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丁玲續集 · 十四

大約七點鐘左右，我從萬立坊迴轉北京路宿舍，慢慢的轉著圈子，爬上那三層高樓，在宿舍門前，見著一個骨瘦如柴的老人，瑟縮可伶藏在角隅燈光隱蔽處。侍役把門一開，見了我後，就說；「沈先生，有人找你，等了兩點鐘了。」 那瘦人這時已站起來了，端相了我一陣後，便從袖裡；伸出那麼一隻乾癟癟的黃手。捏著一點什麼東西似的，且忽然命令我把手攤開，我在懾於一種不可言說的壓力下，竟不得不照他說的作去。原來他那隻乾癟癟的手與我的手合攏後，即刻把手收回，仿佛一不小心就會將什麼傳染病給我樣子。先一剎那間我還以為這人應當是政府一個偵探，裝作那麼萎悴樣子來探聽我消息的。如此一來，便即刻明白他的任務是做些什麼事了。我要他在門外等等，拿了那小小字條到房中燈光下去展開字條一看，就知道是海軍學生從某處寫來的信。這人恰恰如我所料，昨天下午已為公共租界的警探會同××的××把他捉去了。 信那麼草草寫著； 休；我遇了冤枉事情，昨天過你住處談天，從住處出來到先施公司，遇女友拉去東方旅館看個朋友，誰知到那裡後就被他們誤會逮捕了。請你費神向胡先生蔡先生一求，要他們設法保我出來。請吳經熊律師，乘我還不轉移龍華時，進行訴訟。你明白我，一切務必趕快。否則日子一久，就討厭了。奶奶處請你關照一聲，告她不必擔心。我的事情萬不宜遲，遲了會生變化。我很著急！…… 崇軒 捏了字條往外跑，把那個老傢伙一把拉回房中後，我就問他一些信上還未提及卻又必需知道的事情。這送信人把頭只是亂搖，用手指點拿在我手中那個信：「你看這個」，我於是再看了一次，方發現那揉皺了的紙角上，海軍學生還寫了一行很小的字，那行字是…… 事不宜遲，趕快為我想法取保。信送到後，給來人五塊錢。 恰好我身邊剛取得十五塊錢，送了他五塊錢以後，這人方說：「你們趕快一點，押過南京就難辦了。」我說：「可不可捎個回信去？」那人說：「不用寫信，你就告我我記得！」我就求他轉告海軍學生不必心慌，我們在外邊的總盡力去做應做的事。那人蹣跚走下樓梯後，我即刻跟著下樓，過北京路坐了一輛黃包車，過萬宜坊去把這消息報告給丁玲。 那時節小孩子正在吃奶，作母親的正在桌邊翻閱一冊×××小說集，見我進門神情不同，就說； 「怎麼樣？又回來了，有消息了吧？」 我不作聲，對於她用全副精神很高興的樣子看一本通俗下流的書籍，覺得很不可解。她似乎明白了我的感覺，便把書遞給我看，原來這書不是平常的書，裡面有一部分業已挖空，大約為了安置別的什麼文件，方用這本學生通俗讀物來作遮掩。她把這書舉起又放下，我便知道我是有了小小誤會了。我把海軍學生適間送來的字條遞給她，她默默的看下去，末了抬起頭來問我。 「誰帶來這個東西？」 「一個老而可厭的傢伙！」 「跟來在外邊嗎？」』 「送到我宿舍，拿了幾塊錢就走了。」 「你回信怎麼說？」 「我告給那老傢伙帶了個口信，要他一切放心，在外邊的總為他盡力援救。」 把信重新看過一次後，她似乎忽然從話語中領悟了什麼，急急促促的向書架邊走去，把一本書翻了又翻，注意那書皮與第一頁及末頁的襯紙，這一本書尋找過後又去尋找另外一本，把書架上某一部分書全挪動後，皆不曾發現什麼東西。她所找尋的正好像不過一片小紙，或某人的通信處，或別的類乎通信地址的平常東西，但尋覓結果還得不著。 「糟極了，他一定把那東西帶走了！」 我想明白是什麼重要東西，問及她時，她又說「不妨事，全不妨事，帶去了也不危險。」但從她那神情上看來，假若海軍學生當真身上帶了這種文件，一入獄被察出時，顯然增人憂慮。且從海軍學生來信上加以研究，則這次同遭逮捕的，必還有一些極其成為問題的人物在內，海軍學生必十分心慌，最怕牽連在一塊辦理。 我們把來信語句過細研究一番以後，且就日裡所聽來其他消息加以對照，便知道海軍學生情形極不妥當。但那天在東方旅館方面既無什麼會議，海軍學生又不過一個文學作家，對左翼文學理論方面所具的理解，究竟已到何種程度，友朋間看來殊可懷疑。從他談吐間找尋結論，則促成這人轉變的，實在還只是一種南方人單純勇往的熱情，並非出於理知的抉擇。不過由於過分相信革命的進展，為一束不可為據的「軍事報告與農工革命實力統計」所迷惑，為「明日光明」的憧憬所動搖，徹底的社會革命公式把他弄得稍稍胡塗罷了。並且××方面他既無多大關係，由作者地位說來，則夫婦二人又儼然有號召大部分讀者的勢力，可謂社會知名之士。所以在我意料中只要案情不過於複雜，少其他牽連，同時秉政者衡情酌理，明白這人之不可殺，不必殺，則海軍學生案件，至多不過判處徒刑兩年而已。 當時丁玲女士雖擔心某種不利於海軍學生的文件，或為警探所搜去，實在麻煩，然而想到逮捕地方既不是海軍學生應去的地方，別方面縱有何種會議對彼卻無關係。且本人以作家出面，上海既不比內地，政府縱胡塗，也不至於冒犯國民的感情，作出把一個思想比較左傾的作家也牽去槍決的事情。當時我們以為一面想法請人取保，一面請律師代為設法。第一，對犯人從租界引渡加以抗議；第二，把作家地位以及在作品上所負的責任加以說明，請求當局注意；第三，進行訴訟上所必需的辯論與說明，使海軍學生得到自由。我們就商量了幾個辦法，我去請徐志摩、胡適之先生等代為介紹吳經熊，並去信南京中央研究院，請蔡先生同楊杏佛代為探聽下落，向政府方面說一句公道話。另外又去信武昌，北京，如××××××等，希望他們幫忙，務使海軍學生在作家名分上，得到一種保障，不致與其他人牽連視同一律辦理。 感謝各方面師友對於這件事的重視，以及所盡的種種幫助與營救的方法。關於律師的事，得胡、徐去信介紹後，又恰好丁玲的熟人李×先生，正與張志讓律師相熟，這張先生既同吳在一法律事務所合作，又極熱心於××友好災難的援助，故丁玲女士就預備把這事完全交給他們，先托他們探聽海軍學生的下落，再進行營救。那時節海軍學生第二次又從獄中送信出來，措詞更焦躁了一些，最擔心同一些不相干的人引渡過市公安局，催促我們趕快想法。且說他已經受了拷打，過中國監獄去他更受不了這種待遇。過兩天後，律師方面把本案情形略弄明白，為了辦案方便，他們又把這事件轉介紹我們去找尋江一平律師。我們去見這個事務從集的青年律師，還剛走進那個掛有執照文憑空屋子裡坐下後，得到了從別方面來的電話，說××逮捕的一干人犯業已有引渡的消息，再同他一談，他便主電找詹××律師，詢問龍華司令部方面新近在公共租界逮捕引渡的一批犯人中，有不有一個×××。回電並引渡人犯事也不提。只說不知道這件事，過軍法處查詢也無從查詢。××是政府方面的人，對這事不能答覆，便使本案又轉人歧途。人被逮捕既為事實，引渡消息又殊可靠，則人犯或又正如某一小報所說，業已直解南京，也未可知。不過人既無著落，律師對於本案幫忙無力，白費了這個青年律師兩點鐘的時間，兩人便只好道一聲歉走出那辦公室了。 人的下落究在何處，上海方面既苦無眉目可言，我們便預備過南京去詢問。我到南京見蔡××××××等後，談到這件事情，這些身居中央要職的人，就老老實實說這類事他們無從為力。武昌方面××來信，也說業已函×××設法，×××就申明這保人的事很不好辦。照當時政府的行為看來，誰對於青年要好，保釋這種年青人，誰就多一分共產嫌疑。且從這些偉人方面來探聽海軍學生的下落，則海軍學生似乎因為是一個知名作家，政府就決不會憑空把他逮捕，還認為逮捕是一種誤會，一個謠言。 我們也願意事實恰恰如此。但海軍學生的信，不是很分明的說出一切情形了嗎？回上海時，想起海軍學生或者正被人縛著用白醋灌入鼻孔，或裸著胸脯被人用香頭逼炙的神氣，使我難過得很。這種用刑強迫逼取受難者的口供，出於我在軍隊中清鄉時親眼見到的，大約就有一千個人，這一千張不同的苦難面孔，到這時節—一再現出來，且在燈光下看來，整個車廂內的每個同車者，那臉子都似乎是一個我所認識的罪人臉子。上海租界的刑訊，雖由於物質文明的進步，香頭熏炙一類方法，已用電刑來代替，但那種受難者在折磨中所有的境遇，卻大都一律相同。我記起海軍學生平時那副清瘦的臉子，記起了他生氣的情形。 回到上海後，把一切經過同丁玲說明，這個案件既無從求助於法律，也不能從人力上得到開脫機會，我們應當怎麼辦？我們同李×夫婦（即李達和他的夫人王會悟。——編者）四人商量了兩個整天。 這時節，外面風聲因捉人而更緊了些，在海軍學生失蹤後數日，又陸續有了些（××巢穴被××方面××）所發現，監獄中又增加了一些青年學生。丁玲在原先住處，先還用「先生過漢口有事去了」來搪塞房東的詢問，誰知房東早已看明白了此中情形，只希望她趕快搬家，不要到時出了什麼事情連累主人。同時她自己也擔心住處會為偵探知道，一時無其他辦法脫身。 一時既無其他適當住處可以搬去，只好暫且到西門路西門裡李家去住，把一個生下地還只七十天的小孩，同一些零碎衣服，先行過去，再來搬其他粗重東西。 關於失蹤者的下落，不久就又從海軍學生自己想方設法露出一點消息，知道他還在公安局，又知道他自己不久就得過龍華，請趕即想法找人取保。為了這樣一個消息，使我第二次再過南京。從南京方面得到了蔡先生的一封致上海市長的信，回上海拿了這信去會張群，從一個秘書方面始知道原來一批人犯兩天前已轉過龍華司令部了。 到了龍華司令部，使我們更擔了一分心，同時也放心多了。若干日來我們希望莫引渡，既成為徒然的努力，如今卻又希望不過南京了。按照習慣青年政治犯一到龍華，就似乎有了著落，所犯的案件麻煩一些，不久必押過南京，或就地槍斃。所犯的案件無頭緒可尋，或不甚重要，便定下一個徒刑的期間，或七年八年，或五月十月，到判決時若有人向某一方面設祛，譬如說××××××之類，就可以減輕一些。本應作三年的，有人說一句話，也許就可改成六個月。恰好復旦方面有個姓祝的朋友，半年前因文聯劇聯的小小嫌疑，被捕去後，略加訊問，就被判處兩年零十個月的徒刑，再經過一道希奇古怪外人莫得其詳的手續，又復從那個年限中減至六個月。預計羈押期間已四個月，於是把這點日子折合半數，再坐幾個月牢便放出來了。 這×君既同××略有關係，剛被釋出就來找尋丁玲，故見面時談及內幕，我們方明白了年青人被逮捕得釋放還有另外一種理由。我們心想一個人既然在正當法律下毫無保障，又無法使這類事從南京方面設法，如有什麼方法可使這些軍法官，發生慈悲，求他們真正公道一點，這方法倒不可不注意了。我們從×君方面的詢問，得到一分知識後，就又向一個郭女士處去探詢。郭女士正因為同樣一件事情，送了一份八百塊錢的禮物，給她一個廣東同鄉，這同鄉很幽默的收下那禮物，似乎本來就明白凡是年青人被拘押的皆出於無知被騙，故極熱心來主張公道。海軍學生既不能從法律得到公道，也就只好從法官要點公道了。我們為了這件事各處去籌錢，這件事情很得到幾個人的幫助。丁玲賣了兩本書，又借了些。但錢得到手時，便發生了一個問題，郭女土因為替那在押的籌錢回廣東去了，我們想把這錢來買公道，可不知道這買賣應如何作下去，同誰接頭，錢交誰手。 案情又似乎緩和起來，海軍學生有信捎出了。信上說一切還好，但事一持久必被牽連，最好乘此時設法保出。送信人自然還是五元。這送信人把酒錢得到後，看明白了我們的意思，恰好他同老國會議員相熟，那議員就是同丁玲要好早已死去的王女士的父親，問及他這件事，他便慷慨陳詞，願意替我們「買」公道。他把這件事說得有條有理，在敘述幾個過去的故事時，就舉出些很諧趣的理論來證明。他知道這些事情之多，完全出乎我們意料之外。丁玲相信了他，要他做出點成績來看看，他答應以後便走了。 第二次他帶了海軍學生的來信，也說及這人可靠。於是我們被他騙了一手，把一筆小款交給了他，這錢被他騙到手後，他究竟如何去辦交涉，這就只有天知道了。但他也不白白的得了這筆錢，他指示我們個方法，如何照規矩去探獄，他把一切手續告給我們，我們因此還能夠在海軍學生被捕以後，死去前，在獄中隔著雙重鐵欄互相招呼一次。 自從這一次見面以後，海軍學生便從這世界消滅了，無一個人明白他到什麼地方去了！至於這樣一個人被捉去以後，不聞宣布如何罪名，便居然消滅了，初初看來仿佛很稀奇，且在稍有人權法律觀念的人看來，會覺得政府這種處置青年人辦法很可懷疑。但其實這是城市中讀書人的看法。若一個稍稍明白內地情形的人，就不會如此了。這種殺戮在內地極其平常，十年來是無可統計的。古怪的不是這種青年人的失蹤，應是大多數人的麻木。這種麻木包括讀書人與×××在內，他們既不知把一些青年人殺去，對於一個民族是一種如何損失，大規模的殺戮雖日日在舉行，多數知識階級還捫■談天，專在一些無當於實際的問題上有所爭論。（也不知道殺戮年青人的辦法是一種如何愚蠢的辦法，故這種殺戮還在用種種方式繼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