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本自傳 · 二　家族的歷史和軼聞

我的家族最初來自肯特郡。肯特郡的南部地區，一邊與薩塞克斯郡接壤，一邊靠海，這裡從前蒙上一片安特里達森林，到現在仍保持著「林地」的名稱。一三二六年，吉本家族在這個地區，在羅爾文頓行政分區和教區，擁有大量土地。這個家族長子的一個支派，迄今仍還固守鄉土，在財產上沒有多大增加或減少。 約翰·吉本的名字初次出現後十四年，他這姓名就作為國王愛德華三世的建築師寫上了記錄：那座守衛梅特威河口的堅固雄壯的昆斯巴勒城堡，就是代表他的技能的一項紀念物。在宗譜紋章官員的巡訪記錄中，屢次寫到吉本這個姓氏。當紳士稱號尚未隨便混用的年代，吉本家保有「紳士」的銜頭；其中有一位，在伊麗莎白女王當政時期，曾任肯特郡的民兵隊長。可是由於年代久遠，或者由於本身毫不出名，我的肯特郡祖先們所有善事和劣跡全都歸於遺忘了。他們的身份或地位，把他們限定在農業生活的各種勞作和娛樂裡面了。 十七世紀初期，羅爾文頓的吉本家族有個屬於幼子的支派從農村遷居到城市；我毫不慚愧地承認，我是這個支派的後裔。干法律行業必須有某些能力；當教士又有某些限制；在我們的陸軍和海軍、我們的文職機關，以及我們對印度的統治打開這麼許多升官發財的道路之前，出身自由民族、經受開明教育、渴望創造獨立地位的青年們，較多選擇貿販職業。我們有許多聲望最高的家族並不看輕商店的店堂，甚至也不看輕工場作坊；他們的姓名登錄在倫敦的同業公會和公司的名單上。因此在英國，同在義大利各邦一樣，掌管宗譜紋章的官員不得不公開宣稱，貴族身份並不因為經營商業而有所降低。 騎士時代繪飾軍人頭盔和盾牌的紋章，如今變成毫無實際意義的裝飾品了。凡是有錢製造一輛馬車的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設想，將紋章漆繪在車廂面板上。我的家族紋章，同肯特郡吉本家族在紋章官員團按宗教規矩衛護高貴血統與姓氏的時代所佩用的完全一樣：在一片天青色底紋上，一頭守衛獅子躍立在三個銀白色扇貝之間。不過，要不是我們家族的紋章使我想起一個荒誕的軼聞，我也不會樂於吹噓它的。大約在詹姆斯一世當國期間，紋章上那三個於人無害的扇貝，被紳士埃德蒙·吉本改繪成三個吃人的女妖，用意是污衊他的三個女親屬，因為她們叫他吃了冤枉官司，他心裡懷恨。可是這種奇特的報複方式，在當時雖然得到了紋章管理長官威廉·西格爵士的許可，不久便和它的發明者一起消失了；在他本人聖教堂葬地的墓碑上，不見了那三個女妖，仍是三個扇貝居於原來應居的位置。 到上世紀初期，肯特郡羅爾文頓的紳士羅伯特·吉本（死於1618年）有個兒子，名字也叫羅伯特，落戶在倫敦，成了紡織工業公司的一名股東。他的太太是埃德加家的女兒，這家族在薩福克郡發達了約有四百年，在亨利七世當朝時出了個有名有錢的高級律師格雷戈里·埃德加爵士。羅伯特·吉本（死於1643年）有兩個兒子，一個叫馬修，在萊登霍爾街得了個亞麻布店主地位就心滿意足了；另一個叫約翰的，卻給社會公眾留下了一些有關他生平、性格以及家庭的有趣的回憶錄。他出生於一六二九年十一月三日，在一所普通中學、以後又在劍橋大學受了文科教育。他讚美自己在伍斯特郡阿爾斯巴勒的考文垂勳爵托馬斯家裡充當家庭教師時所享受的那種隱居生活的安逸滋味。可是我的這位同宗不久就把心思轉向較為活動的生活，他以軍人和旅遊者的身份出訪外國，學會了法語和西班牙語，在澤西島逗留了一段時間，又渡過大西洋，到當時正趨發旺的弗吉尼亞殖民地居住了一年多（1659年）。在這個遙遠的地方，印第安族土著的一種作戰舞蹈特別地滿足了他對紋章學的愛好，或者應說是熱情。當印第安人一面揮舞戰斧、一面按照節拍跳動的時候，他以精細的眼光注視著他們所執小小的樹皮盾牌，以及塗繪有他所喜歡研究的各種色彩和符號的赤裸裸的身體。他說：「對此我非常驚異；由此我斷定，紋章是天然地灌輸到人類的觀念中來的。倘若果真是這樣，那麼紋章就該得到比今天所得更大的尊重。」他在查理二世復辟後回返英國，不久結了婚。他定居在倫敦塔附近聖凱瑟琳修道院的一所屋子裡，這屋子後來交與我祖父居住。他以「藍色副章紋章院官員」的名義和就職儀式加入了紋章院。在這個機關里，他享受了將責任與愛好結合在職務中的罕有樂趣，歷時近五十年。他的姓名永遠留存在紋章院。他有許多書信至今還保存著。 我的這位同宗，和他的多數家屬一樣，在教會和政府里都是極端的托利派。當查理二世時代的末期，他幫約克公爵寫文章，非常熱烈地抨擊共和派；正如每一個動物都知道使用它的固有武器那樣，他用紋章作為報復手段，給對方畫了一張最醜惡的盾形紋章圖案。可是輝格派政府的勝利阻止了藍色副章的採用，甚至停止了他在紋章院的差使，直到他親口發誓認錯方才復職。他活到九十高齡；在等待那個不可避免而又難以料定的時刻的歲月里，他希望有福氣保持健康、能力和德性。 我於一六八〇年在國外收到一位德國朋友從故紙堆中撿來的一本用英文寫的紋章學小書，著者署名正是約翰·吉本。書中有豐富的家譜學知識，同時我的同宗也沒有忘記列入他自己的姓氏；而我所有有關吉本家族的資料，幾乎全都是從這位族人那裡得來的。這位族人希望從這本小書（十二開本一百六十五頁）得到不朽的聲名，在書的結尾處還寫詩表示他的得意。這希望是落空了。如此落空希望的，約翰·吉本不是他那行業中的第一個，也很可能不是吉本家族中的最後一個。 他的哥哥，布店老闆馬修·吉本，有一個女兒和兩個兒子。一個兒子是我祖父愛德華，誕生於一六六六年，還有一個叫托馬斯，後來成了卡萊爾教長。 按照商業上的信念，最好的書本是贏利的賬簿，而宗譜紋章官員約翰的著作，就遠不如他侄兒愛德華所寫的本子那麼值錢。不過一位作家至少是自稱為公眾利益而寫作的，而商業上冷冷的收支餘額，可只能叫由此獲利的人感到高興而已。 我祖父成功的努力，使他的地位超過了上代幾輩人。他似乎投入了各色各樣範圍廣泛的經營，甚至他的主張也都從屬於他的利益了。我發現他在佛蘭德給威廉國王的部隊供應軍衣，儘管他是應當以更大的興趣、而不一定要以較低價格為詹姆斯國王承辦給養的。在他留居國外期間，他在國內的企業交由他母親赫絲特經管，這是一個很活躍、很能幹的女人。在安妮女王當國最後四年（1710—1714年）的托利黨政府中，愛德華·吉本先生被任命為海關關長之一，因此曾和普賴爾同在稅務機關任事。不過對他的職位來說，這商人比那詩人(1)更為合格；因為有人曾聽首相博林布魯克勳爵說過，他從來沒有同一個比愛德華·吉本更清楚地懂得英國商業和金融的人談過話。一七一六年，他被推為南海公司的董事。他的賬簿證明，在他接受這個不祥的位置以前，他已擁有六萬英鎊的個人財產。 但他的家當在一七二〇年的大失敗(2)中全部衝垮了，三十年辛苦經營的結果毀滅於旦夕之間。我對於南海公司當日計劃的執行是否正當，對於我祖父和其他公司董事是否有罪，不能做出恰當的判斷。不過現代的衡平法理必將譴責當時那種粗暴武斷的辦案手續，認為那種做法污辱了公道原則，而且還使不公道行為格外令人憎惡。當英國從黃金色的好夢中醒來之後不久，社會上、甚至議會裡就掀起一陣喧嚷，要求對他們所受的犧牲有所補償：不過各方面也都承認，南海公司儘管有罪，但在英國現行法律中，沒有任何條文可以援用來將它定讞。《丹麥現況》的作者莫勒斯沃思的發言，可以表示下院的脾氣，或者該說是下院在發脾氣。那位熱心的輝格黨人高聲說：「非常罪行無疑必須非常處治。羅馬的立法者不曾預見可能有殺害父母的行為，但一經發現這樣的惡人，就馬上將他裝入口袋，縫牢袋口，投到河裡。對造成我們眼前禍害的人，我贊成給予同樣的處理。」他的提議沒有照原案通過，但是議會成立了一個刑事法案，一項具有追溯效力的法規；可是在上述犯罪行為發生時，這個法案是不存在的。這種嚴重侵犯自由和法律的舉動，只有極端迫切的需要可以作為藉口；對於這件事情，也不能用「危險臨頭」或「以儆效尤」等託詞來進行辯解。 這個法案約束了董事們的人身自由，對於他們的外出，強求一種過分的保證；對於他們的人格，預先標上了一個污辱記號。他們被迫用發誓的方式交代自有地產的確實價值；同時不許他們轉移或讓渡任何一部分財產的所有權。在通常的刑事案中，每個當事人都有權可以在法庭上要求他的辯護人聽取他的意見。董事們請求將自己的意見告訴辯護人，可是法庭拒絕這個請求；迫害他們的人不要求任何證據，不願意聽聽他們的辯護。最初曾經提出，從董事們各人的地產中分別留下八分之一，作為他們日後維持生活之用；可是又有一種貌似公正的意見提了出來，說是各人財富的多少和犯罪程度的輕重各不相同，這樣一種不公平的比例，對於許多人說來未免太小了，而對於某些人說來又可能是太大了。於是對每個人的性格和行為分別作了評價；然而，評價時不是冷靜嚴肅地進行法庭審訊，而是拿三十三個英國人的命運和名譽當作輕率商談的題目，耍弄一種不講法律的多數決定的遊戲。審判委員會裡最卑鄙的人，可以用一個惡毒的字眼或者悄悄投上一票，任情發泄一般人共有的怒氣或者他個人的怨氣。侮辱加重了傷害，而取笑打趣又使侮辱更形刻毒。有人開玩笑地提出，允許留用二十英鎊，或者留用一個先令。有一份含含糊糊的報告，說的是某一董事，從前參與了另外一項貿易計劃，由此使幾個不詳姓名的人遭受到錢財損失，這報告也被認為是他的實際罪行的一項證據。有一個董事，因為無意之中講了一句蠢話，說他的幾匹馬須用黃金餵養，結果把他的家產都沒收了。另一個董事傾家蕩產，則是因為他的驕傲脾氣太重，一天在財政部，竟不肯對地位比他高得多的幾名官員有禮貌地回答一句話。對於這些人，都在本人不在場或不聽本人抗辯的情況下，任意判定罰款和沒收財物，結果充掉了他們的大部分家當。這種肆無忌憚的壓迫手段，是很難用議會的無限權力來作擋箭牌的；而且還可以嚴肅地質問一句，審判南海公司董事們的那些法官，是不是這國家的忠誠、合法的代表呢？ 我祖父不能指望得到比他的同事們寬大一點的待遇。他的托利黨主張和關係，使得當權人物非常憎厭他。他的姓名被寫在一份用意可疑的密報上；他那出名的才幹不能使他辯說他是出於無知或失誤。在審理南海公司董事們的初步程序中，吉本先生是少數幾個受扣押者之一；到最後宣判時，他的處罰額度說明他罪責特重。他向下院發誓交代的財產總額為十萬零六千五百四十三鎊五先令六便士，不包括先人的遺產。允許吉本先生留用的數額，有一萬五千英鎊和一萬英鎊兩種不同意見，但到表決時，卻一致同意較小的數目。 我祖父當時正在壯年，在這個一敗塗地的基礎上，憑著議會無法剝奪他的能力和信用，重又建立起一座新的財富大廈。十六年的勤奮經營獲得了巨大的報償；我有理由可以相信，這座新的大廈並不比先前那一座遜色多少。他在薩塞克斯郡、漢普郡、巴金漢郡置了很多地產，在新河公司買了許多股票。另外他還在薩里郡的普特尼購置了一座寬廣的住宅，附有花園和田地。他在那裡住了下來，過著體面、舒服的生活。他於一七三六年十二月去世，享年七十歲。 我的父親愛德華·吉本，出生於一七〇七年十月。在他十三歲時，議會的法案剝奪了可以由他繼承的財產，可他對此感受不深；以後當他長大到接近成年時期，又有一番富足的前景展現在他眼前了。做父親的最注意要給他的子女補足自身所感到的缺陷。我祖父的知識來自一種強大的理解力以及處世方法的親身經驗；可是我父親卻以一個學者和紳士的身份，享受到了文科教育的種種好處。他先在威斯敏斯特中學，以後到劍橋大學伊曼紐爾學院接受了正規的書院式訓練；又在家裡請了私人教師威廉·勞先生管他的學習和道德修養。可是聖者的精神是當前世界夠不到或者瞧不起的；所以當那做學生的不斷地在國外旅遊的時候，這位當教師的就留居在普特尼。他是整個家庭非常尊敬的朋友和精神上的導師。我父親在巴黎住了一段時間，為的是學會各種時髦的體育運動；由於他生性熱情而且喜歡交際，他就耽愛了這類娛樂，而他過去在教育上所受到的嚴格拘束，也使他格外對此發生愛好。其後他遊歷了法國的幾個省區，不過每次旅行時間都不長，走的也不太遠。 當他回到英國時，在1734年的大選中，他被選為彼得斯菲爾德鎮的議員而參加了議會。我祖父在這個鎮上擁有很大的一份地產權，後來又將這樣一份重要的財產讓給別人了（我不知道原因是什麼）。在反對羅伯特·沃波爾爵士和佩勒姆父子的活動中，成見和友誼使他的兒子結合於托利黨人，——我該說是結合於保王派吧？或者，該像他們喜歡自稱的那樣，稱他們為鄉下紳士吧？他多次照他們的意思投票，多次同他們一起喝酒。他沒有獲得演說家或政治家的名聲，只是熱心地參加那一場反對輝格黨的大運動；追擊七年，終於把羅伯特·沃波爾爵士轟下台了。在盡力攻擊一位不得人心的首相時，他滿足了對南海公司迫害案件中壓迫他們家族的那個人施行報復的一己願望。 * * * (1)指上文馬修·普賴爾。他是詩人和外交家，並曾任副國務大臣和海關關長。 (2)南海公司成立於1710年，1720年向政府提出計劃，以代償巨額國債換取某些獨占性商業權利。議會議論、同行競爭，以及社會上對該公司股票進行投機買賣，引起其股值的大起大落，終於迫使許多股東破產，使董事們成了訟案中的被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