （聲氣遠播之後）內地婦女之妄想自由，誤用自由者，遂相率至滬，父母丈夫不能阻也。(12) 在這個過程里，正是來自西方的商品改變了中國社會的面貌。它沒有大炮那麼可怕，但比大炮更有力量；它不像思想那麼感染人心，但卻比思想更廣泛地走到每一個人的生活里去。當它改變了人們的生活之後，它同時成了人們生活的一個部分了。舊與新，中與西，於是乎難分難割。在沿海口岸，這種變化較多地包含了19世紀的積累，因此，比較起來，富有傳統色彩和國粹意味的北京社會在歐風美雨沖刷下的變化更直接地說明了20世紀的特點。 1909年，有一個署名「蘭陵憂患生」的人寫過《京華百二竹枝詞》，用詠嘆畫出了《辛丑條約》之後首善之區的社會面面觀。其詠女學生曰： 或坐洋車或步行，不施脂粉最文明。衣裳樸素容幽靜，程度絕高女學生。 其詠報館曰： 報紙於今最有功，能教民智漸開通。眼前報館如林立，不見《中央》有《大同》。（《中央》、《大同》均當時報紙名稱） 其詠刑場曰： 當年棄市任觀刑，今日行刑場築成。新舊兩般都有意，一教警眾一文明。 其詠銀行曰： 但於國計民生便，善法何嫌仿外洋。儲蓄、交通均有益，巍然開設幾銀行。 其詠紙菸曰： 貧富人人抽紙菸，每天至少幾銅元。蘭花潮味香無比，冷落當年萬寶全。 其詠打球房曰： 韓家潭裡好排場，誰說高樓讓外洋。請向報端看廣告，北京初創打球房。 其詠前門外陝西巷飯店曰： 菜羅中外酒隨心，洋式高樓近百尋。門外電燈明似晝，陝西巷深醉瓊林。 其詠馬路曰： 一平馬路真如砥，信步行來趣更奢。眼底耳根兩清靜，從今不見破騾車。 其詠新式衣裳曰： 新式衣裳夸有根，極長極窄太難論。洋人著服圖靈便，幾見纏躬不可蹲。(13) 這種景象不但是一百年前的北京人所不曾看見過的，而且也是首開自強新政的第一代洋務人物所沒有看見過的。在歐風美雨飄打下所呈現出的類似景象決非僅見於上海和北京，這在當時的中國南北帶有較大的普遍性。以服飾為例：1912年6月27日《大公報》在描述天津女子服飾時寫道：「有剪了頭髮穿件長衫戴頂洋帽的，也有禿著頭洋裝的，這是剪髮的一起。不剪的呢，大半不梳辮子啦，有梳在兩旁邊的，梳在後頭的，有知百個式樣。」同年8月20日《時報》刊載的《蘇州之士煞》一文，對蘇州人士的裝束評論說：「綢傘高擎足踏革履之女界學生華麗煞」，「馬鞭高揮自穿之將弁人材氣焰煞」，「草帽高帶口銜雪茄之少年學生時髦煞」。當時，上海已成為全國服飾的中心，巴黎的時新服飾，在三四個月後就會流行於這裡，各地又追蹤上海。即使南京、蘇州、北京也都昂首以瞻。詠嘆者在描述中流露了一種品其味而樂之的意思，紀實之外，更反映了身歷其境的人們已慣見此情此景，而不以新奇為怪。 北洋女子公學師生合影 流行於這一時期的「文明」一詞，以其特有的模糊性和包容性羅括了種種舊俗之外的新事，使外洋飄來的東西在朦朧中減殺了腥膻氣和夾生氣。比之19世紀，「以夷變夏」這個古老而又刺激過許多人神經的命題似乎已經在國人的靈魂和感情中越來越淡化了。 俗與禮相連，在一個久以禮教立國的社會裡，飲食、衣冠、住行都積澱著倫理文化特有的意義。因此，「易俗」雖始於一物一事之微，而風起於青萍之末，不會不撼動聖人製作之意。 光、宣之交，盛行文明結婚，倡於都會商埠，內地亦漸行之。禮堂所備證書（有新郎、新婦、證婚人、介紹人、主婚人姓名），由證婚人宣讀，介紹人（即媒妁）、證婚人、男女賓代表皆有頌詞，亦有由主婚人宣讀訓詞來賓唱文明結婚歌者。」(14)在這種場合，舊式婚禮以繁文縟節賦予男女雙方的「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15)的宗法意義和功利主義已被西方的個體本位意識所替代。於是「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故曰昏（婚）禮者，禮之本也」(16)的禮教命意漸無依傍。清末民初之際，這一類始於變俗而終於變禮的現象是多見的，治風俗史者至有「婚喪失據」之嘆。出現在這個過程里的東西未必全是值得讚美的：「在昔閨中韻事，曰焚香讀書，曰燃脂寫韻，今則悉以吸菸代之。吾人如涉足梨園及遊戲場所，可見粉白黛綠者流，十之七必以紙菸實其櫻唇，恣吸若狂，而昔人之所謂口脂香者，悉變為煙臭矣。」(17)新式的「臭」當然不會比舊式的「香」更好一點兒。但作為那個時候世態的一面，它同樣記錄了禮俗在歐風美雨飄打下的弛跅和剝落。 二、哲學、電影、戲曲、小說 在20世紀初期，歐風美雨對中國人的影響最可觀地表現在哲學思想和文化藝術方面。哲學思想更概括，文化藝術更凝固。因此，這兩個方面的變化適足以說明西學深入中國社會的程度已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時期。 中國學術向以經史子集分門類，本無「哲學」名目，梁啓超亡命海外，初入此道，譯為「智學」。而曾不數年，學界之晚生後學已能侃侃論之了。1903年，有個叫張繼煦的人在《湖北學生界》作《敘論》，說：「西人之學，由虛而漸趨於實。歐洲中世以前，宗教家以其憑空構造之謬論，風靡一世，其腐敗寧有愈於吾之今日。乃哥白尼之天文學出，而學界一變；培根倡格物之說，而學界一變；笛卡爾倡窮理之說，而學界又一變。迨至今日，科學大盛，而宗教幾乎息矣。且其實學之階級，猶有可證者，唯物主義昌則唯心主義微，天然之哲學進而為軌範的科學，人道學派進而為實科學派。」(18)這段話雖然所論僅及皮毛，但它勾畫西方近代哲學思想衍變的扼要輪廓，卻大體是不錯的。 在西方哲學東來的過程中，不同的知識分子選擇過不同的學派和思潮。以譯述《天演論》而得名的嚴復著意的是用英國經驗論旨趣說「名學」，推崇歸納邏輯，多實證精神和理性色彩。而同時的王國維則在理性哲學和唯意志論之間表現了一種「信」與「愛」不能同一的苦惱：「哲學上之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余知真理，而余又愛其謬誤。偉大之形上學，高嚴之倫理學，與純粹之美學，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則寧在知識論上之實證論，倫理學上之快樂論，與美學上之經驗論。知其可信，而不能愛；覺其可愛，而不能信，此二三年中最大之煩悶。」(19)這種矛盾意態雖產生於學理的歧義，但正曲折地反映了那個時候相當數量的中國人更容易接受西方哲學中張揚主觀精神的一面。 《哲學提綱——靈性學》 哲學體現了特定的時代精神，當一個民族處於深重憂患之中的時候，外來的精緻思辨是不容易找到生根之地的。因此，20世紀初期，更多的西方哲學讀物皆由日文轉譯，而人生論、社會論之作遠過於形而上的知識論。蕭一山作《清代通史》，曾感嘆「又陵（嚴復）介紹西洋文化，絕無籠統膚淺之弊，獨惜當時正在東洋留學生之稗販狂潮中，竟未能發生交流之作用，殊可慨矣」(20)。他惋惜「稗販」淹沒上品，嚴復在這個時候所譯的《穆勒名學》、《名學淺說》一類富於理致的作品沒有像《天演論》那樣發生很大影響。然而學術的歷史是由社會的歷史規定的，與「名學」（邏輯）相比，中國社會更需要可以用於為民族尋路的哲學，粗糙的「稗販」，之所以能夠打動人心，其原因蓋在於此。 於是，以借鑑為動機，文藝復興時代以來的西方哲人開始陸續來到中國。幾千年來只知道以孔孟程朱之是非為是非的知識分子們開始知道世界上還有底得婁（狄德羅）、拉柏特里、笛卡兒、盧梭、康德、叔本華及其種種關於人生的學說。1902年，16歲的柳亞子「讀盧梭《民約論》，倡天賦人權之說，雅慕其人，更名曰人權，字亞盧」(21)。而鄒容撰《革命軍》，更寄意於借歐西「諸大哲之微言大義，為起死回生之靈藥，返魄還魂之寶方，金丹換骨，刀圭奏效，法、美文明之胚胎，皆基於是。我祖國今日病矣，死矣，豈不欲食靈藥投寶方而生乎？苟其欲之，則吾請執盧梭諸大哲之寶幡，以招展於我神州土」(22)。 哲學切近事功是近代中國的一種特色。因此，西方哲學思想在化人的同時又會使自己社會化、廣義化，並與政治學說匯融。積流播而成風氣，遂開五四時期各種各樣新思潮的先河。 如果說，哲學思想影響的主要是知識分子群體，那麼文化藝術的變化，則直接影響了三教九流中的芸芸眾生。所謂文化藝術，一種是指電影。《上海研究資料（續集）》記述說： 追溯極原始的電影（幻燈片）在上海最早公映的記錄，乃係一八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及二十三日（清光緒十一年十月十五日及十七日）顏永京氏在格致書院的映演世界集錦；但這是業餘性質的，而且僅偶一為之，所以發生的影響並不大。到了一九〇三年，西班牙人雷瑪斯開始在上海以放映電影為營業，才奠定電影放映事業未來發展的基礎。 電影是一種前所未有的藝術形式。它不同於中國傳統戲曲的虛擬、誇張，具有如歷其境的真實感，能直接刺激人的感官。因此「此項新興的藝術，實能引起極多數人的愛好與欣賞」(23)。其實，藝術的形式和藝術的內容在這裡是不容易分開來的。在中國人能夠自攝電影以前，所謂「愛好與欣賞」，當然包括了觀賞者對影片所呈現域外風物和情趣的感受。 另一種是新式戲劇。新劇最早出現在上海舞台是19世紀的事。以外國僑民為演員而以外國名劇為藍本。出身於顯宦家庭的孫寶瑄在1902年的日記中記載了他當天觀外國劇的感想：「西人之劇，男女合演，其裳服之華潔，景物之奇麗，歌詠舞蹈合律而應節。人問其佳處何在？余曰：無他，雅而已矣。我國梨園，半皆俗樂，西人則不愧為雅奏。」(24)這種嘖嘖稱羨的比較，說明了上流社會對新劇的接受和歡迎。但西方演員或旅華僑民在中國登台演戲畢竟不是那個時候的常態。因此，西劇雖能使人耳目一新，但影響畢竟不大。它真正為人注目而能發生影響則是在20世紀初。那個時候，成批出洋回國的留學生，特別是日本留學生，把國外的戲劇形式帶回中國，加以改編，在一些新式學校里首先演出。「這無非受著西風東漸的影響，因為西洋人把戲劇認作社會教育，有覺世牖民之功，演戲的什九是有知識的大學生。」(25) 引入新劇者的初志並不是為藝術而藝術，但別開生面之後，境界動人眼目，遂為其他劇種所移植，並終於搬上了舞台。其間，一部分熱衷於藉戲劇以警悟世人的知識者和革命者曾在或長或短的時間裡以粉墨為生涯，以當時人演當時事。於是在傳統的「優伶」戲班之外，產生了一種面目不同的新式劇社。他們沒有時俗的江湖氣，而多慷慨激昂的志士情態。1907年到1911年之間，著名的進化團和春陽社先後演出過《秋瑾》、《徐錫麟》、《革命家庭》、《愛國血》、《東亞風雲》、《共和萬歲》、《黃鶴樓》等劇目，皆以反映當時政治情緒為宗旨。與電影相比，新式戲劇一開始就更貼近中國人的時務。(26)這種新劇，在辛亥革命後稱文明戲，後來遂稱話劇。 在新劇發展的過程中，出現了過去所沒有的布景，並影響了舊式舞台的構造。當時人描寫十六鋪新舞台曰：「台屋構造，半武歐西。有三重樓，可坐數千人。皆繞台作半圓式，台形亦如半月。未開演時，亦垂以幕。」(27)其描述詳盡正反映了一種由衷的新鮮感。慣見茶園與戲院合一，以嘈雜喧鬧為樂的中國人，一旦置身其間，其情趣當然大不一樣。這種明顯的比照，對於舊式戲劇是一種衝擊和刺激，由此促發了傳統戲劇的改良。上海先得風氣，舊劇多效法機關布景，與北地氣派漸異，「海派」一詞於是乎出。 在電影和新劇出現的同時，小說也開始脫出了舊軌。魯迅曾說： 光緒庚子（1900年）後，譴責小說之出特盛。蓋嘉慶以來，雖屢平內亂（白蓮教、太平天國、捻、回），亦屢挫於外敵（英、法、日本），細民暗昧，尚啜茗聽平逆武功，有識者則已翻然思改革，憑敵愾之心，呼維新與愛國，而於「富強」尤致意焉。戊戌變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歲而義和團之變，群乃知政府不足與圖治，頓有掊擊之意矣。其在小說，則揭發伏藏，顯其弊惡，而於時政，嚴加糾彈，或更擴充，並及風俗。(28) 一時說部群出，《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老殘遊記》、《孽海花》尤為狀寫社會百態而能道其形相者。「小說家者流，自昔未嘗為重於國也」(29)，而一變為以譴責社會為能事，這不僅是文人習氣的變化，而且是時代觀念的變化。1898年，梁啓超說：「在昔歐洲各國變革之始，其魁儒碩學，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經歷，及胸中所懷政治之議論，一寄之於小說。於是彼中綴學之子，黌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儈、而民氓、而工匠、而車夫馬卒、而婦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書出而全國之議論為之一變。」他稱這種小說為「政治小說」，並熱心呼喚它們在中國出現。(30)其言不無過夸，然而以西方政治小說與中國譴責小說相比，兩者命意確乎有相同的一面。如果說這還只能算是兩者間>接的中西感應，那麼林紓「耳受而手追之」，以古文義法譯歐美小說「一百五十種，都一千二百萬言」(31)，則通過悲歡離合的故事，直接搬來了西方的家庭倫理，人情民性和喜怒哀樂。在出現過詆洋為鬼和奉洋若神心理的中國，這些東西無疑會使西方人因之而減去許多「鬼」氣和「神」氣。其移人觀感於無形，比之百千論說更有影響。翻譯小說作為文學藝術的一種形式，正是發始於這個時候的。雖然林紓本人不過是一個半瓶子的新派，但後來從事新文化運動的一輩人卻多半受過林譯小說的薰陶。(32)所以，胡適後來論中國文學五十年之間的變遷，稱林紓為「介紹西洋近世文學的第一人」。 林紓 此外，詩歌、繪畫都在歐風美雨中發生了新舊嬗變。藝術形式的變化是社會變化的一面，它以特定的視角反映民族心理的變化和民間情趣的變化。 三、複雜的社會心態 20世紀初期的中國社會的變化，既有和風化雨之中的自覺吸收，也有風雨交作下被迫的吞咽。以「風雨」指物，本來包含著多重內容，因此，那個時代的中國人對於歐風美雨有著一種十分複雜而且矛盾的心理。對這種心理剖而論之，大體可以分析出三層意思： （一）緊迫與憂慮交集。20世紀初年，秋瑾預為「光復軍起義」作檄文，切言「歐風美雨咄咄逼人」(33)，有時不我待之慨。同一時期，陳天華在《警世鐘》里所說的「帝國主義何其雄，歐風美雨馳而東」；高天梅在《路亡國亡歌》里所說的「諸君知否，歐風美雨橫渡太平洋，帝國侵略主義其勢日擴張」(34)，都抒發了相同的感受。這一類言辭出自具有革命思想的人之口，意在警悟世人，喚起覺醒。它們表達了緊迫與憂慮交集，然而又不乏民族自強的信心。這些人目睹歐風美雨的馳逼，但他們立論，並不就風雨而論風雨，推其禍始，莫不指矢於滿族人的君權。「彼國儻來之物，初何愛於我輩？所何堪者，我父老子弟耳，生於斯，居於斯，聚族而安處，一旦者瓜分實見，彼即退處藩服之列，固猶勝始起遊牧之族。」(35)因此，歐風美雨壓力下所產生的首先不是排外情緒而是反滿意識。民族矛盾催化了民族革命。 《國粹學報》 （二）悲愴和恐懼。以主編《國粹學報》而在當時的輿論界標張一幟的鄧實強調的是「歐風美雨，馳卷中原，陸沉矣，邱墟矣，亡無日矣」(36)。他憤憾於故家舊物在風雨中的淪亡。與之同調的還有《江蘇》第七期的一篇文章：「歐風吹汝屋，美雨襲汝房，汝家族其安在哉！」這些言辭表達了痛哭流涕的悲愴感情和亡國滅種的恐懼心理。它們反映了《辛丑條約》之後的民族危機，從而反映了一部分知識分子對歐風美雨中包攝的腥風血雨的抵抗。這一類感情，常常使他們的愛國主義表現出歸復舊物的傾向。於是，在歐風美雨的侵襲中產生了「國粹」一詞：「國粹者，一國精神之所寄也。其為學，本之歷史，因乎政俗，齊乎人心之所同，而實為立國之根本源泉也。是故國粹存則其國存，國粹亡則其國亡。」(37)這些人並不是舊日的頑固黨，但他們卻把民族復興的希望更多地寄託於「古學」的復興：「學者乎！夢夢我思之，泰山之麓，河洛之濱，大江以南，五嶺以北，如有一二書生，好學信古，抱殘守缺，傷小雅之盡廢，哀風雨於雞鳴，以保我祖宗舊有之聲名之物，而復我三千年史氏之光榮者乎，則安見歐洲古學復興於十五世紀，而亞洲古學不復興於二十世紀也。」(38)國粹會使人具有強烈的種族意識。他們中不少人因種族意識而傾向反滿革命，也因種族意識而藐視所謂「醉心歐化」者。 唐群英 （三）在歐風美雨中創造中國的近代文明。寧調元說「十年前是一重囚，也逐歐風唱自由」(39)；唐群英說「文明未播中原種，美雨歐風只自嗟」(40)。這些言辭表達的不是恐懼，甚至不是憂慮。由「重囚」到「唱自由」，謳歌了歐風美雨的思想解放作用；因文明未到中原而「自嗟」，流露了欲得未得的嚮往和惋惜；自勵於「歐風美雨造英雄」則表現了那個時代的志士有心追躡歐美的懷抱。它們反映了一部分中國知識分子對歐風美雨中近代文明的歡迎。這些人與堅守國粹的人們有著同樣多的民族主義感情，但他們同時又貼近和感應了世界潮流。兩者的同一，使他們把民族的振興寄託於民族的近代化。 這三個方面的意思富有代表性地抉出了歐風美雨中包含的不同內容，並顯示了那一代愛國者憂國憂民的情感和心懷。三者各有宗旨，但都是語重心長有感而發的。其中，就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方向來說，最積極而有意義的是最後一種。古老的中國在近代百年能曲折而持續地前進，正是最後一種心態見諸行動的結果。時代把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同歐風美雨融於同一個過程。因此，腥風血雨與和風化雨留下的痕跡都已經成為我們民族近代歷史的一部分了。 【注釋】 (1)[澳]駱惠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上），216頁。 (2)《中國滅亡論》，見張枬等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1卷，上冊，80頁。 (3)梁啓超：《奉酬星洲寓公見懷一首次原韻》，見《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9頁，上海，中華書局，1936。 (4)《報關業公所落成記碑》，見上海博物館圖書資料室編：《上海碑刻資料選輯》，413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5)《嘉定縣續志》，卷5，風土誌，引自《近代上海地區方誌經濟史料選輯》，343～344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6)《重輯張堰志》，卷1，區域志，同上書，331頁。 (7)《上海鄉土志》，第146課，電燈；《上海小志》，卷3，交通，同上書，335頁。 (8)《法華鄉志》，卷2，風俗，同上書，336頁。 (9)《真如志》卷8，禮俗志；《上海縣續志》卷8，物產；引自《近代上海地區方誌經濟史料選輯》，37頁。 (10)參見《寶山縣續志》卷6，實業志，同上書，38～39頁。 (11)《青浦縣鄉土志》，卷29，風俗；《彭浦里志》卷1，疆域志上，風俗；同上書，336頁。 (12)馬建忠：《適可齋記言》，北京，中華書局，1960。 (13)路工編選：《清代北京竹枝詞（十三種）》，119～129頁，北京，北京出版社，1962。 (14)徐珂編撰：《清稗類鈔》，第5冊，1987頁，北京，中華書局，1984。 (15)《禮記·昏義第四十四》。 (16)《禮記·昏義第四十四》。 (17)胡樸安：《中華全國風俗志》，下篇卷3，213頁，上海，上海書店，1986。 (18)張繼煦：《敘論》，載《湖北學生界》第1期。 (19)王國維：《靜安文集·自序二》。 (20)蕭一山：《清代通史》，第4冊，2031頁。 (21)《柳亞子文集》之《自傳·年譜·日記》，8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22)鄒容：《革命軍》，見張枬等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1卷，下冊，653頁。 (23)上海通社編：《上海研究資料（續集）》，533、532頁，上海，上海書店，1984。 (24)孫寶瑄：《忘山廬日記》，上冊，469頁。 (25)錢化佛述，鄭逸梅撰：《三十年來之上海》，15頁，上海，學者書店，1947。 (26)參見上海文化出版社編：《上海掌故》，21～23頁，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2。 (27)孫寶瑄：《忘山廬日記》，下冊，1263頁。 (28)《中國小說史略》，見《魯迅全集》，第8集，239頁。 (29)阿英：《晚清文學叢鈔·小說戲曲研究卷》，19頁，北京，中華書局，1960。 (30)參見上書，14頁。 (31)參見錢基博：《中國現代文學史》，189頁。 (32)參見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101頁，北平，人文書店，1932。 (33)秋瑾：《光復軍起義檄稿》，見《秋瑾集》，21頁。 (34)丁守和主編：《辛亥革命時期期刊介紹》（5），112頁。 (35)《光復軍起義檄稿》，見《秋瑾集》，21頁。 (36)鄧實：《中國地方自治制論》，載《政藝通報》1904-03。 (37)許守微：《論國粹無阻於歐化》，見張枬等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2卷，上冊，52頁。 (38)鄧實：《古學復興論》，同上書，60頁。 (39)寧調元：《感懷詩》，見《近代詩選》，465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 (40)唐群英：《絕句八首》，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湖南文史資料選輯》，第15輯，160頁，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