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 · 第六章　十二年之後

1844年簽訂的中美《望廈條約》第三十四款規定：「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貿易及海面各款恐不無稍有變通之處，應俟十二年後，兩國派員公平酌辦。」(1)（同年簽訂的中法《黃埔條約》第三十五款也有大致相同的規定。）那個時候，正炮聲初息，王朝中人驚魂甫定，與剛剛結束的一番遭遇相比，12年之後的事是很渺茫的，正竊喜於「萬年和約」換來的太平，紫禁城景物依舊，他們還不可能體會到自己輕易接受的改約一條，包含著極其沉重的分量和無窮無盡的麻煩。但是，無知從來不是一種護符。他們的不認真面對著西方人的認真，他們的倨守反襯出西方人的進逼。由此引出的交涉終於發展為侵略和反侵略的武裝衝突，隨之而來的，是近代中國第二次民族戰爭。 一、「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 從1853年起，英國就已經開始醞釀修約。其基本要求是：（一）「爭取廣泛地進入中華帝國的整個內地，以及沿海各城：如這一點作不到」，則「爭取揚子江的自由航行，並進入沿江兩岸直到南京為止（包括南京在內）的各城以及浙江省沿海人煙稠密的各大城」。（二）「爭取英國國主得有一位代表長久而光明正大地駐節在北京朝廷：如果這一點爭取不到」，則「規定女王陛下的代表和中國政府樞要間的習常公文往來，並充分保證公文的傳遞不受地方官憲的阻截」。「規定在女王陛下的代表與該代表臨時駐在省份的巡撫之間，得應任何一方面的請求而隨時會晤。」「規定在行將締結的條約的措辭中，一切疑點都應參照英文本解決，並且僅以英文本為準。」此外，還有鴉片貿易解禁，廢除內地子口稅，以及制定華工移民管理辦法等等項目。(2)英國是修約的最熱心者。但中英之間既有的三個條約里並無12年後修約的內容。它所引為依據的是《虎門條約》之一：「設將來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國，亦應准英人一體均沾。」問題在於，英國人所要求的「新恩」並無一國已經沾及，他們不是「一體均沾」，而是率先索取。所以，這是不成為依據的依據。 包令 1854年，英國新任公使包令（John Bowring）銜命赴任，他同美國公使麥蓮（Robert Miligan Mclane）、法國公使布爾布隆（Alphonse de Bourboulon）一起，把西方人的新要求提到了中國人面前。他們的第一個對手是以欽差大臣身份主持夷務的兩廣總督葉名琛。但葉名琛不願意同西方人打交道(3)，「凡遇中外交涉事，馭外人尤嚴，每接文書，輒略書數字答之，或竟不答。顧其術僅止於此，既不屑講交鄰之道，與通商諸國聯絡；又未嘗默審諸國情勢之向背虛實強弱，而謀所以應之」(4)。他的深閉固拒使他成為一個見不到面的對手。於是，三國使者聯袂北上，次第到達福州、上海、天津（大沽）。他們那些夾雜著威脅之詞的陳說經沿海大吏桂良、怡良、吉爾杭阿、王懿德的先後馳奏而上達「天聽」，放到了咸豐的面前。(5)咸豐是一個年輕的皇帝，但他的反應卻體現了古老社會對付夷狄的本能。他在上諭中布置的對策是：據理開導，以「絕其覬覦之心」，「逐層指駁，以杜其無厭之求」(6)。同時重申了只准常駐廣州的欽差大臣一人辦理夷務的天朝體制。他稱這種意思為「羈縻」。但羈縻本身又包含著自相矛盾的兩面：「該夷狡詐成性，遇事生風，固不可過於峻拒，激成事端，亦豈可一味通融，授之以柄？」(7)在這裡，害怕衝突的心理和抵拒西人的願望同樣明顯。中外交涉因之而成為一種沒有結果的事。咸豐所指望的是根據中國封建主義之理，以遏制西方資本主義的貪求進取之勢。這種手段，仍然是道光在鴉片戰爭之前用過的手段。它說明，同老子相比，兒子並沒有長進。於是，從廣州北上的西方人，又被天朝體制帶回了廣州，帶到了葉名琛那裡。葉名琛無疑是中國舊傳統培育出來的優秀人才：26歲的進士，38歲的巡撫，43歲的總督，46歲的相國。翰林清望，仕途騰達，其名位之驟來速至，在有清一代是少見的。因為如此，他志銳氣盛而不知世事之多艱多難，也因為如此，作為當時中國主管對外事務的最高官員，他會非常自然地帶著舊傳統的全部慣性去對付一個他並不熟悉的對手。就事情的實質來說，這個對手恰恰是另一個時代和另一個世界的代表。在這裡，歷史仿佛重現了鴉片戰爭時期中西對立的內容和態勢。所不同的是：林則徐曾以「師夷之長技」的氣魄為中國社會打開一個看世界的窗口，而葉名琛是懷著對夷人的極度蔑視把這個窗口關上了。在激烈的中西民族衝突面前，其「雪大恥，尊國體」之心是與林則徐相近的。但林則徐因開眼看世界而歷史地成為從中世紀向近代跨出一步的人，而葉名琛則身與心貼連著中世紀，在抵夷的同時守衛了落後。這一差別導致了19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兩個不同人物的種種差別。 葉名琛 （一）自信變成了虛驕。西方提出改約，所爭的是侵略權益，但葉名琛所關注的首先是華夷之間的禮儀即體面。「其馭外驕倨之態，數倍於（徐）廣縉。先是廣縉雖不許外國使領到城內督署晤見，而本人時常紆尊至城外見之，即遠蒞虎門亦不辭，而名琛直不見。」(8)包令要求會見欽差大臣，作為回答，葉名琛提出在「一個河邊的倉庫」里接見英國公使。(9)在他手裡，外交上制服夷人的取勝之道不在於面對面的抗爭折衝以衛護實利和主權，而在於從精神上施以貶抑和折辱，是以「憾之者不獨英人，如法如美，同深忿恚」(10)。貶抑和折辱，當然包含了鴉片戰爭之後中國民族對侵略者的憤恨和抵拒，但其中更多來自傳統夷夏之見的意氣和成見。這種意氣和成見使他面對著近代的外交對手卻不可能產生近代的外交意識。攘夷之志因此而變為一種虛驕。 （二）強硬變成了懵懂。1856年10月，英國在久爭入城而不得之後，借「亞羅」號一事發為咆哮，用大炮轟擊廣州。(11)其時，葉名琛正在校場「閱武闈馬箭」。方炮聲東來之際，「文武相顧愕眙」，葉名琛獨能巋然不動。兩天後，西人「駕炮注擊總督署，司道冒煙進見，請避居，葉相手一卷書危坐，笑而遣之」(12)。應當說，其氣概之豪邁自雄，並不是當時中國所有官場中的人們都能夠做到的。比之後來柏貴與占領軍合作而受人鄙視，葉名琛無疑更想顯示傳統的英雄主義。這種英雄主義在兩千年歷史中留下過耀眼的光彩，並永遠值得後人崇敬。但是，在葉名琛身上，這種英雄主義氣概的背景卻是中國馬箭與西洋火炮之間驚心動魄的歷史差距。以馬箭傲火炮，在強硬的同時又表現了劇變時代里充滿悲愴意味的懵懂和滑稽。其心可哀，其事則不足為訓。 （三）鎮靜變成了自欺。1857年12月，英法聯軍集結廣州，再度攻城。時人謂葉名琛「以淵默鎮靜為主，毫無布置」(13)。這種鎮靜，不是慌亂的反義詞，不是每臨大事有靜氣，而是「不戰、不和、不守」。迨至戰事正急，「將軍巡撫司道進見，商戰守策，而葉相澹若無事然」(14)。在傳統的中國，理性和非理性常常會並存於一個人的身上。「先是葉相之父志詵喜扶乩，葉相為建長春仙館居之，祠呂洞賓、李太白二仙，一切軍機進止咸取決焉。」於是，在最需要理性的時候，葉名琛卻以乩語為指南：「僚屬見寇勢日迫，請調兵設防，不許；請召集團練，又不許。眾固請，葉相曰：『姑待之，過十五日，必無事矣。』乃乩語也。」但是非理性的東西終究不能成為致勝之道，兩天之後廣州即被占領，包括葉名琛在內的城中全部天朝官吏都成為俘虜。薛福成記述了那個時候的輿論說：「強寇豈可以空言應哉，己則無備，輒謂人窮蹙。譬猶延頸受暴客白刃，尚告人曰，彼懼犯法，窮蹙甚矣。自欺如此，禍其可紓乎！」(15) 葉名琛生涯的最後一部分似乎是在矛盾中度過的。一方面，他在身敗名裂之後，仍然只能從往日的歷史傳統中去尋找支撐的精神力量，自況蘇武：「向戍何必求免死，蘇卿無恙勸加餐。」另一方面，由於囚禁在域外的加爾各答，他能天天接觸到來自外國報紙的種種信息，這給了他過去所沒有的了解西方的機會。見識稍多之後，因之而有某種思想變化，「現在我明白了，這比我以前從香港了解到的要清楚得多，那時我根本不懂。」(16)對於一個像葉名琛那樣「性木強」的人來說，承認這一點是不容易的，但這種認識已經無補於他親手鑄成的誤身誤國的歷史錯誤了。在中國歷史上，葉名琛是一個久被非議的人物。但葉名琛的悲劇是一種時代的悲劇。正因為這樣，他的遭遇，曾長久地成為當時和後來很多士人議論與思考的題目，他們在議論與思考中咀嚼，並由此而反思。同治年間，曾國藩在家書中說「久作達官，深慮蹈葉相末路之愆」。他的「深慮」，不僅僅表達了為宦途作計之想，其中還有著從傳統馭夷之道戰戰兢兢地走出來的心態。 入侵廣州的法國士兵 二、「庚申之變」 次年春季，美法聯軍北上攻陷大沽，兵臨天津。中國政府被迫同英、法、美、俄四國分別簽訂了《天津條約》。1859年，戰事因換約再起。第二年，聯軍侵入北京。在更加苛刻的條件下，中國同英、法、俄三國又分別簽訂了《北京條約》。這7個條約構成了第二批不平等條約。這是一個屢戰與屢和交錯的過程。屢戰與屢和，既反映了西方人侵逼煎迫的強韌無情，也反映了中國君臣的彷徨與顢頇。1858年（咸豐八年）御史陳慶松曾不無尖刻地指出過這種對比：「向來辦理夷務，本未通盤籌劃。不過來到天津，支應回廣東去，而廣東亦不過搪塞了事，故事終不了。夷人機警，窺破此情，故於我全用劫法。不獨葉名琛系被劫去，近日撫局亦系劫成。」(17) 中英《天津條約》簽訂情形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保存了當日中西交涉的舊案，從中揆度咸豐的心事，可以看出他所最捨不得丟掉的東西是中國帝王在百夷面前的固有顏面。《天津條約》簽訂以後，西人南返，津沽危局甫緩，大學士桂良、尚書花沙納已奉派躡蹤而至上海，與西人再開談判，期於以免除關稅為代價，換取彼族放棄公使駐京、江路通商、內地遊歷和歸還廣東省城。在折衝甚苦之際，上諭迭至，辭氣憤厲：「桂良等迭次陳奏辦理情形，其經剴切訓示，總以阻其進京，停其江路通商，並將遊行內地罷議，及早歸還廣東省城四事為最要。桂良等果肯竭力轉圜，何至徘徊兩月有餘，又復奏請訓示？前次准將欽差（西方使節——引者）移至上海，原為阻其進京及赴天津之計，若仍准其隨時進京，則進京之後，如何驅遣？豈不與駐京無異？又何必改欽差移上海，且何必派桂良等前往挽回耶？總之，進京一節，萬不能允，內江通商，必須消弭；其餘兩事，亦當設法妥辦。」(18)其所謂「剴切訓示」的四項，本都關乎中國主權，但咸豐之力與相爭，其意蓋在保全華夷之間的藩籬和溝壑，尤在避免中國君主與西方人的直面相對。他害怕這種直面相對會掃盡天朝的禮文和成憲，因此寧肯捨棄關稅之利，後來的歷史學家孟森說：「外使之來，苟非崩角稽首，而與為姑容，其恥甚於亡國。寧以社稷為殉，不使夷虜蹤跡相浼。得正而斃，雖敗猶榮。此當時之輿論然也。」又說：「若使當時桂良遵旨請求，進口貨且不能收稅，洋人重利，其於駐使一層，必可暫緩留作後圖，而洋貨之灌輸，海關之不必設，中國又成何世界？此皆一回首而令人撟舌者。」(19)其評論可謂能中肯綮。這種心理導致了1859年僧格林沁對入京換約的西方人憤然而且懵然的一擊。於是由《天津條約》止息的武裝衝突重新發展為更激烈的民族戰爭，直到咸豐「車駕北狩」，圓明園在烈火中化為廢墟。 被英法聯軍焚毀後的圓明園 如果說鴉片戰爭的震撼主要衝擊了沿海地區的話，那麼連頭帶尾持續四年之久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則把沉重的震撼帶到了中國社會的中樞。它發端於廣東一隅而最終進入華北，使上國帝京一時成為夷狄世界，夷夏之大防因之而完全崩潰。一個目睹了事變場面的京官記敘說：西人自入安定門之後，「立時恃悍登城，猱升望杆，懸起彼國五色旗幟，盡逐我城上防兵，將我大小炮位，掀落城下，納諸溝中」，另設夷炮四十六尊，炮口皆指南向。「北面城垣，東西長十里，盡被占踞，支搭帳房數百座，城門聽其啟閉，反禁止中國人不得出入，唯巴（夏禮）酋號令是聽而已。」當和議未成之際，「群醜罔知顧忌，性且畏寒，城上不耐棲止，擅入人家住宿」，城北居人，因受辱而紛紛南遷，街市累見扶老攜幼，背負袱被，倉皇逃難之群。而王公大臣漢官富戶之未及遷徙者則多「門首摘去科第匾額、官衙門封」以自晦匿。在戰勝者對於戰敗者的軍事統治之下，華夷舊序已經完全顛倒過來了：「日前崇文門外三轉橋地方，有一傻子，立於門前，見夷人經過，拍手大笑曰：『鬼子來也。』夷眾立將此傻子毒毆，傷重垂斃，復入其家，舉室盡被毆傷，毀壞什物。」在這種局面之下，昔日京華景象正如洪水過地，蕩然無存。敘其事者辛酸地說：「夜敲夷鼓，通宵達旦，枕上聞聲，魂夢為之不安。」國破山河在，追撫舊時舊事，其感觸無疑會刻骨銘心。富有意味的是，當他描述額爾金坐著「金頂黃絆綠帷八抬轎」到禮部換約一幕時，其筆調由沉痛而轉為明顯的憤怒。西方人這樣做，是存心踐踏外夷入京只能坐車不能乘轎的舊章，以此勒取與中國政府交往的平等，但在中國士人眼中，這種踐踏包含著比燒殺搶掠更多的難堪：「伊在英國，只一伯爵耳，乃敢僭越狂妄至此。」比照歷史，往往喚起更多的苦澀：「海國作亂，自古無聞，明時有倭寇之警，亦未嘗連衡諸海國，直犯神州赤縣也。」(20)然而沉痛和憤怒都不能抑制西方人用大炮取得的權利。 英法聯軍在天津的駐地 經歷了英法聯軍之役以後，士大夫們痛苦地名之曰：「庚申之變」。與之相比，記敘前一次鴉片戰爭的作品不過稱為《道光洋艘征撫記》。「車駕北狩」和聯軍入京的震擊產生於華北，其脈波卻傳到了很遠的地方。1860年，正同太平天國相持於東南的曾國藩「接恭親王咨文，敬悉鑾輿已出巡熱河，（夷）氛逼近京城僅二十里，為之悲泣，不知所以為計」(21)。「不知所以為計」正是重擊下的一種茫然失措。這樣的心態，在當日士人群體中是極富典型色彩的。名者實之賓，「庚申之變」這個名稱本身就說明，中國社會中的人們已經體會到有一種不受歡迎，但又無法拒卻的變化正在發生。儘管在開始的時候，這種意識還朦朧地羼雜著種種臆測和附會，但比起鴉片戰爭之後十幾年中渾渾噩噩的天朝舊夢來，終究是另一番境界了。 三、地主階級的分化 奕 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和戰爭結束之後，居中央樞要之地的奕、文祥、桂良為了談判而同侵略者交往；握東南軍政重權的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則在鎮壓太平天國的過程中與溯江而上的西方人相遇。這兩部分人是那個時候地主階級當權派中最早同資本主義打交道的人。在今日被稱為洋務派首領的曾國藩和奕，本來並不樂於此道。他們與官僚士大夫群中的其他人一樣鄙夷西方人，並相信天朝的撻伐可以驅趕逆夷。但民族戰爭失敗以後，在被迫與西方人周旋交際的過程中，他們漸從對手的身上感觸到另一個世界的一部分；獲得了中國傳統歷史經驗中所沒有的新知識，思想因之而發生變化。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曾國藩在家書和日記中多次痛詈英夷「性同犬羊」。對於一個沒有目見過西方人的士大夫來說，這種罵詞，一半來自歷史，一半來自途說。然而第二次鴉片戰爭後，他由閱歷和觀察，卻頗知西人亦有「素重信義」的一面。這並沒有消解他對西方人的疑慮和制夷意識，然而其見識卻因此而明達地近乎事理了。在當時的中國人當中，明乎中西事理的人並不多，這樣，他們與恪守傳統的頑固派之間就不能不出現區別和分歧。於是而產生了中國最早的洋務派。洋務派的出現，標示了中國地主階級開始真正意義上的分化。在兩千年的歷史上，中國曾不止一次地出現過地主階級改革派。他們務實濟世的努力因多少有利於當時的社會而受到後代歷史學家的稱道。但歸根到底，地主階級改革派是傳統之內的改革派，他們的改革體現了傳統社會的自我復興和振興，然而復興並不能打破舊有的循環。與之相比，洋務派卻具有不同的意義。由於時代的逼迫和造就，他們的改革主張，常常已經別具面目了。就其主觀動機而言，他們未必有心打破舊軌，但他們的主張卻歷史地包含著逸出舊軌的趨向。因此，洋務派的產生，意味著凝固的硬殼綻開了前所未有的裂痕，以此為起點，幾千年來的封建地主階級開始分化了。 作為「庚申之變」的結果，《北京條約》當然帶有明顯的民族恥辱的印記。因此，簽訂條約的奕、文祥常常被後來的歷史學家追究罪責，而施以口誅筆伐。的確，作為身負外交責任的主持「撫局」者，他們有對外妥協退讓的一面。這已經成為歷史的一部分，不可洗刷，也無須洗刷。但是，他們是民族戰爭失敗一方的代表，而戰爭本身已為外交劃出了定局。雖然如此，許多人還是喜歡寬容戰敗的軍人而苛責簽署和約的文官。尤甚者則因之而推論奕、文祥一輩為甘心賣國。在這種推論下，歷史就像是一鍋混煮的粥了。人們曾經反覆提起奕、文祥把「發捻交乘」比作心腹之害，把俄國比作肘腋之患，把英國比作肢體之患，並以這三句話來概括他們的全部思想。然而，在這三個比喻之前，還有一句含義深邃的話卻常被忘記：「古人有言：『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事。』洵不易之論也。」(22)權宜和實事也是比喻，但意思卻不大相同。其中有著顯而易見的抵洋自衛之志。言情言理，這種思想更能體現他們作為地主階級當權派的本來感情。這是他們思想中的另一面，不妥協的一面。正因為不妥協，所以才有造船造炮、富國強兵的種種議論和行動。這些議論和行動，雖然久已被概括為「洋務運動」，但當時的人們卻是以「自強」命名的，在「自強」的詞義中正隱伏著中國對西方的民族抗爭。因此，在奕和文祥那裡，妥協和不妥協是同時存在的。這種矛盾反映了資本主義壓迫之下封建傳統中的人們在分化過程中的彷徨。離開辯證思維和歷史主義是難以解釋它的本來意義的。比起那班仍然沉湎於「花月正春風」的舊式士大夫來，彷徨畢竟表現了新舊之間的一種探索。它可能孕育著歷史的進步。 近代百年，中國社會處中西折衝之局的人們中有三種不同類型。一是文祥那樣的人。《清史稿·文祥傳》中保存了他的一段話：「說者謂各國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國中偶有動作，必由其國主付上議院議之，所謂謀及卿士也；付下議院議之，所謂謀及庶人也。議之可行則行，否則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後決然行之。」由此得出的結論是：「中國天澤分嚴，外國上議院、下議院之設，勢有難行，而義可採取。」(23)「勢有難行」是對現實的感慨，而「義可採取」則是對來者的期望。雖說議院之議已超出了船堅炮利的範圍，但其中同樣包含著師夷以制夷的用心。在當時，比較中西，改革舊物而能達到這樣的眼光和見識是不容易的。他是一個滿人，而且可以歸入權貴一類，比起早期改良派們以在野的知識分子作自由議論，他的言論無疑會面對更多的忌諱和束縛。因此，就這一方面來說，文祥表現了更多的勇氣。二是耆英那樣以苟且辦國事的人。鴉片戰爭之後，他一度主持過中國的外交大局（《南京條約》的中國首席代表，戰後的兩廣總督，並以欽差大臣管夷務），而他所倚為能事的，卻是滑頭主義的敷衍應付。他曾非常起勁地試圖同璞鼎查（Henry Pottinger）建立起一種親密的私人關係，並不惜以天朝大吏的身份認夷人為義子。在這種出格舉動的背後，包藏著他力圖以融洽的私人交誼消弭中西衝突的官場技術。但他並沒有真正認識西方人，在給皇帝的疏奏中，他對夷人的醜詆、貶斥和蔑視又不稍容情。然而，靠滑頭而成中外交涉之事者古來未有。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耆英被咸豐起用，赴天津參與談判。正當他滿懷希望地與英人重敘舊誼時，李泰國用繳獲的文件和疏奏粗暴地揭穿了他的虛偽。西方人的惡作劇使耆英黔驢技窮了，其外交和性命都因此而走到了盡頭。三是徐廣縉、葉名琛那樣以頑固為倔強的死硬派。他們同西方人的抗持，更多表現了傳統觀念派生出來的情緒。這種情緒未必沒有伸張正義的民族合理性，但當情緒遮沒事理之後，就會變成盲目，而盲目總是導致中國在劣境中備受勒逼。這三類人中，能夠順乎時序而為中國謀利的，應當是文祥這樣的人。而三者的並存，則明白地顯現了中國地主階級古來未有的一種格局。 耆英 四、革新思潮的萌發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增開了11個口岸：天津、牛莊（後改營口）、登州（後改煙臺）、台南、淡水、潮州（後改汕頭）、瓊州、鎮江、南京、九江、漢口。西方資本主義勢力因此而開始進入長江流域和華北。這是條約帶來的直接變化。另一重變化是出現了中心口岸。鴉片戰爭後，對外貿易的中心由廣州逐漸移到上海。但對外政治中心仍是欽差大臣所在的廣州。這種經濟和政治的脫節體現了王朝的限制和夷人的反限制。第二次鴉片戰爭後，由於南洋通商大臣的設立，上海作為口岸的中心重新達到了經濟和政治兩個方面某種程度的統一。在華北，北洋大臣所在的天津成為口岸的另一個中心。比之南方，它更多一點兒外交色彩。除此之外，口岸的增多帶來了租界的增多。而貿易、傳教、航運、居留，隨西方人深入內地和華洋雜處之局的形成，在民族戰爭停止之後，是此起彼伏的民眾與洋人的衝突。這種情況在鴉片戰爭之後開始，而到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則日見明顯。 漢口英租界 與此同時，某些腐舊而且僵固的封建傳統觀念被迫發生變化。這一點主要體現於辨「夷」「洋」。用「夷」來泛稱華夏以外一切外族的人和事，從孔夫子以來，在中國已有幾千年的歷史了。夷與夏（或華）相對待，在區分民族地域的同時又劃出了文化上的高低。千百年來，國人熟悉而且慣用的這個稱呼在近代中西之間劃了一道深深的禮儀、文化和心理不平等之溝。英國人早在19世紀30年代就明白了「夷」字的涵義，並敏感地表現出強烈的不滿。但他們的詰問和抗議在中國人的眼中算不得一回事。鴉片戰爭後十幾年間，民間指稱和公文用語中「夷人」、「夷酋」、「夷船」、「夷語」每每可見可聞。一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由《天津條約》作了明白規定，「嗣後各式公文，無論京外，內敘英國官民，自不得提書夷字」，「夷」的使用自此受到了限制。這是洋與夷替代的交接點。這一替代反映了中國傳統觀念的重大變化。這種變化雖然是被逼迫的結果，但卻包含著合理的成分。因為它意味著從華夷秩序走向世界民族之林的一步。但對親身經歷這種變化的那一代人來說，卻不啻是一種精神上的劇痛。廣東在籍侍郎羅惇衍特地在奏疏中申說當地「人心憤夷已極，而地方官自夷人入城以來，每諱言夷務，甚至文移公牘，稱夷務為洋務，又稱為外國事件，不敢斥言夷字」(24)。他顯然把稱謂的變化等同於媚外行徑了。這種心理，表現了社會觀念嬗移之際的歷史慣性。與羅惇衍固執舊稱的態度相比，太平天國的干王洪仁玕則表現了明理通變的氣概。他在《資政新篇》中說：「凡於往來言語文書，可稱照會交好、通和、親愛等意，其餘萬方來朝、四夷賓服及夷狄戎蠻鬼子一切輕污之字，皆不必說也。蓋輕污字樣是口角取勝之事，不是經綸實際。」(25)羅惇衍與洪仁玕的不同，折射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兩個不同側面，其中無疑有著許多可以深思的東西。過去，我們常常強調西方侵略者對我們不平等，但同時又把中國封建主義以夏傲夷的不平等置於視野之外。這多少是可以理解的，因為論題本身會喚起民族感情。然而，以夏傲夷的不平等，畢竟不能同義於反侵略的抗爭。西方資本主義的不平等與中國封建主義的不平等之間有著時代的差距，所以，帶來了不平等條約的西方人卻又向中國要求平等。對於中國人來說，這是一種歷史的鞭笞。半是勢的壓力，半是理的悟通，兩者作用之下官場文牘和私人著述中由夷到洋的詞彙變換，反映了西人西事在中國的升值。雖然那個時代的人們對此有自願和不自願兩種感情，但這種變化發生之後已無可逆轉。從夷務到洋務再到後來的外交事務，記錄了中西交往刺激下中國人世界觀念發展的脈絡。這個過程是漫長的，每走一步都滯重而且艱難。 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出現了一些反映初步革新思想的議論和著作。其一，是洪仁玕的《資政新篇》。這是當時最完整的資本主義革新綱領。其中論述的內容，在許多地方實開早期改良派的先聲。這一著作之所以能產生，無疑與洪仁玕在香港生活多年，較廣泛地接觸過西方傳教士和西方思想有密切的關係。同他經歷不同的洪秀全能產生《天朝田畝制度》那樣的思想，卻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東西。其二，是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這一著作反映了正在分化中的地主階級對西方思想的吸取。馮桂芬在上海租界生活過，因此，他對西學要比魏源知道得更多一點兒；但馮桂芬又接受過線裝書的長期薰陶，這使他的文章又不同於洪仁玕。《校邠廬抗議》一書中最能反映時代要求的是兩篇文章：《采西學議》、《制洋器議》。洋務運動中的舉措雖可羅列很多，其要旨則不出馮桂芬所論。其三，是鄭觀應的《救時揭要》。他是一個買辦，但富有思想，並因此而較多地知悉近代企業經營術，是當時操商賈之業而志不僅僅在貨利者。這一著作涉及很多東西，例如華工（豬仔）、習俗（溺女嬰）、旁門左道，等等，具見經世之意，裡面有反映時代的內容。其中最有意義的是《論中國輪船進止大略》，提出輪船要「進」，須由官辦變商辦，在當時的新議論中較多地表現了對經濟的關注和見解的內行。此外，他還提到在國外設領事的問題。其若干主張早於實際的歷史進程好多年。其四，是1861年容閎向洪仁玕提出的改良政府、軍隊，改變教育體制、舉辦洋務等七條建議。就教育背景來說，容閎比以上三個人更西化。正因為這樣，他對中西之間的歷史距離比別人有更深的感受。所以，其主張以西方文化改造中國的努力也往往包含著更多的熾烈。雖然容閎不久之後就離開了太平天國，但他的主張和努力並沒有因此而變。意味深長的是，在相差不多的時間裡，太平天國的干王洪仁玕接納了他，以撲滅太平天國為事業的湘軍主帥曾國藩也接納了他，而且其主張的一部分能夠由議論轉化為現實，最初正是藉助於後者的力量。這說明，在60年代，民族矛盾刺激下的內戰雙方對於時代命題似乎有著一種共識。大體上這些就是1860年前後出現在中國的反映時代脈搏跳動的改革思想。人們多注意1840年的劃時代意義，實際上1860年同樣是一個重要年份，就社會觀念的新陳代謝來說，它比1840年具有更加明顯的標界意義。 馮桂芬 百年中國所受到的紛至沓來的壓力，本質上就是資本主義按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改造落後民族，西方民族強暴的侵略和擴張同時又不自覺地裹挾著一種不能用意志和感情化解的歷史內容，那就是逼迫中國改變幾千年來的傳統封建制度。因此，只有在實現自身近代化的過程中，中國才能真正抵抗一個近代化了的侵略者。這是歷史著意賦予近代中國反侵略和反封建的同一性。先進的人們之所以為先進，就因為他們深淺不同地體會和理解了這一歷史趨勢，所以，力求用自覺的改革來實現中國的自強，並以此阻止來自外國的進逼；頑固的人們之所以為頑固，就因為他們抱殘守缺，一廂情願地指望用封建主義來打敗資本主義。這種改革和反改革曾經形成爭論衝突，並貫穿於近代史的每一環節而構成百年歷史的主線。但中國人認真對民族戰爭背後的內容做出反應，並相應形成一種社會思潮而波及各個階層，則無疑開始於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 【注釋】 (1)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匯編》，第1冊，56頁。 (2)參見《克勒拉得恩伯爵致包伶博士函》，見[美]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1卷，附錄16，767～768頁。 (3)在這方面，西方人具有非常深刻的印象。馬士評論說：「葉名琛於一八五二年八月被任命為專辦夷務的欽差大臣兼駐廣州的總督，徐廣縉調任駐武昌的總督，擔負鎮壓當時威脅揚子江流域的『叛軍』的專責。從那時起，對於外國代表實行不理睬就成了政府既定政策的一部分，而外交當局的這項政策則是通過駐廣州的欽差大臣予以執行。」（見[美]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1卷，463頁） (4)薛福成：《書漢陽葉相廣州之變》，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二次鴉片戰爭》（一），228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 (5)參見薛福成：《書漢陽葉相廣州之變》，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二次鴉片戰爭》（三），12、78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 (6)同上書，52、82頁。 (7)同上書，83頁。 (8)筱園：《粵客談咸豐七年國恥》（三），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二次鴉片戰爭》（一），243頁。 (9)參見[美]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1卷，465頁。 (10)筱園：《粵客談咸豐七年國恥》（三），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二次鴉片戰爭》（一），243頁。 (11)廣州的入城和反入城之爭，是鴉片戰爭後一個很尖銳的問題。耆英和徐廣縉曾經用拖延的辦法來對付。但在葉名琛手裡，這個問題已經同修約連在一起而無可拖延了。 (12)薛福成：《書漢陽葉相廣州之變》，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二次鴉片戰爭》（一），229頁。 (13)《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第2冊，645頁，北京，中華書局，1979。 (14)薛福成：《書漢陽葉相廣州之變》，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二次鴉片戰爭》（一），231頁。 (15)薛福成：《書漢陽葉相廣州之變》，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二次鴉片戰爭》（一），231頁。 (16)[澳]黃宇和：《兩廣總督葉名琛》，156頁，北京，中華書局，1984。 (17)平步青：《霞外捃屑·陳侍御奏摺》，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二次鴉片戰爭》（二），317頁。 (18)《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第4冊，1223頁。 (19)劉毓楠：《清咸豐十年洋兵入京之日記》，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二次鴉片戰爭》（二），146頁。 (20)贅漫野叟：《庚申夷氛紀略》，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二次鴉片戰爭》（二），13～25頁。 (21)《曾文正公手書日記》，咸豐十年九月初三日，上海，中國圖書公司宣統元年版。 (22)《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第8冊，2675頁。 (23)趙爾巽等：《清史稿》，卷386，列傳173，11691頁。 (24)《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第3冊，812～813頁。 (25)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二），52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