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湖南學風 · 五 劉蓉 郭嵩燾

胡林翼、曾國藩、左宗棠，功成名顯，身都將相，劉蓉、郭嵩燾，方振即蹶，中構讒慝，遇與不遇，固以不倫。左宗棠薦劉蓉自代以參駱秉章之軍事，郭嵩燾為左宗棠劾去而薦蔣益澧為粵撫，交道離合，亦難言之。然處官以廉靖，委己於問學，位高者固以不懈於學善全其勛名，身退者亦以不懈所學自勵於家園。德業盡異崇庳，而苦學則固同歸。特劉蓉以宋為學，以廉自詡。而左宗棠則與人書以切論之曰：「廉僅士之一節耳。不廉固無足論，徒廉亦何足取！吾湘之人，厭聲華而耐艱苦，數千年古風未改。惟其厭聲華，故朴；惟其耐堅苦，故強。惟其朴也，故塞而鮮通，惟其強也，故執而不達。今之曾侯相及郭筠仙、劉霞仙，皆是也。至於操守一事，則曾、郭、劉皆無譏焉。朋友之道，貴規其短而知其長；論人之道，貴持其貧而止於當。霞仙若以其廉而傲人，則吾湘之人，尚無不廉而在位者，又何傲焉？若謂廉之外不必深求，則廉而在位者，又非湘所乏也。何以不聞自責以責人，而反據人所同有者以傲人乎？霞仙生平好論學，且好以宋之程朱軌轍自命；實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告子陽明一路人耳。」極言貶譏。然而生乎今之世，由今之道，真能以宋為學而心安理得，以廉自詡而不間人言，吾見亦罕矣。 劉蓉，字霞仙，湘鄉人。少有志節，與曾國藩、郭嵩燾布衣訂交為兄弟。而國藩早貴，官京朝，蓉尚未補諸生也。國藩集蘇東坡句為聯以贈曰：「此外知心更誰是？與君到處合相親！」蓋以子由相視，而貽書告以因文見道之說。及國藩奉詔辦本省團練，蓉規以書曰：「執事，今世所謂賢者。稱執事之能者曰；『文祖韓愈也；詩法黃庭堅也。奏疏所陳，歐陽修、蘇武之倫；志量所蓄，陸贄、范仲淹之亞也。』數者誠足以暴於天下矣。道喪而文敝，得賢者起而振之，豈曰小補。然此特士君子不得志於時之所為耳。既已達而在上矣，則當行道於天下，以宏濟艱難為心。托文采以庇身，而政綱不問；藉詩酒以娛日，而吏事不修；陋習相承，已非一日。君子推原禍殃所自始，將唾棄之不暇，忍復蹈覆轍而躬為之駕哉！大疏所陳，動關至計；是固言人所不能言、所不敢言。然言之而未見其效，遂足以塞大臣之責乎？國是未見其益，而聞望因以日隆；度賢者之心，不能無歉然於懷也。若夫陸、范之志量則遠矣。匡主濟時之略，先憂後樂之懷，執事雅量及此，庶能任天下之重者。亦望陳古訓以自鑒而不矜於氣，規大道以自廣而務宏其度，集思廣益，庶幾近之。若規永叔、子贍之節概以自多，采退之、魯直之詞華以自豪，此承平無事之世，所為優遊以養大臣之望者，而非當今之所急，以無救於治亂之數也。頌執事之賢者，曰：『其廉可師』；明執事之志者，曰：『以身殉國』。雖執事之自許也亦然，曰：『不愛錢』、『不惜死』，壯哉言乎！雖然，以此二者明執事自待之志，可矣；若以慰天下賢豪之望，盡大臣報國之忠，則豈但已哉！貪夫之殉利也，如蟻蚋之逐臭。於此有人，志節皎然，可不謂賢乎？然自君子觀之，特士行之一節耳。貞女之自號於眾日；『吾能不淫』，不淫遂足以該淑女之賢德乎？不規其大而遽以自旌，則何見之陋也！今天下禍亂方興，士氣彌懦，欲驅天下智勇才辯之士，捐墳墓，棄親戚，出沒鋒鏑以與死寇角，非賞不勸。漢高捐四千戶封趙壯士，而陳豨授首。項羽印刓不忍予，而韓信、陳平間行以急去。故濫賞則志士恥與庸豎為濟，而吝賞抑無以系豪傑之心。以廉自獎，則抑將以廉繩人，而功名之士，乃掉臂而去之矣。故曰；『廉介之操，以語執事自待之志可也。大臣之道，蓋不止此，而抑非可以泛責之人人者也。』」國藩深納其言，顧招之以書曰：「吾不願聞弟談宿腐之義理，不願聽弟論膚泛之軍政，但願朝挹容暉，暮親臭味，吾心自適，吾魂自安。筠仙深藏梓木洞，亦當強之一行。天下紛紛，鳥亂於上，魚亂於下，而筠獨得容其晏然乎？」蓉赴召，而嵩燾繼之。二人者與國藩約：「服勞不辭，惟不樂仕宦，不專任事，不求保舉。」國藩諾，而詔管理銀錢所主計曰：「郭、劉二君，吾兄弟交，不與眾同。薪水惟所支用，不限數也。」然二人從國藩數年，不支一錢，國藩意頗不安。一日，欲登蓉薦牘，曰；「此亦古人之常。」蓉曰：「蕭朱、王貢以轉相汲引為賢，蓋漢人踵戰國余習，非君子相交以道也。士各有志，何以強為？」國藩乃止。國藩每談經，好舉漢學家言。蓉應曰：「漢人詁經，各有專門，守師說；雖所得有淺深，不盡當於古人精微之旨，要不失慎重傳信、篤學好古之意。近世所謂漢學家，何謂者耶？異論歧出，其說千變，以為宋儒去今僅數百年，漢則數千年，於時較古，又宋儒者，功令所崇，眾人之所同趣也，吾亦從而同之，不足為異，則創一解焉，引漢人箋注，曲為證附以成吾說；既可援漢儒以自尊，又可貶宋儒以立名，而吾之學，遂以超宋軼唐，獨承漢以來二千年之緒。及叩以六經之大義微言與宋儒所以不合於道者，茫然莫知所謂。然則彼以漢學自鳴，非師古也，師心而已矣。其所為終身由之而不厭者，非好學也，好異而已矣。朱子於諸經諷誦反覆蓋數十年，精思熟讀以求古人廣大精微之蘊，匯眾說而折其衷，推其用力之勤，知其所深造而自有得者，未可幾及。特朱子於古今時務政治之宜，靡所不講，而後之學朱子者，但守心性理氣之辨，《太極》《西銘》之說，閉門獨坐，泥塑木雕。一涉仕途。便無措手，所值皆無可奈何之事，所應皆未之前聞之務。此智略之士，睨視竊笑，以道學為廢物也。至其行己立身，去就取捨，嚴義利之辨。就兢不敢少過，則猶庶幾君子。道雖未宏，學與行尚出於一也。至為漢學者乃歧而二之，『學則吾學也，行則吾不知地』。世亦遂無以行義責之者，以謂彼特為名物度數之學以資考證而已，不當以道義相苛。泯泯棼棼，學術壞而人心風俗隨之。」國藩亦無以難也。及咸豐十年，左宗棠以佐駱秉章而專其政，為總督官文所劾，遠引而薦蓉自代，以起之於家。明年，秉章移督四川，攜蓉而往，平巨寇藍李二姓，散其徒眾，遂授四川布政使。會太平軍翼王石達開以其眾經滇入川，而前扼大渡河，後阻苗山，陷絕地，飢無所掠食，於是蓉以兵往，撫其眾而縶達開以歸。問起兵狀，達開歷陳金田發難之後，戰勝攻取，一一如繪，而猛鷙之氣不衰。自言：「南面稱王十餘年，屠戮官民千萬計，今天亡我，何借一死！」臨刑怡然。蓉頗壯之。而左宗棠貽書，欲以葛亮一號貤贈。蓉戲對：「諸葛食少事繁，鞠躬盡瘁，所不欲承，謹以奉璧。」尋以關中漢回交鬨，而捻乘之，移蓉陝西巡撫，而為御史蔡壽祺劾罷。將去官，聞左宗棠奉詔以陝甘總督督師剿賊，而移書告，以謂：「關隴用兵不可不早計者有六：一、剿賊不難，所難者籌餉籌糧。籌餉籌糧尚易，尤難者運糧。非寬籌糧餉，運有辦法，切勿進兵。一、軍糈無資，當緩新疆西征之師，先肅清隴境。闢地屯田，儲糗糧，練馬隊，然後振旅出關。一、辦甘賊，當以陝為根本。資糧轉輸。皆須借力於陝，非得同心膂、共憂樂之人為陝撫，持中定志。不足與濟艱屯。一、捻賊入陝，號四五萬，然能戰者不過六七千人。每戰，輒以馬隊萬騎四面包裹，懦卒怯將，懾而望風靡。、其實但能嚴陣堅持，屹立不動，則亦不敢進逼吾陣。俟其銳氣之惰，奮起突擊，必無不勝。一、辦甘回，當先清隴東，次搗河狄。兩地既定，其餘可傳檄而定。專事剿，則力固不逮；不痛剿而議撫，則叛服無常，亦何能濟。一、關隴將才吏才，無可用者。然地瘠勢艱，雖傑然者視為畏途，須廣羅艱貞堅苦、仗義相從之侶，以資襄助。此六者其大端也。以公智慮淵涵，固可即此以得大凡矣。」其後宗棠平陝捻，平甘回以定新疆，一切經略，大率如蓉言。蓉既放歸，營遂初園，杜門講學者十年。其論學一以宋儒程朱為歸，力排漢學之穿鑿，亦不取陸王之禪悟，而於學者之不能反躬、徒以矜私知而炫多聞，尤不憚深貶而痛絕之。乃至訟其鄉人以湘鄉之功名日盛，而湘鄉之風俗日敝，語重而心長以慨乎有言曰：「吾邑風尚素號愿樸，農民勤稼稿，士子勵廉隅。放軍興以來，文職武弁，崛起草澤，以能為國宣力。而遷流日久，僥倖之心生。以利祿為易得，而爭事繁華；變樸厚之舊風，而群趨囂競。鄉村每有爭訟，不問理而較勢，及其呈控到縣，亦復以是為衡。由是有勢者恃以橫行，而無力者亦藉資於有力之紳衿以張其焰而求一勝。此民風所以澆漓，人心所以窳壞也。二十餘年來，東南遘禍，舉凡衣冠文物，競逐紛華之國，無不殘破。故家世族之所留遺，巨賈豪商之所積累，莫不盪為灰燼，化為飛煙。子女仳離，乞食道路。獨湖南晏然無恙，吾鄉人因此躋致名位，廣積金錢。舊時鑿井耕田之子，椎牛屠狗之夫，皆高牙大纛、美衣華屋以自豪於鄉里。果有何功德在人，宜食此報以長保富貴而無後災哉？智者見禍於未萌；凡無功有享厚報，無德而致大位，皆智者之所視為不祥而深自警惕者也。矧各省皆罹於難，吾鄉獨蒙其休。天道忌盈，物極必反，如不惕厲修省，懍持盈保泰之思，正恐暑往寒來，福過災生。前日之膺祉蒙休，冠於他郡；後日之遭殃罹禍，亦且烈於他邦。此古今盈虛消息之常理，非同釋氏因果報應之談。每舉以語朋輩，款語諄諄，聽若雖頗面從，退則或相迂笑。人心陷溺，如何如何！」觀其持論不徇風氣，知制行不為詭隨矣。論文不持宗派之說，而為文章條達疏暢，如己意之所欲出，其源蓋出於蘇軌雲。傳有《養晦堂詩文集》十二卷。 郭嵩燾，字伯琛，筠仙其號也，湘陰人。年十八，補縣學生。游嶽麓書院，識劉蓉，而曾國藩自京師歸，道長沙，與蓉舊好也，介相見，欣然聯歡為昆弟交，以問學相切劘。國藩稱引漢學，蓉褒大宋儒，而嵩燾則言：「宋儒發明聖學至精密，獨有一事與聖道大反。聖人之立教，曰『慎言』，曰『其言也訒』，曰『古者言之不出』，無相獎以言者。堯舜禹之授受，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內自毖於一心，而不敢及於天下之得失，而即繼之曰：『無稽之言勿聽』，是自聖賢之治天下，與其所以自治者，無不以言為大戒。宋儒顧不然，凡有言者皆善也，乃至劾歐陽公，劾富鄭公、文潞公，皆謂之直臣矣。凡事皆可言也，乃至采宮禁之傳聞，陳鄙夫之猥陋，皆自負為善諫矣。其間賢愚錯出，人才勿論也。自漢唐迄今，政教人心交相為勝，吾總其要曰名利。西漢務利，東漢務名；唐人務利，宋人務名；元人務利，明人務名。二者不偏廢也，要各有其專勝。好名勝者氣必強，其流也攬權怙黨，而終歸於無忌憚。好名勝者量必容，其流也倚勢營私，而終歸於不知恥。故明人以氣勝，得志則生殺予奪，泰然任之，無敢議其非。本朝以度勝，得志則利弊賢否，泛然聽之，無敢任其責。一代之朝局成而天心亦定。終明之世，居位者大率負強使氣魁人也。本朝則賢者優容，不肖詭隨。稍能待正議，核名實，振肅紀綱，考攬人才，輒曰『無度量』。吾不知所謂度量者，將奚以為也！司馬德操謂；『識時務者為俊傑』，吾則以不為風氣所染為俊傑。雖講學治經亦然。宋明之語錄，本朝之漢學，皆風氣之為也。君子未嘗不為之，而固非道之所存矣。自非深識特立之君於，介然無與於風氣之會，烏足與論時務哉！」其意淵然以大下為量。尤自厲勤苦，以謂：「古無有以『士』名者。自公卿大夫之子，下及庶人，皆入學。其能為士者，與其耕者工者，各以所能自養。其有祿於朝，則有上士、中士、下士之等，其次則任為府史。制行尤高，其志尤隱。舜、伊尹之耕，傅說之工，呂尚之屠且漁，膠鬲、管夷吾、孫叔敖之賈，皆任為士者也。至漢猶然。路溫舒、卜式、王尊牧羊，公孫宏、承宮牧豕，兒寬為都養，朱買臣刈薪，匡衡傭作，梁鴻任舂，韓康賣藥，徐穉耕稼，申屠蟠為漆工；或歷仕公卿，或懷道守節，隱見不同，而皆不辭賤役，所資以為養然也。唐世尚文，人爭以文自異而士重。宋儒講性理之學，託名愈高而士愈重。人亦相與異視之，為之名曰『重士』。不知所謂士，正周官所謂閒民也。士愈多，人才愈乏，風俗愈偷。故夫士者國之蠹也。然且不能自養，而資人以養，於國家奚賴焉？然自士之名立，遂有峨冠搏帶。從容雅步，終其身為士者，而士之實乃終隱矣。」舉道光二十七年丁未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回籍，會洪秀全以其徒徇湖南。曾國藩以侍郎居憂，奉詔辦團練，欲不出。嵩燾馳謁，苦口陳說。國藩乃為起，而苦費絀。嵩燾則為建厘捐之議，規鹽厘之法。國藩有所資以募勇制器，而湖南亦恃以保境安民，支柱東南，皆國藩有以發之也。既而帥勇援江西，俘太平軍卒，訊知戰罷則登舟，因言；「賊掠舟東下，縱橫馳突，獨占長江，而我無一舟與爭利，非治水師，何以應敵？」而長江水師之議自此起。國藩亦以造船自任，移駐衡州，亦國藩有以發之也。江西圍解，論功擢編修，入直南書房。而左宗棠在巡撫駱秉章幕，為總督官文所劾，詔下逮訊。國藩以謂：「宗棠去，湖南無人支持，東南大局不可問矣。」為尚書潘祖蔭言之。祖蔭遂據入告，直言：「天下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詔問曾國藩意如何，遂授宗棠四品京堂。襄辦軍務。於是宗棠事解，而柄兵大用矣。則嵩燾之為斡旋也。同治元年，特授嵩燾蘇松糧儲道，再擢署廣東巡撫。而宗棠以閩浙總督為欽差大臣督師入廣東，連四摺糾參，褫嵩燾職而以畀其屬蔣益澧，曰：「此以人事君之義也。」嵩燾嘆曰：「季高至交三十年，吾一生為之盡力，而相煎何太迫若此！」因論：「世俗語大人先生。動曰『有來歷』，佛家所謂『前生因果』也。少年徵逐，見朋輩中天分絕高而終無所成，是謂有來歷而無積累。積累者，積功累行，冥冥中所以厚植其基根本盛大而後發生錦繁。然其建功立名，如曾滌生、左季高之成就，又自有因緣。若或使之，若或助之，隨所至而機緣巧合，爭相擁護，而覿面者景從，聞聲者響附，三者合而後功成名立。自問此生謂『無來歷無積累』不可。而相煎迫出於至交，墮我成功，豈所謂『無因緣』者耶？」其致怨於宗棠深矣。宗棠在官頗循名課實而為治尚嚴。嵩燾則言：「曩讀船山書辟申韓之說，極論諸葛公不當用此為治。竊疑諸葛公生擾攘之世，值群雄並起，倉猝以就功名，所自命者管樂，而其量固遠矣，豈能以三代王政期之？其後從政粵東，稍以知輕重緩急，見諸言事者毛舉多端，為綜核名實之說。而後慨然太息思船山之言。蓋親見萬曆以後，頭會箕斂，用操切之術以求挽虛誣錮蔽之習。繁刑峻法，愈益不當其罪，坐使人心解散、國計消靡以迄於亂。是以言之痛切如此。處末世，紀綱法度廢弛久矣，人心變幻，不可窮詰。如此當益窮求吏治，培養國脈。靜以俟之，寬以容之，安民保國，不至困亂無告，則猶可庶幾矣。昔官京朝，推求國家所以致弊之由，在其例文相塗飾，而事皆內潰，非寬之失，顢頇之失也。寬者宣聖之明訓，國家積累之至仁，烏可輕議哉！今一切以為寬，而以嚴治之，徒使武夫悍卒乘勢罔利以相陵藉。向者之寬，與今日之嚴，其為顢頇一也。顢頇而寬，猶足養和平以維人心，顢頇而出之以嚴，而弊不可勝言矣。」宗棠在邊，亦整軍經武以對外主戰，嵩燾則言：「西洋負強爭勝，懷樂戰之心，而用兵具有節度。其發謀常在數年數十年之前，而後乘釁以求逞，猶不遽言兵也。挾其所爭之勢，曲折比附以為名，常使其氣足以自伸以求必得所挾，是以先事有預定之略，臨變有必審之幾。以彼之強，每一用兵，遲回審顧，久而後發。其陰謀廣慮，括囊四海，而造端必以通商。迎其機而利導之，禍有所止，而所發明之奇巧轉以為我利用厚生。國家辦夷務二十餘年，受其陵藉，其原坐不知事理，天下籍籍相為氣憤，皆出南宋後議論。孫武之言戰也，曰『知己知彼』。所謂『知彼』者，知其國勢之強弱，知其人才之能否，知其勢之所及與其計劃之所從出，而後可以總攬全局以決勝負之機。韓信攻趙，知廣武君之計用與不用。魏武知袁紹之不能襲許，又知劉表之不能襲鄴，則可謂能知其深矣。知敵之深，乃益有餘地以自處。西洋之患亟矣，中外諸公，懵焉莫測其所由，先無以自處。主戰愈力，自處愈窮。一將之能而晏然自以為安，一戰之勝而嘎然據以為喜，以當小敵不足，況若西洋之氣方盛而勢方強者乎？彼固無求傾中國之心，何為激之使狂逞也！」於時直隸總督李鴻章，則不言戰而通商勸工，練兵購械，講製造，力圖富強，嵩燾則言：「富強者，秦漢以來治平之盛軌，常數百年一見，其源由政教修閎，風俗純厚，百姓家給人足，樂計趨公以成國家磐石之基，而後富強可言也。施行本末具有次第，然不待取法西洋，而端本足民，則西洋與中國同也。國於天地，必有與立，亦豈有百姓困窮而國家自求富強者？今視富強為國家之計，於百姓無與；不知西洋之富，專在民，不在國也。數百年來，順通海道，盡諸島國之利括取之，其奉固已厚矣。而治礦務日益精，五金出產之利，製備器具日益豐。又創為電報，數萬里消息靈通。輪船、火車，馳行數萬里以利轉運。然必囊括四海，覷天下之利以為利，故能富也。中外情勢之異，由來久遠，以成風俗，未易強同。而其間有必應引其端而資其利，可以便民，可以備亂，可以通遠近之氣，而又行之甚易，歷久而必無弊，則電報、輪船、火車是也。雖然，為是者有本有末，本者何？政教、人心、風俗是也。末者何？通工商之業，立富強之基，凡皆以為利也。利之所在，而政教修、人心厚、風俗醇者，國家與民共之。而又相與忘之，斯所以為大公而以美利利天下也。不然，爭民施奪，上下交征利，民與民爭則擾，上與民相匿則潰。擾者勢有不能行，潰者情有所不能交達也。無其本而言富強，只益其侵耗而已矣。夫以西法為名，一切務為泰侈。士民失業者，亦皆引領以望，環集以求薪食，為利多少不能計，而所耗不資，久且不支。人人言利，而卒之無利可圖以成敗局。何者？無其本也。機器者，末之末也，凡用機器，必西人為之，中人多不能盡其法。此時宜廣開西學館，有人服習其業，知其所以為利，庶幾人心所趨，自求之而自通之。所用機器，亦須因地制宜。何地何器，層累以求。貿焉而以機器往，愚者驚擾；即有知者，亦莫辨其所以為用。即此末中之一事，亦自有本末存焉。而百姓之為利，與所以求利國家，又自有本末次第。蓋西洋富強之業，資於民人，其民人趨事興功，而國家用其全力護濟之，歲計所需以為取民之制。大兵大役，皆百姓任之，而取裁於議院。其國家與其民人交相維繫，並心一力，以利為程。所以為富強者，人民樂利勸業，厚積其勢以拱衛國家，行之固有本矣。未聞處衰敝之俗；行操切之政，而可以致富強者。日本在英國學工技者二百餘人，其戶部尚書恩婁葉歐舉至奉使講求經制出入，欲仿更制。而學兵法者甚少，蓋兵者末也，各種創製，皆立國之本也。」自謂考古證今而知其通，由漢唐推之三代經國懷遠之略，與今日所以異同，而有以見損益之宜。光緒元年，起為福建按察使，尋命以侍郎候補，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遂建議講求邦交，遣使各國，以謂：「西洋立國，本末兼資。其君臣上下，同心一力以求所以自立；正宜推究其情勢，洞知其利病，遇有交涉事，即可略得其梗概而資以因應。」詔以充出使英法大臣，補兵部左侍郎。中國之駐使外國自此始。命下之日，湖南人之官京朝者，以為大辱，正言切論而勸之辭。嵩燾曰：「苟利於國，不敢避就。身之不恤，何有於名？主憂臣辱，在此行也。」道員劉錫鴻求隨使，嵩燾以其矜愎而不達事理，不之許也。錫鴻固以請，遂薦為貳，而相畔異，患生肘腋，劾以十款，末言：「由候簡運使而授閩臬，由閩臬擢兵部侍郎，朝庭何負於郭嵩燾而日夜怨望？」嵩燾讀之惶駭曰：「此真惡交矣，尚何言哉！君子之行道也，必有以振厲天下之人心而使之服，柔和生人之氣使之馴，而後不疑於所行，而吾不能。自宋以來，盡人能文章，善議論，無論為君子，為小人，與其有知無知，皆能用其一隅之見，校論短長，攻剖是非，不能辨也。辨之愈力，攻者愈橫，是以君子聞惡聲至，則避之。避之者，所以靜生人之氣而存養此心之太和也。比匪之傷，吾道固窮，亦功業無因緣之明效大驗矣。」徑歸臥家而不敢入朝也。因太息為人言：「數十年出處進退以及辭受取予，一皆準之以義。服官之始，即自誓不以不義之財貽子孫。及巡撫粵東，出使西洋，人之所視為利我也，照例開支，分毫不溢。在官之日，視國家公款重於私款，私款或供友人稱貸，公款無遷就也。以是准之今人，多與鄙衷違反，或至用相詬病，輒為憮然。少時讀《張子全書》曰：『士君子處治朝，則德日進；處亂朝，則德日退。』憮然有感於其言。程子謂：『朋友相處尤莫如相觀而善之意多』，亦是此意。及蒞仕以後，而所見有進。世之衰也，大抵營私利，負意氣，惟意見之爭，而於事理之當否，流弊之終極，竟一無考覽。遇事有涉，陳說紛紜，每覺語言多而情事迂迴。莊生有言：『此一亦是非，彼亦一是非。』其實匿情以自圖私便。閱歷多而體驗深，則常愀然懷薄視之心。已而乃大悟曰：『張子所謂德日退者，其在斯乎！』夫不反躬而懷薄視人之心，則德之退有不勝窮也。夫任事在我，而展轉有未遂，由學識有未充也！」自海外歸而里居者十三年，主講城南書院；兼辟思賢講舍，祀王夫之，與學者講肄其中。尤善言禮。早年與曾國藩商量舊學，國藩嘗謂：「先王修己治人，經緯萬端，惟在於禮。」而未有成書。嵩燾則學禮而深造自有得。以謂：「禮者，徵實之書，天下萬世人事之所從出，得其意而萬事理。」於是研煉歲月，成《禮記質疑》四十九卷，折衷群經，以見諸行事，其素所蓄積然也。及其發為文章，理足辭簡，特寓拗折勁悍之意於條達疏暢之中，坦迤之中自有波峭；不同曾國藩之瑰偉，亦異劉蓉之暢發。曾國藩追韓愈之雄茂，而語不檢；劉蓉學蘇軾之疏快，而味無餘。嵩燾則得王安石之峭勁，而鋒欲斂，暢而不流，拗以出遒。碑傳之作，以簡馭繁，以敘抒議，語無枝對，義沙明當，出入歐王，允裨史裁。傳有《養知書屋詩文集》四十三卷，《奏疏》十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