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晚清史 · 第八章 清朝統治在蒙古、新疆和西藏的全盛時期
歷史學家傾向於把19世紀清帝國的歷史看成一個衰落時期。歐洲人取得了租界和疆土。叛亂損害了內部的安寧。但是在19世紀清帝國和中國還不完全是一回事。如果說清帝國這時在衰落中，中國和漢人以及他們的文化和力量，則正開始進入一個史無前例的擴展時期。中國已經同化了它的滿洲統治者。為了戰勝叛亂以求存，王朝被迫打破滿洲旗人的軍事壟斷權，並把軍隊交由漢人指揮。
在亞洲腹地，19世紀上半期可以看到的是清朝統治的全盛時期。在這裡帝國鞏固了它早些時候的軍事成果，只有在六城地區才靠再三使用武力來取得這些成果。中國本部的人口壓力和漢人的貿易主動性衝擊著清王朝的使中國和亞洲腹地隔離的政策。這種衝擊是漢人力量增長的表現。政府在18世紀首先就青海和準噶爾的移民問題作了官方的特殊規定。它又逐漸地放鬆了對蒙古和滿洲邊境的封閉。隔離政策越來越受到攻擊。經世致用論的學者龔自珍和魏源兩人要求充分利用新疆來為中國的無地漢人提供土地。越來越多的漢人擁向清朝的亞洲腹地，甚至進入像黑龍江和六城地區這樣嚴密封閉的地區。唯獨西藏中部對於中國移民來說是遙遠的和沒有誘惑力的，所以在逐漸增長的中國化和漢人移民的浪潮面前仍然未受影響。
衰落也是有的，但不是表現在中國人的活力方面，而是在亞洲腹地各族人民的政治命運方面。在蒙古，漢人的滲入使許多蒙古人貧困化。對六城地區的穆斯林來說，清朝在19世紀的統治意味著異教徒的統治，意味著戰爭以及成千上萬的喀什噶爾人離開家鄉遷徙到費爾干納盆地和塔什干。在另一方面，對西藏人來說，清朝的影響看來較為溫和。真正的威脅來自印度。拉薩選擇了求庇於清帝龍袍後面的策略。
由於第七章敘述了到1860年為止的滿洲的歷史，現在這一章將只敘述蒙古、新疆和西藏。
衰落中的蒙古遊牧社會
蒙古僧侶制度的發展和漢人影響的滲入在內蒙要比外蒙更快些。清朝在內蒙的統治比在戈壁以北更為嚴密，但是在這兩個地區清朝的官員們都越來越多地掌握了一度是蒙古人行使的行政權力。在內蒙，寺院更加集中，遊牧民和中國的經濟有較密切的聯繫。但是同樣的趨勢在外蒙也可看到。正如19世紀和20世紀初蒙古歷史中許多重大發展一樣，內蒙古開闢了道路，外蒙跟著走。
內、外蒙古繼續為清朝軍隊提供騎兵。然而，清朝未使外蒙參與19世紀清帝國的戰爭，但內蒙則參加了中國本土反對歐洲人的鬥爭。例如土默特的王公旺欽巴拉（1795—1847年），既是一個作家，又是兩個著名文學家古拉蘭薩（1820—1851年）和尹湛納希（1837—1892年）的父親，他曾在1841年的鴉片戰爭中戰鬥過。科爾沁王公僧格林沁參加過1853—1855年對太平天國的戰鬥，1858—1860年對英法聯軍的戰鬥，1860年對北京周圍盜匪的戰鬥，以及對捻軍叛亂的戰鬥，直至1865年被殺死為止。
在19世紀，王朝已經完全控制了蒙古人，清朝政府不再害怕他們。甚至人口實際上也在衰減，主要原因之一是僧侶制度和性病。藏醫用汞來治療蒙古人中間的性病，但是這種疾病仍然蔓延並繼續造成損失。[1]肺結核也很猖獗。
清朝在蒙古的利益日益變成了漢人的利益。占統治地位的滿人的觀點變得更像漢人，清王朝放棄了原先阻止漢人商業進入草原和在草原移民定居的企圖。中國商人在蒙古進行貿易仍需得到許可，但這並不是想要限制漢人在遊牧民中間的商業活動，而是為了提高賦稅收入，主要是用它來維持王朝的蒙古行政機構。應該說漢人的經濟滲入對王朝有利，因為它使蒙古人與帝國的其餘部分更緊密地聯繫起來了。與漢人商號關係日益緊密的清朝官吏，堅定地支持中國人的貿易活動。事實上，人們對漢族商人的不滿情緒也時有爆發，如1829年在庫倫舉行的寺院舞蹈儀式上喇嘛們就毆打了若干漢人觀眾。
對於旗里的王公、寺院和漢族債主強加的苛征暴斂，普通蒙古人是很少能倖免於此厄的。無力滿足這種要求的人們只好逃走，而且這樣的人在整個19世紀日益增多，但是他們的王公仍然普遍地向旗內臣民索債。旗的當局抓住這種逃亡者時就對他們施以重罰。例如有一次，69個欠債未清的人被帶枷在旗內各帳篷之間週遊示眾達兩年之久。由於枷太寬而不能通過帳篷的門，所以犯人只好在嚴冬的露天中過夜。[2]同樣地，寺院對那些未能交足份額的沙比們也給予殘酷的體罰。負債的逃亡者、無法在寺院生活下去的僧侶，以及其牲畜在奄奄待斃中的牧民，只能以搶劫為生（在19世紀無法無天的行為變本加厲），或是到日益發展的商業—寺院—戍軍中心去打短工以勉維生計。在這些初期的城市中心，特別是內蒙古的邊境城鎮，以及同樣也在庫倫、額爾德尼召、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和恰克圖，窮困的蒙古人變成一種半罪犯性質的勞動階級，他們以原始的技藝勞動，或以干粗活、賣淫、乞討和劫掠為生。
在寺院中，高級喇嘛和普通僧侶間有巨大的差別。所有參加法事活動的僧侶都接受一份寺院的給養，每個僧侶份額的大小取決於他在寺院教階中的地位。在整個19世紀高級僧侶和低級僧侶的份額之間的差異越來越懸殊，低級僧侶們經常發現他們靠份額難以活下去。如果他們接受寺院外的活計，他們就不能在寺院做佛事，從而往往完全失去他們的寺院份額。為了活下去，他們乞討、偷竊或者轉回家鄉，由家庭養活他們。
大多數蒙古人留在旗內繼續做牧民過活，他們發現自己完全受旗的王公們擺布。普通牧民很少採取行動來對抗沉重的賦稅，但在非常的場合也有時向盟當局提出申述（蒙語稱為扎魯忽），雖然這種申述的提出按規定說是觸犯法律的。偶爾也會發生盟當局迫使一個旗的王公退還非法勒索所得的情況，但即使如此，原告們通常也總不免要受懲罰，因為臣民是不許背離他們旗的王公首腦的。因此，原告們總是竭力隱瞞扎魯忽組織者和起草者的名姓（他們主要是最底層的、通常又是十分貧困的蒙古貴族，也有來自喇嘛的行列者）。許多申訴書的文本流傳下來，成了一種研究19世紀蒙古社會經濟狀況的最重要的資料[3]。特別有趣的是在車臣汗部都嘎爾蘇木布勒旗中從1824年持續到1844年的一場爭論。扎薩克都嗄爾蘇木布勒從他的臣民那裡征取巨額租稅，因此他的臣民反抗，直到盟當局最後裁決反對他為止。然而與此同時，申訴書的組織者們也受到了嚴厲的懲罰。[4]
臣民和他們的王公打官司的案件中最不尋常的是發生在車臣汗部的反對托克托呼圖魯一事。此人是一個有才能的王公，號稱「恐怖脫王」，他是被廢黜的車臣汗桑齋多爾濟的孫子。托克托呼圖魯的知識和文化水準遠在19世紀一般蒙古人之上，他懂得漢文、滿文和藏文，曾幾次到中國和西藏旅行。1821年，他把全旗臣民應該向他交納的所有貢賦改用銀兩交納，在以後的年代中他試圖在該旗搞改良維新。他設立農場以產品供應他的屬民並向其他旗出賣剩餘物品。他發展狩獵、漁撈，收集野生植物和蘑菇，以降低使畜群減少的肉類消費。為了治病，他在自己的領地上開發礦泉。他移入漢族工匠來經營紡織工場並訓練蒙古人。他開採金礦、鹽和鹼。在教育方面，他開辦學校，為他所在旗的不論貴族和平民的所有孩子們提供義務教育，並親自準備教學材料。他給樂師和演員實行專門的訓練。他為自己的大多數牧民搜集了關於畜牧業和遊牧生活的技術知識，編印成書，加以散發。
當托克托呼圖魯的利益和喇嘛寺廟衝突時，他碰到了麻煩。在1837年他搞了一個計劃，想將包括1000名僧侶的11個地方寺院合併成旗的一個單一寺廟，並且要開辦一個磚廠來為新廟宇、同時也為他自己的一座王府製作磚瓦。但是，習慣於地方寺廟的牧民們不希望廢棄它們。下層僧侶中的許多人為了謀生而住在寺外，也害怕托克托呼圖魯的合併計劃將會把他們都撤換掉。高級喇嘛認為搬進一座中心寺廟，將會削弱他們作為地區首腦的權力和特權。但是托克托呼圖魯毫不動搖，他繼續進行改造中心寺廟的計劃。
就在那一年，喇嘛們和托克托呼圖魯所在旗的許多世俗人士向旗政府請願，要求取消他的合併決定，於是一場漫長的爭論從1837年延續到1842年。形勢一直惡化到在托克托呼圖魯的士兵與抗議者之間爆發了戰鬥。在新寺院中發生一場示威運動，僧侶們叫喊：「讓我們回家！」托克托呼圖魯不得不把糾紛提交給盟當局。事件一拖再拖。此事被提交給庫倫的辦事大臣衙門；辦事大臣又將它退回到盟里。大膽的抗議者向盟當局提出了一份申訴書，開列了托克托呼圖魯的四十條罪狀。當局的反應是逮捕了呈遞稟帖的人們。
盟當局也不高興托克托呼圖魯的合併計劃。清朝的政策通常是阻止蒙古的世俗權力和宗教權力相結合的，但是托克托呼圖魯顯然想要將他所在旗的政治、經濟和宗教的權力全都集中在自己手裡。然而對於當局來說，人民的騷亂比起托克托呼圖魯奪取更大權力的企圖是更不合心意的。因此，它增加了對抗議者的壓力，迫使原告中一些人撤銷他們的名字，盟當局解決該案時偏袒托克托呼圖魯，然後把判決送往庫倫複審。庫倫辦事大臣支持盟的判決，嚴厲懲辦了抗議者，特別是為首的人，但是清朝當局也乘機使托克托呼圖魯安分守己：他們判處他以很輕的懲罰，解散了他合併起來的寺廟。[5]然而，這並沒有能阻礙托克托呼圖魯在1859年成為盟長。
托克托呼圖魯的許多計劃在他的時代確是很先進的，但是他沒有什麼理由能使他的臣民相信他們有分享他的計劃成果的任何希望。他的計劃是與他的人民的保守思想和控制著19世紀蒙古人心靈和理想的喇嘛寺院的力量相牴觸的。
19世紀蒙古地區遊牧生活的衰落有好多徵兆，如人口的普遍下降、因當喇嘛而使男性人口的減少、蒙古人對漢商債務的增加、清朝對王公們的控制、城市中心的成長以及普通牧民的貧困化，但最突出的徵兆也許是草原上農業的擴大以及牧場越來越轉作農業用途。作為一項政策，清政府正式建立了漢族農業移民區，為它在蒙古領土上的駐軍和驛站種植糧食、飼料和穀物。這種移民區的規模有限，只占用小量牧場。但當18世紀時，人數日增的漢族移民開始非法遷入內蒙草原，他們從寺院和旗的王公那裡租種土地，使蒙古牲畜的放牧地區慢慢地縮小了。總的說來，用這種方法轉讓牧場是非法的，但轉讓繼續進行無阻。漢族商人代王公們償付欠款以取得土地，並把這些土地租給漢族農民，這就進一步促進了這一逐漸進行的土地轉讓過程。這是違反清朝法律的，但到了1791年，在內蒙東部郭爾羅斯前旗的漢族移民是如此之多，致使扎薩克向清朝政府請求將已經居住在那裡的大量山東和直隸農民的地位合法化。在1799年，政府設廳管理在吉林當局管轄下的移民，從而最後接受了既成的事實。1802年，置廳助理官員負責郭爾羅斯境內漢族移民事宜，1810年也以同樣理由在伯都訥指派了廳的官員。
到1852年，漢商已深深滲入內蒙地區，蒙古人已債台高築，無法清償。寺院接管了大量牧地，寺院、商人和扎薩克們將許多放牧地區出租給漢人作為耕地。人民對於沉重的租稅、漢族移民、牧場的縮減、債務和王公們的濫用權力等等的不滿情緒日益增高。也許是由於太平軍起義的刺激，鄂爾多斯烏審旗持不同政見的蒙古人組成了一種叫做多歸輪（圈子）的新型蒙古秘密團體，來表示他們反對不幸的處境。圈的思想作為一種基層反對運動立刻擴展到其他旗中。如同上述札魯忽文書一樣，圈子的成員也起草了一份申訴書，他們按圓圈形狀簽名，使之好像沒有人是出頭人物。這一次的領導似乎主要又是來自貧困的小貴族和下層喇嘛。在運動發展的早期階段，它的目標只針對漢商和漢族移民以及剝削臣民的各旗王公。在蒙古地區針對王朝的反清情緒直到19世紀末才出現。
在事實的壓力下，清朝對蒙古地區的漢族移民事業逐漸採取更為贊同的態度。1860年正當王朝將它在北滿的無移民的領土拋棄給俄國時，它正式把蒙古最東部的位於哈爾濱附近的邊境開放給漢族移民。
牧場轉變為耕地的經濟後果仍難確定，但是，特別是在內蒙，牧地縮減得如此之多，致使蒙古傳統的遊牧生活發生了真正的變化。在從前，沒有足夠牧場的蒙古人暗地裡前往鄰近各旗的牧場；沒有足夠牲畜的蒙古人依靠一種遊牧放債制度生活，即讓貧民為富人放牧牲畜。[6]但是現在當蒙古遊牧經濟衰落的時候，不但漢族移民，而且完全不再能以牧人身份富裕起來的貧困蒙古人，都開始在草原上從事耕作，從他們所在旗的王公那裡或從漢商地主那裡租種耕地；漢商地主是以抵債方式獲得農業用的土地的。事實上當19世紀中期，在某些地方十之七八的佃農是蒙古人。和普遍的誤解相反，農業在蒙古地區已經存在好幾個世紀，而在19世紀它的重要性已顯著增加，特別在內蒙更是如此。關於蒙古的農業所知不多，但有些蒙古人在這方面顯然取得了良好的成績，看起來至少在外蒙，農民負擔的賦稅要比牧人少，因此農業生產有時可以得到相當的利潤。[7]但並非普遍如此，因為在1861年，內蒙東南的土默特西旗有數千名貧困的蒙、漢農民聯合起義，反對蒙古扎薩克和漢族地主憑藉出租土地而強加於他們的沉重的租稅和苛刻的條件。起義是夭折了，但它說明了19世紀60年代開始時內蒙農業人口的重要性，以及人民對拚命增稅的扎薩克們和貪婪的耕地出租者的不滿程度。
儘管有這一切苦難，在某種程度上無疑的也正是由於這些苦難，19世紀的蒙古人創作了若干優美的文學作品。當然，由於文盲占人口絕大多數，因而最流行的藝術形式是由行吟詩人和說書藝人所作的說唱。特別受到賞識的是所謂「雲遊僧」故事（badarchin—u—üliger），它是清代由雲遊僧人講述而在蒙古地區發展起來的一種文學形式。從中能夠看出蒙古人對草原生活衰落狀況的不滿。在性質上相類似的是膾炙人口的、多少有點俠義小說味道的關於傳奇式蒙古民間英雄巴蘭先格額的故事，他愚弄僧侶、扎薩克和漢商們。最有趣的是關於生活的「訓誡」詩，近似蒙古傳統的格言詩，起自19世紀。在這同一時期，追求幸運的「祈禱文」、讚詞和輓歌（直譯為「詞」）仍然都在流行。這些形式和蒙古的英雄故事（其中最著名的是「格薩爾汗傳」），是常被背誦或大聲朗讀的，它們也仍然是蒙古口頭文學的一部分。
19世紀為識字的蒙古人創造了許多用蒙文和藏文寫的歷史作品，以及相當多的語言學著作，這是16、17和18世紀將佛教經典譯成蒙文的巨大努力的結果。至於純文藝，蒙古讀者欣賞僧侶阿格旺·哈依杜白（1779—1838年）的小說，其中有些故事公開嘲弄和抨擊那些濫用特權和不守清規的寺院成員。胡力沁·山達哈（1825—1860年）寫詩，特別是輓歌，他不是簡單地從蒙古過去的英雄傳說或從豐富的佛教傳統文學中，而是從牧民的日常生活中汲取題材。
還有許多其他作家，但是19世紀上半期最不尋常的作家也許是丹津饒結（1803—1856年），他出生在內蒙，但卻成為外蒙紅教的諾顏呼圖克圖五世。丹津饒結用蒙、藏兩種文字寫作，贏得了詩人的聲譽，他的若干詩歌一直流傳到20世紀而不衰。他的作品主題經常反映對蒙古社會和經濟衰落的不滿，在暴露蒙古僧、俗領袖之間的對立方面是引人入勝的。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的音樂劇《月亮杜鵑》，開始作於1831年。至少早在18世紀，基於西藏原型的半宗教性「歌劇」已在蒙古寺院演出，它取材於印度—西藏的佛教文學，但是《月亮杜鵑》體現了一種新的發展，它是大家知道的第一部蒙古世俗戲劇。戲劇逐步普及，世俗的演員反覆為世俗觀眾演出戲劇，為蒙古地區20世紀發展起來的世俗劇院打下了基礎。[8]
19世紀蒙古的小說又因為廣泛流傳著許多西藏故事的蒙文譯文而受人注意，如「潘查丹特爾」故事，但是蒙文譯文常常有很大的變化。然而，這時期蒙古文學中更為重要的外來成分是中國的小說，包括故事和所謂「章回小說」。蒲松齡的《聊齋志異》譯成了蒙文；似乎早在19世紀初蒙古人就已讀到了幾乎所有重要中國小說的蒙文譯本。《紅樓夢》、《金瓶梅》、《西遊記》和《三國演義》特別流行。中國文學的影響是特別顯著的，例如，在前面已提到的旺欽巴拉之子尹湛納希的作品中就可以看到。在為捍衛清朝而參加鴉片戰爭之前，旺欽巴拉已經開始寫作一部蒙古全盛時代的歷史，他選擇了中國章回小說的體裁作為寫作形式，但是他在1847年死去，這部著作未能完成。尹湛納希寫作了兩部蒙古章回小說，他的人物和背景都來自《紅樓夢》，隨後續寫他父親的歷史章回小說，他像一個漢族學者那樣隱居在自己的領地里完成了它，忠實地保持了中國章回小說的敘事形式。這部著作名為《青史演義》，直到20世紀才出版。[9]
由於生活條件的惡化，在蒙古，俗人與喇嘛教會之間的對抗增加了。這種在內蒙特彆強烈的情緒，可以在尹湛納希的兄弟古拉蘭薩的作品中看到：後者是一個扎薩克，同時又是一個文學家，他挖苦喇嘛以引起世俗讀者的反宗教興趣。在19世紀的更晚時期，一種更深刻的不滿蒙古社會秩序的情緒在鄂爾多斯詩人賀什格巴圖（1849—1916年，此人最初在旗里當法官，但曾一度與多歸輪運動有關係）的作品中得到了表現。
建築學雖然在本質上和古老的遊牧環境不相干，它在17和18世紀卻因普遍建造寺廟而得到推動。蒙古人最初從他們日益相適應的定居社會學習樣式，所以他們建造的寺院不是西藏式的，就是中國式的。在18世紀，混合類型的寺廟開始出現，它們是將西藏的和中國的樣式或多或少地結合起來，再依據本地圓形蒙古氈帳的樣子建造起來的。在這些合璧式的建築實例中間，最傑出的是聳立有彌勒佛巨大雕像的西藏—蒙古型寺院。第一個這種寺院是19世紀初在庫倫建造的。有一種用藏文和蒙文寫成的著作（有印刷的書籍和手稿兩類）流傳下來，它們描述了蒙古寺廟的簡史並概括了蒙古建築工程學的原理。[10]裝飾藝術在19世紀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但絕大部分宗教繪畫和雕刻等藝術的觀念和手法基本上仍是模仿性質的。
19世紀蒙古地區的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等方面是處於外來影響的支配之下，只有某些本民族的文學著作是例外。
新疆：瑪赫杜姆家族和浩罕
在1820年，主張經世致用的學者龔自珍發表了兩篇文章，一篇主張將新疆改設行省，另一篇則要求結束廣州的貿易。[11]新疆和廣東是清朝臣民經常和外國人進行貿易的地方，這兩個地區的相似之處在20年後變得更顯而易見了，因為那時政府把六城地區的教訓應用到了它與英國在中國沿海的爭端上。
張格爾的聖戰（1820—1828年）和浩罕的侵略（1830年）
1817年，浩罕汗反覆提出在喀什噶爾享受貿易特權的要求，並以要放出和卓們相威脅。清朝的答覆是停止對他的茶、錢賞賜，並撤銷他派遣使節到北京的有利可圖的特權。浩罕於是派遣兩名使節提出一個折中方案：浩罕派遣兩名沒有司法權限的代表駐在喀什噶爾，簡稱為「阿克沙哈勒」（直譯為「灰白鬍子」，即長者）。清朝再次拒絕，打發使節們回去，並對他們的貨物足額徵稅；因此，浩罕汗就利用在浩罕的薩木薩克之子張格爾和巴布頂，放出了宣稱要發起一場聖戰的張格爾。張格爾召集了一支主要由柯勒克孜人組成的數百人的軍隊，打回他祖先的「六城」地區。
地圖14 19世紀的六城地區
清朝的軍隊很快擊潰了入侵者，張格爾逃回浩罕時只剩下二三十人，但是他的入寇表明阿法其·瑪赫杜姆的事業仍然活在人們心裡。當浩罕在1821年再次和喀什噶爾交涉，試圖再次取得1809年的免稅常規時，清政府恢復了汗國的貿易和進貢權利，但不許免稅，並且仍然拒絕一名浩罕使節留駐在清領土內的要求。然而，就在這一年，浩罕的統治者死了，張格爾逃進了他的柯勒克孜盟友的領土上。於是，清朝和浩罕政府便失去了達成互利協定的機會。1824年，和卓開始以一支有數百名柯勒克孜人的隊伍騷擾清朝邊境。這時否認了對張格爾的一切責任的浩罕，在1825年又一次試圖為他的商人取得免交關稅的特權，但沒有成功。但收穫是可觀的，因為根據一份俄國的報道，每天有100—200頭駱駝從中國本部馱來貨物。[12]
如果不是一個清朝官員的愚蠢，張格爾的聖戰也許已成泡影：這官員帶著200名騎兵在1825年攻打這個和卓時，沒有捉到他，反而屠殺了一處未設防營地的柯勒克孜婦孺。當這位柯勒克孜首領發現這一暴行後，他召集了2000名騎兵把清軍圍困在一處峪谷中，最後把他們全都殺死。張格爾的同盟者已經擊潰一支清軍的消息迅速傳遍塔里木盆地各城鎮。和卓自己「看到中國人已經多麼不得人心」，就通知浩罕汗、烏臘提尤別的統治者、昆都士的首領、各支哈薩克的頭人以及柯勒克孜的首領們說，這是奪取六城地區的機會。張格爾逐漸召集起一支由喀什噶爾人、浩罕人、柯勒克孜人和哈薩克人組成的超過500人的軍隊；軍隊中還有哈爾查斯人（山區塔吉克人），他們的黑色服裝在西伯利亞引起了有歐洲人在和卓軍隊中戰鬥的流言。[13]
1826年張格爾入侵，在進攻喀什噶爾之前先去牙忽都的阿法其陵墓祭掃，並在交戰中損失了400名士兵。當退入牙忽都時，侵略者被清帝國軍隊所包圍，但是用火繩槍武裝起來的張格爾軍隊突破了包圍，人民隨著這一勝利而紛紛起義，使和卓的隊伍擴大到大約一萬人。[14]參贊大臣慶祥在此期間組織了相應的抗禦，但是聖戰的力量太強大了，清軍不得不在喀什噶爾城堡中設置防禦，在那裡慶祥處死了阿奇木伯克玉努思以及許多被認為同情侵略者的城市居民。[15]市場位於滿城外邊，這使張格爾能夠搶劫有助於他取得成功的貴重貨物，同時起事者發泄了他們對漢族商人的憤恨。
在此以前張格爾曾派遣一名使者去浩罕要求增援，將來以分享擄掠物為酬報（當時有「百回兵不如一安集延」之語）；[16]但把張格爾的軍隊看作「兵痞」的浩罕政府，寧願自己主動參加這場衝突。總之，浩罕汗穆罕默德（舊譯「馬哈木」）阿里親自帶領一支8000—10000人的騎兵到來，張格爾騎在馬上和他相會，以表示和卓拒絕承認浩罕統治者是他的汗。根據一個史料記載，汗的軍隊「對在據點中的中國將軍發動突然襲擊」，並「殲滅了中國軍隊」。其他史料記載卻指出，當汗到達時張格爾自己已經控制了局勢；或者說，汗被告知，張格爾已安排了一個在宴會上殺死他的陰謀計劃。汗無法使張格爾「信賴」；而和卓又妒忌阿里並且「懷疑他不可靠」，就撤軍北去。汗對喀什噶爾城堡進行了幾次不成功的攻擊，試圖用火藥炸開城牆。但是守衛者用箭、滑膛槍、擲石器、大炮（？）和火油來回擊。這場屠殺的規模是如此之大，以致「地脈中沸騰著一條血的河流」。[17]經過12天的戰鬥並失去他的1000名士兵之後，阿里汗灰心喪氣地撤走了。張格爾說服了一部分浩罕騎兵留下來參加他的隊伍。
10個星期以後，清朝駐軍耗盡了水和糧食；它的指揮者自殺，士兵們乘著夜色逃走，[18]但被追上和遭到屠殺，只有400名東干人或信伊斯蘭教的清兵除外。張格爾進入了喀什噶爾城。英吉沙爾、葉爾羌與和闐的居民也叛亂了。瑪赫杜姆家族的軍隊夷平了這些城市中的滿城，並且派遣使節將俘虜送到布哈拉、昆都士、巴爾赫、基發等地，在哈薩克人中間示眾，以炫耀勝利。
張格爾沒有再從浩罕那裡取得援助，而東突厥斯坦人卻因和卓的事業而仍然深深地陷於分裂。黑山派出於反對他們的白山派敵手的目的依舊依附清朝。在某些地方白山派試圖促使黑山派轉變，[19]但是在別處，特別是在和田，他們用他們的轉為優越的地位來算老賬。因而，親清的阿克蘇的阿奇木伯克伊薩克穆罕默德鄂對（亦即在18世紀曾幫助清朝征服六城地區的庫車鄂對的玄孫），就派遣密使到和田去散播不和。伊薩克本人是哈迪里亞派的信徒，沒有發現他與納赫什班迪教團的黑山派有什麼聯繫，[20]但黑山派的伯克們響應伊薩克煽動，奪取了和闐的控制權並宣稱他們效忠於清帝國。由於大雪阻礙了滿洲人派兵來援，白山派的軍隊重新恢復了張格爾的權威，只有黑山派的和田伯克中一個名叫阿明的人帶著兩千名屬民逃到阿克蘇。張格爾在此期間編造了喀什噶爾的財產清冊，把沒收來的巨額公私財產的大部分當薪餉付給了他軍隊中的浩罕人。他搶掠了伯克們的家，「向富商大量敲詐勒索」，並「對人民實行暴虐統治」。他縱人大肆屠殺，甚至使得白山派的支持者都感到了失望。
1827年初，總數為2.2萬人的捲土重來的清軍，從阿克蘇出發攻打張格爾。荒涼的土地迫使他們差不多要攜帶人和牲畜所需的全部糧秣，才能勉強滿足軍隊的巨大的給養需要。張格爾逃往山區，他的士兵帶走了「巨大價值的資產」，這些都是清軍快到來時他們從六城地區居民那裡搶來的東西。[21]最富有和最重要的白山派同情者同他們一起遷居到浩罕領土內。當清軍8000人在帕米爾搜捕和卓未能得逞之後，政府轉而對那些和侵略者合作的人進行報復，並在喀什噶爾安排了一支8000人的駐軍，而把9000名軍隊撤回中國本土。一支穆斯林民兵也編成了。
清朝接著向所有鄰近的統治者發出牒文，要求引渡張格爾。穆罕默德阿里厚著臉皮接連派了兩個使者到喀什噶爾去，否認他曾援助過張格爾，並提出願意派遣一支萬人的軍隊去捕捉他，假如北京願意付出費用的話。清政府被激怒了，一度想要切斷六城地區的全部對外貿易。
當帝國軍隊前進時，清帝要求他的最高級官員考慮在西部六城地區廢除伯克官制，用一種像青海和東部康區那樣的土司制度來取代。伊犁將軍長齡提出這樣的建議：任命一個羈養在北京的瑪赫杜姆家族成員做喀什噶爾統治者，用以贏得人民的同情，並保護六城地區不受張格爾和浩罕的侵犯。武隆阿則主張一併放棄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與和闐，而在它們的東面設置一道堅固的防線。由於這些建議被認為是失敗主義的和不能接受的，清帝委派直隸總督那彥成去管理六城地區，並頒布賞格，對凡能俘獲張格爾的人給予官爵和酬金。控制六城地區是很重要的。在發生麻煩的那一年，清當局曾發現一個名叫亞歷山大·加德納的英國人，他喬裝打扮，穿著土著服裝，從巴達赫尚通過葉爾羌進入拉達克。[22]
1828年，伊薩克穆罕默德鄂對派了一名間諜到山中散布清軍撤退的假消息，並收買了張格爾的柯勒克孜族岳父他依拉克，使和卓帶著500人回到了新疆。當和卓發覺到自己是受騙上當時他逃跑了，但這時害怕清朝報復的柯勒克孜人出賣了他，一個後來在鴉片戰爭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中國官員楊芳將他捕獲。張格爾的一部分追隨者逃掉了，其中有一大批刀朗人（即和卓的家奴——譯者）逃到了浩罕。另一些人逃到了拉達克，拉薩的駐藏大臣派遣特使到列城去要求引渡他們，拉達克王即予照辦。[23]白山派認為伊薩克穆罕默德鄂對應對張格爾的被俘直接負責。作為獎賞，清朝指定他當喀什噶爾的阿奇木伯克。民間將他依拉克出賣張格爾的故事編成了一首流行的突厥語歌謠。
北京極力把捕獲和卓看作一項光輝成就，同時卻掩飾只有少數兵力的張格爾卻能困擾帝國的軍隊逾七年之久的事實。討伐張格爾之役曾經需要調動3.6萬人的軍隊，花費了政府一千多萬兩銀子。[24]事實上許多人相信，張格爾「失敗的真正原因」完全不是清朝的軍事力量，而是在於東突厥斯坦白山派和黑山派的分裂。[25]清朝的將軍們向北京的清帝獻俘，政府將張格爾寸磔處死。長齡傳檄諭知柯勒克孜人和浩罕，要求引渡張格爾家族的全部成員。但是柯勒克孜人沒有照辦，浩罕則以伊斯蘭法律為由公開拒絕引渡（張格爾家族是伊斯蘭教祖的後裔）。
那彥成到達喀什噶爾以後提出大量行政改革措施，建議將犯叛亂罪的人（包括本地人和安集延人）的土地和財物加以沒收。這些土地每年可收糧5.6萬擔，他主張以3.8萬擔作駐軍餉項，其餘1.8萬擔用來提高官員們的俸祿。
從國內觀點看，這些主張不管有多大價值，卻從未付諸實施，因為那彥成的對外事務的建議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簡言之，那彥成的建議是要完全停止對浩罕的貿易，直到汗國交出阿法其·瑪赫杜姆家族為止。所有在六城地區居住不滿十年的浩罕人應予放逐，他們貯藏的大黃、茶葉和其他財物應予沒收。在六城地區居住10年以上的全部浩罕人應使之歸化；應與柯勒克孜人和解，以便使他們與瑪赫杜姆家族及浩罕人疏遠。「叛民」的妻子兒女應發配為奴和流放到烏魯木齊和伊犁等地。
清政府不但想用這些措施平息山區來的騷亂，還想使浩罕統治者安分守己。北京已經注意到，浩罕君主在18世紀之採用汗的稱號是一種僭越，特別因為在突厥語和滿洲語中，「汗」是清帝本人的稱號。因此，北京拒絕承認浩罕統治者為「汗」，繼續用早些時候的頭銜「伯克」來稱呼他。然而，浩罕的戰略位置促使清帝在藩國謁見時稱呼浩罕統治者為「吾兒」（在亞洲腹地的詞語中僅次於皇帝），而不是用「吾臣」，而在浩罕的信件中，統治者繼續稱自己為汗。此外，在喀什噶爾的每次朝見中，穆罕默德阿里的使節並未能履行規定的禮儀，也許更為過分的是，在正式文書中他的名字是用泥金書寫的。[26]
清朝政府立即贊同實施那彥成的建議。那彥成回到了北京。他的繼任人喀什噶爾參贊大臣札隆阿和葉爾羌辦事大臣壁昌在1828年著手行動：沒收安集延商人的大黃和茶葉，把他們從六城地區趕走。在準噶爾地區，官府也驅逐那些居住在伊犁的安集延商人。清朝重新建起各地的滿城，與回城離得較遠，但在英吉沙爾、葉爾羌及和闐，商業區仍舊留在城外。只有在喀什噶爾，清政府方將商業區安置在滿城之中。
非浩罕人為了商業事務可以照常入境，政府允許布哈拉人經由巴達赫尚和喀爾提錦來喀什噶爾，但是，當局對外國人課以重稅，以維護一種新的官鋪制度的利益。旨在開闢財源以供養新疆駐軍的官鋪是仿效政府壟斷對準噶爾地區的哈薩克人貿易的辦法建立起來的，它享有和所有外國人——包括柯勒克孜人在內——優先進行貿易的權利。但是，清朝給予柯勒克孜人一份從安集延人那裡沒收的大黃和茶葉，用以保持他們的好感。一所官辦茶局（創始於1826年）於1828年在古城開始順利地向陝西私商運入準噶爾地區的各類茶葉徵稅。然而到1829年末，官鋪在六城地區引起的不滿和困難多於收入，因此當局廢除了這些官鋪。
其他為駐軍而開闢財源的一些努力是採取了擴大和改良六城地區耕地的方式。張格爾的聖戰中斷了前此為東突厥斯坦日益增長的人口而開墾未經灌溉的土地（「死地」）的努力，1828年六城地區的嚴重糧荒使得大量建議湧向清帝面前。松筠主張在東突厥斯坦開展軍屯。長齡建議把所有從叛逆者那裡沒收來的土地上的佃戶轉為國家農戶，使之為駐軍生產糧食。武隆阿和署理陝甘總督鄂山極力主張從中國內地招徠移民。雖則這一意見預示著將來的趨勢，但卻是同清朝將漢人和亞洲腹地居民加以分隔的長期實行的政策背道而馳的。因此，新疆當局不得不滿足於灌溉計劃、已增加的戶口登記數和稅收。但是，六城地區的人口因聖戰而減少了，這些措施是不夠的。
那彥成提出的停止和浩罕貿易的措施，從根本上打擊了汗國的財富和力量。浩罕已經獲得了對喀什噶爾的東西方商隊貿易的控制權，並以損害塔什乾和突厥斯坦的城市而擴大了這種控制，它又一直在尋求柯勒克孜和哈薩克同準噶爾地區的商業貿易，還想控制印—俄貿易的東方路線。
「披巾和其他印度商品」、狐皮和羊羔皮有東、西兩種商路：一是經由西邊的一條迂迴路線，通過喀布爾和巴爾赫到布哈拉，然後運到浩罕；[27]一是由夏季線和冬季線這兩條東邊路線通過拉達克到葉爾羌的市場，浩罕商人就在葉爾羌購買這些貨物。清政府是否曾經允許商隊享有通過帝國領土的特權，這還不清楚，但是政府完全了解汗國力圖壟斷新疆的對外貿易，所以為了防範這種企圖，它正式拒絕批准浩罕商隊經拉達克去印度。因此，浩罕商人只好在色勒庫爾和葉爾羌購買印度貨物，經過浩罕把它們運到俄國市場去出售。葉爾羌於是成了印俄貿易的一個中心。浩罕商人享受了能夠將他們購買的貨物經由自己的國土運到俄國的好處，但是汗國不能阻止非浩罕人在葉爾羌或色勒庫爾購買印度貨物，也不能阻攔這些貨物運往伊犁或塔爾巴哈台再往前運到俄國領土去。
清朝的禁商政策甚至不許浩罕商品通過伊犁和塔爾巴哈台，因而在浩罕引起物價飛漲，隨之而來的是兩年經濟困難。清政府對於浩罕高級官員的懇求書信無動於衷。但在此期間，浩罕把禁商看成是侵略六城地區和汗國加緊控制新疆貿易的一個機會。白山派在喀什噶爾的勢力仍是如此強大，浩罕的貿易又是如此重要，因而浩罕實際上在六城地區處於支配的地位。只要有瑪赫杜姆家族的侵略，人民中至少有些人必定會鬧事。「浩罕如狼，東突厥斯坦人如羊」。況且，在被驅逐和沒收財產的浩罕商人中間情緒激昂，特別是當柯勒克孜人帶著他們被沒收的大黃和茶葉出現在浩罕市場上時更是如此，而柯勒克孜人卻誇耀說，這些東西是「大清皇帝」送給他們的禮物。[28]
1830年秋天，浩罕汗帶著一支主要由柯勒克孜人，也有一些安集延人、流浪的刀朗人和其他喀什噶爾亡命者組成的軍隊，侵入六城地區。然而，在跨過清朝邊境以前，在烏什地方，決定讓汗留在浩罕，[29]張格爾的大哥穆罕默德玉素普被指定為名義上的統帥。真正的指揮官是浩罕汗國的高級官員哈克·庫里明巴希，他是最高司令，第二把手是穆罕默德沙里夫阿塔利克。跨過邊境後侵略者分兵三支，幾乎同時包圍和攻打喀什噶爾、英吉沙爾和葉爾羌三地。清朝駐喀什噶爾的戍軍本已縮減，現在又被攻其無備。玉素普進入了自己的原籍城市，指定了他自己的地方長官（阿奇木）。喀什噶爾地區的黑山派人民大批逃往阿克蘇（雖然他們中約1000人在喀什噶爾的滿城中避難），甚至白山派中的許多人也不願響應侵略者要他們拿起武器的號召。但是，這次侵略並非搞復辟，其性質馬上變得很明顯，因為玉素普本人沒有行使什麼領導權，而且一千多名浩罕商人跪在滿城外面向清當局申述說：侵略是由清政府不公正地處理無罪的商人引起的；他們要求恢復貿易和發還被沒收的財產。
在葉爾羌，壁昌在城內只帶有清兵五六百人，還有大約4500名本地民軍，但是他有較多的時間做防禦準備。他很快把商人和小商販都搬入滿城，把市場的攤子和建築物燒個乾淨，什麼也沒有給侵略者留下。在和葉爾羌地區伯克們慎重計議之後，壁昌派遣他的軍隊出外封鎖通向葉爾羌的主要戰略據點。他配置1000名本地民軍防守回城和滿城；他從所轄地區各個據點集結軍隊，同時又派出400名清軍在葉爾羌東門外把守。逼近葉爾羌的侵略軍大約有步、騎兵7000—10000人。[30]清守軍用大炮轟擊他們，殺死了三百多人，侵略者終於撤走。在作第二次嘗試時他們再次被擊退，這時他們已經聽到清援兵正從阿克蘇開來的消息。柯勒克孜人和安集延人都撤退了，只留下刀朗人，他們試圖以玉素普的名義召集一支葉爾羌土著的軍隊。然而，葉爾羌主要是黑山派的地方，大多數居民寧可逃走也不願參與白山派的事業。因此，刀朗人搶掠城鎮和鄉村，在糾集起一支千人的隊伍之後，對葉爾羌進行了第三次和第四次攻擊，但都被壁昌的軍隊擊退。
與此同時，在喀什噶爾的札隆阿卻無法迫使和卓停止圍攻。在喀什噶爾和英吉沙爾，如同在葉爾羌一樣，侵略者從未能攻克滿城，但是他們控制著這個地區的全部鄉村和城鎮。
突然傳來消息說浩罕和布哈拉之間出現了風波，還說浩罕國內需要軍隊。安集延人因此拋棄了玉素普而轉回浩罕，帶走了許多俘虜和戰利品。浩罕人將他們俘虜的「中國人」勒逼為奴隸，浩罕汗還將其中一些人作為禮物送給彼得堡的俄國沙皇。甚至在白山派勢力最大的喀什噶爾地區，浩罕的柯勒克孜人和安集延人所組成的軍隊貪婪成性，所以使得許多歷來和白山派聯合的人感到恐懼和痛苦，轉而和清朝當局合作。白山派的事業在六城地區已經大失民心，玉素普及其追隨者除了跟著撤退的安集延人翻越山嶺逃回浩罕之外是別無長策了。在清朝援兵從阿克蘇到達以前，大約有2萬名東突厥斯坦人逃往安集延和塔什干。[31]玉素普繼續住在浩罕，直到1835年死去為止。[32]
浩罕已經達到了它的目的。六城地區是偏僻的，難於保衛的，而且依賴國外貿易。獨立的、靠近高大綿亘的山脈而又以它為屏障的浩罕，已在六城地區取得一種特殊地位，除非清朝讓步，它要無休止地進行騷擾。在1830年的侵略中清帝國失去了它討價還價的地位，同時阿法其·瑪赫杜姆家族失去了六城地區人民的忠誠。只有浩罕得到了好處。
1831年，滿洲人揚言要組織一次懲罰性的遠征。據說這消息嚇得浩罕沿著邊境建造堡壘，還派使節去俄國請求軍事援助，俄國人聞訊甚至拒絕浩罕使節入境。[33]事實上，浩罕人建立了一些據點，但它這樣做的目的是擴張主義的，是為了控制哈薩克人和柯勒克孜人並向他們徵稅。浩罕和俄羅斯帝國之間可能進行的任何商討看來不會是由於害怕中國而激起的。浩罕已在六城地區暴露了清朝的虛弱，因此，熟悉新疆情況的兵部尚書松筠建議，取消對浩罕停止貿易的禁令，允許東突厥斯坦當地人像以前那樣和安集延人通婚。他認為，只有當地人對他們的命運感到滿足，六城地區才能夠安寧。
當被任命為六城地區欽差大臣的長齡在1831年到達喀什噶爾時，署理阿奇木伯克作霍爾敦台吉[34]領著「兩萬大小不等的」喀什噶爾人對他郊迎十里，感謝皇恩浩蕩，誓不追隨叛亂者。長齡然後從清朝駐軍那裡獲悉，浩罕接連派來三名使者說，「五年」的中斷貿易引起了困難，他們抱怨清政府的沒收和驅逐出境政策，並要求恢復貿易。長齡將此事向清帝報告，也許北京這才第一次充分感到那彥成的政策惹起了戰爭。
長齡留下浩罕使節一人，派遣作霍爾敦台吉和其他二人回浩罕。作霍爾敦原是喀什噶爾徵稅人，土魯番首任扎薩克額敏和卓的後裔。當張格爾發動聖戰時他離開六城地區曾前往浩罕、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和喀山旅行，經由塞米巴拉金斯克回到新疆。在固勒扎他曾晉見伊犁將軍，聲稱曾被拐騙為俘虜，清朝於是指定他為喀什噶爾的土著幫辦大臣，然後任命他為阿奇木伯克。作霍爾敦的旅行使他通曉中亞的貿易活動。在和浩罕的談判上，長齡不可能派出比他更合適的人選了。[35]
長齡在開始時曾直接堅持要浩罕交出1830年侵略的魁首，將全部戰俘放回本國，但是北京對於艱苦的談判沒有思想準備。甚至不等到汗國回答，皇帝已允許重開新疆與浩罕的貿易，豁免關稅，並且指示長齡放棄引渡要求和不再強要二萬東突厥斯坦流亡者回來，「以示大方」。[36]在1831年底，兩國之間的貿易恢復了。
確切地說，作霍爾敦在浩罕的談判看來未曾公開發表過。浩罕和六城地區當局交換了幾次書信，在1832年達成協議，清朝允許「旨在經商」的浩罕臣民「自由來往」於六城地區，並且允許「托缽僧」入境，但是與以前一樣，沒有北京明確的批准，不允許任何人進入中國本部，甚至對使節也是如此。政府用銀子賠償了浩罕商人被沒收的財產，對浩罕商人豁免關稅。作為報答，浩罕願意將清朝的戰俘遣送回國，但不包括流亡者，同時汗國將阻止瑪赫杜姆家族入侵清朝的領土。長齡報告說，浩罕的統治者自願抱經盟誓，「永遠翊戴」。清朝當局作為戒備，還派了一名使者去向布哈拉艾米爾「請求幫助」，使之在浩罕汗國「侵犯時能幫忙維持中國西部邊境的和平」。但是布哈拉艾米爾「婉言謝絕了要進行任何干預」。[37]
根據長齡的建議，清朝在1832年對所有各國在喀什噶爾和葉爾羌貿易的商人一律豁免關稅，甚至包括柯勒克孜人在內。[38]這是為了避免造成這樣的印象：曾經威嚇滿洲人的浩罕商人，現在是這個地方的主人；也為了禁止浩罕人利用一種關稅特權去壟斷貿易。
浩罕派來一名商人頭目，他將八十餘名喀什噶爾戰俘釋放回國，並帶來一百餘名安集延商人。新疆當局不許地方官員干涉浩罕與喀什噶爾的商業事務，並且命令喀什噶爾商人對「夷商頭目」公平定價。1832年末，清朝用銀兩賠償浩罕商人全部被沒收的茶葉，並且葉爾羌的參贊大臣花了一萬餘兩銀子解決了浩罕人的土地要求，儘管外國人購買土地始終是不合法的。清朝根據那彥成的建議驅逐了居住在新疆不到10年的安集延人，付給賠償的土地就是屬於他們的。[39]
六城地區的騷亂已表明，清朝在塔里木盆地西端的駐軍遠遠不夠用。因此政府把參贊大臣衙門和塔里木盆地的統帥部從喀什噶爾遷到葉爾羌，這是六城地區的主要城市，它很漂亮，多舞女和樂師，一個訪問過葉爾羌和孟買兩處地方的浩罕人認為，葉爾羌可以和孟買媲美。它的中心位置有利於在喀什噶爾、英吉沙爾、巴爾楚克（即瑪喇巴什，它的戰略重要性終於得到了承認）與和闐地區之間相互援助。在1830年入侵期間壁昌將葉爾羌商民移入滿城，這一行動已被證明在阻遏侵略者方面是如此有效，因此某些人關於在六城地區商場周圍建立城堡的建議就被認為沒有必要了。
政府任命壁昌為葉爾羌的首任參贊大臣。在新疆南部防區的6000名士兵之外，清朝增加了3000名從伊犁來的騎兵和4000名從陝甘綠營調來的士兵，再把阿克蘇和烏什吐魯番每處1000名士兵計算在內，南部防區總兵力達1.5萬人。遲至1835年這些軍隊中沒有一個東干人，因為政府害怕一旦發生叛亂，作為穆斯林的東干人可能參加。[40]後來政府改變了關於這一政策的想法。為了應付增加軍隊後的費用和口糧，北京削減了各省綠營餉糧的2%，以便每年能多籌銀30餘萬兩。
然而，政府認為各省的分攤只是權宜之計，它繼續努力從當地收入中尋求維持六城地區駐軍的辦法。為此目的，按照長齡的建議，北京中止了滿人的隔離亞洲腹地的長期實行的政策，遲至1831年已許可漢族平民由中國本部遷到六城地區。允許移民接受拋荒地和被沒收的土地，開墾死地，甚至也可當東突厥斯坦人農莊的佃戶。1832年出現了第一次移民浪潮，在喀什噶爾地區的喀拉科依和巴爾楚克附近建立了漢人居民點。北京一度仍為六城地區土著居民的態度感到憂慮，在1834年甚至撤銷原議，命令漢人居民點解散。但於明年在漢人移民尚未遷徙之前，政府又一次取消它的決定，恢復移民。
從1834年起，北京鼓勵窮人從中國本部向新疆遷移，特別是移到六城地區。漢族移民的核心開始形成。在19世紀30年代中期，僅葉爾羌就有200名定居的漢族商人，還有許多其他時來時去的人。那裡有一個東干商人團體和一些漢人工匠。漢語現在和突厥語同樣「通行無阻」。[41]
中國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1835年）
浩罕努力要繼續控制新疆的對外貿易，這仍然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汗國已經基本控制了從塔什乾和突厥斯坦城市進入新疆北部的草原商隊的貿易，以及所有通過它自己領土的商務活動。仍在浩罕控制之外的有準噶爾人同俄羅斯帝國的交易，有從巴達赫尚到色勒庫爾的商隊貿易以及從拉達克到葉爾羌的商隊貿易。「由於中國政府的猜忌」，浩罕「不能」通過清朝領土與印度「直接來往」。對於浩罕商人們來說，「通過西藏（拉達克）」去印度的道路是「被禁止的」。[42]
1833年，浩罕派了一名使節（額爾沁）「照料」貿易，並要求它有權在葉爾羌和其他城市任命自己的政治和商務代辦，授權他們向所有來到六城地區從事貿易的外國商人徵收關稅。這等於要求壟斷貿易，所以北京不願意答應。清帝以只恢復成例這一不成理由的理由同意在葉爾羌和其他地方設立浩罕的商務代辦（商頭），但不准浩罕向其他國家的商人徵稅。
在清朝的記載中，甚至使節本人也承認這個要求是愚蠢的。[43]但是浩罕的軍事擴張立刻促使北京採取一種較為和緩的方針。一支五百餘名柯勒克孜人的浩罕軍隊侵入色勒庫爾地區；一名浩罕使節謁見伊犁將軍要求清朝把所有哈薩克人趕出卡倫，以便浩罕能向他們徵稅；浩罕同時明確聲明它正在向帕米爾柯勒克孜人徵稅。[44]這些柯勒克孜人的地位從來沒有明確規定過，但是他們和哈薩克人——其中某些人同時承認浩罕、俄國和清朝的權威——一起至少是被當作藩屬的。
浩罕要求驅逐哈薩克人一事，是對王朝在新疆統治他們的權力的公開挑戰。伊犁將軍拒絕將他們趕出卡倫之外以免使之落入浩罕稅收官之手。誠然，在清朝看來卡倫全然不是國境線，只不過是一條深入新疆邊境之內一百餘英里的軍事防線。由於浩罕未能就範，北京就援引它不干涉尼泊爾內政的先例（1814—1816年），完全否認它對卡倫之外浩罕—哈薩克關係負有責任，並且警告說，它將不為那些逃避浩罕賦稅而進入卡倫之內的哈薩克人提供保護。對於那些在1832年和外國商人同樣得以豁免進口稅的柯勒克孜人，清政府也同樣對待。政府不打算保護柯勒克孜人使之不被帕米爾的浩罕所吞併，而1835年的中國—浩罕協定將立即給予浩罕向清朝國土上的柯勒克孜商人徵稅的權力，從而使浩罕汗處於「對柯勒克孜人負責」的地位，還使他必然「將柯勒克孜人置於隸屬的地位」。[45]
色勒庫爾雖在卡倫之外，卻是葉爾羌地區的一部分，而且是和印度、阿富汗斯坦進行貿易的主要中心，浩罕通過占領色勒庫爾用軍事壓力來支持它提出的向六城地區外國商業徵稅的要求。當浩罕軍隊進入色勒庫爾時，浩罕的使節已經出現在葉爾羌，因此談判立即重新開始了。幾個月以後，在1834年的夏天，浩罕從色勒庫爾撤退了。然而，浩罕這時向北京派了一位名叫愛連巴依的使臣（他後來被稱為愛連拍迪沙），重新提出汗國的要求，即在喀什噶爾派駐享有領事權和向六城地區所有外商徵稅權力的代表。清朝的官方報道沒有提到任何要求，也沒有提到政府的最後的妥協。所有清朝的資料都說愛連巴依使團的前來是為了感謝清帝豁免浩罕貿易的關稅的，又說它釋放了若干戰俘回國，並在京師呈獻貢物和上了奏摺。北京命令色勒庫爾的阿奇木伯克加強防禦工事，但是浩罕在帕米爾的力量不斷增加。汗國的軍隊在同一年占領了喀爾提錦。
按照清朝的記載，愛連巴依的第一個要求是浩罕應和那些有權每年入貢的六城地區的伯克們一樣，按照同樣的條件，一年一貢。其他被提到的要求是賠償、釋放戰俘回國和某些優惠條件。浩罕還要求清政府對六城地區外國商業豁免關稅的範圍擴大到包括巴達赫尚和克什米爾的商人在內。浩罕使節主要和理藩院打交道，但是也到以前帝國在六城地區的欽差大臣長齡家中去看望。長齡拒絕了愛連巴依的禮物，只接受了一些葡萄，皇帝提醒他：「人臣義無外交。」[46]
在回答愛連巴依的請求時，清帝同意讓浩罕每年派遣商隊從喀什噶爾經過兩個月的旅程[47]來北京進貢。其他要求則用這種或那種方式加以處理，但愛連巴依被告知：巴達赫尚人和克什米爾人在葉爾羌的貿易不關浩罕的事情。[48]使節在1835年回國。清朝的資料沒有敘述愛連巴依在離開之前已將1832年的諒解變成與清帝的直接協定，並加以擴大，迫使清帝承認浩罕派遣使節到北京來的真正的目標，即：
（1）浩罕有權在喀什噶爾派駐一名政治代表（即阿克沙哈勒），並在烏什土魯番、阿克蘇、英吉沙爾、葉爾羌與和闐派駐商務代辦（也稱阿克沙哈勒），他們受喀什噶爾代表的管轄。
（2）這些阿克沙哈勒應有領事權力，對來到六城地區的外國人有行使司法和治安權限。
（3）阿克沙哈勒有權對外國人運入六城地區的全部貨物徵收關稅。[49]一份浩罕的資料甚至主張要求更大的特權：「隸屬於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闐、阿克蘇和烏什土魯番的商人們的扎卡特稅[天課]、察台[蒙兀兒草原]的賦稅、伊犁地區的賦稅、莫臥里亞[準噶爾？]一直遠至希齊札爾地區的賦稅……都在穆罕默德阿里汗的權力控制之下。」[50]清當局在六城地區對浩罕的這種讓步不包括克什米爾人（這個概念包括巴爾提人）、巴達赫尚人和那些在葉爾羌貿易的布哈拉人。這些人歸巴達赫尚和克什米爾的阿克沙哈勒管轄，不屬於浩罕阿克沙哈勒的權力範圍。[51]
清《實錄》沒有提及這些情況。事實上，清朝記載中唯一提示愛連巴依為之進行談判的要點的史料是葉爾羌參贊大臣的一件復奏，其中說，從1832年起，克什米爾人和巴達赫尚人一直與浩罕人享有同樣免稅的權利，因此愛連巴依的要求「實屬貪詐」。除了把它歸之於貪婪成性之外，關於浩罕不僅在清朝領土上徵收關稅，而且要求把克什米爾和巴達赫尚的商人歸入汗國的阿克沙哈勒能向他們徵稅的外國人之中，這件事在《實錄》中並沒有線索可尋。[52]
這是中國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它為以後西方與北京之間的不平等條約鋪平了道路。清帝此時已經給予了全部治外法權，就像他不久就要在沿海給予貿易飛地以治外法權，和達賴喇嘛政府將在1856年對待西藏的尼泊爾那樣。只有這樣說才恰當：在中國穆斯林邊境上第一次正式承認了治外法權，因為商人自治在穆斯林中間是一種由來已久的習慣。在宋代，福建刺桐（泉州）的阿拉伯商人歸他們的頭人管轄。歐洲貿易列強之所以要在亞洲要求治外法權，部分原因是由於受到從君士坦丁堡奧斯曼政府那裡獲得治外法權條款的鼓舞。在16世紀的卡利卡特，土耳其商人便有自己的頭人，甚至連當地的商人也都有他們自己的頭人，如同從開羅和紅海來的商人那樣。在卡利卡特又有一名高居於全部外國商人之上的頭人，他實際上管理和懲罰他們，不受政府法律的干涉。遠在十七八世紀荷蘭、英國和法國的航運業統治馬六甲以及亞洲最南部和東南亞諸港口以前，這些地方也盛行同樣的情況。[53]即使在六城地區，清帝對愛連巴依的讓步也許不過是對已成慣例的事態的一種官方認可而已。這樣做就簡化了有關北京對外貿易的行政和政治問題。
從中華帝國的觀點看來，天子對普天之下擁有最高權力，所以治外法權絲毫沒有損害清帝的主權。同樣地，浩罕在清帝國境內對其他外國人實行管轄，或是汗國有權向非浩罕人徵稅，這也無損於清帝的主權，儘管這後兩種讓與（它們是清朝體制能夠容忍到什麼程度的有趣標誌）在政治上是不可取的。浩罕取得的讓與權並不比俄國人已在恰克圖享受了一個多世紀的那些權利更大一些，浩罕並不堅持要求民族平等的原則。
中國與浩罕的1835年協定為六城地區的外國人貿易樹立了新的樣式。浩罕的阿克沙哈勒們從浩罕統治者那裡「承包」他們轄區的歲入，他們享有對汗國臣民的完全管轄權，並用有利於穆斯林的新稅率來取代舊關稅，但進口稅已普遍降低。原來牲畜按價徵稅3.33%，絲織品和毛皮徵稅5%，其他貨物也征3.33%，現在阿克沙哈勒們從穆斯林那裡是按價徵稅2.5%（這是伊斯蘭法典規定的稅率），從非穆斯林（「基督教徒」）那裡徵收5%。從六城地區向浩罕出口是免稅的。[54]柯勒克孜人像外國人一樣，向六城地區輸入的貨物要給浩罕的阿克沙哈勒付稅2.5%。
在葉爾羌，清朝任命了其他兩個阿克沙哈勒，一個代表巴達赫尚的統治者，另一個代表克什米爾。巴達赫尚的阿克沙哈勒事實上按照承包賦稅的條件從巴達赫尚政府那裡得到他的職位，就像他的同事從浩罕得到職位那樣。在扎巴德（巴達赫尚的首都）的商人們一年一度帶商隊來到葉爾羌，在那裡他們用奴隸、寶石換取銀錠（元寶）以及茶葉。有些布哈拉人和其他民族也在葉爾羌冒充巴達赫尚人，於是便受他管轄並向他納稅。
克什米爾的阿克沙哈勒對於經過拉達克而來的商人有審判權和徵稅權，他完全是清朝當局加封的，只在名義上代表克什米爾政府（臣屬於旁遮普的錫克王國）。實際上，他並不為克什米爾或拉達克政府徵稅。清當局選擇了一個叫喀西姆阿里和卓的人擔任克什米爾阿克沙哈勒，他是一個在葉爾羌建立了長期商務聯繫的阿姆利則商號的代理人。和克什米爾的貿易（首先去列城，然後到印度、旁遮普、巴爾提斯坦或克什米爾）是由馬幫運輸的，主要包括來自中國本部的銀子、小量金子、上好茶葉、絲、鋼鐵和藥材，以及從新疆或是經由新疆從俄國或西部中亞來的羊毛披巾、羔羊毛氈、絲、駝絨羽紗、羊皮、馬匹、綠松石、冰糖、皮靴、皮革、錦緞、天鵝絨、細平布、大麻汁和菸草。這些東西主要用來交換披巾、繡花製品、漂白布匹、鴉片和皮革。除由巴達赫尚和克什米爾阿克沙哈勒管轄的以外，其他所有外國商人都歸浩罕阿克沙哈勒治理。
清朝官員繼續稱呼浩罕的阿克沙哈勒為「安集延商務監督（胡岱達）」，將所有在六城地區的外國商人——巴達赫尚人和克什米爾人除外——稱為安集延人，以此來貶低對浩罕所作的讓與權，從而想給人們以沒有任何變化的印象。但是，僑居的安集延商人立刻達到數千人，喀什噶爾於是便和浩罕之間通過馬匹、騾子和駱駝增加了貿易，輸入布匹、鴉片和其他東西，輸出純銀、瓷器、箱茶和磚茶。在對外貿易中，清朝的臣民（其中多數大概是東突厥斯坦人）仍然遵從以前的進口稅率，即牲畜納5%，絲和毛皮納10%，其他貨物納5%。因此這個協定進一步不利於本地的進口商，六城地區的關稅衰落到實際上沒有歲入的地步。[55]
由於清朝在1832年已經停止了向外國商人徵收關稅，政府以為這就解除了為在清朝境內的商路提供安全保證的責任。葉爾羌當局將他們的管轄區域收縮到以卡倫線為限（這遠在帝國境界之內），而將商路的安全推給浩罕、巴達赫尚和克什米爾的統治者。「被錯誤地稱為柯勒克孜人」的乾竺特、什克南以及瓦罕的強盜們越入清境，開始出沒於喀喇崑崙山脈和葉爾羌河之間的地區，掠奪商隊，「綁架並販賣男人、婦女和兒童，用暴力劫取畜群」。甚至商人也變成了他們的犧牲品，強盜們將他們帶到巴達赫尚和西部中亞，賣作奴隸。作為對清朝終止治安力量的反應，浩罕和巴達赫尚政府對沿路他們自己的商隊提供保護，但無論是錫克人或是拉達克人，都沒有為列城—葉爾羌路線的清朝部分提供任何安全保護措施。[56]
雖然喀喇崑崙以東的盜匪活動遠在南邊，對於浩罕—喀什噶爾貿易活動並無多大影響，但是穆罕默德阿里汗仍乘機侵犯清朝在色勒庫爾的領土，將浩罕的勢力擴展到帕米爾。在張格爾聖戰失敗後不久，色勒庫爾的阿奇木伯克已經請求新疆駐軍前來幫助抵抗由巴達赫尚、什克南、瓦罕和乾竺特政府屢次發動的奴役和掠奪的遠征。「突厥中國的中國政府」（英屬印度對新疆當局的一種稱呼）沒有採取行動，而且，在沿貿易路線的清朝治安力量中止以後，乾竺特、什克南和瓦罕的匪徒襲擊使得色勒庫爾帕米爾草原的柯勒克孜人難以生活下去。色勒庫爾要求浩罕保護，結果穆罕默德阿里侵入色勒庫爾，勸誘塔哈爾滿和瓦塔哈伊夫河流域的塔吉克人和大多數帕米爾草原的柯勒克孜人遷移到浩罕境內去。剩下的柯勒克孜人搬到葉爾羌和喀什噶爾盆地。因此，色勒庫爾的大部分實際上變得渺無人煙了。
當1834年浩罕人從色勒庫爾撤走和中國—浩罕協定締結之後，新疆當局重申他們在那裡的管轄權，但在1835年和1836年浩罕軍隊再次侵入色勒庫爾，帶有大炮和兩千名兵士。汗重新提出他有權向六城地區所有外國人徵稅的要求，並試圖在色勒庫爾向來往於巴達赫尚和葉爾羌之間商路上的客商徵收關稅。色勒庫爾採取武裝抵抗，北京命令六城地區當局警告浩罕說：皇上可能憤然再次斷絕貿易。但是將它的霸權擴展到帕米爾的浩罕，占領了色勒庫爾地區的「回莊十四處」的一半以上，並派遣武裝分隊進入達爾瓦斯、什克南、乾竺特和瓦罕。浩罕武裝繼續襲擊各處，但終於遭到奕山（他是皇帝的侄子，當時在六城地區協助政務）堅決領導下發起的反擊。
此後，新疆當局試圖把清朝對色勒庫爾的義務降到最低限度。色勒庫爾的首領事實上成為「一個獨立的君主」，但由於他沒有自己的軍隊，結果是通過與乾竺特和什克南的統治者聯姻的辦法來解除盜匪的襲擊。由於巴達赫尚對葉爾羌的貿易要經過色勒庫爾，所以巴達赫尚的統治者也沿著色勒庫爾道路給予某些援助。他是完全能夠這樣做的，因為什克南和瓦罕是他的屬地。色勒庫爾的首領「吞併了葉爾羌的皮爾河、良戛爾河、聽雜阿布爾河和巴巴扎河諸流域」。[57]
與此同時，浩罕允許防止將來對清朝邊境的侵犯。很可能，內部問題或布哈拉侵略的威脅迫使它擱置在色勒庫爾向外國人徵稅的要求。但也可能是浩罕害怕把清朝逼得太甚，反而喪失了1831—1835年得到的利益。確實，汗國的恭順立即受到考驗，因為鴉片輸入新疆的數量激增，並且經過哈密及嘉峪關進入了中國本部。1839年，北京提出的禁毒措施也擴展到新疆。在烏魯木齊，當局逮捕了有關的商人和消費者。在六城地區，清朝立即沒收了克什米爾、巴達赫尚和印度（音底）商人的6萬兩鴉片。大多數鴉片是克什米爾人輸入到葉爾羌的。例如，1840年，當局僅從一個叫卡里姆·阿里的克什米爾人那裡就沒收了9.79萬兩。但是，鴉片也經過浩罕運至喀什噶爾，大約也在此時，當局從喀什噶爾的外國商人手中沒收了2260兩，從和闐的安集延商人手中沒收了540兩以上。浩罕的阿克沙哈勒對於此事是不會愉快的，但是汗國並未以中斷和好相威脅。[58]
清朝政府相信它的浩罕政策是成功的，甚至浩罕似乎也理解，「萬一將來在中國韃靼地區發生任何叛亂」，浩罕汗將有義務給清朝以援助。[59]在六城地區簽訂的這一「不平等條約」制度看來終於產生了清朝的政策制定者長期努力以求的安定局面。
回顧一下歷史就可以理解，清政府在19世紀30年代處理渴望貿易的浩罕人的成功的政策，為幾年以後清朝處理渴望貿易的英國人的問題樹立了一個最近時期的榜樣。與英國之間的敵對行動開始於1834年的虎門交火，在無結果地拖延了幾年之後（這與前幾年浩罕侵略六城地區和襲擊色勒庫爾的事件在新疆一拖幾年是極其相似的），北京撤換了海岸的軍事長官，指派奕山前去，使他能在多事的沿海運用他在新疆取得的經驗。政府還派楊芳作為奕山的助手：這個官員曾在1828年俘獲張格爾，並在1830年和1831年打浩罕的戰役中效過力。1843年署理兩江總督時受命開放上海的壁昌，就是1830年葉爾羌的保衛者。這樣的例子還有好幾起。
當實際的軍事考慮決定用談判解決問題時（如同1831年對付浩罕的戰略形勢那樣），清朝在1842—1844年對沿海貿易列強所給予的讓與權是可以拿來和1831—1835年對浩罕的讓與權相比的。它們有以下這些相似之處：
（1）治外法權，即外國有權指派領事管轄自己的公民。
（2）賠款，儘管鴉片貿易是非法的，仍用銀子償付了被沒收的鴉片。清廷曾用銀子付給浩罕人以補償他們非法獲得的土地。
（3）「公平正規」的關稅以及和海關的直接關係。1843年的稅則所作的讓與比起清朝對浩罕的讓與要適度得多，因為在六城地區清朝對所有外國商人一概免稅，甚至包括柯勒克孜人在內。浩罕並不需要去要求和徵稅機關直接發生關係，因為在六城地區的外國商人一直直接和清朝稅務機關打交道。廢除外國商人進口貨物的關稅甚至使這種要求成為不必要的了。
（4）最惠國待遇。人們猜測，中國人過去的行為啟發了義律船長想獲得任何別國可能獲得的一切特權。[60]巴麥尊子爵已把這個想法作為璞鼎查在商談南京條約時的幾個選擇之一，後來最惠國條款即包含在1843年的虎門條約中。最惠國條款絕非承擔法律義務的一種讓步，它純粹是表示中國長期實行的「一視同仁」的政策：中國利用這一政策可以防止任何一個外國強國取得高居其他國家之上的領導地位。在清朝看來，和歐洲人訂立的協定，至少就最惠國條款而言，其與中國原則妥協的程度比北京在1835年給予浩罕的特殊地位與之妥協的妥協程度要小得多。
（5）廢除公行壟斷，以及允許中國臣民與外國商人之間有發生商業關係的權利。在六城地區，外國人一直直接和地方的商人做買賣，不受任何公行之類壟斷機構的牽制，他們也能雇用僕人、翻譯、買辦，租用房屋、營業處、貨棧等等。
在中國與西方協定中的其他條款還反映了沿岸貿易的特殊狀況。「中英兩國及其君主的地位絕對平等」，這個原則事實上並未被浩罕所堅持，因為在中亞主權國家之間，形式上的平等不是一種基本的條件。不過清朝也沒有強迫過浩罕使者履行藩屬進貢的全部禮儀，而且清帝國早已承認了與俄國平等的原則。
對照清朝在亞洲腹地的經驗，它在鴉片戰爭以後與西方海上列強達成的協定，有不同於通常所說的那種意義。最重要的是，清朝認為這些協定不是新的發明。英國的海軍力量在19世紀40年代為曠世所無，但是締結的條約不足以證明清朝已經認清了這個事實。常被徵引的馬士的那本研究著作指出：「直至1839年為止，使西方國家聽從條件方可允許雙方關係存在的是中國；自從1860年以後，把和中國共同來往的條件強加於中國的卻是西方國家；這當中的20年是一個摩擦時期。」[61]考慮到清朝政府對小小的浩罕作出了重要的讓與，對馬士的觀察最可能的解釋是，在這20年中，中國仍未認識到它已相對地衰落下來。正如阿瑟·韋利所恰當地敘述的那樣：「滿洲是一個征服種族，所以很難接受這一事實：他們在200年前用來征服中國的武器，現在已經過時了。」[62]
在北京看來，1842—1844年條約的唯一真正新情況是把它們應用於中國本部。在亞洲腹地有共同邊境的兩個偉大的非漢人帝國的君主——滿洲人和莫斯科人——之間講求平等，是很容易做到的。治外法權在六城地區是完全可以被接受的，臣屬於清朝的說突厥語的穆斯林在那裡是和來自中亞西部說突厥語的教友同仁做買賣。但是，要在沿海一帶允許施行像國家平等這樣一種非中國的原則，確實將會引進一項中華帝國迄今僅限於在亞洲腹地推行的政策。在中國本部以內，這是不容易被接受的。
清朝的邊疆政策作為整體來說並沒有被系統地作過任何研究，但是很清楚，在沿海政策與亞洲腹地政策之間是有相互聯繫的，這種聯繫比歷史學家迄今所揭示的要更多一些。值得注意的是，松筠、楊芳、龔自珍、魏源等這些19世紀初的經世致用論學者兼改革家，都有研究新疆政策問題的初步經驗。
聖戰的繼續
以七和卓聞名的七個阿法其·瑪赫杜姆家族著名成員住在浩罕領土上。他們是穆罕默德·玉素普之子卡塔汗和克希克汗、巴布頂之子倭里汗、張格爾之子布素魯汗、卡塔汗之子愛克木汗和阿希木汗，以及布素魯汗的一個堂兄弟，人稱鐵完庫里和卓。雖然卡塔汗和倭里汗是主要的領導者，但瑪赫杜姆家族的宗教繼承權似乎已從張格爾傳給他年輕的兒子布素魯汗。在19世紀30年代初經過印度去麥加途中的東突厥斯坦人報告說，在新疆的清朝統治日益喪失人心。這種情況顯然繼續存在，[63]但是只要浩罕為了享有它的貿易利益而要保持和平，那麼七和卓是不能有所作為的。
在19世紀30年代後期，許多安集延商人居住在固勒扎，浩罕的阿克沙哈勒開始被指派駐在伊犁。準噶爾當局不能獲得足夠的布來使官方的哈薩克貿易壟斷保持在一個滿意的水平上，於是便放寬限制，允許漢商參加更多品種的貨物的貿易，開始是在塔爾巴哈台實行，後來在1845年時也在伊犁實行。準噶爾居民一直在某種程度上負擔著六城地區的軍費，在19世紀30年代又遭受嚴重的糧荒。因此，政府努力增加準噶爾的農田，並且著手實施各種增加那裡收入的計劃。由於中國本部缺少土地和政府希望縮減因駐軍給養而輸到新疆的白銀數量，從前的障礙開始崩潰了。北京以越來越大的決心努力勸誘漢人移居新疆，耕種交納租稅的土地。1835年，政府答應漢商的要求，讓他們帶家屬定居在喀喇沙爾。
最初並沒有很多漢族移民被吸引到邊遠的六城地區來。他們就是到了那裡，生活也是很不容易的。在漢族移民和當局之間發生了幾次事件。1837年，在喀什噶爾地區的清駐軍派出士兵燒毀了漢族移民房屋和搶劫他們少量財物。在巴爾楚克，移民的工作搞得如此之糟，以致在1838年移居者竟不顧軍隊的制止，棄地而逃。政府沒有錢為日益增加的移民建造新的灌溉工程或提供種子、工具和耕畜，就向六城地區的伯克們要求私人捐助，而以給予擢升作為回報。在伊犁，布彥泰將軍委託因積極反對鴉片而被黜的林則徐在1844年整頓移民事宜。1845年，清朝中止了對新到六城地區的漢族移民豁免地稅的規定，提高了準噶爾地區移民的賦稅，而且傳令嘉獎林則徐，允許對那些為開墾新土地作出貢獻的失寵官員縮短流放期限。在1845—1848年之間，在六城地區（不包括喀喇沙爾地區）開墾了將近8萬英畝（約52.5萬畝）農田。其中四分之一是漢人完成的，其餘則由東突厥斯坦人完成。[64]
1839年開始，政府還用漢族移民來補充六城地區的駐軍，允許以移民志願者來補足缺員的部隊。由於士兵得隨時被徵召作戰而使軍墾趨於衰落，1843年軍隊開始放棄農地，讓位給平民移民來耕種。在1845年以後，六城地區換防的士兵得到准許作為農民和他們的家屬一起留在那裡，政府又命令所有獲赦而有家口的流犯都應送往六城地區從事農業。這些措施使減輕中國本部的人口壓力有了一些希望。它們加強了清朝在東突厥斯坦的存在；它們使六城地區更充分地和清帝國的其餘部分融為一體。
一方面北京因從中國本部流出白銀支付駐軍的餉項而發愁，一方面還要為白銀從新疆流出國外而感到困擾，這種情況更由於在沿海償付鴉片的白銀損失而加重了。從伊犁和塔爾巴哈台流出白銀的情況還不算嚴重，但是從六城地區外流的情況卻是嚴重的。張格爾的聖戰和1830年浩罕的入侵已經引起了物價暴漲。銅錢不足和大量清軍的來到（部分軍餉是用從中國各省撥來的白銀付給的）降低了白銀折換銅錢的比價。在1827年兌換比例已跌到每兩80蒲爾，[65]並且在準噶爾地區產生了影響。在喀什噶爾和葉爾羌的外國人利用這種低價買了大量白銀運往國外。
當局試圖鑄造一種新的六城地區純銅蒲爾來對付通貨膨脹，它僅重1錢5分，但有「當十」字樣。他們把這種蒲爾的官價定為十個雜銅標準伊犁錢，並且允許新蒲爾與舊的同時流通。當局擅自決定一個新蒲爾可換兩個舊蒲爾，雖然價值五個伊犁錢的舊蒲爾每個重1錢2分，這樣折換是不成比例的。這種新貨幣有可能增加流通中的銅幣數額，使軍隊可以在軍餉上增加銅錢對銀的比例。從1838年起，阿克蘇的造幣廠甚至進一步降低了銅幣的重量，把鑄造的新蒲爾從1錢2分降到1錢。
到19世紀40年代，新增的鑄幣，再加上白銀普遍流出清帝國境外的情況，使下跌的銀價恢復了元氣。在1845年，兌換率提高到每兩白銀換400蒲爾。此後，新疆駐軍的餉項主要的是「出自地方收入中的地方貨幣」。在葉爾羌市場上，白銀從原來一錠（50兩）換三四百騰格（1.5萬—2萬蒲爾，約900—1200印度安納）漲到換1000騰格（5萬蒲爾，約3000安納）。[66]
清朝對六城地區的控制似乎比以前加強了，但是在中亞已開始感覺到英俄之間的對抗；1841年有謠言說，正在和中國以及阿富汗交戰的英國將一個瑪赫杜姆家族成員召到了喀布爾。東突厥斯坦人的憤怒情緒和聖戰精神在潛滋暗長。1845年，一些柯勒克孜人襲擊英吉沙爾的郊外，一個名叫阿瓦斯的喀什噶爾鐵匠率領一支500人的造反隊伍在索胡魯克鬧事。漢族移民幫助恢復了秩序。布彥泰報告說，柯勒克孜人的襲擊是在阿克蘇、和闐、葉爾羌和喀什噶爾等地有影響的阿訇們的鼓動下進行的，而在阿瓦斯暴動的後面有瑪赫杜姆家族，特別有布素魯汗在活動。在次年（當時有喀什噶爾發生饑荒的報告）所作的更為深入的調查斷定，七和卓並沒有和暴動發生關係。[67]
名義上由年輕的胡達雅爾汗統治、但是事實上因領導分裂而受到損害的浩罕，又故態復萌，在1846年派出一位使者重新提出了汗國的舊要求：向巴達赫尚人、克什米爾人和所有拉達克商人（推依博特——「西藏」）徵稅，另外還要求向一個主要居住在清朝境內的柯勒克孜部落徵收地租。此後不久，一些柯勒克孜人襲擊了六城地區的卡倫，然後越帕米爾逃向什克南。什克南的統治者阿布都熱依木送來一封信，暗示那些人是一些身份不詳的和卓，大概是一些白山派。[68]北京還是不願滿足浩罕的要求。於是，第二年即1847年（在這一年，最後一部分哈薩克大帳正式併入俄國），浩罕發動了白山派聖戰，卡塔汗和倭里汗領導了對六城地區的侵犯，名為七和卓之戰。一支由喀什噶爾和柯勒克孜逃亡者組成的浩罕軍隊襲擊在明約洛卡的清軍，迫使他們退回喀什噶爾。在那裡，浩罕的阿克沙哈勒煽動百姓向瑪赫杜姆家族的軍隊打開回城，當時3000名清軍困守在滿城之內。倭里汗前往攻打英吉沙爾，但失敗了。謠言說，七和卓已和英國人取得諒解，[69]但是喀什噶爾人對張格爾的失敗以及1830年浩罕的搶掠記憶猶新。雖然有許多人參加了七和卓的軍隊，瑪赫杜姆家族的事業一般來說在人民中間的反應是冷淡的。
北京命令陝甘總督布彥泰克復失地，並以奕山為葉爾羌參贊大臣。奕山帶領數千軍隊由阿克蘇出發；一支3000人的援軍由甘肅進入新疆，戶部撥餉銀100萬兩。當奕山於秋天到達葉爾羌前，和卓們曾進攻過這個城市，但已被趕走而撤回到了喀什噶爾。奕山的優勢火力連戰皆捷。圍攻英吉沙爾的瑪赫杜姆家族的軍隊甚至未及交戰就望風而逃，所有侵略者隨即放棄喀什噶爾而逃回浩罕，和以前一樣跟著一起逃走的有他們招募的喀什噶爾新兵和成群結隊的同情者及其家屬。
清帝國的軍隊再次進行了可怕的報復，但是豁免了喀什噶爾地區的賦稅。一支來自伊犁和烏魯木齊的2360人的軍隊加強了喀什噶爾的駐軍。樞紐之地巴爾楚克也是通往喀什噶爾、葉爾羌、阿克蘇與和闐各條道路的總匯，清朝在這裡建造了一座新城（Yangi Shahr），與老回城分開，屯駐1.5萬至2萬名用步槍武裝起來的步兵。每當西部各地區需要軍事力量時，首先就從那裡調派。由於入侵而加強了的東突厥斯坦人和漢族移民之間的敵意，暫時終止了向喀什噶爾地區阿奇克雅黑移民的努力，但是政府仍然實行它的移民政策。1848年初，懼怕失去貿易權利的浩罕，派來一名使者否認它對七和卓的入侵負有任何責任，並表示繼續對清朝皇帝「恭順」。北京除了接受這種辯解之外也別無良策，從而再次確認了浩罕的全部權利。[70]
清朝當局——特別是喀什噶爾和葉爾羌的阿奇木伯克們——與浩罕的阿克沙哈勒之間仍「不相合」，後者將「他們所受虐待的怨言」傳回浩罕。在喀什噶爾東北約四十里的阿斯圖（下）阿爾圖什——也叫阿爾泰（金山）阿爾圖什——清朝的地位特別脆弱，因為存在著對官方的誅求的憤慨情緒。阿斯圖阿爾圖什也被認為是10世紀黑汗王朝沙土克·布格拉汗的安葬地，歷來傳說把伊斯蘭教傳入東突厥斯坦的成就歸功於他，瑪赫杜姆家族則宣稱是他的後人。這個朝聖的重要地方的護陵人米爾·阿赫麥德·謝赫據說是六城地區僅次於阿奇木伯克的最富有的人，他也是白山派首要的宗教人物，因此浩罕能夠在他的幫助下搞一些活動。1852年，倭里汗、卡塔汗、克希克汗和鐵完庫里和卓帶了一支主要是柯勒克孜人的軍隊，襲擊阿斯圖阿爾圖什附近，進而侵犯烏什土魯番卡倫，一直到清軍把他們打跑為止。有一個時期當局拒絕恐嚇，封閉了喀什噶爾—浩罕的道路，停止了浩罕阿克沙哈勒向喀什噶爾外國商人徵稅的權利。[71]
在葉爾羌則籠罩著全然不同的氣氛，那裡黑山派占上風，和討厭的對外關係沒有聯繫的克什米爾和巴達赫尚商人支撐著該地區的經濟。印度北部的古拉布·辛格1842年對拉達克的統治建立以後，克什米爾的披巾商人告訴葉爾羌人如何清理粗羊毛，因此葉爾羌所產「土魯番的」（烏什土魯番的）和「庫車的」羊毛在質量方面與拉達克羊毛相等，或者超過了它。葉爾羌輸出的披巾羊毛由此增加了，它全部取道列城運往克什米爾。作為交換，鴉片輸入（清朝當局不再禁止）迅速增長，在19世紀40年代末期成為貿易的主要項目，總計每年至少1.6萬英鎊，價值達1.2萬英鎊。因為葉爾羌每年輸出到列城的貨物值1.8萬英鎊，並不足以抵補每年由列城輸入的價值2.1萬英鎊的貨物，所以葉爾羌商人要用白銀支付超過部分。和準噶爾地區對俄國的貿易正好相反，六城地區對印度的貿易出現了逆差。
然而，在七和卓之戰以後，收支差額開始改變了。白銀和其他中國本土出產的貨物原來是葉爾羌—列城—印度貿易的主要商品（茶、絲、寶石、黃金、基連和貴重藥材），現在不再大量運來六城地區。因而，在50年代葉爾羌向列城出口的貨物縮減了，輸出的大部分是六城地區的本地產品，主要是披巾羊毛和大麻汁。
葉爾羌的對外商業開始衰落了。沿著商路的盜匪增加了。強盜們出沒於葉爾羌—列城的諸商路上和通往巴達赫尚的道路上。商隊開始武裝來往，但不時被100—250人組成的襲擊隊伍所擊敗。雖然貿易衰落，但據1853年訪問了葉爾羌三個月的英國代理人阿赫麥德· 沙·納赫什班迪·賽義德和卓說，「人民對他們的統治者是普遍滿足和中意的。在鄉下除了土地稅之外沒有其他賦稅，土地稅約當生產物的十分之一」。在滿城中大約有六七千清軍，但是他們「和農村中的百姓很少或沒有交往」。[72]
英國和古拉布·辛格（1846年印度政府立他為查謨和克什米爾的大王）兩者現在都在探索增加他們對葉爾羌貿易的方法。古拉布·辛格作了一些「軟弱而無效的」努力想勸說葉爾羌的官員們給他以在實際和名義上管理克什米爾阿克沙哈勒的權力，因為後者「不聽來自查謨的命令」。但是大王在六城地區的影響「不夠大，不足以使阿克沙哈勒免職而另委他人」。大約在1856年，古拉布·辛格又轉而直接求阿克沙哈勒本人，派了一名代表「去為他（大王）安排向列城商人徵稅之事」，但是阿克沙哈勒卻答覆說，古拉布·辛格必須首先為路途上商隊的安全提供保證。1857年古拉布·辛格死後，他的兒子蘭比爾·辛格派遣另一個代表前往葉爾羌繼續提出他父親的創議，但是清朝當局將代表阻攔在城外的一個卡倫上「達六月之久，以後又將他不體面地趕出葉爾羌」。[73]
英國人自己只限於收集情報，主要交由本地代理人去做。然而在1856年，兩個歐洲探險家封·什拉琴威特兩兄弟赫爾曼和羅伯特經過喀喇崑崙隘口進入和闐河流域，並由七名葉爾羌人陪同。這兩兄弟看到這些牧羊人是用俄國槍武裝起來的，就在到達距額里齊兩三天行程的地方後帶三名和闐人一起往迴轉，因為他們擔心會與清朝邊境官員發生糾紛。什拉琴威特家的第三個兄弟阿道夫在次年進入六城地區，被當時暫時控制喀什噶爾的倭里汗下令殺死。
和平靜的葉爾羌相反，喀什噶爾和庫車兩地區的叛亂情緒在沸騰。1854年，一個叫沙木蒙的人宣稱他是張格爾之兄玉素普的後代，在喀什噶爾地區罕愛里克莊領導一次叛亂。在庫車，穆斯林與非穆斯林居住在一個城子裡，穆斯林勞動者對於官員的暴虐感到憤怒。[74]帝國的代表在1855年未經任何審問或經他上司的同意便處死了大約30人。像阿斯圖阿爾圖什一樣，庫車也是一個朝聖要地，是阿勒沙德·阿丁（興旺時期約在1350年）的陵墓所在，阿勒沙德·阿丁曾使莫臥兒人改信伊斯蘭教，又是庫車和卓們的祖先，這是與瑪赫杜姆家族沒有關係的納赫什班迪教團的一個單獨的分支。地方上針對清朝官吏的怨言加強了這些護守陵墓的庫車和卓們的政治上的潛勢力。
在同一年，一個名叫玉散霍卓依善（Husayn Khwāja Ishān，由此名字可知他是個宗教領袖）的浩罕人，前來煽動阿斯圖阿爾圖什銅礦工人的不滿情緒。當阿斯圖阿爾圖什的穆斯林捕獲13名潛入者並將他們遞交清朝駐軍時，他失敗了。緊接著倭里汗和鐵完庫里和卓派遣數百軍隊進入六城地區，但是清軍的槍聲迫使他們退了回去。[75]
1857年，庫車居民心中鬱積的憤怒引發了一場人民暴動。清朝迅速恢復了秩序，而浩罕（它的阿克沙哈勒仍和六城地區當局不和）利用這種不安的氣氛派倭里汗和鐵完庫里進入清朝邊境。入侵者和阿斯圖阿爾圖什的人民聯合在一起向喀什噶爾進軍。鐵完庫里利用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的不得人心，廣泛散布說：「以前伊薩克穆罕默德鄂對和其他人引誘鐵完庫里的叔父張格爾，使之被捕並處死。現在伊薩克的兒子愛瑪特和穆罕默德充當喀什噶爾的阿奇木伯克，倭里汗是前來報仇的。」浩罕的阿克沙哈勒們和貿易團體以及察爾虎特人集合起來支持入侵者。阿奇木伯克愛瑪特逃入滿城。葉爾羌參贊大臣慶英立即向伊犁、烏魯木齊和喀喇沙爾求助，親清朝的穆夫提們發出「法帖萬」（具有法律效力的意見）說：可蘭經的法典（沙里阿特）要求穆斯林殺死或者活捉入侵者，他們要穆斯林一定不要和侵略者合作，以防喪失了信仰（伊瑪尼）。[76]
在此期間倭里汗攻下英吉沙爾的回城，周圍地方的城鎮和鄉村就與入侵者共命運了。當倭里汗派遣大約7000人分兩路攻打葉爾羌時，慶英的士兵迫使和卓的西路縱隊撤退，但是東路縱隊卻對回城發起了突襲。在這時黑山派的徒眾遠多過白山派的信徒；另外納赫什班迪教團的另一支穆扎德派的地方領袖（一個名叫阿卜杜爾·拉赫曼·哈達拉特的人）也有很多追隨者。老百姓和克什米爾商人就協助駐軍抵抗入侵者，結果，倭里汗的軍隊未能得逞。
在戰爭中受害最大的也許要數東干人了，他們受到雙方的猜疑，因為他們中有許多人信奉另一種教派，即和卓穆罕默德·舍里甫·彼爾（死於1555—1556年或1566年，葬於葉爾羌）的烏瓦依什亞派，這一派最大的力量在伊犁的東干人和塔蘭奇人中間。例如，倭里汗的黨羽也把東干人以異教徒論處而殺害他們。從處理阿道夫·封·什拉琴威特四個夥伴的方式中還可以看出和卓的宗教政治傾向。葉爾羌的穆罕默德·阿明是一個東突厥斯坦人，他只不過被關了禁閉。克什米爾的穆斯林阿布杜拉是「一個印度人」，被賣給一個葉爾羌人為奴，價值25盧比。布哈拉猶太人摩拉達為了活命而改信了伊斯蘭教，並獲准與穆罕默德·阿明一起入獄，第四個夥伴是一個西藏人，因為屬於中國「種族」而被處決。[77]
不久清朝援兵從巴爾楚克前來迎擊侵略者，此時包圍葉爾羌的入侵軍已達數萬人。[78]清軍獲勝，打垮了侵略者，擊斃約700人。葉爾羌在被困約70天以後被解圍，英吉沙爾在被圍百餘天后也得到解圍。在喀什噶爾，倭里汗的軍隊沒有交戰就逃走了。他的占領為時不到四個月。
清朝傳令嘉獎西迪克比（或伯克），此人是塔什密里克的土拉吉爾欽察部柯勒克孜阿奇木伯克的後代，因為他協助平定了騷亂，並對倭里汗的同情者進行了殘酷的報復。其餘的人當中，當局處死了沙土克·布格拉汗陵墓的護陵人米爾·阿赫麥德·謝赫和他的長子。表面上是因為謝赫參與了暴動（他將女兒嫁給倭里汗），但是伯克們還要搶奪他的財產。他們沒收了他的財產。其他謝赫們開始生活得比較安分了。[79]由於和浩罕的貿易在戰爭期間已經中斷，這時伊犁將軍札拉芬泰也力主讓安集延商民遷到喀什噶爾城外為他們建造的特設市鎮上，就像在伊犁和塔爾巴哈台為哈薩克貿易所作的措施那樣。但是，軍機處、戶部、兵部和理藩院甚至反對給浩罕人以這種小小的不便，因為害怕它會引起進一步的麻煩。
然而在慶英建議下，浩罕表面上被命令引渡倭里汗作為恢復貿易的一個條件。1858年浩罕答覆說：「倭 里汗鬧事後，曾派人擋路，禁人附從。又將倭里汗拿禁。如准其通商，即將逆首罪名照經典自行懲辦。」[80]清政府承認它在新疆的地位軟弱，認為立即重開貿易乃屬穩妥之舉。因此，雖則安集延商人是1857年入侵的積極支持者，但他們未受損失。
安集延商民自身構成了一個龐大的——事實上是自由的——階級。在1858—1859年，當新的浩罕阿克沙哈勒到達喀什噶爾時，約有6000名安集延人（不包括察爾虎特人）前來歡迎他。在喀什噶爾的外國人據說約占本地人口數的1/4，即約14.5萬人。其中甚至包括俄國韃靼人也被官方認為是安集延人，但他們在私下和「中國人」交往時並不隱瞞自己的血統。
喀什噶爾人移居西部中亞者也很多。在19世紀50年代有200多名瑪赫杜姆家族的成員住在浩罕和馬兒亦囊。大約有5萬戶喀什噶爾的移民被稱為塔合里克，住在安集延、沙里罕（新近由烏馬兒汗建立的，幾乎專供喀什噶爾移民居住）和卡拉蘇周圍的農村中，另有許多人住在城鎮裡。在塔什干外面有另一移民地新城，大約住有5.6萬名喀什噶爾移民。幾乎所有這些白山派的移民都是一批接一批的逃亡者，即是從清朝統治之下和從對瑪赫杜姆家族的歷次入侵之後進行的報復之下逃出來的。[81]
1858年，一位新統治者馬爾拉汗在浩罕即位，1859年，他根據1835年中國—浩罕協定的規定派遣了汗國每年一度的貢使（從浩罕人的觀點來看，這是「禮尚往來」的活動[82]）。汗的主要目的是推卸他自己對入侵六城地區（這一侵略發生在他的前任胡達雅爾汗統治時期）的全部責任；所以使者米爾扎阿布都剴里木帶著馬爾拉汗的信，「責備」六城地區清朝當局「軟弱和怯懦得可笑，因為他們在現場可指揮大批中國軍隊，但竟被一個盜匪所嚇倒」，此盜匪即指倭里汗。
那一年，作為一種經濟措施，清朝停止從六城地區伯克們那裡接收貢品。因而，當浩罕使者到達葉爾羌時，參贊大臣裕瑞「害怕這種來往的影響會傳到皇帝那裡」，託辭不讓浩罕人前往京師。然而，使者決心要前往北京傳遞信件。參贊大臣因此「將整個使節團（包括米爾扎阿布都剴里木和24名同伴）送到靠近葉爾羌的古勒巴格（中國城），並在那裡將他們暗害」。為了給他的行動辯護，裕瑞編造了一個故事，大意是說，浩罕使者在葉爾羌回城犯下了一系列罪行，毆打人民，強姦本地婦女，最後並侵犯參贊大臣的衙署。裕瑞宣稱，浩罕人在那裡拔出武器，刺傷了13個中國士兵，而米爾扎阿布都剴里木和全部他的人在戰鬥中被殺。浩罕終於向伊犁當局說明了事情的真相，後者向皇帝轉呈了此事，裕瑞即被撤職。
清《實錄》只記述了裕瑞所說的情節。如果沒有英國代理人葉爾羌人穆罕默德·阿明的報告的話，人們就會對清朝關於浩罕隨後派來一名使節為米爾扎阿布都剴里木不可理解的舉止道歉一事的記述信以為真了。[83]
當浩罕的使者在葉爾羌被謀殺之後，浩罕和六城地區的貿易衰落了。一些令人不安的報告說，有軍隊在邊境外邊活動，而1860年在英吉沙爾地區，當局不得不驅散由浩罕的阿克沙哈勒領導的一次示威，並把他關入獄中。1861年，在中國西北部穆斯林中間日益動盪的背景下，聖戰的趨勢再次取得勢頭。米爾·阿赫麥德·謝赫的次子阿布都熱依木和布素魯汗的一個兒子發動了一次約有200名士兵的遠征隊進入喀什噶爾地區，然後倭里汗和阿布都熱依木又領導了一次兵力達三倍以上的入侵。清朝的火器和大炮占有優勢。清帝國的軍隊俘獲了阿布都熱依木，並殺死了400名白山派軍兵。但是倭里汗逃進了山中。
浩罕的野心和清朝的權威之間仍未取得平衡。聖戰仍然在繼續。六城地區是清帝國最虛弱的贅疣。它有一個動盪的過去，還可以預言會有一個動盪的將來。
西藏的隔絕和印度的壓力
1815—1862年這段時期實際決定了拉薩的哪些屬地將留在中國的勢力範圍之內，哪些屬地將落入英屬印度支配之下。英國的侵略性並不次於俄國，但是受到巨大的喜馬拉雅山脈的阻礙。
1792年併入清帝國這件事將西藏和英屬印度隔開，但是像俄國人在新疆一樣，英國也利用「本地的」代理人滲入尼泊爾、西藏以及喜馬拉雅山和喀喇崑崙山的諸西藏屬國，為東印度公司尋找貿易的機會。這些最早的代理人中有一個名叫阿卜達哈迪汗的人，曾於1795年帶著印度和英國製品被東印度公司派到尼泊爾去，他提出的一份鼓舞人心的報告大大刺激了英國人對西藏貿易的興趣。
1810年，一個名叫吉爾曼的商人派遣另一個本地代理人到西藏的噶大克去，目的是得到披巾用羊毛的樣品，這種披巾羊毛是由列城商人壟斷的，並且是對19世紀大部分英—藏政治有相當影響的一項商品。披巾用羊[84]毛有兩種：一種用馴養的山羊毛，一種是更加珍貴的野山羊毛、野綿羊毛和其他動物的毛。雖則在拉達克出產小量披巾羊毛，但大部分是來自西藏的日土和羌塘。根據條約的要求，西藏的生產者只將羊毛運到列城，再由克什米爾和中亞的商人繼續全部轉運給在克什米爾的紡織業。破壞這一壟斷貿易便要以沒收論處，它的規章嚴厲到甚至把六城地區質優價廉的披巾用羊毛排擠出了列城市場。當拉達克政府聽說吉爾曼的努力後，它宣布凡是破壞壟斷的人此後都將處以死刑。
少數英國人親自暗地裡探索貿易的機會。1811年，托馬斯·曼寧前往拉薩，甚至設法謁見了達賴喇嘛。威廉·穆爾克羅夫特和H.Y.赫希在1812年進入西藏，遠至噶大克，穆爾克羅夫特還派他的代理人米爾·伊沙塔拉去六城地區搜集有關貿易的情報。但是這些人只是作為個人獨自去的，因為印度政府雖則並不阻止這樣的探險，但它害怕觸犯清政府，所以拒絕給探險家們任何官方文書。但是由於1814—1816年英尼戰爭和英俄商業競爭的結果，英國官方的態度開始改變。因為受亞洲俄國商人已在西藏活動的謠言的刺激，英國挑選了庫茂恩和加瓦爾（菩提亞人在這兩個地方的北部邊緣居住）作為直接與西藏貿易的良好路線。[85]然後，在結束英尼戰爭的薩高利條約中，英屬印度併吞了庫茂恩，並且確定加瓦爾和西姆拉兩個山地國家作為印度的保護國。現在，英國的領土首次和清帝國的領土在西藏接壤。1816年東印度公司的韋布上尉和西藏官員之間在新邊境線上的接觸，增加了英國打破西藏孤立狀態的希望。
英國擊敗尼泊爾並在加德滿都重新派駐一名使節之事使北京放心不下，因為尼泊爾人在最後嘗試爭取清朝援助時，曾向清朝謊報說，英國人命令尼泊爾將它獻給清朝的貢賦轉交給印度政府，還要求自由通過尼泊爾領土去西藏。為此北京派了賽沖阿欽差大臣帶領一小支軍隊去西藏探聽究竟。賽沖阿了解到事實以後，拒絕支持尼泊爾，他只是希望印度政府「應考慮」中國和印度之間的「友好關係」，以從加德滿都撤回使節為宜。當英國人答覆說，如果北京願意派遣一位中國的使節到尼泊爾去防止英尼爭端發生，他們樂意照辦，這時賽沖阿卻將事情擱置下來，而在1817年回到了中國本部。[86]
英尼戰爭的另一結果是英國與西藏的屬國錫金髮生了接觸。1817年，英國簽署了英錫提塔利亞條約，將尼泊爾在1792年從錫金奪去的領土還給它，並且宣布對該國擁有最高權力，包括對錫金的外交關係負責。但是無論拉薩或是北京都拒絕承認提塔利亞條約的合法性。
英尼戰爭和英國宣布對錫金擁有最高權力，這成了西藏對外政策的一個轉折點。作為清朝屬地的西藏卻有自己的對外政策，這表明它是享有特殊地位的。西藏有它自己的藩屬，這些藩屬是中國政治勢力範圍的次要部分，但它們本身不是清朝的領土，甚至也不是清帝國形式上的屬國。在18世紀，拉薩政府對擴大與英國的接觸表現了一些興趣，班禪喇嘛通過詢問1774—1775年東印度公司的使節喬治·博格爾關於英俄關係的問題，已經有意地擴大了讓英國人觀察西藏的條件。在西藏併入清帝國後，英國人看來一定會先成為一股有希望抵消清朝影響的力量，但1817年以後，儘管漢族人數在青海和東部康區繼續增長，人們已經很清楚，清朝對拉薩的權力不大，它幾乎完全不干預西藏的內部事務。清帝扮演了佛教保護人的角色，他對寺院做一些布施，旨在維持現狀。寺院和世俗官員們從西藏作為清朝藩屬的地位中所得到的商業利益是巨大的，特別是在茶葉貿易方面。因此有理由認為，拉薩不想將一種遙遠的、鬆弛的與和諧的清朝統治去換取一種較近的、更有力的和文化上較少共同點的英國統治。
清朝對英國侵略尼泊爾和錫金的反應是如此消極，以致拉薩不敢指望清朝的保護。清駐軍的士氣低落，數量也太少，不足以應付嚴重的危機。滿族士兵已婚娶西藏婦女，她們靠丈夫的微薄薪餉很難生活，何況薪餉又不能經常送到駐軍手裡，因此清朝駐藏官員不得不低聲下氣地向西藏政府尋求財政援助。士兵們被迫用其他工作收入來補充他們微薄的薪餉。西藏面對英國的影響只能自己保衛自己。西藏人封閉了錫金這條英國和駐藏大臣聯絡的路線。從1818年起，企圖經過蘇特里傑河流域或庫茂恩隘口進入西藏，已成為「正在山地休假或上班的英國官員們喜愛的運動」，但是西藏邊境官員有禮貌又堅定地封閉了他們的道路。[87]拉薩開始編造清朝在西藏如何強大的神話，想用這種託詞說明，阻止英國直接與雪山之國交往的是清朝，而不是西藏自己。
印度政府決定實行一項謹慎的政策，這政策被諸如東印度公司的軍馬司主管人威廉·穆爾克羅夫特[88]這樣一些人視為過分膽小怕事的一種舉動。印度同中國一樣，好幾個世紀以來為繁殖馬匹問題感到苦惱，為了軍用他們也被迫輸入馬匹。因此穆爾克羅夫特終於得到印度政府的勉強允許，讓他越過喜馬拉雅山（由他自己負責和自費進行，沒有任何授權或政治任命）去尋求中亞的馬匹以供次大陸馴養之用。在印度的許多人對此行很感興趣，希望他能弄清楚英國在山那邊進行貿易的可能性，加爾各答的帕爾默公司和克魯坦登公司將價值約3000鎊的貨物委託他經管。
穆爾克羅夫特和喬治·特雷貝克於1819年出發，在1820年到達列城，發現拉達克的對外關係即將改變。直到1819年為止，拉達克是西藏的一個藩屬，但也向克什米爾的阿富汗人交納第二等貢賦，即給他們以用益權。從一種不嚴格的意義上說，拉達克甚至可以被理解為「名義上隸屬於中國」。[89]然而在1810年，錫克人征服了克什米爾，並要求拉達克將克什米爾的用益權轉交給他們。但是在穆爾克羅夫特的煽動下，拉達克王轉而向英國人表示忠誠。印度政府怕觸怒錫克人，就申斥了穆爾克羅夫特，拒絕了拉達克的歸順，並將此事通知錫克政府。錫克人放下了心。拉達克承認錫克人享有用益權並開始向他們交付貢賦。但是拉薩則把穆爾克羅夫特的未經授權的努力看作英國擴張主義的更進一步的證據。
穆爾克羅夫特繼續留在拉達克直到1822年，他試圖通過代理人米爾·伊沙塔拉勸說葉爾羌當局允許他進入清朝領土。列城的一些貿易人士可能已被英國將通過列城到六城地區進行貿易的前景所吸引住。一個葉爾羌的忽禪商人為他在俄國時聽到的關於英國商人的敘述所打動，他幫助穆爾克羅夫特解決財政上的困難；另一個著名的納赫什班迪教團成員和卓沙尼牙孜在葉爾羌有許多支持者，他給予了穆爾克羅夫特必不可少的幫助和忠告。但是克什米爾人害怕東印度公司將會妨礙他們對披巾羊毛的壟斷，在葉爾羌有說服力地說明他們的立場，因此儘管穆爾克羅夫特聲稱曾有一個英國人已在大約二三十年前進入過葉爾羌，但清當局仍宣布英國無在六城地區進行貿易的先例，拒絕了他申請護照的要求。穆爾克羅夫特經過克什米爾和喀布爾前往中亞，1825年死在安德胡伊。[90]
雖然穆爾克羅夫特未能完成買馬使命，但他的努力大大刺激了英國的興趣。特別是他激起了英國的商業競爭感，因為他揭露了俄國代理人阿哈瑪迪（見第七章），他報告說俄國人每年參加噶大克的集市，他斷言，「相當大一部分」披巾貿易是「通過布哈拉和葉爾羌兩地而同俄國進行的」。[91]其他幾個歐洲人也從印度進入拉達克。穆爾克羅夫特曾在那裡遇到匈牙利學者、偽裝成亞美尼亞人的亞歷山大·肖馬德科洛斯；1821年，亞歷山大·傑拉德上尉進入拉達克，想要西藏批准他訪問瑪那薩羅沃池[92]，但未獲成功。但是印度政府的態度是避免和西藏或清朝當局發生官方接觸，而英國人則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加入橫貫喜馬拉雅山的貿易，特別是披巾羊毛的貿易方面，庫茂恩和加瓦爾對此貿易似已打開了一條通路。
在錫克人征服克什米爾的後果中，有一次饑荒使許多克什米爾織工流亡到英國領土上，儘管仍有壟斷，小量披巾羊毛還是開始從西藏滲漏了出去。英國人想要擴大這種供應，並開闢從六城地區和西藏經過列城移往克什米爾的貿易。
西藏向拉達克輸出的商品包括西藏本地的產品和來自中國本部再加轉運的商品。由氂牛商隊從拉薩運到列城的中國轉口商品主要是磚茶（每塊重8磅），也有絲、絨、緞和銀元寶。西藏產品主要是披巾羊毛，其次是羌塘綿羊、硼砂（銀匠和黃銅匠需要）、硫磺和黑鹽。西藏自列城的輸入品包括棉布、披巾、印花棉布、銅包的錫器皿、匙子、印度和歐洲的製造品、乾果和穀物（這些東西主要來自旁遮普和克什米爾）。列城也和葉爾羌有相當可觀的貿易，在19世紀20年代雖然有拉達克的壟斷，但葉爾羌、和闐和大帳哈薩克人的披巾羊毛越來越大量地運到了列城市場上。披巾羊毛的價錢不斷上漲，到30年代，拉達克禁止從六城地區進口的禁令成了一紙空文。
英國努力擠入這種貿易，最初是成功的。拉達克的壟斷垮了。西藏的商隊開始到英屬印度的巴什哈爾去。但是英國並不是拉達克貿易的唯一覬覦者。1822年，錫克人把一個印度多格拉人古拉布·辛格提升為查謨王，1834年古拉布·辛格派遣他的將軍佐拉瓦爾·辛格帶著一萬名多格拉軍隊去征服拉達克。有個冒險家喬治·亨德森博士在多格拉人之前曾偶爾遊歷列城，使拉達克人能夠詭稱，英國使節已經前來接受拉達克在十餘年前通過穆爾克羅夫特即已提出的效忠。然而英國人相信多格拉人的侵略只會使更多的西藏羊毛轉到印度；因此他們揭穿了拉達克人的欺騙，再次使多格拉人安下心來。儘管冬季的條件有利於拉達克，但他們的過時的武器是不能和佐拉瓦爾·辛格的武器相匹敵的，後者在1836年曾對錫克人誇下海口說，如果錫克人「願意下令征服中國國土，他能馬上點燃戰爭之火，向中國國王挑戰」。[93]拉達克人在1837年、1838年和1839年接連進行反抗，直到1840年在佐拉瓦爾·辛格征服了巴爾提斯坦以後，多格拉人才完全確立了他們對拉達克的統治。從理論上說，什麼事情也沒有改變。多格拉是錫克王國的一個部分，後者在拉達克繼續保持名義上的用益權；而拉薩繼續收取拉達克的例行貢賦。但是錫克對查謨地區的統治充其量不過是有名無實的。[94]古拉布·辛格計劃恢復拉達克的貿易壟斷。他甚至用停止拉達克歷來向西藏一年一度的貿易使團提供慣例的膳宿和運輸的辦法，來向拉薩的傳統地位挑戰。
由於拉達克在混亂中，西藏商人日益避開列城，而把貨物輸出到巴什哈爾，這個地方變成了印度和西藏貿易的主要幹線。結果，供應克什米爾織工的羊毛大減，以致幾乎危及該工業的生存。在此期間英屬印度自己橫貫喜馬拉雅的貿易多虧鴉片的輸出而擴大了，作為非交戰國的印度商人將鴉片運到列城，以便讓克什米爾人——甚至還有一些印度商人——再向葉爾羌輸出。大量來自旁遮普的鴉片，必然是完全通過錫克人和多格拉人之手的。小量鴉片是取道巴達赫尚到達葉爾羌的，也有一些由尼泊爾商人和在西藏冒充「尼泊爾人」的印度人經手，通過尼泊爾運到拉薩，在那裡鴉片完全是供清朝軍政人員消費的，尼泊爾人和西藏人並不是使用者。
為了沿通過列城的傳統路線重新恢復西藏的披巾羊毛和茶的輸出，並進而控制這條路線，古拉布·辛格派遣佐拉瓦爾·辛格在1841年入侵西部西藏，堵塞了滲入英國領土的貿易的漏洞。英國人既擔心清朝將會因多格拉人的入侵而譴責他們，也害怕多格拉—尼泊爾人可能結盟（也許是因為清朝的慫恿）而反對他們，因為他們正在與阿富汗和中國交戰而騰不出手來。有了這些考慮，再加上他們想恢復西藏貿易的願望，導致他們給錫克人送去一份最後通牒，命令多格拉人撤退。錫克人把這話傳給古拉布·辛格，但是在他能夠和他派往西藏的將軍聯繫以前，西藏人在沒有從無能的清朝駐軍取得援助的情況下就打垮了幾乎被寒冬消滅的多格拉軍隊，並且殺了佐拉瓦爾·辛格。拉達克立刻發生了起義，西藏人於1842年侵入拉達克，重新確立了他們在那裡自古以來的權力。但是古拉布·辛格趕派援軍而至。西藏人退卻了，比拉薩軍隊較為現代化的多格拉軍隊水淹靠近拉達克—西藏邊境的西藏人營地，弄潮了他們的火藥，使他們的槍毫無用處。多格拉人擊敗了西藏人，但是雙方都已筋疲力盡而準備和解。
1842年10月17日，多格拉人和西藏人在列城締結了和約，重新確立了拉達克對西藏披巾羊毛的壟斷，確認了傳統的（但仍未確立界碑的）拉達克—西藏疆界。多格拉人放棄所有對西藏的領土要求，西藏人承認多格拉人在拉達克的統治地位。多格拉人的印度教王國名義上仍然依附於錫克人，西藏是清朝的藩屬，但是西藏人和多格拉人實質上都作為主權國家行事而締結了一項國際協定。清朝無所作為，只是默認這一既成的事實。拉達克仍繼續派使團前往拉薩進貢；多格拉人恢復了對西藏每年派往列城的政府貿易代表團提供象徵性的膳宿和運輸；西藏人則承認多格拉人擁有拉達克；列城對拉薩的貢賦減到了慣例水平；納貢是為了取得拉達克對西藏披巾羊毛貿易壟斷的確認。拉達克和巴爾提斯坦自此正式成為錫克王國的一部分。拉達克脫離了中國的政治勢力範圍，變成了印度次大陸的一部分。
所有這些事實，再加上清朝駐軍的可憐狀況，降低了清朝在拉薩眼中的威望。當白蓮教叛亂者1822年從四川侵入甘肅東部時，青海湟中地區的23個藏族部落拿起武器從和碩特部那裡奪回了以前藏族在青海湖的牧地（和碩特部早在16世紀初就已經占有了這些牧地）。同年，長齡率領下的清軍獲得暫時勝利，但是藏人再次打破了和平。「一個漫長的破壞和屠殺的時期」跟著發生了，主要的煽動者之一是東科爾寺的文殊師利呼圖克圖。[95] 1829年，拉薩派遣它自己的軍隊去青海湖恢復秩序。1835—1838年西藏軍隊也和拒絕向達賴喇嘛政府納貢的波密統治者作戰，並取得勝利。西藏人驅逐多格拉人一事因此也必須通過其他西藏軍事行為的背景來觀察。
然而，由於害怕英國人，拉薩政府繼續加強清政權的保護假象。1830年，西藏人因發現一個帶著英文書信和地理情報筆記本的克什米爾代理商阿赫馬德·阿里而感到驚慌，這個人承認他是為印度政府來刺探情報的。此外，印度政府在1820年擊敗緬甸人時，強取了緬甸人在阿薩姆的有爭議的「權利」，其中包括與阿薩姆平原和西藏邊界地方的部落之間一系列模糊不清的關係。1835年英國曾迫使拉薩的藩屬錫金割讓大吉嶺，1841年他們開始吞併阿薩姆平原，但西藏的另一個藩屬不丹聲稱阿薩姆應該歸它所有。1844年，英國人迫使沿不丹東部邊界的西藏達旺地區的首領們放棄對卡里阿普拉沼澤地的權利，而他們每年則取得5000盧比的補償作為代價。其中只有500盧比交給達旺寺院（哲蚌寺的一所附屬寺院），其餘部分都送往拉薩的哲蚌寺。換句話說，英國人承認他們是侵犯了拉薩的領地，從那時起直到1888年，當英國人完成了對阿薩姆—西藏邊境部落的吞併以後，他們繼續在門隅、珞瑜及下察隅等地蠶食西藏領土。由於拉薩和不丹的政府都懷疑錫金國王是英國人的爪牙，拉薩撤銷了他在西藏領土上的若干傳統的放牧權利，不丹人試圖暗殺他。
在這樣一種氣氛中，拉薩政府的官員們需要促使清政權作出有力的姿態就不足為奇了；因此，當1844年噶廈以及甘丹寺、哲蚌寺和班禪喇嘛聯合起來發起一場反對攝政策滿林的政變時，這幾方就要求北京干預。皇帝派遣因在鴉片戰爭中搞所謂「兩面派」而被充軍的琦善前去處理，當琦善到拉薩時，對攝政以拷問相威脅，除非他承認濫用權力。策滿林從1819年起攝政，謠傳說曾連續謀害了他照管下的三個達賴喇嘛。在琦善建議下，北京將攝政充軍到滿洲，但是拉薩的形勢是一觸即發，因為民眾意識到清朝控制的軟弱無能，對北京干涉和處理達賴喇嘛政府首腦一事深為不安。策滿林出身的色拉寺的僧侶們拿起武器反對清朝當局，痛打他們在攝政房子裡發現的兩個噶廈成員，並釋放了囚禁中被罷黜的攝政。可是，攝政自信在北京能為自己辯白，就告訴他的支持者返回他們的寺院，但在北京他沒有能證明自己有理而被流放到黑龍江。至少在表面上，「帝國的權威仍是不得抗拒的，每個人必須對它服從。但這是最後一次了。」
當琦善試圖懲罰色拉寺的僧侶時，西藏政府立刻把此案從他手裡拿了過去；在康區的一場辯論進一步證明了清朝在西藏的權威的表面性。1844年，察雅（乍丫）的兩個孿生活佛拒絕服從西藏第三大城察木多（昌都）的帕巴拉活佛的權威。爭吵在1846年演變成嚴重的武裝衝突，察木多活佛向清朝請求幫助，但在各地區首領中激起了反清情緒，其中一個首領由於對北京捲入拉薩的政變感到不滿，拒絕為前往西藏的清朝換防軍隊提供搬運夫役。只是當拉薩提高了察雅喇嘛的地位後才使爭吵停止，這就重新肯定了西藏人的權威，而且在實際上，獎勵了康區反清示威者的那些象徵性的領袖人物。[96]
1846年英國對西藏隔絕狀態重新施加壓力。英國制服了錫克人，使古拉布·辛格成為查謨和克什米爾的大王，並承認他對拉達克的所有權，它行文給拉薩的辦事大臣宣布英國對多格拉王國的宗主權（特別是對拉達克披巾羊毛的壟斷權），鼓勵印度—西藏貿易，要求組成聯合的多格拉—英國—清朝邊界委員會來確定拉達克—西藏的邊界。信的內容還通過香港直接告知清政府。可是西藏政府不打算讓清朝與英國聯繫，自己也不想在此活動中碰運氣。當拉薩在1846年從西藏驅逐遣使會的教士噶嗶和古伯察時，它不准讓他們取道印度離境。英國的邊界委員在1847年勘探了邊境地區，但是清朝的邊界委員一直沒有到來。
此外，拉薩有意堅持1842年的多格拉—西藏條約把西藏政府的貿易限制在拉達克一線，以免和英屬印度發生糾纏。這在最初能使古拉布·辛格為自己保留大部分披巾用羊毛，但是他的「災難性的捐稅」和他的官員們的瞎指揮，幾乎在1849年使克什米爾的紡織業陷於停頓。事實上，有如此多的披巾工人開始離開克什米爾，致使多格拉政府在1851年發布命令禁止他們移往國外。結果，雖則多格拉政府阻住了葉爾羌的「上好的」「土魯番」羊毛流入印度，但是羌塘的西藏披巾羊毛開始再一次供應生活在這一英國領土上的織工。[97]
從菩提亞人的觀點看來，拉薩仍然保有特殊地位。西藏政府每年給錫金王一筆穀物、鹽和茶的津貼，以補償他在1849年因抵制英國侵略所造成的損失；1853年，西藏官員和拉達克官員們再次確定了拉達克在西藏的貿易壟斷權，並且締結了加強列城進貢使團和拉薩貿易使團每年交易的正式協定。不丹雖然是一個有獨立對外關係的完全主權國家，也每年派貢使到拉薩去。[98]在門隅、珞瑜和下察隅，效忠於拉薩和效忠於英國當局這兩者之間的關係，在菩提亞人心目中仍是模糊不清的。雖然英國人已發覺他們的佛教山地諸國對雙方都表示忠誠，但宗教的和世俗的義務是如此緊密相連，除非他們直接同北京和拉薩就此事進行談判，就幾乎無法把這些義務弄清楚。
由於哲蚌寺和達旺主要頭人之間的爭端，英國與西藏的直接談判在拉薩的倡議下事實上確已進行，因為達旺主要頭人在1852年沒有將卡里阿普拉沼澤地的賠償中應給哲蚌寺的一份送給它，並且逃進了英國人境內。當拉薩派遣一支軍隊到印度邊境時，英國同意每年送償金給西藏，西藏則應以赦免叛變的頭人作為交換。但是英國人沒有能將1853年的談判擴展到其他問題上，也沒有提出要在將來進行其他直接接觸，而它和尼泊爾之間的糾紛立即強化了拉薩的孤立隔絕政策。
在1840年、1842年和1846年，尼泊爾曾請求北京給予支持以反對英國，但是北京執行的是它的「一視同仁」政策；所以當1846年拉納（昆瓦爾）家族的忠格·巴哈杜爾奪取了政權，他便轉而採取親英的政策，甚至撤銷了1847年尼泊爾每五年一次派往北京的貢使。然而在1852年他恢復了進貢使團，這個使團帶到中國的鴉片差不多價值30萬盧比，享受外交特權的免稅待遇。在使團於1854年轉回加德滿都時，帶回了太平軍起義的新聞，忠格·巴哈杜爾認為加強尼泊爾在西藏的特權的時機已經到來（更有利的是因為英國正專心致力於克里米亞戰爭）。在向北京提供反對太平軍起義的軍事援助遭到拒絕之後，尼泊爾於1855年侵入西藏，它的異想天開的藉口是要從西藏人那裡得到尼泊爾為準備援助清朝的軍隊而花費的費用。忠格·巴哈杜爾還責備西藏人破壞尼泊爾人的貿易權利，並提出了一系列過分的要求。沒有清朝援助的西藏人進行反擊，戰鬥陷於僵持的困境。1856年締結了結束戰爭的塔帕塔利條約，它無疑和1835年的中國—浩罕協定很相似，它規定：免除關稅；在拉薩駐紮一位有治外法權的尼泊爾官員；特別是在尼泊爾人和所有其他居住在西藏的外國人之間發生爭執時有裁決權。尼泊爾人可以和西藏婦女結婚。與六城地區的察爾虎特人一樣，這樣的婚生男孩被認為是尼泊爾人，女孩則被認為是西藏人。拉薩同意每年付給尼泊爾貢賦1萬盧比。
西藏和多格拉人簽訂的條約已經有損於清朝的威望，但西藏—尼泊爾條約則使北京感到加倍丟了臉。在尼泊爾人的聲明中可以看到關於和平問題的解釋是站不住腳的，他們說加德滿都只和西藏人爭吵，尼泊爾並不想反對清朝。但是條約中的稱謂敬語把尼泊爾王和清朝皇帝放在「平起平坐的地位」。為了挽回清帝的面子，原文被修改成為他將「像過去一樣受到尊敬（或尊重）」。又對條約措辭作了進一步修改，將尼泊爾為西藏防禦提供軍事援助的「義務」限制在西藏受到除中國皇帝之外其他統治者的軍隊侵略時才適用，然後駐藏大臣才在條約上蓋了印。但是北京指令這位駐藏大臣對條約的不敬之詞假裝痴聾，以免有損「國體」。[99]
西藏人再一次孤立無援地保衛自己的領土，但是，儘管清朝在這一過程中陷於某種困境，由於西藏人害怕英國人和尼泊爾人，他們還是繼續向北京當局表示忠誠的。1861年，拉薩加強了繼續託庇於清帝國的決心，因為在那一年英國侵略錫金，強迫簽訂了英國—錫金的通朗條約，使這個國家成為英國的保護國。但是無論拉薩或北京都沒有承認這個條約，在英國軍隊撤退後，錫金統治者繼續從拉薩接受封賞。[100]
在1862年，拉達克、錫金和不丹仍然是西藏的藩屬，但是從喜馬拉雅山的另一邊看來，不丹是獨立的，拉達克和錫金由於條約規定是英屬印度的屬國。拉薩是清朝的一個藩屬，但也向尼泊爾進貢。尼泊爾是清朝的屬國，但在政治上與印度政府聯盟。在內部，西藏是安定的。青海湖的騷亂已在1854年被鎮壓下去。昌都地區一場把波密統治者牽連進去的嚴重混亂，已在1859年被制止。西藏的作家和畫家斷絕了外界影響而單純地仍按自己的傳統進行工作，繼續從事各種形式的文學、哲學注釋、校勘學和宗教畫。但在這些作品中很少有新鮮的或革新的內容。唯一值得注意的新成分是從中國本部來的，因為在19世紀漢族文化的影響增加了，並在西藏的圖畫、室內裝飾、服裝和烹飪中反映了出來。但是即使在這裡，漢族文化的輸入成分只是影響了西藏的上層階級。[101]對於最普通的平民來說，中國本部仍是遙遠的地方。
即使在它的全盛期，清朝在西藏的力量也絕未占壓倒的優勢。在19世紀60年代，西藏人出於自身的原因仍然寧願加強清帝國的象徵性權威，並使它看起來好像是名實相符的。
在19世紀開始的前六七十年中，清朝上述三個藩屬的歷史彼此之間大異其趣。蒙古地區在清朝統治下衰落了，但保持著安定。新疆雖然境遇較好，然而有叛亂。西藏的內部生活基本上仍未受清朝權力的影響。造成這些差異的根源在於這些地區的自然特徵以及滿洲人在合併它們時本來目的的不同。
在蒙古地區，清朝的目標就是古代中國人的目的，即改造遊牧民，使他們不能威脅中國。在這方面，滿洲人是成功的，但是蒙古人卻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從滿洲地區到準噶爾地區的蒙族人口都減少了，牲畜和領土也減少了。
在新疆，滿洲人只要求相安無事以及對清帝形式上的恭順。但這些是不可能達到的，因為東突厥斯坦人是一個遠伸到四面八方的廣大伊斯蘭文明的成員，而中國對這些地方全然沒有影響。他們對世界的看法向清帝國的基礎——皇帝的最高權威——挑戰。清帝不是一個喇嘛教徒，卻能做喇嘛教的合法保護人而進行統治；但他不相信伊斯蘭教，就不能在穆斯林世界起這種作用了。好幾個世紀以來六城地區一直是「伊斯蘭之家」。它的居民負有進行聖戰的義務。由一個非伊斯蘭教信仰者來進行統治，只能暫時地被接受。接壤而非中國軍力所及的浩罕，甚至對短暫的和平相處也是一個障礙。為了它自己的商業利益，浩罕汗國使喀什噶爾保持一種連續動盪不安的局勢。雖然張格爾的聖戰有大量自發的造反成分，但直到19世紀60年代以前，其他大多數騷亂基本上都是發端於浩罕。加之，六城地區的傳統領袖都是穆斯林。北京沒有能夠如同團結達賴喇嘛和蒙古諸汗那樣將他們併入清朝的體制。瑪赫杜姆家族出沒在帝國的邊境。即使作為納赫什班迪蘇菲派來說，他們的教義也是主張採取有力行動的。與此同時，別處的納赫什班迪教團的領袖們也在從事聖戰，例如反對錫克人和印度的英國人，在高加索反對俄國人；而且他們在馬來亞、印度尼西亞、奧斯曼帝國、西部中亞和阿富汗斯坦正迅速擴大政治影響。
在西藏，清帝的願望是使自己成為黃教（蒙古人也屬於黃教）的保護人。西藏人對此是欣然從命的，因為在佛教徒看來，保護人是從屬於僧侶團體的，這樣一來，每一邊都可以把自己看成高於對方。和蒙古或新疆不同，西藏有它自己本地的中央政府。西藏的軍事力量沒有對中國構成威脅；因此滿洲人並未採取行動去削弱達賴喇嘛統治他的宗教國家的權力。正好相反，他們加強他的權力。在整個19世紀達賴喇嘛政府的力量增加了，北京支持拉薩去努力排斥外國影響和保持西藏與世隔絕的狀態。
物質利益在三個藩屬的政治行為中只起很小的作用。雖然真正受苦難的蒙古人也像東突厥斯坦人那樣生活在異族統治之下（他們只能把自己的不幸歸咎於此），但他們仍在等待運轉時來。六城地區的穆斯林是滋事之輩，但他們的叛亂似乎並不是由於任何相應的經濟衰落造成的。西藏的商業經濟和寺院在清朝統治下明顯地繁榮，但是沒有什麼根據認為這是拉薩政府要堅定地依附清帝國的主要原因。
儘管清朝在亞洲腹地的權威是表面的，但對於保證來自中國本部的不斷增加的漢族移民——他們移住在內蒙、整個新疆及西藏東部邊緣——的安全來說，仍是足夠強大的。從整體來看，儘管有叛亂和歐洲人的侵略，以及滿洲人的命運日益不濟，但從18世紀90年代到19世紀60年代這段時間仍是清帝國力量的偉大時期。
（陳高華 譯）
* * *
[1]舒爾曼：《達賴喇嘛史》，第345—346頁。
[2]鮑登：《蒙古近代史》，第143頁。
[3]那桑巴爾吉日等編：《18世紀至20世紀初的人民申訴書》，見拉西頓杜格的英譯本。
[4]見那扎格多爾濟《滿洲統治時期的喀爾喀簡史》，第215—223頁；《蒙古人民共和國通史》卷2，第256—261頁。
[5]《滿洲統治時期喀爾喀簡史》，第223—236頁；《蒙古人民共和國通史》卷2，第261—270頁；鮑登：《蒙古近代史》，第179—183頁。
[6]納扎格多爾濟：《蒙古封建主義的經濟基礎》，第272—276頁。
[7]鮑登：《蒙古近代史》，第156—157頁。
[8]米哈伊洛夫：《蒙古文學遺產》，第74頁；海希格：《蒙古人及其偉大時代的佚文》，第247頁；海希格：《蒙古文學史》卷1，第63、215—217頁。
[9]海希格：《蒙古文學史》卷1，第278—290、307—323頁。
[10]謝別迪爾尼科夫：《蒙古建築學》，第86頁；馬伊達爾：《蒙古的建築學與城市建築》，第8頁。
[11]《西域置行省議》，見王佩諍編《龔自珍全集》卷1，第105—111頁；以及《罷東南蕃舶議》（原文已佚，見王佩諍上引書，卷2，第643頁）。
[12]《喀什噶爾狀況》，蘇辛編（1827年），引自瓦里哈諾夫《全集》卷3，第426頁。
[13]沃森：《中國韃靼里亞與和闐紀要》，載《孟加拉亞洲學會雜誌》4.48（1835年12月），第660頁；瓦里哈諾夫：《全集》卷2，第319、647頁。
[14]曾問吾：《中國經營西域史》，第303頁。葉爾羌人瑪哈木·阿明說有12000人，見戴維斯編《英屬印度西北邊境諸國貿易和資源的報告》，第363頁。
[15]沃森：《中國韃靼里亞與和 闐 紀要》，第660頁。但需參照瑪哈木·阿明的「口頭消息」，見戴維斯編《印度報告》，第334、342頁。
[16]曾問吾：《中國經營西域史》，第303頁。
[17]曾問吾：《中國經營西域史》，第303頁；沃森：《中國韃靼里亞與和闐紀要》，第660頁（說汗有「大約八千匹馬」）。沃森：《中亞浩罕的烏茲別克地區紀要》，《孟加拉亞洲學會雜誌》3.32（1834年8月），第375頁；沃森：《浩罕的烏茲別克人及其二子前往麥加朝聖記》，《孟加拉亞洲學會雜誌》3.32（1834年8月），第381頁。和罕迪：《沙勃魯希史》，班圖索夫編，第115頁。作者將張格爾和他的兒子布素魯汗混淆了，日期也不正確，但是所述事實是可以清楚辨認的。參見穆罕默德·阿明所述，見戴維斯《印度.報告》，第343頁。
[18]沃森：《中國韃靼里亞與和闐紀要》，第660頁說張格爾強行攻取了該城寨。
[19]瓦里哈諾夫：《全集》卷2，第363—365頁。
[20]沃森：《中國韃 靼里亞與和闐紀要》，（第661頁）說，他稱之為庫拉塔克「部」的黑山派是卡達里斯人，伊薩克和卓（他準確無誤地以此名稱呼伊薩克穆罕默德鄂對）是他們的首領。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伊薩克穆罕默德鄂對不是瑪赫杜姆·依·阿扎姆的父系後裔。雙重關係當然也有可能，但沃森似乎可能將伊薩克穆罕默德鄂對和哈迪里亞派兩者同黑山派相混淆了，這是他的名字伊薩克（Ishāq）一字造成的。
[21]沃森：《中國韃 靼里亞與和闐紀要》，第661頁。瑪哈木·阿明所述，見戴維斯《印度報告》，第342頁。
[22]阿爾德：《1865—1895年英屬印度的北部邊境》，第31頁；沃森：《中國韃靼里亞與和闐紀要》，第663頁。
[23]彼得奇：《1728—1959年西藏的貴族和政府》，第145、162—163頁。
[24]魏源：《聖武記》卷4，第57頁；曾問吾：《中國經營西域史》，第307頁。
[25]沃森：《中國韃靼里亞與和闐紀要》，第661頁。
[26]庫茲涅佐夫：《19世紀上半葉清政府在新疆的經濟政策》，第126—127頁；弗萊徹：《1368—1884年的中國和中亞》，見費正清編《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第221—222、366頁注[111]及[112]。
[27]沃森：《烏孜別克地區紀要》，第376頁；瓦里哈諾夫：《全集》卷3，第426頁。
[28]曾問吾：《中國經營西域史》，第308頁。《大清宣宗實錄》卷183，第18頁（1831年3月2日）。
[29]和罕迪：《沙勃魯希史》，第117頁。
[30]《大清宣宗實錄》卷179，第17—19頁（1830年12月20日）；佐口透：《18至19世紀東突厥斯坦社會史研究》，第477頁；參見曾問吾《中國經營西域史》，第309頁。
[31]沃森：《烏茲別克地區紀要》，第374、376頁；《大清宣宗實錄》卷184，第38頁（1831年4月5日）。
[32]《大清宣宗實錄》卷283，第2頁（1836年6月14日）。他死的時間被記為陰曆六月。由於《實錄》記敘條目的時間是陰曆五月，故他死的時間不可能是道光十六年（1836年）。參看佐口透《社會史研究》，第408頁，這裡也說是1836年。
[33]曾問吾：《中國經營西域史》，第310頁。
[34]關於這個名字，見西蒙諾夫等編《蘇聯烏茲別克科學院東方文獻抄本匯編》7.25，第5014號。佐口透把Zuhur ad-Dīn Tājī寫作Zohr al-Dīn（《東突厥斯坦社會史研究》，第486—492頁），這是不可能的。
[35]瓦里哈諾夫（《全集》卷2，第325—326頁）聲稱清朝是要求和平的。沃森在《烏茲別克地區紀要》中說，作霍爾敦是作為「從北京派去的使節……談判和平」的，見第375頁。1835年的中國—浩罕協定的輪廓可能是在這一次擬定的。也見《大清宣宗實錄》卷195，第12、15—16頁（1831年9月28日）；卷197，第19頁（1831年11月3日）。
[36]《大清宣宗實錄》卷199，第18頁（1831年11月27日）。
[37]沃森：《烏茲別克地區紀要》，第376頁；《大清宣宗實錄》卷207，第26頁（1832年4月13日）；柏尼思：《布哈拉之行》卷2，第378頁。
[38]《大清宣宗實錄》卷209，第18頁（1832年5月11日）。參見沃森《中國韃靼里亞與和闐紀要》，第661頁。那裡的「十二年」顯然是「二年」之誤。
[39]《大清宣宗實錄》卷214，第19頁（1832年7月18日）；卷215，第2—3頁（1832年7月27日）；卷260，第15頁（1834年12月15日）。
[40]沃森：《烏茲別克紀要》，第375—377頁（據說總共有2萬名步兵，其中1萬名駐在喀什噶爾）。沃森：《中國韃靼里亞與和闐紀要》，第654—655頁。
[41]《中國韃靼里亞與和闐紀要》，第654頁；《烏茲別克紀要》，第376頁。
[42]《烏茲別克紀要》，第376頁。
[43]《大清宣宗實錄》卷235，第22頁（1833年6月2日）；卷238，第4頁（1833年7月20日）。
[44]瓦里哈諾夫：《全集》卷2，第325頁（此書將清朝政策的改變歸因於浩罕對哈薩克人和柯勒克孜人控制的擴大）；《大清宣宗實錄》卷261，第11頁（1835年1月1日）。
[45]《大清宣宗實錄》卷244，第18—19（1833年11月30日）、39—40頁（1833年12月9日）；沃森：《烏茲別克紀要》，第375頁；沃森：《麥加朝聖記》，第381頁。
[46]《大清宣宗實錄》卷262，第21（1835年2月15日）、24頁（1835年2月16日）；也見第27頁（1835年2月19日）。
[47]《烏茲別克紀要》，第376頁。參見阿赫麥德·沙·納赫什班迪《旅行記》，他說在葉爾羌和北京之間正常的旅程是「六個月」。
[48]《大清宣宗實錄》卷254，第5—6頁（1834年8月9日）；卷257，第8—10頁（1834年10月22日）；卷260，第15—16頁（1834年12月15日）；卷261，第35—36頁（1835年1月21日）；卷262，第20—23頁（1835年2月15日）。
[49]瓦里哈諾夫：《全集》卷2，第325頁（將特許權的贏得特別歸功於愛連拍迪沙），第341、401頁；瑪哈木·阿明所述，見戴維斯《印度報告》，第345頁（也提到愛連拍迪沙）；參看貝柳《喀什噶爾史》，載福賽思《1873年出使葉爾羌報告》，第185頁；還可參看和卓巴哈杜爾汗的報道，見沃森《烏茲別克紀要》，第375頁，以及沃森的《朝聖記》，第381頁。
[50]《Ta』rikh-i sihgārī》，無名氏手稿，大英博物館東方8156號（完成於1874年），錯誤地把權力歸於阿卜杜拉·帕沙巴西，第8卷第9章。
[51]庫茲涅佐夫：《19世紀上半葉清政府在新疆的經濟政策》，第6、9、136—139、174頁注[23]，這裡對俄國過去作家的批評沒有考慮到1834—1835年事件。
[52]《大清宣宗實錄》卷265，第7頁（1835年5月5日）。佐口透：《東突厥斯坦社會史研究》，第495—496頁。
[53]皮爾森：《古吉拉特的商人和統治者：對16世紀葡萄牙人的反應》，第17—18頁。
[54]瓦里哈諾夫：《全集》卷2，第401、680頁。
[55]瓦里哈諾夫：《全集》卷2，第341頁；也見曾問吾的《中國經營西域史》（第312頁），他說商人是從安集延城來的；沃森：《中國韃 靼里亞與和闐紀要》，第658頁；瓦里哈諾夫：《全集》卷2，第357頁。但可參閱阿赫麥德·沙的另一種不同的說法，見《從克什米爾經拉達克到葉爾羌的行程》，第382頁。
[56]戴維斯編：《印度報告》附錄100，第29頁；附錄24，第193—196頁。穆罕默德·阿明：《東突厥斯坦史》，第346頁注。阿赫麥德·沙：《從克什米爾經拉達克到葉爾羌的行程》，第381頁。阿赫麥德·沙：《旅行記》，第347頁。
[57]《大清宣宗實錄》卷267，第19—20頁（1835年7月16日）；卷283，第2頁（1836年6月14日）；卷291，第25—27頁（1836年12月23日）；卷292，第3—5頁（1837年1月9日）。納里夫金：《浩罕王國史》，第164頁。穆罕默德·阿明所述，見戴維斯《印度報告》，第312頁注，第326—334、345—348頁。他的報道和清朝有關色勒庫爾首領們的編年資料並不是完全一致的。
[58]鈴木中正：《圍繞西藏的中印關係史》，第222—223頁；《大清宣宗實錄》卷330，第29—30頁（1840年3月2日）。
[59]《大清宣宗實錄》卷293，第23—24頁（1837年3月2日）；卷298，第31—32頁（1837年7月30日）；卷301，第8—9頁（1837年8月5日）。沃森：《烏茲別克地區紀要》，第375頁。參看沃森《麥加朝聖記》，第381頁。
[60]在費正清的《中國人的世界秩序中的早期條約制度》（載他編的《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第260頁）中也清楚地談道：「最惠國條款發端於清帝國想對所有非中國人顯示一種高於他們的一視同仁的願望。」
[61]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卷1，中譯本，第337頁。
[62]阿瑟·韋利：《中國人眼中的鴉片戰爭》，第185頁。馬木留克人有類似情況，參見戴維·阿亞倫《馬木留克王國的火藥與火藥武器：對中世紀社會的一個挑戰》。
[63]沃森：《中國韃靼里亞與和闐紀要》，第662頁。
[64]庫茲涅佐夫：《19世紀上半葉清政府在新疆的經濟政策》，第79—80頁。
[65]曹振鏞編：《欽定平安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卷38，第22頁；庫茲涅佐夫：《19世紀上半葉清政府在新疆的經濟政策》，第149頁。
[66]《大清宣宗實錄》卷419，第19頁（1845年8月20日）。戴維斯：《印度報告》，附錄24，第191頁；穆罕默德·阿明所述，第339頁。
[67]瓦里哈諾夫：《全集》卷2，第415頁；卷3，第152頁。《大清宣宗實錄》，卷417，第2（1845年6月6日）、12—13（1845年6月13日）、21頁（1845年6月25日）；卷432，第22—23頁（1846年9月17日）。
[68]《大清宣宗實錄》卷428，第19頁（1846年5月18日）；卷432，第8—10頁（1846年9月1日）；卷433，第17—18頁（1846年10月13日）；卷434，第5頁（1846年10月26日）；卷436，第17—18頁（1847年1月9日）。
[69]瓦里哈諾夫：《全集》卷3，第152頁。
[70]阿赫麥德·沙：《旅行記》，第347—348頁。《大清宣宗實錄》卷451，第20頁（1848年2月29日）；卷453，第7頁（1848年4月9日）。
[71]穆罕默德·阿明所述（有些歪曲），見戴維斯《印度報告》，第349頁。瓦里哈諾夫：《全集》卷2，第345、670頁；阿赫麥姆·沙：《旅行記》，第349頁。
[72]戴維斯：《印度報告》，第66—67、69、190—192頁；坎寧漢：《從自然、統計和歷史角度看拉達克》，第245、253頁；阿赫麥德·沙：《旅行記》，第348—349頁。
[73]戴維斯：《印度報告》，第69、88、193—196頁。
[74]陳慶隆：《從1828年暴動到阿古柏時期的新疆史》，第39—40頁。陳在這篇博士論文中所寫的日期（1854年8月30日）系1854年10月21日之誤。奕等編：《欽定平定陝甘新疆回匪方略》（1896年序，卷1，第11頁），以及《大清文宗實錄》卷228，第22頁（1857年7月16日）。
[75]佐口透在《東突厥斯坦社會史研究》（第516頁）中把玉散霍卓依善（Yu—san Huo—cho I—han）轉寫成「Yusan？ Khwāja I-shan」。這個名字的第一部分表示üsän，顯然是Husayn的突厥化，這可以從基比洛夫和宗伐佐所編《維吾爾文—俄文字典》（第287頁）得到證實。《欽定平定陝甘新疆回匪方略》卷1，第3頁。
[76]穆罕默德·阿明所述，見戴維斯《印度報告》，第350頁；《欽定平定陝甘新疆回匪方略》卷4，第13頁。喀西達關於倭里汗入侵的報道，見羅斯編譯《喀什噶爾的三份突厥文手稿》，第7、14頁；羽田明：《倭里汗之亂的一件史料》，載《冢本博士紀念論集》，第65頁。
[77]瓦里哈諾夫：《全集》卷2，第341頁注3；赫爾曼·封·什拉琴威特—薩孔倫斯基：《印度和亞洲高原旅行記》卷4，第282頁。
[78]曾問吾：《中國經營西域史》，第315頁。這個數字似乎高了一些。
[79]瓦里哈諾夫：《全集》卷2，第345頁；穆罕默德·阿明所述，見戴維斯《印度報告》，第331頁。
[80]《欽定平定陝甘新疆回匪方略》卷10，第24頁。《大清文宗實錄》卷267，第5頁（1858年11月18日）；卷247，第13頁（1858年4月16日）。
[81]瓦里哈諾夫：《全集》卷1，第394、602頁；卷2，第343—344、369頁。《烏茲別克社會主義共和國史》卷1，第662頁。穆罕默德·阿明所述，見戴維斯《印度報告》，第349、351頁。
[82]沃森：《烏茲別克紀要》，第375頁。
[83]穆罕默德·阿明所述，見戴維斯《印度報告》，第352頁（Abdul Kâim [『Abdal-Qā』im]必然是『Abd al-kārīm之誤。Qā』im不是真主的99個名字中的一個。清朝的資料是阿布都剴里木A-pu-tu-k』ai-li-mu）。參看佐口透《東突厥斯坦社會史研究》，第525—526頁。佐口透的敘述是以清朝資料為依據的。
[84]克什米爾地區出產的披巾特別著名，它是用西藏和拉達克東部高山地區山羊的下腹部細毛製成的，三個織工編織一條普通披巾需時三個月，貴重的披巾需一年多時間。18世紀時，克什米爾披巾行銷印度、中亞、俄國、伊朗等地。19世紀中葉，遠銷歐洲國家。——譯者
[85]莫拉爵士的密信，引自拉姆《1767—1905年通往拉薩之路》，第51頁注2。
[86]羅斯：《尼泊爾：求生存的戰略》，第89—94頁。
[87]拉姆：《1767—1905年通向拉薩之路》，第62頁。
[88]《大清宣宗實錄》卷34譯為「木爾齊喇普」。——譯者
[89]沃森：《中國韃 靼里亞與和闐紀要》，第658頁。
[90]穆爾克羅夫特：《在印度斯坦喜馬拉雅山諸邦及旁遮普等地的旅行記》卷1，第47—50頁；黎吉生：《西藏簡史》，第72頁；拉姆：《1767—1905年通往拉薩之路》，第39頁，特別是注2；庫茲涅佐夫：《清政府在新疆的經濟政策》，第175頁注28。參閱戴布斯《中國突厥斯坦的發現與探險史》，第31頁，他無批判地遵循古伯察的主張；鈴木中正：《圍繞西藏的中印關係史》，第203—212頁，他論證穆爾克羅夫特在十餘年後死於西藏之說不可信。
[91]穆爾克羅夫特：《旅行記》卷2，第164頁。
[92]即岡底斯山附近的瑪法木錯湖。——譯者
[93]Sohan Lāl Sūrī，『Umdat at—tawārīkh，引自B.S.辛格《查謨之狐》，第28頁；也見第204頁注39。關於征服，見鮑寧《對小西藏的征服》，載《伊斯蘭世界雜誌》卷11，第6號（1910年6月），第207—231頁。
[94]參見胡希旺特·辛格《錫克人歷史》卷1，第279頁；卷2，第21頁。他提出克什米爾織工的困難和錫克人的積極性是多格拉人擴張的原因。
[95]施拉姆：《甘藏邊界的土族》第三部分。文殊師利呼圖克圖＝東科爾寺呼圖克圖＝察罕諾們汗。
[96]彼得奇：《西藏的貴族和政府》，第4頁；夏格巴：《西藏政治史》，第180頁；鈴木中正：《圍繞西藏的中印關係史》，第332—342頁；舒爾曼：《達賴喇嘛史》，第354頁。
[97]B.S.辛格：《查謨之狐》，第160頁；戴維斯：《印度報告》，第52頁。
[98]拉姆：《近代不丹》，第52頁。
[99]羅斯：《尼泊爾：生存的戰略》，第115、117頁。鈴木中正：《圍繞西藏的中印關係史》，第329頁。
[100]拉姆：《中印邊境爭議的淵源》，第24頁。
[101]斯內爾格羅夫、黎吉生：《西藏文化史》，第230—23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