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歐洲外交史 · 導言

外交史的範圍　欲定外交史的範圍，應先明外交的意義。何謂外交？依薩道義（E.Satow）所下之定義，外交是應用智略，處理國家相互關係。（Diplomacy is the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ce and tact to the conduct of offici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governments of independent states, extending sometimes also to their relations with vassal states.）如是則外交實含有兩個根本觀念，即：「智略之使用」和「國家相互關係」。前者構成外交的手段，後者構成外交的對象。前者是術的問題，後者是事實的問題。凡稱外交史，自當並敘外交智略之應用，與外交關係之事實經過。換句話說，真正之外交史，必須將外交策略與國際關係事實，同時並敘，多少求得因果關係於其間。國際關係雖不一定是人為的外交手段所造成，然謀以外交手段影響國際關係，究是國家交際上通有之現象。名為外交史之專史，當然不能不兼及此兩層。現在我們可以為外交史下一個定義： 外交史者，屬於政治史之一部分，所以明國家與國家間關係之變遷，而示其關係變遷經過中各國政府所為之活動與其所使用之手段者也。 外交史與政治史之關係　由上述之定義，可知外交史與政治史有密切之關係。外交原來屬於國政之一部。在英美著述界，向來缺少所謂外交史之專史，而學府中亦罕見特設外交史之課目。欲識外交關係之變遷，惟有於政治史中求之。將外交從政治史中分出，作專史研究，以法國為最。法人圖比都（Debidour）所著之《歐洲外交史》（Histoire diplomatique de l'Europe, 1891），可說是此種大著述之創舉。現在法國學府中，已將外交史列成專科研究（如巴黎大學及巴黎政治學校，均有外交史講座）。日本之有外交史專門著述，及在大學中設外交史講座，殆即沿法國之例。其餘諸國大都以外交史並在政治史中敘述。此雖由於關於外交關係之研究，一般的不甚注意，而外交之與政治史，實有極密切之關係，則亦不可否認。外交既同屬於國政，當然不能離開其他政治關係單獨運用。內政政策，多少總影響於一國外交方針。研究一國外交而漠視其內政狀態，未有能免於片面的觀察者。法國在七月君政之下，較之在1852年拿破崙政府之下，外交傾向自大不同。在自由黨政府下之英國，與在保守黨治下之英國，對於歐洲事情不必持同一之態度。畢士馬克治下之普魯士與哈丁堡治下之普魯士，在歐洲外交上之言論與行動，不能說是相同。安得息支配的奧匈聯合政府之對外，勢不能與梅特涅治下之奧大利，有同一之計劃與目的。國無大小，鮮有內政上之變動改革，在其對外關係上不發生反響者。所以研究外交史者有兼顧政治史之必要。 外交史與國際法之關係　外交史所敘述，尤其是關於術之一面，易言之，即關於外交手段之一面之敘述，常與國際法上之討論為屬於同種之事件，使用同一之名詞。例如外交談判，締結條約，與宣戰講和諸事，為外交史上之主要事件，而此類事件，則包括國際法上之主要材料。所以廣義的說來，外交史常有與國際法混同之形，兩者之領域，具有共同之點甚多。不過其著眼點不同，一則自法理之方面著眼，一則自史實之方面著眼：其一所以示規律外交行動之現行的原則，其他則所以敘述外交行動之過去事實。 研究外交史，不可不兼顧國際法。國際法為國家與國家間關係之行為的規則，近世外交至少表面上以循國際法行動為原則。（在1818年之耶拉什丕爾公會Congress of Aix-la-Chapelle，俄、普、英、奧列強共發一宣言，承認萬國公法為一切國際關係之根據，彼此誓願將來一律照公法規則行動。）然則不考究國際法原則，有時於當時之外交行動之意義難於說明，並且無以為批評各國外交，測驗國際道德進步之標準。 研究國際法，亦有考究外交史之必要。國際法之根據，現今一般認為在於各國家之公認；而此公認，惟於國際慣例及國際約章征之。欲識國際法變遷之由來，不能不返求諸外交史。外交史正可以供國際慣例之證據，而為國際約章發生的由來之說明者也。拿破崙戰爭，在海戰法規上，有莫大之影響，姑不具論。即維也納會議，亦決定有許多國際法問題：國際河流之航行認為自由；外交使節之等級分為三等；奴隸販賣宣言廢止。耶拉什丕爾公會承認萬國公法為國際關係之根據，於外交使節中加辦理公使（Ministre-résident）之一級。有名的孟羅主義，發生於1823年，所以抵抗神聖同盟對於南美西班牙殖民地獨立之干涉政策。1831年比利時之永久中立，即為維持歐洲均勢而定。1856年之巴黎公會，立有關於海上法規之《巴黎宣言》，而土耳其亦依此公會條約加入歐洲公法及國際社會。然則國際法與外交史關係之密切，可以推知。研究外交史正可以輔助國際法研究之歷史的知識。 外交史與他項課目之最有關係者，略盡如上。我們現在可以簡單說明外交史之內容。外交史第一件主要的部分，即在外交事實，質言之，即國際關係之種種變遷。蓋歷史之對象，原來以事實為本，對於一般事實無最小限度的明確的知識，歷史的研究即缺乏基礎。第二件主要的部分，即為事件經過中之外交活動與其手段，及其所生之外交上的效果。兩部分的性質雖截然不同：其一為外交關係，其他為外交術，然兩者究屬於同一領域，而常有因果之關係；此固不能分為兩獨立部分，而當同時並敘者。質言之，外交史之敘述，當就外交舞台之活動現象，與活動中行使之技能，及其黑幕中主持之計劃，同時明白揭破出來。不過前既言之，國際關係不一定是外交的結果，不一定是人為的手段所造成，此外尚有許多原因，根本重要不可忽視者。此等原因，或為政治的，或為經濟的，或為社會的，或涉及宗教問題，或起于思想運動。凡此種種因素，常於國際關係有重大之影響。不過此不屬於外交史之專史範圍，在外交史中只能就其與國際政局上有直接關係之處述及之。 外交史研究的方法　外交史亦如其他歷史然，可以依種種不同之方式研究。驟視之，似最簡單之方法，莫如將引起外交活動之各項重大的國際問題，一一分別敘述。此似最為簡單，然而細思之，此究非適當的最良的方法。依此邏輯的方法，對一問題，誠能為徹底之研究，然其同時與他項問題之關係，及其所受他項事實之影響，則將遺漏過去。國際政治之種種現象，亦不是全然單獨的各別的發生，而實彼此常有相互之關係。其次之方法，為地理的敘述，即分別敘述列國之外交是。此方法雖亦甚簡單，較能對於各國外交歷史為明了之觀察，然而將列強如俄、土、德、奧、意、法諸國之外交，彼此常互有強度之影響者，置之孤立地位；將政策之實際互相牽涉，互相連貫者，視為全然有別；是實一種偏誤之方式，非能真明確的了解事實或判斷事變者也。在一個時期內，希臘之革命、西班牙之革命、南美之革命，是相關聯的；而在他一時期，波蘭事件、丹麥事件、德意志事件、義大利事件，彼此之間，有極密切的關係，列強皆同時捲入漩渦中，是為不可否認之事實。第三個方式，是為時代的敘述，依此方式，可以將一切有關係之事件，同時研究，而求出其相互關係及歷史的因果。不過時期之分劃，亦是一個困難問題。使無一定正確的標準以分段落，則一時期中，不必能盡包括有關係之外交事實、國際現象，而定其因果關係。所以我們雖認定時代的分類方法，於外交史研究上為相宜，卻認定有對於時代的分劃，定一合理的便宜的標準之必要。 分段之標準，可從兩方面求之。其一求之於史實，即就歷史上最有影響之大事變，構成國際關係變遷之大關鍵者，取以為各時期分段之界點。其他求之於政治主義，即取政治主義之支配一時代外交家的政綱，而於國際關係上有大影響者，以為各時期分段之界點。依第一個標準分段，則近時國際關係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從拿破崙戰事後維也納會議起，至普法戰爭；第二個時期從德意志統一至1914年之歐戰；第三個時期則從1919年之巴黎和會，以至現今。拿破崙戰爭後的維也納會議、德意志帝國統一及歐洲大戰之三個事變，構成近時國際政治史上三個最大的關鍵。對於拿破崙戰爭擾亂之歐洲政局，維也納會議實當改造之任。德意志帝國統一之結果，將既存之歐洲均勢復行搖動，而造成40年武裝平和之危局，卒致發生歐洲大戰。巴黎和會收束大破壞後之世界政局，謀於聯治主義之名義下，重新形成一種均勢之局面。依此標準，將近時外交史時期分為三段，各時期之國際關係自成一系統。我們因此可以明白國際政治之重要關鍵，而識得其變遷之階段。 由第二個標準分段，則當依19世紀以來支配國際政治的思想主義，分為若干時期。而正統主義、民族主義、帝國主義及國際主義之四者，次第供我們以分段之目標。維也納會議之後，歐洲政治支配於神聖同盟及四國同盟之手。此等同盟在政治上所持之原則，是所謂正統主義（Principle of legitimacy, Legitimism）。它們執此主義，到處保護舊王朝，保護各國之主權者，抵抗革命運動。其時列強常干涉二三流國家之內政，為正統王室及專制政治張目。1820年之特洛白（Troppau）公會，1821年之芮巴赫（Laibach）公會，1822年之衛洛拉公會（Congress of Verona），均為討論此種干涉問題而開；而有名之《孟羅宣言》即為對待此項干涉而起。從此時以至1830年法國七月革命，其間正統主義臻於全盛，支配歐洲政局。1830年法國革命成功，希臘及比利時兩國之獨立事業亦告完成，正統主義之勢力漸就衰落。迨至1848年，專制主義失敗，自由立憲政治勃興於歐洲，神聖同盟之權力，全然傾覆，正統主義一蹶不振。1852年，採納民族主義之路易·拿破崙稱帝於法，為歐洲政治活動之中心人物，民族主義得所憑依，代正統主義以成歐洲政治之支配的勢力。奧國與匈牙利之合組為政合國（1867年），義大利之統一、德意志之統一，是為民族主義之實現。1871年普法戰爭終局以後，德意志以一新興之民族國家雄視歐洲，民族勢力膨脹之競爭，演成武裝平和之局面。德意志帝國之建立，可說是19世紀中一個最大的政治事實。從那時以後，歐洲的國際問題，已不是關於此一國的王位繼承，或彼一國的革命撲滅，甲民族的解放運動，或乙民族的統一完成等項局部的問題；而是新舊國家勢力衝突問題，獨立的大國民對外發展、彼此爭霸之問題。所謂大斯拉夫主義、大德意志主義、大英帝國主義，乃至於未恢復的義大利（Italia irredenta）運動，都是以民族利益的名義，圖達帝國主義之目的。帝國主義可說是民族主義之惡化。帝國主義的勢力衝突至於極點，爆發於1914年，而有四年余的空前大戰爭。在民族競爭，帝國主義發展之全盛期中，同時在他方面漸起有一個對抗的勢力，是即國際主義。在此時期中，世界和平運動，漸露頭角。提倡國際聯治以救民族爭鬥之弊害者，漸增其勢力。1899年有第一次海牙平和會議之召集，已經是在國際政治上開一新紀元。自後一般仲裁條約與國際共同行政組織日見發達。1914年歐洲戰禍之反動，更以促進平和主義者之努力，而國際政治根本改造之運動，即醞釀於戰爭期中。其結果則在1919年之巴黎和會，決定創設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之一種新世界組織，此為國際主義代替帝國主義以支配國際政治之新趨勢。國際主義今雖尚不能全然占取民族主義、帝國主義之地位，然其為20世紀方興未艾之新勢力，則不可否認。依此考慮，我們可以將近時外交史分為四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始於1815年維也納會議，終於1848年之革命運動，是為正統主義時代。自此以後，入於第二個時期，以至於1871年德意志帝國成立，是為民族主義時代。第三個時期包括從1871年至1914年歐戰期間的歷史，是為帝國主義時代。第四個時期起自1919年之巴黎和議，今尚在繼續中，我們可視為國際主義時代。依此項分段方法，我們可以識得一個時期中支配國際政治之主動力，而可於錯綜紛糾之國際事變中尋出一個系統。 上述兩個歷史的分段標準，雖從兩個不同的見地著眼，然而固非截然不相容者。我們如採用後一個標準，既可得其特有之長處，同時亦可兼有前一個標準之便利。蓋依時代政治主義分出之四個時期，與依前項國際大事變分出之三個時期，彼此分段固有交接之點，有共同的特徵。依事變分段，從維也納會議至德意志統一之全時期中，可說是正統主義與民族主義爭鬥之時期；而從德意志統一至歐洲大戰及其以後，是為民族主義、帝國主義，與國際主義對抗之時期。所以我們研究外交史，主要採用時代的敘述方法，而依政治主義分段，將近時外交史分作四個時期敘述。現在我們所講述者當然限於前三個時期；第四個時期，即國際主義時期，則今方開始，且關於最近的政治事情，不容易得到正確的史料。 近世國際政治以歐洲政治為中心。歐洲外交向為世界政治之主動。因為美洲有力之美國從前以不與聞外事為主義；其他各洲國家，文明富強之度，遜於歐洲國家，不能積極的活動於國際政治舞台，與歐洲國家並駕齊驅，反而常供歐洲國家的逐鹿場。所以講外交史，以歐洲外交為研究的中心點，由此點出發，並及於世界全局政治關係，實為當然之事。不過即言歐洲外交，其主體亦不外諸強國；始則維也納會議後，有俄、奧、普、英四國主持歐洲政治；後來次第加入法意共為六強（最後國際政治由歐洲的擴張為世界的，加入美國、日本），主持歐洲政治。其他二三流國家，政治上居於被動地位。故欲明歐洲政局之變遷，要在研究諸強國之外交，而於二三流國家之外交，則惟於它們加入外交談判中，或其問題牽涉全歐時，始特別述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