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華民國史 · 第四章　辛亥革命後的政治風云：袁世凱時期，1912—1916年

辛亥革命後的最初幾年，即袁世凱任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統時期（1912—1916年）；對此，可以用兩種完全不同的方法來進行討論。第一種是強調軍閥統治的開始，政治統一解體，軍事統治出現，不講道德，背信棄義，利己苟且精神在當權者中蔓延。這種觀點認為，這次革命的成功，甚至在取得成功的瞬間，革命已經變得沒有意義了。1912年2月，當莊嚴的統治大權從幼小的滿族皇帝手中正式交予袁世凱之日起，中國失去了具有兩千年歷史，又是強有力的政治統一象徵的君主政體。從此，占據國家中央地位的，卻是一個既無政綱，又無帝王權威的一個反動、無恥軍閥。由此看來，新的共和制的意義實在不大。按照這種觀點，革命的後果，迅速導致了袁世凱庇護下軍閥統治的局面。 第二種看法認為辛亥革命是以前革命的繼續，不能看成是中國政體衰弱過程中的又一事件，而是一場更新政治與更新社會的民族主義運動高漲。革命後的實踐，經受了地方分權自治和中央集權兩種互相對抗觀念的檢驗；這兩種觀念，在民國的前10年間，都各自贏得擁護者。辛亥前後是一個充滿政治活力的實驗時期。伴隨著政治實驗的開展和政治參與的擴大，與中央集權統治之間的衝突也展開了。但是，這兩種互相對立的綱領，在其各自經歷了蓬勃的活躍時期之後，軍閥主義的特徵才暴露出來。按照這樣的解釋，袁世凱擔任總統的時期，最好被理解為中國民族主義第一次浪潮的邏輯結果；既包含了這個浪潮的優點，也包含了這個浪潮致命的缺點。 兩種觀點，各自都可以收集到豐富的資料來維護其觀點。本章的敘述偏重於第二種看法。因為持此看法，似乎更能解釋當時最主要的政治走向；袁世凱之就任總統，僅是這些政治走向之一。但是，對此時政治家言過其實的頌揚，第一種看法倒是一劑有效的矯正藥。民族主義的第一次浪潮，畢竟沒有達到主要目標，建立獨立與強大的中國；要恢復中國的主權，還需要作更徹底的努力。而與此同時，軍閥主義卻以其特殊的破壞大肆干擾。 含混意義的傳統革命 無論傾向何種看法，但都必須承認，對辛亥革命的成敗有多種解釋；政治體制沒有解決的緊張局勢，一直延至民國初年。本章關於這個時期的敘述，就從這些多種解釋或緊張局勢開始，並進而討論其各種根源。 對辛亥革命後果的不同理解，是從革命本身通過談判來解決開始的。1911年11月，在革命軍取得初步成功後的一個月，清政府的官員和同盟會革命黨人代表，舉行了最初幾次會談。雙方的正式談判是當年12月開始的。1912年1月，主要問題已經議定[1]，同年2月12日清帝退位。三個月後，新的中華民國政府自南京移駐北京行使職權。到底是誰贏了？從1913年和1916年兩次起兵，對北京政府的武裝進攻（有時稱為二次革命、三次革命）來判斷，我們可以得出結論：1912年的談判解決辦法，是不穩定的妥協。 一方面，這樣的解決辦法鞏固了巨大的革命成果。清王朝被推翻了，這是勝過過去無數次起事的偉大業績，包括19世紀中葉的太平天國叛亂在內。再者，代替清王朝的是新的共和形式的政府，維護眾多積存下來的陳舊看法和政治習俗的帝制已被廢除。這兩項成就已被證明是不可逆轉的。儘管1915年至1916年以及1917年曾有兩次恢復帝制的嘗試，但主張共和政體革命黨人的兩項最低目標是永遠達到的，即推翻滿清，建立民國。 另一方面，對於那些最早獻身革命的人來說，新建立的政體遠非其理想之政體。優待童稚的清朝退位皇帝及龐大皇室，包括承諾一筆巨大的皇室津貼。[2]可能這是一項無害的讓步（儘管清帝溥儀倖存下來，日本人在30年代得以利用其在東北建立奴顏婢膝的偽滿洲國）。革命者的願望，與新的國家元首袁世凱大相徑庭，而且受到袁政府高級官員的嚴重危害。革命黨發言人所以接受52歲的袁世凱來領導新政府，以對袁氏的安排作為清帝退位的代價，也是為了避免長期的內戰。有人甚至對袁氏將來發揮的作用抱樂觀看法，認為袁氏有能力，在清政府官員中堪稱「進步分子」。袁氏的權力畢竟受革命黨人制定的《約法》所限制，包括內閣和議會的限制。但是一個憲法總統不承擔明確的為革命和共和獻身義務，這就是妥協讓步引起嚴重隱憂的根源。袁世凱不願離開北京，去到南京就任臨時總統。1912年初，南京是革命勢力的中心，這就加劇了隱憂。更加使人不安的，是有經驗革命家的作用受到限制，在北京首屆共和內閣中，被排除在財政、軍事的職務[3]之外。誰贏得了革命，這仍是個模糊不清的問題。 革命對國家統一有什麼影響，這又是一個具有不同理解的問題。按照民族主義的想法，革命要保全清王朝的領土作為新國家的領域，並以此作為新統一國家的基礎。袁世凱之就任總統，即導源於這種迫切性的需要。實際上，革命已切斷了各省與中央政府之間大部分行政聯繫。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由於對袁世凱總統的不信任，有些省對於恢復其與中央的行政聯繫，竟予以抵制。更有甚者，地處邊陲的外蒙古和西藏，有脫離中國政府的傾向。 就蒙古和西藏來說，漢族的民族主義在這兩方面受到抵制。當地的非漢族首領，藉機想擺脫北京政府的控制，從而縮小了清朝留給民國的遺產。而列強則趁此時機擴大其勢力範圍，以緊縮對中國的戰略包圍。清末，這兩個傳統屬於中國的舊屬地[4]，開始反抗清政府的干預，蒙、藏的上層開始進行擺脫北京當局的活動。在1911年末和1912年初，這些分裂活動在王公領導下取得成功。[5]分裂者為鞏固其成就，外蒙古去依靠俄國的保護，西藏去依靠英國的保護。後來，北京政府為收復這些失地作出努力，只能採取同這些歐洲列強談判方式。無論是俄國還是英國，都不堅持把這兩個地方成為其完全的殖民地。但是，民國初年的歷屆北京政府對兩地所能挽救的，只能對清朝時的這些邊陲地區保持微弱的宗主權。 外國政府以不同方式利用了革命的混亂。外國參與徵收中國關稅的程度大為增加；外國特派員不僅成為估稅員、會計師，而且成了實際的收稅員。不僅如此，按照革命時期的臨時措施，海關的收入在支出之前，要存入外國銀行，支出時才予提取。這項措施，使外國金融家增加了對海關的控制，從而可以獲取更多的利潤。辛亥革命時期，外國趁混亂之機擴大了在華各種特權，遂使之產生了人們的誤解，錯誤地認為革命損害了中國的民族主義，也玷污了革命的旗幟。 標誌革命特徵的許多情況，有助於說明為什麼對革命的後果有不同的解釋。同盟會雖廣泛有力地領導革命運動，但在辛亥革命以前的年代裡，沒能夠團結一致；其全國領導人往往與各省的革命發展聯繫甚少，不能把革命進程中成長起來的各種勢力，融為一個緊密結合的整體；害怕持續的分裂和內戰可能導致外國的全面干涉——革命黨人在戰略上和心理上對此是完全沒有準備的——這種恐懼心理挫傷了革命黨人團結一致的革命決心。因此，儘管革命軍隊湊合在一起，總數遠遠超過清政府指揮的軍隊，但由於上述的恐懼，最終作了妥協讓步。妥協的方案，是革命黨人同意清政府的總理大臣袁世凱出任民國首任總統。雖然已有14個省成立了革命的軍政府[6]，但同盟會僅在光復後的3個省（廣東、江西、安徽）擔任都督，也有堅定的擁護者可以依靠。事實上，革命黨人從來沒有完全掌握革命的形勢，只是迫切要求儘早結束當時的混亂局面。 革命的另一特徵，與政治激進主義隨之而來的，是社會方面的保守主義，遂由此導致了對革命後的多種不同解釋。這場革命，以近代的西方政體模式，取代中國古老的政體。《約法》規定國家主權屬於人民；國會（或稱議會）、總統、內閣、法院行使國家權力。但是，在不久以後，事情就變得很明顯，在新的政治體制中，原來占優勢的社會名流，不會從其占支配的地位被撤換下來；相反，舊統治階級中當權人物又都一一出現了。在四川和陝西，秘密會社及下層社會的支持者雖十分活躍，但尚不足對軍官、革命政治活動家以及地方自治團體[7]領導人構成嚴重的威脅。這時，所有三個最有實力的集團，在社會上都是有名氣的人物，也大都是士紳。另一個對現存社會秩序的威脅，則來自數省的民軍。這些民軍都是當初被動員來支持革命的，但此時也受到了控制，並且對地方沒有必要，被予以強行解散（廣東就是顯著的例子）。 隨著社會政治參與的不斷擴大，民權得到正式的承認；這是激進的。與此同時，有組織的革命力量，不論其互相之間如何爭吵不休，但都一致同意把政權掌握在上層士紳手中；這是保守的。作為革命的湖南都督焦達峰，1911年底，被認為其勢力的基礎在秘密幫會時，即遭暗殺。圍繞在省議會議長譚延闓周圍的，是社會上更為保守的集團，遂奪取了政權。貴州的革命政府剛剛堅持同下層分子結盟，於1912年3月，就被鄰省雲南的革命軍隊所推翻。自19世紀晚期以來，中國社會的精英名流，在文化風格和經濟活動方面，已變得更加多樣化了。但在辛亥革命的餘波中，精英名流們為了維護其自身利益，表現出奇特的凝聚力與決心。少數的革命變節者和動搖分子，被輕而易舉處置了，根本用不著上報北京的袁世凱政府。 士紳階層在成功挫敗對其構成威脅的社會力量之後，遂向國家和省的領導人提出兩項要求，即國家應維護統一，地方應享有自治，這是革命後的緊張局勢所以未得緩解的另一個原因。中國的統一是珍貴的歷史遺產；而外國對中國的野心圖謀，也是迫切的現實，需要圖謀對策的。對這一基本的看法，幾乎不存在什麼分歧。但如何去組織國家的統一呢？隨著革命的發展，一些重要的政治領袖和團體，竭力主張實行中央集權制，其中以北京的袁世凱和邊遠的雲南省都督蔡鍔主張最力；中央集權制也是許多黨派政綱中的要點。但在革命後的最初數月中，中央集權制的呼聲被地方自治鼓吹者的聲音所淹沒，並在國會[8]中被否決；這些鼓吹者往往是省自治的極端擁護者。 認為各省自治較之中央集權制，更有利於中國的民族主義。這種觀點在清末即已廣為傳布。大多數省份在革命後，也都以完全自治的姿態出現，無意於放棄其已得到的特權，包括統率地方的軍隊，截留稅收，選任省級和省內地方官吏。與此同時，省級以下的縣議會的影響力和自信心，也大為增強了。在地方主義者的心目中，統一和自治兩項要求，可以融合在聯邦制的體制中。民國早期，中國在實際上是各省聯邦的形式；但是外國對中國政府不斷的施加壓力，使這種鬆散的聯邦受到嚴峻的考驗。 新秩序的結構 在緊張的局勢未得緩解的形勢下，新的政治秩序雖已建立，但上述矛盾並未獲得解決，還需付出艱苦的努力。為了弄清以後各主要事件的前後經過，簡述1912年新的政治秩序結構是必要的。 根據革命後談判達成的協議，由袁世凱出任中華民國總統。袁氏宣讀了革命領導人1912年在南京起草的《臨時約法》和總統誓詞，宣誓實行共和體制。但新的《約法》賦予總統相當大的行政權，理論上總統是全國海陸軍的統帥[9]；要彈劾總統是不容易的。再者，總統在理論上有廣泛任用官吏的權力，同內閣總理和內閣共同承擔責任；而內閣總理和內閣，是由總統徵得參議院，即國會的同意後任命的。第一任內閣總理，是袁世凱的老同事唐紹儀，在革命以後，卻異乎尋常地堅持同情革命。[10] 民國第一屆臨時參議院由各省代表組成，每省選出代表5人；參議院沒有重要的保皇派，但主要革命黨同盟會員的席位仍不足1/3。這反映出同盟會對參加革命的各省，仍不能控制半數以上的省份。其他的各主要政黨，既不代表先前從同盟會中分離出來的派別，也不代表官吏和士紳的改良主義立憲派。這些官吏和士紳只是在革命中，有的是在革命後，才開始接受共和體制的。第一屆參議院的主要成就，是制定兩院制議會和新的省議會的法規（各省的省議會，實際上是1913年上半年建立的）；其另外一個成就，是抵制袁世凱關於建立控制各省行政管理的設想。 在大多數的省份里，政治領導集團由兩套機構組成：一是軍隊，主要是清末在各地建立的現代化新軍的領導人；二是各省的省議會。雖然革命的爆發經常是從社會下層開始的，但當此清政府已處於土崩瓦解之際，要鞏固新政權還是要靠這兩個集團中的人。各省最高的軍政長官是都督。我們把滿洲的幾個省和甘肅省排除在外，因為那裡的情況不同，難以比較。餘下的內地17省中[11]，在1912年仲夏，有12省的都督是軍人[12]；這12人中，有6人是日本士官學校的畢業生[13]，有5位都督不是軍人，其中2人自清帝退位前沒有參加革命。[14]在各省政權中，軍隊和省議會成員所占比例各有不同。在雲南，新軍軍官牢固地控制都督府；在湖南，掌握省軍政大權的都督，改由省議會議長譚延闓擔任。在幾個省內，革命黨人及其支持者成了第三方面勢力。在廣東，省政權完全由革命黨人所控制，胡漢民得以出任都督。在某些情況下，如在湖北和江蘇，軍隊中的許多重要部門不一定包括都督在內；到處是革命黨的支持者，或與其持同樣激進的觀點。而由此產生的政治狀況是相當混亂的。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早先參加革命的省份，多數省都能團結一致，防止北京的權勢人物插手地方事務。僅在北方三省，即直隸、河南、山東以及滿洲，袁世凱才能單方面任命重要官員。 多數省的都督不僅不受北京的控制，而且還能聚集起足夠的力量，防止下級行政單位分離出去。在幾個省內，鞏固省都督的權力是很不容易的過程。擴大革命地區的方式之一，是建立省以下的道一級革命政權，雖隸屬於省都督府，但經常不能迅速完成。與革命前的省巡撫權力相比，到1912年底，省的都督在轄區內普遍已具有財政權和人事任免權。這種狀況部分是由革命環境造成的，因為革命是採取分權，反對中央集權。出現這種情況，在很大程度上面對僵化的中央集權——被認為這是清朝統治，特別是清朝最後數年統治的特徵，各省堅持自治，被認為最符合國家的利益。 在對省自治的闡述中，上海年輕的記者戴季陶[15]1912年曾撰文稱：「省之地位，對於地方，則為最高之行政區域；對於中央，則為最大之自治範圍。蓋欲達共和之目的，非求民權之發達不可；而民權之發達，則非擴充自治之範圍不可也。」戴氏指出，中央集權擁護者辯解稱：「中國之所以不發達者，一般人士每論為地方之見太深，故此省與彼省隔，此府與彼府隔……」戴氏為駁倒此論點稱，中國太大，人口太多，不能行中央集權之制；中央集權之制，常造成帝制時期衰弱與崩潰之局。戴氏斷言：「由此言之，中國之所以不發達者，正以中央集權思想過深，地方自治觀念甚微。」並認為，省自治與民選省長，為國家政治進步與安定之關鍵。[16] 這種地方分權的自治情緒，與北京的官僚，包括總統在內，正好相反。戴氏的分析，也意味著制止省以下的道有避開省權力的意圖。 各省都督府在省內取得的實際權力，也大不相同。清朝末年，已經開始在縣建立自治的諮議局；革命後，這些團體的影響迅速增加。按照清政府的預計，地方代議機構的職能，只能是在中央委派的官員指導下，著手進行地方的改革，特別是教育的改革，並為這些改革籌集資金。革命以後，許多地方的縣諮議局就任意擴大權力，竟自行推舉縣的行政官員，包括縣知事。縣諮議局的這些做法，與數世紀以來的政治思想流派相吻合；這個政治思想流派，竭力促進地方名流與地方行政長官之間，建立更密切的聯繫。1912年至1913年間，一個實際的現實問題，不僅違背了北京中央集權者在政治組織上的觀點，而且也是對各省都督的蔑視；大體上都是省行政當局得到勝利。但從數年來各省的預算來判斷，省當局的勝利常常是部分的；與清代多數省的情況相比，縣裡截留的稅收似乎更加增多了。 同時革命後，軍隊擴充多了，因之向各省徵收的稅款也大為增加。儘管在清帝退位以前就裁減一些軍隊，但參加革命的各省在多數情況下，仍然保留了各種各樣的軍隊。有的是清朝遺留下來的，有的是在革命中招募的。不發清長期拖欠的軍餉，遣散軍隊是辦不到的；拖欠的軍餉越多，士兵和下級軍官留在營里的時間越長，越有可能發生騷亂，或從事搶劫。例如在江蘇，據一位日本領事估計，清末該省有4.4萬名軍人，革命時增至18萬人。經過大力裁減和遣散之後，在1912年8月，各軍事單位仍有10萬人。[17]至於全國性的數字，只不過是一種估計。北京政府同外國銀行談判貸款，以便用貸款的一部分去支付裁減軍隊所需的遣散費；對於當時全國的軍事武裝人員，談判時使用的數字是80萬。只要有靠地方財政的供給維持軍隊，北京政府既得到加強，又削弱了省的實力。各省雖對北京當局也做了防範準備，但也耗盡了省預算的資金。不然，這些資金完全可以用在改革上面，也能夠為省自治注入活力。1912年和1913年，北京政府繼續裁軍。到1913年春，當時的現代化正規的軍隊，約有50萬人。[18]但大多數參加革命的各省中，軍費的籌措與軍隊的指揮仍由各省負責；直到1913年夏，袁世凱向省自治發起武裝進攻為止。[19] 拖欠軍餉曾多次激起兵變，這也是事實。但軍隊從來不反對社會制度，也沒有對當時的上層集團統治構成威脅。同時，農村的混亂和騷動也很快平息了。有關大股土匪的活動也經常發生，農村偶爾也發生反對苛捐雜稅和貪官污吏的動亂，但是經常遭到鎮壓。在二次革命後，農村的動亂也沒有達到值得全國重視的規模。來自下面的威脅，即使是分散和無組織情況，也引起地方社會上和政治當權者的重視。當國家的領導在試行自由主義的政治時，來自下面的威脅也被順利地控制了。 政黨和立憲政府 在中國歷史的進程中，政府之外的團體，是否可以聯合起來以達到參政的目的，一直是一個引人注意的問題。在帝制時期，正統的觀點認為，黨派和小集團對政府工作是有害的，而且其本身也是邪惡的。這種觀點主要集中在「黨」字這個詞上。當清朝被推翻時，黨禁也被解除，被壓制了數個世紀組織政黨和社團的熱情，頃刻之間噴涌而出。民國剛建立的頭數月里，一下就出現了幾十個政治團體，在名義上都是要通過代議制，為取得政權而進行競爭。 政治團體的大量出現，是革命後政治風氣的重要現象，這些政治團體，正是建立在革命前的實際經驗基礎之上的。組織黨派的領導人，大多都在日本度過一段時間。而日本的政黨已經有了三十多年的發展，辛亥革命前後，日本的政治生活正進入新的重要階段。自從孫逸仙於1894年、1895年在檀香山和香港建立興中會組織以來，中國的政黨是以秘密團體進行密謀活動出現的。在清朝末年，各省建立的諮議局和全國的資政院，對於公開成立政治團體是一個鼓舞；這些政治團體都毫不隱諱地以政黨的面目出現。卓越政論家與具有豐富經驗的社會活動家梁啓超在日本撰文，以務實的顧問身份，鼓勵組織政黨事態的發展。當革命到來之時，中國受過教育的精英，特別具有西方政治概念的人，遂以高度的積極性進入政壇，投身於政治鬥爭。 這時，公眾的注意力集中在最主要的革命團體同盟會上面，孫逸仙、黃興、宋教仁是同盟會著名的領導人。但同盟會的這些具有全國性威信的領導人，手中並沒有掌握有影響力的地方組織；對地方上最具有獻身精神的堅定革命分子，也不能真正控制。最近的學術研究成果，強調辛亥革命後各省政治上的自治；但國家的統一仍然是最終目標，國會、總統府等正處在形成全國性合法機構。在此形勢下，全國性領導人所取得的成功或失敗，對革命者來說，是至關重要的，並對整個政治風氣具有重大影響作用。 革命爆發後的第一年，最主要的革命黨人相繼扮演了三種政治角色，即推翻清朝的密謀者，革命中或革命後的軍事領導人和行政官員，爭取全國大選勝利的公開政黨的組織者。 在共和的旗幟下，革命得以迅速發展，主要應歸功於同盟會及其支持者的宣傳及各種密謀組織網；革命的成功，也大為提高有經驗的同盟會領導人的威信。但在大多數情況下，因士紳政客和軍官的加入，使革命政府陷入困境。革命密謀的成功雖給地方帶來了好處，但好處並沒為密謀者所壟斷。但無論如何，有經驗的革命黨人在許多省里實際掌握了政權，控制了資金和軍隊的權力，因之其在同盟會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全國性領導人（以區別於省的領導人），從密謀者轉變為行政官員，首先發生在1912年1月光復各省的首都南京。孫逸仙當了革命的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的總統。從1月直到4月，南京臨時政府解散，孫逸仙同少數傑出的革命家一樣，也接受了北京袁世凱的新共和政府授予的職位，當了發展全國鐵路的督辦。這是一個沒有多少分量的職務，但明顯符合集中其精力於社會關切的問題，而不去問政治的意向。黃興是南京臨時政府的陸軍總長，後來被袁世凱任命為南方部隊駐南京的留守，忠實地在南京進行裁軍，把軍隊裁減到經費所能承擔的地步，並在1912年6月即辭職。宋教仁在南京時起草了治理新秩序的憲法。1912年春，黃興與其他的同盟會老會員，一起在北京參加了新的共和政府的內閣。 不論是為革命時的密謀者，或為革命後的行政官員，都未能使革命者獲得穩固和主要的地位。除在少數幾個省還在掌握權力和有較大的影響外，革命黨人在民國元年的趨勢，是手中的行政權力越來越削弱了。1912年6月，唐紹儀因與袁世凱矛盾，辭去內閣總理[20]時，來自南京的內閣閣員也都隨唐紹儀退出政府。[21]袁世凱控制著內務與陸軍兩部，使辭職成為唯一可走的路子。因此，有經驗的革命家想以和平的方式重新恢復其全國政治影響，就得組織政黨，而不能靠官僚機構的特權。 1912年3月，同盟會正式將自己從革命團體改組為公開的政黨。唐紹儀之出任國務總理，雖由袁世凱總統所任命，但原來是作為北京方面和革命黨人之間談判議和的內容之一。此時唐紹儀也參加了同盟會。但同盟會在參議院中仍是少數黨，儘管與其他團體聯合在一起能成為多數黨。1912年8月，在宋教仁領導下，以同盟會為核心，合併了其他四個小黨，建立了一個新黨，採用了國民黨的名稱。 同盟會的這次改組不僅是形式，是國民黨妥協的結果；從其政策上來看，明顯不如同盟會激進。孫逸仙關於地租和地權的政策，在國民黨的政綱中不提了。這些政策儘管是溫和的，但對於出身上層社會的人，仍為之感到不安。國民黨黨綱又刪除了「男女平權」主張；對於同盟會「力謀國際平等」的提法，因中國受有不平等條約的制約，而軟化為「維持國際和平」。同盟會綱領中「行政統一」號召，被含糊地鼓勵「政治統一」所代替，卻保留支持「地方自治」的提法。這些改動是保守的，但其獨特的社會政治傾向，與袁世凱是截然不同的。與一些老革命黨人的願望相反，宋教仁把立足點放在拉攏保守的士紳階層選民上面，而這部分選民早把賭注押在地方自治和政治參與上了。革命黨人調整了自己的政治立場，以適應雖在政治上激進，但在社會方面保守的性質。國民黨經過這樣一番改造之後，在1912—1913年冬的國會選舉中，終於取得了重大的勝利。 在革命領導人眼中看來，民國元年可以被認為是一連串的退卻。在革命過程中，革命的力量並沒有完全調動起來，全力以赴地去奪取全面的勝利（大部分革命力量並非聽從革命領袖）。當權力機構重新改組時，權力越來越多地從革命黨人手中滑掉了，直到1912—1913年冬季選舉時，這個趨勢才得到改變。有些革命黨人甚至懷疑，通過選舉能否獲得政權，競選是否會沖淡人們的革命信念。[22]但是，若用另一觀點來看1912年時，同盟會卻顯得更加強大了。 在民國建立的數月內，一些非同盟會的主要黨派紛紛試圖合併，但沒有取得多大的成功。黨派之一的民社，是以湖北都督、民國副總統黎元洪為中心組織起來的。該政團於1912年1月組成，說明其已脫離湖北省同盟會。民社之所以重要，因為黎元洪是第一個革命政府有威信的首腦，也是一支規模相當大軍隊的有力統帥。 另一個重要的政治集團是統一黨，其主要領導人為學者章炳麟。章氏成為共和主義者已有10年，曾一度為同盟會的領導人之一；但在1910年與同盟會決裂，並與在上海光復會的幾個同志聯合。辛亥革命後，章氏與在江蘇、浙江兩省事務中起重要作用的人士聯合；這些人士曾是官僚和擁護過君主立憲政體，但隨著革命的發展，也都轉而支持革命。這些人士中有改良主義學者張謇，曾任孫逸仙的南京臨時政府內閣總長[23]；有前清的江蘇巡撫，當時任江蘇都督的程德全。在章炳麟的幫助下，統一黨成了前清官員和士紳要求向新秩序過渡的橋樑。[24]統一黨的綱領，正如其名稱一樣，強調國家的統一，提出對全國的行政區劃實行改組，以達到國家領土統一的目的。統一黨正與同盟會和國民黨相反，不強調地方自治的重要性。 此外，有些人建立一個聽從梁啓超領導的黨；這些人在君主政體下，通過全國的資政院和省諮議局組織代議制政府，曾起過重要作用。1912年秋，這個黨的名稱改為民主黨。[25]這個政治集團，在革命前曾經建立一些類似政黨的組織，在許多事件中，特別是組織1909年和1910年為召開國會的請願活動中起過很大作用。革命以後，該政治集團不久即主張實際取消省的行政建制，作為統一全國行政，建立單一強大政府的必要步驟。[26] 在有實力的同盟會面前，這些小黨派感到其勢單力弱。1912年5月，這些小黨派合併組成共和黨[27]，其目的正如章炳麟給梁啓超的信中所稱，在於「以排一黨專制之勢」[28]。這個新黨不能長期容納不同的派別，章炳麟一派和梁啓超一派遂與該黨就分道揚鑣了。但分裂的原因，並不是因為對同盟會勢力的估計；相反，卻是由於對同盟會勢力的過分恐懼所致。梁啓超是革命黨人主要攻擊的對象。民國初年，一些黨派的組織者生怕招致同盟會的攻擊，力圖避免吸收梁啓超參加其黨。 同盟會對梁啓超的敵視，可以追溯到10年以前。那時，同盟會與梁啓超之間，曾為爭取海外華僑與中國海外留學生有過爭奪。梁啓超與同盟會的代言人，曾就革命是否必須以及其他的問題，進行過激烈的論戰。[29]梁啓超反對革命的態度可能仍未改變，甚至在1911年末和1912年初清帝退位勢在必行之際，仍堅持其延續清帝的立場。梁氏當時鼓吹「虛君共和」，並從日本委託在國內的密使，把這個主張轉達給章炳麟和袁世凱等人。這是梁氏組織和鼓吹10多年君主立憲運動最後發出的哀鳴。梁氏最後「虛君共和」的提法，可能是其對這場政治大變動所採取的最激進的步驟，有意把君主降低到只有象徵性的做法，像1946年後的日本天皇一樣。但是，梁氏為此所作出的努力，像其在革命中阻撓真正共和主義者所設計的各種方案一樣，都絲毫無助於同盟會對其取得和解。 梁氏的好友張君勱，在清帝退位的當天，寫信給在日本的梁啓超說，雖然革命黨人的新政治制度不是梁氏所期望的，但再變來變去，國家也經受不起折騰了。此時梁氏集團已處於瓦解的邊緣[30]，看來梁啓超是接受這個意見的。但對梁啓超及其追隨者的攻擊，在其最終放棄君主制的主張之後並未停止，廣東就曾發生主張剝奪梁啓超從事社會活動公民權的運動。1912年7月，一些革命派的編輯對一篇有侮辱性文章的反應，要解除天津一家改良派報紙工作人員的職務，並企圖逮捕其經理人，而這幾位經理人都是梁啓超的密友。梁黨[31]的集會也遭到同盟會代理人的破壞；梁啓超得到了通知，嚇得其他的人不敢去開會。[32]與此同時，袁世凱在革命時期曾求助於梁啓超的支持，但遭到梁氏拒絕。1912年早春，在結束了同革命黨人的談判之後，袁世凱也明顯失去對梁啓超的興趣，甚至發現梁氏正逐步捲入由同盟會政治基調所左右的氣氛之中。梁氏在國內的代表勸告梁啓超，在其從日本回國之前，應先取得北京政府的正式邀請。[33]袁世凱在首都北京接待了孫逸仙和黃興之後，於1912年9月底——可能是被說服了，才向梁啓超發出邀請返國函。10月，梁氏在北京備受款待，並立即恢復其新聞活動和政治活動；但梁氏仍然重新向其發起攻擊的革命黨人和解。[34] 非同盟會的觀點表明，在1912年，雖然在行政職位上的革命黨人不多，但擁有相當大的政治潛力。這在國民黨成立後三個月的國會選舉中，是一次唯一的機會。中國各政黨可以利用這一時機，在全國廣大選區內，免受官僚操縱，或在被迫下競爭選票。 有關選舉的規定如下：凡年滿21歲的男性，具有小學同等學歷，或擁有財產，並按規定數量交納稅金（數量雖低，但足以把大多數男子排除在外），並在選區（縣）內居住兩年以上者，除少數例外，均有選舉權。登記的選民，約占全人口4％—6％。選民的總數大大超過清末的選舉人數，那時有選民資格的人數遠低於1％。選民投票選舉的，是國會兩院議員和省議會與縣議會的議員。選舉是間接的，投票人先選出代表，由代表在晚些時候開會選出縣議會議員；再由縣議會議員中選舉省議會議員，再由省議會議員中選舉產生國會議員。選舉過程，從1912年12月持續到1913年1月以後。新的縣議會和省議會在冬季的幾個月里組成。新的國會（議會）於1913年4月在北京召開。 國會的許多席位的分配，是一個實際的問題。比如分配給西藏、蒙古、華僑的席位，不可能由選舉來產生議員，實際都是由袁世凱指定。來自上海的曹汝霖，在北京當過律師，後去外交部任高級職務，就成了代表蒙古的參議院議員。[35]如果不考慮這些特殊情況（274席中的64席），只計算內地和滿洲21省[36]選出的議員，國民黨在參議院中取得明顯的多數（210席中的123席）。在眾議院中也是同樣情況。許多議員並沒有參加任何一黨，有的熱衷於具有幾個黨的黨籍；國民黨在眾議院所占的席位為169席，超過了其他三個主要黨加在一起總數的154席。梁啓超感到十分沮喪。國民黨處於極其有利地位，可以要求在國會占優勢的黨內選出總理和內閣成員。 對國民黨獲勝的解釋，公正地說，是其政治力量來源於黨同革命保持密切的一致。國民黨既然在國內分權的行政機構中不占優勢，就必須直接向選民（限制在受過教育的有產階級中）發出號召，來調動這股力量。很明顯，國民黨既依靠其所掌握的行政當局，也依靠在對立或中立的都督統治區內，開展強有力的宣傳活動。與其他政黨相反，國民黨支持地方自治。在當時條件下，要承認許多省的自治，這是受到地方士紳和省里的精英分子歡迎的。接著，國民黨憑藉其革命威信與組織效率，制定了具有吸引力的政治綱領與戰略。 收買選票，特別在選眾議院議員時，為了影響選團而收買選票，規模雖不得其詳，但已被廣泛揭露。同其他國家的代議制發展中出現的情況一樣，中國自由主義的共和國在其選舉進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個人或官方金錢的影響。但無論從報道看，還是從選舉結果看，賄賂在全國範圍內還不是決定性的。 國民黨的勝利，是由主謀人宋教仁運籌策划得來的。宋氏時年30歲，受到勝利的鼓舞，終於取得1912年革命黨人不曾得到的全國政權。1912年夏，袁世凱獨斷獨行之事[37]，導致參加同盟會的唐紹儀內閣因之倒台，遂破壞了袁世凱和革命黨人之間的協議。但這個被破壞的協議，又於當年8月底和9月初為孫逸仙和黃興所修復。孫、黃二人此時來到北京[38]，與袁世凱一起參加了關於統一及目標一致的相互尊重的慶祝會。結果於1912年秋，國民黨與北京政府進行合作。國民黨雖沒有實際參加政府，但在此後數月的選舉運動中，沒有公開提出反對袁世凱。由於國民黨在1913年1月和3月取得了明顯的成功，宋教仁開始在演說中攻擊袁政府及其政策。[39]宋氏更加堅持其主張，只有國會才能產生總理和內閣；國會負責起草新的更為持久的憲法。宋教仁直截了當鼓吹需要削減總統的權力。儘管孫逸仙向袁世凱保證，新國會仍繼續選其為總統[40]；宋氏也的確認真考慮過驅袁世凱下台的問題。 宋教仁的計劃並沒有得到實現，於1913年3月20日遭到袁世凱政府派遣的密探所暗殺。宋氏所設想的選舉、政黨、國會及其與行政之間的關係，都一一付諸東流，並且當年沒有實現，以後也沒有實現。此後，其他一些政黨建立了，又改組了；除了手中掌握有軍隊的人以外，沒有一個政黨能夠掌握政權。 議會與政黨運動雖然失敗了，但在民國最初兩年，也表現出非凡的活力。議會和政黨畢竟是建立在民國前10年的政治組織，是有政府以外運動經驗的基礎，並引起了深入研究和多年的討論。退一步說，政黨的組建和競爭，是自由主義熱情的政治表現，也是社會日趨解放時代的組成部分。例如，對官僚的崇敬顯然減少了。一場規模不大，但十分積極、自信的婦女運動，開始鼓吹婦女選舉權，向婦女普及教育，主張改革婚姻習俗。報紙數量的激增，人們熱烈討論國家大事。在城市裡，男人普遍剪去了辮子，新款式的服裝也流行起來。保守主義者帶著疑惑的心態，來關注中國發生的社會和政治的劇烈變化。 袁世凱面臨的問題 在晚清的官吏中，沒有第二個人能像袁世凱那樣，在短暫的時間內取得如此多的改革成就。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為實現改革的方案，得到眾多招聘幕僚的幫助，袁世凱參與了清末制度改造與革新的各個方面。[41]袁世凱是個實踐者，而不是理論家，並沒構想出改革方案，也沒有為這個改革方案制定出原則；而只是貫徹執行，從實踐中證明其可行性。但是，即使考慮到強調袁氏的實踐，人們也很難理解，袁世凱在任總統時卻轉向保守主義。 作為實用主義者和政治家的袁世凱，當革命勢力已掌握國家之時，應當承認民國的必然性。在共和制的最初幾年，袁氏為避免與革命領導人發生衝突，表現出委曲求全；在其受到威脅時，則採取策略上的退卻。但是，袁氏對革命後政治和社會開明景象的不滿，不久就變得明顯了；認為學生變得無法無天，感到鼓吹婦女平等將破壞家庭，也破壞了社會的倫理綱常。在袁世凱看來，民國初年廢除小學生讀經，是離經叛道的措施；抱怨在革命後，官場的規矩已蕩然無存；各種稅收被地方上的權勢人物揮霍一空，農村一片混亂。總之，袁世凱深感中國的落後，也經常指出改革是必要的，但操之過急，要求過多，與其主張的收縮整頓是相矛盾的。 在袁世凱任總統的最初兩年，最使其感受困擾的是國內問題，即政黨和議會的作用以及省與中央關係的問題。 袁世凱在就任總統時，宣誓遵守《約法》、議會的地位；這是1912年革命黨人起草《臨時約法》中所載明的，也是十多年來政治運動和政治論戰所得到的成就。袁氏不去評論《約法》是否必要，也不問代議制是否在中國適合，卻討厭1912年創製的政治體制，並提出越來越多的批評。其不滿和抱怨的焦點，集中在政黨上面。早在1912年7月，袁氏就警告說：「無論何種政黨……若乃懷挾陰私，激成意氣，習非勝是，飛短流長，藐法令若弁髦，以國家為孤注，將使滅亡之禍，於共和時代而發生，揆諸經營締造之初心，其將何以自解？」[42]1912年12月，開始進行國會議員選舉時，袁世凱表示，擔心獲勝者會更關心其一黨之影響，而不是公眾之福祉。[43] 國民黨在選舉獲勝後，被袁氏視為其主要的敵對者，但對其他政黨亦不表尊重。當致力於組織國家政權機構時，袁氏感到「臨時約法……即其內容規定，束縛政府，使對於內政外交及緊急事變，幾無發展伸縮之餘地。本大總統……身受其苦痛，且間接而使四萬萬同胞無不身受其苦痛者」[44]。袁世凱的這個看法，只是在其摧毀國民黨，國會已經破產之後，需要制定更符合袁政府要求的憲法時，才得到公開表露出來。1913年3月袁氏之暗殺宋教仁，並不簡單是為了清除政敵，而是表明袁世凱與宋教仁之間，在組成全國政府的觀點上有著根本的分歧。 袁世凱所關注的第二個是造成國內分裂的問題，認為只有實行中央集權才是適合於中國的政體。1911年11月，當梁啓超公開拒絕由袁世凱提出的清政府授予的官職時，袁氏指出，國家面臨的基本問題有二：其一是國體應當是君主制還是共和制，其二是政體的組織應當是聯邦制還是中央集權制。[45]前一問題已經為革命解決了，而後一問題尚有待作出回答。民國的第一年，有一種奇怪的現象，一個日益傾向於中央集權的總統，統轄的卻是個聯邦制政府事實。 與代議制政府和政黨作用的問題一樣，中央集權制問題也早在十年前就明確提出了。清末，政府所實行的新政改革，即是為了加強中央對國家的控制。在很大的程度上，辛亥革命即是各省對中央擴大權力的反抗。革命以後，那些固守在中央集權下統一的人，對把聯邦制度推向極端感到極大的震驚。官員的任免、財政、立法，甚至軍事上實行自治，大多數省份都已普遍採用。爭論使人們相信，聯邦制會削弱民國政府的力量；而中國正處在具有掠奪性的帝國主義世界之中，只應從根本上加強中央政府的權力。強調政黨和議會的人，不一定就贊成聯邦制。強調自由主義的中央集權論者，如宋教仁，認為同省自治的捍衛者結盟，支持其某些要求，在策略上是有利的。 在就任總統的前數月內，袁世凱不得不默認省的自治，但對此表現出越來越多的厭煩情緒。1912年7月，袁世凱承認各省都督的合法地位，當然這些人不是靠袁氏才當上都督的。袁氏認真地請都督們能與政府合作。[46]同年秋，袁氏試圖行使任命各省文職官員的權力，但此舉顯然是徒勞無功。袁氏的此種作為，被認為是對各省內部事務的干預，並頻頻受到激烈的抵制。當年11月底，袁世凱要求各省當局任命縣知事時，須呈報中央政府批准，稱此為《臨時約法》賦予總統任免官吏的權力[47]，但對此未得到各省的反應。袁氏關於在各省設置特派員機構的立法建議，亦未獲臨時參議院的批准。1913年1月，參、眾兩院正忙於選舉，實際處於休會狀態[48]，袁世凱利用此時機頒布《劃一現行各省地方行政官廳組織令》[49]，於是抗議總統專橫跋扈的呼聲隨之發生。在袁氏出任總統的第一年裡，雖斂氣以行，經此次抗議後，其重樹中央權威亦大為受挫。時政府的國庫，亦因各省對稅收的截留而大感拮据。 清朝的這位重要的改良主義官員，作為總統不能夠，或者是不願意適應民國的分權和自由主義環境。民國時的社會鬆弛，對袁世凱中央集權在實踐中所施加的限制，使其深感惱怒。國民黨1913年在選舉取得了勝利，使袁氏面臨權力將被進一步限制的前景。憲政、選舉和地方自治三者，正在一步步將袁世凱逼向政治絕路；但袁氏並不作退卻，而是準備應戰。 二次革命 從數量上來看，袁世凱在1913年春，並未掌握絕對優勢的武裝力量；其軍事優勢，在於所控制部隊具有持久的聚合性與機動性，總數約8萬人。雖然中國的其他部隊數倍於袁氏的部隊，但在地理上處於分散狀態，在政治上號令又不統一。袁氏之所以能發揮其軍事優勢，實有賴於成功地運用政治手腕，爭取了同盟者，制止敵對方面的結盟。其在1913年所以能克敵制勝的關鍵，是在很大程度上孤立進步黨，又獲得了外國的援助，使多數省份的實權派人物保持友善的中立。 國內的武裝衝突，爆發於1913年7月，持續了兩個月時間。衝突的起因有二，一個是國會是否有權改組政府（這個問題因國民黨1913年初選舉的勝利而陷入危機），另一個是北京政府對各省擁有多大的權力。宋教仁遭受暗殺事件，促使許多國民黨領導人迅速轉向進行武裝抵抗。宋氏於1913年3月20日在上海被暗殺，兩天後即逝世。一系列的證據證明，這次暗殺是由袁世凱政府指使的。 1912年夏天，孫逸仙在北京明確表示對袁世凱的支持；在1913年的前數周內，又重申對袁氏的支持。然而，宋教仁遇刺的事使孫氏明白，袁世凱必須下台；並進而意識到，僅有宋氏的選舉和議會是不足恃了。1913年3月末，國民黨的首要人物孫逸仙和黃興，試圖集結足夠的軍事力量，在戰場上打敗袁世凱。本來袁世凱想除掉宋教仁以削弱國會中的反對力量，結果卻因此引發了一場軍事衝突。 怎樣發動一場討伐袁世凱的戰爭？各省實際上都有自己的武裝力量。直到1913年春，大批部隊集中在三個中心地區：華北的北京周圍（最大的），華中的武昌周圍，長江下游的江蘇南京周圍。軍隊分別占據中國最發達的交通三角形的一角。北京有鐵路同武漢和南京相連，長江又把武漢和南京連接在一起。軍隊有可能在這個三角形的任何一邊，來回作大規模的迅速運動。鑒於滲透北京核心的部隊沒有希望，國民黨領導人努力在湖北和江蘇爭取同盟者，力圖從上層和下層兩方面開展工作，既謀求都督的支持，又直接號召下層軍官參加討袁事業。 湖北省的實權人物是前清官員，也是民國副總統的黎元洪。儘管黎氏同老資格的革命黨早就疏遠了，其所以被提名為袁世凱的副總統，是宋教仁為了確保國民黨選舉成功的權宜之計；此時卻有革命黨人提議由黎元洪替換袁世凱為總統。宋教仁遇刺後，黎氏曾被勸說參加反袁起義[50]，但黎氏畢竟是從民國一開始就同袁世凱結盟共事。也有情況表明，確有革命黨人正在活動黎氏部隊中的激進軍官，參加反袁的密謀。[51]黎元洪拒絕了所有這些建議，並把在軍中活動的異端組織視為對其本人的威脅。4月，黎元洪秘密邀請北京派少量部隊進駐湖北。5月，秘密不復存在，開進湖北的北京部隊已增至1萬人以上。[52]早在交火之前，中國三個重要的軍事中心，袁世凱已據有其二。 在江蘇的都督——黃興同該省權勢人物有密切聯繫，與黎元洪在湖北不同，是在省內並不占有支配地位的人物。直到二次革命爆發前，江蘇依舊在袁氏和其對手之間徘徊不定。但是，早在湖北的密謀失敗時，人們已感到士紳和商人中普遍存在著厭戰情緒，該省參加起義的前景顯然已很暗淡。許多革命黨人，特別是與駐南京精銳部隊有密切聯繫的黃興，在這段時間裡又恢復已故宋教仁的方式，主張合法反袁。但是，在江蘇省仍存在兩種反袁力量：其一是地方主義者對袁世凱中央集權的不滿；另一是國民黨實力人物在該省的組織工作。 不少省份因為稅收和官員任用與北京發生衝突。當這些省份決定對袁氏反抗時，而袁氏退卻了。但是，袁氏同國民黨的江西省都督李烈鈞，已經處於接近公開的敵對狀態。李氏是受過良好教育的清軍軍官，曾參加辛亥革命，熱心家鄉江西省的自治。當時袁世凱為了分江西省的權力，任命一文職人員為江西民政長。[53]當這位民政長於12月到達江西後不久，即被趕出江西。1913年1月，袁世凱下令扣押合法運往江西的一船軍火。不顧李烈鈞的反對，江西省的長江港口要塞司令執行了袁氏的命令。這樣，事情變成了江西都督與境內軍事官員的權限問題，因為袁世凱的退避，所以戰爭在3月間得以避免。在宋教仁遇刺時，還沒有一個國民黨領導人對袁世凱敢如此公開的敵意。李烈鈞對宋教仁強調的國會和憲法程序並不贊同，但其對武力討袁運動甚為熱衷。 在廣東和湖南，即可以看到既有國民黨的政治傾向，又有地方主義者對北京的反抗兩者結合起來的情況。不過，其形勢比江西更加變化無常。安徽的都督是國民黨員柏文蔚，參與了反袁的密謀。反袁的密謀者還寄希望於福建、四川等省的響應。 在1913年春，革命黨人還是具有潛在的優勢；但參加反袁鬥爭者，並不是出於對結局具有充分的信心。相反，這場反袁的鬥爭，是被總統逼出來的。在國民黨取得選舉勝利以前，袁世凱已決定不再退卻，要轉入進攻。 在暗殺了宋教仁（3月20日），並在軍事上包圍了湖北（始自4月初）以後，袁世凱下一個重要步驟就是大借外債。辛亥革命結束以來，外國銀行團在其各國（英、法、德、美，不久又有日、俄參加）政府指導下，給予北京政府一筆巨額貸款的談判一直在進行。北京政府對外公開宣稱，貸款主要是用於償付拖欠和即將到期由清政府繼承下來的債務，包括償付外國在辛亥革命中受到損失的要求賠款，還用於急需的政府開支。以英國為首的銀行團所屬各國政府提出，要在中國政府內安插更多的外國人為條件。最引人注目的，外國雇員首次進駐並「改組」的鹽務署，以鹽稅作為貸款的抵押。同時，銀行團的各國政府，有效地阻止中國從銀行團以外取得大量貸款。北京政府當局面臨在半殖民地條件下令人難堪的局面，即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組成一道堅固的陣線，力圖用巨額貸款換取其在中國政府中更高的地位。甚至伍德·威爾遜1913年3月宣布美國退出銀行團之後，美國人仍然遵從銀行團的協議，在該項貸款簽約之前，抵制其他方面向中國作大筆貸款。 北京政府貸款一事的危險性，並因此受到譴責；不必是國民黨人，就是任何人都能看得出的。1898年維新運動的領袖，孫逸仙的宿敵康有為，在1913年把貸款比作「食毒脯以止飢」。康氏爭辯說，總可以找到某種辦法，以避免銀行團置人於死地的施捨。用鹽務管理權換取2500萬鎊的貸款，在扣除拖欠的債款及籌措借款的費用外，中國政府實際只能拿1000萬鎊多點的貸款。做了這筆交易，政府下一步又將如何呢？康有為問道：外國人再注入一筆錢，是否就不會獻上另外的政府機構，或者土地稅呢？「誠不待外兵之瓜分，而已自亡也。」康氏寫道，此時向正欲鯨吞蒙古與西藏的俄國和英國借款，是何等荒唐！「政府是誰委託，而敢以五千年之中國，萬里之土地，分贈於他人乎？」康有為深知，清末的外國貸款協議致犯眾怒，終導致清室之亡；亦即暗示，儘管當下民眾對外國貸款之事默然無聲，但新燃起的怒火，有可能在民國重複上演。[54] 然而，袁世凱於1913年4月27日凌晨[55]，悍然簽訂了所謂「善後大借款」；因其預料終將與革命黨人攤牌，需要資金十分迫切。康有為提出補救辦法，建立統一的國家財政體系，袁氏亦表示同意；但各省都督和國民黨人反對中央集權的倡議。這樣，要實行全國財政統一，只有靠武力才能辦到；而動用武力是需要用錢，唯一可以求助的就是向外國貸款。袁世凱行動進程的邏輯，也正是如此。 在簽訂借貸協議之前，袁世凱就決不將此案提交國會批准。袁世凱曾同意按照《臨時約法》來治理國家，而《臨時約法》明確規定，此類協議須經國會同意。暗殺宋教仁引起國人的憤怒，借款條件的不得人心再次表明，貸款要得到國會的批准是困難的。同時，締約國事先就接受了這個不合法的程序；簽訂貸款協議的意圖一暴露，國會就大吵大鬧起來。 袁世凱向英國駐北京的公使透露，按照國會程序辦事是「完全沒有希望的」，自稱：「如果他們再這樣鬧下去的話，有辦法對付他們。」[56]5月，這個貸款計劃部分被泄露出來。原來自1912年秋天以來，袁世凱支持把國民黨以外的所有黨派聯合在一起，也為此作了不少的努力，終於建成了進步黨，梁啓超成為這個黨的領袖，花了許多錢去收買國會議員。結果擬議中的彈劾政府流產，國民黨在國會中的勢力也隨之削弱了下來。從此，袁世凱便開始直接對國會議員進行恫嚇和人身威脅。 到了6月，袁世凱一切準備工作已大致就緒，遂首先下令免去對其計劃最懷敵意的都督職務。李烈鈞在江西的部隊已於3月即處於臨戰狀態，也是第一個被免職的都督。然後，袁世凱接著下令撤換國民黨在廣東和安徽兩省的都督。[57]7月6日，袁氏下令調遣駐紮在湖北的北洋軍隊[58]，進駐江西省的長江沿岸地帶。李烈鈞與其他被解職的都督從策略上採取同一步驟，表面上接受解職；同時即遄返江西集結部隊[59]，於1913年7月12日正式宣布江西脫離北京政府，實行獨立；省議會推選李烈鈞為討袁軍總司令。 此時，革命領導人在春季的密議已得到實施。革命黨人為了軍事需要占領了南京，江蘇都督程德全不願參加反袁，由南京出走。黃興由上海趕來南京，坐鎮指揮反袁戰爭。為時不久，討袁的北伐軍沿津浦線攻入山東境內，把戰爭引入袁世凱統治區。在上海，討袁軍五次猛烈攻擊大軍火庫[60]，幾乎擊潰了北洋軍的守備部隊。若不是在上海的海軍站在北京一邊，討袁軍很可能攻占這個戰略據點。 少數幾個省，特別廣東和湖南，對討袁作出不同程度的反應。但反袁陣線的分散，正顯出了袁世凱軍事力量集中的優勢。反袁鬥爭的焦點，取決於江西、南京和上海，其他各地對反袁的軍事並沒有重大貢獻。反袁運動在數周后即歸於失敗，其領導人大都逃往日本。 三年以後，袁世凱似乎控制了中國的大部分地區，而卻無力鎮壓對其反抗的運動。但在1913年，袁氏從其有限幾省的地盤出發，輕而易舉地戰勝了反對者。在二次革命中，袁世凱曾擁有兩個優勢，即在國內獲得對其政治立場的支持，在國際上得到外國的幫助；而袁氏的這兩個優勢，後來就喪失了。 在1913年，袁世凱在國內有幾個方面勝於其反對者。雖然袁氏的權力還達不到全國大部分地區，但自民國元年起，即牢固地掌握了文武兩個方面的北京官僚機構。這個官僚集團的成員，也不像日後軍閥混戰年月中的那伙蠅營狗苟混官過日子的人。在民國初年，官員們還有使命感，想為國家創造一個高效率的行政統一體；這個目標看來是可以達到的，也是值得追求的。 袁世凱之為人，不論在公共事務上，還是在其個人品格上，都是強有力的。在1913年7月二次革命開戰後不久，袁氏公開宣稱，凡因辛亥革命而執政各省軍政大權自封的都督，「威令本自不行，功過安從責課？厥後亟籌分治，民政別置長官，而乃簡令朝頌，拒電夕告」。袁氏認為當務之急，是「規復政令之紀綱，建行國家之威信」[61]。英國駐北京公使朱爾典[62]，在6月初與總統進行長時間談話後報告稱，「袁決心不惜一切代價，保證在中央政府領導下之各省統一……」[63]對這一目標的實現，固然符合袁世凱及其政權的利益；而袁氏確有實據令人信服地爭辯說，鬆散的聯邦制將使國家軟弱可欺，毫無防禦能力。 這種中央集權的觀點，除了袁氏的親信外，還吸引了其他不少的人，都幫助了袁氏孤立激進分子。而此時除國民黨人以外，其他主要的政黨都支持中央集權制政策。少數非本地人的省都督們及其同盟者，對於袁世凱反對各種省自治形式，頗引以為同調，而對與袁政府合作更感興趣。湖南人的蔡鍔之任雲南省都督，即為一實例。蔡氏於1913年擁護中央集權的北京政府，與袁世凱合作反對革命黨人。[64]但不到三年，蔡鍔成功地領導了反對袁政府的護國戰爭。有些都督不是國民黨員，卻統治親國民黨情緒濃厚的省份，起初也歡迎袁世凱的措施。湖北的黎元洪和四川的胡景伊[65]就是兩個例子。 這些都督們只是到後來才明白，袁世凱既然厭惡省的自治，對於各省都督豈能不趕下台，但為時已晚了。 當時，反袁運動不善於結成廣泛的聯盟，國民黨本身在地方自治問題上也意見不一。1913年的革命黨人，雖然利用了各省自治積聚起來的力量，但宋教仁在去冬的選舉運動中卻與之相反，沒有明確表示其為各省權力和地方自治的捍衛者。對於只注重省內和地方事務的許多人來說，宋教仁的遇刺和袁世凱在國會的做法，都是遠方發生的事情。當時觀察家的印象是，起兵反袁，沒有把士紳名流和商界的頭面人物爭取進來，也沒有試圖去廣泛發動群眾。 在二次革命中，袁世凱除了獲得國內相當大的勢力支持其政治立場外，其第二個優勢就是外國人的支持。對於辛亥革命，列強以為是災禍中之幸事，以為可以由此獲得許多附加條件。列強普遍對袁世凱抱有信心，相信袁氏能很好地維持其在中國的利益；而列強的這種信心，也正符合袁世凱當前的需要。列強確信，袁世凱能夠不顧《約法》，無視國會，簽訂「善後大借款」，從貸款所得到收入。袁世凱在與革命黨人的鬥爭中居上風，並可以收買叛變國民黨的國會議員的支持，而且還可收買一些擁兵自重的軍事首領，如山東的張勳[66]——革命黨人也曾爭取張勳，但未獲結果。有了貸款的資金，袁世凱北洋軍的軍餉就有了保證；當然，這會大大鼓舞了士氣。這次貸款，中國在財政上和政治上付出了高昂代價；但在開戰的前夕，對袁世凱來說，能獲如此大量的現款，自然是利大於弊的。公正地說，在二次革命中，是外國銀行團為袁世凱提供了資金，才戰勝國民黨人的。 英國人很久以來就具有一個信念，認為統一的中央集權的中國，可以使英國人在貿易上充分發揮其優勢，並能最好地保護外國人在中國的利益；英國人的這個信念一直保持到辛亥革命以後。因此，在中國的外交官、銀行家以及英國外交部，都特別熱衷於支持袁世凱，他們是非常了解袁世凱。在二次革命中，英國屢屢破壞中立和不干涉中國內政的原則；英國銀行直接向駐滬的中國海軍艦隻撥給「善後大借款」的現款，使海軍擁護北京。[67]銀行的匯款果然是及時的，第二天革命黨人進攻江南製造局時，駐上海的中國兵艦即發炮挫敗了革命黨人。 革命黨人在1913年也有外國朋友。這年春天，孫逸仙和參與密謀的人，曾求助於日本官員。[68]但因日本政府不願公開破壞其與英國在華合作的關係，所以沒有向革命黨人提供重大的援助，可能也援助革命黨人少量的金錢。少數日本的軍事顧問，曾巡視過革命黨人的營地。對革命黨人最有力的幫助，是二次革命失敗之後，日本在中國的海軍艦隻，護送革命黨領導人到達安全地帶，最後到達日本避難。但日本對革命黨人蜻蜓點水的援助，根本不能與袁世凱得到的外國援助相比——甚至無法同袁世凱從日本得到的援助相比，因為日本是參加「善後大借款的」。 袁世凱戰勝了二次革命，解決了一次革命，即辛亥革命的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對推翻清朝作出的革命貢獻，已不再是躋身高位的憑證；雖然這不是合格的憑證。在組織國家的問題上，在民國頭一年實行的聯邦制，此時也讓位給中央集權的政府了。增加了政治參與，又和社會等級制的結合是辛亥革命後初期的特點，也促成了國民黨1913年選舉的勝利。辛亥革命就要為社會和政治意義的保守主義的政體所取代了。 對於上述意義的這個轉折，有兩點更深層的論點應予指出。首先，民國前兩年的自由主義時尚和自由主義制度，已經不復存在。其根本的原因，在於憲政以及代議制、選舉制的政治體制，不符合中國人的喜好與政治習慣，也許這最終會自行破產。但是，1913年發生的事變並不是這樣，自由主義的政治是被武裝力量摧毀的。二次革命之所以失敗，是由於沒有認識到武裝力量的危險性，去組織必要的防禦與之相對抗。雖然1912年和1913年的條件難以再現，但恢復自由主義體制的觀念是可以理解的，並沒有滅絕。這種社會的和政治的試驗，尚未到最後的結尾（不論結尾是什麼樣子），只是被過早地強迫中止罷了。 其次，就一般而論，此後數年的保守主義，也不是回復到「傳統的中國」，或者是儒家政治的老觀點上。民族主義思想在19世紀90年代，開始得到系統的闡述，並在最後十年中得到進一步完善；現在，民族主義的政治目標仍為人們所信服。雖然袁世凱已成了新的獨裁者，但仍是力求實現民族主義理想與中國現代化運動的一人。袁氏及其支持者所反對的，是政治參與、地方自治及自由主義的極端行為；其對中國必須以變革求生存的主張，並沒拒絕。袁氏自己認為，關於如何在中國進行必要的變革，有其高明的見解。這樣一來，中國又開始了新一輪的試驗過程。 獨裁政體 在中國人記憶中的袁世凱，是個背信棄義的人，背叛了1898年的維新派；在辛亥革命中又背叛了清廷；當了民國總統後，又背叛了民國。按照這種「三叛」觀點看來，袁世凱手握北洋軍強大的軍事力量，腹藏陰謀操縱人民的權術，為其提供再三叛變的機會；撒謊、欺騙、玩弄陰謀、暗殺，翻雲覆雨，為其取得一條通至高位的道路。在追求個人權力時，袁氏是代表中國最反動的社會勢力，並迎合外國帝國主義的要求。簡而言之，袁世凱成了20世紀中國所能找的，一切道德卑鄙、政治墮落的化身。在以後的年代裡，辱罵中國領導人的一個方便方法，便是說其人在這些方面像袁世凱。20世紀40年代對蔣介石，70年代對林彪，都是這樣做的。[69] 在考察袁世凱權勢的鼎盛時期，應當把其性格作為其政治生活的組成部分。袁世凱與孫逸仙不同。但袁氏與其同時代的傑出人物相似，即努力使中國適應其心目中20世紀的要求時，其個人生活作風牢牢紮根於古老中國的思想與習俗之中；袁氏有十多房妻妾和眾多子女。袁氏除於正式場合身著西式軍服外，平時均著中式服裝；又不懂任何外語，除朝鮮外，從未去過其他國家。袁氏雖在科場中失利[70]，但也飽讀儒家經典，並且相信其道德上的作用。 另一方面，袁世凱是沿著西方和日本的道路進行官方的改革，在清朝贏得赫赫聲名；曾招聘了許多受過外國教育或有在外國經歷的人為幕僚，也認真訓誡對其派上用場的外國人，更送自己的幾個兒子到國外去受教育。看來，袁氏是在不斷追求新舊的融合，並相信這種新舊融合的混合體，是最適合於中國的國情。 下面的詞語，很可能被當成美化袁世凱的生涯。袁氏經歷了1898年的維新運動和義和團事件的動亂，在辛亥革命中也沒有倒台，並且地位越來越高，這表明袁氏有抓住機遇的才能。這種才能，也可以被認為是機會主義和野心的標誌。袁氏對變革持謹慎態度，主張融合新舊為一體；這雖然適合於其任直隸總督時期，但面對辛亥革命後生氣勃勃的局面，就顯得缺乏目的和明確方向了。袁世凱在任總統時期，始終堅持建立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人們的看法認為，袁氏熱衷於貪求不受道義制約的個人權力。 雖然袁世凱是野心勃勃，也熱望按其意念組織中國的政體；其為人亦非狹隘自負和習慣於接受阿諛諂媚。袁氏確是十分殘酷無情，為了達到政治目的而草菅人命，但與其共事卻是親切隨和的。袁氏極重視下屬在政治上對其的忠誠，但並不鼓勵對其個人的過分奉承。作為總統，袁氏的種種過分行為，並非由於袁氏的自我誇大引起的，而是由於嚴格的官僚政治造成的。袁氏推崇嚴格的管理手段和行政法規，強調官場紀律，並視行政管理經驗為其個人長於他人之處。袁氏不信任自發性行為和不受約束的政治活動；袁氏以規整統治機構，任用「可靠」的官員，為治理中國弊政的秘方。袁氏嚴酷無情地拘泥於形式化的秩序觀念，更是顯得特別危險。袁氏本可以等待時機再作動作，但其不顧一切地要消除不可預料和不正規事物的強烈欲望，確實使人聞之生畏。 袁世凱建立的獨裁統治分為以下幾個步驟。第一個步驟，是軍事上占領全國廣大地區；這些地區，在二次革命之前，是在袁氏北洋軍的控制之外。在打敗革命黨人之後，得勝的北洋軍不僅留駐在新占領的地盤，而且還伸展到許多並未積極參與起事的省份。最後，除六個省[71]外，所有內地省份都為北洋軍占領了。剩下的這六個省——大都在邊遠的南方，人口不到全國的1/4，也受到脅迫，這幾個省的首腦只得遵照袁世凱的方案辦事。北洋軍的軍事占領，只不過是袁氏龐大改組計劃的最初部分。袁世凱的第二個步驟，就是要刪除辛亥革命以來在行政上盛行的省自治，各省官員的任命權又為北京收回。清朝官吏不得在本省任職的規矩——1912年實際已被廢除，現在又恢復了。甚至在浙江，儘管是北洋軍沒有進駐的六個省之一，以前的浙江籍首腦雖仍然在位，但在袁氏獨裁政體下，浙江籍的縣知事比例也大幅度下降了。[72]中國在1914年和1915年間確立的中央集權制官僚體制——從未被超越，一直到1949年。 在1913年末的一段時間裡，內閣（梁啓超在這一屆內閣里起領導作用）宣布完全撤銷省級行政單位的公開政策。袁世凱最後表明不願走得太遠。在1914年春的官員職能重大修正案中，在削弱各省都督權力情況下，袁氏頒布的條例中規定，加強各省巡按使[73]的權力。民政長的頭銜換成了巡按使[74]，確立了有利於文官地位的先後次序；由巡按使主管省內稅收和縣知事的任免，都督不再參與民政事務。頒布這些條例，並不等於就達到袁氏的根本目的——恢復19世紀中期太平天國革命以來文官地位被降低的情況。而辛亥革命以來，文官在政治上的優勢已基本喪失。例如南京的馮國璋[75]是主要的北洋將領，很難限制其只在軍營之內。馮國璋對袁氏如此削弱都督權力，心懷不滿。袁世凱在全國範圍內的勢力網，開始是用軍事行動建立的，不可能很快就改變為純粹的文官政府；但袁氏確將此視為其建立獨裁政體發展方向。 選拔稱職的文職官員，是受到各方極為關注的事。北京政府為此建立了考試制度，特別是對縣知事人選一定要經過考試；考試的科目，不是對儒家經典的掌握，而是有關行政能力和一般的知識。1914年和1915年，有數千人在北京參加了考試；考試的成績雖不是唯一的，但也是重要的任職標準。[76]袁氏公開強調，要懲治貪官污吏和官員的腐敗行為。在袁世凱的革新運動中，恢復了監察制度[77]，成立了審判官吏罪行的特別法院（平政院）[78]；在揮舞懲罰大棒的同時，也準備了提高官員的薪俸和高額養老金的胡蘿蔔。 在這場整肅官場的運動中，地方上取得的成果，看法是毀譽不一。地方對北京的指示都普遍地做到了，官府的威嚴及其與普通民眾的疏遠都恢復了。在提高效率的同時，達官貴人擺架子、擺威風的惡習又出現了。這些官僚的保守主義作風，和1912年的自由主義風尚，是大相徑庭的。對此，1914年夏，一位中國的評論家說：「竊恐本意在重經驗，而所保者僅其習氣；本意在注意制度，而所恢復者僅其流弊……」[79] 文職的巡按使之所以既沒有完全壓著軍人的都督，也沒有在辦事的效率上受到讚揚，其原因之一為巡按使誕生在恐怖氣氛之中。北洋軍對革命地區的占領，開始往往是殘酷的。不僅如此，袁世凱還通過軍事機關和警察機關，大肆捕殺全國各地參與1913年二次革命的革命黨人。不管其與革命黨人的何種關係，甚至很疏遠關係的人，都會受到株連。袁氏的流血鎮壓政策持續了一年多，其規模在各省亦各有不同，犧牲的革命志士總以萬人計。卓越的和激進的國民黨領導人，都已逃亡到日本，或其他地方。二次革命過後，反袁的力量和袁世凱的鎮壓力量之間，不管在數量上和團結一致上都不成比例。 前一年在國會投票支持國民黨的大部分地區，對袁世凱的恐怖統治十分厭惡。甚至可以說，正是袁氏的恐怖政策，更為助長了社會的動亂，使之社會的動亂也因之難以遏制。最顯著的例子是白朗——或稱白朗率領的「匪徒勢力」。 白朗其人，通常被稱為白狼，是在河南南部取得勝利的「匪徒」領袖，出現在辛亥革命後，1912年夏大約擁有1000徒眾。[80]擁護白朗的人群，似乎同許多「匪徒」一樣，都是貧苦無地的農民和被遣散的士兵。1912年，這一伙人的政見，是反共和、親清廷的；其口號，「為大清朝廷辛亥蒙冤受難的人報仇」[81]。辛亥革命後社會保守主義和新秩序下士紳勢力的增長，使最受壓迫者提出「保清反革」的政治見解，是可以理解的。1913年，當國民黨反袁戰爭即將爆發之際，革命黨人開始與白朗發生聯繫。後來，袁世凱取得勝利後，反對革命黨人的恐怖統治遍及各地，許多人加入了白朗集團；這支白朗的隊伍，便被引導服從於革命的戰略行動。 從袁世凱恐怖統治下逃出的難民，被遣散的散兵游勇，大量湧入白朗的隊伍，使白朗幫伙變得強大起來。如果白朗仍舊是一夥純粹的「匪徒」，對政府當局只是一個麻煩的事，與其他這類久已為患，但仍可控制的事相比，幾乎沒有什麼兩樣。但白朗一旦與革命黨人有了聯繫，並提出反袁的政治傾向，使情況在兩方面都發生了變化。這樣，剿滅這個日漸擴大的軍事集團，遂成為北京政府的當務之急。這個軍事集團在河南南部建立了根據地，得到當地群眾的支持；但其一旦離開根據地，就會陷於孤立的境地，而被各個擊破。1913年4月和1914年1月，這個軍事集團攻入安徽，引起了數省的圍剿。1914年3月，其主要分遣部隊轉而西進，明顯是響應孫逸仙提出在四川建立根據地的號召。這支擁有三千至一萬人的主力部隊，所到之處，一夥一夥的人參加了進來，使之人數增至數倍之眾，勝利跨越陝南地區。但其進入四川的通道已堵塞，不得已轉趨甘肅；因該地的民族與宗教均與白朗集團不同，又有強烈的地方主義，使白朗集團頗受居民的敵視。白朗率殘部返回陝西、河南，途中被官兵追逐。白朗本人於1914年8月身亡，不是由於在戰鬥中負傷，或是由於有人向政府告密。政府軍數十萬人費了很長時間，才把餘下被圍困的小股力量剿除。 從白朗的故事中，可見辛亥革命既未能消除社會動盪的根源，也未能免除不少民眾的絕望心；而革命幾乎沒有認識到這些問題。據此便可推知，在白朗家鄉以外的地區，一些農村社會中的邊緣分子，既能參加到當地的土匪團伙，又能在政府的散兵中取得同道，在此充分得到了證明。流亡在日本的孫逸仙追隨者中，人數雖大為減少了，但還力圖使反袁的火種在國內燃燒不息；對白朗集團建立聯繫，構成革命黨人的政治策略之一。而白朗集團的不滿主要是在社會方面。 如果袁世凱把敵人只限在革命黨人和社會上投匪謀生者的範圍之內，其政權或許可以在其餘的中國廣大階層中紮下根來；但袁氏把其官僚體制的運轉想像得過於美妙，以致不容許只制止上述的兩種力量。正如袁氏不加區別恐怖行動所表明的，其設想中國的弊端，遠不止地區的匪患和革命黨人的密謀。在袁氏看來。政治參與的全部現象已脫離常規，士紳階層和其他社會精英，包括商人，必須放棄近十年來代議制機構興起以來的政治特權。 限制參與政治的運動，是起自袁氏對國民黨反擊開始的，其範圍不久就越擴越大了。在二次革命後，國會仍然存在。此時的國民黨議員已與參與二次革命者劃清了界限。國民黨在國會中已不復存在，但袁氏還需要國會再走一次形式。按照1912年《臨時約法》和以後制定的法規程序，選舉其為正式總統（不同於其已得到的臨時總統職位）。袁氏任意逮捕甚至處決國會議員，造成極度緊張的氣氛。在金錢的賄賂收買和氣勢洶洶的暴徒恫嚇下，1913年10月6日，國會投票選袁世凱為正式大總統。但即便如此，國會在最後投票通過前，一再延長投票時間，起草一份會議制憲法，代替1912年的《臨時約法》。1913年11月4日，袁世凱列舉國民黨在二次革命中的政治罪狀，下令徹底解散國民黨，取消剩餘在國會中的國民黨議員資格，定國民黨為叛亂組織。這樣，袁世凱的恐怖行動已在全國達到頂點，國會已失去了活動能力。 但是，袁世凱並不到此止步，在1914年前數月，很快下令解散所有選舉產生的各級議會，國會中剩下的議員被通知回家。在清朝末年搭起的議會框架，在民國初年積極活躍的縣及縣以下的議會[82]，現在無一例外的全部解散了。在清朝最後兩年曾喧嚷一時，在辛亥革命中起過政治重要作用的省議會，全都被取消了。對於曾參與建構代議制，受過良好教育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來說，這真是莫大的侮辱！英國駐北京公使，在評論解散地方自治團體時，斷言這項命令，「在經濟上以及從議員們在當地的聲譽觀點來看，影響全國各地一大批小士紳和資產階級，使之都站到袁氏的敵對者一邊」[83]。中國人贊同這一判斷的聲音，雖被袁世凱的統治所壓制，但還是能聽得見的。 袁世凱的行政管理模式，是加緊限制社會自治的範圍。前兩年，報刊出版曾完全擺脫了中央的控制（雖然地方政府也壓制當地報刊的批評）；1914年，對報刊的檢查制度袁氏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中國商會被置於新的法規之下，一切聽命於政府當局；中國郵局也需把郵件送交警察局檢查。成千的便衣情報人員到處搜捕持不同政見者。警察隨時以搜查可疑人員及密件為由，對旅客進行盤查，對其行李則拆開仔細檢查。在人員和效率所能達到的嚴格技術範圍內，袁世凱政權正在逐步成為專事鎮壓的警察國家。 袁世凱的這些措施，使推進政治上自由主義（以社會的精英分子為基礎）的普遍運動受到沉重打擊，而且永遠沒有完全恢復過來。1913年10月，袁世凱陳述其專制獨裁哲學準則時說： 今日人人皆侈言平等；而平等者，實於法律面前之人人平等 之謂也，非指社會等級之取消也。如是，則人各皆得否認，自立準繩……自由為另一華麗之現今詞語；但自由之度，應限於法律範圍之內。在此範圍之內，人人皆得而自由之；逾乎此，不受限制之自由，非社會之所存在者。蓋倡言平等自由之輩，置法律於不顧，以肆言無忌為能事，亦不應受制於國法。世間果否有此事乎？彼輩倡言者自瞭然於心中矣。彼輩皇皇倡言平等自由者，實助桀為虐之亂言耳。夫共和之所以為眾人所共譽者，西人釋其義，以其國人皆享有發言權之謂，非為國人皆得干預於政府之行為也。若國人對政府橫加指責，道途傳言，混淆視聽，其後果將何以堪！至民權之說，乃選舉總統之最高特權，與夫代議權、選舉權耳，切不可理解為對行政之處理也。[84] 其實，真正熟悉這種語氣精神的，倒不是19世紀的儒家保守主義，而是現代西方經驗。袁世凱所竭力抵制的，正是新的和激進的民族主義，其所得結果，怕是曾國藩對之也是聞所未聞。與此同時，袁氏卻接受了民族主義的某些前提和目標；此人是個民族主義的保守派。 獨裁政體的綱領，正是20世紀中國民族主義複雜內涵的反應。選舉產生的各級議會被廢除了，而民眾代表制的重要性卻得到了承認。袁世凱命令設計地方和全國的新規劃，但其在兩年半後去世時，這個規劃根本沒有付諸實施。但是，從許多籌備中的規定可以看到，重點是從屬於官方的指導。選區的選民人數，也較1912年和1913年為少。憲法程序、法律程序、公民權利，代議制會議，都被認為是實現中國現代化具有決定的意義。不過，在袁世凱看來，這些法制都應加強，而不應削弱；中央政府的權力和社會秩序的穩定，也應付諸實施。 為了使稅收從地方流入北京的渠道重新暢通，北京政府作了很多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就。當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時，北京政府勉強實現財政自給自足，不再需要向外國貸款（在大戰時，貸款無論如何是少有的）。1913年，袁世凱的冒險戰略，是在屈辱的條件下接受外國資金，以此完成了國家行政的統一，從而奠定了財政獨立的基礎。這是一個荒謬的詭計，也未免把事情看得太樂觀了，以為所有這些暴行不需付出國內的政治代價。當賬單一提出來，1914年和1915年表面上的財政成就，都化為烏有了，剩下的只有袁世凱在1913年簽了字的屈辱的條件。 獨裁統治取得財政上的成就，不僅得益於中央對於國家的行政控制，而且還由於嚴格壓縮各項支出的改革。清末官方民族主義[85]所倡議的，民國頭兩年自由主義所推行的各項方案，不是被砍掉，就是被削減。這些方案中有各種自治團體，已如前所述。法院和法官從政府執行部門中獨立出來；新的司法系統雖大為削減，但並未被取消；現代警察也沒有了專款。晚清時的現代化新軍，在辛亥革命後急劇膨脹；而在全國許多地區部隊的規模和預算，卻被大大壓縮。袁世凱的北洋軍雖依然受寵，但在壓縮預算上也未能倖免。削減各方面的預算，袁世凱的目標，都是為了國家最終擺脫外國債主的糾纏，但卻違背了民族主義者對改革的期望。 在袁世凱實行緊縮政策中，教育算是例外。袁氏不斷宣說公民教育的重要性，稱「凡一國之盛衰強弱，視民德民智民力之進退以為衡，而欲此三者程度日增，則必注重於國民教育」[86]。根據這一思想的計劃，特別重視推廣全國免費的國民教育，即四年制的初級小學。儘管普及教育還只是遙遠的目標，但在獨裁統治時期，這類由地方籌措資金辦起的學校一時興起不少。 從整體上來看，袁世凱的教育政策是複雜的，多方面的。由湖北省原諮議局老練的局長湯化龍[87]領導下的教育部，要求在小學教授經典著作，僅限於精選的章節，目的是在學生語言文學方面的訓練，而不是在道德方面的培養。袁世凱堅持要把全部《孟子》編入初級小學的課程之中，還批准了一個試驗計劃，用拉丁文字母拼寫漢字，以此對成人進行識字教育。在獨裁時期，基礎一級的學校得到擴充，而緊縮了上一級學校的經費。袁世凱增設規模不大的高等教育機構的「預科」，以適應上層社會的需要。袁政府對教育是採取保守主義態度，但卻是改良主義的；同1912年和1913年自由主義的民國時期相比，當然不能滿足士紳階層的願望（他們關注的是學制中較高級別的學校）。 因為往往強調這個時期袁世凱的人品惡劣與政見反動，而對其所實行政策的探討就難以找到了。或許有人會提議，把過去的批判顛倒過來，但這樣做並不能證明是有道理的。對袁世凱以敵視的觀點來論述，是有確鑿事實根據的。對袁世凱獨裁統治其他方面的改革——例如鼓勵發展經濟，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國內工業體系所得到的好處。[88]但無論如何，注意力最終必然轉移向袁政權的殘酷性及其根本性的失誤上。袁世凱的愚蠢做法是強迫他人服從於他；其所以是愚蠢，因為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還因為這會激起對其支持的社會階層，甚至是其副手和合作者的反對。 袁世凱意識到高壓統治是有其極限的，也坦白承認憲政和代議制的必要性；但卻不去迅速恢復自由主義共和政體的民眾參與局面，而試圖從帝國政治中找出其他的辦法來補救。對袁氏及其政策來說，其結果都是毀滅性的。 袁世凱的帝制運動 在總統任上，袁世凱通盤考慮獨裁政體的成果時，想著國家行政既然已經統一，為什麼他舉手投足而老百姓不三呼萬歲？為什麼他號令既出而老百姓不樂於赴死？當初設想隨中央集權而來的國家強盛，今又在何處？為什麼中國面對外國列強仍如此軟弱？袁世凱任總統時的外交危機，一概以中國的退讓而告終。外蒙和西藏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處於歐洲人的勢力籠罩之下。無論袁世凱在1913年和1915年同俄就外蒙問題簽訂了協定，也無論袁世凱在1914年關於西藏問題的西姆拉會議後，拒不與英國簽訂協定，但都未能改變這兩個地區的狀況。同時，外國人已插手鹽務管理；列強在中國的鐵路修築權也擴大了；外國列強拒不與中國重開關稅談判。最屈辱的後果是1915年1月開始的中日談判。袁世凱在日本提出有名的「二十一條」最後修訂文本面前投降；竟把這些機能不全症狀的疾病，盲目診斷為帝國營養不良，認為是皇朝癱圮，帝王失位，中國是缺少了皇帝。 人們有理由感到驚訝，清朝皇帝如此輕而易舉地被推翻之後，怎麼能有人這麼快得出這個結論呢？對辛亥革命的不同解釋，是理解這種思路的一個線索。人們可以把這場革命看成是含義為排滿的鬥爭，而不是當成反對帝制的革命。按照這種觀點，民國只不過是因為缺少漢族皇帝來名正言順地代替被推翻的滿族皇帝所偶然出現的結果。在袁世凱的心腹人員中，有些人一開始就指望，民國只不過是袁世凱登基時機成熟之前的臨時過渡形式而已。 恢復帝制最有說服力的道理，是明顯的民國不得人心的事實，已在前文中指出，所以白朗匪徒1912年提出擁清口號。在有的省內，因為有為數眾多的民眾參與，革命的新秩序得以實現；但在數月之後，這些民眾（諸如秘密會社）即被清除出權力機關，若進行反抗，就遭到殘酷鎮壓。 魯迅在10年後表明辛亥革命特點，在小說《阿Q正傳》中的描繪，也許更具有典型性。起先，阿Q由於其在村裡的最下層的社會地位，受了可能發生動亂的幻想所吸引。但是，阿Q所看到的，卻都是舊的、受過古典教育的高貴人物，和新的、受過外國教育的高貴人物，都加入革命而攜手合作。這裡，阿Q感到深深的失望，當其想去參加時，而人家卻要他滾出去。阿Q生氣地指責說：「不准我造反，只准你們造反？」阿Q因搶劫罪——他只是動了這個念頭，但並未付諸行動，而被革命的代表所處決，更加強了這種分析的準確性。[89] 魯迅的這篇短篇小說，生動地描述了民眾被排斥在革命之外，民眾也因此疏遠了民國。在民國初年的自由主義階段上，一切充滿活力的民主參與機構，都始終與廣大群眾無緣；且不說還有交通問題，對共和政體的機制不夠熟悉的問題，都是難以解決的。即使那些確曾見到新秩序的民眾，也沒什麼理由來歡喜它。主張君主制理論的基礎，對民眾來說，民國對其是生疏的，或者不受歡迎的；這種看法在有限範圍內，可能是合乎事實的。 但是，若提出要用君主制來對此加以補救，作為政府與民眾相聯繫的工具加以恢復，這種論點就破綻百出，不堪一擊了。在二次革命前，偶爾出現如白朗擁清的口號，說是對皇帝的懷念，倒不如理解為對民國社會現狀的不滿和抱怨。無論如何，恢復帝制的事是極端機密進行的，怎麼會傳到民眾中去呢？省和地方上的上層人物，理應是恢復帝制必不可缺少的同盟者；而在這些人中，有不少已享受到共和的特權，為什麼還會與帝制合作？ 特別在1915年，帝制問題即將作出決定時，主張帝制必然要涉及外交問題；對此，當時還未公之於世。袁世凱的心腹曾提到這一點，英國駐北京公使朱爾典，將此看作是密謀恢復帝制的因素。[90]帝制密謀者辯護說，帝制可以對付日本人。1915年5月，《中日二十一條》簽訂後，北京擔心日本會向中國提出進一步要求。日本並沒有得其全部要求，而歐戰使列強無暇東顧，中國也因之失去列強在華的均勢。人們明顯地相信，袁世凱也相信，日本人本身具有親帝制的心態；中國轉而實行帝制，至少在歐戰結束前，可以牽制住日本。 在詆毀袁世凱的人看來，其子嗣的個人野心，是袁氏這場復辟帝制的關鍵；袁氏子嗣的個人野心確實存在。而中國歷史長時期的帝制傳統，才使袁世凱決定利用這個傳統；其間到底有多少個人因素，有多少政治因素，這已是無法估量的了。同時，袁世凱遲遲不能認識稱帝是件無益的事，既可能是受野心的蒙蔽，也可能是頑固堅持中國國情的看法；兩者看來都是有道理的。 袁世凱對恢復傳統政治禮儀的偏好，在其獨裁統治一開始就明顯表現出來；似乎不只是要退回到過去，確切地說，是堅決要把舊的和新的結合在一起。熔共和與君主於一爐，以適應或欺騙現代知識界人士與傳統無知之輩的選民混合體。1914年，袁世凱主持祭孔大典，又慶祝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義；既稱讚科學淨化迷信的作用，又仿照古代帝王，身體力行，號召全國祭祀[91]上天。1915年8月，在總統的默許下，一場擁戴袁世凱位繼大統的鬧劇開場了。然而，皇帝卻要經過選舉（實際上是走形式），帝制也寫進了憲法。 袁世凱意念中恢復萬世一系的皇統，註定是要倒霉的。全國上層社會對帝製作出冷淡和敵視的反應，看來幾乎沒有人被袁世凱的新舊政治混合體所矇騙。1915年，獨裁政體的中央官僚機構運作相當順利，各地的當權者也都俯首聽命，各省文武首腦的巡按使和將軍也都恭順上書，擁護袁氏登基稱帝。但是，普遍接受帝制的，不過是騙人的假象；就是在表面上看，持異者也是比比皆是。 革命派人士早就警告說，袁世凱雖當了總統，但其人有稱帝野心。孫逸仙等二次革命領導人大都流亡在海外，在政見上也不一致；但其對於反袁，即反對繼續君主專制，是共同一致的。 政治領袖們對帝制的不滿，是多少有些出乎袁世凱的預料之外；這些人雖是袁氏在清朝為官時的心腹，也幫助其擊敗國民黨，建立起獨裁政體，其中就有梁啓超其人。此公曾在辛亥革命前和革命中，支持清廷進行改良，又在袁氏的獨裁政體的前數月中出任內閣成員。[92]在袁世凱宣布帝制後，此公竟憤然撰文，公諸報端，給予袁氏以毀滅性的打擊。[93] 即使在袁世凱的長期追隨者中，有的一開始有明顯表現出故意退縮不前的拖延，也有少數人最終發展到公開反對的實例，馮國璋就是惹人注意的代表。甲午戰爭後，馮氏就在袁世凱建立的現代化北洋軍中任職，1915年正在南京任主管江蘇省軍事的將軍。[94]另一位段祺瑞，19世紀90年代以來，是袁世凱部屬中最傑出的軍事人才；民國建立後，出任陸軍總長，因與袁氏在政策上發生分歧，於1915年5月退隱。段氏拒絕請其出山的各種懇求，直到袁氏不再堅持帝制為止。大多數省的軍事長官和民政長官，都在全神貫注於保住自己的位子，怕惹出麻煩。在袁氏的政治機器中，帝制的積極支持者，為數甚至少於心懷怨恨的人。 為什麼曾經為獨裁政體立下汗馬功勞的人，竟然會在不同程度上抵制袁世凱的帝制呢？或許有人感到，一旦世襲王朝建立，其嚮往通向最高權力的道路就會受阻；當然作這種考慮的人是極少數。人們普遍感到不滿的來源，是儒家關於道德上忠臣不事二主的教導。曾經任職清朝的官員們，或許可以接受袁世凱為總統，但絕對不能接受其當皇帝。另有一些人，感到帝制已經過時，對其反動內涵曾大感不快。梁啓超評論說，帝制是不必要的——這絲毫也不會增加總統的現有權力；帝制無論如何是已經死亡的舊制度，無法引起人們的敬畏與服從。 透過這些反對帝制的感想和論述，人們深深感到對袁世凱統治的幻滅感。對於那些曾經支持過獨裁政體的人來說，要承認這些政策產生令人失望的結果，是不容易的。但那些脫離了袁氏陣營，抗拒其帝制的人發現，現在所支持的政治體制，正是獨裁統治曾經譴責過的政治體制。 例如梁啓超後來證實，在帝制運動之前，就對袁世凱的統治感到失望。[95]梁氏曾積極為獨裁政體賣力，發起省服從中央的運動。但在1916年，梁氏卻成了明確號召實行聯邦制運動的領袖，在3月提出「諸省乃中國政治之基本單位」，其個人亦表示願各省能充分發揮作用。[96]馮國璋和蔡鍔（其人是獨裁政體的合作者，後來成為武裝討袁的領袖），作了與梁氏類似的政治上180度大轉變。 袁世凱的中央集權政策已經失敗，社會上名流的情緒已經轉變為反對獨裁政體了。袁氏對1912年和1913年選民所支持的政黨，採取了嚴厲鎮壓的政策，並解散了為廣大社會名流進行政治論壇的各級議會。在帝制運動初期，這種情緒普遍影響了行政人員，使其普遍產生不滿原因之一。這也可幫助理解，為什麼獨裁政體的背叛者來領導反袁運動，又回返到民國初年的自由主義立場上，把立憲政體、代議制和聯邦制，看作是恰當的奮鬥綱領。[97] 反對袁世凱恢復帝制，繼而迫使袁氏退位的武裝鬥爭，在幾個地區同時進行，但從未聯合成為一體。孫逸仙的同事中，著名的陳其美和居正、蔣介石，從國外基地組織了沿海各地的襲擊。[98]1915年11月，袁世凱派在上海的鎮守使遭到暗殺[99]，12月初，停泊在上海的一艘軍艦[100]被起義者暫時占領。起義者試圖爭取整個海軍參加起義，但未獲成功。孫逸仙的最大計劃，是在山東建立一支規模不大的軍隊，爭取與當地的同盟者一起，在1916年春占領該省省會濟南；這支部隊曾一度占領山東境內日本管理的鐵路[101]沿線。很明顯，這個行動是靠日本人的錢和取得日本人的保護的；這就大大降低了這支部隊在鐵路沿線占領據點的意義。 雲南是北洋軍未駐防的省份。以雲南為基地的武裝起義，對於討袁運動起了直接作用，雲南也因之成為討袁運動的中心。孫逸仙的新黨[102]沒有在雲南起義中起直接作用，但其不少成員參與滇軍的組建工作。雲南的滇軍建立於清朝末年，是當時國家新軍的一部。因為雲南的建軍工作成績優良，中國許多訓練有素的年輕軍官前往參加，湖南人的蔡鍔即為其中之一。辛亥革命後，蔡鍔被推為雲南都督，1913年底接受中央政府的職務，曾直言不諱地表示擁護中央集權的國家政體，並與1914年解散各級議會的事有很大牽連。蔡鍔對袁世凱的幻想最後破滅。帝制運動發起後，蔡氏即與梁啓超等人策劃，密謀反袁；兩人秘密離開北方，去接受反袁的新任務。 梁啓超於1915年12月中旬到達上海，以其個人的威望和文學天才，邀集了更多的支持者，共襄反袁大業。大約與此同時，蔡鍔和其他的軍官一起返回雲南。與蔡鍔同返雲南的軍官，有江西的李烈鈞，與當地的將領共舉反袁義旗。李烈鈞是滇軍的老軍官，也是1913年二次革命的主將之一。雲南的軍事首腦唐繼堯，同蔡鍔和孫逸仙等人的政治觀點雖不同，但因其在晚清時與蔡氏有共同的學歷，又在滇軍中有過共事的經歷，也參加了起義。 梁啓超的著作和以後紀念蔡鍔的文章，以近乎崇拜的論述頌揚蔡氏，已為世人所熟知。在反袁的護國運動中，梁啓超與蔡鍔倆人的重要作用是無可爭辯的；但在1915年秋，梁氏在天津寓所描繪雲南為唯一的反袁運動發源地，卻是不合事實的。自9月以來，雲南的軍官就秘密討論抵制帝制的問題。蔡鍔12月返回雲南，傾向革命的軍事領導人信心為之大振，以蔡氏之威儀，足以折服動搖不定之人，並加速作出向北洋軍發起進攻的決定。[103]即使蔡鍔不回雲南，雲南也會爆發別種形式的反袁運動。 反袁運動因在雲南省會昆明護國寺舉行會議而得名[104]，稱為護國運動，軍隊也因此稱護國軍。1915年12月24日，護國軍領袖給袁世凱發出最後通牒，袁氏拒絕接受。25日，護國軍正式發起討袁運動，通知貴州、廣西兩省及早給予支持，組織進攻四川、湖南、廣東數路討袁軍。其中最重要的是進攻四川的一路，由蔡鍔親自指揮。蔡將軍部下的軍官中，有後來同毛澤東一起組建紅軍的朱德。這支被稱為護國第一路軍的隊伍，最初大約只有3000人，面對著川軍各師及駐川裝備精良的北洋軍（後來被稱為軍閥的馮玉祥即為其司令官之一）。當袁世凱看到事態的嚴重時，命令從華中調遣大量增援部隊沿長江西上；儘管蔡鍔也獲得增援部隊的援助，但形勢依然不利。 蔡鍔率領的討袁軍，具有晚清滇軍訓練出來的集體精神，頑強堅持戰鬥，向全國顯示出袁世凱的虛弱。蔡鍔領兵，指揮十分協調和熟練。日本軍事情報稱，蔡鍔的戰術特點，是長於夜襲，常於夜間發起攻擊，又善於利用地形；對川軍進行有效的政治攻勢，使川軍有一個整師投到護國軍這邊。北洋軍遭受未曾預料到的重大傷亡。[105]此外，四川省內的「土匪」武裝，在川籍護國軍人士的鼓舞與協助下，加上向北京要求自治的影響，又得到川中政治人物的鼓勵，使這些「土匪」武裝，發展成為具有相當規模的游擊運動，活動在北洋軍占領區內。這些游擊隊的發展，大有助於蔡鍔的勝利。 袁世凱在四川的心腹——北洋軍將領也沒把握能戰勝雲南的護國軍。不久，蔡鍔與四川將軍陳宦[106]，同出色的北洋將領馮玉祥，都取得了聯繫。1916年3日，在四川的護國軍與北洋軍達成了和解。緊張困難的時刻已經過去，護國軍終於在四川壓倒了袁世凱的北洋軍勢力。 3月以後，在國內外的聯合壓力下，袁世凱的勢力迅速瓦解了。從外部條件來說，日本在對帝制運動作了兩個月的觀望之後，對袁氏的稱帝意圖，愈來愈表示出敵視態度。日本之所以形成公開反對袁氏帝制政策，因為已經看到帝制在中國上層社會十分不得人心。至於說帝制有可能用來阻撓日本在中國的長遠利益，此時連日本人也不是這樣認為的了。1915年10月，日本說服了英國和其他列強，就稱帝的危險性向袁世凱提出警告。而12月護國戰爭爆發，證明當時和以後列強的警告是有道理的，也因之更加強了日本反對帝制的態度。接著，1916年3月，日本內閣正式通過一項政策，謀求徹底使袁世凱離開權力中心，即以大量金錢投入到反袁的陣營。[107] 指望其早日依附革命的廣西將軍陸榮廷，於1916年3月中旬採取了行動，宣布廣西獨立。1915年夏季，不贊成恢復帝制的馮國璋，此時在南京同其他省的都督，一起要求袁世凱取消帝制。1916年3月22日，袁世凱宣布恢復總統制，重新回復到總統的位置。但在4月，更多的省份宣布獨立；5月，又有省份宣布獨立。[108]6月初，對袁世凱來說，剩下唯一的問題就是去職的方式問題時，而袁氏卻因尿毒症在北京去世，終年56歲。 此時，國家已陷入於極度混亂狀態之中。當袁世凱顯然正在病危之際，反對派也無共同的組織，對袁氏去世後的制度也無共同意見；當時有幾個權力集團存在。未被北洋軍占領的南方四省——雲南、貴州、廣東、廣西暫時形成了一個協調一致的集團；由於軍事行動已告結束，這個集團的勢力遂擴展四川、湖南。滇軍的凝聚力遂轉化成為共同的政治路線，取得了一些成就，至少在堅持推翻袁世凱，恢復1912年的《約法》是成功的。1912年的《約法》，被袁世凱的獨裁政體所代替（見本書有關章節）。[109]第二個集團，是以馮國璋為中心的長江中下游的聯盟；馮氏在1916年春召集一些省來討論戰略的發展問題，其本人成了中間人的地位，既反對袁世凱獨裁政體的中央集權，也拒絕同南方革命黨勢力結合在一起。 在北京，段祺瑞於1916年4月重新出來任職，擔任內閣總理，事實上取代了袁世凱，成為北洋領袖和獨裁政體統一大業的繼承人。但段氏的這個願望是不可能實現的，實際上只是第三個權力集團的代表而已。當段氏在1917年試圖把湖南置於北京行政當局管轄之下時，這一點就明顯表現出來。段氏發現，其所遭到的反對力量不僅來自湖南的領袖人物，還來自南方各省的聯盟，以及馮國璋在長江沿線的同盟者。 在袁世凱逝世時，另一股重要的勢力在張作霖統率下，開始在滿洲各省形成；但張氏並未把這個廣大地區統一成為一個整體。在上述幾股勢力中，並沒有一支是真正團結一致的。每一股勢力，都是由軍事長官和地方官員組成的星座集團，在極度混亂的環境裡，首先追求自己生存；這個為生存而設置的舞台，就是連綿不斷的內戰。軍閥混戰的時期開始了。 當袁世凱的好運過去時，另一種政治趨勢出現了。這種趨勢，就是復活民國自由主義階段時的體制；即使在袁世凱執政時期，其權力不曾達到的地方，省和地方的議會又重新集結起來。袁世凱一死，1912年的約法和1913年的國會都復活了。在20世紀的前10年和20年代初，這種趨勢的重要性也許沒有得到足夠的評價。省自治和聯省自治運動仍在繼續活動，並影響到早期的軍閥政治；但在辛亥革命後具有活力的代議制政治，卻永遠沒有恢復。 回顧起來，民國早期兩場失敗的政治試驗——自由主義政治和獨裁政體，似乎彼此是在其互相鬥爭中消滅的。袁世凱認為，議會和省自治是削弱了民族國家，相信在帝國主義時代的民族國家，應該是強大的中央集權制。因此他要廢除議會和地方自治及其輔助的制度，如互相競爭的政黨和不受檢查的新聞自由等。但是袁世凱的統治體制並未激發民眾普遍的歡迎；雖然開始得到一些重要黨派人士，如梁啓超等的支持。甚至早期的支持者，對袁氏的獨裁作風也感到失望。袁世凱走錯了稱帝這著棋，為失望感的蔓延提供了機會。獨裁政體和君主制度一起垮台了，但自由主義的輿論雖得重又出現，在其取得優勢之前，分散的軍事霸權主義卻又插了進來。民國早期的兩種試驗形式，終於在政治上作為主要的反面教材成為歷史的陳跡。 * * * [1]校註：作者在此處未述及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的成立，而將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作為中華民國的開端。中華民國歷史始自1912年1月1日，不能作始自1912年2月12日。 [2]校註：此皇室津貼，初為歲用400萬兩，待鑄新幣後，改為400萬元。 [3]校註：原南京臨時政府陸軍總長黃興與財政總長陳錦濤，均被排除在北京政府內閣之外。 [4]校註：此處原文作「these old dependencies」，譯意為「這些舊屬地」。清雍正五年在西藏設駐藏辦事大臣，駐拉薩。清雍正十一年於烏里雅蘇台設定邊左副將軍，喀爾喀蒙古四部及唐努烏梁海各旗與佐領統屬定邊左副將軍。上述兩地均隸中國版圖，不應列為屬地。 [5]校註：1911年12月1日，外蒙古哲布尊丹巴活佛宣布獨立，驅逐了清駐庫倫辦事大臣三多。哲布尊丹巴稱大汗，年號「共戴」。 [6]校註：此14省為安徽、江西、廣東、江蘇、湖北、湖南、山西、陝西、浙江、福建、廣西、四川、雲南、貴州。 [7]校註：當時稱為立憲團體，以預備立憲公會及各省諮議局為代表。 [8]校註：1913年4月8日，第一屆國會開會。 [9]校註：《臨時約法》第32條「臨時大總統統率全國海陸軍隊」。 [10]校註：唐紹儀於任內閣總理時，加入同盟會。 [11]校註：內地17省為江蘇、安徽、浙江、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四川、河南、山東、山西、陝西、直隸。 [12]校註：都督中的12個軍人，為安徽都督柏文蔚、湖北都督黎元洪、廣西都督陸榮廷、直隸都督張錫鑾、福建都督孫道仁，加上⑤中列出的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生7人，共12人。 [13]校註：都督中在日本士官學校的畢業生應為7人，即浙江都督蔣尊簋、雲南都督蔡鍔、江西都督李烈鈞、山西都督閻錫山、貴州都督唐繼堯、陝西都督張鳳翽、四川都督尹昌衡。 [14]校註：清帝退位前，沒有參加革命的二人，為直隸都督張錫鑾，河南都督齊耀琳，即清帝退位沒有參加革命的都督不止二人，除去東北和甘肅外，直、魯、豫三省均效忠袁世凱，來參加南京臨時政府，另有山東都督周自齊。 [15]校註：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後，戴季陶自日本返回上海，參加創辦《民權報》。 [16]戴季陶：《戴天仇文集》（台北重印版，1962年），第187—195頁。 [17]日本駐南京領事船津致外務相內田的密報，38號（1912年8月23日）。日本外務省縮微膠捲，MT5.1.10.5—1。 [18]日本參謀本部：《革命後中國各省軍事力量變化表》，1913年3月10日。日本外務省縮微膠捲，MT5.1.10.5—1，463卷，第420—421頁。 [19]校註：即1913年（民國二年）癸丑之役的二次革命。 [20]校註：1912年6月15日，袁世凱總統任王芝祥赴南京遣散軍隊，國務總理唐紹儀拒絕副署，辭職赴天津；6月27日，袁世凱批准國務總理唐紹儀辭職。 [21]校註：來自南京唐內閣閣員，為教育總長蔡元培、工商總長陳其美、司法總長王寵惠、農林總長宋教仁，四總長隨唐紹儀總理一起退出內閣。 [22]回頭來看，至少孫逸仙就是一人。李守孔：《民初之國會》，第61—62頁。廣東是同盟會的一個重要部分，因有批評性的意見，在一段時間內不願加入新改組的國民黨。 [23]校註：張謇任南京臨時政府實業部總長。 [24]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398—400頁；竹內克己和柏田天山：《支那政黨結社史》，工，第94頁。 [25]校註：1912年8月，由共和建設討論會湯化龍、林長民等人發起，與孫洪伊的共和統一黨及共和促進會、國民協會、國民新政社，合併組成民主黨。1912年9月，民主黨在北京成立，湯化龍為領導人，幕後主持人為梁啓超。 [26]李守孔：《民初之國會》，第72頁。 [27]校註：1912年5月9日，由統一黨、民社、國民協進會、國民共進會、民國公會、國民黨，在上海聯合組成共和黨，推舉黎元洪為理事長，張謇、章炳麟、伍廷芳、那彥圖、程德全為理事；總部設在北京，於上海等地設支部。此處的國民黨，為潘昌煦、溫宗堯、朱壽朋於1912年2月在上海組織的國民黨，非1912年8月以同盟會為基礎，聯合國民公黨、統一共和黨、共和實進會、國民公會所組成的國民黨。 [28]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398頁。 [29]有關其中論戰的卓越敘述，見馬丁·貝爾納：《到1907年為止的中國社會主義》，第129—197頁。 [30]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372頁。 [31]校註：此處所稱的「梁黨」，即為日後的進步黨。進步黨成立於1913年5月29日，系由共和、民主、統一三黨合併所組成，以黎元洪為理事長，梁啓超等9人為理事。 [32]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395、400—401頁。張朋園：《梁啓超與民國政治》，第42—58頁，描述並分析梁啓超與革命黨人之間的不斷衝突。 [33]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398頁。 [34]例如1912年11月4日的《民立報》。 [35]曹汝霖：《一生之回憶》，第79頁。 [36]校註：此處原文為「home」，意為家中，即人們常說的內地。當時稱直隸、山西、陝西、山東、甘肅、河南、安徽、江蘇、湖北、湖南、四川、貴州、雲南、廣西、廣東、江西、浙江、福建為內地18省，加上滿洲的奉天、吉林、黑龍江3省，合為21省。 [37]校註：指1912年5月的王芝祥督直事件。 [38]校註：孫中山於1912年8月18日應袁世凱邀請，離滬北上，25日抵北京。黃興與陳其美9月11日至北京。 [39]K.S.劉：《為民主而奮鬥：宋教仁和中國辛亥革命》，第186—189頁。 [40]同上書，第189頁；吳相湘：《宋教仁：中國民主憲政的先驅》，第219—226頁；歐內斯特·P.揚：《袁世凱的總統職位：中華民國初年的自由主義和專制獨裁》，第115—116、282—283頁。 [41]關於袁世凱任直隸總督期間的各方面活動的研究，見埃絲特·莫里森：《儒家官僚政治的現代化：民眾管理的歷史研究》（拉德克利夫大學哲學博士論文，1959年）。史蒂芬·R.麥金農：《中華帝國末年的權力和政治：袁世凱在北京和天津，1901—1908年》；約翰·E.施雷克爾：《帝國主義和中國民族主義：德國在山東》；渡邊惇：《袁世凱政權的經濟基礎：北洋派的實業活動》，載《中國現代化的社會結構：辛亥革命的歷史地位》。 [42]《中華年鑑》，1913年，第514頁。 [43]《政府公報》229（1912年12月16日），第6—8頁。 [44]《總統在政治會議上發表的演說》，1913年12月15日。英國外交部檔案，倫敦檔案局，FO228/1852。這個文件，據稱是袁氏的演說未經審定的逐字記錄譯文；同在《政府公報》585（1913年12月19日）第1—6頁正式公布的文本比較，傾向於認為其是真實的（此處據正式文本）。 [45]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346頁。 [46]《政府公報》74（1912年7月13日），第2—3頁。 [47]《政府公報》210（1912年11月27日），第4—5頁。 [48]校註：1913年1月10日，參議院與眾議院的選舉告成。 [49]《政府公報》243（1913年1月9日），第1—5頁。 [50]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件匯編》，1913年，2，第350—351頁。 [51]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北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1，第96—97頁。 [52]W.H.威爾金森，漢口（1913年4月11日、5月11日、5月22日、7月8日），FO228/1873，倫敦檔案局。喬治·歐內斯特·莫理循日記（1913年4月7日），97條，莫理循：《書信文件集》，雪梨，米切爾圖書館。 [53]校註：1912年12月16日，北京政府任命汪瑞闓為江西省民政長。 [54]康有為：《大借債駁議》，載《民國經世文編》，重印於吳相湘編：《中國現代史料叢書》，3，第893—895頁。 [55]校註：中文文獻日期為26日。 [56]朱爾典：北京（1913年4月30日），FO228/1852。 [57]校註：廣東都督為胡漢民，安徽都督為柏文蔚，兩人均為同盟會員，此時為國民黨黨員。 [58]校註：原文譯意為北軍，此時通稱袁世凱軍為北洋軍。 [59]校註：1913年6月初，李烈鈞由九江乘輪赴滬，晉謁孫中山。袁世凱免去李氏江西都督時，李氏正在上海。7月8日，李烈鈞由上海潛返江西湖口，在湖口成立討袁軍司令部。 [60]校註：即江南製造局。 [61]白蕉：《袁世凱與中華民國》，重印於沈雲龍編：《袁世凱史料彙刊續編》，第68—69頁。 [62]朱爾典，北京（1913年6月5日），FO228/1852。 [63]校註：1913年10月7日，英國正式承認中華民國。當年6月，英國尚未正式承認中華民國。朱爾典為英國派駐清政府的公使，辛亥革命後仍留北京。 [64]謝本書：《論蔡鍔》，《歷史研究》（1979年11月），第47—61頁；唐納德·S.蘇頓：《省黷武主義與中華民國：滇軍，1905—1927年》，第141—161頁。 [65]校註：武昌起義後，尹昌衡被推為四川都督。1912年7月，胡景伊為四川護理都督；1913年6月，尹昌衡調任川邊經略使，胡景伊任四川都督。 [66]校註：張勳於1911年11月在南京為革命軍擊敗，退至徐州。1912年初，柏文蔚率革命軍沿津浦線北伐，攻下徐州；張勳率辮子軍退至山東兗州。革命軍很快退出徐州後，張勳由兗州復返回徐州。此後一直至1917年6月，張勳一直以徐州為據點活動，並未在兗州或山東進行活動。徐州地處江蘇、山東、河南、安徽4省交會之地，雖地近山東，而實屬江蘇。疑原文誤以徐州屬山東。 [67]北京，英國公使館代辦艾斯頓爵士，兩份電報（1913年7月20日），FO228/2498。北京滙豐銀行給上海銀行團的電報（1913年7月21日），附於北京R.C.艾倫給艾斯頓的電報（1913年7月21日）內，FO228/2498。 [68]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1913年，2，第340—341、352頁。 [69]陳伯達：《竊國大盜袁世凱》，北京，1949年，首次印刷1945年。孫克復、樊樹生：《袁世凱尊孔復辟醜劇》。 [70]校註：袁世凱早年應科舉試，但屢試不第。 [71]校註：此6省為雲南、貴州、廣西、浙江、四川、福建。 [72]羅伯特·基思.斯科帕：《浙江的政治和社會，1907—1927年：精英勢力、社會控制和省的發展》（密西根大學哲學博士論文，1957年），第296—298頁。 [73]校註：辛亥革命後，各省主管行政的長官稱民政長，此時，袁世凱改稱民政長為巡按使。 [74]校註：此處原文譯意為「省長官文職權」。1914年5月，北京政府改稱民政長為巡按使；6月，改各都督為將軍。 [75]校註：1913年12月16日，馮國璋署江蘇都督，1914年6月30日任將軍。 [76]吳應銧：《民國初年地區行政長官的職務，職業的招聘、訓練和流動性》，載《現代亞洲研究》，8.2（1974年4月），第219—224頁。 [77]平政院下設肅政廳，負責糾彈。——譯者注 [78]校註：1914年3月，北京政府設平政院與肅政廳；肅政廳一方面是平政院屬的機構，另一方面又是獨立行使職權的機構。平政院具有法院性質，肅政廳具有檢察官性質。1916年6月，裁肅政廳。1914年與1915年，中央設立文官高等懲戒委員會及司法官懲戒委員會，分別由總統派大理院長及平政院長充任委員長。 [79]黃遠庸：《遠生遺著》，重印於吳相湘編：《中國現代史資料叢書》，2，第246頁。 [80]對白朗幫伙的這種敘述，是根據菲利浦·理察·比林斯利：《1911年至1928年中國的盜匪活動，特別論及河南省》（里茲大學哲學博士論文，1974年4月）。又見愛德華·弗里德曼：《退向革命：中華革命黨》，第117—164頁。 [81]比林斯利：《中國的盜匪活動》，第373頁。 [82]校註：清末，省設諮議局，民國後改稱省議會。據1909年清政府頒布的《府廳州縣地方自治章程》，各縣多設縣議事會。民國後，裁府、廳、州，各縣仍沿用清制，設縣議事會。1908年12月，清政府頒布《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城鎮、鄉為縣以下初級自治單位；民國後，對此仍沿用未改。1914年2月，袁世凱下令停辦各級自治，縣議事會遂被解散，城鎮鄉自治停辦。 [83]朱爾典：北京（1914年2月9日），FO228/1883。 [84]《總統在政治會議上發表的演說》，見前「袁世凱面臨的幾個問題」一節注中關於這一材料來源的評論。校註：此處據原譯者由英文回譯的白話譯文，今轉為文言譯文，以適當時氣氛。 [85]校註：此處所稱「官方民族主義」所提倡的各種改革方案，似指清末實行的新政。 [86]《政府公報》956（1915年1月6日），第9頁。 [87]校註：湯化龍於1914年5月1日至1915年10月5日任教育總長。 [88]評價專制獨裁統治下，北洋派對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貢獻，見菊池貴晴：《中國民族運動的基本結構：關於排外性聯合抵制的研究》，第154—178頁。 [89]戴乃迭編譯：《無聲的中國：魯迅選集》，第42—58頁。 [90]張一麐：《心太平室集》，重印於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8（台北，出版日期不詳），第38—42頁。朱爾典（1915年10月20日），朱爾典書信文件，FO350/13。 [91]校註：當時政治會議認為，禮莫大於祭，祭莫大於祀天，應定祀天為通祭。大總統代表國民致祭，各地方行政長官代表地方民眾致祭，國民各任家自為祭。京師祭所設在天壇，祭期為冬至之日，用跪拜大禮，祭品用牲牢。 [92]校註：梁啓超於1913年9月11日至1914年2月20日，先後任梁士詒內閣和孫寶琦內閣的司法總長。 [93]校註：1915年8月20日，梁啓超冒著生命危險，在《大中華雜誌》一卷八期上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亟言帝制之非是。該文發表後，京津滬各報，爭相轉載，震動中外。蔡鍔稱該文，「先生所言，全國人人所欲言，全國人所不敢言，抑非先生言之，固不足以動天下也。」 [94]校註：馮國璋1913年12月10日署江蘇都督，1914年6月30日，改都督為將軍。 [95]梁啓超：《袁世凱之解剖》，見《飲冰室文集》，台北，1960年，第9頁。 [96]梁啓超：《從軍日記》，見《盾鼻集》，第124—125頁。 [97]白蕉：《袁世凱與中華民國》，第326頁。 [98]校註：1916年春，孫中山命居正為中華革命軍東北軍總司令，至山東督師。居正至山東，在青島組織中華革命軍東北軍二師一旅，任蔣中正為全軍參謀長，計劃主力攻濰縣，沿膠濟鐵路向濟南推進。5月26日，中華革命軍進入濰縣，並攻取山東境內十餘縣城，謀合圍濟南。此時，袁世凱病逝，黎元洪繼任總統，中華革命軍與山東都督張懷芝議和罷兵。 [99]校註：時在上海的淞滬鎮守使為鄭汝成。 [100]校註：肇和艦。 [101]校註：1914年8月，歐戰爆發後，中國政府宣布局外中立，日本則對德宣戰。日軍在膠州嶗山灣登陸，要求中國政府將山東省黃河以南地區劃為日本對德交戰區，並要求中國軍隊在膠濟線上撤退至濰縣以西。日軍在龍口陸續登陸，分兵西進，膠濟鐵路全線陷入日軍之手。中國外交部與日本多次交涉，均無結果。文中所稱之日本控制下的鐵路，即膠濟鐵路。 [102]校註：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等革命黨人流亡在日，於1914年7月8日在日本東京成立中華革命黨，即此處所稱的新黨。中華革命黨以孫中山為總理，多次策動國內討袁武裝起義；1919年10月10日，組為中國國民黨。 [103]蘇頓：《省黷武主義》，第184—191頁，精選有關1915年12月雲南起義的證據。關於對梁啓超的敘述提出的較早異議，見金沖及《雲南護國運動的真正發動者是誰》，收入周康燮等編《近二十年中國史學論文匯編初編：辛亥革命研究論文集，第一集（1895—1929年）》，第261—286頁。寺廣映雄：《雲南護國軍起義的主體及運動的性質》，載《東洋史研究》，17.3（1958年12月），第37頁。 [104]校註：1915年12月25日，雲南軍政大員在昆明護國寺集會，宣布雲南獨立，廢去將軍、巡按使名義，恢復民國元年都督府、民政長制，推唐繼堯為雲南都督，定反袁運動為護國運動，起義軍定名護國軍。 [105]參謀本部：《中國事變的參考資料，第8號》（1916年3月）。《袁世凱稱帝計劃事件·補充材料：反袁動亂和國內情況》，第6卷，1.6.1.75，日本外務省檔案，外交資料館，東京。 [106]校註：陳宦原為參謀次長，1915年5月1日調署四川巡按使，會辦軍務；8月25日，任四川將軍。 [107]艾伯特·A.阿爾特曼和史扶鄰：《孫逸仙和日本人：1914—1916年》，載《現代亞洲研究》，6.4.（1972年10月），第385—400頁。 [108]校註：4月上旬，廣東宣布獨立；4月12日，浙江宣布獨立；5月上旬，陝西宣布獨立；5月22日，四川宣布獨立；5月底，湖南宣布獨立。5月18日，馮國璋發起南京會議，計參加者有江蘇、安徽、江西、山東、河南、直隸、奉天、吉林、黑龍江、湖北、湖南、山西、福建、熱河等17省區代表，共20餘人；會議討論結果，「也多主張袁世凱應退出總統一職」。 [109]校註：1914年5月1日，袁世凱批准公布《中華民國約法》，廢止《臨時約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