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明代史 · 參考文獻介紹
本卷個別章的主旨內容範圍甚廣。提供這些章的現存的原始史料及第二手的學術論著，其複雜和詳簡程度也不大相同。本卷各章都在其腳註中提供了主要的史料和重要的第二手著作。但有的章具有多得不尋常的文獻，因此作者們在下面的書目評註中提供了他們在各自學術領域中所掌握的材料的指南。
4.明朝與亞洲腹地[1] 作者：莫里斯·羅薩比
儘管傅吾康和其他學者指出了《明實錄》的種種不足，但它們是明代與亞洲腹地的最重要的原始史料。日本學者通過選錄和編輯有關蒙古、滿洲、西藏、西域和中亞的中文名稱，方便了人們對浩如煙海的《實錄》的材料的使用。他們還採擷了《李朝實錄》中關於朝鮮和滿洲的材料。我在拙作《明代中國與哈密和中亞的關係》中初步分析了這些史料的價值。
較後期的綜述提供了有關明代對外關係的有價值的信息。正史《明史》載有明王朝與其北鄰和西鄰關係的完整的記載，而按《實錄》的編年體裁撰寫的《國榷》往往記載在其他史料中找不到的材料。官方的地圖，即《大明一統志》和《寰宇通志》以及諸如《廣輿志》和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等私刻地圖，通過提供有價值的經濟數據對歷史作了補充。《大明會典》論述了專門與外國人打交道的制度和規定，《四夷館考》則使讀者大致了解會同館的情況，後者為受權培訓與外國人打交道的專家的機構。《明書》為一部王朝史形式的私人著作，《明會要》為論述王朝制度的著作，兩者對了解明代對外關係的總的情況很有價值。
關於明代與亞洲腹地的更專門的著作給歷史中總的圖景增添了極有價值的材料。金幼孜的《北征錄》和《後北征錄》和楊榮的《北征記》記載了永樂帝對蒙古人的五次征戰；李實的《北使錄》、楊銘的《正統臨戎錄》和袁彬的《北征事績》提供了正統帝被瓦刺蒙古人所俘的第一手生動的記載。蕭大亨的《北陸風俗》是16世紀後期有關蒙古人風俗的珍貴的材料，此書已被司律思翻譯，載於《華裔學志》，10（1945年）。陳誠的《西域番國志》是他於15世紀早期在中亞的遊記，部分內容已被莫里斯·羅薩比翻譯，載於《明史研究》，17（1983年秋季刊）。徐縉的《平番始末》和馬文升的《興復哈密記》載有15世紀晚期和16世紀早期征戰吐魯番的詳細記述。馬文升的《撫安東夷志》提供了明代與女真人關係的材料。
亞洲腹地諸民族論述明代的史料很少。蒙古的一般歷史，如《俺答傳》（查爾斯·鮑登譯成英文）和《額爾德尼傳》（I.J.施密特的《東蒙古史》[聖彼得堡，1829年]中有譯文，約翰·R.克魯格爾在1967年的《蒙古學學會不定期論文集》中有部分譯文）對明代與蒙古人的關係只提供了極少的細枝末節。還沒有論述中國的女真人的重要著作。
論述明代亞洲的日本的第二手著作是引人注目的。日本學者除了採擷《實錄》和歷史叢書作出各種索引外，尤其關心明—蒙古和明—女真的關係。和田清、田村實造、荻原淳平、羽田亨和其他日本學者的著作對了解明代蒙古人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關於這方面，日本學術著作的有幫助的指南包括：岡本芳次（音）的《戰後日本滿蒙史研究》，載《華裔學志》，19（1960年）；理察·T.王的《1961—1981年日本的明代研究：分類書目》（明尼阿波利斯，1985年）。神田紀一郎（音）對陳誠和會同館的研究、松村澗關於哈密和和田的論文以及谷光隆關於茶馬貿馬的著作稱得上是日本對明代與中亞關係研究的重大貢獻；而江島壽雄、旗田巍、福葉岩吉（音）、河內良弘、鴛淵一，特別是園田一龜，都撰寫了論述女真人的有權威性的著作。
西方對明代與亞洲腹地關係方面的成就是顯而易見的。如要查閱蒙古人、中亞人和女真人以及從事邊防的中國官員的傳記，《明人傳記辭典》是一部很好的啟蒙工具書。波科提洛夫、傅吾康、思律司的著作增加了我們對這個時期蒙古人的了解。司律思和莫里斯·羅薩比撰寫了女真人之間的發展。羅薩比、V.V.巴托爾德的著作和麥特拉的《到中國的波斯使者》已經對中亞作了報道。埃利奧特·斯珀林的博士論文《明初期對西藏的政策》（1983年）論述了明代和西藏之間相對稀少的接觸。
5.明代中國與朝鮮的朝貢關係 作者：唐納德·N.克拉克
明代和朝鮮關係的史料按語種和時期分類。在朝鮮一方，主要的文獻為古漢文。它們包括：《高麗史》，一部中國風格的歷史，1454年發行，內有在朝鮮對外關係中活躍的人的事件和傳記；《高麗史節要》，涉及的內容大部分相同，但多少被濃縮並按年代加以組織。頭面人物的傳記也用漢文編寫，它們常常收於這些人的文集中。這些傳記可在《明人傳記辭典》所引材料，以及房兆楹的《淺見圖書館》和其他參考材料中見到。[2]
明代和李氏王朝這兩部實錄是這一章論述的一系列事件詳情的主要史料，不過中朝關係的有關材料散見於各卷，往往難以發現。朝鮮許多君主的實錄已被譯成朝鮮白話文，從而使朝鮮讀者在這個領域進行研究時更加方便。明代和朝鮮關係的基本概況見《明史》的《朝鮮列傳》。《明史》第320卷的這一記載已被黃元九譯成朝文並加註解，1973年在《東方學志》發表。其處理方式與末松保和的相似，後者於1941年編了單行本《高麗朝末期朝鮮初期的對明朝關係研究》，此書從《實錄》、《明史》和朝鮮的史料中把片斷的材料匯集起來並加以註解。[3]
關於一般論述中朝朝貢關係和專門論述明朝與朝鮮關係的研究已有幾種專著。全海宗是這一方面處於前列的作者。西方的論文計有：休·D.沃克的《李明兩朝和好：1392—1592年的中朝關係》；唐納德·克拉克的《自治、合法性和朝貢政治：高麗衰亡和李朝建立期間的中朝關係》，此書專論洪武期間的關係。關於這個題目的較早的西方經典著作有：M.弗雷德里克·納爾遜的《東亞的朝鮮和舊秩序》和威廉·伍德維爾·羅克希爾的《從15世紀至1895年中國與朝鮮的交往》。[4]
專門的研究有威廉·R.肖的《儒教國家的法律準則》，此書涵蓋了朝鮮吸收明律過程的內容。約翰·梅斯基爾的《崔溥日記：渡海漂遊記》是根據崔的日記翻譯的一名朝鮮人在1487年至1488年在長江和北京之間沿運河見聞的詳盡而且很有可讀性的記載。[5]富路特研究面很廣，明代和朝鮮的關係就是其中一個方面。他貢獻了兩部1600年前中朝爭端和衝突的有幫助的論文。[6]
永樂朝沿用元代的人貢的做法，迫使朝鮮送年輕人至中國皇宮充當嬪妃、侍從和太監，這成了王崇武、李晉華和傅斯年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上發表的幾篇論文的主題，他們都專門討論了一個論點，即永樂帝的生母本人就有朝鮮血統。[7]
東北的明—女真—朝鮮的「安全三角」引起了明朝與朝鮮的關係的緊張。在司律思、莫里斯·羅薩比、加里·萊迪亞德等人的西方著作及《明人傳記辭典》中「猛哥帖木兒」、「李滿住」、「李成桂」等人的條目中都有論述。[8]在1910年至1945年的殖民時期，日本學者對朝滿民族之間的關係表現出很大的興趣。但他們的研究常常遭到朝鮮學者的批判，原因是他們為了日本帝國的利益，故意模糊了朝鮮和滿洲之間的地理、種族和歷史方面的差別；但是，這些著作作了大量的原始研究，使我們大大地豐富了明代在該地區內進行的溝通和了解。[9]
16世紀90年代豐臣秀吉入侵朝鮮引發的中日戰爭的文獻在朝鮮十分豐富。但大部分文獻都被偶像化了，都敘述了朝鮮海軍將領李舜臣的功績和他發明的用來對付日本艦隊的包鐵甲的「龜船」，但也有可靠的學術著作。[10]從日本一方進行研究的英語研究有：W.G.阿斯頓的《豐臣秀吉的入侵朝略》和久野吉（音）的《日本對亞洲大陸的擴張》。[11]瑪麗·伊麗莎白·貝里關於豐臣秀吉更近期的著作，[12]以日本人的歷史角度看待對朝鮮的征戰，而《明人傳記辭典》中陳璘、劉綎、李如松和小西行長等中日交戰者的條目以明朝的觀點提供大量的細節。有幫助的關於戰爭的中文研究有王崇武和李光濤的著作。[13]這些研究作品強調一個事實，即在16世紀90年代保衛朝鮮是一次中朝的聯合行動，但根據朝鮮人的觀點，它們很少讚譽朝鮮人為自身作出的努力。因此，研究人員應該注意把戰爭三方——中國人、朝鮮人和日本人——的版本考慮進去。
6.明朝對外關係：東南亞 作者：王賡武
從漢至清的傳統中國史學家在論述時把朝貢關係置於防禦外國、對外貿易和與外國交往的中心地位。因此他們大力撰寫對外關係的朝貢制度的運轉，從漢代該制度的起源開始寫到盛唐，然後寫到明清兩朝最後的有限度的形式。但他們對外國本身並不那麼感興趣，除非這些王國和公國對朝貢制度發起挑戰和危及帝國的安全。因此，中國對外關係的大部分傳統史料和學術著作關心北方和西方陸地邊境的強大的遊牧國家或聯盟。東南亞的王國很少給中國皇帝製造麻煩，因此幾乎未引起注意。然而，官方歷史自漢以來幾乎不斷地報道與東南亞不同國家的朝貢關係。到了明代，對這個地方的了解比以往更多。11位明代皇帝的《實錄》的保存意味著我們對這種關係已經有了更詳細的資料。這些記錄顯然是本文最重要的材料來源。在1959年至1968年期間，在這些《實錄》中有關東南亞的材料被匯集起來，南京版本並與台北版本進行了對照校勘。它們發表於趙令揚等編的《明實錄中之東南亞史料》（第1卷1968年；第2卷1976年）。傑弗里·菲利普·韋德已經把中國與東南亞關係的全部參考材料翻譯出來，作為1994年他的香港大學博士論文的部分內容。論文名《14至17世紀作為東南亞史史料來源的〈明實錄〉》。它有8卷，其中6卷為譯文，另附索引1卷。它對所有未來的學者，特別是那些不能閱讀中文原文的人來說，將提供有價值的幫助。人們期待全部著作能很快出版。《明史》和其他幾種明代匯編，如陳子龍的《皇明經世文編》和張滷的《皇明制書》也很重要。
不同類型的論述明代的著作提供了《實錄》和《明史》中見不到的材料。它們是：馬歡的《瀛涯勝覽》；費信的《星槎勝覽》；慎懋賞的《四夷廣記》；嚴從簡的《殊域同咨錄》。下列著作更為專業，但對本文特別有用。關於越南的材料有：陳荊和等編的《大越史記全書》，該書由東京大學於1984—1986年出版，3卷本；張鏡心的《馭交記》。關於雲南境外東南亞大陸的資料，有李元陽的《雲南通志》；田汝成的《炎徼紀聞》；特別有幫助的是錢古訓的《白夷傳》，此書由江梁整理和注釋，1980年在昆明出版。關於葡萄牙和其他歐洲人的材料有：張燮的《東西洋考》；張維華（1934年）和戴裔煊（1984年）的《明史佛郎機傳》註解本；張天澤的開創性研究《中國葡萄牙貿易：1514—1614年》（1934年）。
關於中國對外關係的近現代學術研究也注意到朝貢制度。這種研究實際上始於歐洲列強在19世紀成功地向這一制度提出挑戰之時。當時中國人對這種來自西方威脅的反應是試圖把列強置於傳統的背景中，這可以從魏源的《海國圖志》（1842—1852年）最後一部在這一框架內編纂的巨著中看出。由於歐洲人通過海路前來，而且已經控制了東南亞的大部分，魏源之所見反映了對該區的一種正在發生變化的看法。這就形成了一種與明代和清初對東南亞了解的有趣的對此：見簡·凱特·倫納德《魏源和中國對海外世界的再發現》（1984年）。
從事東南亞和中國研究的歐美學者很快被中國與東南亞的傳統關係所迷住。關於從事這個課題的最早的學術研究的人是一些漢學家，如W.P.格羅恩費爾德特、伯希和、夏特和W.W.羅克希爾。他們又轉而影響J.桑原和藤田豐八等日本學者，後來又影響了像張星烺、馮承鈞等中國學者。但他們的研究關心的只是在歐洲人來臨前中國對東南亞的認識，而沒有對中國對外關係的性質作出任何系統的研究。外界對朝貢制度最早的透徹的研究是費正清和鄧嗣禹的開創性作品《論清代朝貢制度》（1941年）。正是這篇文章，才導致本文作者從事側重早期（宋代前約1000年）中國與東南亞沿海諸國關係的類似課題。成於1954年的《南海貿易》提供了研究宋、元、明與該區關係的背景。這個作品繼續著重研究明朝最初兩朝，即洪武帝及其孫永樂帝（原文如此，應為建文帝。——譯者注）兩朝的嚴格控制的朝貢制度（見發表於1964年、1968年和1970年的論文目錄）。這些論文為這裡所作的分析提供了大部分詳細的參考材料。
本文之論在兩個方面超越了以前的三個作品：它把研究擴大到中國陸地邊境的大陸東南亞諸國；它把敘述超越1424年而至16世紀後半期。早期學者的作品又提供了幫助，如先前的馬基·哈維·德·聖—戴尼和伯希和的作品，然後的G.E.哈維和G.H.盧斯的著作。更近期的有C.P.菲茨吉拉德的《中國人向南方的擴張》（1972年），它對了解越南和雲南各部落國各自的命運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本文作者還比較了宋代統治下北方和南方的邊境國家，這樣可以與明代統治下的發展作出有益的對比（《二等帝國的詞藻：宋早期與鄰邦的關係》，1983年）。
最後要提一下中國大陸和台灣的學術情況。大陸的大部分社會主義史學家對把強調中國中心論和朝貢制度作為中國的對外關係的中心這一點感到不快。他們認為與朝貢有關的體制、禮儀和動聽的詞藻只是皇室和儒家官員支持的封建結構的擴大。它們決不是漢族中國人對其鄰近民族的優越感的表現。他們的觀點是，中國的對外關係應通過為國防和國與國間有序的貿易制定的政策加以研究。因此在過去40年的大部分時間中，明代與東南亞關係的研究集中在船運技術、航海技術和南方巨大港口的崛起等方面，以及海上貿易和沿海商人階級和對付海盜掠奪的防務等方面。在更近期，對海軍將領鄭和的艦隊遠航的政治意義，和各個東南亞城市、港口中新興的華僑社團的興趣又恢復了。但是，對作為中國與東南亞關係基礎的朝貢制度的作用和重要性的探討，還沒有人作出嘗試。
台灣的學者同樣對航運和航海、貿易和防務、鄭和以及海外華僑感興趣，但他們也毫不遲疑地在朝貢背景下研究東南亞各國。研究中國對外關係的領頭學者為方豪，但他更專注於明代，張奕善和曹永和各有著作。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幾篇關於明代諸帝利用朝貢制度的論文（原先發表於1974年和1976年），它們收於張奕善的《東南亞史研究》（1980年）。
至於在中國陸路邊境的幾個陸地國家，很少有中國學者予以注意。但三部書是有幫助的。它們是王婆楞的《中緬關係史》（1941年）、舍貽潷的《明代之土司制度》（1968年）和方國瑜的《中國西南歷史地理考釋》（2卷本，1987年）。
7.與歐洲沿海國家的關係，1514—1662年作者：小約翰·E.威爾斯
在這一章論述內容所定的兩個大背景中，明代的對外關係遠沒有得到充分研究。《劍橋中國史》第7、8兩卷的其他各章、《明人傳記辭典》中外國人的傳記，以及司律思、羅薩比和王賡武的博學的著作提供了許多極佳的研究出發點。但在任何語種中，尚沒有令人滿意的關於明代朝貢制度的思想、制度和實際情況的充分的研究。小威爾斯的《使者與錯覺》（第13—25頁）提供了簡明和綱要性的概述及某些史料和研究的參考材料。關於在另一個大背景中的研究，即亞洲濱海的歐洲人的活動，則在最近20年中進展迅速；關於有關文獻的概覽，見小威爾斯的《1500—1800年海上的亞洲》。
在各語種中，還沒有論述明代與海上歐洲人關係中任何重要方面的專著。主要的障礙是缺乏利用歐洲的檔案材料和古老的印刷資料，同時也沒有掌握中國的史料。也許最接近掌握16世紀40年代至50年代重大事件和問題的記載的全部資料的人是博克瑟（《16世紀的中國南方》）和布拉卡。張維華搜集中國史料而成的作品《西方的先驅及其發現之澳門》對明代的中—歐關係的各個方面來說是一部不可或缺的啟蒙工具書。揭示與歐洲人關係和沿海中國某些側面的另一部小型匯編為《閩海贈言》。小威爾斯在《清史問題》發表兩篇文章，試圖概述鴉片戰爭前中—歐關係方方面面的研究資料和機會。
關於與葡萄牙人的關係，張維華、周景濂、戴裔煊和藤田豐八的著作已經收集了詳簡不一的中文史料；見伯希和的《一篇關於澳門初期的著作》的長篇評論。更近期和質量較佳的著作是普塔克的《葡萄牙在中國》。關於直至1524年的關係，在本世紀（指20世紀）之交的福開森和伯希和（《明代歷史上的火者與寫亦虎仙》）對中西方的史料作了最透徹的考察。托梅·皮勒的《東方大全》成書於他出使之前。它包括了16世紀初期沿海中國、葡萄牙及其競爭對手當時多方面的材料。科特紹對皮勒著作的長篇導言包括了關於史料來源、皮勒生平及其飛黃騰達的有價值的信息，但導言沒有解決福開森發表的史料來源中某些嚴重問題。張增信的長篇論文和坎默爾的專著內容特別豐富，並對有些令人頭痛的地名問題作了詳盡的考查。本書這一章的記述是基於一種嘗試，即使讀者能閱讀到最全面的葡萄牙編年史中關於這件事的誘人的章節。若奧·巴羅斯等的《亞洲》，以及福開森、伯希和和上述中文資料編者收集的史料對我們對這段時期明代政治社會的現有理解，對中—歐關係持續的緊張狀態和不和作了非常敏銳的解釋。布拉卡已對澳門的起源作了極佳的闡述。關於與明代關係的其他著作，見前面所列著作收集的中文史料。此外還有：印光任、張汝霖的《澳門紀略》；博克瑟的《遠東的費達爾戈人》、《熱帶的葡萄牙人社會》中論澳門的一章及本書書目中他的其他著作和散見於西方人所編書目中他的文章，尤其是論葡萄牙與日本貿易的嚴謹的著作《來自亞馬孫的大船》。葡萄牙編年史者關於澳門史方面的成果，遠不如在1517年至1524年那段時期的成果令人滿意。博克瑟、費雷塔斯、曼德斯·達·盧茲已經發表了重要的文獻。近期的重要研究有：普塔克所編有關葡萄牙人和亞洲的一卷文集，其中有幾章與澳門和喬治·蘇扎的計量作品有關。澳門本地的歷史寫作質量參差不一，但有時能引導學者探討新問題和發現新史料；普塔克的書目，即《葡萄牙在中國》列有大部分這類材料，特別是L.G.戈麥斯和曼奴埃爾·特謝拉神父的著作。又見近期克里默的匯編。澳門文學院現在有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企圖收集和再版原始資料和研究著作。費成康的著作是一個重新喚起中國人對澳門史興趣的重要信號。
舒爾茨討論了中國人與馬尼拉的西班牙人的關係，收於菲利克斯匯編中的其他作者也作了同樣的討論。喬努對貿易的計量研究是經典之作。對馬尼拉中國皈依者社區的出現的研究作得很少。阿杜亞特的《傳教史》是多明我會傳教士的最重要和可查閱的資料之一，這些傳教士深深地投入對馬尼拉中國人的布道工作之中；同時此書也是關於社區史其他方面的重要資料。其他可查閱到的資料包括莫爾加的《大事記》、布萊爾和羅伯遜翻譯和概括的文獻，以及印度總檔案館的許多文獻，這些可在帕斯特爾的《辛苦的布道工作》一書的若干注中見到。里德、坎寧安的專著，特別是柯斯塔關於耶穌會士的許多巨著有助於充實這方面的背景材料。總的來說，根據對海外中國人和對東南海諸國政治和商業現有的認識，要充分掌握所有印刷的和手寫的文獻並重新閱讀它們，還有許多工作要做。
關於荷蘭人與明代中國的關係，包括他們在台灣38年的商業和殖民活動，近現代的學術活動正在迅速發展。印刷的史料有巴達維亞地區的《記錄冊》、柯爾哈斯版的《公文總覽》和格羅恩費爾德特論初期活動的著作中的有關段落，最近期的由布魯塞及其同事合編的熱蘭遮地區《記錄冊》的精本中也有這種資料，此書第1卷已問世，第2卷的出版也在期待之中。中文的史料已由張維華發表，另外也見之於一本佚名的小冊子《明季荷蘭人》。布呂魯和岩生成一充分地利用了中國人和荷蘭人的資料；博克瑟的《興衰》在研究與鄭芝龍的關係方面也很重要，奧斯特霍夫根據荷蘭的檔案材料，提供了有幫助的概括。坎貝爾的研究和譯文集中討論了荷蘭人的傳教活動，但這些活動的對象是土著居民，而不是中國殖民者。謝潑德、曹永和等人把荷蘭殖民時期置於中國殖民早期史的更長時間跨度的背景中進行考察。根據維爾霍文、威爾斯，以及「西班牙文獻……」研究了西班牙人在台灣北端的出現。
本章只是粗線條地論述了明代中國傳教活動的出現，而重點放在傳教活動與明代官場的相互作用，以及傳教士參與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活動等方面。它並沒有致力於討論文化方面，即羅馬天主教與中國民俗和精英文化之間的關係。在敦約翰的《巨人的時代》中，在羅南等編的論文集中，以及在《明人傳記辭典》外國人的條目中，人們都可以找到了解關鍵人物、重要事件的資料及研究和記載的指導。斯坦達爾特對楊廷筠的研究為查找資料和進行研究提供了極有幫助的指南，並且是一個既精通明代思想史、又通曉天主教神學和布道學的學者所出成果的優秀榜樣。
根據明代國家觀點，與海外歐洲人關係的最重要的方面往往是外國人建立的與中國皈依者、商人、海盜等人物的聯繫。歐洲的記載則明確地指出，事實上海外的華人在晚明充分參與了建立南中國海世界的活動。因此要增加明代與海上歐洲人關係的了解，往往必須在儘可能了解海外華人的社會、文化和經濟背景的前提下才能做到。小威爾斯的《從王直到施琅的沿海中國》提供了某些全面的解釋性主題。在這個領域的中國學術活動依靠廣泛地閱讀地方志和分散的文學史料，已經有了很大的進展；特別見張彬村的博士論文和林仁川、張增信的近期著作。布魯塞的《奇怪的夥伴》把巴達維亞稱為「一個中國的殖民城鎮」，對巴達維亞史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中國人與西班牙馬尼拉的關係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馬尼拉的中國社區史，但迄今把馬尼拉中國人視作沿海福建社會的關係，或把馬尼拉社區與其他「中國殖民城鎮」作比較的研究還做得很少。
11.晚明思想中的儒學 作者：威拉德·彼得森
對研究儒家思想來說，個人在儒家問題方面的著作是主要的資料。部分地由於16世紀私人刻印書籍的發展，現存的有關儒家的書籍為數甚多，它們仍需要學者去探索。本章的註解旨在成為查閱選定人物的原始文獻和第二手著作的指南，這些人已被後期歷史學家視為有一定的重要地位。黃宗羲（1610—1691年）編的62卷《明儒學案》這一不朽的匯編提供了一些思想家的材料，他們被認為是根據稱為明代儒家的多方面表現選定的。他從200多位人物的著作中摘錄其文，按照自己的思路安排在17個標題下。它仍是幾乎所有從事這一課題的學者開始其研究的文本。黃宗羲為每個標題寫了導言性的意見，同時提供了每個作者的傳記材料，以及自己對他們給明代儒學所作貢獻的批判性的評價。秦家懿在她的《黃宗羲及其〈明儒學案〉》中提供了有用的英語介紹，該書還載有她譯出的黃的關於42位較突出的明儒的序言材料及注釋。一部使用更方便的《明儒學案》版本1985年在北京出版，沈芝盈對該書加以標點並作了編輯註解，1987年在台北重即。沈氏版本應根據朱鴻林的《明儒學案點校釋誤》的詳盡的釋誤進行校勘。
在《明儒學案》的材料和判斷的基礎上，容肇祖在1941年出版了《明代思想史》，這是第一部研究明代儒家主要傾向和人物的內容豐富的近代綜述。由於提出了何心隱、李贄和陳第等16世紀後期的人物對明代思想作出的貢獻，容的記述超過了黃的作品。約在同時，嵇文甫甚至走得更遠。嵇在1944年出版的《晚明思想史論》中除了黃宗羲認定的思想家外，又增加了幾章，內容有佛教的復興、西學的來臨、考證學的開始，從而顯示了知性活動的多樣性。在更近期（1987年），侯外廬及其同事在他們的大部頭的中國思想史著作《宋明理學史》第2卷中全面評述了明代的儒家，進一步補充了黃宗羲所引的原始材料，但除了他們本人的馬克思主義觀點外，基本上沒有超越黃宗羲的框架。
在英語著作中，還沒有對明儒的充分的論述。赫爾默特·威廉的論文《論明代的正統》概括了15世紀突出的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這些人都背離了國家倡導的儒家。狄百瑞在他的題為《晚明思想中的個體主義和人道主義》中根據個人自主的問題評估了16世紀思想中的一些著名人物，此文收於他的會議文集《明代思想中的自我和社會》（1970年）中。在其他方面，以英語發表的大部分研究作品專注於個人或小集團。作為最著名的明儒，王陽明的思想已經吸引了學術界各方面的注意，但在英語著作中，對王的思想的最佳的介紹依然是已故的陳榮捷關於王的譯文中的意見，見陳的《王陽明關於講究實際的教導及其儒家著作》（1963年）。
大島明榮（音）的《日本對宋明時期理學的研究：書目概覽》（1987年）評論了日本對明代儒家思想研究的發展。1949年，島田虔次發表了《中國近代思想的挫折》，書中他力圖指出晚明儒家思想中幾種近代特點的存在（其中包括個人主義和多元論），但在1644年滿洲人的征服後，它們被窒息了。針對黃宗羲的偏見，荒木見悟在幾個研究作品中強調儒家思想和佛教思想的相互作用。特別在1979年的《明末宗教思想研究》中更是如此。關於他思想的英文概括，見他的《晚明之儒佛》。另一位第一流的學者山井湧力圖闡明在清代繼續發展的明代思想傾向，見其《明清思想史研究》，此書更符合黃宗羲對明代儒家思想的看法。
12.天學：基督教及其他西方思想引入晚明中國 作者：威拉德·彼得森
論述西學引入晚明的作品非常豐富，但它們一般更注意西方人的作為和寫作，而不是關心中國人如何接受和吸收歐洲思想的情況。
在明代，耶穌會傳教士壟斷了在中國的居住權和布道權，他們最受人注意。最早的參考材料之一是路易·菲斯泰的《1552—1773年來華耶穌會士的傳記和書目》，它為許多後來的探索提供了入門途徑，不過它基本上被榮振華的《在華耶穌會士列傳（1552—1800年）》所代替。20世紀30年代開始，裴化行在他的許多與在華耶穌會士題目有關的書籍和論文中定下了很高的學術標準。可與之相比的是方豪的一批中文的學術著作，他把他的許多論晚明的作品收於名為《方豪六十自定稿》（1969年）的文集中。關於晚至1610年的早期的傳教活動，巴斯夸爾·德埃利亞關於利瑪竇在華及其經歷的注釋版本是無與倫比的，此書共3卷，名為《有關1579至1615年利瑪竇自歐來華行紀的原始文獻》。利瑪竇死後，再也沒有可與之相比的有關在華耶穌會士的資料。敦約翰的《巨人的時代：明朝末年中國的耶穌會士的故事》依據耶穌會的檔案材料，是最容易查閱的可靠的記載。
埃里克·澤克等人編的《約1580至約1680年在華耶穌會使團的書目》列出了耶穌會在華第一個世紀活動的西歐語種的第二手作品，對研究很有幫助。所涉及內容包括傳教士、皈依者、禮拜儀式、宗教活動和論戰，以及世俗活動和寫作；它還列出了在不同的西方藏書地點所藏的中文材料的西方語種書目和指南。（作者們還編了有關西學的17世紀中文資料的書目。）
徐宗澤所編的《明清間耶穌會譯著提要》（1949年）這部仍有用的書目簡要地闡述了明代耶穌會士及其中國助手所寫的中文著作。耶穌會士及其親密助手所寫的晚明中文著作的摹寫版本在20世紀60年代之初已在台灣出版；李之藻在1628年匯編的文集《天學初函》已被重印；其他著作也收於3卷本的《天主教東傳文獻》中。有關明代西學的手稿和印刷材料分散在東亞、俄羅斯和歐洲的圖書館，有的沒有編目或無法查照，但研究人員最終將會利用它們，以加深我們對晚明思想和社會中天學作用的認識。
13.明代的官方宗教 作者：羅梅因·泰勒
晚期中華帝國的官方宗教的書目表現出一種矛盾現象：一方面它是中國文明中文獻內容最為豐富之一，但另一方面，它在近現代的歷史學術研究中卻受到了相對粗淺的待遇。出現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可能是，至少從內藤虎次郎以來，大部分中國的歷史學家把精力主要放在闡述和衡量長期的線性社會變化方面。從這個觀點看，官方宗教在主要輪廓方面的強固的延續性以及它的宇宙學原理，使得它顯得與歷史無關，因此是無關緊要的。
但是，在回答不同的、但同樣可以答辯的一系列問題時，官方宗教可以算是一個合適的學術題目。如果要了解的話，中國社會長期以來是怎樣被理解為一個整體的？人們如何去理解這樣一個事實，即在面臨近代研究作了如此明確的文獻記載的深刻變化中，中國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在2000多年來是怎樣被組成一個一統天下的帝國的？官方宗教教義和實踐的歷史至少可對這些問題提供部分答案。它不能代替世俗變化的研究，但它可以提供一個從中取得更好了解的全面的基礎。
專門研究明代官方宗教的近期英文出版物有：安·帕盧丹的有幫助的作品《明皇陵》。[14]《中國宗教研究學會學報》將1979年秋季號專門用作一個專題討論的文集，名為《晚期中華帝國的國家儀式》[15]，並附有明清兩代的參考資料。文集共收4篇論文，它們是：卡尼· T.費舍爾的《明世宗時期的大禮之事》[16]；賀允宜的《1368—1398年明朝建國的禮儀事宜》[17]；克里斯琴·喬基姆的《清代的朝覲禮儀》[18]；小約翰·威爾斯的《帝國晚期的國家禮儀：討論基礎的幾點意見》[19]。霍華德·韋克斯勒在他的《玉和絲的供品》[20]一書中對直至唐代的帝國祭祀嫻熟地顯示出重要的詮釋傳統。詹姆斯·L.沃森的《神的標準化：960年至1960年華南沿海天后地位的提高》[21]研究了把源於民間的崇拜納入官方宗教的過程。但是，最佳的全面討論仍可以在楊慶堃的《中國社會的宗教》中見到。
關於官方宗教儀式正式結構的基本史料，見申時行編的《大明會典》第43至118卷（禮部）和第215卷（太常寺）。俞汝輯編的《禮部志稿》也有同樣的材料，但補充了大量的奏議和上諭。龍文彬的《明會要》也給《會典》作了補充，是一部方便的參考書。《明實錄》作為主要的檔案匯編是不可缺少的，但除非研究人員從事狹隘地限定的時期的研究，否則，使用時比較困難。《明史》專論儀式的幾卷（第47—60卷）基本上取材於《實錄》，在題目上按年代編排，與上述諸書同樣重要。《明通鑑》為編年史，取材於官方和非官方的史料，使用很方便。就我所知，關於專門闡述世宗朝「大禮之爭」的最佳作品是谷應泰的《明史紀事本末》的第50卷。
15.明代文化中的道教 作者：朱迪斯·A.伯林
對明代道教的研究因以下事實而複雜化了：帝國倡導的道教教義《道藏》成於1444年，發行於1447年，在明代尚屬早期。因此明代各不同派系道觀的文本尚未以帝國倡導的「道教」的名義被收集和編纂。
於是，一些學者為了尋求重要的資料就轉而求助於以下幾個來源，地方志、道觀、名山志、有關宗教的帝國文獻或朝廷的編年記錄、留存的或在諸如《性命雙修萬神圭旨》等其他文集發表的材料、在諸如林兆恩等人著作中關於道教人物或活動的材料，或求助於地方官員的隨筆或奏摺。
除了少數自認的「道教」文本，所有的這些材料都有一種並非原來的道教的立場或觀點，它們對道教的闡述來自外界，而不是來自傳統的內部。如同研究千禧年佛教的材料那樣，閱讀道教文本的材料必須謹慎，要記住它們存在編史工作方面的偏見。
也許是因為材料的分散和不完整，對明代道教的研究仍處於嬰兒時期。中國的學者通過開闢這一研究領域的開創性的學術研究而走到了前面。傅勤家的研究道教史的著作《中國道教史》（1938年）把《性命雙修萬神圭旨》置於道教的發展背景下進行研究。陳國符1949年的論道藏發展的著作《道藏源流考》為道教教義和明代對教義的編修的歷史研究奠定了基礎。孫克寬1968年的兩卷本的《元代道教之發展》有助於弄清明代以前道教的情況。雖然這些著作都沒有專門論述明代，但如果學者們試圖在這個基本上未經探索的領域中進行研究，它們仍是很有幫助的。
第一部專門論述明代道教的作品是楊啟樵論道教對明代諸帝影響的論文，此文收於陶希聖的《明代宗教》（1968年）中。楊啟樵利用帝皇的史料和宮廷的編年史，肯定是持局外人的觀點批判了「道教」的迷信和它對諸帝的影響。但他的著作中有豐富的材料，如果它的偏見得到其他關於中華帝國制度史中道教儀式和實踐的作用方面的研究的補救，它數得上是最有幫助的作品。
安娜·塞德爾為狄百瑞的《明代思想中的自我和社會》文集提供了第一篇研究張三丰的重要的英語論文。由於材料有限，而且只對過去的研究作介紹性的評述，所以她的結論有點謹慎，但其論文表示，在研究傳統中國的晚期時，道教不應被忽視。
在過去的10年中，我們的東亞同行開闢了重要的新領域。1978年，秋月觀映撰寫了論淨明道的極為重要的著作《中國近世道教的形成：淨明道基礎的研究》。此書在使用大批材料以闡述完整的淨明道歷史方面，堪稱樣板。由於淨明道在明代依然十分重要，此書改變了我們對明代道教形態的了解。1979年，間野潛龍的《明代文化史研究》收了幾篇研究會的論文，它們揭示了明代的道教和佛教。1983年，劉枝萬的《中國道教的祭祀和信仰》提出了幾個重要問題，並且研討了一批關於「道教」與傳統中國的地方和民間傳統的關係。這些作品以各自的方式大大地提高了明代道教研究引發的問題的了解。
其他學者也作出了重要的研究，這些研究雖然是專門闡述道教，但有助於弄清賴以了解道教的明代背景。最重要的也許是酒井忠夫的經典性的著作《中國善書的研究》（1960年），自出版後，它引起了大量的學術研究。維克托·梅爾為《晚期中華帝國的民間文化》（戴維·約翰遜等編）提供了對公眾進行聖諭教育的帝國活動的研究作品，它既基於這個重要課題的過去的學術成果，又大大地推進了一步。
我的論林兆恩的三教傳統和潘鏡若關於宗教教學的小說這兩方面的作品是基於澤田瑞穗和間野潛龍的學術著作並加以發揮。有一些學者，包括安東尼·於、安德魯·普拉克斯和維多利亞·卡斯，正在從事有關明代傳說的研究，這無疑會繼續加深我們對「道教」的一些研究課題以及這些課題在明代宗教思想中所起作用的認識。
（楊品泉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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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參考文獻介紹中此類標題的序號及標題為本書相應各章的序號及標題。
[2]鄭麟趾：《高麗史》，3卷本（1454年版；1972年漢城影印本）；南秀文：《高麗史節要》，載《朝鮮史料叢刊》，1（漢城，1932年）；房兆楹：《淺見圖書館：帶說明的書目》（伯克利，洛杉磯，1969年）。
[3]黃元九：《明史朝鮮傳譯註》，載《東方學志》，14（1973年12月），第35—103頁。
[4]休·沃克：《李明兩朝和好：1392—1592年的中朝關係》（洛杉磯加州大學論文，1971年）；唐納德·克拉克：《自治、合法性和朝貢政治：高麗衰亡和李朝建立期間的中朝關係》（哈佛大學論文，1978年）；M.弗雷德里克·納爾遜：《東亞的朝鮮和舊秩序》（巴吞魯日，1946年）；威廉·伍德維爾·羅克希爾：《從15世紀至1895年中國與朝鮮的交往》（倫敦，1905年）。
[5]威廉·R.肖：《儒教國家的法律準則》（伯克利，洛杉磯，1981年）；約翰·梅斯基爾：《崔溥日記：渡海漂遊記》（塔克森，1965年）。又見《明人傳記辭典》的「崔溥」條目，第257—259頁。
[6]例如，見富路特：《15世紀末的中朝關係》，載《皇家亞洲學會朝鮮分會學報》，30（1940年），第35—46頁；《朝鮮對中國的歷史記載的干預》，載《皇家亞洲學會華北分會通訊》，68（1937年），第27—34頁。
[7]王崇武：《明成祖朝鮮選妃考》，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7（1948年），第165—176頁；李晉華：《明成祖生母問題匯證》，同上，V1，1（1936年），第55—78頁；傅斯年：《跋明成祖生母問題匯證》，同上，V1（1936年），第79—86頁。
[8]司律思：《永樂朝的中國女真關係》（威斯巴登，1955年）；羅薩比：《元朝時期的女真人》，載《康奈爾大學東亞論文集》，27（伊薩卡，1982年）；萊迪亞德：《中—滿—朝三角中的陰陽關係》，載羅薩比編：《中央王國及其處於平等地位的鄰邦》（伯克利，1983年），第313—353頁；又見T.C.林：《明帝國的滿洲》，載《南開社會經濟季刊》，8：1（1935年4月），第1—43頁。
[9]關於明代方面的材料，例如見池內宏：《滿鮮史研究》，3（東京，1963年）。
[10]南天佑：《龜船構造的再討論》，載《歷史學報》（1976年9月），第131—178頁；H.H.安德伍德：《朝鮮的船艦》，載《皇家亞洲學會朝鮮分會學報》，23（1934年），第1—99頁。
[11]W.G.阿斯頓：《豐臣秀吉之入侵朝鮮》，第1章，載《日本亞洲學會學報》，6：2（1878年；1905年再版），第227—245頁；第2章，載同一學報9：1（1881年；1906年再版），第89—96頁；第3章，載同一學報9：3（1881年；1905年再版）；第4章，載同一學報，11：1（1883年），第117—125頁。又見久野吉：《日本對亞洲大陸的擴張》2卷本（伯克利，1937年）。
[12]瑪麗·伊麗莎白·貝里：《豐臣秀吉》（坎布里奇，馬薩諸塞）。
[13]王崇武：《李如松征東考》，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6（1947年），第343—374頁；王崇武：《劉綎征東考》，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4（1949年），第137—149頁；李光濤：《朝鮮壬辰倭寇中之平壤戰役與南海戰役》，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0：1（1948年），第275—298頁；李光濤：《明人援朝與楊鎬蔚山之役》，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1：4（1969年），第545—566頁。
[14]安·帕盧丹：《皇明陵》（紐黑文，1981年）。
[15]中國宗教研究學會：《晚期中華帝國的國家儀式》，載該會學報，7（1979年秋季號），第46—103頁。
[16]卡尼·T.費舍爾：《明世宗時期的大禮之爭》，載《中國宗教研究學會學報》，7（1979年秋季號），第71—87號。
[17]賀允宜：《1368—1398年明朝建國的禮儀事宜》，載上述同期學報，第58—70頁。
[18]克里斯琴·喬基姆：《清代的朝覲禮儀》，載上述同期學報，第88—101頁。
[19]小約翰·E.威爾斯：《帝國晚期的國家禮儀：討論基礎的幾點意見》，載上述同期學報，第46—57頁。
[20]霍華德·韋克斯勒：《玉和絲的供品：唐代正統化的儀式和象徵》（紐黑文，1985年）。
[21]詹姆斯·L.沃森：《神的標準化：960年至1960年華南沿海天后地位的提高》，載《晚期中華帝國的民間文化》，戴維·約翰遜等編，1985年，第292—32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