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華民國史 · 第六章　軍閥時代：北京政府時期的政治鬥爭與軍閥的窮兵黷武

1916年至1928年之間，通常稱為「軍閥時期」，其政治可以從兩種觀點來分析。從各省的觀點來看，需要對軍閥的窮兵黷武進行研究；從中央的觀點來看，要求對北京政府的維憲與軍事鬥爭進行考察。這兩種觀點，將有助於評價軍閥統治在中國近代歷史上的地位。 各省的軍閥及其統治 簡單地說，「軍閥」是指揮一支私人的軍隊，控制或企圖控制一定範圍的地區，並在一定程度上獨立行事的人。在中文意義上，「軍閥」是個不光彩的貶義詞，意指沒有什麼社會意識和民族精神的一介武夫，是手中握有槍桿子以謀取個人利益的極端自私自利者。有人認為，在當時握有兵權的品流混雜人物中，稱之為「地方軍閥」，實在是高抬了這些人的用語。另一些人認為，就其強暴和侵奪國家官員權力而言，用軍閥一語的含義是恰當的。不管怎樣，對「軍閥是以其行使某種權力，而不是以其目標來識別的」[1]。由於許多主要的軍閥，擁有一省軍事統治的地位，「督軍」一詞被用作軍閥的同義語。 軍閥是形形色色品流混雜的人物，其個人品格和所實行的政策，一般的概括也難以避免許多例外。在袁世凱死後的兩三年間，一時的風雲人物都是原來清軍的高級將領，一般都能恪守儒家的社會準則。例如段祺瑞（1865—1936年），如前章所述，曾是一位遍及各地的軍人派系首領，在袁世凱政府中擔任過陸軍總長；袁氏死時，出任國務總理。[2] 馮國璋（1859—1919年）的經歷，在有些方面類似段氏。馮氏也畢業於北洋武備學堂，並成為袁世凱建立一支新軍的助手之一。在辛亥革命期間，袁世凱使用政治伎倆迫使宣統退位，自己成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運籌操作中，馮氏率兵給袁世凱幫了大忙。從1913年起，馮氏出任江蘇都督；1916年袁氏死後，黎元洪正位總統，馮氏當選為副總統，但仍在南京督軍的位子上。儘管馮氏缺像段祺瑞那樣網羅部屬和激勵以忠誠的才能，但其具有廣泛聯絡，從1917年起，越來越顯出，是段祺瑞政治上的對手。[3] 一個更明顯的傳統擁護者是張勳（1854—1923年），忠心耿耿的為清室效力，並從皇帝那裡得到殊榮。此人在民國後，仍令所部蓄髮留辮，以示其作為效忠清廷的標誌，並認為其個人與清室廢帝的命運休戚與共。外國人稱此人為「辮帥」。1917年，辮帥曾使清帝一度短暫復辟。[4] 到了20世紀20年代初，第二代軍閥開始嶄露頭角，他們中很多人是出身寒微。例如馮玉祥（1882—1948年）在19世紀90年代投軍時，是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農家子弟，由於勤奮好學，幸運地和一位北洋軍官的侄女結婚。馮氏富於練兵的才能，得以在森嚴的軍旅等級制中步步高升。馮氏把中國的傳統知識和近代西方的知識，混合起來進行自學；部分因為其自身具有基督教的清教徒精神，部分因為信奉基督教可能得到外國的援助，遂於1914年受洗為基督教徒。在馮氏一生的鼎盛時期，以基督將軍而聞名遐邇；其部隊是出名演唱激昂的耶教讚美詩來代替進行曲的軍歌。馮氏很相信儒家關於政治道德的作用，政府對民眾的責任；在其轄區範圍內，帶來了和平和社會秩序，並力求以其個人的品德垂範示人。[5] 張宗昌（1881—1932年）出身微賤，野心使其成為一支軍隊的司令官以前，曾犯輕罪，當過土匪。其人所實施的政策，是和改良主義相對立的，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成為山東軍務督辦時，把該省所能得到的財富都搜刮到手。張氏的軍隊以擅長「開瓜」而聞名。所謂「開瓜」，就是敢於魯莽衝撞這位「狗肉將軍」的人，其頭顱將被劈開。[6] 西式教育對陳炯明（1878—1933年）有較大影響。陳氏在1898年前後的科舉中考中秀才，但卻越來越轉向西學，編輯維新報紙，並任廣東省咨議局很活躍的議員。辛亥革命期間，陳氏組織一支軍隊，攻占了惠州，開始其軍旅生涯。陳氏後來統治廣東時，曾試圖著手進行民主政治改革與教育改革。但與孫逸仙的事業相比，陳氏專注於廣東的獨立和其在廣東的統治。1922年，陳氏與革命家分道揚鑣，最後為孫逸仙的黨人趕出廣東。[7] 李宗仁（1891—1969年）1891年生於廣西臨桂，實用主義似乎為其特點，是廣西的領袖之一。李氏出身於富有的家庭，進廣西陸軍速成學堂，於1916年參加廣西的軍隊。在20年代初，廣西有一打以上的軍事割據，各自擁有軍隊，控制數縣。各割據稱雄的大小軍閥之間，連續不斷的發生混戰。李氏和兩個信得過的朋友加入了這場競爭。到1926年底，李宗仁等三人控制了廣西全省，同年都加入中國國民黨，實行開明而有實效的政策治理廣西，頗獲國人稱譽。[8] 「學者軍閥」吳佩孚，是一個變成軍閥的儒家學者，飽受傳統的教育，於1896年考中秀才。一直到死，吳氏始終是一位明確的儒家制度和社會準則的倡導者。吳佩孚於1903年畢業於袁世凱的保定陸軍速成學堂；兩年後，被派到北洋軍第三鎮。該鎮自1906年起即由曹錕任統制。曹氏是袁世凱最初網羅來訓練北洋軍的一批軍官之一。在袁世凱任總統期間，曹錕一吳佩孚與其追隨者，利用第三師（第三鎮）來推行袁氏的政治目標。1916年，曹氏任大省直隸（河北）的督軍，這是很有權勢的職位。吳佩孚所以能分享督軍的權勢，不僅是因其為曹氏的忠誠副手，而且還因其為一頗有才能又頗有主見的將領。吳氏雖從未否認過曹錕的領導，但其實際居於直系軍事的領袖地位，是得到普遍認可的。[9] 在數百個軍閥中，現在還只有少數被研究；餘下的一些，對其價值觀、政治傾向或個性，可望將獲得研究。總之，這些作為軍閥的人，都統率有一支私人軍隊，並且控制或企圖控制一定的地盤。 軍閥部隊 說軍閥是有「私人的軍隊」並不確切，因為軍閥的軍隊在建制上是有組織的自治團體，使之有可能為其他指揮官所完整的接管。這些軍隊並不因對「私人的忠誠」永不得解脫，而承擔單一對個人的義務。實際上，當受到個人政治利益的驅使時，即使是司令官最親密的支持者，屆時也可能背棄而去。儘管如此，由於兩個密切相關的理由，「私人軍隊」的用語，還是十分恰當的。第一，只有這支軍隊的司令官才能決定對部隊的調遣，而其上級是調遣不了的。一個司令官若是忠於上司的命令，將部隊帶至指定的地方駐防，此人即不是一個軍閥；由個人決定其所屬部隊行止的司令官，則是一個軍閥。這個界說雖不十分明確，但用以區別兩者還是有實際意義的。因此，由司令官獨立使用，由其個人任意支配，甚至用於反對其上司的軍隊，在這個意義上，這支軍隊即為一支「私人的軍隊」。 第二，一個司令官與其重要的軍官之間，將感情、忠誠或義務的私人關係，置於其組織之間的關係之上時，此司令官即可能具有獨立的權力。權力和服從、紀律和忠順的等級制度，在大多數中國軍隊中都是存在的；就軍事的組織來說，這是正常的。實際上，在民國早期，軍隊可能是最少分裂的組織。但是，在面臨與其他軍閥衝突的普遍威脅時，脆弱的政權機構及其自身的合法性，又在有可疑之處的情況下，軍閥們為謀求其在軍中的權威，只有藉助中國社會長期傳統崇拜的各種私人關係。這類私人關係，包括師生間終生忠誠和相互幫助的關係。一旦捲入軍官培訓的任何人，都自然而然地建立這類關係。此外，有時通過互相同意，此一人可以成為彼一人的「受業門生」或「夫子」，而不必實際涉及給予或接受教導。在中國所有的關係中，以家族紐帶關係最為強而有力；因此，軍閥們有時派遣其親族成員到重要的職位上。婚姻關係雖然稍弱於親族關係，但也常被利用。軍閥們常常培養有才能的年輕人，從而在兩者間建立起保護人與被保護人的關係。同在一個學校畢業，尤其是同班級，會在個人之間建立起聯繫，正如同鄉就具備了特殊交往關係的基礎。 軍閥們利用如此的私人關係，以謀求下屬軍官們對其的忠誠；同時，下屬軍官也仿此與其下級建立類似的關係。有些司令官儘量把第二層次的忠誠減少至最低程度，並把全部忠誠集中於一己之身；但欲達此目的，則十分不易。第二層次忠誠的格局，在軍隊組織中是一大隱患，一個下屬軍官的叛逃，會帶走其黨羽及士兵。用這種辦法誘使軍閥中軍官的叛逃，成了軍閥衝突中使用的重要策略。 軍閥軍隊的士兵，主要是由應募而來的破產貧苦農民所組成。在整個軍閥時期，用武器裝備的人數，從1916年的約50萬人，增加到1928年的200萬人或更多。[10]有不少人把當兵當成找飯吃的路子，俗稱當兵為「吃糧」。另一些則是窮苦沒有讀過書的人，想從當兵中尋求出人頭地的機會。儘管正式的規章規定了新兵的體格及其他條件，還有服役的期限以及薪餉等，實際上執行的遠不符合這些規定。大多數軍閥所招募的新兵，只要看上去身體能幹活的人就可以入伍。當兵是無限期的，視每個士兵的家庭情況、身體狀況和態度而定。有些司令官發現難於給部隊正常發餉；在最糟糕的軍隊里，有時會用搶掠的方式來發餉。戰爭也是補充兵源的一種方式；凡得勝一方的軍閥，照例將戰敗一方軍閥的部隊收編成為自己的軍隊。被收編的部隊，似乎與其在原部隊中一樣的發揮作用。到20世紀20年代晚期，中國的士兵曾在三四支不同軍閥部隊中效過力，已是屢見不鮮的事。 這些軍閥的軍隊，使中國軍隊得到「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的極壞名聲。中國人把軍隊看成是集瘟疫、為非作歹、破壞成性、殘暴不仁四者的化身。外國記者把中國軍隊描寫成是一群毫無紀律的流氓惡棍群體；中國古代的典籍也流傳著這樣的看法。中國軍隊僅以顯示武力解決爭端，避免真正實際進行戰鬥。為了得到一點兒軍餉和安全而應募的散漫農民，用以組成新編組的軍隊。在戰鬥中，當看到己方與對方顯而易見的力量懸殊時，就會迅速撤退，認為這樣要比英勇戰鬥的辦法好。一個軍閥為了避免戰鬥，可能會用「銀彈」買通對方軍官率部來降。此外，軍閥們通常也不輕易把部隊投入戰鬥，因為這樣做極有可能導致失去部隊。但軍閥之間仍然有過無數次的戰爭，其中有多次是殘酷的遭遇戰。一位下台的軍閥回憶說，當其還是年輕的軍官時，在與對方的戰鬥進行中，奉派指揮留在後的督戰隊，開槍射擊從前方退卻的任何士兵。[11]因為當時的醫療設備極端缺乏，所以戰爭變得更加殘酷，對傷員也沒有救護的準備，常是靠軍中的朋友，或是中國的志願者，或教會的醫生來搭救傷者。 控制地盤 獨立軍隊的主要因素，是需要有獨立運作的地盤來維持。地盤提供可靠的基地，有稅收的收入，有物資的供應，也有兵源的來源。沒有對地方權威的司令官，必然是別人管區裡的客人。處於一個地區客人的地位，是非常不可靠的，而且處境風險是很大的。所以軍閥們不得不以武力來奪取地方的權利，要不然就要接受從屬的地位或不利的結盟。占有了地盤，即使是最獨霸專橫的軍閥，也可以因此取得合法性。為此，產生了鎮守使、巡閱使、護軍使等官職頭銜，各為一特定地區軍閥的活動提供合法的根據。統治省城的將軍，一般是督軍及其後的督辦。但在有些情況下，督軍或督辦也僅只控制該省的一小部分，實際權力則分給了若干小軍閥。 占有地盤涉及政府的責任，而軍閥政府的性質和實力差別很大。有的軍閥擁護「進步的」政治思想。但在整個軍閥時期，統治山西的閻錫山，以「模範省長」而聞名。閻氏之所以有如此的稱號，主要不是由於其施政值得效仿，而是由於在此大部分時間內，使山西處於戰爭之外的事實。一方面，閻氏提倡社會改革，廢除婦女纏足，實行改進婦女教育和改善公共衛生的措施。另一方面，閻氏不能消滅省里官僚機構的貪官污吏，其施政通常與士紳的利益是一致的，儘管有時也會發生衝突。[12] 當陳炯明統治廣東時，設立了一批新式學校，資助80多個學生出國深造，遵循民主的方針調整廣州政府，促成保證公民權的省法規，厘定反對軍人干預民政的條款。馮玉祥在其當權的省內實行改革，廢除婦女纏足，禁止吸食鴉片，修築道路和植樹，逮捕與處置貪官污吏。陳炯明和馮玉祥倆人，都不能在省內進行持久的施政改革，但其政策仍然反映了進步的傾向，也反映其把握機遇和負責的自覺。相反，1918年至1920年的湖南督軍張敬堯，1925年至1927年的山東督辦張宗昌，兩人卻以貪婪和敲詐勒索著稱。 最進步的政策，如果不能一直貫徹到地方一級，也沒有多少意義。但是，對軍閥和地方當局之間關係的研究，現在才是開始；不少關於這方面的疑問，還未得到解答。在大多數省份里，省長與督軍、督辦並行職權，儘管有時兩個職務由同一人擔任。在理論上，省長的職權是管理經濟事項、教育、司法和財政事務，監督下級官吏；但在事實上，省長通常完全從屬於督軍、督辦。 軍隊在這個時期的地位是突出的；軍隊的長官在地方政權中起重要作用，行政機關都全部變成軍事化了，也是不足為奇的事。有跡象表明，確實出現過這種情況。在吳佩孚控制河南的鼎盛時期，即1923年時，144個地方行政官員中，有86人在軍隊中任過職，有24人是吳佩孚的直屬下級，另37人是吳氏部下的參謀人員，還有25人在其他軍隊中供過職。這些人並不都是上過前線的軍官，許多人只擔任過顧問、書記、軍法官、軍需官等；有些人甚至在任行政官員時還兼任軍職。[13] 此時，地方行政長官的更換率很高，尤其在不穩定地區更是如此。例如四川——該省在軍閥時期，一直處於分裂和混亂狀態，地區的行政長官平均任期都非常之短。有一個地區，兩個行政長官設法才任職滿了一年，有22個行政官員任職不足一月。[14]在互相爭奪的地區，情況就更為複雜。在1919年，一度有三個對立的行政長官，在廣東同一地區各設官署，同時宣稱其各有權在該區統治。 軍閥的統治破壞了昔日的迴避制度；按照這個制度，縣和府的行政長官不得在本省任職。而在軍閥時期，當地人在本地區出任行政官員的人數明顯增多；在有些情況下，縣知事就是本縣的居民。例如在廣西的一個大縣裡，在1912—1926年之間，18個縣知事中，有15個是本省人，有7人來自本縣。[15] 稅收 軍閥為了提高其主要部下權勢以及部隊供應武器、給養和薪餉，因此，對於獲得財源異常關切。各級政府因為戰爭造成很快的人員變動，也常常形成混亂的局面。許多軍閥把其在轄區的權勢，看成可能是暫時的過客，所以總是依靠獲得稅收的傳統做法，以其所能採取的任何手段來搜刮民脂民膏。 基本的稅收來源是田賦，有些軍閥就大為提前徵收田賦；軍閥還可以規定對一些商品實行政府專賣。例如在山西，閻錫山控制了麵粉、火柴、鹽和其他商品的生產。壟斷政策，對於像閻錫山這樣多年維持穩定政權的軍閥來說，是非常適合的；也有其他軍閥試圖舉辦專利事業的例子。軍閥把持鐵路運營，下令徵收食鹽附加稅，貨物過境稅。一些軍閥發行自己的貨幣，至少有兩種紙幣，是由手工操作的印刷機印製的。 出售鴉片可獲利極豐，這種毒品的稅收中心，在禁菸局的偽裝下，日益增多。在有些地區，設立合法的賭場，軍閥也可以從收賭捐中得到大筆收入。例如在廣東，1928年的賭捐每月收入可達120萬元，而且這是許多官吏在中飽私囊後的款項數字。賣淫與其他色情行業，軍閥也加以支持，以抽取花捐。 軍閥在規定的數額之外，還以各種方式榨取商人。1925年，山東商人被迫從省政府購買新的印花，規定在所有證件和單據上都必須貼用；而商人們已經按北京規定，使用了同樣的印花。商人們被迫要提前交納打折扣的執照費和各種稅款。例如廣東的當鋪要以額定稅額的75％，提前兩三年交納稅款。有的地主被勒令在指定日期交出一筆專款，額度相當於一季地租的收入。[16]有時軍閥乾脆宣布，限令城市商人必須在數日內交出其所需要的金額。特別在某一軍閥將要被敵方趕出某一城市時，在其失去母雞前，儘可能爭取摳出最後一個金蛋。盧永祥在1924年撤離杭州時，從杭州商人手中榨取了50萬元。當湘軍於1920年迫近長沙時[17]，湖南督軍張敬堯迫令長沙商人交出80萬元；並警告說，否則，將縱兵劫洗長沙，且扣留商會會長以為人質，最後商人只交出11萬元，張敬堯為了要急於逃命，也就只好接受了。 儘管軍閥們拚命的橫徵暴斂，但省政府仍常常處於破產的邊緣，連行政事務費也無錢可用。有一些省里，長期拖欠教師薪金的例子，正和20年代初期北京發生的情況一樣。當然，造成這種矛盾的明顯原因，是軍閥們搜刮來的錢不是用於政府的公共費用，而是進了軍閥的大小頭目們的腰包；軍閥中有許多人積累了巨額財產。此外，每省都要維持一支軍隊，而軍費的開支又是很大。在整個軍閥時期，政府的歲入實際用於公共用途的部分，許多省都顯著的下降了。[18] 軍閥派系 主要的軍閥通常因利益一致而結合成為一體的各派、各系、各集團，和結合成為一體的政治派系（見第五章），幾乎如出一轍。但是各軍閥集團之內的團結，從鬆散的結合，到組織成為緊密的統一體，則各不相同。最鬆散的派系，主要是為參加者各自圖謀的利益而結成聯盟；但私人的交往和恩義的紐帶往往也起作用，特別是在一些勢力較強的派系之中。派系之間的結盟，主要為成員與其領袖之間的關係；各派系成員之間的橫向私人聯繫，可能很少，或根本不存在。各派系成員與其領袖之間的私人紐帶，如前所述，即用以增加軍閥軍隊內部凝聚力的紐帶，為親族、師生、保護人和被保護人的關係，同省或同鄉、友誼、同學的關係。 齊錫生曾將這些從最強（父子）到最弱（同學）的私人聯繫加以分類，分析研究了皖系、直系、奉系三個主要集團。[19]奉系的內部組織是最簡單，也最嚴密；每個成員實際上如齊錫生所斷定的，與其領袖都是這種紐帶聯繫。相反，直系的結構非常複雜，包括一大批多種多樣關係的軍閥，但大多是齊錫生列在鬆散的一類。然而齊錫生又暗示，各種關係的交叉重疊可以強化這樣複雜的關係，而有利於鞏固結合。但直系中地位相近的人結成聯盟，顯然比奉係為佳。皖系的聯繫，比直、奉兩系要鬆散一些，因為該系擁有大部兵力的司令官，是以最弱的紐帶與其領袖相聯繫。齊錫生沒有分析桂系和直、奉、皖三系的不同，因桂系大部分活動時間限於在一省之內，基本上是廣西一省的政治—軍事組織。它的三個領袖，非正式地承擔不同的領導任務，並且令人驚奇地保持極高程度的團結。對各系的簡要研究，可以說明在其間所表現出的差別。 直系和皖系的基礎，是以袁世凱北洋軍的軍官關係建立起來的。袁氏在其部下中培植各種私人恩義，以保證其軍隊的忠誠和團結，而袁氏黨羽也以同樣辦法對待其部下。在袁世凱活著時，北洋軍中的這些關係網，是從屬於對袁氏忠誠的格局；而在其死後，北洋的將領不得不適應新的局面。在謀求適應的數年時間內，每個將領都要從對下述諸方面作出抉擇：到底何去何從，是聽從誰的領導，地理環境和軍事形勢容許自己怎麼辦，個人的傾向與願望，如何使個人利益能得到最大的滿足，以及國家的政治形勢如何。 我們已經談到（見第五章）段祺瑞如何逐步建立皖系（段氏是安徽人）和有一個政治俱樂部（安福俱樂部），以增強其個人的實力。不在段氏黨羽之列的將領，預見到有朝一日將會成為段氏統一政策所針對的對象，自然對段氏懷有敵意。此外，段氏把自己手下的人安插到最高的位置上，以致使被冷落的人非常不滿。從對段氏的畏懼和怨恨的背景出發，遂出現了一個與之相對立的集團。這個集團尋求一位具有與段氏才幹相當，在政府中又身居高位的北洋將領來領導，此人就是馮國璋。 馮國璋做過北洋軍最高一級的指揮官，又身任直隸都督，後又當過江蘇都督；1916年，又成為民國的副總統，1917年，並成為代總統。對於這些職位，馮氏確認，只有在其黨羽對於長江流域的三個省份得到確保控制之時，才可以赴任。對於馮氏為什麼要領導一個對段祺瑞懷有敵意的集團，現在還不夠清楚。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孫逸仙此時已在南方建立了獨立政權。馮、段二人對消滅南方政權和重新統一國家的方針不能一致，馮氏主張談判，段氏要使用武力。 馮國璋於1918年辭去總統職務，但反對段祺瑞的人仍尊其為領袖。馮氏為直隸人，在發展中的軍閥和政客集團就被稱為直系，因此，他們尊馮氏為領袖。由於段祺瑞比以前更加著力於圖謀建立軍事與政治優勢，期以由此來統一國家；直隸督軍曹錕愈加感受皖系集團的威脅。馮國璋與段祺瑞之間也漸漸冷淡起來，曹錕終於迫使段氏下野。由於曹錕在1920年直皖戰爭中起著領導作用，終於成了公認的直系領袖。[20] 奉系的創始人是張作霖，也是出身寒微的軍閥之一，生於滿洲一個農民家庭，最初應募當兵，後來組織一支地方防衛隊，並編成為滿洲正規部隊的一部分。張氏率領與其有親密私人關係的下級及同夥，循軍隊升遷的階梯逐漸上升。辛亥革命時，張氏支持清政府當局；動亂平定時，遂成為奉軍中第二位的職務。1915年奉天將軍去職時，張氏以其與地方的關係並率其部屬，迫使新到任的將軍難以立足；1916年4月，終於被承認其為奉天的將軍。[21] 張作霖穩固地控制了奉天之後，便使用軍事威脅和政治影響在吉林、黑龍江兩省建立威信。1917年，北京以黑龍江督軍支持清帝復辟，將其免職；張作霖已經做好軍事準備，保證了這一免職令的執行，並提出其信得過的人為黑省督軍。[22]從這時起，黑龍江即由張氏所認可的人治理。在吉林省，也發生如黑龍江相類似的情況；直到1919年，張作霖才將該省完全置於其部屬控制之下。由於張氏對奉、吉、黑三省牢固的控制，三省的豐富物產與地理位置，遂一直成為奉系的基地。後來，張作霖的勢力擴展到了華北，另外一些軍閥也加入了奉系[23]，但其與張氏的關係從沒有像滿洲將領之間那樣牢固。[24] 在此大部分時間裡，桂系只在廣西一省里活動。李宗仁是桂系首領，但以其為桂系三巨頭中居於首位更為恰當。白崇禧和黃紹竑是桂系初期的兩個成員，直至黃旭初取代黃紹竑為止。桂系在20世紀20年代出現，由李宗仁、白崇禧和黃紹竑建立的一個鬆散的聯盟，其目的是在統一極度分裂的廣西省。到了1924年，李氏等三人消滅了許多省內的小軍閥，但三人之間又面臨互相交戰或進行合作的抉擇；因為三人的出身相似，又發展了互相牢固的關係，所以決定其合作共事。[25] 各軍閥內部又產生了派系。直系分裂成了兩派，一派以吳佩孚為首，一派以曹錕為首。曹錕的一派，又分裂為二。這些派別為了擔任的職務，為了控制的地區和財源而爭吵不休。奉系內部也存在派別。尤其在1922年受到一連串挫折時，張作霖隨即對部隊進行了整編，提拔一批受過近代軍事訓練的年輕軍官，同時又想繼續得到舊部屬的支持，遂使奉系中產生了「新派」與「老派」的分化。[26] 軍閥混戰 在民國期間，舉凡地方性和地區性，以至全國規模的長期和短期的武裝衝突，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有數十百次之多。許多次戰爭，軍閥間是為了爭奪對一個行政區或一個地區的控制，如一省或一縣而以兵戎相見；其他則是為了爭奪跨行政區的地方，或為區域性經濟流通網絡而戰。例如，來自雲南、貴州的鴉片，需通過一條可靠的商路運到湘西，然後從這裡向北可以運到長江流域，向南可以運到珠江三角洲。而控制湘西軍閥的歸屬與傾向，則決定選擇哪一條路線，是使長江流域的軍閥賺錢，還是使廣東的軍閥得利。湘西正處在這條商路的位置，因此，這裡成為軍閥爭奪的目標；對長江流域和廣東兩方面軍閥來說，這裡都成為必爭之地。類似於此的商業網絡遍及全國，無疑要引起戰爭。謝文蓀已經開始對這個課題進行研究。[27] 各主要派系之間具有相當規模的戰爭之所以引起注意，因為這將決定對北京政府的控制；而北京政府是正統的象徵。當某一派系揚言強大到足以制服其他派系的軍閥時，便圖謀以其為中心，建立真正中央集權制的政權，而其他的軍閥便合力對其共擊之。因此，直、奉兩繫於1920年協力趕走北京政府中皖系的權力人物，使皖系控制的大部分省份轉移到勝利者手中。1922年，奉系又聯合皖系的殘餘和華南的勢力，圖謀推翻直系。奉系雖然失敗了，但沒有被消滅，因其有一個遠離華北戰場廣大富饒的滿洲基地。直系沒有做好侵入滿洲的準備，因而奉軍能夠出關返回基地，重整旗鼓，捲土重來。1924年，奉系再次與華北的皖系支持者以及南方的勢力結盟，第二次與直系交鋒，並成功地策動了直系將領馮玉祥的倒戈。但直系軍閥仍控制華中的數省，於1926年與奉系聯合攻打馮玉祥，把馮氏的軍隊趕到遙遠的西北。[28]這樣，張作霖就成了北京的主要人物。這時，一支新式的國民革命軍興起了，開始進行消滅軍閥的北伐戰爭，結束了軍閥割據的混戰局面。所附的地圖，表示上述歷次戰爭結束後，派系勢力分布的大致變化。[29] 學者們從各派系力量的均勢上分析了這些戰爭，有時是國際關係的模式。[30]的確，軍閥們為反對可能的統一，而一再聯合的實例證明，力量均衡思想是重要的研究方法。但在中國，均勢是一種非常不穩定的規律。各派軍閥並不尋求作為終極目標的平衡，而是每個派系都在謀求霸權，直至在未來成功的把其他派系都推到對立面為止。此外，人所共慶知，均勢是結局的一種方式，即軍閥主義有朝一日總會結束，而國家終將統一，這一點也是每個軍閥都認為是理所當然的。每個軍閥也都承認，國家的重新統一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人所共賀的，但卻希望國家重新統一而不限制其個人權力。這是一個矛盾。每個大軍閥都期待由其個人來解決國家的重新統一。不可能領導國家統一的軍閥，則希望延緩統一，同時製造混亂。軍閥們都是只看眼前的事物，作極短期的打算，很少考慮到5年或10年之內會是怎樣的形勢，而努力在今年徵收明年的稅收。 地圖9　直皖戰爭前夕軍閥勢力分布圖（1920年） 地圖10　第一次直奉戰爭前夕軍閥勢力分布圖（1922年） 地圖11　第二次直奉戰爭前夕軍閥勢力分布圖（1924年） 地圖12　1926年初軍閥勢力分布圖 地圖9、10、11、12的注 這幾張地圖，依據傳記、政府文件和布告、年表、外國目擊者的報道和研究軍閥的著作。齊錫生的《中國軍閥的政治鬥爭》第210、212頁，有類似的直皖戰爭和第一次直奉戰爭前的形勢圖。 這幾張地圖試圖表示20年代初期中國的分裂狀況，以及分裂的格局是如何變化的，但它們卻給人一種完全精確和確定的錯覺。它們在幾個方面是不準確的：（1）派系的隸屬關係主要依照省的督軍的歸屬，沒有顧及存在一些往往控制了重要地區的次要軍閥。（2）這幾張地圖沒有表示出爭奪的地區或權力機構不存在或不清楚的地區。例如圖9和圖10表示福建在皖系控制之下；在這些年份里，李厚基是福建督軍，他和段祺瑞的聯繫很穩固。但這個省的南部有時是在廣東軍閥們的控制之下，有時是在敵對的北方指揮官的控制之下，李厚基的權力在最盛時也是有限的。陝西在第二次直奉戰爭的前夕，按地圖所示是在直系陣營，但事實上這個省爭奪權力的小軍閥非常多，以致也同樣可以標明是「分裂的」。（3）幾張地圖沒有區彆強的和弱的派系隸屬關係，可疑或變化著的派系隸屬關係。例如圖9表示河南在直系陣營內；可是從軍閥時期一開始就任河南督軍的趙倜，只是在他認為段祺瑞正打算替換他時，才在某種程度上靠攏直系軍閥。圖11表示山東在皖系勢力之下，儘管直系勢力這時在華北正處於鼎盛時期。理由是1919年起，已是督軍的直系擁護者田中玉，在1923年被解除職務而由鄭士琦接替，所有資料都同意鄭傾向皖系；在1923年時還不對吳佩孚和曹錕懷有敵意。（4）地圖所示的派系的地區的大小和其實際力量之間沒有相互關係。例如對綏遠、察哈爾和熱河的控制，給人以地區廣闊的深刻印象，但在軍事上並不特別重要，因為這些地方貧瘠，人口稀少，遠離主要交通線。（5）這幾幅連續的地圖上的變化，並不都由於這系或那系在地圖涉及的主要戰爭中戰敗或戰勝。例如李厚基於1922年夏季晚期被趕出福建，而地圖排列的順序，不可避免地含有這是第一次直奉戰爭的結果的意思。但事實上他是被廣東的國民黨部隊趕走的；這一事實在幾幅地圖甚至沒有表示出來，因為國民黨部隊在幾個月之內便已離開，而孫傳芳成了這個省的首領。 雖然每次戰爭的結果都有一個明顯的勝利者，但從長遠的意義上來講，這是不確定的。因為沒有一個派系所樹立的政府，其政治權力是長期計劃的。每個軍閥的主要目的都是個人的，或以一己為主要目的，也就是最大限度地增加其個人權勢。派系中的每一人，其目的並不是為該集團的目的而去作出貢獻，都是在為其個人利益而打開局面。一個派系的領袖可能希望統一國家，但他是孤立的，站在流沙之上的。每個派系的領袖只不過有個統一的簡單想法，而且其目標的實現將會威脅其敵對者，也同樣會威脅到其支持者。因為領袖一旦實現其權力的夢想，將導致對其支持者喪失獨立，而獨立是作為取得軍閥地位的要素。派系目標的暫時性和短期性，是軍閥時期高度不穩定性的原因。 軍閥間重要衝突的戰爭，是很短暫的；但在整個軍閥時期的趨勢，軍閥軍隊的從事戰爭，是次數更多，規模更大，也更為殘酷。1920年的直皖戰爭，10天之內就結束了，因為吳佩孚所率的一師兵力控制了局勢，所以沒有引起大規模的軍事調動和巨大的傷亡。1922年的直奉戰爭，甚至為期更短——只持續了7天，但雙方投入的軍隊數量卻更多，傷亡也更大。在這次戰爭以後，從事戰爭的雙方軍閥都擴編了軍隊。在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戰爭期間，從華北到江蘇和浙江之間以及滿洲邊界的數處，都被戰火波及，以致戰鬥持續達兩個月之久。1926年，馮玉祥與張作霖交戰，兩軍激烈鏖戰達8個月之久，傷亡巨大。 軍閥與列強 軍閥的混戰，導致北京政府的軟弱不堪，使中國更易於遭受外國的政治壓迫與軍事侵略。但與此同時，國內普遍的騷亂不安，也限制了外國的活動，妨礙了外國企業來中國開發投資。軍閥們有時任意對外國商號增加稅收；士兵和土匪使外國人的財產和生命遭到損害。例如，在1917—1924年間，單在一個領事區內，就有153個美國人或其商號遭到搶劫，約損失40萬元。[31]盜匪活動和戰爭，阻礙了正常貿易和商業活動。軍閥也壓制了外國人在華的貿易夥伴，造成通貨貶值和無擔保紙幣進入流通。軍隊對鐵路設施的破壞，有時竟占用，使之鐵路的管理趨於惡化。 外國人以嚴厲的譴責和停止貿易，來對待此種混亂與破壞的局面。外國政府的代表不斷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議，但軟弱的北京政府對此也無能為力。列強於是就具體的問題，與地方的軍事首領進行交涉。例如，在1924年，蘇俄就中東路的地位與管理，與北京政府達成協議後，而蘇俄不得不與張作霖進行四個月的單獨談判，因為中東路是在張作霖的勢力範圍之內。[32]至少有一個例子，外國人為了取得保護和與地方當局合作，向地方當局付了錢，這種做法，很可能還有更多。 外國對中國所抱怨的混亂，實際自己也起了促成的作用。外國的兵痞在中國內戰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一個英國人在管理張作霖的兵工廠，三個美國飛行員有數月為陳炯明駕駛轟炸機。類似於此的外國冒險者，也可以在其他地方和其他的軍隊中發現。而更為重要的，1919年多數列強曾簽訂協議，對中國禁運武器。外國人不顧這個協議，竟輸入軍火武器，以滿足軍閥們對槍械無窮無盡的需要。外國軍火商不考慮政治後果，以為這是完全公正的交易，向任何能照價付款的人售給軍火武器。有些外國政府實際上是在幕後，有選擇地支持某一軍閥；在整個軍閥時期，日本明顯的與中國一些軍閥有牽連。 1916年，日本政府實行全力支持皖系首領段祺瑞的政策，建立中日之間政治和經濟的合作，簽訂財政債務協議。日本在隨後的兩年中供給段氏1.5億元，表面上是為了國家的發展，實際上被段氏主要用於政治和軍事的目的。段祺瑞政府還和日本政府締結軍事協定，由日本政府提供援助、顧問和教官，幫助中國編練參戰軍，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協約國軍作戰。但是這支軍隊從沒有開到歐洲，只是用於擴展段氏的軍事力量。在日本政府給予段祺瑞以財政和軍事援助的同時，日本商人也著手進行許多冒險事業，以與中國企業家聯合的形式開發中國的資源。 長期以來，日本對滿洲的事務表示出極大的關注，從日俄戰爭起，即在該地區據有得勢的地位。日本人密切注意張作霖的興起，並在必要時採取積極的干預，想著務必使滿洲的人事任命和政策的決定，不得忽視日本的利益。由於皖系在1920年直皖戰爭中的失敗，而張作霖作為直系的同盟者，在這次打敗皖系中作出了貢獻，遂使之張氏成了全國聞名的大人物，得以控制著滿洲和戰後分贓得到的內蒙。日本政府的一項政策決定，使之成為此後張作霖生涯中日張關係的指導方針，即在滿洲的發展和建設中，日本將牢固地對該地區的控制，直接和間接地幫助張作霖。但日本對張氏謀求問鼎中央政府的野心，則不予幫助；意在張氏即在滿洲，致力於維護當地的治安和社會秩序，不要卷進可能導致的戰爭和混亂中去，以致威脅日本的利益。 日本並不想直接向張作霖提供武器，去違反武器禁運條例，而是幫助張氏建立一個兵工廠，由中國人自己來製造武器。日本人以下述暗示性語言，表達其對於向張作霖提供財政援助的態度： 雖然帝國政府並非不願據情對財政援助給予友好之考慮，但其重要者，在於所用經濟貸款之方式，尤以採取於聯合企業投資之形式，得以避免列強之懷疑與中央政府之猜忌。如張作霖氏亦有意於更加推進中日合作之實體，均將盡力關於土地之租借，礦山及森林之經營，以及其他此類有望發展之事業。如張氏願盡一切努力，貫徹共存共榮之原則，並制定已存與將建立之中日合資經營公司，共同管理之方法。如是，則東三省之財源，即可遽然而興盛之矣。[33] 但日本與張作霖的關係並不穩定。張氏繼續捲入逐鹿中原的事務，置日本望其駐留滿洲於不顧，三次投入在華北的戰爭。張氏不甘於為日本的傀儡，而堅持其獨立自主自衛的精神。然而日本仍認為張氏之在滿洲，為其所利用之最好選擇，盡力維護張氏在滿洲之地位。在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戰爭時，日本只在邊緣非重要方面對吳佩孚進行了干預，顯然用金錢買通了馮玉祥在戰爭中倒戈。當1925年張氏的一個部將反叛，試圖奪取瀋陽時，日本人進行了干預，把張作霖從不可避免的失敗中挽救了出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日本人還是把張作霖害死了。1928年，日軍中的極端分子終於殺害了張氏，原是希望以此引起東北的混亂，日本得以從中謀取利益。 蘇聯則積極幫助馮玉祥。當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結束後，馮玉祥轉而反對吳佩孚，急切地尋求援助。因為馮氏知道，不久將被迫要得到日本支持，並與受日本訓練的龐大奉軍作戰。依據蘇聯的觀點，馮玉祥的改革意向和革命言辭來看，認定其是支持國民黨的候選人。整個1925年，蘇聯人向馮氏提供武器、金錢、顧問和軍事教官。作為回報，馮氏同意在其部隊中進行國民黨的政治教育，並廣泛與國民黨合作。馮玉祥接受了蘇聯的援助，但卻儘可能阻止蘇聯人或國民黨的代表使其部隊政治化。因為馮氏知道，其部隊的政治化後，即將喪失其個人對部隊的控制。 和張作霖的爭戰終於在1925年末到來，馮玉祥很快在戰爭中失利，於1926年初通電下野，到蘇聯去停留有五個月時間。馮氏想著其離國而去，會減少張作霖消滅其部隊的決心，也想從蘇聯領導人那裡開闊開闊自己的眼界，了解了解該國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馮氏偕同一位蘇聯顧問一道旅行，接受進修性教育，就便向顧問求教關於馬克思主義、俄國革命、世界各地的政治形勢、黨的體制等問題；並對中國的國、共兩黨合作以現實國家的統一，驅逐帝國主義出中國。馮氏似乎真正為蘇聯的社會和蘇聯共產黨的紀律與效力所信服，同時也與其在國內遭受重大失敗的部隊保持聯繫。當1926年初秋，在商定450萬盧布的附加軍事援助後，馮玉祥回到其被擊潰的士氣低落的部隊中。 當馮氏返抵故國時，國、共兩黨為消滅軍閥與統一國家的軍事行動——北伐戰爭已經進行。馮氏對部隊進行了一番整編，並在占領河南宣布參加國民革命的北伐戰爭。在1927年蔣介石攻擊共產黨人時，蘇聯領導人曾短時期寄希望於馮玉祥，望其能繼續支持國民黨左派和中共黨，以其所統率的軍事力量與蔣介石相抗衡。但馮氏迅即與蔣氏達成協議，奉勸蘇聯人返國。這樣，蘇聯人捲入中國軍閥的政治鬥爭，也就隨之而結束。[34] 長時間以來，英國在中國有很大的商業和金融利益，因此也特別關心中國政府的穩定。英國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努力恢復其在中國貿易中的突出地位。中國政府的穩定顯得更為重要，甚至在混亂預示整個中央政權行將崩潰之時，英國人仍在支持北京政府。因為段祺瑞政府帶有明顯的親日傾向，所以英國人對其並不表示熱心。1920年，皖係為直系打敗後，英國人歡迎段氏下台；因直系領袖曾聲稱其反對再舉外債，使之英國人相信直系有能力統一中國。許多作者曾斷言或暗示，英國人和美國人曾向直系領袖吳佩孚提供過各種各樣的大量援助。但新近的詳細研究斷定，當時吳氏確曾悉心照顧英美人士，以期得到英美的財政和軍事的援助時，英、美兩國堅持嚴守中立，拒絕給予吳氏援助。儘管在華的外國人普遍讚揚吳氏，而吳氏也確從外國人在中國的公司——特別是英美菸草公司和亞細亞石油公司得到大批款項。這只是兩公司對吳氏的回報，感謝在吳氏控制的地區，兩公司的商品未曾受到抵制之故。[35] 武人的專橫與政局的動盪 在軍閥時期的12年，北京的中央政府始終動盪不定，變動無常；前後共有7人任國家總統或臨時執政，其中1人是兩次出任，實際是8位國家首腦。除此之外，有4個攝政內閣，在短暫的過渡期管理政務，還有一次滿族皇帝短命12日的復辟。學者們共列舉出24屆內閣，5屆議會或國會，至少有4部憲法或基本法（參看第五章）。在此時期內，人物、機關，以及法律上和政治上的變化，更是數不勝數，令人眼花繚亂。因此，要用清晰簡明的方式來論述此時北京複雜繁亂的政情，是非常困難的。前面第五章已扼要簡述立憲政府的工作。茲就前述之事件加以考察，以表明武人跋扈產生之經過，並終於抹去憲政痕跡。 在袁世凱政權後期，段祺瑞擔任了國務總理，並在黎元洪任總統時，繼續任此一職務。從黎元洪一上台，段祺瑞就一手把持政務，形成總統府與國務院之間的「府院矛盾」。這時段祺瑞領導的國務院，可能認為是責任內閣，這正是議員們在袁世凱任總統時所希望的。但很多政治家對段祺瑞不給予支持；段氏不得已，指望軍隊的高級將領和各省的督軍成為其權力的基礎。因此幾乎從一開始，依靠軍隊力量的段祺瑞，和謀求對其加以抑制的國會之間，就存在著緊張的關係。 這種段祺瑞與國會之間的緊張關係，在1917年春中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問題上，達到了頂點。梁啓超和段祺瑞認為中國應當加入協約國一方，梁氏希望利用參戰和戰後和議來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段氏於當年4月在北京召集了一次督軍會議，對總統、內閣，尤其是對國會形成了壓力，近似迫使國會批准參戰政策。於是在關於對德宣戰問題上，展開了矛盾。督軍們支持段氏的參戰政策；國會在軍人的壓力下，則畏縮不前，拒絕段祺瑞在總理任上討論參戰問題。於是各省督軍極力主張，由總統黎元洪下令解散國會。相反，黎氏在稍事猶豫之後，竟免除了段祺瑞的國務總理。這一下黎元洪捅了馬蜂窩了。段祺瑞要求督軍們給予支持，北方八省的督軍宣布脫離黎元洪政府獨立。在此期間，面對督軍們的反對，黎元洪竟找不到一個人願出任國務總理。 在這種僵局下，張勳提出願在總統和督軍之間進行調解。此人原是死心塌地忠於滿族皇室的「辮帥」。因為「辮帥」曾在一年前促成許多督軍們組成督軍團，並充當督軍團的首腦，似乎此人確實具備影響督軍的條件。但是「辮帥」的居間調停，既不是為了保全黎總統，也不是為保衛共和政體，而是夢想實現其復辟清帝的計劃。首先，「辮帥」要求總統解散國會，而這正是督軍們早就希望的。黎氏此時已別無選擇，終於同意解散國會，於當年6月中旬發布解散令。張勳於是率軍進入北京，於7月1日宣布復辟滿族皇帝重登皇位。 其實，張勳議論復辟的事已有數月，其他許多督軍也贊成或默許；但是，這些復辟的假想同盟者，在復辟發生後卻興兵討伐。有些研究者認為，督軍們所以改變主意，因為張勳在復辟朝中占了權勢太大的職位，還因為督軍們態度的不同，已預示支持復辟者比反對者為少。但主要原因，似乎是督軍們並不真心想要皇帝復辟，只是想利用張勳對皇權的信奉，作為反對黎元洪政府的一個手段。[36]段祺瑞立即組織討伐張勳的軍事行動，同時宣布黎總統已重任其為國務總理。這次討逆戰爭是短暫的，復辟只在兩周之內結束了，張勳避居到一個外國公使館。段祺瑞以「再造共和」者重入北京。黎元洪可能在段氏的壓力下辭去了總統，副總統馮國璋遂繼任總統，任滿從袁世凱開始的五年總統任期餘下的一年。[37] 軍事一政治派系的出現，1917—1920年 以憲法為據作為馮國璋出任總統的唯一基礎，馮氏是不願接受總統職務的。在安排其一親信者繼任江蘇督軍，並使其他兩位支持者分任沿江的湖北和江西督軍之後[38]，馮氏才同意擔任總統。這樣，馮國璋與段祺瑞都有相等數量的督軍支持者；段氏的支持者為安徽、浙江和福建三省的督軍。[39] 當段祺瑞重任國務總理時，因為以前的國會曾與其作對，遂決定不再恢復被黎元洪解散的國會；而於1918年操縱選舉安福國會（見第五章）。為增強其軍事力量計，段氏用武力壓制不同意見的各省，將其親信安插在有權勢的位置上，以為用這種方式就可以達到全國的統一。其他的督軍們擔心，段祺瑞沿著這個方針繼續下去，督軍們將會被逐一消滅，於是集合起來反對皖系勢力的控制。這樣就形成了直系。 湖南戰略地位的重要，使之成為段祺瑞的第一個目標；從北方可以由鐵路進入湖南，而湖南與四個分離主義的南方省份相連接[40]。1917年8月，段氏任命其黨羽為湖南督軍[41]，遭湖南人反對，於是戰爭爆發。[42]湖南人迫使段祺瑞任命之人離開湖南。戰爭持續到1918年春季，吳佩孚終於打敗了湖南軍隊，使湖南處於北方的控制之下。段祺瑞遂任命「自己的人」張敬堯為湖南督軍[43]，使吳佩孚希望得到這一任命落了空。 在1918年吳佩孚率軍占領湖南以前，其上司曹錕通常是支持段祺瑞的。但從此時起，曹錕與段祺瑞為各自的利益開始出現分歧；段、曹關係的惡化，部分起因於吳佩孚。吳氏在湖南取得勝利後，指望能被任為湖南督軍。但段祺瑞無視於吳氏的願望，而屬意於自己的人。作為對段氏的回答，吳佩孚停止了對南方的軍事行動，並從此時開始，對北京作出了尖銳的批評。同時，曹錕也擔心段氏會免去其直隸督軍的職務。對於懷有獨立野心的軍閥曹錕和吳佩孚來說，段祺瑞穩步積累財政、軍事和政治力量，儼然對其是隱含著一種威脅。1917年8月，段祺瑞終於對德宣戰。原來在1918年初，日本曾向段祺瑞提供了大宗借款，並締結了陸軍和海軍協定，為段氏組織參戰軍提供了合法的基礎。表面上這支參戰軍是為了在歐戰中使用，實際上是為段氏在中國的目的效力；歐戰停戰後，這支軍隊改名為邊防軍。 面對段祺瑞正在增長的權勢，不屬於段氏集團的軍閥，便奉馮國璋為其利益的主要代表。甚至更為重要的，曾經聽從段氏指揮的軍閥，此時也看出段氏的最終目的，是在消滅所有不服從北京皖系政權的軍閥。無疑有這種考慮因素，加上段氏沒有任命吳佩孚為湖南督軍，遂導致曹錕背棄了段氏集團。馮國璋於1918年離開總統職位，並於一年後死去時，曹錕繼馮國璋之後，遂成為段祺瑞反對派直系的首領。 滿洲的張作霖，也關懷段祺瑞權勢的擴張；因為段氏勢力的擴張，隱含著對張氏獨立自主的威脅。的確，段祺瑞已經把勢力擴大到內蒙；張作霖一向認為，內蒙為其勢力範圍。這樣，奉系與直系決定合作來對付皖系。 公眾對一系列發生的事件深感不滿，在嚴厲的集中批評段政府的親日方針之後，使事態發展到危機的程度。1919年的巴黎和會，決定把德國在山東膠州灣租借地移交給日本，並以日本和段祺瑞政府之間的協定為根據，以證明此決定的正當。巴黎和會的這一決定，立即在廣大知識分子及其他人士之中，也在直系軍閥——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吳佩孚，引起了激烈的反對。1920年，反段的軍閥們要求改組北京政府，消除皖系勢力在北京政府的壟斷地位，並要求重開和南方的談判以及減少段氏所掌握的兵力。段祺瑞拒絕了這些要求，戰爭於是在7月爆發。直奉聯軍迅速打敗了皖系軍閥，按照中國對下野官員寬大的慣例，段祺瑞通電下野，去研究佛學了。 直系政權的興衰，1920—1924年 在軍閥時期，北京政府的人事安排和政策，是以反映幕後的軍閥願望為準則。但政府不穩定的主要原因，還在於難於在職務安排和政策制定中，當眾將領對其相互間實力不太清楚的時候，準確反映出軍閥間權力分配的狀況。在1920年的戰爭之後，直系和奉系分享政權，起初以雙方可以接受的方案組織政府，接著便開始互相排擠，利用政府官員和政策作為雙方鬥爭的棋子，直至最後雙方以兵戎相見。 1886年中進士的年高的徐世昌繼續在總統位置上。徐氏資格老，有威望，適合於這個職位，但其和直、奉兩派的關係都不密切。徐總統繼續任靳雲鵬為國務總理。張作霖與靳氏為姻親，所以能為張氏所接受；吳佩孚曾是靳氏的學生和被保護人，所以也能為吳氏所接受。靳雲鵬在任總理的一年多時間裡，如履薄冰，只有在和兩個集團協商之後，才能作出重要決定。 當段祺瑞被趕下台時，安福國會也隨之被解散。總統徐世昌下令，按照1912年《臨時約法》選舉新國會，但廣州的護法政府對此拒不接受。按照廣州的看法，新選舉是多餘的，因為原來的國會議員任期未滿；而且徐世昌總統的命令也是不合法的，因為徐氏的總統是由非法的安福國會選舉產生的。南方此時已從分立中獲得利益，分立使南方幾省有理由保持獨立，並為許多國會議員提供職業。因為只有少數議員到了南方；1919年，南方就補選了數百名議員。當北京不顧南方的抗議下令重新選舉時，只有11個省進行選舉。這樣，新議員不足法定人數。因此，新國會從未召開。 直皖戰爭後，新組成的北京政府，授予勝利者各種適於其新權勢的官職，使其掠奪得以合法化。曹錕被任命為直魯豫巡閱使，管轄數省的巡閱使——有時稱之為「總督」，實際上有權任命所轄各省的督軍。張作霖已經是東三省巡閱使，又兼任蒙疆經略使，使張氏在內蒙的活動合法化了。 吳佩孚被任為直魯豫巡閱副使，充當曹錕的下級是適當的，但卻不能使這位獨立的軍閥得到滿足。吳氏把其司令部設在河南，似乎已完全控制了該省，又於1921年取得湖北省。其所用的方式，充分說明同一集團軍閥之間的矛盾。依附直系已有數年的湖北督軍王占元，當1921年聯省自治運動接近高潮時，湖北的政治家要求該省制訂省憲，並建民選政府。聯省自治運動領先的湖南督軍，自稱是一支軍隊的總司令[44]，要把湖北從非聯省分子控制下解救出來。王占元請求吳佩孚率兵前來援助，但在王占元被湘軍打敗之前，吳氏並不派兵相助。等到湘軍將王占元打敗後，據有了湖北，吳佩孚這時才率兵把湘軍趕走，自己得到了湖北。於是吳佩孚漸成了直系實際的軍事領袖。 吳佩孚於是組織沿江五省的聯盟[45]，以防止外部的入侵和內部的紛擾。滿洲的張作霖和廣東的孫逸仙，都感到來自直系勢力擴張的威脅，於是就聯合起來反對吳佩孚。1921年末，張作霖利用北京政府的財政危機，挑選梁士詒代替靳雲鵬出任國務總理。吳佩孚則以梁士詒的親日政策為口實加以攻擊，實際是間接攻擊張作霖。 絕大多數軍閥衝突的最初階段，都是一場「電報戰」，雙方都在電報中指責對方政策的誤謬和愛國心的虛偽，同時也宣揚自己一方動機的純正。直系和奉系的領袖在1922年的前數月中，互相發出此類通電不計其數，在春季遂發展成為以槍炮相對的真正戰爭。直系軍隊以驚人的速度——奉軍在人數上和武器裝備上都占有明顯的優勢，但為直系的速戰所擊敗。張作霖只有退回到長城以外，直系也沒有準備向關外進軍。北京政府隨即由直系軍閥所控制，所有張作霖任命的官員一律被免除。張作霖乾脆宣布滿洲脫離中央政府，自行獨立，仍如往日一樣，以完全分離的形式進行在滿洲的統治。 張作霖的同盟者孫逸仙也沒有獲得成功。孫氏派出一支北伐軍後，名義上屬於孫氏部下的陳炯明，卻炮轟孫氏的總統府。孫氏雖得以脫身，但政府已被顛覆，北伐也只得停止。儘管陳炯明想當廣東督軍的野心得到滿足；很明顯，這是陳炯明和吳佩孚協議的結果，也是軍閥聯盟製造混亂狀態的一個顯著的事例。 儘管這時只有一個集團控制北京政府，但捲入北京政治鬥爭的卻有兩個派別。[46]吳佩孚的軍人職責與其忠君的儒家原則，使之其不可能公開背離曹錕，但對於政府卻有其不同的主張。此外，每個軍閥都有一批黨羽，都想在政治策劃中提高其首領的地位，並由此求得其個人的升遷。兩個派別鬥爭勝利和失敗的主要手段，就表現在內閣的任命和政府的政策。 在戰爭之後，北京的新統治者立即迫使總統下野。吳佩孚請黎元洪出山，重任總統。同時，吳氏又恢復舊國會。這是1914年第一次被解散，1917年又被黎元洪第二次解散的國會，留下的議員一直在南方，主要在廣州。 黎元洪第二次總統的任期只有一年，1923年6月到期，這比其第一次任總統更為失敗。直系軍閥不給黎氏實權；只有經過軍閥們同意，黎氏的任命和決定才能生效，而且也很難得到經費來維持總統府的公務用費。在黎元洪第二次總統任期的前一段時間，吳佩孚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政府；曹錕也無法實現其垂涎已久對總統的渴望。但在1923年初，曹錕的黨羽用賄賂收買，成功地把吳佩孚支持的內閣趕下了台[47]，並任命提名的人組織政府。曹錕一夥掌握了主動權，千方百計要使曹錕當上總統。但是，要曹錕當上總統，必須使黎元洪離職；而要做到這一步，必須把黎元洪趕出北京。曹錕以付給投票選其為總統的議員，每人5000元至7000元代價，果然於1923年10月當選為總統。 仍在關外的張作霖，譴責選舉曹錕為總統是非法，並宣稱其責無旁貸之任務，是使國家從曹錕與吳佩孚賣國賊手中解救出來。張作霖在1922年戰敗之後，對其所部重新訓練和整編；到1924年，與南方的孫逸仙再次結盟，準備與直系一決雌雄。與此同時，吳佩孚已放棄早先想由會議統一國家的希望，並且斷定只有打敗所有不承認北京領導的督軍，才能統一國家。張作霖當然是首當其衝的爭戰對象。 在互相指責的電報戰之後，第二次直奉戰爭終於在1924年秋爆發。[48]數星期之後，當吳佩孚沿長城一線的進軍順利之時，其部下一個將軍的倒戈，導致了吳氏意料不到的戰爭結局。基督將軍馮玉樣突然率軍脫離戰場，返旆南指，回師北京，於當年10月23日占領北京，囚禁總統曹錕，並宣布停戰。吳佩孚試圖率直系其他部隊對馮玉祥部進行反擊；但其他直系部隊尚未及成軍，而吳部在戰場已全線崩潰，其本人只得敗走華中。 在1918年後，馮玉祥雖被視為直系成員，但其從來不是吳佩孚的親密朋友。馮氏曾冒犯過吳佩孚，批評過吳氏的個人表現，於1922年任河南督軍時，拒絕送交吳氏所要求的款項。另一方面，吳佩孚曾限制馮氏擴大部隊，還將馮氏調離河南督軍的職位，到北京就任易受攻擊的職務。[49]因此，即使是直系戰勝奉系，馮玉祥也並不能指望個人有何得益之處；相反，吳佩孚會因勝利而擴大其勢力，將更易於對馮氏的控制。 由於有這樣的背景，馮玉祥在接受了大筆賄賂款項後，轉而舉兵反吳。錢是由日本提供的，顯然是採用像給張作霖貸款的方式，可能附有未來由北京建立的新政府償還的承諾。對於此項貸款金額，各有不同估計，很可能在150萬元左右。[50]馮玉祥多年來受到資金極為短缺之苦，就是吳佩孚勝利也不可能有多大指望，因而就接受了這筆賄款。日本人所以要花上這筆巨額賄款，目的有二：第一，預防受其保護的張作霖失敗；第二，更重要的，是使段祺瑞再度擔任政府首腦，以便恢復1917—1920年之間日本和段政權的互利關係。 張作霖的權勢，1925—1928年 馮玉祥發動的政變和吳佩孚的突然失敗，引起了廣泛而複雜的軍閥關係的重組，大約進行了一年。一開始，馮玉祥和張作霖兩個勝利者，都為自己在權力分配上能獲得相應的職位。張作霖獲得統治東北的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與熱河[51]、直隸兩省區的正式權力。馮玉祥被委任為負責綏遠、察哈爾[52]、甘肅三省區；與馮氏結盟的一些軍閥，則率兵進入河南、陝西，取得對兩省的控制權。[53]張作霖派軍隊進入山東、江蘇、安徽；但一個據有長江流域的軍閥[54]，迫使張氏所部退出蘇、皖兩省，並使該兩省加入長江流域的五省聯盟。吳佩孚以其資歷和聲望，試圖獲得有真正權力的位置，於數月後獲得了對湖北的控制權，被承認為華中幾省名義上的領袖[55]，並和其長期的敵對者聯合，去與新的敵對者馮玉祥作戰。 直系1924年的失敗，給北京政府的組成形式以強烈的衝擊。最後，段祺瑞東山再起，任新政府的首腦。段氏於1924年11月就任臨時執政府臨時執政之職，頒布了《臨時執政府組織條例》（見第五章）。 預料之中的馮玉祥與張作霖之間的戰爭，果於1925年最後數星期內開始。到是年年底，馮玉祥看到戰爭已不可能取勝，遂宣布下野出國，希望在其下野後講和時，能保留一些力量。張作霖對此概不留情，反而此時又與吳佩孚結盟。吳佩孚對馮玉祥懷有刻骨的仇恨，要張作霖率部對馮軍繼續攻擊，準備將其徹底消滅，也幾乎大獲全勝。到1926年中期，馮氏的部隊衣衫襤褸，潰不成軍的退往西部。這支軍隊雖能重整旗鼓，但張作霖和吳佩孚暫時成了十足的勝利者。[56]當然，張、吳倆人的勝利，也預示風雨飄搖的北京政府會有另一場巨變。 1926年4月，馮氏部隊以段祺瑞陰謀對其陷害為由，企圖逮捕段氏；段祺瑞避入使館界。在馮玉祥部隊被趕出北京時，段氏雖然很快返回臨時執政府，但是張作霖已決定不再保留段氏的職位。段祺瑞失去了張作霖的支持，於1926年4月20日黯然去職。當張作霖和吳佩孚尚未決定處理組織政府事宜時，北京有數周時間沒有全國性的政府，最後組織一個「攝政內閣」。實際上，「攝政內閣」只是軍閥們委任的政客委員會。在此以後的時間裡，「攝政內閣」經過了多次變化；1927年初組織了一個新的「攝政內閣」。[57]攝政內閣表明，存在10年的北京政府，已衰落到了極點。從1926年中到1927年中，這時的攝政內閣，「並不比電影中的統治者具有更多的權力」：財政總長沒有錢，交通總長沒有鐵路可管，因為鐵路全在軍隊的司令手中；教育總長該管的公立學校，而這些學校已關門大吉，政府不能支付公用事業的費用，教員也領不到薪金。內務總長「任命任何一個下級官員，都需經官員赴任所在地區軍閥的同意」；遇有和外國政府的爭端，地方官員與當地的外國領事館來解決，因而外交總長無事可做；陸軍總長對全國的軍事組織並無權力，這些軍事組織受最有權勢軍閥的指揮。[58] 在這種情況下，掌握實權的人終於承擔起政府的正式職責，這也是人所希望的。張作霖於1927年6月17日宣布組成安國軍政府，自任安國軍政府大元帥，成立了內閣，置內閣總理。[59]政府大體上都由張作霖部下人員所組成，張氏以一個軍事獨裁者進行統治。和1916年以後的政府一樣，張作霖政權的權力只能達到其兵力所及之處，主要是滿洲、直隸和山東。甚至在張作霖的勢力圈也很快受到挑戰，因為廣州持不同的政見者已組成了一支革命軍，開始進行北伐，要從軍閥控制下把中國解放出來。張作霖的奉軍最後被北伐軍打敗，張氏於1928年6月3日逃離北京。 北京軍閥政治鬥爭的可悲記載表明，1928年以前立憲政府的失敗，不應理解為有效政體的衰落，而應理解為沒有能力建立這樣的政府。段祺瑞、吳佩孚及其他具有全國性資格的領袖，有時在全國大部分地區建立有實力的軍事控制。但這種成就只能在軍事上，從來沒有隨軍事以俱來，並與之相結合而建立有效的政治制度，從而規範出真正有權力的文官政府；也沒有作出認真的努力，去動員有社會影響的人士來加強政府機制。士兵是軍閥唯一的選民。當國家的官員只能靠軍隊來維持其權力時，這種權力就可能被另一個更強大的軍隊所廢除。軍閥的弱點不在於其謀求權力，而在於其把權力構成的眼界看的太狹窄，不能擴大到非軍事方面。 軍閥統治與中國社會 如上文所指出的，分裂國家的軍閥，在才能和社會態度上有很大的差別，其所造成的社會影響亦因地而異。當地方或地區的軍事司令官頻繁更動時，也是因時而異。軍閥掠奪的方式及其所造成的災難，任何時期的記述都不能適用於全國；但是，還是可以恰當地說，軍閥混戰給無數中國人直接或間接帶來了恐怖與掠奪。[60] 軍閥對錢的需求，是貪得無厭的；從民眾中榨取的款項，其名目之多，令人大為吃驚；發行大量無擔保的通貨強迫民眾使用，使商品交易成為變相的沒收。在1924年晚期，僅在廣西一省，就發行無擔保的紙幣達50億元。這樣巨額的財富，耗於軍事和其他非生產性用途，抑制了正常的經濟活動和籌劃，尤其影響到對大規模工程的投資。因之，軍閥註定妨礙了中國經濟的發展。[61] 軍閥混戰釀成了連年饑荒。在一些省份，軍閥強迫種植鴉片作為經濟作物，因而減少了糧食作物面積；減少維修水利和防治洪水設施的經費，造成數次災難性的洪水泛濫。軍閥的軍隊經常搶走農民的耕畜，不但給農民造成經濟損失，還降低了農民的耕作生產能力。20世紀20年代中期和晚期幾次毀滅性的饑荒，毫無疑問是軍閥治理不善造成的。華洋義賑會照章只救濟因自然原因造成的饑荒受害者；對此情況，該會不得不改變其對饑荒的定義，以便因管理不善和搶奪而造成的飢餓人群也能得到救助。事實上，美國紅十字會當時拒絕參與在中國的饑荒救濟，認為中國的饑荒是政治原因造成的，而不是自然原因造成的。[62] 在許多地方，軍閥有組織的官兵行為，還不如在鄉下搶劫農民的散兵游勇。1930年，即軍閥時期結束後的兩年，南滿鐵路的一項研究估計，在山東省，有31萬散兵游勇和土匪，加上19.2萬正規軍，都是靠掠奪農村來生活。[63]盜匪活動遍及於全國各地，搶劫和暴力行為成了家常便飯。戰爭得勝的軍隊隨時可能會搶劫。戰爭常使平民百姓的生命財產毀於一旦，政府對此則置若罔聞。貪污腐化，騷亂和搶劫已習以為常。社會失去秩序的混亂，使無數的人流離失所，或漂泊他鄉。一個審慎的作者斷定，20年代軍閥的威脅和騷亂，造成了「本世紀規模最大的一次國內遷徙」[64]。 軍閥的混戰也影響了中國民族主義的形成。在20世紀早期，民族主義是中國最有影響的社會運動。在一定程度上，民族主義是對軍閥混戰所造成的國家分裂，使國家在國際上陷於孱弱的地位。而很多軍閥卻也很愛打出愛國主義的旗子，提出民族主義的口號，作為其行動合法化的手段。不論軍閥們的真實動機如何，其打出愛國主義旗子和提出民族主義口號，也培育了中國人應當關心國家大事和探求國家前途的出路。例如，一位中國的將領回憶說，其1912年投軍時只是為了謀生，但在聽到馮司令的愛國演說以後，終於從國家的立場來看待軍隊了。[65] 但軍閥的行為也助長了中國民族主義強烈的尚武風尚。儘管軍閥們不能建立國家的政治權力，但也阻止了非軍事集團去建立國家的政治權力。軍閥們以這種方式，促使中國的政治鬥爭進一步軍事化；大多數軍閥都繼承了尚武精神。國民黨為了和軍閥相對抗，也不得不發展強大的武裝力量；並在這一發展過程中，終於使軍隊控制了黨。共產黨人為了和國民黨相抗衡，並和1928年以後殘存的軍閥勢力作鬥爭，也不得不建立一支強大的軍隊。 但是，這種軍事化並不是根本性永久不變的。軍閥統治並不能說明，中國社會有一種持久的核心動力，以保證唯有軍隊才能起強大的政治作用。曾經有人認為，「軍閥證實了這樣的事實，在近代中國，政治力量不能與軍事力量分離……而且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能夠發現，怎樣能使軍隊退出中國政治舞台中心的秘密。」[66]恰恰是這個看法的反面，倒是正確的。軍閥們的失敗表明，單獨的軍事力量，絕不能使之成為中國政治力量的基礎。 在中國歷史上，以前許多世紀的改朝換代時期，都有許多和近代軍閥很相似的人物，但最後還是讓位於統一中央集權的文官政府。在20世紀，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在這個傳統過程中起了作用，但並沒有文官統一的結局。民族主義只強調國家統一的緊迫性，所有的軍閥也都承認這一事實，至少在口頭上承認這一事實。儘管一些省和地區的督軍或巡閱使宣布獨立——卻沒一人宣布成立新的國家，乃至表示作永久性的分裂。中國國家統一的觀念與情感如此深厚，以致有的首領爭辯說，地方主義所增強的局部力量，也是有益於國家的。這種論點，只有假定最終國家恢復了統一，才可以說得過去。軍閥們也公開聲稱，願對文官政府效忠，承認文官治國的歷史傳統。儘管軍閥們把中國的政治鬥爭造成暫時的軍事化傾向，但中國權力鬥爭最後勝利者的共產黨，始終堅持黨指揮槍的基本原則。 軍閥們的地方勢力在中國地區造成的分割，對於國家的分裂並沒有起多大的加強作用。事實上，地方主義在中國歷史傳統上是很盛行的；即使是在中央政權很強大的時候，也是如此。各地的地理特徵，經濟利益，語言差異，民族和文化模式之不同，都促進了忠誠於——歸屬於地區的感情。在這裡，存在有「分層次忠誠」的體系，即有對省，或對多省地區的忠誠。有對省內地區的忠誠，有對邊緣地帶地區的忠誠。一般來說，這些都不屬於政治上的忠誠；同時也說明，這種對地區的忠誠為什麼能和有力的中央政權共存不悖。只有當中央政權崩潰之時，傳統的地方主義才獲得重要的政治意義。在中國統一的國家裡，具有重要文化和經濟地位的地區和單位，在中央政權解體之後，便成為自然單元以及自然而然軍閥割據的基礎。但是，這樣的地區在統一的中國，是正常存在的。這一事實，意味著軍閥的地方主義，與其他方面相比，是破壞作用比較小的力量。地方主義對於恢復國家的統一，並不是必然起破壞作用，而是獨立的軍事力量有賴於地方主義。 大多數的軍閥是守舊的，與中國傳統的社會準則是協調的，自相矛盾的。軍閥們所造的國家混亂和不統一局面，卻為思想多樣化和對傳統觀念的攻擊提供了絕好的機遇，使之其盛極一時。中央政府和各省的軍閥，都無法有效地控制大學、期刊、出版業和中國知識界的其他組織。在這些年代裡，中國知識分子對國家以何種方式實現現代化，對增強國力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從一定程度上來看，這也是軍閥主義弊端的反應。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1924年國民黨的改組，在相當程度上可以歸因於這一時期的思想繁榮。因此，在1912—1928年時期，一方面，是軍閥時代對20世紀中國的政治團結和國家的實力達於低點；另一方面，這些年也是中國思想活躍和文學成就的高峰，作為對軍閥一定程度的反應，在這個動亂與血腥的時代，卻湧現出導致中國的重新統一，恢復青春的思想和社會運動。 * * * [1]史扶鄰：《中國的軍人與政治：軍閥模式是否貼切》，載《亞洲季刊：一種歐洲雜誌》，3（1975年），第195頁。 [2]嚴格地說，段祺瑞不是一個軍閥，因為其在1916年以前，放棄了對軍隊的直接控制，而受到北京政府高層的歡迎；但很多軍隊的將領仍視段氏為導師和領導人，使其成為一個主要軍閥派系的公認領袖。參見包華德和理察·C.霍華德編《中華民國傳記詞典》3，第330—335頁。 [3]包華德和理察·C.霍華德編：《中華民國傳記詞典》2，第24—28頁。 [4]同上書，1，第68—72頁。雷金納德·約翰斯頓：《紫禁城內的微明》，第146—156頁，載有張勳1921年寫的一篇簡短自傳的課文。 [5]詹姆斯·E.謝里登：《中國的軍閥：馮玉祥的一生》。 [6]對張宗昌沒有全面的研究。《中華民國傳記詞典》在其書目中列出了一些不可靠的資料。「狗肉將軍」這一稱呼不是由他的食品，而是由他嗜賭牌九而來，牌九是種高賭注遊戲，華北俚語叫「吃狗肉」。比較西方賭博遊戲中的「roll those bones」（擲骰子）、「snake-eyes」（擲骰子遊戲中擲出兩麼點）、「dead man's hand」（撲克牌戲的兩對，A和8，或J和8）。參見李川《軍閥軼聞》，第123頁。 [7]謝文蓀：《一個軍閥的思想和理想：陳炯明（1878—1933）》，載《關於中國的論文》，16（1962年12月），第198—252頁。 [8]黛安娜·拉里：《地區和國家：1925—1937年中國政治中的桂系》；唐德剛和李宗仁：《李宗仁回憶錄》。 [9]吳應銧：《近代中國的黷武主義：吳佩孚的生涯，1916—1939年》；陶菊隱：《吳佩孚將軍傳》。 [10]事實上這一動亂時期裝備有武器的人數不可能精確。齊錫生在《中國軍閥的政治鬥爭，1916—1928年》第78頁論述了這個問題，並作出這裡的估計。 [11]《張發奎將軍對夏連蔭講述的回憶》，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口述歷史項目。 [12]唐納德·吉林：《軍閥：1911—1949年在山西省的閻錫山》。 [13]吳應銧：《近代中國的黷武主義》，第62頁。 [14]吳應銧：《民國初年地區行政長官的職業、職業的招聘、訓練和流動性》，載《現代亞洲研究》8.2（1974年4月），第237頁。 [15]拉里：《地區和國家》，第30頁。 [16]校註：原文為一個月的地租收入。地主並非每月向佃戶收取地租，而是按夏、秋兩季穀物成熟季節向佃戶收取地租。應改「一月」為「一季」。 [17]校註：1920年6月，趙恆惕任湘軍總司令，率部進逼長沙。 [18]軍閥稅收的資料，選自範圍很廣的原始文件。關於個別軍閥的專題論著，外交家和記者的報道，報紙和期刊的紀事，有些最有趣和最富有揭露性資料，載於《張發奎將軍對夏連蔭講述的回憶》，唐德剛和李宗仁的《李宗仁回憶錄》。關於軍閥稅收簡要而有見地的記述，是齊錫生的《中國軍閥的政治鬥爭：1916—1928年》，陳志讓討論了這個問題，見《軍人—鄉紳的聯合：軍閥統治下的中國》，第130—145頁。吳應銧《近代中國的黷武主義》，第55—80頁詳細研究了吳佩孚的歲入資料。章有義的《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強調軍閥搜刮錢財的範圍以及多種橫徵暴斂的性質。 [19]齊錫生：《中國軍閥的政治鬥爭》，第36—76頁。 [20]安德魯·J.內森，《北京1918—1923年的政治鬥爭：派別活動和憲政的失敗》，第128—175、232—239頁。吳應銧：《中國軍閥一派：直系，1918—1924年》，載安德魯·科迪埃編：《哥倫比亞大學國際事務文集》3，優秀論文（1967年），第249—274頁。又見吳應銧：《中國的黷武主義》。 [21]校註：1912年9月，張作霖任陸軍第二十七師師長。1915年8月，段芝貴任奉天將軍，1916年6月被免職；張作霖署奉天將軍，1916年7月任奉天督軍，1918年9月被授東三省巡閱使。 [22]校註：1917年7月，鮑貴卿任黑省督軍。 [23]校註：應張作霖要求，1925年4月，段祺瑞派張宗昌為山東督辦；4月，派姜登選為安徽督辦；張、姜二人即加入奉系。 [24]加萬·麥科馬克：《張作霖在中國東北：1911—1928年：中國、日本和滿族人的想法》 [25]拉里：《地區和國家》。 [26]內森：《北京1918—1923年的政治鬥爭》，論述了各派；附錄提供了七個主要派別的情況。關於軍隊各係為首的將領及其所率部隊，見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處處可見，尤其第1卷第2部分。 [27]謝文蓀：《軍閥主義的經濟》，載《中華民國研究通訊》，1（1975年10月），第15—21頁。 [28]關於這幾次戰爭軍事方面的明確敘述，見文直公《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第2卷。 [29]見圖9、10、11、12。 [30]齊錫生：《中國軍閥的政治鬥爭》，第201—239頁。 [31]J.S.休斯頓領事就漢口領事區的情況致國務院的報告，1925年4月4日，國務院有關中國內部事務的文件，893.00/6206。 [32]唐盛鎬：《俄國和蘇聯在滿洲和外蒙的政策，1911—1931年》，第152—153頁。 [33]日本外務省：《日本外交年表和重要文獻》，1，載《文獻》，第525頁。關於引文和上述兩段文字，見麥科馬克《張作霖在中國東北》，第56—59頁。 [34]謝里登：《中國的軍閥》，第163—169、177—179、197—202頁。 [35]吳應銧：《現代中國的黷武主義》，第151—197頁。關於吳佩孚從一些外國公司得到錢的事，見羅赫德致馬慕瑞，1925年9月19日，國務院，漢口檔案L，第2號；羅赫德致國務卿，1925年9月25日，國務院，漢口檔，第8號；《密勒氏評論報》，1926年4月24日，第207頁；C.埃斯特朗熱·馬隆上校：《新中國：調查報告》，第1部分，《政治形勢》，倫敦，獨立勞動黨出版社，1926年；J.C.休斯頓致馬慕瑞，1926年7月1日，國務院，漢口檔，第63號。 [36]《革命文獻》第7卷，突出了復辟之前的錯綜複雜的密謀，見陶菊隱：《督軍團傳》。 [37]袁世凱最早的正式總統任期，從1913年10月10日開始，在此以前，從1912年3月起，袁氏擔任臨時總統。 [38]校註：即江西督軍陳光遠、湖北督軍王占元、江蘇督軍由李純繼任。 [39]校註：即安徽督軍倪嗣沖、浙江督軍楊善德、福建督軍李厚基。 [40]校註：四個分離主義省份，即廣東、廣西、貴州、雲南。 [41]校註：此人為傅良佐。 [42]校註：史稱之為南北戰爭。 [43]校註：段祺瑞為安徽合肥人，張敬堯為安徽霍邱人，故稱張氏為段氏「自己的人」。 [44]校註：時湖南督軍為趙恆惕，自稱為湘軍總司令。 [45]校註：沿江5省，即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蘇，但此5省聯盟終未組成。 [46]校註：即以曹錕為首的津保派；以吳佩孚為首的洛陽派，吳佩孚的總部駐河南洛陽。 [47]校註：1923年1月4日，國務總理王正廷被免職，張紹曾任國務總理。 [48]校註：1924年9月，張作霖乘江浙戰起，率大軍17萬人入關。吳佩孚統領25萬大軍前往迎戰。兩軍在熱河、山海關等處交鋒，均動用海、空軍參戰。馮玉祥突率軍倒戈，直軍迅速潰敗。此為第二次直奉戰爭。 [49]校註：馮玉祥由河南督軍調任陸軍檢閱使。 [50]謝里登：《中國的軍閥》，第138—148頁。麥科馬克曾披露證實日本人所起重要作用的事實，見麥科馬克《張作霖在中國東北》，第131—145頁。 [51]校註：熱河此時未設省，置熱河都統，為特別行政區。 [52]校註：綏遠、察哈爾均未建省，為特別行政區，置都統。 [53]校註：馮玉樣國民軍第二軍長鬍景翼任河南督軍，第三軍軍長孫岳任陝西督軍。 [54]校註：此處長江流域的軍閥，即後來蘇浙皖贛閩5省聯軍總司令的孫傳芳。 [55]校註：此處所稱吳佩孚為華中幾省名義上的領袖，即吳氏號稱的湘、鄂、川、黔、蘇、浙、皖、贛、閩、豫、陝、甘、晉、桂14省討賊聯軍總司令。 [56]侯服五：《中國的中央政府，1912—1928年：制度研究》，第158—159頁。 [57]校註：最後的攝政內閣，為顧維鈞代理內閣（1926年10月1日至1927年6月17日），攝行臨時執政職。 [58]侯服五：《中國的中央政府，1912—1928年：制度研究》，第158—159頁。 [59]校註：1927年6月18日至1928年6月3日，潘復任安國軍政府內閣總理。 [60]有些學者認為，軍閥的橫徵暴斂及其所造成的災難程度，被大大誇大了。這是由於其設想的經濟理論在經濟中的作用，在中國要大一些；忽略了軍閥活動的積極方面，如發展工業、農業、運輸業和教育，從而歪曲了事實。這種看法的例子，是托馬斯·G.羅斯基的《中華民國經濟論》。事實上，每位研究軍閥的人，都認為有些軍閥是有建設性活動的。但是從全面考慮，軍閥不能認為其是積極的；壓迫和掠奪造成的災苦並不是普遍的看法，也違反了直接的經驗和觀察到的大量證明材料。 [61]關於推算可用於經濟現代的資金，而被轉入到軍事用途，見陳志讓：《軍人—紳士的聯合：軍閥統治下的中國》，第189—190頁。 [62]安德魯·詹姆斯·內森：《華洋義賑會史》，第40—56頁。 [63]滿鐵調查部：《山東農村和中國的動亂》（大連，1930年），第20、27頁；拉蒙·H.邁爾斯：《中國的農民經濟：河北和山東的農業發展，1890—1949年》，第278頁引用。 [64]邁爾斯：《中國的農民經濟》，第278頁。 [65]劉汝明：《劉汝明回憶錄》，第2—3頁。 [66]盧西恩·W.派伊：《軍閥政治：中華民國現代化中的衝突與聯合》，第16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