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晚清史 · 參考文獻介紹
第一章 導言：舊秩序
在2000年中，中國積累了大量歷史文獻，以致文獻學早已成為一門專業。研究中國史的中外史學家經常提供書目，竭力防止初學者陷入浩瀚的歷史文獻之中。對於英語讀者來說，捷徑是為顯然很有才能但尚不得其門而入的初學者所寫的各種附於概論性文章後面的書目。目前，最通用的是徐中約的《近代中國的興起》和克萊德及比爾斯的《遠東：西方影響及東方反應的歷史（1830—1973）》兩書中所列的閱讀文獻。有一部概論性的著作甚至用50頁的篇幅評述了有關中國（主要是近代的）650部書，見費正清的《中美關係史》。我們這一介紹性的篇章使用了賀凱的《中國歷史與文化導論》這一最新的背景研究著作，書中附有經過選擇的書目。
所有這些西方的著作都來源於什麼樣的中國歷史記載呢？對中國感興趣的英語讀者（直到其中有更多的人能讀中文、日文書以前）事實上是不會關心成本大套地刊行的、在漢學圖書館中使用的原始資料、圖書目錄、參考書和工具書的；這類著作之龐大和種類之繁多明顯地證明了漢學的存在與發展。然而，非漢學家確實可以通過閱讀像威爾金森的《中華帝國史研究指南》這樣的漢學工具書而引起興趣和受到啟發，此書詳細提供了1911年以前在中國、日本和西方出版的有關中國的原始資料和學術著作的主要類目。繼此宏著之後的是內森的《1840—1972年的現代中國：資料和工具書介紹》，此書著錄了圖書館、檔案館以及直到70年代的有價值出版物的大量重要情報。這些最新的圖書指南也提到了它們依據的一些更早期的著作。
本文當然也反映了作者本人的一本概論性著作（費正清等編的《東亞的傳統和變化》），但是，像所有評述一樣，它也得益於許多其他作者，其中有些人的著作被引用於腳註中。
第二章和第八章 清朝的亞洲腹地
1800年和1862年間清朝亞洲腹地的歷史一直是一個被忽略的論題。這部分歷史雖有充足的原始資料可供詳細研究，但很少史學家試圖做這項工作。
最優秀的一部著作是羅薩比的《1368年迄今的中國和亞洲腹地》。克拉布的《中國和俄國的「大賭博」》一書在中俄關係方面對清朝亞洲腹地作了很好論述。蕭一山的《清代通史》第二部分（1962年修訂版）把亞洲腹地置於整個清代歷史之中加以考察，這反映了一個中國漢族人的看法。《岩波講座世界歷史》第13卷提供了有價值的背景材料，作者是荻原淳平、佐口透（他撰寫19世紀的清朝部分）、佐藤長和若鬆寬。關於亞洲腹地國際政治結構的論述，在拉姆·拉烏爾的《中亞的政治》一書中可以看到。歐文·拉鐵摩爾的《中國的亞洲腹地邊疆》一書，仍舊是所有研究亞洲腹地學者的基本讀物。最易看到的賽諾所編的《中部歐亞大陸研究介紹》是一部列舉歐洲文著作的總書目，但其中有關1800—1862年清朝亞洲腹地的著作很少。中文著作書目有鄧衍林編的《中國邊疆圖籍錄》。
清代所傳主要作品有這樣幾種：有三種文字的《欽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1795年）以及為嘉慶、道光、咸豐和同治時期寫的續編；祁韻士編輯的《皇朝藩部要略》，它利用了上述著作的材料；以及有三種文字的《欽定理藩院則例》（特別是1827年版，該版經過修訂於1843年再版）。對清朝政治制度的概述可見《會典》和《事例》，特別是1818年和1899年的兩種版本。
對於一般英語讀者來說，都能看到單獨的滿洲史、蒙古史、東突厥斯坦史和西藏史的優秀著作，另外還有用其他文字撰寫的重要史書。對滿洲作綜合論述的，只有羅伯特·李的《清代歷史中的滿洲邊疆》一書。
論述蒙古的歷史文獻更為豐富，但它們往往重在敘述外蒙，比較忽視內蒙和衛拉特。用英文編寫的主要著作有鮑登的《蒙古近代史》和米勒的《內蒙古的寺院和文化變化》。但是，論述最充分的是蒙古人自己編寫的著作，如《蒙古人民共和國通史》第2卷（1604—1917年），納扎格多爾濟的《滿洲統治時期的喀爾喀簡史，1691—1911年》，以及題旨比較狹窄的一些文件匯集和專著，特別是納扎格多爾濟和那桑巴爾吉日編的《四艾馬克稅冊》；那桑巴爾吉日的《1691—1911年外蒙對滿清王朝履行的義務》，以及那桑巴爾吉日和納扎格多爾濟編的《18世紀至20世紀初的人民申訴書》，此書已由拉錫登杜格和弗隆尼卡·維特合作譯成英文。
主要的中文著作有張穆的《蒙古遊牧記》，此書已由波波夫譯成俄文，又由須佐嘉桔譯成日文。中文的著作書目有張興唐編的《蒙古參考書目》（台北，1958年版）。
論述19世紀蒙古的許多最重要的歷史著作大部分出自日本和蘇聯的歷史學家之手。兩部有名的舊著是：矢野仁一的《近代蒙古史研究》和橋本光寶的《蒙古的喇嘛教》；這兩部書基本上已被隨後出版的田山茂的《清代的蒙古社會制度》所吸收並替代，此書是研究清代蒙古史的所有學者的必讀書。關於日文的蒙古學書目有岩村忍和藤枝晃合編的《1900—1972年蒙古研究文獻目錄》。主要的俄文著作有格魯姆-芝邁洛的《蒙古西部和烏梁海邊區》卷2：《與中亞史有關的各該國家的歷史綱要》，以及蘇聯和蒙古學者合寫的《蒙古人民共和國通史》（此書於1967年予以修訂並增補。1954年有中譯本）。胡爾拉特編了《有關蒙古的著作書目》1—3卷，其中主要收錄的是俄文書，也有其他歐洲文字的著作。在文學方面，有米哈伊洛夫的《蒙古文學遺產》，此書是一簡明本著作。論述19世紀蒙古文學史的最重要作品是海希格的卓越著作《蒙古文學史》第1卷。
研究19世紀70年代以前時期新疆的主要權威是佐口透，他的《18世紀至19世紀東突厥斯坦社會史研究》及其有關此研究領域的許多論文指導著這一領域。他的《東突厥斯坦》一書中有兩個部分已譯成英文，即《浩罕王國的東方貿易》（第六章，載《東洋文庫研究紀要》1965年第24期）和《1760—1820年白山派和卓的復興》（第二和第七章中的部分譯成，載《亞洲學報：東洋文化研究所通報》1968年第14期）。他的《俄國和亞洲的草原》一書對16—19世紀的中亞史作了引人入勝的介紹。日文著作的一本重要研究書目是袁同禮和渡邊宏合編的《1886—1962年新疆研究文獻目錄》。
對於六城地區各次暴亂的最有影響的記述是魏源的《聖武記》，此書在新亞政務部的贊助下已譯成日文（1943年）。論述張格爾的部分由伊姆波爾特—胡阿特譯成法文，載入他的《中亞文獻匯編》。中國人研究新疆史的主要著述有曾問吾的《中國經營西域史》。中亞本地人的著作是穆罕默德·阿明的《東突厥斯坦史》，此書是用分離主義的觀點寫成的。張格爾的聖戰在曹振鏞等人編的《欽定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中有敘述。
蘇聯的卓越歷史學家庫茲涅佐夫的著述大大推進了這個領域的研究，他出版有專著《19世紀上半葉清政府在新疆的經濟政策》，以及下面幾篇重要文章：《論張格爾運動的反動實質》（載《蘇聯哈薩克科學院通報，歷史、考古和人種學專集》1961年第1期）、《論19世紀第二個25年期間清政府對東突厥斯坦的政策》（載《蘇聯哈薩克科學院通報，歷史、考古和人種學專集》1961年第2期）、與上面專著同名的《19世紀上半葉清政府在新疆的經濟政策》（載《哈薩克科學院通報，歷史、考古和人種學專集》1961年第3期）、《18世紀末哈薩克和中國的貿易關係》（根據中文資料）（載《蘇聯哈薩克科學院瓦里哈諾夫歷史、考古與人種學研究所著作集》1962年第15輯）和《關於19世紀上半葉英、俄兩國同新疆貿易的問題》（載《蘇聯哈薩克科學院通報，社會科學專集》1963年第6期）。前三篇文章有英文摘要，名《19世紀上半葉清政府對新疆的行政管理》（載《中亞評論》第10卷第3期，1962年）。
杜曼的《18世紀末清政府在新疆的土地政策》一書論述了與19世紀有關的許多事實，他把此書內容又壓縮成為《清帝國對準噶爾和東突厥斯坦的征服》一文（載齊赫文斯基編《滿人在中國的統治》一書中）。
19世紀，隨著英、俄兩國敵對的加劇，雙方加緊在新疆收集情報，最後提出了兩篇事實上能互相配合的報告。俄國的一篇報告是瓦里哈諾夫的《論1858—1859年六城的形勢》，此文後來又被瓦里哈諾夫《全集》第二卷中發表的有關準噶爾和六城地區的其他許多文章所充實。與此相應的是英國人戴維斯編寫的報告《英屬印度西北邊境諸國貿易和資源的報告》。戴維斯的這份報告雖然對史學家有很大價值，但似乎被完全遺忘了，而瓦里哈諾夫的記述卻實際上給後來的整個學術界留下了印象。這個記述的英譯本見於約翰和羅伯特·米其爾的著作中，譯名為《中亞的俄國人》。
貝柳大量吸取瓦里哈諾夫的材料寫成了《喀什噶爾史》一文，此文收錄在福賽思的《1873年出使葉爾羌報告》中。福賽思的俄國同時代人庫洛珀特金寫了一份對應報告，標題是《從歷史和地理方面略述喀什噶爾的軍事實力、工業和貿易》，並由瓦爾特·高恩譯成了英文。庫洛珀特金的報告也應大大地歸功於瓦里哈諾夫；而在所有全面敘述東突厥斯坦的歷史中，最優秀的是格里戈里耶夫的《東突厥斯坦或中國突厥斯坦》，它也同樣得益於瓦里哈諾夫，此文載於他的《利特爾地理志》第二部分，此書也包括戴維斯《報告》中的資料。另一些俄國人的重要著作可以在庫茲涅佐夫上述的《清政府在新疆的經濟政策》一書的書目中看到。
對西藏史的論述相當全面，但1800—1862年這段時期未受到應有的注意，而且文獻論述的重點是西藏本身。青、康兩地區特別為近代史學家所忽略。英文的主要論著有卡拉斯科的《西藏的土地和政體》；拉姆的《不列顛和中國的中亞：1767—1905年通往拉薩之路》；黎吉生的《西藏簡史》；塗奇的《雪山之國西藏》；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斯內爾格羅夫和黎吉生的《西藏文化史》；石泰安的《西藏文明》；還有彼特奇的《1728—1959年西藏的貴族和政府》。羅克希爾的《拉薩的達賴喇嘛及其同清帝的關係（1644—1908）》（載《通報》第11卷，1910年）現在仍然有用。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一書第335—339頁開列有關於西藏的原始資料。關於日本研究西藏的主要著述，有鈴木中正的《圍繞西藏的中印關係史》。舒爾曼的《達賴喇嘛史》也是一部有價值的著作。
施拉姆的《甘藏邊境的土族》一文對青海湟中地區作了闡述，此文第一篇載《美國哲學協會會刊》自然科學類，1954年第44卷第1部分；第二篇載《會刊》自然科學類，1957年第47卷第1部分；第三篇載《會刊》自然科學類，1961年第51卷第3部分。論述拉達克歷史的主要作品有弗蘭克的《西藏西部史》；關於1800年和1862年間的記述，坎寧漢的《從自然、統計和歷史角度看拉達克，兼其及毗鄰諸國》一書是必讀書。關於不丹，可看拉烏爾的《近代不丹》，此是有用之書。關於尼泊爾，可看羅斯的卓越著作《尼泊爾：求生存的戰略》，這是一部資料豐富而又引人入勝的讀物。
第三章 清王朝的衰落與叛亂的根源
關於嘉慶和道光時期的中國本國史，現在還沒有人用哪一種語言寫出能使人滿意的著作。這不是因為資料缺乏，而是因為我們對近代史的概念已形成這種傾向：即或者想促進對清朝基本制度形成時期的研究，或者想促進研究這些制度對於西方挑戰的反應。因此對這個重要時期，即晚清帝國社會的突出問題已在政治生活和思想生活中被感受到的時期，沒有多加研究。因此，要寫出重要歷史著作的機會是非常之多的。
研究這個時期必須從它在漫長的清代歷史中的地位入手。何炳棣撰寫了兩篇出色的綜合性論文，表述了他對清代中期總的看法：其一是《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亞洲研究雜誌》1967年2月號）；第二篇是《1368—1953年中國人口的研究》一書的第九章。另一篇關於清代前半期的綜合性論文是小韋克曼的《1683—1839年鼎盛時期的清帝國》（載克勞利編的《近代東亞論文集》）。有兩部標準的中國清代史，一是孟森的《清代史》，此書對於全面分析清代政治制度最為有用；一是蕭一山的《清代通史》，此書包括大量從官私著作摘引而常常不見於文獻記載的細節，還有引自「外史」的許多趣聞軼事。鈴木中正論述白蓮教叛亂的一些著作占著主導地位，它們已在這一章的注釋中交代明白。要了解各種文字所寫的專題參考論著，可查閱施堅雅的《近代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論著類目索引》一書。
在大量中國宮廷檔案和軍機處檔案公布以前（對19世紀末檔案的整理工作已經在台灣開始進行），有關19世紀早期史的基本資料仍然是《大清歷朝實錄》及其他權威性的文獻集。威爾金森的《中華帝國史研究指南》一書對這些資料的性質進行了討論。對於原始資料最有價值（但尚未充分利用）的綜合性介紹，特別應該提到《皇朝政典類纂》這部政務大全，編者是席裕福，其中廣泛引用了官方和非官方的著作，並且註明了它們的出處。
官方政策的發展可以通過一些官方文件匯編和各種類書來探索，但研究地方社會的情況則是一個更加困難的問題。除了數以千計的地方志（縣以上皆有方誌），有價值的材料也可見於用宮廷檔案編成的兩部奏疏匯編：一部是羅振玉編的《皇清奏議》，其中包括直到1820年為止的奏摺；另一部是此書的續編，即王雲五編的《道咸同光四朝奏議》。這些奏議顯然抄錄自清代宮廷，雖然它們是為了作為範例（思想的和文學的），而不是因在制定政策方面有其重要性，但它們對於詳細了解地方情況有著巨大價值。
除非我們能夠弄清楚官方文獻背後的一整套非正規的關係，否則我們對這一時期的了解，將依然是膚淺的。最好的辦法之一是利用傳記。恆慕義編的《清代名人傳》是標準的英文參考書，其中包括有文獻參考目錄。然而，恆慕義的著作內容僅限於主要官員和一些有影響的或德高望重的學者紳士。威爾金森著《中華帝國史研究指南》附有中文的清代名人索引。在傳記書中，最有用的是錢儀吉編的《碑傳集》和李桓編的《國朝耆獻類徵》。後一部書的每一人的傳記一般收有國史館編的官方傳記和來源於其他史料的一種或一種以上的傳記。前一部書只包括私人撰寫的紀念文章和少量摘自方誌的記述，都有出處。比起《國朝耆獻類徵》來，《碑傳集》往往對每一個人收有更多的記述。這兩部書最好是合起來使用，雖然許多材料是重複的。《碑傳集》完成於1826年，後來又編寫了《續碑傳集》（繆荃孫編）和《碑傳集補》（閔爾昌編）。沒有收在這些重要集子中的個人傳記常常可見於清史館編的《清史列傳》。這部書只對每個作傳對象登一篇官方傳記。對私人所寫傳記探本求源，除了可以與其他資料進行核對以外，還是了解友情和政治結合這些非正式結構的有用的初步線索。
在所謂的野史或外史中，有著研究清代歷史和政治的豐富的、基本上尚未被發掘使用的材料。下面列舉的七部書是這類著作中最好的。由小橫香室主人編的《清朝野史大觀》，共十二卷，其中軼事引自110多種資料（有些資料由編者在前言中列舉）和編者本人的回憶，但均無出處。著名的多卷本著作《清稗類鈔》（十二卷），徐珂編，分為92類，每類按年為序編成。此書內容已被編入佐伯富編《中國隨筆雜著索引》中。裘匡廬（裘毓麟）編的《清代軼聞》，共分7類，如名人、宮闈瑣談、外交關係及太平軍叛亂等，這些資料均無出處。編者提供了「幾百部」參考書的一部分書目。歐陽紹熙所編《清譚》，分為宮廷事務、軍事問題、外交關係、自然災害和權貴等類。在有些情況下，編者給個別條目註明了資料來源。姚永朴編的《舊聞隨筆》，對只提姓或字的人物註上了他們的名字。李岳瑞（李孟符）編的《春冰室野乘》則未予分類，但其中也包括了許多曾在其他資料（如上面提到的《清譚》）中出現過的著名軼事。
在這類書中，最後一部分受到較多注意和尊重的資料是滿人昭槤親王的《嘯亭雜錄》和《嘯亭續錄》。《續錄》是在1826年完成的，因此主要是對嘉慶年間的觀察。他的觀察是了解和珅年間和嘉慶初年的有價值的史料。這兩本書的內容1954年已被編入東京大學東洋史研究會出版的《中國隨筆索引》中。
第四章 廣州貿易和鴉片戰爭
關於廣州貿易史和鴉片戰爭史的文獻材料是很豐富的。除了在對第五章的書目介紹中提到的原始資料外，還有一些加有注釋的外交文獻集，如蔣廷黻編的《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兩卷本）、傅樂淑的《中西關係文件匯編（1644—1820年）》和郭斌佳的《第一次英中戰爭評論》。陶希聖的《列強侵略》（四卷本）由國民黨紀念辛亥革命50周年委員會出版，其中所收文章和回憶錄是北京的論述鴉片戰爭的文集（齊思和編的《鴉片戰爭》）所沒有的。
比鴉片戰爭更早的中國和西方的外交關係，普里查德在其1936年出版的《英中關係的艱難歲月（1750—1800）》一書中作了部分論述，並闡明了歐洲人的觀點。在費正清所編《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一書中的許多出色文章對中國的外交事務概念作出了更加新穎的評價；而費正清的傑作《中國沿海的貿易和外交》一書中的開頭幾章，對中國處理外交關係的方式作了迄今為止最好的評論。
馬士在其《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5—1834年》（五卷本）一書中，幾乎確鑿有據地詳細記述了19世紀以前貿易的背景。格林堡在其《鴉片戰爭前中英通商史》一書中，對散商的「港腳貿易」作了精闢分析，此書是根據劍橋大學的查頓檔案研究寫成的。對鴉片戰爭前中外貿易最優秀和最概括的研究著作是德米尼的權威著作《中國與西方：18世紀的廣州貿易》（共三卷，對開本）。
有許多論述廣州行商的有價值的著作。最早的一篇文章是法國漢學家考爾迭寫的《廣州行商》，載於《通報》。梁嘉彬根據中文材料寫了一部內容非常廣泛的著作《廣東十三行考》，在1937年出版。後來，巴蘇寫了一篇博士論文，題為《亞洲商人和西方貿易：對1800—1840年加爾各答和廣州的比較研究》，此文詳細敘述了行商和其他商業團體（如印度商人、波士頓的私人商行和塞勒姆私人商行）之間的關係。張榮洋有一篇重要文章，題為《對1784—1834年中國貿易和財政的再評價》（載《商業史》雜誌1965年1月號），此文也強調指出了這些貿易關係和廣州貿易中私人匯票所具有的重要意義。
上述許多論著都著重敘述了鴉片對於散商和公司進行的對華貿易具有的重要性。歐文在《英國在印度和中國的鴉片政策》（1934年出版）一書中對英國政府的鴉片貿易政策作了詳細研究。三年後，科斯廷出版了他的《1833—1860年的英國與中國》，其中頗為謹慎地論述了鴉片問題。韋伯斯特爵士的《巴麥尊在1830—1841年的外交政策》（兩卷本）一書後來從英國自由派運動的觀點考察了中國問題，因而強調的是英國的國內政治問題，而不是鴉片貿易對英國政府經濟上的重要性。然而，上面提到的格林堡糾正了這個偏差。最後，研究鴉片問題的最有權威的著作是斯賓士的《清代吸食鴉片概況》，此文載小韋克曼和格蘭特合編的《中華帝國晚期的衝突與控制》。張馨保的重要著作《欽差大臣林則徐和鴉片戰爭》一書，詳細考察了中國對鴉片貿易的反應。還有一本用中文為欽差大臣林則徐寫的優秀傳記，即林崇墉的《林則徐傳》，其中相當詳盡地敘述了林則徐的禁菸措施。
鴉片戰爭本身引起當時的觀察者和參與者寫下了大量的回憶錄。在西方，像奧赫特洛尼的《英國的對華戰爭》和伯納德的《1840—1843年復仇女神號航行和服役記事》（均出版於1844年），都生動地描述了衝突情況。在這兩部書的影響下，又出現了一系列生動地描寫鴉片戰爭的軍事史書，首先是1946年出版的科利斯的《外國泥淖》，接著是1964年出版的賀爾特的《在中國進行的鴉片戰爭》，最後是比欽的《中國的兩次鴉片戰爭》。在這類英文著作中，寫得最好的是費伊的《1840—1842年的鴉片戰爭》一書，此書把軍事史和對社會及政治的精闢分析結合了起來。
也有戰爭參加者所寫的中文回憶錄。林則徐本人的《林文忠公全集》（兩卷本）內有當時的日記以及給朋友的書信和呈給清帝的奏摺。林則徐的顧問們也寫了有關鴉片戰爭的歷史，如梁廷楠的《夷氛記聞》，以及魏源《聖武記》中的部分章節；派克在1888年已將它們的一部分譯成英文，書名為《中國人對鴉片戰爭的記述》。1851年，夏燮發表了他的《中西紀事》一書，此書對這一時期的中西交往史作了更加全面的敘述，而且包括許多第一手材料。在先前提到的一些文獻集子和阿英的《鴉片戰爭文學集》（兩卷本）中還有當時其他一些記述，其中有些內容（包括林則徐日記）已被譯成英文，收於韋利的既富於同情心而又引人入勝的《中國人眼中的鴉片戰爭》一書中。
蔣廷黻的幾篇著作對於締結《南京條約》的歷次談判進行了探討，其中包括他用英文寫的關於把同樣的商業特權普遍給予西方各國的一篇文章（載《中國社會與政治學評論》1931年10月）。這些談判既是鄧嗣禹的《張喜和南京條約》一書的主題，也是上述費正清論述貿易和外交那部著作的主題。最後，研究太平天國的史學家謝興堯的幾篇重要文章，討論了鴉片戰爭對社會和經濟的影響。這些文章收錄在他的《太平天國史事論叢》中。鴉片戰爭與太平軍叛亂起源之間的關係問題，也是波多野善大論述太平天國的一篇文章（載日文《歷史學研究》1951年3月）和小韋克曼的《1839—1861年中國南方的社會騷亂》一書的研究重點。
第五章 條約制度的形成
有關19世紀40年代末和50年代中國「開放」或者說外國入侵的資料，有著非常明顯的淵源可查。首先是英國在入侵中國的事件發生後不久就在議會文件（即藍皮書）中公布了英國一方的報道——如1840年的大藍皮書和1859年的488頁的藍皮書；這兩本藍皮書中的文件說明了英國的政策為何必須這樣發展。了解才能得到諒解，從那時起人們已理解了英國的行動。只是到最近才出現對一些證據重新評價的研究作品，例如，提出1856年駐廣州巴夏禮領事在引起第二次鴉片戰爭時謊稱「亞羅」號上掛有英國國旗之事（見第五章注42）。
中文方面的可利用資料只是在1930年才開始出版，這就是北京故宮博物院編的關於「籌辦夷務」的專集，它自1836年道光時期經咸豐和同治時期至1874年止（見下面書目中的《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和斯威舍的《1841—1861年中美關係研究》一書中的記述）。從20世紀30年代初到1937年，從故宮文獻館中出版了大量有關中外關係的文獻（見費正清的《清代文獻入門提要》中的目錄）。1936年東京出版了《大清歷朝實錄》（共4485卷），所以史學家們大出意外地能夠得到迄今基本上還是保密的和體現了清政府主要意圖的官員們的重要奏摺和皇帝的諭旨。不錯，有些宮廷起居注選編（像《東華錄》，以及一些重要官員奏議集在20世紀30年代之前就可以得到，但其數量還不足以促進這個方面的研究，那時許多研究者也沒有根據藍皮書的豐富內容去搜索倫敦檔案局保存的材料。
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的40年中，中英雙方都提供了更多的文獻：倫敦檔案局中有從中國帶回的英國公使館和領事館的檔案，有機密印刷品（參見羅惠民的《外交部關於中國及其鄰國的機密文件》）和最近從英國駐北京大使館帶回的中文檔案（參見龐百騰著《對倫敦檔案局所藏廣東省檔案的批判性指南》）。日本在這方面也由佐佐木正哉作了貢獻，他連續公布了數卷在倫敦檔案局發現的中文材料（見浦地典子、費正清和市古宙三編的《1953年以來日本對近代中國的研究》）。
中國方面，從1950年以來台北和北京都出版了一些內容廣泛的文獻集，值得特別注意的是1954年出版齊思和編的六卷本《鴉片戰爭》一書，它竭力用文件說明人民大眾的心情和行動，以補充書中官方記載的不足。特別值得重視的是阿英（錢杏邨的筆名）編的來源於民間的資料。
條約口岸很早就開始產生了一批論述當時中國的文獻，此傳統一直持續不衰。第一個漢學權威是德庇時爵士，他原是東印度公司的一位官員，後來為英國駐香港的全權公使和總督，1836年他出版了兩卷本的《中華帝國及其居民概論》，後來1857年出了修訂版，篇幅擴大到980頁，仍為兩卷本。那時，衛三畏的《中華帝國地理、政府、文化、社會生活、藝術和歷史概述》（兩卷本，1848年初版，第1204頁；1883年修訂版，第1611頁）一書已超過了德庇時的著作。衛三畏的著作是這類書籍中最有影響的一部。此書直接反映了1833年以來駐廣州外國人的經驗，特別是表達了早期傳教士們的觀點。這部書還利用了在廣州和澳門出版的《中國叢報》月刊（編者為裨治文和衛三畏，從1832年辦到1851年）。1845年在香港開始出版《中國差報》，1850年在上海出版《北華捷報》。所有這些報刊都刊載各種事件，同時也用來表達並保存了外國人對中國事務的看法。
由於有了這些可利用的資料，出現了一位重要的歷史學家，他就是退休的中國海關監督馬士（他在哈佛大學1874年得文學士學位，1924年得文學博士學位）。他的《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1卷於1910年出版，是「藍皮書歷史」的主要經典著作。馬士有30年當晚清官員的經驗，這使得他對1834—1860年記載的論述有一定程度的現實性和（對他那個時代來說）難得的公正性。在日本，論述這一時期的主要著作已由東京大學坂野正高教授發表（參見浦地典子等人的《日本對近代中國的研究》中的二十多個條目）。他的主要英文著作是《1858—1861年的中國與西方：總理衙門的起源》。當然，另外一些有價值的著作已在第五章的腳註中列出。
記述通商口岸人物的著作有萊恩—普爾和迪金斯的熱情洋溢的兩卷本《巴夏禮爵士生平》，以及米基記述阿禮國爵士生平的兩卷本《維多利亞時代一位駐華的英國人》。巴夏禮與阿禮國這兩位書中人物現在應當受到重新評價。旅行記包括法國神父古伯察所著引人入勝的觀察記《一次穿越中華帝國的旅行》（兩卷本），以及英國植物學家福鈞的觀察記，他為印度獲得茶種，在19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三次穿越中國內地各省旅行。兩次鴉片戰爭使參戰的外國人寫下了許多回憶錄。
中國的觀察家在當時也寫下了大量的著作。最著名的是魏源的《海國圖志》和徐繼畬的《贏環志略》：這兩部書在19世紀40年代是作為世界地理出版的；最近倫納德、米切爾和德雷克等人對它們進行了研究。已故的張馨保研究欽差大臣林則徐的著作已在上文提及。J.Y.黃則根據倫敦檔案局的廣東省檔案研究了葉名琛大臣。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根據總理衙門檔案寫了四十多種專著，主要涉及的是1860年以後的時期，但是呂實強和王爾敏等人的著作也涉及1860年以前。
論述法國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的作用的著作，可參看卡迪的《法帝國主義在東亞的根基》。關於香港本地史的著作，見恩迪科特的《1841—1962年香港的政府和人民》。上海的早期歷史尚有待研究。
然而總的來說，如果把整個有關中國和西方最初密切接觸的歷史研究工作用出版的經濟、文化、社會和政治等方面的著作來衡量時，史學家們在這方面似乎處於發軔階段。這部分是因為他們的注意力被吸引到1860年以後的更大事件上，部分也是由於對整個19世紀上半葉中國史的研究尚未充分展開。現在還沒有發現用任何文字撰寫的論述嘉慶和道光時期（1796—1850年）的重要著作。《歷史研究》雜誌上的文章已經提出了問題並表明了新的看法，我們期待眾多的中國史學家們能做出成績來。
第六章 太平軍叛亂
由於基本資料既缺乏，又流失於全世界，直到20世紀30年代才開始有專攻太平軍叛亂的史學。羅爾綱的《太平天國史綱》現在仍然是最好的一部概論性著作。在他的帶動下，新一代有創見的史學家根據從外國博物館和圖書館新發現的許多中文資料，開始開發這個領域。在西方，1927年黑爾突破了前此從通商口岸的角度觀察這次叛亂的觀點；他的《曾國藩和太平軍叛亂》一書通過利用曾國藩全集的資料扎紮實實地用中國人的觀點來考察常勝軍。自那時以來，出現了大量的資料集和研究著作，要了解它的概貌和廣度，最好去查閱鄧嗣禹所編的優秀的批判性書目——《關於太平軍叛亂的史學》，此書對東亞文字和西方文字所寫的資料及專著都進行了評述。
研究人員還有必要參考張秀民等編的《太平天國資料目錄》，它以擁有各省的資料見長。關於地方志中的重要材料（這是了解叛亂對地方社會所起影響的唯一途徑），可參考郭廷以的《太平天國史事日誌》所附的374篇書目。
自從鄧嗣禹的書目出版以來，大量重要著作問世。其中論述這次運動的最優秀的英文著作是邁克爾和張仲禮的《太平天國叛亂的歷史與文獻》。第一卷是精心研究的敘事史。第二、三卷是篇幅龐大的新譯太平天國文獻集，其範圍從主要的典籍直到片斷的曇花一現的事件。除了內容廣泛的東亞和西方文字寫的書目外，這三卷書中的評點性注釋使它成為認真研究太平天國者的必備之書。
自鄧嗣禹的書目問世以後，又出版了一部大部頭資料集，這是南京太平天國博物館根據從各省地方圖書館周密搜尋得來的資料編成的（顯然由羅爾綱指導進行）。發現了許多罕見的或未曾公布的資料，由於收集的全部資料分量過大，不能完全發表，所以出了六卷選集，即《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還發表了一部點燃太平天國叛亂的宗教小冊子的複製本，即梁阿發的《勸世良言》，這是一份人們經常討論但卻很少讀過的罕見文獻。
晚近另一些著作中有王爾敏研究李鴻章淮軍的《淮軍志》；鄧嗣禹的《太平軍叛亂和西方列強》，此書的內容大大超出了書名的範圍，也論及這次運動的許多附帶事件，包括另外一些叛亂在內；而簡又文的有長期價值的著作《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已有英文節本。其他一些可使用的資料另見第六章的腳註。
第七章 中俄關係，1800—1862年
已出版的有關19世紀中俄關係的書籍，著重研究的是璦琿條約、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的談判。對於中俄貿易，特別是新疆的中俄貿易。以及對固勒扎條約背景的研究則很不夠。蘇聯著作主要是試圖開脫它侵占清朝領土的罪責。中國著作則針鋒相對地予以譴責。甚至對這個題目，持任何一方觀點的人都沒有發表過分析深刻的論著。我們期待著全面了解俄國政府內部關於黑龍江問題的意見和穆拉維約夫按照官方訓令行事的程度。我們還希望了解北京怎麼會容忍事態發展到讓俄國侵吞領土的地步，清政府對滿洲東北部的了解或關注的程度有多大，以及喪失領土在中國產生了什麼反應。（政府對此是如何解釋的？誰關心過此事？）
對英語讀者來說，克拉布的《中國和俄國的「大賭博」》一書是研究整個中俄關係的最好著作。對1858—1860年間的談判論述最充分的是奎斯特德的《1857—1860年俄國在東亞的擴張》。徐中約的《中國進入國際家庭》一書也很有價值。更早一些時候論述俄國合併黑龍江的優秀著作是拉文斯坦的《俄國人在黑龍江》。論述19世紀的中俄關係而以18世紀為背景的有法烏斯特的《1727—1805年俄國對華貿易及其背景》。
蘇聯的最重要著作是斯拉德科夫斯基的《1917年以前俄國各族人民同中國的商業經濟關係史》和納羅契尼茨基的《1860—1895年資本主義列強在遠東的殖民政策》。巴爾蘇科夫的《穆拉維約夫-阿穆爾斯基伯爵》一書仍舊是研究俄國在黑龍江活動的必要資料。對於研究總的俄國對外政策來說，《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俄國對外政策》是一大貢獻。《俄國東方學史概論》叢書，提供了關於俄國漢學、蒙古學及有關學科的發展的有見識的資料。
中國關於1800—1862年中俄關係的學術成績粲然可觀，但是大半都著重談領土喪失問題，而且對俄國擴張行為的評論過分簡單。對俄國行為的大部分論述無非反映了他們的認識，即俄國人需要一個不凍港口，以及他們在中近東受到了挫折；例如，陳登元的《中俄關係述略》和曾志陵的《中東路交涉史》即是如此。陳復光的《有清一代之中俄關係》一書對中俄關係有較深刻的認識，它還使用了俄文材料。
最好的一本書是趙中孚的出色的研究著作《清季中俄東三省界務交涉》。
關於包括蒙古和新疆邊界在內的整個中俄領土問題，研究最全面的是程發軔的《中俄國界圖考》（1970年增訂版）。此書由於為清帝國提出過分要求，對清朝的藩屬的涵義作了誤解，從而損害了它自己的論據。此書和第20頁相對的那張地圖頗引人注目，它把浩罕、布哈拉、阿富汗、尼泊爾、不丹和緬甸都劃入清朝版圖。雖然如此，但此書資料豐富，如果審慎地使用，還是有所幫助的。在《中俄交界詳圖》一書中可以看到極其出色但尚欠細緻的地圖。
上述趙中孚、克拉布、奎斯特德、斯拉德科夫斯基等人的著作以及徐中約的《伊犁危機》中，都附有不同文字的參考書目，包括一些日文著作。主要的原始文獻匯集有《清代籌辦夷務始末》、《籌辦夷務始末補遺》和《四國新檔》（第三卷）。
第八章 清朝的亞洲腹地（已見上文，茲不贅）
第九章 清代的中興
研究清朝中興，在書目和概念方面仍然要以芮瑪麗的《同治中興》一書作為起點。至少對同治時期（1862—1874年）來說，芮瑪麗不僅僅鑽研了《大清歷朝實錄》，而且還鑽研了許多呈給皇帝的奏摺匯編，更不用說許許多多次要的中文著作了。但是清代文獻性質是如此蕪雜，數量是如此龐大，以致一部描述有清一代的全面著作不可避免地會遺漏某些資料。此書較為重要的遺漏是現已發表的曾國藩和胡林翼之間的機密通信；另一些重要遺漏是已公布的地方大員的「批牘」部分，包括像曾國藩、胡林翼等督撫對地方官（府縣官員和地方統領）的呈文的「批答」。根據留存的江蘇巡撫1868—1870年文件中內容廣泛的「批牘」，奧斯科在1975年後期完成了《丁日昌在同治中興時期的江蘇》這篇優秀的耶魯大學博士論文；此文研究了芮瑪麗所研究的一個課題，即衙門胥吏的行為方式未起變化，他們仍在收稅和處理訴訟方面起重要作用。
自從《同治中興》發表以來，北京史學家公布了他們的文獻匯集，其中有些文件選自未轉移到台北的故宮檔案和軍機處檔案（雖然清代歷朝的大部分極珍貴的文獻現在在台北，但是同治時期的大批文件仍留在北京）。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已經系統出版它所保管的總理衙門檔案。許多官員和學者的集子目前已在台灣重印，迄今尚不易得到的許多地方志也在台灣印行。雖然芮瑪麗未見過的資料中只有一部分現在得到了研究，但所做的新探討已足以引起爭論和提出對這一時期的新觀點。
邁克爾在他給斯佩克脫的《李鴻章和淮軍》一書所作的導言中論證說：「沒有什麼真正的『同治中興』，因為地方政權一旦建立，就得繼續下去。」但是芮瑪麗在評論斯佩克脫的這本書時（載《亞洲研究雜誌》1966年2月號）指出：斯佩克脫先生本人好像在書中半途改變了他的看法，他在書中第171頁上聲稱，地方利益和帝國有利益之間的衝突「在李鴻章身上（更不要說曾國藩）也許部分地被弄得模糊不清了，因為在他行使的中央職能和地方職能之間不可能劃出一條清楚的界限」。此後的論著有李國祁（論劉坤一在江西）、阿謝德（論1875年之後的幾任四川總督）和貝斯（論1884—1889年期間張之洞在廣東）等人的文章，已經證實了芮瑪麗有關中央繼續擁有大權的論點。晚清督撫們的所作所為與清初的「三藩」很不一樣。皇帝在19世紀後期任免官吏的權力，像鴉片戰爭前的年代一樣，事實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魏秀梅的統計學分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3年）表明，整個光緒年間98.6%的巡撫和82.4%的總督在一省供職均不超過六年。
論述督撫以下人事政策問題的專著有兩部，它們都強調同治時期官員們日益使用「幕友」的重要性，這就是弗爾索姆的《晚清時期的「幕府」制度》和波特的《曾國藩的私人官僚班子》。弗爾索姆使用「幕府」一詞來概括全部朝廷許可的和半正式的辦事處局（像厘金局、製造局，甚至勇營），從而把「幕府」這個特定的詞變成了一個隱喻。但是像斯佩克脫一樣，弗爾索姆也指出像曾國藩等高級官員和被他們引進半正式的政府處局的那些人之間的私人感情具有重要意義。但波特的著作論證說，儘管有這種「儒家」式的關係，但湘軍及其許多所屬單位很重視專長，已經在相當程度上走上了「專業化」的道路。在曾國藩這位欽命統帥的推動下，內戰的危機迫使清廷進行了某種程度的行政合理化的改革，這個行動足以促使始於19世紀60年代的「自強運動」發展起來。這兩部書使我們目前對曾國藩和李鴻章的認識大為增加，儘管像曾國藩、胡林翼、李鴻章和左宗棠這些人物的經歷仍然有待於充分地評價。
芮瑪麗關於清代中興的論點遇到了庫恩（《中華帝國後期的叛亂及敵人》）和波拉切克（《同治中興時期的蘇州》）的最強烈的挑戰。庫恩的卓越的研究著作，不僅闡明了規模甚小的地方防衛力量在與太平軍戰爭中所起的作用，而且也指出了在1864年後地方名流在縣以下的地方可能加強了治安和財政管理等方面的權力。這個重要假設必然會促進學者去探討光緒時期的浩瀚的史料，以研究各省的帝國新型軍隊在面臨動亂時的部署和官員們試圖恢復「團練」的經驗，例如在1891年長江流域普遍發生反基督教騷亂時期的這類情況就應該研究。
波拉切克甚至更加確信，清朝在19世紀60年代的勝利，只是導致紳士勢力超過官僚（包括基層官僚在內）。此外，他對甚至戰後恢復時期實行的儒家經世之道的吏治也有懷疑。他從一篇研究農村佃戶困境的優秀著作《租核》中得到了重要論據，此書是陶煦在1876年和1884年間寫成的；陶煦是江蘇的一個文人，他批評馮桂芬只是半心半意地支持減租，雖然後者1863年在江蘇東部為減賦作了很大努力。（《租核》一書首次發表於1895年，1927年由其子重印，後被鈴木智夫複印而成為他1967年的一篇文章的附錄）。這份有價值的史料連同村松祐次所編的論述江南地主租棧業的一本論文集（1970年）一起，現在值得引起研究同治時期學者們的注意，也應引起研究儒家經世之道的所有學者的注意。因為我們必須做出抉擇，要麼接受，要麼以某種形式修正波拉切克的這個論點：佃戶的人數在中國許多地區比勉強能自給的農村小土地所有主人數更多，從他們的立場來看，即使紳士和官吏中最想改革的人實際上也是虛偽而貪婪的，因為這些人並不關心眾多老百姓的疾苦。
第十章 自強運動：尋求西方的技術
要研究被稱之為「自強」（或稱之為「洋務」）運動的政策和方略，奏議和諭旨仍然是基本史料。可是，雖然我們從八卷本的文獻匯編《洋務運動》（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能看到一些情況，但在為一些官員身後出版的文集中所收的半私人信件也能透露出更多的內情。這部八卷本的匯編還有另外四類：（1）雜文，例如從薛福成或鄭觀應談改革問題的文章中抽出的章節；（2）雜記，例如在王韜的幾篇上海隨筆中抽出的關於江南製造局的簡述；（3）傳記，像官僚買辦徐潤的自傳；（4）日記，如翁同龢（清帝的老師，在京畿追求權勢）的極其有價值的日記，它們對了解直到1898年年中為止的北京政治是不可缺少的。
總理衙門制定政策的問題，特別反映在兩位通商大臣和其他以督撫為一方同總理衙門為另一方的來往文件（附有下屬官員的文件）中。這個問題現在可以利用九卷精裝本或者十七卷平裝本的《海防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進行研究。這部資料集有時收有總署大臣們坦率直陳的半私人信件，可以用來和督撫們的私人信件（如李鴻章給丁日昌的信）相對照，進而推斷他們向清帝上疏時的動機。《海防檔》中涉及實施各種不同革新計劃的材料，可以和中國及西方的個人或報刊上的記述合起來讀：例如，包耳格所著馬格里的傳記中保存的馬氏的信件，或者在《北華捷報》或《申報》上發表的有關機器製造局和學校的報道，均可讀。
關於西方報刊的資料，可參看弗蘭克·金和克拉克合編的《1822—1911年中國沿海報紙研究指南》。關於赫德及其下屬海關稅務司的作用，可見費正清等編的《北京總稅務司赫德書信集》。涉及中國外交關係的幾部分海關檔案，都已譯成中文並在中國大陸出版，書名為《帝國主義與中國海關》。北京的幾個歷史學家（如邵循正）為了研究「自強運動」，使用過這些檔案中的一些資料。孫毓棠編的《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1840—1895年》是一部很出色的綜合性資料，它把有關資料都收集在一起（其中包括他為此書所翻譯的西文材料），可惜它不大使用檔案材料和清代官員的通信。
因為我們在第十章僅僅闡述「自強運動」的一個方面，即主要為「軍事」 目的而去尋求西方技術的方面。所以下面提到的只是有關這個縮小了的論題的重要著作。
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老一輩史學家主張「自強運動」是出於愛國主義，例如蔣廷黻關於「中國與歐洲的擴張」的主旨即是如此。但甚至蔣博士和與他具有同樣思想的學者們對李鴻章也並不寬恕，認為他有所謂的貪污行為，特別是認為他對中日戰爭的失敗負有責任。牟安世的內容廣博的著作《洋務運動》則把「洋務運動」放入了毛主義的史學框框，認為它是「封建官僚」向西方帝國主義屈膝投降。在19世紀60年代建立兵工廠和造船廠被看作是旨在鎮壓國內起義，是盜竊國庫的手段。此外，由於容許赫德干預中國事務及助長經濟帝國主義（特別是西方軍火商的操縱）和文化帝國主義（包括教會的宣揚西方科學技術知識的出版物），像李鴻章這樣的人就被視為賣國賊了（北京史學家研究「洋務運動」的文章有33篇，書有10部，請看林要三1966年發表的一篇史學論文）。K.H.金在《日本人對中國早期現代化的觀察》一書中指出，許多研究中國史的日本學者自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來就已經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來論述這次運動了。
日本的非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中，市古宙三在他1960年發表的一篇重要文章中認為李鴻章、左宗棠等人在清朝衰亡時期是致力於保護「紳士地方利益」的保守勢力。儘管如此，市古還是相信李鴻章、左宗棠等人是關心公職的，雖然在他們的思想意識中，更重要的政治實體仍然是天朝，而不是民族—國家。波多野善大在他論述李鴻章的文章（1961年）中，同樣相信這個政治家不斷進行「軍事」改革，主要的目的是反對日本對清朝屬國朝鮮的侵略。美國史學家們也把李鴻章的改革動機當作一個爭論的問題。斯佩克脫在《李鴻章和淮軍》一書中說：「當李鴻章談論自強時，他所討論的是一般原則；當他投身於自強運動時，他是在加強他本人的勢力。」（第153頁）但是弗爾索姆認為，李鴻章雖然小心翼翼地維護他的個人權力，但同時必須把他看成一位愛國者。弗爾索姆認為，李鴻章甚至用私人財富去爭取北京的支持，也用這些財富來供養不在正式文官或綠營軍編制中的大批部屬。（這個假設現在已被李鴻章給潘鼎新的機密信件中的話所證實；這些信件是在上海發現的，已於1960年公布。）由此弗爾索姆先生得出結論說：「曾國藩在權力面前退縮，李鴻章則是伸手要權力；曾國藩力求保衛儒家文化，李鴻章則是力圖保全中國。」（《晚清時期的「幕府」制度》，第190頁。）
此後一些著作研究了與李鴻章有共同觀點的另外幾個官員，認為「儒家愛國主義」之說並非謬論。呂實強1972年論述江蘇巡撫丁日昌的專著指出，自從1864年丁日昌署理上海道台以來，他就致力於實現一個廣義的「自強運動」，使它甚至包括國內的行政改革。王家儉1973年論述文祥的文章，也同樣證明這位清朝大臣確信（這信念形成於1864—1866年），學習造輪船甚至建設鐵路，是復興中國之所需。「儒家的愛國主義」概念在龐百騰1973年論述沈葆楨拆毀最初由外國商人在違反條約規定情況下修建的吳淞鐵路的文章中被詳加發揮。
為什麼「自強運動」所辦的事業那麼少，而往往又被批准得那樣慢呢？為什麼已興辦的項目沒有辦得差強人意一些呢？「毛病出在何處？」托馬斯·甘迺迪的一篇史學史文章《根據最近著作試析自強運動》（載《清史問題》1974年11月號）從這個角度對中國早期現代化進行了再考察；此文特別提及李國祁、呂實強和王爾敏的著作。此外，甘迺迪還指出了學者們中間存在著一種傾向，即超出了自強運動的成敗問題的範圍，而去研究「自強運動時期各種演變和發展傾向，力圖把這些傾向和後來20世紀的發展聯繫起來」。
自強運動舉辦的事業沒有實效，而且所做之事甚少，這仍然是歷史事實，並且由於在對外戰爭中可恥地失敗，這些事實在維新和革命聲中就顯得更突出了。要進一步分析中國吸取西方力量的秘密為什麼出師就不利，下述著作提供了良好的開端：（1）論慈禧朝廷中派系政爭的有吳相湘的書（1961年）、伊斯特門的文章（1965年）以及李宗桐和劉鳳翰所寫的李鴻藻傳記（1969年）；（2）論造船廠和製造局的有張玉法的文章（1971年）和托馬斯·甘迺迪的兩篇文章（1971年與1974年）；（3）論水師和陸軍訓練計劃無效能的有羅林森的書（1967年）、王爾敏的《淮軍志》（1967年）中的有關章節，以及史密斯在《近代亞洲研究》（1976年）雜誌上發表的一篇文章；（4）論負責沿海防務而對西方革新持漠然態度的地方官的有李國祁論劉坤一的第二篇文章（1975年）；（5）論為引進科學技術而開辦培訓學校的，有畢乃德的權威性專著（1961年）以及貝奈特關於傅蘭雅傳記性文獻書目的研究著作（1967年）。（關於「自強運動」之經濟問題的著述，見本書下一卷的書目介紹。）
第十一章 1900年以前的基督教傳教活動及其影響
論述19世紀在中國的基督教布道會的書籍數量很多。可是，這類著作的絕大部分是傳教士們自己寫的，所以不難理解，其總的觀點就是傳教士們所持的觀點。只是在最近的幾十年學者們才開始使用中文資料，並從中國史的角度認真考察基督教的傳教會。這一節書目介紹的主旨在於評述這個新的研究領域方面已經取得的成就。
就用英、法和德文寫的主要書目和研究指南來說，最合適的工作起點是參看盧茨所編《基督教在華的傳教》一書中有注釋的「對輔助讀物的幾點意見」。此書未收錄兩篇有價值的作品，一本是馬錢特編的《英倫三島派往中國的新教差會檔案與記事索引，1796—1914年》，另一本是懷利編的《基督教新教傳教士紀念華人的回憶錄：附他們的出版物與訃告一覽》。懷利的著作收錄了新教在清帝國最初60年活動時期傳教士的中、西文出版物，並對之作了概述。論述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間三百多起衝突（教案）的中文文獻全部收在吳盛德和陳增輝合編的《教案史料編目》一書中。
儘管賴德烈的《基督教在華傳教史》從出版至今已近半個世紀，但它仍是全面概述傳教事業的最出色的西文著作。賴德烈是從寫傳教史這一有利地位出發來探討他的論題，他沒有使用中文資料。此外，他的新教的偏見也表現在許多地方。雖然如此，他的論述有充分的史料根據。而且總的來看是非常客觀的，有一部規模類似的日文著作（雖然僅以清朝為限）為佐伯好郎的《清朝基督教研究》。長期以來，人們期望中國方面能寫出一部綜述基督教傳教事業的著作來。
由非當事人對19世紀中國的新、舊教傳教運動進行的認真研究，現在剛處於開始階段。魏景星的《1842—1856年法國在中國的傳教政策》一書，探討了整個條約時期，並且廣泛使用了中國官方文獻以及法國政府和天主教會的檔案。有兩篇短的著作對新教傳教主張的不同方面進行了探討，這就是米勒的《目的和手段：傳教士在19世紀中國為武力作的辯解》（載費正清編的《在華的傳教事業和美國》）和福賽思的《駐中國的美國傳教士團體（1895—1905）》。近年來對新教事業的研究主要是考察一些著名傳教士的生活和經歷。這方面的幾個例子可參看《中國論文集》。大部頭的研究著作有古利克的《伯駕與中國的開放》以及小海亞特的《19世紀山東東部的三個美國傳教士》。
新教與傳教士對太平軍叛亂的影響已經引起人們的重大興趣，特別在西方史學家們中間是這樣。這方面的開山著作是博德曼的《基督教對太平軍叛亂的思想影響》。中國學者們所寫少數幾部著重論述基督教作用的著作中，有一部是簡又文的權威作品《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在邁克爾和張仲禮合編的《太平軍叛亂的歷史與文獻》第2卷和第3卷中，載有太平天國時期基督教史料的英譯文。
近些年來，對於傳教運動對中國社會起的破壞作用展開了廣泛研究。最先論述19世紀後半葉主要「教案」的是王文杰的《中國近世史上的教案》。探討反基督教思想的有科恩的《中國和基督教：傳教運動和中國排外主義的發展（1860—1870年）》和李恩涵的《咸豐年間反基督教的言論》（載台北《清華學報》1967年12月號）。
總理衙門關於1860—1871年間教案的檔案，已分作兩輯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每輯有三大卷。總共有3209件文件，按省份排列。可參看張貴永等編《教務教案檔》。關於同治時期教案（包括1870年天津教案）的論述，見以下三部書：保羅·科恩的《中國和基督教，1860—1870年》、呂實強的《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和費正清的《天津教案背後的模式》（載《哈佛亞洲研究雜誌》1957年第20卷）。卡爾森在他的《1847—1880年的福州傳教士》一書中考察了福州地區中國人和傳教士之間的摩擦。有許多對個別事件的出色研究之作見《中國論文集》。韋爾利的《1891—1900年的英國、中國和反教騷亂》、矢澤利彥的《長江流域教案的考察》（載《近代中國研究》1958年第1期）及其《長江流域教案的研究》（載《近代中國研究》1960年第4期），都對1891年長江流域的騷亂作了考察。關於共產黨人對19世紀最後三十多年反基督教運動的看法，可見李時岳的《甲午戰爭前三十年間反洋教運動》（載《歷史研究》1958年第6期）。
要知道從19世紀中葉中國教徒的角度對基督教作出的有趣的觀察，可見貝奈特和劉廣京的《中國諺語中的基督教：1868—1870年時期林樂知和早期的〈教會新報〉》（載費正清的《在華的傳教事業和美國》）。
基督教傳教運動對中國早期現代化的影響很受注意，但很少研究。關於以醫學、教育和救荒為重點的簡要介紹和分析，見小海亞特的《新教在華的傳教活動（1877—1890）：慈善工作的制度化》（此文載《中國論文集》1963年第17期，轉載於劉廣京編的《在華的美國傳教士》，博爾的《作為救災官員和國家改革倡導者的李提摩太》一書，對李提摩太的救濟饑荒和預防饑荒措施做了研究。
格雷格的《中國與新教的教育自治》一書，對基督教在教育領域中的活動作了概述。盧茨的《中國與基督教所辦書院一百年》一書，對晚清的基督教高等院校作了全面評述。
許多著作談到了傳教士對近代中國醫學發展的貢獻，其中最有用的仍然是王吉民和伍連德的《中國醫學史》（第二版）。基督教傳教士的戒（鴉片）煙活動常常是和教會醫院聯合進行的，探討這個問題的書有貝蒂的《新教傳教活動與中國的鴉片》（載《中國論文集》1969年，22A）。斯賓士在《1830—1910年美國的傳教活動》一文（收於鮑爾斯等編的《中國的醫學和社會》）中提出，研究傳教士在醫學方面的活動可以加深對晚清社會內部動態的了解。
關於新教參與非宗教性出版工作和它在這方面影響的有兩篇文章，即巴尼特的《長老會傳教士和在華的教會出版事業》（載《長老會歷史雜誌》1971年冬季號，第49卷第4期）和《新教在中國的發展和中國人對西方的看法》（載《近代亞洲研究》1972年4月號）。貝奈特的《傅蘭雅把西洋科學技術引入19世紀的中國》一書，探討了傅蘭雅對中國近代科學技術所起的促進作用。
研究1890年前人基督教的中國改革家的著作，有科恩的《19世紀中國的「基督教」改革家》（載費正清的《在華的傳教事業和美國》）。最先研究新教傳教士著作（尤其是《萬國公報》）對19世紀90年代改革運動之影響的作品，有王樹槐的《外人與戊戌變法》。陳啟雲的《梁啓超所受的「教會教育」》（載《中國論文集》1962年第16期），研究了傳教士對一位改革領袖所起影響。
共產黨人在評價傳教士對晚清改革運動之影響時，強調文化帝國主義這一主題，丁則良的《李提摩太——一個典型的為帝國主義服務的傳教士》一書即其一例。
（陳書梅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