趼囈外編 · 附錄舊作：駁袁子才《論語解》
古文簡略，不易得解。後人每以臆見解書，各執一說，幾成聚訟，而卒不得一真解。遂使學者轉無所宗向，而文義益晦矣。
嘗讀袁子才《論語解》，謂：「孔子僅許顏子以三月不違仁，其他如陳文子、令尹子文皆不許也。至於管仲而曰：『如其仁，如其仁。』乃又有器小、不儉、不知禮之誚。」乃以臆見解之曰：「使管仲而果仁矣，天下有仁而器小、不儉且不知禮者乎？天下之知禮、能儉且器不小者，或未必仁也。」騰口說而持之過堅，使前後不合。後世之慎言語、少許可者且不然，而謂聖人然乎？然則何以有此？曰：「《論語》有齊論、魯論之分。齊人最重管仲，以管仲為仁者，齊之弟子記之也；魯人素薄管仲，以管仲為無一可者，魯之弟子記之也。」誠如所言，則直以偽書目《論語》矣。違背師訓，私出己見，矯言立說，馴謹弟子且不為，而謂孔門弟子為之乎？矯言立說，非偽書而何？袁氏此言，亦太小之夫視諸賢矣。然則當作何解？曰：仁之道大，夫子所以罕言也。而其間有體、用之別，德、術之分。僅許顏子以三月者，許其仁之體也，仁之德也。故陳文子、令尹子文無與焉。許管仲而曰「如其仁，如其仁」者，許其仁之用也，仁之術也。不觀孔子之言乎？曰：「相桓公，霸諸侯，民受其賜。」曰：「不以兵車，管仲之力。」則許其為仁術也明矣。夫仁術者，功澤足以被斯民之謂耳，固與仁之體、仁之德判然分為兩途者也。如是，而管仲誠器小、不儉、不知禮，又與其仁術何害焉？大聖人就事論事，非若後世儒者之動輒求全責備，其許管仲以仁也，宜矣。而何有於齊論、魯論之分也哉？
商鞅論
王者治天下以道，霸者治天下以術，道與術均歸之於法，是故無法不足以為治。
春秋之世，齊桓崛起，管仲輔之，一變三代之道，以歸於法。惜乎管仲、齊桓相繼以死，而齊難作，後起無人。不然，由管仲之法，以復歸於王道之治，猶反手也。
戰國之世，秦孝公恃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公孫鞅輔之，一變先王之道，內立法度，務耕織，修戰守之具，外連橫以斗諸侯，唾手而取西河之外。當是時，諸侯恐懼，相與合縱以謀弱秦，而終不可得。至於始皇吞周室，並諸侯，廢封建，夷天下，為郡縣，是猶鞅之餘緒也。
鞅之有功於秦大矣，然卒不免作法自斃者，則精刻之為害也。使非為眾怨所歸，公子虔之徒何由而告反？魏更何為而內之秦？此徒事精刻而不知濟以仁慈之過也。雖然，吾猶有論焉。鞅之精刻，鞅之忠也。以忠而自斃，則不得不原之矣。吾何以見之？吾於今之沽恩者見之。今之沽恩者借朝廷之法，營一己之私，門生故吏盈天下，一旦得罪，猶不失所庇護。而猶詡詡然曰：「此明哲保身之道，忠厚待人之極也。」是則吾知其為不取於商君者矣。
荊軻論
荊軻，一傖父耳。田光不知而誤薦之，燕丹不知而誤信之，樊於期不知而誤借之以頭，於是所圖不成而然，事轉以日亟。甚矣！傖父之足以誤人家國事也。然而知人之難，亦於此可見矣。當其默然避道，非不類夫涵忍也；交屠狗，擊築歌泣於市，非不類夫狂士有所寄託也。此田光、燕丹、樊於期之終為所蒙也。不然，圖窮而匕首見，左手把王袖，右手把匕首，伏屍二人，流血五步，直一騰擊事耳，乃計不出此。事敗，且自為解嘲曰：「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契約以報太子。」汝誰欺，自欺乎？故魯句踐曰：「惜乎！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是猶原之之詞也。夫當其默然避道，怯也；歌泣於市，不安其怯，欲自炫也；必欲生劫秦王，非有愛於秦王也，非必有契約始可以報太子也，欲生劫之，將以自存也。吾故曰：荊軻，傖父也。
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知「為君難」之一言，可以興邦。燕丹蹈不知「為君難」之言，其所以致敗乎？夫為君之難非他，知人而已。堯知舜，舜知禹，垂拱而天下平。為臣不易非他，圖所以酬知而已。舜舉禹，禹舉稷、契，以上佐垂裳之治，此唐虞之所以為盛也。燕之敗，不敗於荊軻，而敗於田光；不敗於田光，而敗於燕丹。嗚呼！以燕丹之賢，而自誤於不知人，以致覆亡其家國。千古下，猶不能不為之痛惜也，荊軻何足論哉！
曹參論
繼蕭何以相漢者，曹參也。參之於漢，功不及何，然終參之世，漢室寧謐，百姓無擾，不可謂非參之賢也。當參之被召去齊，語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此則參終身所恃以為治者耳。其相悼惠王也，召長者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致無所適從，乃求治道於黃老。此其清靜無擾之所由來乎？觀其語惠帝之言曰：「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則其所秉可知矣。雖然，非即此即可以致治也。參承蕭何之後，何佐漢高，手定天下，除秦苛政，定為漢制，務極寬大，百姓安之。當參之世，秦之遺民猶有存者，故以雍容遵守為治。處參之際，居參之地，舍是更無他術也。不然，夫烏有專事清靜而可以為治者哉？
降及孝武之世，治獄務極慘急刻深，司農立均輸、平準諸法，而獄市互擾。後世儒者益取證以賢參，不知終漢之世，遵參之法，亦必不足以為治也。使參而處孝武之世，亦必不以清靜為治也。因時制宜，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參特承蕭何之後，為一時法耳，夫豈欲為萬世法哉？
劉晏論
經曰：「治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孟子之說時君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昔者竊讀之而疑焉。夫義與利，顯然判為兩途，而不容並立者也。必曰以義不以利，則國何由富？食何由足？國不富，食不足，覆亡之不暇，更何以圖治？乃讀唐臣《劉晏傳》，而始釋然於以義為利之說也。
當肅宗時，安史為亂，天下戶口十亡八九，兵戈遍地。晏以一身當度支、轉運、鹽鐵等使，布置裕如。首疏浚汴水，以使轉運；置遞相望，以報四方。物價、食貨，輕重之權皆在掌握。諸道置知院官，藉報旱潦豐歉。豐則貴糴，歉則賤糶，以谷易貨，以供官用。蓋由是而國、民交得其利。而考其為政之初，曾無一事不以養民為首務也。民有所養則貨財足，貨財足則賦稅增，知所務哉。其言曰：士陷贓賄則淪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士多清修；吏雖廉潔，終無榮顯，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污，其出納之事雖至細，必委之於士，是又知人善任，無異夫其措施易於藉手，而事易於致治也。若劉晏者，是殆聖人之徒，王道之佐歟？後世之人徒以理財稱劉晏，失劉晏矣。
異端辨
佛、老非異端也，異端非邪道也。孟子曰：「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是善取譬夫端者也，猶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為仁、義、禮、智之端也。若夫荀、莊、楊、墨之流，則舍是而不言，必矜奇炫異，恣其詼詭之辯。故或言性惡，或主汩智，或為我，或兼愛。其發端也如此，而觀其指歸，則又曰必止於仁、義、禮、智也，貌為聖人而行實詭異。
戰國之世，縱橫舌辯之士盈天下，而此輩廁焉。其足為人心世道之害，每被其蠱惑而不知，蓋德之賊也。孟子生際其時，懼其為害，故距楊、墨放淫詞，惟恐不力。楊氏為我，是無君也。楊氏立論，固未嘗建無君之言也，使昵信之而不疑，不淪於無君不止。墨氏兼愛，是無父也。墨氏立論，亦未嘗以無父為教也，使沉迷之而不返，必淪於無父而後已。此異端之可懼，孟子之所以深惡而痛絕之，曰：「能言拒楊、墨者，聖人之徒也。」自孟子拒之之後，楊、墨之書雖尚傳於世，而儒者莫不知為異端，而不敢近之，周孔之道乃昌明於天下，孟子之功偉矣。
至若佛、老之輩，侈談虛無寂滅之不足，又加以斷絕情慾，澌滅五倫，借鬼神誕妄之辭，以蠱惑愚夫愚婦，是直持邪魔之說以自成一教者。非獨三代無是說，漢以前亦無是說也。然則孔孟所惡之異端，其非佛、老可知也。後世儒者欲自附於聖人之徒，而無從得其門徑，因讀孟子「能拒楊、墨」一語，遂妄欲藉此以覘聖道。而後世楊、墨之說久已不行，拒無可拒，適佛、老之教流入中國，遂指為異端，而力與之爭。不知棄父母，絕妻子，明恣其無父無君之言，以行其邪教，非愚而不肖者不為所愚；雖楊、墨見之，亦且不齒，置而勿論。已盡處之之法，乃必欲誇張聖道而與之爭，是非獨聖人之罪人，抑亦楊、墨之罪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