稼軒詞編年箋注 · 增訂三版題記
一
自從一九七八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將稼軒詞編年箋注又一次重印之後，由於印數較大，發行面較廣，各地的讀者和專家當中，有很多人先後致函給我，提出了一些需要訂正或補充的意見。這使我受到了很多的教益，同時，也受到了很大的鞭策。我不能把這一大批很可寶貴的意見束置高閣，若罔聞知。於是，從進入八十年代之初，我就又斷斷續續地對這本箋注進行修訂和補充工作。到今天，為時已整整十四個年頭了，而我也已經年屆耄耋，精力衰憊，記性恍惚，手臂顫抖，作字維艱，只好把這項補正工作告一結束。雖還不應說是草草收兵，但在工作的過程當中，總經常會發生一些「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和「雖欲從之（指各地來函中的種種建議），未由也已」的感覺。
除這些外來的因素之外，在我自己，在一九六二年進行了那次增訂之後，也時常想到對於辛詞的編年隸事大作一番調整。原因之一，是元大德年間，廣信書院刊行的十二卷本稼軒長短句的影印本剛剛出版，我看到之後，就在增訂再版題記當中寫道：廣信書院所刊十二卷本，對於同調各詞的排列，大致上也是以寫作先後為序的。當時我還只是粗略地翻讀一過，就已察覺到一些最明顯的例證，如：凡是經范開編人稼軒詞甲集中的各詞，在廣信書院的刊本中，大都編列在各調的最前面，而凡其作於閩憲或閩帥任上的諸詞，則全無置列帶湖所作同調諸詞（此專指其詞題中著有明確年代者）之前者。以後我更進一步細考這個版本的淵源，知其必出自曾任京西南路提刑的稼軒嗣子所編定、由稼軒之孫辛肅請求劉克莊寫了序文（見後村大全集卷九十八）、嗣即在上饒予以刊行的那部只收詞而不收詩的辛稼軒集（見後村詩話後集卷二）。既是如此，則凡收錄於廣信書院本中的全部辛詞，自不至有贗品羼入；而其中對同調各詞的編置次第，對於辛詞的編年也具有極大的參考價值。其中雖也間有先後參差錯出之處，那大概是出於編集者見聞之所不及、推考之偶爾不當之所致。對於這類問題之凡有蛛絲馬跡可考者，自當另行考求其寫作時次；其確實難於考定者，則斟酌編置於可以考定作者之同調某首之前或後。本擬根據這一新的認識立即著手進行改編，不料不久就發生了繼續到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遂致在一九七八年重印時，所用的仍是一九六二年增訂的那箇舊版。
另一原因，是我在八十年代之初，經鉛山縣檔案館的友人，輾轉借到了鉛山辛氏宗譜的第一本（據說全書共五本，其餘四本，藏有此譜的辛姓人家秘而不肯示人）。這一本宗譜中所收錄的資料，出於明清人偽造者什居七八，但有一篇宋兵部侍郎賜紫金魚袋〔辛公〕稼軒歷仕始末，儘管其中脫誤甚多，卻確是出自南宋末年人手筆，因而是極富史料價值的一篇文字。清朝嘉慶年間江西萬載縣辛啟泰編寫的辛稼軒年譜中，對於稼軒誕生的年月日時以及稼軒逝世後家中的景況，必即是根據此文寫成的。只因辛啟泰並未因編撰稼軒年譜而去廣泛地翻閱有關書冊，從而對於這篇歷仕始末也未能充分加以利用。
元刻廣信書院十二卷本稼軒長短句是經過清代的著名校勘家黃丕烈、顧廣圻等人校勘過的，依照此本翻刻的王鵬運的四印齋印本，更為近代研究辛詞者所易見。但直到要編寫稼軒年譜問世的梁啓超，都沒能從中覺察出它所涵蘊的這一特徵，自鄶以下更不足論了。
宋兵部侍郎賜紫金魚袋〔辛公〕稼軒歷仕始末一文，對於述寫辛稼軒的生平事跡自極重要。我在三十年代所編撰的稼軒年譜中，凡其僅僅以辛啟泰所編年譜為依據者，除有關稼軒子嗣後裔部分外，幾均可在此文中找得其更較原始之出處。而從宋孝宗乾道元年至三年的稼軒行蹤，過去長時期內未得解決，我還曾經根據詞中涉及吳江的幾句話，而假定此三年為稼軒被投閒置散而流落吳江的時期。從歷仕始末中卻看到了他在任江陰軍簽判之後繼即改任廣德軍通判，遂使多年空白借得填補。於此可見，歷仕始末對於稼軒詞的編年也有極大的用處。單是其中的「初寓京口」一句，便遞送給我們一道信息：辛稼軒在「錦襜突騎渡江初」的紹興三十二年（一一六二），便已有了家室，亦即和稍前於他寓居京口的范邦彥之女、范如山之妹成婚了。其時稼軒為二十三歲，女方年齡亦與之相當。這樣，我就把原編入「作年莫考諸什」中的一首作於立春日的漢宮春，認定為稼軒渡江後第一篇創作。因為，據詞中的「年時燕子，料今宵夢到西園」句，知其違別故鄉濟南僅及一年；「卻笑東風……又來鏡里，轉變朱顏」諸句，為稼軒以「朱顏」形容自己面貌僅有的一次，知其確作於青年期內；而「渾未辦黃柑薦酒，更傳青韭堆盤」兩句，也正說明新建立的家庭，在飲食居住等條件上還都很簡陋。既確定稼軒與其夫人為同齡，則據其「壽內子」的浣溪沙詞中之「兩人百歲恰乘除」句，又可斷定此詞必作於淳熙十六年（一一八九）家居上饒之時（至其專言「壽內子」者，則必是二人僅為同年，而出生月日並不相同之故）。從上舉二三例證，當可概見歷仕始末這一短文所寓有的史料價值，是大可予以充分考索和利用的。
既有因稼軒詞編年箋注在一九七八年的大量印行而引致讀者提示給我的無數補正意見，又有我從影印元刻本稼軒長短句受到啟發而久積於懷的要把編年大作一番調整的篤願，又從鉛山辛氏宗譜獲見自萬載辛啟泰以後二百年來的辛詞研究者都未得見的宋兵部侍郎賜紫金魚袋〔辛公〕稼軒歷仕始末；這次的對稼軒詞編年箋注和辛稼軒年譜的大幅度增補訂正工作，就在這種種主客觀的形勢下開始了。至其成為一種馬拉松式的工作，前後持續了十年以上的時間，則是我始料所不及的。
二
回想半個世紀之前，當我最初著手於稼軒詞編年箋注的編撰時，業師傅斯年先生曾告誡我說，最好能把書名中的「箋注」改為「箋證」，亦即只把涉及稼軒詞本事的時、地、人等等考索清楚，把寫作的背景烘托清楚即足；對於典故的出處則可斟酌其關係之重要與否，有選擇地注出，而不必一一遍加鉤稽；至其脫化於前人詩詞之語句，則注之不可勝注，自以一概不注為宜；各詞寫作年月，其明確易知者固可為之編定，卻不應曲事牽合，強為系年，以免或失魯莽，或失穿鑿。傅先生還鄭重地向我說道，千萬不能把此書作成仇兆鰲的杜詩詳註那樣，仇書作得確實夠詳、夠繁瑣了，但那只是供小孩子閱讀用的，對於真正研究杜詩的人究竟能起多大作用呢？（以上僅記其大意如此。）對於傅先生的這些意見，有的我在編寫詞箋的過程中接受了，所以從一九五七年的印本直到一九七八年的印本的第五卷，都標著為作年莫考諸什，而在另外的五卷中，明確加以系年的，共不過二百二三十首。對於典故出處及詞句之脫化前人者之處理，則只是部分地接受了傅先生的意見而非完全照辦，所以在書前的例言當中，就寫有這樣一條：「茲編之注釋，唯以征舉典實為重。其在詞藻方面，則融經鑄史，驅遣自如，原為辛詞勝場之一，故凡其確為脫意前人或神化古句者，亦皆為之尋根抉原，註明出典；至如字句之訓詁以及單詞片語之偶與古作相合者，均略而不注。」儘管在初稿當中，也有許多並不符合這些原則之處。至於書名，我也沒有把「箋注」改為「箋證」。
不料一九五七年初版印行之後，不久就有人發表文章，批評這本書的注釋過於簡陋了；也還有幾位素不相識的專家學者，例如劉永溍、李伯勉諸先生，直接寫信給我，連續不斷地提供我許多應當增補的資料；再結合我自己隨時覺察到的一些應行補正之處，便動手進行了一些修改和增補。以後於每次印行前又遞加修正，成為一九六二、一九六三和一九七八諸年的印本。這幾次印行的版本，在箋注的一些方面已經突破了初版例言和題記當中所設定的各種準則了。
把兩宋的詞人劃分為豪放派和婉約派，我自來是並不認為十分恰當的。但不論分與不分，辛稼軒在兩宋詞人當中應是名列前茅的大作家，其影響之大，感染力之強，都為其他詞人的作品之所不能比擬，我想，這已經是得到了公認的一樁事實。其所以能夠如此，除了因為他是一個民族志士和英雄豪傑人物，當全民族正處於最艱苦困難的時期，他能夠懷著高昂的激越奮發情緒，代表著那一代人而唱出時代的最強音，亦即具有最高的思想境界和最深厚的感情原素之外，在其寫作的布局命意和藝術加工方面，必定也有遠非其他詞人所可跂及之處。而這些，又必定都是出於辛稼軒的生活、學識和藝術的素養，而決非臨時浚之使深、築之使高的。然而我自己，卻是一個從來不曾涉及於詩詞創作領域的人，既然不曾有這方面的實踐，怎能對稼軒詞的寫作技藝有確切而且深透的理解呢？因此，不論在編寫這本箋注的初稿時，或在一九六二年以及今次的增訂修改過程中，對於這一問題，我一直為了藏拙，避而不談。只因在一九六二年以來的印本中，我把略論辛稼軒及其詞一文置諸卷首，題目雖標明了「論稼軒詞」，實際上所論卻只是極為膚淺的幾點。那位素未謀面而卻為這本詞箋的增改已經提供了無數意見的劉永溍先生（他已在十年浩劫中去世），看到我的這篇文字之後，又特地寫信給我，對辛詞在寫作方面的特點，提出了幾條意見。遺憾的是，當他在世之時未及將此信收錄於辛詞箋注當中，現在就趁此書增訂改版的機會，全文照錄於此，聊以稍補本書的闕失，稍祛我的幾許遺憾，並借與讀者共賞。
再版增入略論辛稼軒及其詞一文，為讀者先介紹作者及作品之概要，確屬必要。文中對政治方面陳敘甚詳，關於詞的藝術特點方面，只提創作態度一點，似太單薄。以溍之意，此文不啻詞集的代序也。
辛詞如感皇恩上片述讀莊子的感想，下片述聞朱晦庵即世的感慨；六州歌頭告鶴三事，上片述二事，下片述一事；賀新郎上片述離別三事，下片述二事；又一闋「賦琵琶」，則將琵琶故實分別在上下片吟詠：都打破了前後兩片成規。辛詞喜掉書袋，他的用事，如前述賀新郎等，都是堆垛式的，我認為這是一種堆假山的手法，也和別人不同。辛的白話詞，是效法李易安的。除醜奴兒近外，如尋芳草（「調陳莘叟憶內」）、糖多令（「淑景斗清明」）、好事近（「醫者索酬勞」）、鵲橋仙（「送粉卿行」）、西江月（「醉里且貪歡笑」）等，雖是白話詞，卻都是文人吐屬，和柳耆卿一派的市井腔調頗有不同。這三點似乎都可以作介紹。當否請酌。
劉永溍先生信中對於幾首辛詞的寫作技巧的論析，雖已全錄於此，但也只能起發凡起例的作用，他所沒有論述的大量的辛詞，就請辛詞的研究者們憑靠各自的理解和認知去進行辨析吧，這對我來說依然是無能為力的。
除了對辛詞的結構和布局，從形式上探求其藝術手法外，對於大量的辛詞的意蘊，即其託言於此而寄意言外的所謂「寄託」，自也應予以探索和闡發。但這所謂寄託，只能以具有深遠隱微的旨意為限，而並不是打啞謎，作密電碼，因而不能用猜謎底、破密碼和作紅樓夢索隱的辦法去考求和對待。然而前代詞家之闡發辛詞之寄託者，卻每每不免於那樣的取向。儘管其中也偶有「不幸而言中」之處，而一般說來，則或出穿鑿，或出附會，我卻是大都不以為然的。我在撰寫此書的初稿時，在例言中所列的如下一條：「明悉典實則詞中之涵義自見，揆度本事則作者之宅心可知。越此而往，舉凡鑿空無據之詞，游離寡要之說，所謂『只謂攪心、胡為析理』者，茲編概不闌入。寧冒釋事忘意之譏，庶免或臆或固之失。」說穿了，這一條就全是針對上述那種取向而發的。我也常暗自發笑，我的這種做法，大似王安石注經時對「先儒傳注，一切廢不用」的辦法了。所以，在這本箋注先後印行了幾版之後，一位友人告我說：不論他或其他讀者，從此書所得的印象，同樣是：它是出自一個歷史學者之手，而決非出於一個文學家或文學史家之手的。這個評語的涵義，不論其為知我罪我，我總認為它是非常恰當和公允的。
三
稼軒詞編年箋注一九七八年的重印本，印數為二十五萬冊，印行僅及一年即全部銷售一空，總應算作暢銷書吧。其所以能夠暢銷，主要是因為十年浩劫剛剛結束，各地的學術研究工作蓬勃開展，青年學子的讀書和學習的氣氛也異常濃厚，對這本書的需求量自也隨之加大。然而好景不常，到了八十年代的中期，學術文化以及出版界的情況便都發生了巨大的逆轉：在大氣候中，學術研究氣氛似乎已成了過眼雲煙，而青年學子的厭學情緒也突然襲來，以致出版界再也不肯考慮這本編年箋注及其同類書的印行問題了。這就是造成我在這篇題記開頭所說的這次修訂增補工作的馬拉松式的主要原因。
在進行修訂增補的最初階段，我本是把我自己的一些想法（例如充分利用廣信書院本各個詞調的序列重行編年，把原標「作年莫考諸什」的第五卷取消，把其中所收各詞儘可能考求其作年，或匯集於作年可考諸詞的前後，等等），把先後所收到的各地讀者來信中所提大量意見，一律交付與遠在哈爾濱一所中學執教的辛更儒君（我把借到的一本鉛山辛氏宗譜也轉借與他，協助他先寫了一篇介紹歷仕始末的文章，並要他在修訂詞箋、年譜時加以充分利用），請他按照我所訂立的幾條原則加以篩選，填補在適當的地方。另外，舊版中引用詩文所注出典太簡略之處（例如引用論語、孟子中的話而未注篇名，引用古人詩文而未注出題目之類），也請他代為查補。
辛更儒君接受了這一任務後，剪裁舊本，填補新注，有時須寫為蠅頭小楷，添入字裡行間，費心、費力、費時均極多，頗為可感。只因從一九六二年以來的各次重印本中，對於某些與詞旨不甚相關的語詞也往往做了注釋，到一九七八年的印本銷行之後，讀者來函中屬於此類的增補意見因亦更多。辛君未能嚴加剔除，遂致較前更嫌蕪雜。更由於我和辛君共同商酌的時間不夠多，在編年和隸事方面，也間有未能取得一致意見之處。在他整理修定竣事之後，我雖又從頭到尾草草檢核一過，也多少有所改正，但終不免有些疏略。到一九八五年的夏秋之際，便把全稿寄交上海古籍出版社去審查。出乎意料的是，出版社對此書此次的審查工作特別重視，委託給一位對古代詩詞有精湛研究的老編審陳振鵬先生去做。陳先生對於這本稼軒詞編年箋注的審查工作，嚴肅認真，一絲不苟。他簽貼了數以百計的意見，將全稿寄回，要我參照修改。我翻讀之後，覺得他的意見無不確切諦當：他對於原箋原注中的錯誤，都指點得切中要害；他所建議添換的新的箋注，也都使本書在質量上得到很大提高。例如：
一、在注釋稼軒作於福州的賀新郎（「覓句如東野」闋）中的「對玉塔微瀾深夜」句時，舊版中我原引用了蘇軾 江月五首之一中的「一更山吐月，玉塔臥微瀾」兩句，雖已算找到他所從脫化的古句，但對此句及蘇軾原句的意義，還等於並未作出解釋。陳先生乃於籤條中錄出蘇軾詩序全文，並引錄陸游 入蜀記七月十六日的一段記事云：「是夜月白如晝，影入溪中，搖盪如玉塔，始知東坡『玉塔臥微瀾』之句為妙也。」以為據此可知「玉塔」乃指月在水中之倒影。遂使蘇詩辛詞俱獲確解。繼又指明查慎行注蘇詩謂玉塔指惠州豐湖旁之大聖塔之非是，這也解除了讀者的另一誤解：當時有一讀者自福州來信說，淳熙三山志卷七公廨門載：「澄瀾閣，舊西湖樓基，待制趙公汝愚創建。」澄亦作澂，則辛詞中之「微瀾」或即原作「澂瀾」云云。今既知辛詞此句確由蘇詩脫化而來，又知「玉塔」確為月在水中之倒影，則澂瀾閣之說自無法成立，因玉塔無法臥樓閣中也。
二、世人共知辛稼軒喜在詞中「掉書袋」，卻未必都知在他的書袋當中之豐富貯藏，乃是三教九流兼收並蓄的。這自然為注釋者增加了一定的難度，儻不能跟蹤追尋，便必致多所漏略。例如他的「別成上人並送性禪師」的浣溪沙，開頭的兩句「梅子生時到幾回，桃花開後不須猜」，即均自禪宗機鋒語脫化而來，而我在已經印行的各版中卻均未作注。這次訂補，僅將「桃花開後」句在景德傳燈錄中找出其淵源，在陳振鵬先生的審查籤條中卻把「梅子生時」一句的淵源從五燈會元中找出，不唯將全文錄示，並告以景德傳燈錄卷七所載此事，而文較簡略，不能表見事之原委，故不宜用。
陳振鵬先生簽提的類似這樣的一些珍貴意見，舉不勝舉，我全已把它們訂補到這次的修訂本中去了。這些意見，既足以表見陳先生對我國古典詩詞具有精湛的研究，也足以說明他的學識的博洽，更足以反映出，他對於一部書稿的審定工作做得如何嚴肅認真。這種種美德，求之於當今各出版社的編審、編輯人員當中，即使不能說絕無僅有，大概也應是屈指可數的吧。因此，我雖迄今與他未得一晤，我卻要遙認他為我的益友，並在此向他致敬致感。
如前文所說，我是一個已經進入耄耋之年的人，老眼昏花，手臂顫抖，查閱書籍，改寫注文，工作效率之低下，經常影響到工作情緒之低落，遲遲復遲遲，也是造成馬拉松式的原因之一，以致到今天才得告了結。
在此我還須說明，這本箋注雖始終是用我一個人的名字刊行的，但若非從撰寫初稿以來就得到夏承燾、蔣禮鴻諸先生的大力幫助；若非在它幾次刊行的過程中又得到劉永溍、李伯勉諸位素未識面的先生的大力幫助，以及廣大讀者所提示的大量意見；若非從一九七八年以來又得到更大數量的讀者的來函，和陳振鵬先生的大力幫助，它是絕對不會呈現為目前這個差強人意的增訂三版本的。
另外，詩淵中收有辛詞數十首，經過辛更儒君加以核對，其為行世諸本稼軒詞集所不收者僅為以下三首：
水調歌頭（「簪履競晴晝」闋）
感皇恩（「露染武夷秋」闋）
驀山溪（「畫堂簾卷」闋）
現一併收錄編次於此增訂本中。與前此印行各版所收之六百二十六首相加，共為詞六百二十九首。
四
題記到此本已結束，然而我卻還想「曲終奏雅」。
從寫作藝術到語詞涵蘊，從隱婉到寄託，從意象到境界，都置之不論，對於一本辛詞箋注來說，總是令人遺憾的極大缺陷。這原也是使我多年以來極感尷尬困窘、經常耿耿於懷的一個問題。所幸是，在近十多年內，我從各地的報刊上，讀到了加拿大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葉嘉瑩女士（華裔）的許多篇縱論唐宋詩詞的文章，其中包括了論稼軒詞的許多篇。其文章議論皆渾融灑脫，恢閎開廓，曲匯旁通，而又全都在於反覆闡發其主題。用四川大學教授繆彥威（鉞）先生在靈谿詞說後記中的話來說，那就是：一方面葉教授和繆先生本人一樣，「由於多年來創作實踐的經驗，深知其中甘苦，因而更能理解、探求古代作家在其作品中所蘊含的幽情微旨，而賞析其苦心孤詣的精湛藝術」；另一方面，則是葉教授之論文學，「能兼融中西，自建體系，汲取中國傳統文字理論之靈悟慧解，而運用西方思辨之法作清徹透闢之分析說明」。其「研治中國古典詩詞，觀察銳敏，思考深沉，既能旁搜遠紹，又能索隱（廣銘按：此非紅樓夢索隱式之索隱）探微，所樹立之精義，開拓創新，論證詳核」。繆先生的這些話，是綜括了葉教授的全部講論詩詞的文章而發的，但如專用在她論述稼軒詞的幾篇文章上，也無不確切諦當。葉教授論稼軒詞的文章現在收入她與繆鉞先生合寫的靈谿詞說中的，雖只是論辛棄疾詞一篇，而這一篇論文的主旨，卻是要把辛詞內容的方面之廣與風格的變化之多，作一次「將『萬殊』歸於『一本』的嘗試」。她寫道：
第一，我們該注意到的是，辛詞中感發之生命，原是由兩種互相衝擊的力量結合而成的。一種力量是來自他本身內心所凝聚的帶著家國之恨的想要收復中原的奮發的衝力，另一種力量則是來自外在環境的，由於南人對北人之歧視以及主和與主戰之不同，因而對辛棄疾所形成的一種讒毀擯斥的壓力，這兩種力量之相互衝擊和消長，遂在辛詞中表現出了一種盤旋激盪的多變的姿態，這自然是使得辛詞顯得具有多種樣式與多種層次的一個主要的原因。第二，我們該注意到的，則是辛詞中之感發生命，雖然與當日的政局及國勢往往有密切之關係，但辛氏卻絕不輕易對此做直接的敘寫，而大多是以兩種形象做間接的表現。一種是大自然界的景物之形象，另一種則是歷史中古典之形象。這種寫法，一則固然可能由於辛氏對於直言時政有所避忌，再則也可能是由於辛氏本身原具有強烈的感發之資質，其寫景與用典並不僅是由於有心以之為托喻，而且也是由於他對於眼前之景物及心中之古典本來就有一種豐富的聯想及強烈的感發。這自然是使得辛詞顯得具有多種變化與多種層次的另一個重要的原因。
在這裡，她確實寫出了辛詞的「由一本演為萬殊的變化」的契機所在，甚至對幾百年來詞家所常道及的、寓貶抑之意多於讚揚的所謂「掉書袋」，也得到極為通達的解釋，讀來令人深有怡然理順之快感。在此之後，她引錄了稼軒的題為「過南劍 雙溪樓」的水龍吟詞全文，並結合題為「登建康賞心亭」之水龍吟、「更能消幾番風雨」之摸魚兒諸詞加以闡發解析，作為其對辛詞「一本萬殊之特質」的例證。
葉文又進而從語言方面和形象方面談辛詞的藝術手段。她寫道：
辛詞既能用古又能用俗，在詞史上可以說是語彙最為豐富的一位作者，而尤以其用古方面最為值得注意。……其更可注意者，乃是他即使在「別開天地，橫絕古今」「、牽雅、頌入鄭、衛」的「大聲鏜鞳」的作品中，卻也仍保有了詞之曲折含蘊的一種特美，雖然極為豪放，但卻絕無淺率質直之病，這才是辛氏最為了不起的使千古其他詞人皆莫能及的最為可貴的成就。……
在論述辛詞在使用形象方面之藝術手段時，葉文又引錄了題為「靈山齊庵賦」的沁園春詞的全文，而依循她認為「關懷國計民生一心想恢復中原的志意與理念，一直是其貫穿於萬殊之中的一本」這一主旨而進行剖析和闡發，所論也極為精彩。我在此只摘引其闡發詞中「檢校長身十萬松」句的一段為例：
……而下句之「檢校長身十萬松」，則又把此一份不甘投閒置散的心情結合著眼前的景物做了極為形象化的敘寫，遂於言外表現了極深重的悲慨。而其感發之作用則主要乃在辛氏於「十萬松」之名物形象之上所用的「長身」兩字的形容詞，以及「檢校」兩字的動詞。蓋「檢校」乃檢閱軍隊之意，「長身」乃將松擬人之語。曰「檢校長身十萬松」，是直欲將十萬松視為十萬長身勇武的壯士之意，則辛氏之自憾不能指揮十萬大軍去恢復中原的悲慨，豈不顯然可見。而此詞開端之將群山擬比為迴旋奔馳之萬馬的想像，則又正與此句之將松樹擬比為十萬大軍的想像互相映襯生髮，遂使此詞傳達出一份強大的感發之力量。
我對葉嘉瑩教授論辛棄疾詞的鈔引到此為止。我希望這本箋注的讀者，儘可能都親自去閱讀她的這篇原作的全文，這主要不是為了「奇文共欣賞」，而是要藉以補拙著的一大缺陷，以提高和加深對稼軒作品的領悟。
鄧廣銘
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日初稿，
九月十五日改完於北京大學之朗潤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