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明代史 · 導論

《劍橋中國史》第7、8兩卷專門論述明代（1368—1644年）的各個方面。第7卷是明代政治史的記述，第8卷則匯集了這段時期不同的課題研究。這兩卷的編寫計劃早在15年前的兩次連續的研討會上作出，兩次會議由全國人文學科基金會慷慨資助，於1979年和1980年的兩個夏季在普林斯頓大學舉行。有二十多位可能的撰稿人和高年級的大學生參加。在這兩個夏季，他們和本書的兩位主編每次都討論明代的研究範圍達數周之久。兩卷的撰寫計劃被擬訂出來，編寫的各章也都分給了作者們。我們決定遵循兩卷隋唐史的模式（隋唐史的前一卷是當時出版的前近代史的惟一的一卷），先寫記敘性的前一卷，然後再寫匯集各個課題研究的後一卷。 這兩次會議不但開始了撰寫劍橋史各卷的過程，而且激發了西方學者對明代研究的興趣，並把它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正如中國的學術從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陰影中凸現出來那樣，它們也有助於為從事共同的歷史事業的中、日和西方史學家們的有益合作奠定基礎，而這種合作在現在已經是被視為當然的事了。 一些不能預見的事件延誤了原來打算完成這兩卷明史的日程。第7卷於1988年問世，一部未經授權的中譯本在1992年初出現於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當時，中國尚未加入國際版權公約組織。——譯者注）。現在，第8卷經過長期的撰寫、重新規劃和編輯而終於完成。明代史的研究領域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已經取得了迅速的發展，我們已經打算把新的學術成果收進本卷。主要的幾章僅在三四年前才被分給作者，以反映這些廣泛的發展，這樣就必須改變主編和個別作者的計劃。 把像本書那樣一部多名作者撰寫的大部頭著作的各章匯集起來只是成書的一個步驟。隨之而來的是需要做更細緻和費力氣的工作，以使全書在風格上統一。本書大大得益於詹姆斯·蓋斯博士早期過細的編輯技巧，還有其後任拉爾夫·邁耶，他為出版本卷準備好了計算機化的手稿。我們還幸運地得到普林斯頓大學蓋斯圖書館的馬丁·海德拉博士的協助，他為我們解決了許多書目編排的問題，同時自己還撰寫了內容豐富和有創見的一章。我們還要感謝本書的幾個作者和許多中國史研究領域中的同事，這不但是由於他們這些年來的耐心，而且還由於在本捲成書過程中，他們對許多問題提供了慷慨的幫助和建議。 第8卷包括了明代許多課題的研究。它從這一方式或另一方式論述了政府的結構、財政和法律制度、對外關係、地方社會的運作、農業、貨幣與經濟、運輸與交通通信、佛教和道教，以及儒家思想的歷史。本卷論述的題目大部分不僅僅在一章中加以討論。有些問題的不同觀點出現在兩章或幾章中，這些反映了不同的作者自己的研究所得。本書對作者不強加統一的解釋。大家同意，每位作者寫他或她感到有興趣的內容；當他們感到有必要時，也可寫不同意其他作者的內容，但他們應該知道相互不同的觀點，並在文字中適當地提到這些分歧。 有些大而重要的題目不是本卷各獨立章的主題。有的題目即使在討論其他主題時也沒有被充分地提及。根據計劃，我們不情願地（就像《劍橋中國史》的其他各卷那樣）放棄了論述明代藝術和文學的幾章。兩者都是學術上範圍廣泛而且研究非常活躍的領域。然而，就藝術而言，許多高質量的圖例是絕對必要的，而明代的文學現在廣泛地被人研究，以致能獨立成卷。然而缺乏對這些課題的研討的缺憾，將使讀者不能對知識精英的有重要意義的事情有所了解，而正是這些事情才深深地影響著知識精英的思想和生活作風，並有助於使他們具有共同關心的對象和認同感。 我們原來計劃收入由專家撰寫的論農村經濟和農業技術、論手工業和生產技術的不同方面、論科學及其應用、論城鎮的成長和城市功能、論圖書印刷的社會史以及其他有關課題的篇章。在我們計劃的某些階段，這些主題的各章的撰寫也在進行，但後來不得不放棄。就現在本卷的篇幅而言，所有的重要方面都有涉及，讀者在閱讀時可以明顯地感受到。可是使我們遺憾的是，這一卷內容十分豐富的大部頭著作不可能再加以擴充，所以不能再把那些課題收入並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地區的差異 在過去的四分之一世紀中，對中國歷史的認識的重要變化也許是：人們了解到，雖然在總體上試圖對中國的發展作全面的概括依然有重要的意義，但在地區的背景中描述特有的現象即使不是更加重要，也是同樣重要。在更早的階段，材料的稀缺（除了少數幾個我們非常了解的地區之外）限制了我們把中國歷史地方化的企圖。到了宋、元，地方化的企圖在愈來愈多的地方變得可行了。到了15世紀晚期，歷史學家被大量地區性的材料所「淹沒」，以致在討論任何題目時，對地區性因素的考慮幾乎變得必不可少。這種情況不但適用於以下方面的研究，如農村社會、地方官吏與其行政機制之間的關係、對非正式的地方管理作出巨大貢獻的有教養的地方士紳、農村民眾（這些在本卷都以一定的篇幅予以論述）；而且也適用於對以下方面的探討，如不同地區的無法無天和維持公共秩序的狀況，商業、經濟和社會網絡方面的探究，技術技藝的不同層面的發展，以及地方宗教形式和學術、思想、文學、藝術的地區學派的討論。 科學思想 人們普遍地仍能遇到一個多少有點公式化的觀點：中國的科學和科學思想是其高度文明的組成部分，這一文明的發展也許在12世紀以前遠遠走在西方國家前面，但它後來在明、清時期就變得愚鈍而毫無生氣了。我們認為，這個觀點被大大地誇大了。明代政府經常是壓制性的，它堅決主張一貫狹隘的儒家正統觀念的企圖在某些情況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特別在涉及科舉制度和學者精英的官方信條（如果不是私人思想）方面更是如此。但事實上在明代最後一個世紀或更長的時期中，出現了非正統觀念、抗議、無拘無束的生活作風、在文學和思想中對男女關係的深入的審視，以及在一切藝術中出格的和創造性的表現等引人注目的繁榮現象。隨著時代精神的成長，還出現了一種情況，即擺脫對求知努力的束縛性的壓力，而這種求知性的努力非常合適地容許科學思想源源不斷地湧現出來。 已故的李約瑟雖然把明代科學總體的衰落看成是一種典型的趨勢，但也注意到1500年以後數學活動的明顯的復甦。天文學繼續顯著地進步，特別是把天文觀察實際應用於航海方面。製圖學和海員普遍使用的航海圖表的繪製也有長足的進步。醫藥學和藥理學是明代應用科學的豐產地。這個時期產生了中國歷史上幾部最重要的植物學著作，它們著眼於實用性，是作為農藝學、藥理學，或在自然災害時期防止饑荒的副產品而寫的。1637年宋應星的《天工開物》總的來說著眼於實用性，是一部涉及面廣而且很有價值的關於工業技術的著作。我們還能看到明代建築工程、造橋和軍事技術方面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例子。就科學思想而言，明代不如宋代（960—1279年）那樣有創造性，這可能是事實；但就將科學技術實際應用到日常生活而言，明代是一個重要的時代。我們相信，一項致力於收集和評估一切有關材料的嘗試最終會使那種關於明代的心志和精神衰退的誤導人的總結成為陳腐的觀點。 農業技術 應用於農業的技術是一個顯然需要作出新的探索努力的研究領域。令人遺憾的是，在這一領域的20世紀的傑出人物、已故的天野元之助不能再為本卷完成原計劃收入的一章。這一章本來可以成為評估明代中國農業經濟的主要內容。這個課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和引人注目之處。明代經歷了適應新大陸作物的原始階段，而這種作物對中國社會的複雜影響現在仍未得到充分的探討。但是需要補充的是，有充分的證據證明，在16世紀中葉，甚至在中國農業開始取得新大陸作物之前，明代農業已處於迅速變化和適應的狀態。顯然，「不變的中國」與同時代的歐洲相比，事實上更能迅速而廣泛地採用這些作物，把它們用作食物，並在新型經濟中利用它們。雖然弗朗西絲卡·布雷近期的論中國農業的著作為我們這方面的總的知識作出了引人注目的貢獻[1]，但是如果能看到把明代材料綜合起來並作出系統分析的情景，這才會引起人們最大的興趣。 手工業生產 從技術的、工藝的、社會和經濟的觀點對手工業和工匠手藝作出一個總的觀察是可能的，雖然並不容易。歸屬於這一標題下的大部分材料散見於本卷各處，但這個題目仍迫切地需要一個總的觀察，這種觀察要勾畫出本卷明確而集中提到的巨大的技術工匠集團衍生的社會和經濟中方方面面的影響，並深入到它更專業的細枝末節。中國文明的這些方面成了晚明時期世界的奇蹟，當時西方商人首先來到中國，主要是尋求手工業技術製品、瓷器、絲綢和錦緞，玉石和珍貴木料的雕刻，漆器，精緻的金屬製品，以及豐富得無與倫比的其他貴重物品。 但除了用於奢侈品交易的高級產品，中國的手工業者以其深厚的創造力生產了無數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商品和用品：從鞋、帽以及車、犁，到刀、梳子、剪刀、鐵鍋、各類紙張、皮革、編織品、陶瓷品和世界上最雅致的家具——真是一份無窮無盡的清單。我們認為，在明代，製造這類物品的設計和使用價值的水平達到了新的高度，而明代的商品則被分配給更廣大範圍的民眾去使用。忽視這個領域，也就是迴避給予明代生活的鮮明特徵的大部分內容，但除了本卷敘述的內容，還沒有其他可行的途徑。 城市和城市化 最後，對明代的城市特徵及城市化這兩個題目進行明確論述的時機已經成熟。早期的研究已為探究這一領域提供了紮實的、觀念上的和有分析力的框架。[2] 崔瑞德、郝若貝、斯波義信、施堅雅等人對唐、宋以來市場銷售和貿易的研究，已對商業革命、城市與鄉村等諸多部門的相互依存以及全國性市場的成長勾畫了一幅圖景：總之，經濟功能造成了成為中國社會史核心的城市化的成長模式。而且，如同晚明的作者所指出的那樣，城市勞動變化不定的特性也應成為研究城市特徵的重要方面。 再轉到明代城市的物質方面，建築傳統和城市規劃的觀念使宏偉的兩京都城及其他大小城市呈現出獨特的形式和外觀，這些方面已被研究得相當深入。對建於14世紀60年代與14世紀70年代的明代第三個京都（安徽的中都）的近期的研究正向我們說明，南京和北京的規劃和設計，都取自於建設中都成就的精華。[3]這將使我們注意去重新評估明代兩京的歷史。 一本內容豐富的著作近期在中國問世，其內容完全是探討明代城市的社會和經濟的各個方面[4]，這表明中國學者把中國城市特徵單獨作為一個研究領域的日益增長的興趣。這樣就把城市特徵置於最廣義的社會架構之中進行研究，並能從傳統的史料中搜集到大量的信息。我們了解明代有相當數量的城市和大城鎮存在，其規模和繁榮程度都令人驚訝，由於這些近期的研究，人們對其認識頗有進展。[5]對明代城市特徵的重點分析本來會對本卷作出有價值的補充，但這必須等到新版的《劍橋中國史》的問世，相信這部書肯定會在下一代學者中產生。 其他讀者無疑會在本卷中發現另外一些缺漏。例如，從定居在中國北部軍事社區的蒙古裔少數民族，到由明政府任命的土司管轄的少數民族群體，都不應僅僅作為一個地方治理問題來進行探討。明代婦女的社會地位似乎正在成為一個更明顯的注意焦點，特別在通俗的和娛樂性的文學得到充分的研究時更是如此。許多有關的問題，包括撫養兒童、領養、婚姻、納妾、婦女財產、自殺、色慾的重新盛行、與婦女和兒童有關的醫藥史，這一切都是在一系列有待於周密探究的歷史問題之列。明代的軍事力量仍需要進行廣泛的研究，以探究它的管理、它的社會構成、它的訓練和專業技能、它在戰場上的調度，及其在維持民間秩序中的作用。 雖然本卷收進了對明代儒家思想的精闢的論述，精英和識字的亞精英的思想意識的其他方面也能增加我們對明代生活結構的認識，在此結構中，迅速變化的商界也正在成為一個比以往更為重要的組成部分。 讀者將會看到，以上所述的明代的幾個方面（無疑還有其他幾個特定的方面）不是被完全忽視，就是沒有被專門進行深入的論述；隨著明代吸引著不斷擴大的專家群體，這些差距會變得愈來愈明顯。我們希望對本卷這些缺漏的認識會激發其他人去進行新的研究，並導致新的著作的問世。 在編纂如此規模的一部綜合性著作時，在它包容的範圍，以及如何使涉及的範圍及時地趕上時代需要這兩方面不可避免地會受到限制。此外，我們兩個主編必須接受一個事實，即在如此迅速發展的歷史領域中，我們仍只是觸及了浩如煙海的史料的表面；我們正在開始把許多從細節調查中所得的數據置於更廣泛的背景中進行研究，並把新的方法論應用於我們的材料上。因此，在某些特定的領域中，本卷在幾年中不可避免地會被不斷前進的學術研究所超過。儘管如此，我們仍認為第8卷滿足了目前的需要，充分展示了當前知識的新面貌，達到了綜合它涉及的領域的新水平，並且現在能夠恰當地在《劍橋中國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牟復禮 崔瑞德 （楊品泉　譯） * * * [1]弗朗西絲卡·布雷：《農業》，載《中國科技史》，第6卷第2部分，李約瑟編（劍橋，1984年）。 [2]例如吉爾伯特·羅茲曼：《清代中國和德川時代日本的城市網絡》，1973年。此書把明代的城市發展置於一種圖解的結構之中，並介紹了有用的概念研究手段。 [3]王建英（音）：《論中都》，北京，1992年。 [4]韓大成（音）：《明代城市研究》，北京，1991年。 [5]關於對近期第二手研究的全面觀察，見牟復禮：《晚期中華帝國的城市歷史》，載《明史研究》，34（1995年），第61—7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