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 · 參考文獻介紹

1.遼 傳統史料 遼是資料特別缺乏的時期。遼朝政府像其他中國政府一樣，產生了大量的用漢文和契丹文書寫的公文。但是在遼朝滅亡之後，只有少量公文存留下來，可惜沒有一件留存至今。 歷史記載的缺乏是遼朝的一個重要特徵。雖然遼朝有專司起居注的官員和史館，但是它的史官從未像同時代的宋和後來的金代史官那樣盡職和具有專業才幹。造成這種現象的一個原因是直到遼朝後期還沒有按中國模式確立一個固定的都城及宮廷和官府。契丹宮廷總是不斷遷徙，皇帝從未放棄在帝國內的定期游徙和定期前往他們的四季行宮（捺缽）。這種形式的政府不利於正常保存國家的檔案。各級政府的個人專斷方式，加上遼朝管理體制被分割為北面官（管理部落民）和南面官（管理漢人），前者用契丹文記錄部分公務，後者則專門使用漢文，更使資料不易保存。 遼朝和其他中原王朝一樣有專司起居注的官員記錄皇帝的日常活動。[1]這些起居注應該是保密的，但是皇帝有時強加干涉，堅持要看起居注中如何記錄他們的活動，並處罰那些拒絕給他們看起居注的官員。[2] 10世紀末葉，遼朝已有按唐朝制度建立的國史院，它的主管官員和三個僚屬，既有契丹人，也有漢人。[3]他們正常地將逐日的記錄匯集成起居注。在聖宗（982—1031年）時，他們還開始修撰前朝的實錄，第一部奏上的實錄是在991年。[4]在道宗（1055—1101年）時，委任了編撰「國史」的監修官。1085年，國史院奏上了道宗朝以前的各朝實錄。[5]這些實錄提供了一個從王朝建立到1055年的編年史，可能保存了早期各皇帝在位時的第一批經過整理的資料。道宗去世後，他的繼承者天祚（1101—1125年）在1101年下令續修至他以前的各朝實錄。由耶律儼主持修撰的實錄在1103年完成，共計70卷。[6]這個實錄保存到了明朝初年。天祚帝時沒有起居注。 遼朝皇帝至少下令編撰過兩部契丹建國前的史書。第一部是941年編撰的《始祖奇首可汗事跡》，可能是用契丹文寫的。[7]第二部是監修國史蕭韓家奴主持編撰的漢文遙輦可汗至重熙以來事跡20卷，1044年完成。[8]蕭韓家奴為了使契丹天子乃至庶人都能了解中國制度和古今成敗，特別把一批漢文史書翻譯成契丹文。被翻譯的有9世紀時馬總撰寫的通史著作《通曆》，薛居正撰寫的《（舊）五代史》（後來被列為五代的正史），吳兢編輯的唐太宗和他的大臣討論政務得失的《貞觀政要》。[9]《貞觀政要》似乎很受來自北方的非漢人統治者喜愛，因為其中的治國言論較易於被接受。這部書後來又被翻譯成西夏文、女真文、蒙古文和滿文。 儘管宋人嚴格禁止圖書出口，遼的宮廷史官和文士還是知道中國的宋朝的歷史著述。[10] 1096年，遼廷的一個漢人官員在給道宗的上書中指出，宋廷雖然承認遼廷與之相同的地位，但是在歐陽修編撰的《新五代史》中，卻將契丹附於四夷之中。他建議在遼人修的國史中給宋以同樣的待遇。[11] 女真人的金朝受中國文化的影響遠超過遼，在滅遼之後，金朝理應修撰前朝遼的正史。但是，關於遼是不是一個正統王朝的爭論成為修史的一大問題。雖然遼具有中國式王朝的所有外在形式和地位，並得到了宋廷的認同，它的統治卻從未超出中國北部的一個小邊緣地帶。甚至在與中國的宋朝持續不斷地接觸了兩個世紀和吸收了大量的漢族臣民之後，遼統治者的漢化程度仍很低。修史者遇到的難題是把遼視為邊疆地區的王國並將其歷史附在五代史和宋史中，還是把遼作為完整的正統北方王朝，與宋分開，就像處理北魏及其6世紀的繼承者那樣，單獨寫它自己的歷史。這個問題一直沒有解決，直到14世紀，一個蒙古丞相終止了漢人正統史家的激烈爭論，才對這一問題做出了專斷地裁決。 第一次修遼史的嘗試是在金熙宗（1135—1150年）時，熙宗命契丹皇室後裔耶律固修撰遼史，這一任務後來由耶律固的弟子契丹人蕭永祺承擔，並在1148年完成，共計70卷（譯者註：應為75卷）。[12]但是，從1189年直到1206年，金的史館顯然沒有全力從事完整的官修遼史計劃，修史工作常被政治爭鬥所打斷，所以一直沒有完成，直至1207年才由陳大任完成並上奏朝廷。[13] 元朝時激烈的正統之爭亦延緩了遼史的修撰，最終在1343年由擔任遼、金、宋三史總撰官的脫脫丞相終止了無休止的爭論。遼朝歷史即現存《遼史》的修撰，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就完成了，1344年成書，1345年刊行。[14]因為該書為我們提供了遼代的主要資料，有幾點需要特別加以說明。 與其他正史不同，《遼史》是在遼滅亡後兩個多世紀才修撰的，經過兩次劇烈的朝代變遷，在修史時遼代的官方檔案早以蕩然無存。最不幸的是修史者沒有應用任何契丹文資料，儘管當時在蒙古宮廷中還有學者能夠讀契丹文；似乎修史者亦沒有應用任何遼廷的漢文檔案資料。 《遼史》主要以三部現成的著作為底本：耶律儼於1103年編撰的《皇朝實錄》、陳大任編撰並於1206年上奏給金廷的《遼史》和《契丹國志》。[15] 27卷的《契丹國志》，南宋進士葉隆禮奉剌修撰，大約成書於1247年。[16]該書依據的全部是宋人的文字資料，並帶著鮮明的宋人的觀點。作為修撰《遼史》的底本的這三部著作，只有一部保留下來，另兩部已在明朝時散佚。《契丹國志》現有V. S.塔斯欽翻譯的俄文譯本。[17] 清代考據學成果 《遼史》修撰得實在太差了，不僅內部矛盾和史實出入充斥其中，而且在使用資料方面與《金史》和《宋史》（這是與《遼史》同時修撰的兩部正史，出自同一群史官）及五代時期的兩部正史、宋人的史書如《續資治通鑑長編》和其他當時的文獻全然不同。考證《遼史》的史實錯誤，成為清初的考據學家的一個專門領域，他們所做的大量資料考證工作，為現代史學家提供了便利條件。 第一個對《遼史》進行全面考證的是厲鸚（1692—1752年），他在《遼史拾遺》中，匯集了近400種宋、元著述中的相關資料。[18]楊復吉（1747—1820年）後又增補史料，著出《遼史拾遺補》一書。[19]錢大昕（1782—1804年）和趙翼（1727—1814年）二人都對遼代的資料作了大量的考釋。19世紀末期，李有棠（1843—1902年）在《遼史紀事本末》中大量引用了厲鸚和楊復吉輯錄的資料。[20] 在20世紀，《遼史》的史料研究由馮家昇、羅繼祖等學者繼續進行。他們的成果被收入趙鐵寒編輯《遼史校勘記》中，包括馮家昇的《遼史初校》、羅繼祖的《遼史校勘記》、馮家昇的《遼史與金史新舊五代史互證舉例》和《遼史源流考》。[21]其他學者對存世的遼代契丹文和漢文碑刻進行了研究。這些學者的研究清除了許多難點，但還是留下大量空白。遼史依然是中國歷史中資料較缺乏的。 給當代遼史專家最大資料便利的是在楊家駱主持下編輯的10卷本《遼史匯編》。[22]該書將所有重要資料、前面提到的考據成果及很多其他成果匯集在一起，並且大量選錄了1960年前的現代學者的研究成果〔10卷本重印了魏特夫和馮家昇的《中國社會史：遼（907—1125年）》〕。增補該書的《遼史匯編補》[23]於1974年出版。 近十年出版的兩部遼代文獻集也是重要的資料。陳述的《全遼文》輯錄了包括碑文在內的遼代漢文文獻。[24]與之相同的契丹語文獻的輯錄，見清格爾泰等人合編的《契丹小字研究》[25]，該書亦包括對契丹文字、語言資料的翻譯和評述。 當代研究成果 早期研究中國的西方歷史學家對遼極不重視。第一次提到遼的是V. P.瓦西里耶夫，在1859年出版的俄文東方史中亞部分中寫了幾句。第一部有關遼的專著是賈柏連的《遼史》，譯文《滿洲邊緣的遼史》於1877年出版。[26]基本接近於現在研究的是H. H.霍渥斯的《中國的北疆·第五章：契丹人》[27]；在E. H.帕克的《韃靼千年史》中，對契丹則有了很長的描述。[28] 真正意義的現代研究成果是沙畹發表在《亞洲雜誌》上的《出使契丹和女真的中國旅行者》[29]，該文翻譯了出使契丹的宋人胡嶠、王曾、路振和宋綬的行程記。 但是，這並沒有激發對遼史的更深入研究。除了閔宣化的考古研究外，接下去對遼史研究有成就的是史泰安，他研究並翻譯了《遼史》[30]和《說郛》中的《契丹國志》。這一研究涉及了有關契丹的親族制度、社會結構以及風俗習慣等一系列問題。 魏特夫和馮家昇有關遼代的巨著《中國社會史：遼（907—1125年）》[31]，1949年出版，毫無疑問是迄今為止用各種文字出版的遼史研究著作中最重要的一本。它不僅對遼代社會組織、經濟生活、管理制度和機構設置等各方面進行了系統分析和詳細論述，還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資料的譯文，並列出了至該書出版時用各種文字發表的研究成果的全部目錄。但是，固定的結構難以繪出不斷發展的全景，使本書未能成為一個能夠反映各種事件的完整的編年史。主要是因為該書的結構難以把握並難以閱讀，使它一直沒有得到應有的承認。這部著作，是任何對遼史有興趣的學者都應該讀的基本書。 可能是因為魏特夫和馮家昇的著作涉及了如此廣泛的問題並打開了一個全新的領域，在該書問世後數年中，出現了一些研究遼史的西方文字論著。一個例外是在對外關係領域。關於宋遼外交關係研究的主要漢文成果是聶祟岐的長篇論文《宋遼交聘考》[32]，第一次發表是在1940年，重版載於聶崇岐的《宋史叢考》。傅樂煥（1913—1966年）亦就這一問題寫了不少文章，見於他的論文集《遼史叢考》中。[33]近來西方的學者已經重又否定了契丹是宋屬下的「蠻夷」鄰族的傳統中國觀點，集中研究當時的真正的多國制現象。在莫里斯·羅沙比編輯的一本極好的會議論文集《同等國家中的中國：10—14世紀的中國和它的鄰國》中[34]，收錄了王賡武、陶晉生、米歇爾·羅傑斯等人的論文，[35]這些論文切中要害並勾畫出了10—11世紀北亞多國制的場景，契丹和遼是參與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C.施瓦茨—席林的專題論文《澶淵之盟（1005年）》[36]，揭示了導致宋遼1005年和約的重大事件。克勞斯·蒂茲的《1074—1076年的遼宋邊界衝突》[37]，詳述了兩國關係中不用戰爭而解決的最後一次危機。蒂勒·達格瑪的《締約：宋金間的外交（1117—1123年）》一書[38]，詳述了遼朝末年的重要事件，儘管它的重點是研究宋金關係而不是宋遼關係。陶晉生在他的《宋遼關係史研究》[39]一書中對宋遼關係進行了全面研究，此後又出版了同樣題目的英文論著《兩個天子》。[40] 最近還有研究遼朝對外關係的兩篇未發表的博士學位論文：珍妮特·諾維的《北宋政治家余靖和他與契丹的交往》[41]和梅爾文·斯里克蘭·安的《11—12世紀中國的宋遼外交：決定對外政策的社會與政治因素研究》。[42]後者幾乎就是對出使遼的宋朝官員的專門研究。 大量有意義的遼史研究著作出現在中國。傅樂煥的豐富的和卓有見地的研究成果，收入了著者死後出版的《遼史叢考》中。[43]傅樂煥1966年的早逝，是遼史研究的一個重大損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引人注意和最多產的遼史學家是陳述，他的《契丹社會經濟史稿》[44]，可能是中國學者對遼代社會和經濟研究的最大膽嘗試。陳述的分析與魏特夫、馮家異的有所不同，他比較注重有條理地敘述，對薄弱和零碎的資料的考釋不太注意。該書同樣未對持續的社會變化給以更多的解釋。陳述最近的著作《契丹政治史稿》[45]，包含了一系列有關契丹社會和政治制度各方面以及各種政治事件的令人感興趣的、有些是獨有見地的論文。陳述還給非專業讀者寫了一部通俗著作《遼代史話》。[46]另一部引人注意的著作是張正明的《契丹史略》。[47]該書的主要部分亦是對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的描述，但是更加完整並對歷史演變給予更多的關注。更詳細和更條理的遼史著作是舒焚的《遼史稿》[48]，可惜在本章完成後我還無法參考該書。 可能最好的遼代政治史大綱是由姚從吾的一系列內容詳實的講座組成的。姚從吾1971年去世後，陶晉生將他的講義編入全集，並得以出版。[49]姚教授寫了多篇有關遼代政治和制度史的優秀論文，這些論文既有對複雜事件的深入研究，亦展示了作者的謹慎學風，所以很有價值。最重要的論著收入他的《東北史論叢》[50]，並且在《遼史匯編》及其補編中重版。 從20世紀30年代以來，日本學者出版了不少優秀的遼史著作，尤其是研究遼代社會和法律制度的著作。最重要的貢獻是島田正郎對遼代法律（與瀧川政次郎合作）[51]、遼代社會[52]、遼代管理制度[53]、遼代社會與文化[54]、遼代官制[55]及遼史其他方面[56]的系列研究。這些成果深化了遼代法律和政治制度的研究。傅海波贊同並發展了島田正郎關於遼律的觀點，對遼律做了進一步研究，在1981年義大利貝拉焦舉行的中國中世紀法律史研討會上，提交了《從遼朝（907—1125年）看多民族社會的中國法律》的論文。[57]同一作者還翻譯了《遼史·刑法志》全文並作了評註。[58] 關於遼代宗族研究，詹尼弗·霍姆格倫發表了兩篇引人注意的文章：《遼朝（907—1125年）契丹統治下的婚姻、親族和繼承》[59]和《耶律、遙輦與大賀：早期契丹部主的世襲特權觀念》。[60] 關於遼代的佛教，最優秀的著作還是野上俊靜的《遼金的佛教》。[61] 關於遼代的物質文化，第一批重要的證據來自考古，特別是來自遼皇陵的發掘。閔宣化的《巴林蒙古左旗的大遼帝國古都》[62]和《遼代王陵》[63]二文，第一次引起了西方讀者對遼代物質遺留的注意。這一領域，從人類學家兼考古學家的鳥居龍藏（1870—1953年）開始，被日本考古學家大大發展了。鳥居龍藏在20世紀30年代初在《國華》上發表《遼代的壁畫》的系列文章[64]，對新發現的遼代皇陵的壁畫做了介紹。此後他又出版了《考古學所見遼代文化圖譜》[65]，輯錄了大量的古代圖片，但釋文似乎從未發表，可參見他的《遼代文化探討》[66]一書。關於早期的日本考古學發掘，亦見田村實造、小林行雄對聖宗墓慶陵的研究[67]和島田正郎關於祖州城的報告。[68]引人注意和更有價值的是田村實造在《慶陵的壁畫》[69]中對慶陵及其壁畫的研究。 20世紀50年代以來，其他帶有壁畫和各種文物的陵墓被中國的考古學家發現。三個西方學者使用這些資料對契丹人生活的各個方面進行描述：埃倫·約翰斯頓·萊恩的《晚期中國墓葬裝飾的模式和問題》[70]，琳達·庫克·約翰遜的《遼朝公主的婚儀：吉林遼代墓葬的壁畫》[71]和奧爾布賴特·羅雷克思的《遼墓壁畫和中國畫中反映遊牧民的文姬故事》。[72] 關於遼代陶器和瓷窯，見威廉·沃森的《唐代和遼代的制陶術》[73]和李文信、朱子方對遼寧省博物館所藏遼代瓷器的敘述。[74]亦可參考Y.邁納為展覽開列的目錄《長城南北的遼代陶瓷》，附有參考書目，1973年出版。[75] 在建築領域遼代無疑做出了傑出的貢獻。現存的超過30個的大型石木建築，確有一些代表了技術方面的重要進步。關於遼、金建築的經典之作是1934年由關野貞、竹島卓一出版的圖片集和竹島卓一10年後出版的研究著作。[76]遼代建築中最壯麗的是在山西省東北部應縣的大木塔，陳明達對該塔研究的專著出版於1980年。[77]南希·沙茨曼·斯坦哈特1984年出版的《中國傳統建築》[78]，對遼代建築有精彩的簡述。最後，關於遼代的都市規劃，南希·沙茨曼·坦哈特的《中國的帝都規劃》一書[79]中，包括了遼上京、南京和中京的規劃。 2.西夏 西夏歷史的研究，儘管人們認為它很重要，直到20世紀還是令人吃驚的少。西夏是一個持續了兩個世紀的朝代，在中國北部和內亞的政治上起過巨大的作用，並且有它自己的一套複合的制度和高度混雜的文化。但是，西夏從未被中國正統歷史學家視為正統王朝，可能是因為它甚至從唐代開始，占據的只是中國世界的邊域地區。結果是從沒有為西夏修過正史：在為遼、金的正統問題激烈爭論幾十年之後，終於在元朝的末代皇帝在位時的1344—1345年為這兩個非漢人建立的王朝修了專史，但是從未有人提出給西夏以同等待遇的建議。 中國史官由此把有關西夏的記載作為列傳，分列在14世紀40年代同修的宋、遼、金三史中。[80]這些列傳，像其他「外國傳」一樣，沒有集中敘述這個党項人國家的內部事務和制度，而是大量敘述它與中國世界其他政權的關係。此外，修傳時所用的原始資料幾乎全部是漢文的。夏和遼、金一樣，有自己的史官，但是他們的作品以及用党項文字記錄的西夏官方資料，都在1227年蒙古征服時被毀掉了。隨著時間的推移，党項文字和語言知識逐漸失傳，以至存世的用党項文字書寫的碑文直至近幾十年前還不能識讀。 在正史之外，宋人的史書和文學作品中保留了許多有關西夏的資料。宋人有專論西夏的著作，大多數與邊疆防衛和戰略相關，但是僅存書目，原書早已不存。[81]王偁撰寫的《西夏事略》是惟一的例外，該書在13世紀時還以此名單獨成書，但正如18世紀時編輯「四庫」者所述，它實際上只是王偁《東都事略》（1186年成書）中的西夏傳，出版時獨立出來並被後來的出版者給予新的書名。[82] 將所有保留下來的漢文史料合成西夏史的嘗試開始於18世紀。洪亮吉是為西夏寫史的學者之一，他的《西夏國志》沒有完成；秦恩復的《西夏書》，則在完成後不久被毀。兩部19世紀的大部頭作品刊印並保留下來：吳廣成的編年體史書《西夏書事》，42卷，1825—1827年成書；張鑒的紀事本末體史書《西夏紀事本末》，36卷，1884年成書。這兩部書對現代史學家仍很重要。《西夏紀事本末》的絕大多數原始史料都能在其他著作中找到，但是《西夏書事》保存的大量重要資料找不到出處。正因為吳廣成引用的很多史料出處不明，有些還頗值得懷疑，所以他的作品雖然很有價值，但是使用時需要特別謹慎。 編撰這類傳統史書的最近嘗試是戴錫章的《西夏紀》，1927年（譯者註：實為1917年）成書。與以前的作者不同，戴錫章精心編撰的這部書核對了所有資料並開列了參考書。他惟一沒有使用的重要宋代資料是《宋會要輯稿》，因為當時該書還沒有出版。 多產的中國歷史學家朱希祖於1943年撰文對這些早期史書做的研究，[83]雖非長篇大論，但還是很有用處的。 党項資料的發現和語言翻譯 戴錫章的著作出版前，對党項人和西夏的研究因為西夏語言和文字的原始資料大量被發現而有了巨大的發展。部分資料是斯坦因和伯希和在敦煌發現的。1908—1909年，由P. K.柯茲洛夫率領的一支俄羅斯探險隊發現並發掘了額濟納的西夏古城（黑水城）。在他們的發現中，有一座著名佛教僧侶的墳墓，裡面有成千的印刷或手寫的圖書和文書。後來斯文·赫定帶領探險隊考察了同一地區，斯坦因和蘭登·沃納也對這一地區進行了考察。雖然這次考察沒有像柯茲洛夫那樣收穫巨大，還是發現了很多資料。其他的資料是中國的考古學家近幾十年發現的。這些新資料，儘管沒有完全被識讀，還是從党項人本身而不是它的中國鄰人方面提供了大量的歷史證據。 對党項語言試探性研究的成果在上述發現之前就已經出版，在19世紀的最後幾年，M. G.德維利亞對一些雙語碑文作了考釋，但是遠沒有達到釋讀党項語的目的。真正的党項語研究始於1909年，伊鳳閣的研究主要依靠柯茲洛夫發現的党項—漢語辭典，亦使用了一些其他資料，他後來編纂了一部党項語辭典。1922年，伊鳳閣被蘇聯派往北京做外交使節，在北京他與中國學者廣泛接觸，尤其是與羅振玉的兒子羅福成、羅福萇兄弟及王靜如過往甚密，他鼓勵他們也從事党項語的研究。伊鳳閣還影響了另一位俄羅斯學者聶歷山，他不久即開始將存在列寧格勒的柯茲洛夫發現的文獻進行系統的編目。對党項研究極不幸的是，1937年，伊鳳閣和聶歷山都在史達林的清洗中蒙難，他們的手稿全部被沒收。 第二次世界大戰亦中斷了中國的党項研究。當時在這一領域幾乎僅有的是日本學者石濱純太郎和他的學生西田龍雄主要從事的党項語佛教經典的研究。 在20世紀50年代後期和60年代，（前）蘇聯的党項研究復甦，一批年輕學者終於掌握了閱讀党項文獻的技能，並能以令人信服的新方式翻譯資料，有些資料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此時出現了第一部現代西方的党項史著：E. I.克恰諾夫的《西夏史綱》。[84]該書主要還是依據漢文史料，但是也使用了党項資料。 此後不久，出現了兩部主要依靠漢文史料的深入研究党項早期歷史的著作：保羅·弗里德蘭的學位論文《早期党項史》[85]和日本學者岡崎精郎對同一課題的更細緻研究。[86]對西夏進行全面研究的英文著述，僅有鄧如萍的博士學位論文，[87]作者引用了至1983年以前（前）蘇聯和中國的絕大多數研究成果。 幾乎同一時期出現的這些研究成果，引起了西方漢學家對中國鄰人研究的興趣，從20世紀60年代後期開始，在近20年中成果越來越多。現在，我們對党項與中國及其與契丹、回紇、吐蕃等鄰族的關係能夠有更深了解，亦能看到中國北部的複雜世界及其邊疆民族的各個方面。 近年來中國的研究 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中國亦重興西夏和党項研究，充滿活力的語言和歷史研究論著不斷出版。中國最重要的成果是吳天墀的《西夏史稿》，初版於1980年，後來又增補和修訂再版。[88]這部著作是當前最有價值的党項史的綜合論著。 白濱編輯並於1984年出版的論文集[89]，反映了中國學者關注的課題。其他學者如李範文[90]、陳炳應[91]、李蔚[92]等，也出版了有關西夏歷史和文化的論文集。在這些作者中，陳炳應注意收集党項語的資料，而李蔚則僅限於使用漢文資料。 李範文是一個經驗豐富的党項語言學家，他出版了党項同音字典〈同音〉的影印和漢文譯本。[93]雖然對他的語音重構還有爭議，但他的成果加上史金波、白濱、黃振華出版的另一部党項字典《文海》的影印和漢文譯本[94]，保留了一批必需的資料。史金波還出版了一部研究党項佛教的論著。[95] 最近，史金波、白濱、吳峰雲編輯出版了《西夏文物》[96]，開列了党項文物的目錄並附有介紹文章，該書提供了大部分西夏文化遺址和遺物的新圖片（包括許多彩色圖片），此外還有大量的文書。 中國學者的新研究的最重要方面是通過使用新發現的党項史料使西夏的研究更為完整；大範圍的考古新發現亦為党項人的物質文化、生活和藝術提供了有價值的、完整的新證據。 俄羅斯的學者也在繼續出版重要的新著。語言學家K.克平出版了許多列寧格勒所藏党項文書的譯文和研究成果。[97]依據党項語言資料進行研究的最有意義的貢獻毫無疑問是E. I.克恰諾夫已經完成的西夏法典翻譯的經典之作。[98]現在已經出版的這批譯著將使歷史學家對西夏特有的社會結構和管理制度以及党項人根據自己的需要採用中國成文法的過程有全新的理解。就在最近，克恰諾夫與傅海波合作翻譯和研究了党項人的軍事法典[99]，其中有許多涉及西夏軍事組織的內容，他們將其與宋人的制度作了比較研究。 3.金朝 金代的基本史料是《金史》[100]，由以漢人學者歐陽玄（1283—1357年）為首的元代史館編撰，成書於1344—1345年，主修官是丞相脫脫（1314—1355年）。現在還有部分1345年的最早刻本存世。元廷1348年的覆刻本保存了下來並於1958年在上海影印出版。在以元代兩種刊本互補影印的百衲本（1931年）[101]出版之前，人們普遍使用的是這個版本。這個版本雖有一些刻、抄錯誤，但還是可靠的。至今已知《金史》有不同刻本和抄本超過30種。百衲本現在已被中華書局1975年在北京出版的8冊點校本所取代，點校本採用了我們的腳註形式。另一個兩冊的標點本1970年在台灣出版[102]，這個版本雖然不如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但是包括了許多有關金代的其他史料並開列了金代漢文文獻書目，所以還是有用的。 《金史》的目錄是按照傳統的正史模式排列的，包括本紀、志、表和列傳。最後的列傳，與傳統正史一樣，亦是論述與外國（西夏、高麗）關係的專傳。但是《金史》在兩方面與其他中國正史不同。《金史》表列了各國的來往使節、條約和有關對外關係的重大事件，為了解金與鄰國（宋、西夏、高麗和遼）的關係提供了便利的線索。另一點不同是在全書最後開列了《金史》中的國語即非漢語名稱，並給予這些女真名稱以漢文翻譯。此外，還開列了女真部名及其漢姓，有些顯然是從女真姓名翻譯過來的。這些資料對於研究12世紀和13世紀初葉的女真語言非常重要。但是，乾隆朝（1736—1795年）時的學者試圖用滿文譯寫《金史》中的外族名稱的嘗試實在是一種無用功，1781年初版的《金史語解》[103]亦因此而不被認可。乾隆朝《金史》和其他同時代文獻的刻本，都因為學者的「改字」而不能在今天被使用。 《金史》的修撰主要依靠的金的材料，如金朝歷代皇帝的實錄、文集中的人物傳和少量其他同時代的資料。由於主要資料相對一致，所以《金史》的內部矛盾比同在14世紀40年代修撰的另兩部正史《遼史》和《宋史》少得多。1970年前對《金史》編撰和史料的最現代和最廣泛的研究是陳學霖的《金代史學三論》。[104] 使用《金史》應該利用幾種重要的現代工具書。第一部傳記索引是哈佛燕京學社引得叢書第35卷的《遼金元傳記三十種綜合引得》[105]，其中包括了《金史》。《金史》中的人名，均被編入崔文印的《金史人名索引》。[106]更有用和更詳細的索引，是小野川秀美主持編輯的3卷本《金史語彙集成》。[107]該書不僅列出了人名和地名，還列出了《金史》中出現的所有重要詞彙。它使用的是百衲本，而崔文印的索引用的是北京1975年出版的新標點本。 另一個同時代的重要史料是《大金國志》。[108]此書主要使用了金、宋的資料，署名宇文懋昭撰寫，但是成書時間還不能確定（可能是在13世紀中葉）。它是按正史的模式寫的，以本紀開頭。本紀後面是13個開國功臣的列傳，然後是三十多個活躍於金朝的漢人文學之士的列傳。金的傀儡楚和齊單獨成傳。《大金國志》的敘事遠比《金史》簡單和狹窄，但是不能否定它的史料價值，因為它保留了一些《金史》未載的細節和幾份政治文件的全文，如宋金的盟約。使用《大金國志》的資料很方便，因為已有吳曉鈴等編輯的《大金國志通檢》。[109] 另一部文書集是《大金吊伐錄》。[110]它主要包括外交信件、盟約和與金、宋1123—1127年間建立重要關係相關的文書。不幸的是，最常使用的版本是被乾隆朝的「改字」弄混的版本。儘管如此，該書還是保留了有關北宋軍事和政治形勢的大量資料。 王鸚（1190—1273年）原來是金的漢族官員，金國滅亡後成為勝利者蒙古人的官員。他在日記中記錄了1233—1234年金國的最後幾個月發生的事情。他的《汝南遺事》[111]詳述了金廷最後的統治者在宋和蒙古的圍攻中為求生存而採取的不顧一切的嘗試。陳學霖在《〈汝南遺事〉導論：1234年蒙古包圍下的晚金實錄》[112]一文中對該書作了研究。陳學霖還在《金代史學三論》中，對另一部晚金著作劉祁（1203—1250年）的《歸潛志》作了有價值的評述。[113]《歸潛志》[114]收錄了許多晚金人物傳和軼事，主要是根據個人所見寫成，並詳細地描述了金國最後幾年開封的生活狀況。它也包括蒙古軍隊圍攻開封的目擊記，這段記載被埃里希·海涅什在《兩個王朝的滅亡》中翻譯成德文。[115]在金代史料中，我們還應提到金代作者張暐的40卷的《大金集禮》。[116]這是一部卷數眾多的敘述金朝統治下中國禮儀和宮廷禮儀的專著，所記內容比《金史》中內容相同的志要詳細得多。 並不是說在同時代的史料中，在金朝統治下的漢人作者的文集不重要。它們包含了許多人物傳記。在最近的兩部工具書中，已列出了這些人物傳記的索引：梅原郁和衣川強的《遼金元人傳記索引》[117]，羅依果的《金、元文集傳記資料索引》。[118]後者特別有用，因為它還包括《道藏》[119]中保存的全真道徒的作品中的傳記資料和來自佛教史書中的傳記資料。 有史料價值的還有兩部金人文選，保留了許多在存世金人文集中找不到的材料。這兩部書是莊仲方（1780—1857年）的《金文雅》[120]和張金吾的《金文最》。[121]這兩部當代再版的文選現在很容易使用。特別是《金文最》，保留了許多重要資料，包括碑文資料。兩部書都按照作品的類別排列，所以即便沒有索引也比較容易找到需要的資料。元好問（1190—1257年）於1233—1249年間編輯的金代詩集《中州集》，[122]也是一個很好的傳記資料，因為它為詩集中的每個作者提供了一個小傳。陳學霖亦研究了這部詩集。[123] 我們的敘述集中於金的文獻，但是宋的史料幾乎同等重要。沒有宋的資料，不可能寫出金代歷史，亦不可能寫出金、宋間長期鬥爭的歷史。從宋代史料中收集大量的資料並非易事。毫不誇張地說，在南宋人的政治性著述中，都不難發現有關女真人的金國的一些記載。所有南宋的編年史料中，也是如此。在這些著述中，篇幅最大也最具有史料價值的是徐夢莘（1126—1207年）編的《三朝北盟會編》，大約成書於1196年。它囊括了從1117年至1162年的事件，也保存了女真建國之前的有價值的詳細記錄。這部250卷的會編，包括大量的原始文書如信件、詔剌、史冊及使者和其他官員的報告。在《三朝北盟會編》中的不可忽視的大量資料，幾乎能將所有重大事件的詳情逐日寫出來，例如1126—1127年北宋滅亡時的情景。通行的版本是袁祖安1878年的刻本，近來又重印了此版本。[124] 其他重要史料是使者報告中保存的一些在女真國家中的見聞。傅海波撰文對一個使者的日記作了研究：《1211—1212年宋人使者的日記：程卓的〈使金錄〉》。[125]其他使者的記述在將近一個世紀前由沙畹——他在中國研究的很多領域裡成績突出——在他的論文《出使契丹和女真的中國旅行者》[126]和《北轅錄：周煇的北使記錄》[127]中翻譯成法文。另一部以在女真人中間的親身經歷寫成的書是洪皓（1088—1155年）的《松漠紀聞》。[128]洪皓於1129年受命使金，被金扣留，直至1143年才被放回。該書最完整的版本是《豫章叢書》本，它包括了傳抄中丟失的部分內容。《三朝北盟會編》中有關金朝初期的大量資料，就是出自《松漠紀聞》，它直接記錄的12世紀30年代北方的生活情景確實令人著迷。 有關遼代和元代的史料對研究金朝的興亡顯然也很重要。因此，要研究1125年之前和13世紀初葉的歷史，必須分別參考《遼史》和《元史》。對研究女真與高麗之間的關係的最重要史料是完全獨立成書的《高麗史》[129]，鄭麟趾撰，敘事從918年至1392年。該書可以被用來核對金、宋有關高麗北疆發生事件的史料。 有關金的研究成果 對金史的學術研究在元代和明代實際上不存在。只是在滿洲人於17世紀統一中國之後，由於女真是滿洲人的祖先，對金朝的興趣才高漲起來。1646年，滿洲人的清朝建立後僅兩年，經過改編的金史編年就被翻譯成了滿語。這本名為Aisin gurun-isuduri bithe（《金國編年史》）的書，1887年由夏爾·J. de阿爾雷茲翻譯成了法文。[130]第一個考釋《金史》史料的中國學者似乎是施國祁（約1790—1820年）。他的《金史詳校》[131]標出了《金史》各卷中的錯訛字及矛盾之處，對更好地理解《金史》頗有價值。施國祁的大部分考證已被收入中華書局1975年的《金史》點校本。張金吾和莊仲方最初嘗試編輯金人文選是在19世紀前半葉。但是這些活動都是孤立的，中國金史研究的初興是在20世紀初，例如在王國維（1877—1927年）的著作中，就有對金於12世紀90年代修建的對付蒙古人的界壕的研究。[132] 直到最近，日本對金研究的興趣還大大超過中國。這種興趣與日本的政治發展相一致，日本認為滿洲屬於日本的勢力範圍。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日本學者對金代的滿洲史已做出了重要貢獻，特別是在歷史地理方面。早期學者如稻葉岩吉、池內宏的研究，為後幾代學者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白鳥庫吉的主持下，他們的一些權威性研究成果在1912—1914年間被翻譯成了德文。[133]這部譯著有極好的索引，對那些能夠閱讀德文但不太懂日文且不能直接引用日本譯文[134]的當代學者尤其有用。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有關金和女真的學術著作的出版不僅沒被打斷，還繼續一浪高過一浪。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兩部大部頭的著作。三上次男的經典性著作《金史研究》[135]是經過校定後出版的文集，收錄了他以前發表的研究金史問題的論文。第1卷《金代女真社會研究》（1970年版）是對建國前和建國初年的女真人的瑣細研究，詳述了從女真興起到建國的歷程。第2卷《金代政治制度研究》（1972年版）是從建國初年到以後的政府和管理體制的研究。第3卷《金代政治社會研究》（1973年版）是有關女真人控制的金朝的附屬人口、女真部落的一致性、在中國環境下保存女真文化等問題的研究，還有一章專門研究金與高麗的關係。3卷書後面都附有索引。另一部日本著名的著作是外山軍治的《金朝史研究》。[136]與三上次男的著作一樣，這部書亦主要是作者早期研究的論文集。一些文章是研究金朝的少數民族問題，其他文章研究金宋關係和12世紀蒙古的作用。外山軍治的一個重要貢獻是揭示了黃河洪水泛濫對金經濟的衰落的作用。 在西方，除了沙畹的開拓性研究外，實際上近年之前一直沒有研究金的力作。奧托·福蘭閣的《中華帝國史》[137]第4卷和第5卷中的有關金的章節，很多年來都是用西方語言敘述金史的最有說服力的作品，但是現在應該承認它已過時了，不過對宋金關係和軍事事件的敘述還是有用的。盧森·吉伯特的《滿洲歷史地理辭典》[138]是一個重要的資料庫。雖然這本按字母排列的辭典沒有標出史料的出處，但它提供了金人和古代滿洲部族的許多有關資料。作為一個基本的資料來源，它還是有特殊的價值。 最具說服力的用西方語言寫作的女真和金國歷史的著作是俄羅斯學者M. V.沃羅別夫的《女真和金國》[139]，1975年出版，該書對事件和社會經濟結構的敘述和分析最為精彩（用西歐語言寫的書評，見傅海波在《文獻叢刊》的評論）。[140]另一部力作是陶晉生的《12世紀中國女真人的漢化研究》，[141]與沃羅別夫的著作幾乎同時出版。並非像題目所示，該書的研究大大超出了漢化的範圍，它還描述了政府制度、人員的補充及女真的經濟形勢。在傅海波的《從建國到蒙古征服的北中國：金代（1115—1234年）的經濟與社會》[142]中，有對金代社會和經濟，包括財政制度的簡短的研究。 在當代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中，必須提到的是陳述的《金史拾補五種》。[143]研究女真部落、女真人姓名和女真家系的歷史必須參考此書。陳述著作特別有價值的一點是列出了不同史料的各種版本中女真姓名的各種寫法。一般說來，用通古斯語言比較女真人姓名的語言學研究早已過時，而陳述的著作則是研究女真人姓名的優秀基礎之作。 現在已有好幾部深入研究金代社會經濟條件的論著。何炳棣的《中國宋金時期人口的估算》[144]，是最早的也是最好的對金代人口數字的研究。對金代對外貿易的考證，有加藤繁的《宋金間的貿易》和《宋金貿易中的茶、銅幣、絲織品》，初次發表於1937年和1935年，分別收人作者的《中國經濟史考證》中。[145]曾我部靜雄在《日宋金貨幣交流史》[146]中對金與其鄰國間的貨幣流通進行了研究。全漢昇在《宋金間的走私貿易》一文[147]中討論了宋金間的非法貿易問題。張博泉的《金代經濟史略》[148]對金代經濟作了簡潔的描述。陳學霖在《女真—金朝的茶葉生產和貿易》[149]中詳述了金代茶葉專賣的狀況；酒的專賣則有傅海波的研究《葡萄酒小考》。[150] 有幾種用西方文字發表的研究宋金間外交與軍事關係的論著。達格瑪·蒂勒的《締約：宋金間的外交（1117—1123年）》[151]，詳盡地敘述了宋廷與新興的金國締約以推翻已經日薄西山的遼朝的努力以及宋金反目並導致了北宋的滅亡。 對兩國間條約的考釋有傅海波的《宋金條約》。[152]該文既研究了1141年的和約，也研究了後來的條約。作為插曲的1205—1208年兩國間的戰爭，成為科林娜·漢娜《開禧間（1205—1208年）德安城攻防戰研究》的主題。[153]該書不僅翻譯和注釋了爭奪戰略城鎮德安之戰的目擊記，還敘述了宋金間的使者往來並重簽早期的和約以及宋金爭端的再起。海羅撒脫·伊威的《蒲鮮萬奴國號大真的來源和意義》[154]，對叛金並在滿洲建立了一個短命王國的蒲鮮萬奴作了研究。對女真與高麗的進一步研究，有米歇爾·C.羅傑斯的《朝鮮史研究（2）：高麗的軍事獨裁及其與金朝的關係》。[155]這些文章都是以中國和朝鮮的史料為基礎的。 在翻譯有關文獻的同時展開對早期女真文明的研究，見傅海波《有關女真的漢文史料：〈三朝北盟會編〉中有關女真資料的翻譯》[156]和《有關女真的漢文史料（2）：〈金史〉卷1翻譯》。[157]女真的物質文化，尤其是建國前的物質文化，現在已經比較清楚了，這要感謝（前）蘇聯考古學家的發掘。靺鞨（女真的先民）文明的遺存是E. I.德利萬科的《中阿穆爾的遺存》[158]研究的主題。 在（前）蘇聯沿海省份的女真墓葬提供了大量令人感興趣的資料，見V. E.梅德韋傑夫的《10世紀後期和11世紀阿穆爾女真的文明》。[159]另一部關於女真遺存的研究論著是V. D.連科夫的《薩金斯克村遺存所見12世紀女真的冶金和金屬製造》。[160] A. P.奧克拉德尼柯夫和V. E.梅德韋傑夫的《考古資料揭示的阿穆爾女真地區》[161]一文，對（前）蘇聯的考古成果作了綜述。 不幸的是至今還沒有人用西歐文字研究（前）蘇聯考古學家的發現。我們對中國有關金代的藝術和考古資料則要熟悉得多。中國在東北地區的許多新發現發表在考古學刊物如《文物》和《考古》上。蘇珊·布希的《金朝（1122—1234年）的文人文化》文章[162]，論述了獨立於南宋畫風之外的金代中國畫開創的新風。喬治·凱茨的《紫禁城創建時代新說》[163]，為金代北京的建築史提供了重要的資料。關野貞、竹島卓一的《遼金時代的建築與佛像》[164]中，對金代的佛教藝術有較詳細的描述。但是，一部資料完整的金代藝術史，還沒有寫出來。 部分植根於民間文學形式的金代中國文學，在西方已經被反覆地研究，例如，詹姆斯·I.克倫普的《院本：元雜劇的祖源》[165]和史蒂芬·H.韋斯特的《雜耍與話本：金代戲劇的形態》。[166]對金代戲劇最有名的是M.答里吉洛娃—維林傑洛娃和詹姆斯·I.克倫普的翻譯及研究《劉知遠諸宮調：藏龍臥虎的民謠》。[167] 雖然佛教在金廷得寵，這一時期最重要的宗教革新是道教的全真派的興起。第一個注意這些變化的西方學者是阿瑟·韋利，在他翻譯的《長春真人西遊記》[168]中，利用了道教的文獻。對全真派的權威性研究是陳垣的《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169]，他所持的全真派是中國反女真勢力的觀點似乎不妥，但是作為一部資料書，陳垣的著作還是舉世無雙的。 對金代法律最好的研究是葉潛昭的《金律之研究》。[170]作者不僅通過分析法律文獻研究女真的習慣法，還對金律和唐律作了比較研究。傅海波則在《女真習慣法與金代中國的法律》[171]一文中對金代女真習慣法與中國成文法的相互關係做了研究。 最後，必須提到研究女真語言和文字的書目資料。長田夏樹在《女真文字與現存資料》[172]中列舉了女真文字的資料，但是現在已經過時了，因為在東北和其他地方又有了不少新發現。我們現在的女真文字知識來自明代16世紀時編輯的一部附有相關資料的辭典。辭典分類排列語辭，每一個女真原字都附有漢語音譯和漢文釋義。這部極有價值的資料用的是後期女真的語言。 另一部未附原文的後期女真語辭典是石田干之助的《女真文》。[173]帶女真原文的辭典的開創性研究是葛魯貝的《女真的語言與文字》[174]，該書翻譯了871個帶有原文的女真詞彙。在葛魯貝之後，有越來越多的日本和歐洲學者研究女真語言和文字。在路易斯·李蓋蒂的《女真小字譯註》[175]和《女真文碑文考釋》[176]二文中，對以前的研究，尤其是對女真語音的研究方法，給予了重要的改進。在葛魯貝的上述著作中，只引用了一個碑文和相關的資料，新研究應該更廣泛地應用保存在日本的其他碑文。吉斯布勒·N.基約瑟在《女真語言文字研究：重構與翻譯》[177]一書中，作了這方面的工作。 葛魯貝和基約瑟等學者研究的語言，是1500年前後的女真語，與12和13世紀的老女真語有所不同。但是，明代辭典中抄錄的文字更像碑文中發現的老女真文字，有相當大的一致性。這些資料是1185—1413年間的。正因為我們已經從明代的雙語辭典中知道了字詞的用法，就更有可能在確定範圍內翻譯這些碑文。 現在對存世女真碑文的最好的研究成果是金光平和金啟孮的《女真語言文字研究》。[178]作者成功地構造了似乎合理的讀音並翻譯了絕大部分現存碑文。這個碑文資料的容量似嫌過窄，對歷史學家來說，存世的金代漢文碑文更為重要。但是，老女真文獻對研究金代的多語文化還是極有價值的。幾乎所有已知的女真文字都是石刻或在金屬（如印章）上，但是還存有一份寫在紙上的女真文字。它保存在列寧格勒東方研究所，幾年前已被發表，見D.卡拉等的《書寫在紙上的女真文字的首次發現》。[179]這份文書還沒有被翻譯。對不附原文的漢文—女真文辭典的最新研究是D. A.凱恩的《四夷館的女真譯語》。[180]它所反映的語言可能比帶原文辭典的語言處於更晚的階段。 在這個簡短的書目介紹中，顯然不能評價金史研究領域的所有成果。至少在一個確定的範圍內選擇的這些論著是很重要的。但是，它恰又顯示了金史的研究還是在許多不同國家的學者個人和零散的努力，很少有廣泛合作的努力。如果注意一下，就會發現中國忽視日本學術成果的很多明顯事例，反之亦然。在這兩個國家中，甚至在學術帶頭人中，都普遍存在忽視西方學者研究成果的現象。結果是出現了一些不必要的重複勞動，因為可資利用的資料多多少少有相同之處。無論如何，一個金代研究的寬泛書目還是迫切需要的，因為它有助於各國該領域研究學者間的相互溝通。 元史的傳統史料[181] 《元史》 《元史》是現代歷史學家研究元代的基本史料，210卷，編撰於1369—1370年。該書在1370年成書後不久便刻板付印，此後不斷再版和重印。現在標準的版本是中華書局1976年出版的15冊的點校本[182]；雖然有各種影印本，但這個版本還是最有用的。百衲本《二十四史》[183]影印了1370年刻本，編者在影印時曾描修不清楚和丟失的字，反而造成了不少錯誤。[184] 這部包括47卷本紀、8卷表、58卷志和97卷列傳的大部頭史書，成書比其他正史快得多，並由於成書倉促、紕漏過多而經常受到批評。雖然它確實有許多錯誤[185]，但是在現代學者看來，作為中國標準正史的這些缺陷已被它的其他價值所抵消。該書有相當一部分是將未經刪改和加工的資料倉促抄入正文，極少反映出史家的分析和評判。它確實不像過於精心編纂的《明史》那樣內部條理清楚和敘事簡捷，後者的編修過程延續了90年。正因為《元史》沒有經過如此精心地提煉，它幾乎完整地保留了史料的原貌，而許多史料在其他地方早已見不到了。 此外，參加編撰《元史》的學者，都曾在元代生活，並有不少人是元廷的官員，所以他們對元代有直接的了解。在明朝的新都南京曾為修《元史》兩次設立史局，以宋濂（1310—1381年）和王禕（1322—1372年）為總裁，16人組成的史局1369年工作了188天，14人組成的史局（還有一個負責抄寫的書記）1370年工作了143天。把這樣一部書編完，不過用了331天，確實令人驚異。在將它上奏朝廷之前，是否有任何編修者將它通讀過一遍，頗值得懷疑。 兩個史局的第一個，在1369年將《元史》修撰至1333年，即順帝妥歡貼睦爾（1333—1368年在位，1370年死於漠南）即位時為止。編修者利用了「十三朝實錄」，「十三朝」指的是從成吉思汗到寧宗懿璘質班（1332年春季即位後僅53天即去世）的所有大汗和後繼的皇帝。十三朝實錄和其他檔案資料在1368年9月明軍進入元都大都（今北京）時有可能被毀，賴於幾個服務於明廷的漢人文士的果敢行動才得以保存下來。[186]這些檔案全部被運到南京並在其後的一年裡為修《元史》的史局所用。正如參加修史的官員在《上元史表》中所述，他們不得不以1333年為終點，因為缺乏最後一朝的真實記錄，這樣已成書的部分共有159卷。[187] 但是這樣一部沒有完成的史書實在令人難以忍受，所以在其後的1370年又設立了第二個史局，編修至1368年的部分。當然，沒有建立史館去修撰妥歡貼睦爾朝的實錄，後繼的王朝是不會這樣做的。雖然如此，還是找到了許多資料，傳記增加了，書的其他部分也得到了補充，共計修出了53個新卷。第一個史局的159卷加上第二個史局的53個新卷，全書應該是212卷，而不是後來成書時的210卷。卷數的不符已得到了這樣的解釋：一些新傳可能已經與第一次的159卷中的其他傳合併了。 對十三朝實錄的情況已經不可能知道得更多，因為它們早已散佚，過去亦沒有研究史學史的歷史學家對它們進行過考證。不管怎麼說，它們不是保存在宮廷中的按照中國史家傳統真實記錄宮廷活動的起居注。[188]它們應該是在元代具有歷史觀點的漢人學者的推動下產生出來的。 1260年，前金朝官員（1234年金滅亡前）13世紀並在50年代加入忽必烈幕府的文官王鸚建議忽必烈設立史局，纂修以前各帝的實錄，指出若不乘時記錄，恐怕久而遺亡。根據這個建議，在1262年正式下令，命王鸚集廷臣商榷史事並收集先朝的文字記錄和口頭傳說，儘管蒙古統治者曾完全禁止漢人臣民接觸他們的歷史記錄和口頭傳說。[189] 結果是不久後即完成了《（皇元）聖武親征錄》。[190]曾有該書出自王鸚之手的說法，但是現在一般不再接受這種說法。此書比隨後寫成的《秘史》資料廣泛，記事也準確得多，尤其是在記述政治事件方面。[191]《元史》太祖至憲宗的本紀（卷1—3，來自實錄）與本書用語的一致，說明這部書在編撰成吉思汗（廟號太祖）、窩闊台汗（太宗）、貴由汗（定宗）和蒙哥汗（憲宗）實錄時是作為基本史料使用的。這些在忽必烈之前的本紀，用中國記述帝王的方式記錄了前四汗的功績，雖然他們四人從未宣稱自己是中國的皇帝，在他們在位時也從未認為自己是中國的皇帝。《元史》這幾卷的記事零散，恰恰表明了編修前四汗實錄時收集必需的歷史資料的努力沒有完全成功。 關於13世紀60年代或其後直到元朝結束還有哪些史家能夠接觸蒙古口述或文字記錄的史料，已經無從知道。但是，從13世紀60年代往後，從忽必烈到寧宗九朝的實錄在每一個皇帝去世後都著手修撰，儘管沒有證據表明元廷有固定的制度根據逐日記錄的統治者言行編寫起居注並按照以前的中國官修史學模式由在位統治者編撰前朝皇帝的實錄。不管怎麼說，《元史》中從忽必烈（世祖）往下的本紀，無論是怎麼編排的，都非常詳細和繁瑣，同樣很少加工。 《元史》中的53卷志，大多數出自《經世大典》，[192]這是一部880卷（另有記載說800卷）的大型文獻，由奎章閣的學者編輯。奎章閣是文宗圖帖睦爾（1328—1332年在位）建立的國家圖書館和藝術品收藏地，亦是全國的最高學術機構。[193]《經世大典》主要是在元末著名文臣虞集（1272—1348年）[194]的監督下編修的。這部大部頭的作品從未刊刻，所有的抄件似乎在明朝滅亡之前都已經散失，只有不到5%的部分保存到今天，因為在15世紀的第一個10年里被分目抄入《永樂大典》，而《永樂大典》本身亦只剩下了很小的一部分。正因為《經世大典》被抄入了《永樂大典》，所以早就有人認為《元史》的修撰者在修志時把《經世大典》直接照搬了過來。我們已經發現了一個間接的證據，如在卷58—63《地理志》[195]中包括了至1331年的行政地理變化，但是沒有該年以後的內容。學者們早已同意顧炎武（1613—1682年）在研究了《地理志》中的專用術語和特定資料後得出的觀點：《地理志》的正文像是政府官員的公務資料，而不像一部史書。[196] 《元史》中沒有《藝文志》，是一個嚴重的不足。錢大昕（1728—1804年）為此特別編撰了《補元史藝文志》。[197]他對元史的其他深入研究（包括他的著名的《元史氏族表》）[198]，可以擴展成一部新《元史》，但是沒有完成。 占了《元史》8卷的6個表，是后妃表、宗室世系表、諸王表、諸公主表、三公表和宰相年表。有的表並不完整，表中列舉的許多高官的名字在《元史》列傳中沒有專傳，這顯然嚴重違反了中國的史學標準。 占了97卷的列傳，是《元史》中遭受批評最多的部分。例如，至少有9例一人（非漢族人氏）兩傳的情況，由於名字的寫法不同，被編者視為兩個人分別立傳。一個人的名字在不同的傳里寫法不同，更是常見的現象。列傳中許多其他的錯誤亦早已被指出，特別是在清代幾次嘗試增補或重修《元史》時。由於有關1260年前的蒙古史資料不足，所以人們對這段歷史給以特別的關注。這種關注延續下來，直到20世紀入甚至現在還吸引著日本和西方歷史學家。中國學者對元代的研究在18世紀後期和19世紀達到高潮[199]，但是可能所有明代和清代的漢人史學家都從未獲得過準確的關於蒙古的知識。他們的重點主要是研究外族統治中國時期，而不是蒙古本身。 《秘史》 蒙古人關於自己早期歷史的最重要的文獻是所謂的《蒙古秘史》，在漢文中通常稱為《元朝秘史》。該書的蒙文名稱被漢文音譯為《忙豁侖·紐察·脫卜察安》，它更精確的漢文譯法是《蒙古秘史》，與英文題目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意思相同。兩種漢文名稱現在都在使用。用漢字標音（極不準確）的漢文譯本是僅存的版本，它是所有現代蒙文還原本和漢文、日文及西方文字譯本的基礎。[200] 學者們在《秘史》寫作的時間、用蒙古文（畏兀兒字）錄寫下來的時間、第一次翻譯成漢文的時間或第一次刊刻的時間等方面有不同看法。柯立夫在他的英譯本的導言中考證了《秘史》先是口述歷史、然後用蒙古文寫下來、再後用漢字音譯和漢文翻譯的複雜沿承關係。柯立夫論證用蒙文錄寫該書正文的時間是在1228年至1264年之間，雖然有的學者認定是在1340年之後。他認為漢字音譯和漢文翻譯的時間極可能在1368—1370年，並同意沒有證據表明《元史》的修撰者曾使用過《秘史》。現在亦不清楚漢字音譯和漢文翻譯本是否在明廷1382年下令編修蒙漢文對照的辭典《華夷譯語》後與其一同刊印（1387年？），或者是它的一個手抄本僅由它的兩位畏兀兒編輯者保存。現存有《華夷譯語》的洪武殘刻本，但是是否存有同時刊刻的《秘史》殘本，還是學者爭論的問題。 不管《秘史》的成書有多少問題，學者們都一致認為該書是研究元史和蒙古文明的一流重要著作。它用說書人的風格首先陳述了蒙古部落起源的傳說，然後詳述歷史事件，始於成吉思汗的早年生活，終於他的兒子和繼承者窩闊台汗在位時，大致終於1240年。 當代學者姚從吾是這樣評價《秘史》的：「超出中國的正史和漢文歷史資料的範圍，它是僅有的用蒙古文並用蒙古人的觀點寫成的大型歷史著作，直接敘述了長城之外的中國邊疆地區人民的生活情況。」他認為中國史書忽視了《秘史》準確敘述史實的價值。[201] 《秘史》的形式更像一部文學作品而不是歷史著作，引起一些人對它的明顯錯誤和神奇的敘述方法的批評，但其他人則為它豐富的社會歷史內容而讚不絕口。在明代和清代的絕大多數時間裡沒有中國學者注意《秘史》，該書的重新發現在19世紀。首先是中國學者顧廣圻（1776—1835年）發現了一個抄本，他校勘了該本並在1805年告知其他學者；其後一個名為巴拉第的俄國神甫在北京停留，在1877年根據漢文旁譯（沒有還原成蒙古原文）將其翻譯成俄文，用的是從《永樂大典》抄出的版本。這個譯本雖然不完整，但是使該書名揚西方，從而引發了中國之外的對此書的一個世紀的研究。它現在已經成為元史研究的一個特殊領域。 中國對域外蒙古史的了解 從漢文文獻反映出，生活在元代的漢人學者了解一些蒙古口頭傳說，當時還有數量頗多的蒙古文文獻，這兩點對兩個史局都很有利。但是在明朝初年，一般中國人對有關蒙古和元朝的事物採取極為冷淡的態度，漢人學者亦有意規避這些傳說和文獻。[202]這是很不幸的。《元史》不應該僅僅是中國人作為自己歷史的忽必烈即位的1260年以後元朝在中國的歷史（更準確地說，是在忽必烈1272年採用元的國號並宣布王朝的建立之後），也是13和14世紀全體蒙古民族歷史的基本記錄。 不同尋常的是，中國人還沒有去尋求歷史詳情，就為以蒙古人武力建立的帝國的大規模擴張而驕傲，並把帝國看成是中國的勝利（原因是它的外族統治者已經被視為中國的正統皇帝），而不是把它看成蒙古人的世界性帝國而中國人只是它的臣民。《元史》實際上根本沒提中國和東亞之外的蒙古帝國，使得中國的歷史學家有一個很嚴重的知識缺陷（但是除了少數例外，沒有人認識到這一點）。 這個知識缺陷直到19世紀後期才得以彌補。特別是外交官洪鈞（1840—1893年）在柏林和聖彼得堡停留時，發現了歐洲和西亞的史料和已有的研究成果，他由此知道了有令人吃驚的新資料能夠大大補充蒙古和中國的歷史。[203]洪鈞翻譯的新資料，大多被柯紹忞（1850—1933年）收入《新元史》中，於1922年出版。[204]一般說來，中國學者知道了蒙古人是與中國歷史中描述的完全不同的世界歷史舞台上的大角色，或者換一種說法，蒙古人的歷史不等於中國的歷史；中國學者甚至贊同必須等到能夠把眼界拓寬到從世界範圍看20世紀時，蒙古史和蒙古文明才能作為合適的研究課題。中國的學者，包括漢人和蒙古、滿族及其他中亞學者，在過去的一百年里為拓寬中國人的眼界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他們亦按照史學傳統，在幾個世紀中校訂、增補或者重修了《元史》。 明、清對《元史》的研究 《元史》中的錯誤需要改正，這在該書於1370年首次刊刻後就知道了。解縉（1369—1415年）曾在洪武年間（1368—1398年）後期受皇帝之命修改《元史》的錯誤，但是他什麼也沒有做。[205]隨後在明代有一些對元史的研究，[206]此外最重要的是《元史紀事本末》，[207] 27卷，1606年成書，陳邦瞻（1636年去世）撰。該書真實地再述了元史，同一作者亦完成再述宋史的相同著作。這部書在中國傳統史學中的評價很高。 由於一些原因，清代與明代相反，是對元代研究興趣高漲的時期。當時產生了一系列補充和修訂《元史》的重要著作，但是沒有重修《元史》。最重要的著作有以下幾種：[208] 1. 邵遠平（始於1664年），《元史類編》[209]，42卷，1693年成書。一個不能令人滿意的替代《元史》的嘗試，按照鄭樵（1102—1160年）編撰的宋代制度史《通志》的體例排目。[210] 2.錢大昕（1728—1804年），除了為《元史》補充了兩個重要的表以外，錢大昕在他漫長和光輝的學術生涯中對考據學研究貢獻極大，據說他還有意編寫一部新的《元史》。有報告說19世紀的學者見到了新《元史》的手稿，但那不過是向著這個目標努力的一些研究成果而已。錢的各種論著中包括了大量有關元代的考據題目。應該特別注意錢大昕的《十駕齋養新錄》，20卷，以及他的《廿二史考異》[211]，100卷，還有他的文集《潛研堂文集》[212]，70卷。錢大昕對元史研究的特殊貢獻，在鄭鶴聲與杜維運研究清代史學的論著中有專門論述（參看第此處注釋）。 3. 汪輝祖（1731—1807年），《元史本證》，50卷。[213]書名強調「本證」，這是清代考據學家的一個高標準，集中為糾正錯誤、遺漏和訛寫的名字。 4.魏源（1794—1856年），《元史新編》，95卷，1853年成書。[214]第一部按照標準史書的模式完全重寫的元史，使用了《秘史》和元代的多種文獻。 5. 曾廉（生於1860年），《元書》[215]，102卷，上述魏源書的重作，對今天來說用處不大，但是為晚清考據學的元史研究提供了許多重要的資料。 6.洪鈞（1840—1893年），《元史譯文證補》[216]，30卷。 7.屠寄（1856—1921年），《蒙兀兒史記》。這是一部著名的晚期傳統史著。19世紀90年代作者任官於滿洲，始對中國北疆的地理感興趣，用二十年時間研究蒙古民族的歷史，把他的著作稱為「蒙古人的歷史記錄」。他選擇的這個書名會使人誤解該書是一部蒙古民族的歷史，而不是中國歷史中的元朝史。他受了洪鈞介紹的新資料的影響。在許多方面，尤其是在史料引用的廣泛和準確方面，《蒙兀兒史記》超過了所有明、清時期有關元史的著作，包括柯紹忞的《新元史》（1919—1930年）。[217]這是一部今天對學者還有很高參考價值的著作。[218] 《元典章》和其他元史資料 《元典章》，60卷，1270年至1320年前後的條例和案例匯編。正如一個研究法律的學者所言： 該書收錄了大量的條律、剌令、慣例、案例和官員的斷案記錄，由此反映了元代法律和社會生活的豐富內容。《元典章》中的許多條目是由元代熟悉管理和法律事務的政府官吏按照中國官府公文的式樣書寫的。行文中保留了大量口語。此外，還有許多條目直接譯自蒙古原文。正由於《元典章》具有這些特點，所以傳統儒士經常貶低其價值。[219] 《元典章》實際上是一部有關元代社會史和政府的百科全書，因為有相當多的律例是用元代特定的漢人口語形式書寫的，並且在許多律例中反映出按漢文公文模式書寫的蒙古文公文的用詞和語法，儘管它很難讀懂並由於語言粗糙而被文雅的漢人所厭惡。自從1908年著名法學家沈家本出版該書後，《元典章》引起了中國和日本學者的注意並成為元史研究的一個重要的特殊領域，歷史語言學家、法學家、研究制度史的學者及其他學者都捲入了這一領域。沈家本的刊本，是以流傳了幾個世紀的一個錯誤頗多的抄本為底本的，在1972年以前，所有學者使用的都是這個版本。1972年故宮博物院（台北）影印出版了1320年刊本，這是一個極好的本子。[220] 日本學者對該書及相關歷史問題的研究極有價值。[221] 元代公文中使用漢人口語的特殊問題，不僅存在於《元典章》中，也存在於其他文獻中。研究帶有漢人口語的碑文，即所謂「白話碑」，與研究元雜劇中的語言一樣，近年來已經成為一個專門的研究領域。當然，這牽涉到語言研究和社會研究兩方面的問題（見第9章）。三方面的研究（《元典章》、白話碑和元雜劇）都是在20世紀才引起學者的注意，但是學術研究發展很快，各國學者在這一領域已做出了有意義的貢獻。 總的說來，對元代的研究在20世紀已經成為國際性的研究，對中國前現代其他時期的研究可能都沒有達到這一程度。從一定意義上說，這是因為13—14世紀的蒙古帝國曾經直接介入了西亞和東歐國家的歷史。它也反映了19世紀和20世紀日本、俄國、英國及其他強國對蒙古研究的戰略意義。中國正統的傳統史學的元史研究在中國依然盛行，同時新的研究成果也從國外介紹了進來。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一些中國學者前往日本和歐洲研究蒙古及其他阿爾泰和西亞語言；他們回國後在中國的大學和研究機構中展開了這方面的研究。他們還熱心地介紹和翻譯了大量的日本和西方學者的現代研究成果。一方面，有中國學者與蒙古學者之間的相互影響；另一方面，有中國學者與國外其他研究中心的相互影響，人們可以說元代和蒙古研究在今天已經是「國際學」。[222]這對中國的元史研究也產生了持續的影響。 需要介紹的近年來出版的元史研究成果實在是太多了，我們在這裡只能介紹在本書各章中引用的成果。 4.蒙古帝國的興起及其在中國北部的統治 蒙古帝國的興起在同時代或者相近時代的史料中有較詳細的記載，尤其是蒙古文、漢文、波斯文史料最為重要。 由於《蒙古秘史》的神話特徵、年代含混，加之有關它的作者、成書及刊刻年代頗有爭議，常使人低估它的史料價值；儘管如此，該書還是成吉思汗和窩闊台汗時期的關鍵史料。成書於13世紀中葉某時的《秘史》（更準確的名稱是「成吉思合罕訥忽札兀爾」，成吉思皇帝的根源），提供了蒙古帝國興起的獨一無二的畫面，揭示了其他史料未能提供的蒙古人的動機和目標。同樣重要的是，它還有建國前蒙古制度發展的生動敘述。我們現在已有柯立夫的《蒙古秘史》英譯本[223]和羅依果的又一個英譯本。 1369年成書的《元史》對前四汗時期的記載頗令人失望，這主要是因為有關早期蒙古的記錄已經丟失和毀壞。例如在志中很少涉及忽必烈以前的情況，本紀也很簡單，很多關鍵性人物如馬合木·牙老瓦赤沒有立傳。元人文集中收錄的傳記資料能夠部分補充《元史》的不足。耶律楚材的神道碑，被收入蘇天爵（1294—1352年）編錄的《元文類》[224]中，就包括了不少《元史》本傳沒有記載的重要資料。有關帝國早期其他重要人物（如鎮海、速不台等）的資料，可在羅依果等編的《金元文集傳記資料索引》中查到。[225] 使者的報告和遊記是當時的另一種重要資料，代表作是1221年出使中國北部的宋人趙珙的《蒙韃備錄》和1234—1235年前往窩闊台汗廷出使的彭大雅、徐霆所寫的《黑韃事略》。李志常的《西遊記》記錄了受成吉思汗邀請於1221年至1223年前往中亞的長春道士旅途的見聞，包括了與帝國建立者會面情況的描述。阿瑟·韋利在《長春真人西遊記》中將該書翻譯成了英文。[226]《聖武親征錄》[227]是另一種不同的著述，作者不詳，用編年形式記述了成吉思汗和窩闊台時期的事跡。雖然記載簡略，但是該書還是很重要，因為它源自現已不存的蒙古原文。後者翻譯成漢文的時間是在1285年以前，後來被《元史》的編撰者用來作為前兩個皇帝本紀的資料之一。這四部著作的漢文本被王國維編成了《蒙古史料四種》。[228] 總的說來，忽必烈以前的文獻資料是極其有限的。元代主要文書的編輯是在14世紀初葉，收錄的是忽必烈及其繼承者在位時的資料。但是，在這後幾十年的資料中涉及到沿用窩闊台和蒙哥的政策，有些引用或保留了早期公文（通常是詔令）的實際內容。1322年成書的《元典章》和1321年成書的《通制條格》中有關資料的詳細索引，將大大有助於早期帝國歷史的研究。植松正編的《〈元典章〉年代索引》[229]，是當前很有用的一部工具書。 有關前四汗時期的波斯史料保存了許多其他地方未提及的資料。當然最重要的是《史集》，成書於伊利汗完者都在位時（1304—1316年），作者是波斯的蒙古汗廷的高官拉施特。由於拉施特的官員身份和宮廷的支持，他能夠在為寫作成吉思汗和他的直接繼承者的歷史準備資料時接觸到現在已經散失的蒙古記錄和故事。他所用的一種史料顯然就是以《聖武親征錄》為名翻譯成了漢文的蒙古編年史。拉施特書僅有的全本，但是並不意味是最令人滿意的版本，是B.哈力迷編的原文本。[230]窩闊台、貴由和蒙哥部分，被約翰·A.波義耳翻譯成英文，名為《成吉思汗的繼承者》。[231]拉施特的另一部著作是《五世系譜》，[232]展示了他的家族對《史集》的支持，也保留了許多有關成吉思汗、窩闊台、蒙哥時期官員的名號和種族背景的資料。可惜這部珍貴重要的手稿至今還沒有刊本問世。 在寫作窩闊台、貴由和蒙哥朝歷史時，拉施特頻繁使用了志費尼的《世界征服者史》。[233]此書完成於1260年前後，有穆罕默德·可疾維尼的極好的校本和約翰·A.波義耳的優秀譯本。志費尼是在波斯的蒙古統治機構的中級官員，相當熟悉13世紀40至50年代的政策和人物；儘管是親蒙古和總是親拖雷家族的，志費尼對這一時期的敘事還是相當重要的，特別是關於稅收和統治機構的描述。另一個波斯史家術茲札尼用編年的體例敘述了蒙古帝國從初起至1259年的歷史，這部稱為《納昔兒史話》[234]的著作，有助於糾正志費尼的親蒙古態度。術茲札尼並不掩飾對入侵者的敵意，是從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待蒙古對伊斯蘭世界的征服。術茲札尼的著作有H. G.拉弗梯的一個使用便利但是偏執的譯本《納昔兒史話》。[235]在看待早期帝國歷史時，這三部波斯史著總是相互參考並要對它們的資料進行認真的對比。 歐洲人對早期蒙古人的敘述並不多，但是1245—1247年前往蒙古的加賓尼和1253—1255年前往蒙古的魯不魯乞的遊記，有帝國在其巔峰期的迷人的敘述。尤其是魯不魯乞，是一個認真和批判地對待蒙古人事務的觀察者，他的敘述為成吉思汗家族諸王間的政治關係、蒙古人在征服地區的政策以及宮帳哈剌和林無與倫比的場景提供了很多資料。這兩部著作可在克里斯多福·道森編的《出使蒙古記》[236]中找到。 敘述早期蒙古歷史的研究，揭示了這樣一個事實：直到1970年才有了第一部關於帝國建立者的學術傳記，李則芬於當年出版了他的優秀論著《成吉思汗新傳》[237]；更近的有保爾·拉契內夫斯基的同樣紮實的傳記《成吉思汗：他的生平和事業》。[238]韓百詩的《成吉思汗》雖然是通俗本，敘事簡潔，亦是一個對成吉思汗的極好介紹。[239]關於窩闊台時期，見N. TS.蒙庫耶夫的《關於蒙古早期大汗的漢文史料》[240]，該書重點敘述了耶律楚材的改革。羅依果在《耶律楚材（1189—1243年）：佛教徒和治國儒者》[241]中亦探討了同一問題。保羅·比爾的學位論文《早期蒙古中國的部落、汗和兀魯思：早期元史緒論》[242]是研究窩闊台時期和總的蒙古統治制度的一個重要貢獻。關於蒙哥時期，見托馬斯·T.愛爾森的《蒙古帝國主義：蒙哥汗對中國、俄羅斯和伊斯蘭地區的政策，1251—1259年》。[243] 對蒙古人進軍中亞的最好的研究仍然是W. 巴托爾德的經典之作《蒙古入侵時代的突厥斯坦》。[244]對金朝的攻擊，已經成為新的研究課題，見H.德斯蒙德·馬丁的《成吉思汗的興起及其征服中國北方》。[245]羅依果在他的重要論文《蒙古早期的北中國人》[246]中，討論了征服帶來的政治問題。亦見《元人傳記》[247]，該書包括了許多為早期在中國北部的蒙古統治者服務的漢人和外族官員的傳記。關於儒學在中國北部的命運，見牧野修二的《金後期和元初期〈十經〉的翻譯》。[248] 關於前四汗的財政政策，有H. F.舒爾曼的細緻討論《13世紀蒙古的貢納制》[249]和約翰·馬森·史密斯的《蒙古人和遊牧民的稅收》。[250]關於他們的政府模式，見保羅·比爾的《蒙古不花剌的漢一契丹管理機構》[251]和托馬斯·T.愛爾森的《蒙哥汗時期（1251—1259年）的護衛與統治機構》。[252] 研究這一時期的學者遇到的最困難的問題之一是史料中出現的大量蒙古和突厥專用詞語。為尋找答案，可以首先參考格哈德·多爾佛的《新波斯文中的突厥和蒙古要素》。[253]總的說來在這一領域裡伯希和與柯立夫功不可沒，他們做了許多語言學的基礎工作，為後來的歷史研究起了奠基作用。此外，他們的技術性研究經常包含有價值的歷史評論。伯希和在《〈馬可·波羅遊記〉注釋》中對成吉思汗的詮釋[254]，校正和解決了一些長期爭論的年代問題。柯立夫的《1240年的漢蒙文碑》[255]，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有關蒙古驛站制度的重要資料。為彌補多爾佛一類參考書對於漢文史料中的蒙古和突厥詞語的缺陷，伯希和與柯立夫論著中討論的大量詞彙的索引將最受歡迎並是對這一領域的最有用的貢獻。 有關蒙古帝國時期的論著目錄，見丹尼斯·西諾的《中世紀歐亞大陸研究介紹》[256]和托馬斯·T.愛爾森的《12—14世紀東亞的蒙古人：基本西文論著目錄》。[257]收錄更廣和不受時間限制的是亨利·G.施瓦茨的《蒙古書目》[258]，包括了英文、法文和德文論著。 5.忽必烈汗的統治 有關忽必烈時期的漢文基本史料既零散又相互歧異。《元史》中忽必烈的本紀是極有用的編年記錄，應該與該書中重要人物的列傳一起閱讀。後出的柯紹忞的《新元史》、邵遠平的《元史類編》、屠寄的《蒙兀兒史記》都有為《元史》作的補傳並提供了《元史》所沒有的有價值的細節。陳邦瞻的《宋史紀事本末》和《元史紀事本末》用主題敘事的方式論述重要事件特別是軍事，而不是簡單的編年史。 14世紀30年代刊行的元代基本行政手冊《元典章》，囊括了忽必烈時期的財政和政府管理及其問題。兩個被蒙古征服的朝代的歷史《金史》和《宋史》，不僅校正了蒙古人的觀點，亦可瞥見金和宋對蒙古人的回應。查爾斯·A.彼德森用這兩部史書，參考其他資料，寫出了兩篇有關宋對蒙古入侵中國北方的反應的重要論文。[259] 其他漢文基本史料集中反映了忽必烈初起和在位時的特殊事件。《辨偽錄》[260]和念常的《佛祖歷代通載》[261]，記述了1258年和1281年佛道辯論的基本情況。《南詔野史》（卡米耶·塞松翻譯）[262]敘述了忽必烈成為蒙古世界領袖之前進軍雲南的情況。還有專門的典籍專述元朝與高麗的重要關係（《元高麗紀事》）[263]、稅糧政策（《大元倉庫記》）[264]、馬匹管理（《大元馬政記》）[265]和海運的革新（《大元海運記》）。[266]著名元代官員和文士如趙孟頫的作品亦記述了在忽必烈時期起過重要作用人物的生平軼事，既有漢人也有蒙古人。 由於元是更大的蒙古世界的一部分，外國歷史學家和遊客的作品也是極有價值的史料。同時代的波斯史家志費尼、拉施特和術茲札尼的著作（前兩部被約翰·A.波義耳翻譯成英文，第三部由H. G.拉弗梯譯成英文）[267]，都提供了有關忽必烈朝的可信記載。1451年由鄭麟趾完成的高麗編年史《高麗史》，提供了元與早已和中國頻繁密切接觸的高麗間關係的不可缺少的記錄。前往蒙古統治區的基督教使節的作品，在克里斯多福·道森的《出使蒙古記》[268]中有通俗易懂的譯文，另有威廉·柔克義翻譯的《魯不魯乞東遊記》。[269]這一時期從歐洲前往中國的最著名的旅行家馬可·波羅對忽必烈的盛世作了無與倫比的描述。慕阿德和伯希和在《馬可·波羅遊記》中翻譯了馬可·波羅的著作[270]，輔之以大量的注釋（單獨出版）[271]；此外還有里奧剌多·奧勒斯基的《馬可·波羅的亞洲》的譯文。[272]馬可·波羅的著作為忽必烈和他的宮廷以及他統治時代的中國繪出了引人注意的圖景。蒙古編年史《白史》[273]記述了忽必烈和他的繼承者將薩滿和佛教僧侶觀點糅合的過程。後來的蒙古編年史書如《阿勒坦·脫卜赤》[274]受佛教影響甚深，公正地說，它們的敘事並不是很精確。藏文史書《青史》[275]，敘利亞《敘利亞編年史》的記載[276]，亞美尼亞國王海都的遊記，[277]儘管不像其他內容詳盡的外國編年史書那樣有意義，也還是有用的。 當代研究成果 忽必烈的僅有的西方文字的傳記是莫里斯·羅沙比的《忽必烈汗：他的生活和時代》[278]，該書還提供了一個亞洲文字和西方文字史料的參考書目。同一作者的其他論著研究了忽必烈和他的家族，包括《忽必烈汗和他家族的婦女》[279]和《關於少數民族的中國神話：對忽必烈的個案研究》。[280]其他的中文和日文的傳記，如周良霄[281]、勝藤猛[282]、李唐[283]、愛宕松男[284]所寫的傳記，主要依據的是東亞的資料，很少引用中東的史料和西方文字的研究成果。 研究忽必烈早年生活和他的謀臣的，有羅沙比的論著和蕭啟慶[285]、姚從吾[286]、夏光南[287]的論文，特別是陳學霖研究忽必烈謀臣劉秉忠[288]和姚樞[289]的論文。 有幾部深入研究忽必烈的都城的著作，研究大都最細緻的是南希·S.斯坦哈特的博士論文；[290]原田淑人[291]、駒井和愛[292]、石田干之助[293]以及最近南希·S.斯坦哈特[294]都對忽必烈的夏都上都進行了研究。吉謝列夫則報告了（前）蘇聯發掘哈剌和林蒙古古城的情況。[295] 研究忽必烈的早期政策的成果有戴維·M.法夸爾對元代政府結構的研究[296]和傅海波的《從部落領袖到至高無上的皇帝和神：元代的正統觀念》[297]，後者對忽必烈的政治敏銳作了精闢的論述。舒爾曼關於元代財政制度的論著[298]，詳細解釋了忽必烈的經濟政策。其他社會和經濟問題的研究有高岩對農民的研究[299]，羅榮邦對大運河的研究[300]，鞠清遠[301]、翁獨健[302]對匠人的研究，村上正二[303]、愛宕松男[304]和近年來托馬斯·T.愛爾森[305]、伊麗莎白·恩迪科特—韋思特[306]對「斡脫」進行的研究。彼得·奧勃里赫特的著述研究了驛傳制度。[307]最近研究蒙古和元代軍事制度的有蕭啟慶[308]和岡瑟·曼戈爾德。[309]陳恆昭[310]和保爾·拉契內夫斯基[311]研究了法律革新問題。 忽必烈時期學術的發展開始引起注意。在陳學霖和威廉·T.德巴里編輯的論文集[312]中收錄了一批研究元代理學的論文。野上俊靜[313]和保爾·拉契內夫斯基[314]探討了元代佛道之爭中佛教的地位問題。約瑟夫·蒂洛也對佛道之爭做了研究。[315]吐蕃佛教僧人八思巴的貢獻，現在還沒有全面的研究。L.畢達克的《吐蕃與宋、蒙古的關係》[316]和傅海波的《元代中國的吐蕃人》[317]，以及中野美代子關於八思巴新字的研究[318]，是很好的開頭，但是對八思巴的影響還需要更多的研究。莫里斯·羅沙比研究了伊斯蘭教的作用。[319]孫克寬在他的論文《虞集與元代江南的道教》[320]和用中文寫作的其他論著中，研究了道教新教規和元代道教的影響。慕阿德在《1550年前中國的基督教徒》[321]中敘述了基督教與蒙古的關係。E. A.沃利斯·布治[322]和詹姆斯·A.蒙哥馬利[323]翻譯了聶思脫里教徒在中東和歐洲的旅行記。 元代宮廷的文化保護已經引起學者的注意，並否定了蒙古人保留蒙昧野蠻狀態的設想。尼古拉·鮑培[324]和中野美代子[325]對八思巴新字做了研究。在詹姆斯·I.克倫普的著作中論述了蒙古人對戲劇的保護[326]，史蒂芬·H.韋斯特的論文探討了蒙古對中國戲劇的影響。[327]李雪曼和何惠鑒的《蒙古統治下的中國藝術：元代（1279—1368年）》[328]，詹姆斯·卡希爾的《山水畫：元代（1279—1368年）的中國畫》[329]，瑪格麗特·梅得利的《元代瓷器與硬陶器》[330]，探討了元代對藝術的影響，包括繪畫、制陶、雕刻和紡織等方面。 並不是所有忽必烈發動的對外軍事戰爭都已被深入研究過。威廉·亨索恩在《高麗：蒙古的入侵》[331]中研究了蒙古在高麗的擴張問題。喬治·桑塞姆的《1334年前的日本史》[332]，Hori Kyotsu的博士論文《蒙古入侵和鎌倉幕府》[333]，對認識征伐日本有很大幫助。[334]在《從蒙古帝國到元朝：帝國在蒙古和中亞統治形式的變化》[335]中，竇德士對與海都的戰爭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對南亞的遠征，尤其是對爪哇的戰爭，還急需展開研究。 忽必烈後期的衰敗跡象，也需要更多的研究。四十年前傅海波對阿合馬的研究[336]，需要補充修改。他對桑哥的研究[337]，已為L.畢達克近來的研究所補充。[338]但是需要更多的基礎研究來澄清對這兩個官員的看法，亦要澄清對盧世榮的看法，他在《元史》中也被列為奸臣。楊璉真加的活動也應該重新加以考證，因為戴密微名為《南宋陵墓》的論文[339]，是在60年前發表的。傅海波在《蒙古統治下的中國》中的論文裡，已對楊發掘宋陵的作用作了新的評價。[340] 6.元中期政治 元中期政治史的研究遠比對蒙古人的元朝其他時期的研究薄弱。歷史學家之所以忽視這段歷史，部分因為這個時期夾在朝代創建者忽必烈汗光輝的歷史時期和妥歡貼睦爾的「末代亂世」之間，似乎缺乏歷史意義。還有一個次要的原因，就是與此有關的資料和各種原始資料的短缺。 與蒙古早期諸汗和忽必烈時期不同的是，現存的有關這一時期的蒙古和西方文字的歷史資料很少。波斯史書拉施特的《史集》，對研究早期蒙古帝國的歷史很有價值，但是只記述到鐵穆耳汗時期。該書關於鐵穆耳時期的敘述，現在有波義耳的英文譯本[341]，亦有俄文和中文譯本。記述鐵穆耳汗以後時期的，有哈撒尼的《完者都史》[342]和瓦撒夫的《瓦撒夫史》[343]，這些僅有波斯的史料主要對研究元朝與西方汗國的關係有用。由此，研究元代中期的政治史，只能主要依靠漢文史料。 在漢文史料中，《元史》里各帝的本紀和這一時期重要人物的列傳是重構這一時期政治史的最基本的和不可缺少的史料。在後繼的明朝的初期急忙拼湊起來的官修史書《元史》的缺憾是眾所周知的。[344]絕大多數史學家對《元史》的整體批評都適應於該書有關這一時期的部分。 首先，沒有為海山和也孫鐵木兒朝的主要大臣立傳。因此，《元史》的敘述必須得到元中期和晚期文集中的相關資料的補充和確認，這些文集的作者不少曾在官府任職。此外，亦應參考後來邵遠平[345]、屠寄[346]和柯紹忞[347]編的元史。這一時期最有用的文集包括趙孟頫、程鉅夫、劉敏中、張養浩、黃溍、虞集、揭溪斯、馬祖常、蘇天爵、歐陽玄、許有壬、危素的文集。蘇天爵編的詩文選集《國朝文類》[348]，也保留了許多別處未載的資料；但是，該書收文終止的時間是在1310年前。蘇天爵編的另一部書《元朝名臣事略》[349]，是從蒙古帝國初期到鐵穆耳朝重要官員的列傳，只對我們這個時期的早期部分有用。元朝中期和晚期的筆記，包括長谷真逸的《農田余話》[350]、楊瑀的《山居新話》[351]、孔齊的《至正直記》[352]、陶宗儀的《南村輟耕錄》[353]，都對《元史》的敘述有補充作用。 為研究各種制度的發展，《元史》各志中的資料是最重要的材料。但是，志的資料必須用《元典章》[354]和《通制條格》[355]收錄的基礎文書補充，兩書所收文書的終止時間分別是1322年和1315年。研究元代制度的其他有用的基本史料包括1330—1331年編撰的政書《經世大典》[356]的殘存部分和妥歡貼睦爾時的幾部官修書。後者包括《憲台通記》[357]和《南台備要》[358]，兩書都是記述御史台的；還有《秘書監志》[359]，收錄了秘書監的資料。 只是在近些年來，元中期政治史在現代標準的歷史著作中才得到應有的注意。對政治史的最精彩的敘述可在《元朝史》[360]中見到。該書由中國元史界的權威韓儒林教授主編，但寫作者是南京大學歷史系的教員，包括著名的研究元史的學者陳得芝和邱樹森。作為一個完整的斷代史的現代著作，1986年《元朝史》的出版是元史研究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同樣有用的有關元代政治的敘述亦見於《中國通史》[361]，該書的作者是中國的另一組元史專家，包括蔡美彪、周良霄和周清澍。李則芬的《元史新講》[362]對元中期政治的論述最長，但是常有不可靠的地方。 除了多桑和亨利·霍渥斯的在上個世紀的歷史著述外，元中期政治沒有引起西方學者的重視，直到70年後，才出版了竇德士的《征服者與儒士》。[363]儘管作者主要敘述的是妥歡貼睦爾朝的政治變化，但是在書中他用前兩章陳述了他所討論的元朝後期政治所必需的元中期背景。雖然我不同意他的主要論點，他把出自海山系的人重登帝位的1328年視為元代草原政治不可逆轉的終結和元代政治生活「完全儒化」的開端的標誌，但是《劍橋史》的這一章還是大大得益於竇德士的敏銳觀察和分析。 除竇德士的著作外，蘭德彰關於虞集的論文[364]通過對這個漢人大儒謀臣鼓吹圖帖睦爾的正統和權威的分析，探討了圖帖睦爾朝的政治。韓百詩是著名的法國元史研究專家，著文研究了蔑兒乞部的伯顏[365]，此人在圖帖睦爾朝和妥歡貼睦爾朝初期是官僚強人。 對元代中期和早期蒙古帝國的帝位繼承危機的研究很多。箭內亘關於蒙古貴族選舉大汗的集會「忽鄰勒台」的經典性研究[366]，發表於1917年，是該問題研究的開端。對帝位繼承危機最全面和最有價值的研究是蕭功秦的兩篇文章[367]，涉及了早期蒙古大汗和元朝的皇帝。他把元代循環發生的帝位繼承危機歸因於蒙古政治制度的不徹底的轉變。雖然按照草原傳統在忽鄰勒台上「選舉」新的大汗不過是一種形式，「選舉」的概念依然被各種企圖謀取汗位的力量所利用。 周良霄近年發表文章指出，元代的帝位繼承依然遵循蒙古人的傳統舉行儀式。[368]傅禮初的兩篇文章[369]和伊麗莎白·恩迪科特—韋斯特的文章[370]，雖然沒有專論元代中期，亦對元代中期帝位繼承危機的研究有指導性意義。傅禮初認為遊牧民除了武裝爭鬥之外沒有其他的繼承制度，他把這種現象稱為「血腥繼承」。恩迪科特—韋思特認為忽鄰勒台不是一個選舉集會，而是一個口頭表決和政治協商的會議。她用該制度的存在否定了蒙古統治加強了中國專制傳統的觀點。 除了竇德士、蘭德彰、韓百詩的論著之外，只有中國和日本的學者對重要政治事件和人物進行了研究。植松正撰文對1303年被元廷處死的富有的江南漢人官員朱清和張瑄做了研究[371]，用他們的例子解釋了鐵穆耳朝後期的政治陣線，指出這是卜魯罕皇后為增強財力以備鐵穆耳死後控制帝位而製造的事件。松田孝一研究了海山汗的早年生活，特別是他在對抗海都的草原戰爭中的作用。[372]孫克寬的眾多文章中有一篇專述愛育黎拔力八達時期——他稱之為「儒治」的文章。[373]蕭功秦研究碩德八剌汗在1323年被謀殺的文章[374]中指出，這是保守的蒙古、色目貴族和官僚勢力反對年輕君主推行的漢化改革的結果。匡裕徹論述了左丞相拜住在碩德八剌改革中的貢獻。[375]藤島建樹在一篇短文中[376]考證了1329年被謀殺的和世的悲慘生涯。總的說來，現有的關於元代中期宮廷政治的研究，還遠遠不夠。其他方面的問題，如海山汗為增加國家稅收採取的「新政」，也孫鐵木兒朝的政治和政策，都還沒有仔細地研究過。這一時期的關鍵人物哈剌哈孫、李孟、倒剌沙和燕鐵木兒，都值得專門研究。各派力量準確的思想分野，也需要深入研究。 因為元朝只是部分官僚化和部分世襲封建的國家，有封地的貴族、皇親和大臣在皇朝政治中起著重要的作用。有封地的貴族，在漢文文獻中稱為「投下」，已經引起許多學者的注意。除了昊晗的研究外，村上正二[377]、岩村忍[378]、保爾·拉契內夫斯基[379]、周良霄[380]和洪金富[381]都撰寫了有關投下的專文，把其作為政治、軍事、法律和財政特權制度研究它在元代的發展。研究諸王和貴族家族的亦多了起來。特別是下列成果與探索元代中期的政治有關：海老澤哲雄[382]和崛江雅明[383]對成吉思汗諸弟的後人即所謂三個東方「兀魯思」的研究；松田孝一對安西王阿難答家族的研究[384]；周清澍對汪古部的研究。[385]蕭啟慶對成吉思汗四大功臣的後人進行了研究，強調了他們的政治持久性和他們世襲的封建和為官性質。[386]這些研究強調投下是世襲特權制度，更需要注意的是這個貴族階層在國家政治及其官僚體制中的實際作用。 西方和中亞各族人，被稱之為色目，在元代政治中起著重要的但是不同的作用。色目人集團政治命運的變遷已是引起重視的課題。下列研究與元代中期的政治有關：楊志玖對回回人的研究[387]；羅依果對突厥人的整體研究[388]；陸峻岭、何高濟合作的研究來自突厥的康里、欽察、阿速人的論文[389]；湯開建對唐兀人的研究[390]；札奇斯欽[391]和傅海波[392]對吐蕃人的研究。這些研究顯示了這些色目集團在元代政府中的不同作用和命運。現在我們應該把命運變換的色目人作為一個集團來分析它的政治作用。 元朝在內亞草原的地位及其他與西方汗國的關係很重要，因為元朝的統治者喜好作為全體蒙古人的大汗的地位，也喜歡設在中國的政府的政治和文化地位。有關元朝與海都和篤哇的戰爭與和平問題的研究越來越多起來。著名的波蘭學者W.柯維思在50年前發表了他的關於蒙古世界1303年獲得和平的開創性的研究成果。[393] 日本學者惠足俊之撰寫了關於海都與元的戰爭的文章。[394]劉迎勝是近年來研究元與中亞汗國關係的最積極的學者，他比較漢文和波斯文史料，撰寫了好幾篇論文。[395] 日本老蒙古學家佐口透關於1303年和平及元朝後期與西方諸汗國的關係的長文，發表於1942年，對研究1303年以後元與西方諸汗國的關係依然有用。[396]托馬斯·愛爾森研究了元與窩闊台和察合台汗國為爭奪畏兀兒斯坦控制權的鬥爭。[397]除了在《征服者與儒士》中關於元與草原關係轉變的研究之外，竇德士還撰寫了一篇有意義的深入研究的文章，指出元朝從遙遠的中國控制蒙古和中亞的努力的限度，導致了14世紀20年代後期中亞的丟失，他把此稱為「空間限度」[398]。 研究一個時期的政治史，不能完全忽視這一時期政府的政治、法律、經濟和文化制度以及它的政策。日本學者青山公亮著書研究了元代中期的新政治制度和海山為增加稅收建立的尚書省。[399]對愛育黎拔力八達恢復科舉進行研究的，有宮崎市定[400]、楊樹藩[401]、姚大力[402]和丁昆健。[403]蕭啟慶通過對1333年進士的研究，探討了恢復科舉考試對精英流動的影響。[404]關於法律的發展，保爾·拉契內夫斯基的《元法典》[405]中保留了許多資料，每個元代制度史的研究者都應該參考。陳恆昭的《蒙古統治下的中國法律傳統》[406]，雖然主要研究1291年的法典，也考察了元中期和其他時期的立法活動。 沒有單獨的著作專門研究元代中期的財政和經濟政策。我們不得不依靠那些整體研究元代的專著。在這類專著中，舒爾曼在《元代經濟結構》[407]一書中對賦稅、海運、紙鈔和官府專賣做了極好的開拓性研究。田山茂探討了元政府的收支問題。[408]傅海波在《元朝中國的貨幣和經濟》[409]中最充分地研究了貨幣制度，他認為元代從未過多發行紙鈔，貨幣政策對元朝的衰亡沒有直接影響。全漢異[410]、前田直典、岩村忍[411]和彭信威[412]從不同角度對傅海波論述的問題進行了研究。頒給皇親的「歲賜」，給政府帶來了嚴重的財政枯竭，史衛民對此作了考證。[413]從長江下游到首都的糧食海運，對保證中央政府的經濟和政治穩固極其重要，昊輯華研究了這一問題。[414] 對元中期文化傾向和文化政策的研究很多。吉川幸次郎對元代諸帝的中國文學程度的考釋[415]，發表於1943—1945年，仍是這一課題的最有深度的力作。傅海波的《蒙古皇帝能讀、寫漢文嗎？》，[416]與吉川幸次郎的論著類似但是獨立寫作的。二文都指出元代中期和後期的多數君主有很高的中國文學修養。關於圖帖睦爾汗的書畫收藏，在姜一涵和傅申對圖帖睦爾專為收藏書畫建立的機構奎章閣的研究中作了探討。[417]傅申的著作亦包括了妥歡貼睦爾朝。在不同皇帝支持下的漢文著作翻譯成蒙古文方面，有沃爾特·富克斯[418]、傅海波[419]和羅依果[420]的研究。 有人認為元代的蒙古人一般對漢人文化一無所知，為消除這一誤解，蕭啟慶撰寫了兩篇論文，考釋了102個蒙古人，其中大多數是元代中期和後期的官員，他們都很熟悉漢人的文化。[421]色目精英的漢文化程度在陳垣的著名著作《元西域人華化考》中有精闢的考證；該書出版於20世紀20年代，現在已有英文譯本。[422] 但是還沒有可靠的論著解釋元廷和蒙古精英如何保留草原文化。這樣我們對元廷和蒙古精英的文化傾向的描述只來自一個方面並且是不完整的，因為我們能清楚地看到在中國的蒙古人的逐步漢化，但是我們不知道他們在征服王朝成熟期的元朝所保留的草原文化形態。 7.順帝與元朝統治在中國的結束 有關順帝朝的主要史料是明朝初建時修的正史《元史》。但是，《元史》實際上是分兩段編修的，指出這點很重要。第一段編修了該書的大部分，從蒙古初起至寧宗朝（1332年），1369年完成。1333—1368年的順帝朝放在第二段，需要完全不同的設計。因為元廷沒有留下順帝朝的實錄，元代政書（1332年成書的《經世大典》）又沒有續修下來，明政府不得不派人專門收集有關資料。據說派了12個使者到全國各地去收集資料並把它們送往設在南京的史館。在宋濂的文集裡有一段詳細記錄，敘述這些使者中最重要的一人如何收集史料，此人是被派往元故都的： 順帝三十六年之事舊乏實錄，史臣無所於考，闕略不備。於是禮部尚書崔亮、主事黃肅與濂等發凡舉例，奏遣使者十又一人，偏行天下，凡涉史事者悉上送官。今之北平，乃元氏故都，山東亦號重鎮，一代典章文獻當有存者，特擇有職於官者行示，不敢輕也。章貢呂仲善者時司膳成均，乃被是選。 是月癸卯（1369年8月13日）即乘驛北去，八月丁卯（9月6日）抵北平，凡詔令、章疏、拜罷、奏請布在方冊者，悉輯為一。有涉於番書，則令譯而成文。其不系公牘，若乘輿巡幸、宮中隱諱、時政善惡、民俗歌謠以至忠孝、亂賊、災祥之屬，或見之野史，或登之碑碣，或載群儒家集，莫不悉心咨訪。且遣儒生危於等分行乎灤、燕南諸郡，示以期日，有慢令者罪及之。愛自丁丑（9月16日）開局於故國子監，至冬十又一月壬辰朔（11月30日）始完，以帙計者八十，擇高麗翠紙為之衣，舁至行中書，借官印識之，進於南京。 乙未（12月4日）赴山東，河水方凍，大雪深二三尺，仲善駕牛車遵陸而行，一吸一呼，冰生髯間。己未（12月27日）至濟南，其諮詢大略如北平時。又明年春正月甲寅竣事，成書又四十帙。所拓碑文，北平四百通，山東一百通不在數中，仍印識如前。三月壬寅（4月9日），輦 還 京師（南京）。 已而諸使者咸集，濂於是有所依據，修成續史四十八卷，夏六月（1370年7月23日）復詣闕上進。[423] 除了認真收集資料外，《元史》有關元後期的部分頗多缺點且隨意性很強。整個設計如此急速地完成，主要是因為順帝和他的繼承者愛猷識理達臘還在漠南活動，並且沒有放棄中國正統統治者的稱號。《元史》的刊行是一個明顯的標誌，向中國內外的人昭示元代已經結束。 《元史》後一部分作為史料使用的幾部非官方著述，單獨保存了下來。有些已經翻譯並加了注釋，著名的有楊瑀的《山居新話》，傅海波譯[424]；《庚申外史》，赫爾穆特·舒爾特—烏夫拉格譯[425]；埃里希·海涅什的《兩個王朝的滅亡》[426]後半部分翻譯了順帝1368—1370年北逃時的日記。其他的資料，讀者可在傅海波的《13—14世紀中國私修史著》中查到，此文收錄在W. G.賓斯利和E. G.普利布蘭克編輯的《中國和日本的史學家》中。[427] 在同時代人的文集中，有豐富的關於元代後期的各種記載，已經被利用的只是很小一部分。文集的作者，主要是漢人，也有其他族人。文集版本和所在圖書館的細目，在日本有山根幸夫和小川尚的書目[428]，在中國大陸有周清澍的書目。[429] 西方對元後期的研究是近些年才開始的，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在中國，對元末的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1936年，吳晗於此年發表了《元帝國之崩潰與明之建立》的長文。[430]最活躍的新出版中心之一是南京大學歷史系元史組，該組出版的期刊是《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431]從1982年開始，元史研究會亦出版了元史研究的系列論集，名為《元史論叢》。[432]因為元後期的研究與阿爾泰和蒙古研究、明史研究以及元史本身的研究關係密切，所以新著作的產生有很大難度。兩個有價值的通訊有時登載有關元後期的論著，一是《宋元研究通訊》，即從前的《宋史研究通訊》；另外是《明史研究》。 8.元代政府與社會 有關元代政府的最重要的資料收錄在基本史書《元史》（編於1369—1370年）、《元典章》（編於1320—1322年）和《通制條格》（編於1321年）。[433]由於元代各皇帝的實錄沒有保存下來，當代治史者不能像研究明史和清史那樣直接使用元代的第一手資料。[434]一方面，《元史》保留了許多原始資料，但是另一方面，正如人們多次指出的那樣，它又壓縮或摘錄史料，而這些史料在《元典章》和《通制條格》中更為完整。從這一點說，《元史》本身只能被看作第二手資料，因為它的編修者與他們所敘述的事件有三代或四代人的距離。 《通制條格》和《元典章》中難以讀懂的口語形式公文，妨礙學者更充分地利用這些文獻。傅海波恰如其分地把這種公文中的特殊語言稱為「蒙古語序的漢譯」[435]。因為元朝官府使用雙語，不像契丹人的遼朝和女真人的金朝只用漢語作為官方語言，所以一定會有許多蒙古公文的譯文保留下來。《元典章》和其他元代史料中被特別稱為「令旨」的國家法令，是從蒙古文翻譯成白話的漢文。[436]閱讀和翻譯令旨需要一些蒙古語知識，因為這些令旨滲入了蒙古語的句法。 日本和前蘇聯學者在翻譯《元典章》和《通制條格》方面有很大貢獻。（前）蘇聯語言學家I. T.佐格拉夫的《蒙漢文獻翻譯》（莫斯科，1984年版）是最近的成果之一。佐格拉夫在書中分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1955年出版的元史專家蔡美彪編錄的元代白話碑銘。[437] 日本學者岩村忍和田中謙二出版了兩卷本的《元典章·刑部》（卷39—57）譯註，在他們的著作的第一卷附有兩篇有用的文章，一篇是田中謙二的，一篇是吉川幸次郎的，敘述了《元典章》中公文的語言形式。[438] 元代政府和法律文書翻譯成法文和英文，豐富了制度史研究的資料。保爾·拉契內夫斯基的4卷本的《元史·刑法志》（卷102—105）譯註，亦包括了許多《元典章》中有關資料的翻譯。拉契內夫斯基著作的第3卷是索引，對查找元代制度的專用術語很有用處。[439]陳恆昭復原並翻譯了元1291年的法典《至元新格》。[440] 元代的一些政治和經濟制度在《元史》中沒有專門的敘述。「達魯花赤」官在《元史》的《百官志》中就沒有得到特別的注意；「斡脫」制度（穆斯林商人協助蒙古貴族經商）在《食貨志》中亦沒有專門的敘述。這類蒙古和內亞的特殊制度似乎超出了中國傳統史學的通常記述之外，這樣今天的歷史學家就必須廣泛使用各種元代史料並將有關這些制度的零散敘述集中起來。作為其他史料的一種，元人文集提供了有關蒙古政治制度和財政政策的重要和詳細的資料。170種元代和明初的文集的篇目索引，於1979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441]10部元代的地方志於1980年在台灣重印，可以用它們來了解政府機構如何在特殊地區發揮作用。[442] 最後，用英文發表研究元代城市、軍事、法律和財政制度成果最多的是柯立夫教授培養的兩代學生。其中有後來正式出版的由柯立夫教授指導的博士學位論文，如H. F.舒爾曼的《元代經濟結構：〈元史〉卷93—94譯註》（1956年）；蕭啟慶的《元代的軍事制度》（1978年）；陳恆昭的《蒙古統治下的中國法律傳統：1291年法典復原》（1979年）；伊麗莎白·恩迪科特—韋斯特的《蒙古在中國的統治：元代的地方行政管理》（1989年）。還有兩篇柯立夫教授指導的博士學位論文沒有出版，伊森拜克·圖乾的《〈元史〉歲賜門》，2卷（哈佛大學1973年博士學位論文）和劉元珠的《元史·選舉志一》（哈佛大學1979年博士學位論文）。 柯立夫教授自己的60餘篇論文，涉及廣泛的課題。從純粹的語言學到元代文學、文化及歷史各方面的研究。柯立夫1934—1985年發表的論著目錄，刊登在他的紀念文集中。[443] 9.蒙古統治下的中國社會[444] 元代社會史涉及的許多問題和史料以及現代研究成果，已見於本書其他章作者的介紹。此處只介紹有關元代社會史的特殊問題及其相關史料和研究成果。 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與西方史學家的接觸將中世紀歐洲和西亞的史料引入中國，並在中國興起了研究蒙古歐亞大帝國的新潮。以前在中國對此很少注意，但是在民族主義增強的時代氣氛下，中國人將蒙古征服視為對中國歷史有利的現象，並開始拓寬眼界，將草原社會視為現代中國的組成部分。同時，同樣的民族主義因素亦導致了他們仇恨作為外國征服者的蒙古人，有時出於時代的謬誤將13—14世紀協助蒙古人統治中國的漢人斥為漢奸。簡而言之，以前對該時期的文化中心論開始被現代的民族主義觀點所取代，導致了對這一時代完全不同的評價，尤其是對它的社會史。元代社會史的現代研究因此充滿壓力和矛盾。在複雜的局面下，很多中國的元史研究不僅陷入完全僵硬的馬克思主義說教，還必須在中國社會史與遊牧草原社會兩種不同的說法中進行調和，亦要結合因考古發現和發掘傳統史料而產生的大量新學術資料。社會歷史學家因此不得不經常評估和盡最大可能使用大量有意義的舊資料和新資料。 19世紀後半葉和20世紀初，俄國和日本最重視對蒙古的研究，二者都對蒙古及其相鄰地區有擴張興趣。他們的研究成果，還有法國和德國以及更新的英國和美國的蒙古研究，主要注重於語言學方面。他們亦將漢學的研究題目集中在用漢文資料來研究蒙古文獻上。典型的例子是在本書的「元史的傳統史料介紹」中附上了有關《蒙古秘史》的討論。對元代社會史的研究，與元史研究的其他領域一樣，還是主要依靠語言學和歷史學的研究。儘管我們的學術領域在盡力加寬，開拓性的蒙古學家和漢學家的基本技巧還是必須掌握的。下面是一個基本的介紹。 蒙古研究當然是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許多著名的蒙古學家並不是中國學者，但是在近千年的歷史中蒙古史與中國史的聯繫是如此緊密，將蒙古研究與中國研究相結合的學者都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傅禮初在他的文章《全史：1500—1800年近代化初期的平行發展與相互交流》[445]中反覆強調應該有一部包括全亞洲的「全史」。如果不是他的突然早逝，傅禮初將在《劍橋中國史》本卷和其他卷的章節中應用這一觀點。編撰一部中國、蒙古和其他東亞與內亞人的很接近全史的理想，本卷各章的作者完全接受。但是，這是一個難以實現的理想。 這種困難的典型例子就在元代社會史研究領域中。（前）蘇聯蒙古學家符拉基米爾佐夫（1931年逝世）研究遊牧封建主義的著作在他去世後的1934年出版。[446]該書由米歇爾·卡肖翻譯成法文，書名為《蒙古社會制度：遊牧封建主義》[447]；此書還由政府主持翻譯成日文（1941年）並從日文翻譯成了中文。[448]《蒙古社會制度史》和符拉基米爾佐夫的《成吉思汗的一生》[449]不斷地被學者引用，在本章中亦多次提到。在估價蒙古人對在他們統治下的其他社會的社會管理觀念的影響時，確實應該先了解蒙古社會的性質。符拉基米爾佐夫試圖用他的遊牧封建主義的理論來解釋蒙古歷史，並用同樣的理論來闡述俄羅斯和西方歷史，並不是沒有招致批評，見勞倫斯·克拉德的書評《中世紀的封建和韃靼政體》。[450]雖然符拉基米爾佐夫的著作誘導中國、蒙古和其他國家的學者試圖理解蒙古社會的性質並帶著這樣的理解來分析元代的社會條件，但是這種努力還沒有達到雄辯和有用的高水平。社會史研究領域正在向「全史」發展，但是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李則芬的《元史新講》是當代最大部頭的中文元史專著，該書對元代社會確實有一段很長的敘述。[451]這部大部頭著作對許多問題進行了認真的分析，這些問題是從清代到當前的學術研究積累下來的。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從本國傳統來說，它確實已達到頂點，從很多方面講是一部最有用的著作。不過，就社會史而言，即使是這樣一部部頭很大的著作，也還是膚淺的。 中國的元代社會史研究還沒有更多地注意政治史、制度史、文學史、藝術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在中國大陸，注意力集中在元代社會結構上，主要是單純的階級分析，特別是注重元末民眾起義的研究。儘管常常是教條的，熱情發掘資料和巧妙地利用新考古資料，還是貢獻了有意義的新資料。這方面的重要例子有《元代農民戰爭史料匯編》。[452]第一部分，1237—1350年的資料，楊訥、陳高華編；第二部分分為兩卷，是1351—1368年朱元璋之外的起義軍資料，楊訥、陳高華、朱國炤、劉炎編；第三部分一卷，是1328—1367年朱元璋起義和建立明朝的資料，楊訥、陳高華編。這部書將極有利於全面研究元代的民眾起義，特別是元朝統治的最後幾十年的民眾起義的研究。 韓儒林（1986年去世）是元史研究的帶頭人，他於20世紀30年代在巴黎作為伯希和的學生，完全熟悉西方包括（前）蘇聯的研究。他對中國當代元史學界的影響可從兩卷本的《元朝史》[453]看出來，該書由在他管理下的南京大學元史研究室的一組助手寫作，他是研究室的創建者並是多年的負責人。這部書是最近在中國大陸出版的最好的斷代史之一。但是，它的社會史部分比較零散和薄弱。韓儒林的文集《穹廬集》於1982年出版。[454] 在南京大學元史研究室1984年出版的《元史論集》中，有重要的介紹中國大陸自1949年以來的元史研究成果的文章，其中包括一些與社會史有關的重要研究。該書還有一個經過選擇的從1949年至1980年發表的論著的分類索引。[455] 在台灣，由於亦曾於20世紀30年代在歐洲（主要在德國）學習的姚從吾教授的推動，一代元史研究專家已經成長起來。有些人前往國外接受蒙古研究的訓練，直到現在中國的大學還不能廣泛提供這種訓練。姚教授最主要的論著，發表在《東北史論叢》[456]和《姚從吾先生全集》[457]中，他集中研究的是草原民族的漢化問題。不管是從卡爾·馬克思的理論角度評判，還是出自民族主義的需求，這個問題在中國的征服王朝研究中都很受重視。對這種問題研究的最好的證明是20世紀20年代陳垣發表的《元西域人華化考》，1935年的修訂版後來在陳垣的論文集中重印。[458]錢星海（譯音）和L. C.古德里奇於1966年出版了陳垣著作的英文譯註本，書名為《蒙古統治下中國的西亞和中亞人的漢化》。[459] 在台灣和國外的大多數姚從吾的學生集中研究政治和制度。雖然年長但與姚從吾同屬一代並受到姚從吾極大影響的學者是孫克寬，他是近幾十年來的元史研究者中最多產的一位。蘭德彰在他編輯的論集《蒙古統治下的中國》中，對孫克寬的論著作了介紹和評價。[460]札奇斯欽亦受姚從吾的影響，他的許多有關元史的研究結合了蒙古學和漢學的技巧。他們在著作中顯示的「全史」理想，已傳遞給本書。這些學者結合蒙古學和漢學的研究方法，代表了這一領域的一個重要和有益的方向。 元代社會史各領域的研究幾乎都沒有什麼發展，但是還是能夠列舉幾項特別有用的研究成果。 慕尼黑大學的漢學家、蒙古學家傅海波，在埃里希·海涅什領導下從事研究工作，他對漢文「筆記」的史料價值作了極高評價。傅海波論著涉獵的時間跨度很大，選題也很寬，詳見他的65歲祝壽論集《漢—蒙古研究》。[461]傅海波是第一個也是僅有的將元代「筆記」完整翻譯並加以注釋的學者，見他的《楊瑀〈山居新話〉：蒙古統治下中國文化的成就》。[462]他還對家譜作了介紹，最重要的是指出了它對社會史的作用，見他的《13—14世紀中國私修史著》，載威廉·G.賓斯利和E. G.普利布蘭克編輯的《中國和日本的史學家》。[463] 元代社會階級制度的當代研究始於先行的日本元史學家箭內亘（1875—1926年），他的著作被翻譯成中文，名為《元代蒙漢色目待遇考》[464]，出版於20世紀30年代中期，陳清泉翻譯。我沒有得到1916年首次出版的日文原版的複印件。箭內亘的大量優秀元史和蒙古制度史研究論著在30年代被翻譯成中文出版。箭內亘關於社會階級的著作，顯然蒙思明在寫作他的精深之作《元代社會階級制度》[465]時還不知道。蒙思明的里程碑式的著作可以被視為近半個世紀來最重要的元代社會史佳作，直到70年代才有幾部有意義的著作出版。30年代的重要成果還有鞠清遠的對元代匠戶的開創性研究，因英文節譯登載在1956年出版的《中國社會史》上而知名。[466] 在最近出版的有意義的著作中，有蕭啟慶對元代社會史的研究成果。蕭啟慶是姚從吾、札奇斯欽和柯立夫的學生，他的論文集《元代史新探》1983年出版。[467]他的學生黃清連研究元代戶計制度的論文《元代戶計制度研究》1977年出版。[468]有關元代社會史的較小的研究也大量出現。綜合該領域新成果的時代已經到來。1985年出版的李乾的《元代社會經濟史稿》[469]，儘管是初步的，還是向綜合成果走了一步。 陳學霖的主要貢獻是金、元、明時期民間信仰和民間傳說的研究（他還寫作了許多其他題目的元史論著）。他在《中國明、清的白蓮教教義和民眾起義》[470]的論文中著重指出民間宗教是引發元末民眾起義並導致新王朝的建立的一個因素。這個題目引起了中國大陸最著名的元史研究中心南京大學元史研究室的注意，最積極研究這個題目的是該室的學者邱樹森。研究室出版了兩種極有意思的刊物：《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和《元史論集》。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另一個著名的元史研究中心位於呼和浩特的內蒙古大學。元史研究領域的學術帶頭人陳高華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北京），他主要研究社會和制度問題；還有周良霄，主要研究政治史和前元時期的蒙古史。 伊麗莎白·恩迪科特-韋斯特研究元代地方政府[471]和前元及元代的「斡脫」商人，托馬斯·T.愛爾森亦對此有研究[472]，這些研究都與元代社會史有重要的關係。莫里斯·羅沙比的忽必烈汗的新傳記（1988年出版），加深了我們對這個元代最偉大的統治者的了解，在他統治時期，實現了社會立法。羅沙比的著作和他的論文《忽必烈汗和他家族的婦女》[473]敘述了元代宮廷和皇帝家族的社會史，揭示了那一時代蒙古人和漢人精英社會方式的極大不同。 * * * [1][645]《遼史》（北京，1974年版），卷47，第776頁。 [2][645]《遼史》，卷23，第278頁。 [3]契丹人耶律魯不古在太宗朝已有「監修國史」的名號，但是史館是否設立得如此早.頗值得懷疑，見[645]《遼史》，卷47，第781頁。 [4][645]《遼史》，卷13，第141頁；卷79，第1272頁。 [5][645]《遼史》，卷24，第290頁。 [6][645]《遼史》，卷27，第320頁；卷98，第1416頁。 [7][645]《遼史》，卷4，第49頁。 [8][645]《遼史》，卷103，第1450頁。 [9][645]《遼史》，卷103，第1450頁。 [10]1006年後，宋朝政府禁止在邊境互市中出賣儒家經典著作及各種注本之外的各種圖書，違犯禁令的人要受到處罰，販賣的書籍沒收入官。見[644]《宋史》（北京.1977年版），卷186，第4562頁；[584]《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1979年版），卷64，第1425頁。遼亦有禁止圖書出口於宋的同樣禁令，違犯禁令者要被處死。見[577]沈括：《夢溪筆談》（北京，1956年版），卷15，第160頁。亦見[541]魏特夫、馮家昇：《中國社會史：遼（907—1125年）》（費城，1949年版），第502頁，注釋41。 [11][645]《遼史》，卷104，第1455—1456頁。 [12][646]《金史》（北京，1975年版），卷4，第84頁；卷89，第1988頁；卷125，第2720頁。 [13][646]《金史》，卷12，第282頁；卷125，第2727頁。 [14][46]陳學霖：《元代官修史學：遼、金、宋三史的修撰》。 [15]在《遼史·禮志》的總述中，明確提到了這些著作，見[645]《遼史》，卷49，第834頁。 [16]該書前序記成書時間為1180年，但是這個年份肯定是錯誤的。因為作者是1247年的進士。前序中的年號，可能被抄錯（譯者註：即將淳祐七年誤寫為淳熙七年）。詳見[706]《契丹國志通檢》（北京，1949年版；台北，1968年再版）前言及[59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契丹國志》集注本，第259頁。 [17]葉隆禮的《契丹國志》的影印本，加上俄文翻譯、介紹、評價和索引，構成了[493]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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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凱恩：《四夷館的女真譯語》（澳大利亞國立大學1975年博士學位論文）。D.凱恩後來出版了修改的增補本《四夷館的女真譯語》（布盧明頓，1989年版）。 [181]牟復禮撰（譯者註：原文沒有編順序號。） [182][653]宋濂等撰：《元史》（北京，1976年版），210卷。 [183]百衲本《二十四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 [184]見1976年版前附出版說明。 [185][670]見趙翼（1727—1814年）：《廿二史札記》所引例證，杜維運編《廿二史札記及補編》（台北，1975年版），卷29，第642—678頁。亦見[674]錢大昕（1728—1804年）：《十駕齋養新錄》（上海，1935年版，1957年再版），卷9，第195—225頁。 [186][159]見富路特、房兆楹編：《明人傳記辭典》（紐約和倫敦，1976年版），載陳學霖撰《危素傳》，第1465頁。本書導言注釋中所引柯立夫文亦討論了1368年北京的元代檔案的保護問題。（譯者註：柯立夫文導言未引用。） [187]見[75]柯立夫：《現存〈元史〉簡論》。 [188][554]見楊聯陞：《中國官修史學的組織：從唐朝到明朝正史修撰的原則與方法》。文中特別提到了修撰《元史》的史局的結構。 [189]關於王鸚對早期元廷史學的影響，陳學霖已有精闢的論述，見他的[52]《王鸚（1190—1273年）》，第54—57頁。這是羅依果主持編撰元代人物傳記中的一個人物傳的譯文稿。 [190][601]《聖武親征錄校注》，載王國維編《蒙古史料四種》（北京1926年版，台北1962年、1975年再版）。 [191][375]《聖武親征錄》的簡譯本，先由伯希和翻譯，後由他的學生韓百詩繼續翻譯並出版（萊登，1951年版）。 [192][747]蘇振申：《元政書〈經世大典〉之研究》（台北，1984年版），第270頁。蘇振申在對《經世大典》進行研究後，對《元史》修撰者引用該書的方式頗有非議。 [193]見[820]姜一涵：《元代奎章閣及奎章人物》（台北，1981年版）。 [194][277]蘭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充當謀士的學者》。 [195][653]《元史》，卷58—63。 [196][662]顧炎武：《日知錄》卷26，《元史》。 [197][672]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1791年序（江蘇，1874年版）。 [198][673]錢大昕：《元史氏族表》，1791年序（江蘇，1874年版）。 [199][815]見鄭鶴聲：《清儒對元史學之研究》。亦見[749]杜維運：《清代史學與史家》（台北，1984年版）。 [200]見[76]柯立夫英譯本《蒙古秘史》，第1卷（坎布里奇，1982年版），導言，第17—25頁。有關《秘史》的研究成果，見[11]托馬斯·T.愛爾森：《12—14世紀東亞的蒙古人：基本西文論著目錄》，第7—10頁；亦見[710]札奇斯欽：《〈蒙古秘史〉新譯並注釋》，前附姚從吾的導言（台北，1979年版）。《秘史》最新的英譯本由羅依果發表在[394]《遠東史論集》第4、5、10、13、16、18、21、23、26、30、31期上（坎培拉，1971—1985年）。 [201]姚從吾研究《秘史》的論文後又作為前揭札奇斯欽的漢譯本的導言發表。札奇斯欽的前言（第21—24頁）又增加了至1978年前的研究該書的資料。 [202][277]蘭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第109頁。 [203]見[508]杜聯喆撰寫的洪鈞傳。洪鈞將一些中世紀西亞的史料和歐洲當時有關西亞史料的研究成果翻譯成了漢文。 [204][687]柯紹忞：《新元史》（天津，1922年私人出版）。 [205][665]見《明史·解縉傳》，卷147，第4120頁。 [206][766]李思純：《元史學》（上海，1926年版），第58—61頁，指出在明代有三部或四部有關元史的著作。 [207][661]陳邦瞻：《元史紀事本末》（北京，1955年版，1979年再版）。 [208][766]李思純：《元史學》，該書雖然已是50年前出版的老書，但還是為清代的元史研究成果提供了有用的敘述，特別是在第61—74頁。 [209][663]邵遠平：《元史類編》，1699年初版。 [210][46]見陳學霖在《元代官修史學：遼、金、宋三史的修撰》第103頁及注140對該書的簡介。 [211][671]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北京，1935年版，1959年再版）。 [212][676]錢大昕：《潛研堂文集》（上海，1929年版）。 [213][678]汪輝祖：《元史本證》，2冊（北京，1984年版）。 [214][684]魏源：《元史新編》（江蘇，1905年版）。 [215][686]曾廉：《元書》（邵陽，1911年版）。 [216][685]洪鈞：《元史譯文證補》（江蘇，1897年版）。 [217][687]柯紹忞：《新元史》（天津，1922年版；北京，1930年二版），二十五史刊行委員會編《二十五史》再版（上海，1935年版；台北，1962—1969年再版）。 [218]關於屠寄著作的價值及其與其他有關元史的著作的關係的評述，見余大鈞：《論屠寄的蒙兀兒史記》，《元史論叢》第3輯，第219—230頁。 [219][63]陳恆昭：《蒙古統治下的中國法律傳統：1291年法典復原》（普林斯頓，1979年版），第31—32頁。 [220][628]《元典章》，出版時用的是全名《大元聖政國朝典章》（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2年版），60卷，16冊。書後附有博物院職員昌彼得的重要跋文。 [221]最有代表性的是京都大學元典章研究班20世紀40—50年代的成果，包括[270] 1957年出版的《元典章索引稿》（台北，1973年再版）和《東洋學報》24期（1954年）為元典章研究出的特刊。近年的成果有[515]植松正編輯的典章正文的年代索引《〈元典章〉年代索引》（東京，1980年版）。[221]岩村忍、田中謙二編校了《元典章》卷39—57「刑部」部分——即犯罪和斷案部分——並以《元典章·刑部》之名出版，2卷（京都，1964、1972年版）。關於日本的其他研究成果，見[516]植松正的《元代制度與社會》的介紹。 [222][106]伊麗莎白·恩迪科特—韋思特在《蘇聯對前現代化中國的研究》中的《元代》里，介紹了（前）蘇聯的研究情況。對其他國家研究成果的綜述，現在還沒有。 [223][76]柯立夫英譯《蒙古秘史》（坎布里奇、倫敦，1982年版）。 [224][623]蘇天爵：《國朝文類》（《四部叢刊》本）。 [225][400]羅依果等編：《金元文集傳記資料索引》，3卷（坎培拉，1970—1979年版）。 [226][534]阿瑟·韋利：《長春真人西遊記》（倫敦，1931年版）。 [227][601]《聖武親征錄》，載王國維編《蒙古史料四種》（台北，1975年版）。 [228]王國維編：《蒙古史料四種》（台北，1975年版）。 [229][515]植松正：《〈元典章〉年代索引》（東京，1980年版）。 [230][404]拉施特：《史集》，2卷，哈力迷編（德黑蘭，1959年版）。 [231][407]拉施特：《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約翰·A.波義耳翻譯（紐約，1971年版）。 [232][406]拉施特：《五世系譜》，手稿，脫卡比·撒拉伊博物館，編號2932號。 [233][19]阿塔蔑力克·志費尼：《世界征服者史》，3卷，米爾咱·穆罕默德·可疾維尼校勘波斯文本（倫敦，1912—1937年版）；[18]阿塔蔑力克·志費尼：《世界征服者史》，2卷，約翰·A.波義耳英譯本（坎布里奇，1958年版）。 [234][312]米哈伊·阿老丁·術茲札尼：《納昔兒史話》，W .納騷·李士編（加爾各答，1864年版）。 [235][313]米哈伊·阿老丁·術茲札尼：《納昔兒史話》，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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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吉謝列夫編：《古代蒙古城市》（莫斯科，1965年版）。 [296][110]戴維·M.法夸爾：《元代政府的結構與職能》。 [297][126]傅海波：《從部落領袖到至高無上的皇帝和神：元代的正統觀念》（慕尼黑，1978年版）。 [298]見[441]舒爾曼：《元代經濟結構：（元史〉卷93—94譯註》（坎布里奇，1956年版）和[442]《13世紀蒙古的貢納制》。 [299][17]有高岩：《元代農民的生活》。 [300][292]羅榮邦：《忽必烈時期（1260—1294年）關於糧食運輸的爭論》。 [301][879]鞠清遠：《元代系官匠戶研究》。 [302][840]翁獨健：《斡脫雜考》。 [303][336]村上正二：《元朝投下的意義》。 [304][365]愛宕松男：《斡脫錢及其背景》。 [305][10]托馬斯·T.愛爾森：《1200—1260年間的蒙古諸王與斡脫》。 [306][104]伊麗莎自·恩迪科特—韋思特：《元代中國的官商：斡脫》。 [307][359]彼得·奧勃里赫特：《13—14世紀蒙古統治下中國的驛傳制度》（威斯巴登。1954年版）。 [308][195]蕭啟慶：《元代的軍事制度》（坎布里奇，1978年版）。 [309][300]岡瑟·曼戈爾德：《蒙古統治下的中國軍事制度》（班貝格，1971年版）。 [310][63]陳恆昭：《蒙古統治下的中國法律傳統》（普林斯頓，1979年版）。 [311][412]保爾·拉契內夫斯基：《元法典》，4卷（巴黎，1937—1985年版）。 [312][55]陳學霖和威廉·T.德巴里編：《元代思想：蒙古統治下的中國思想和宗教》（紐約，1982年版）。 [313]見[348]野上俊靜：《元代道佛二教的爭執》和[349]《關於元代的宣政院》二文。 [314][410]保爾·拉契內夫斯基：《蒙古大汗和佛教》（萊比錫，1954年版）。 [315][497]約瑟夫·蒂洛：《蒙古時期的佛道之爭》。 [316][377] L.畢達克：《吐蕃與宋、蒙古的關係》。 [317][143]傅海波：《元代中國的吐蕃人》。 [318][340]中野美代子：《八思巴字與〈蒙古字韻〉研究》（坎培拉，1971年版）。 [319][427]莫里斯·羅沙比：《元代初期的穆斯林》。 [320][480]孫克寬：《虞集與元代江南的道教》。 [321][325]慕阿德：《1550年前中國的基督教徒》（倫敦，1930年版）。 [322][41] E.A.沃利斯·布治：《中國皇帝忽必烈汗的僧侶》（倫敦，1928年版）。 [323]詹姆斯·A.蒙哥馬利譯：《亞巴拉哈三世史》（紐約，1927年版）。 [324][384]尼古拉·鮑培：《蒙古八思巴字文獻》（威斯巴登，1957年版）。 [325][340]中野美代子前揭書。 [326][80]詹姆斯·I.克倫普：《忽必烈汗時期的中國戲劇》（塔克森，1980年版）。 [327][539]史蒂芬·H.韋斯特：《北戲發展中的蒙古影響》。 [328][282]李雪曼和何惠鑒：《蒙古統治下的中國藝術：元代（1279—1368年）》（克利夫蘭，1968年版）。 [329][45]詹姆斯·卡希爾：《山水畫：元代（1279—1368年）的中國畫》（紐約，1976年版）。 [330][307]瑪格麗特·梅得利：《元代瓷器與硬陶器》（紐約，1974年版）。 [331][181]威廉·亨索恩：《高麗：蒙古的入侵》（萊登，1963年版）。 [332][437]喬治·桑塞姆：《1334年前的日本史》（斯坦福，1958年版）。 [333][190] Hori Kyotsu：《蒙古入侵和鎌倉幕府》（哥倫比亞大學1967年博士論文）。 [334]關於蒙古入侵的研究，日本有很多成果。經典性的研究是[207]池內宏的《元寇的新研究》（東京，1931年版）。近年的論著有[546]山口修的《蒙古襲來》（東京，1964年版，1979年再版）；[179]旗田巍的《元寇：蒙古帝國的內部事務》（東京，1965年版）；[4]阿部征寬：《元寇襲來》（東京，1980年版）；[5]相田二郎：《蒙古襲來之研究》（東京，1971年版）。[246]川添昭二的《蒙古襲來研究史論》（東京，1977年版），對新研究成果進行了歷史分析。亦見[216]石井進《中世紀日本》的有關章節，載《劍橋日本史》第3卷（坎布里奇，1990年版），第131—148頁。 [335][85]竇德士：《從蒙古帝國到元朝：帝國在蒙古和中亞統治形式的變化》。 [336][114]傅海波：《阿合馬在忽必烈時期經濟發展方面的貢獻》。 [337][134]傅海波：《從〈元史〉卷205〈奸臣傳〉看忽必烈時期的畏兀兒政治家桑哥的活動》。 [338][376] L.畢達克：《元代的吐蕃政治家桑哥》。 [339][93]戴密微：《南宋陵墓》。 [340][143]傅海波：《元代中國的吐蕃人》，第296—328頁，特別是第321—325頁。 [341][407]拉施特：《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約翰·A.波義耳譯（紐約，1971年版）。 [342][387]哈撒尼：《完者都史》，馬因·汗八力編（德黑蘭，1969年版）。 [343][536]瓦撒夫：《瓦撒夫史》，石印本（孟買，1852—1853年版）；穆哈默德·馬丁·伊斯法尼再編本（德黑蘭，1959—1960年版）。 [344][653]宋濂等撰：《元史》（北京，1976年版）。 [345][663]邵遠平：《元史類編》（掃葉山房本）。 [346][689]屠寄：《蒙兀兒史記》（北京，1934年版）。 [347][687]柯紹忞：《新元史》（天津，1922年版；北京1930年第二次修訂版）；重版載二十五史刊行委員會編《二十五史》（上海，1935年版；台北1962—1969年再版。以及近年來的其他影印本）。 [348][623]蘇天爵編：《國朝文類》（《四部叢刊》本）。 [349][622]蘇天爵編：《元朝名臣事略》（1335年刊本，北京1962年重印）。 [350][630]長谷真逸：《農田余話》（寶顏堂秘籍本）。 [351][648]楊瑀：《山居新話》（《知不足齋叢書》本）。該書在[115]傅海波的《蒙古統治下中國文化的成就》中翻譯成了德文（威斯巴登，1956年版）。 [352][647]孔齊：《至正直記》，伍崇耀編《粵雅堂叢書》卷321—324（1853年再版；台北，1965年重版）。 [353][649]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北京，1958年版）。 [354][628]《大元國朝聖政典章》（《元典章》）（元刊本，台北，1972年重印）。 [355][629]《大元通制》殘存的條格部分，由國立北京圖書館1930年重印，名為《通制條格》。 [356]關於該書的全目，見[747]蘇振申：《元政書〈經世大典〉之研究》（台北，1984年版），第40—50、64—74頁。 [357][635]《憲台通記》，收入《永樂大典》（北京，1960年版），卷2608—2609。 [358][636]《南台備要》，收入《永樂大典》（北京，1960年版），卷2610—2611。 [359][643]《秘書監志》（《廣倉學窘叢書》本）。 [360][867]韓儒林主編：《元朝史》，2卷（北京，1986年版）。 [361][876]蔡美彪、周良霄、周清澍等著：《中國通史》第7卷（北京，1983年版）。 [362][762]李則芬：《元史新講》，第3卷（台北，1978年版）。 [363][84]竇德士：《征服者與儒士：元代後期政治發展面面觀》（紐約，1973年版）。 [364][277]蘭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充當謀士的學者》。 [365][170]韓百詩：《蔑兒乞部伯顏傳札記》。 [366][549]箭內亘：《關於蒙古國會忽鄰勒台》，重版見岩井大慧編《蒙古史研究》（東京，1930年版），第361—447頁。 [367][852]蕭功秦：《論元代皇位繼承問題》；[851]《論大蒙古國的汗位繼承危機》。 [368][811]周良霄：《蒙古選汗儀制與元朝皇位繼承問題》。 [369][113]傅禮初：《奧托曼帝國中的突厥—蒙古人的君主制傳統》；[112]《蒙古人：生態環境和社會視野》。 [370][103]伊麗莎白·恩迪科特—韋斯特：《元代的中央機構》。 [371][514]植松正：《關於元代江南的豪民朱清張瑄》。 [372][305]松田孝一：《海山出鎮西北蒙古》。 [373][745]孫克寬：《江南訪賢與延祐儒治》。 [374][850]蕭功秦：《英宗新政與南坡之變》。 [375][730]匡裕徹：《拜住及其新政》。 [376][151]藤島建樹：《元明宗的生涯》。 [377][336]村上正二：《元朝投下的意義》。 [378][220]岩村忍：《蒙古社會經濟史研究》（京都，1964年版），第401—469頁。 [379][413]保爾·拉契內夫斯基：《蒙古時期投下的意義》。 [380][809]周良霄：《元代投下分封制度初探》。 [381][822]洪金富：《從投下分封制度看元朝政權的性質》。 [382][101]海老澤哲雄：《蒙古帝國的東方三王家族研究》。 [383][191]崛江雅明：《蒙古—元朝時期東方三王研究序說》。 [384][304]松田孝一：《從安西王看元朝的分封制度》。 [385][812]周清澍：《汪古部事輯》。 [386][857]蕭啟慶：《元代蒙古四大家族》。 [387][753]楊志玖：《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 [388][398]羅依果：《蒙古統治下的突厥人：13—14世紀突厥與蒙古關係初探》。 [389][776]陸峻岭、何高濟：《元代的阿速、欽察、康里人》。 [390][736]湯開建：《元代西夏人的政治地位》。 [391][709]札奇斯欽：《蒙古與西藏歷史關係之研究》（台北，1978年版）。 [392][143]傅海波：《元代中國的吐蕃人》。 [393][253] W.柯維思：《蒙古人：12世紀（原文如此）初葉世界和平思想的倡導者》。 [394][107]惠足俊之：《海都之亂的考察》。 [395][740]劉迎勝：《〈史集〉窩闊台汗國末年紀事補證》；[739]《元代蒙古諸汗國間的約和及窩闊台汗國的滅亡》。 [396][435]佐口透：《14世紀元朝與西方三王的關係》。 [397][13]托馬斯·T.愛爾森：《13世紀的元朝和吐魯番的畏兀兒人》。 [398][85]竇德士：《從蒙古帝國到元朝：帝國在蒙古和中亞統治形式的變化》。 [399][15]青山公亮：《元朝尚書省考》（東京，1951年版）。 [400][315]宮崎市定：《元朝的蒙古官職和蒙漢關係：科舉復興意義再探》。 [401][755]楊樹藩：《元代科舉制度》。 [402][824]姚大力：《元代科舉制度的行廢及其社會背景》。 [403][692]丁昆健：《元代的科舉制度》。 [404][859]蕭啟慶：《元代科舉與精英流動：以元統元年進士為中心》。 [405][412]保爾·拉契內夫斯基：《元法典》，4卷（巴黎，1937—1985年版）。 [406][63]陳恆昭：《蒙古統治下的中國法律傳統：1291年法典復原》（普林斯頓。1979年版）。 [407][441]舒爾曼：《元代經濟結構》（坎布里奇，1956年版，1967年再版）。 [408][494]田山茂：《元代財政史的有關資料：以收支額為中心》。 [409][127]傅海波：《元朝中國的貨幣和經濟》（萊比錫，1949年版）。 [410][733]全漢異：《元代的紙幣》。 [411][220]岩村忍：《蒙古社會經濟史研究》，第421—432頁。 [412][864]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上海，1958年版）。 [413][715]史衛民：《元歲賜考實》。 [414][774]吳輯華：《元朝與明初海運》。 [415][557]吉川幸次郎：《元代諸帝的文學》。 [416][122]傅海波：《蒙古皇帝能讀、寫漢文嗎？》。 [417][820]姜一涵：《元代奎章閣及奎章人物》；[870]傅申：《元代皇室書畫收藏史略》（台北，1981年版）。 [418][149]沃爾特·富克斯：《元代的蒙文譯著》。 [419][118]傅海波：《蒙古統治下的中國史學：民族涵化中史學的作用》。 [420][392]羅依果：《蒙文譯本〈孝經〉》。 [421][858]蕭啟慶：《元代蒙古人的漢學》；[860]《元代蒙古人漢學再探》。 [422][787]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錢興海（譯音）和L. C.古德里奇譯註（洛杉磯，1966年版）。 [423][656]宋濂：《宋文憲公集》，卷7，15a—b。 [424][115]傅海波：《楊瑀〈山居新話）：蒙古統治下中國文化的成就》（威斯巴登，1956年版）。 [425][440]赫爾穆特·舒爾特—烏夫拉格譯：《庚申外史》（柏林，1963年版）。 [426][163]埃里希·海涅什：《兩個王朝的滅亡》（威斯巴登，1969年版）。 [427][136]傅海波：《13—14世紀中國私修史著》，W. G.賓斯利和E. G.普利布蘭克編：《中國和日本的史學家》（倫敦，1961年版），第115—134頁。 [428]山根幸夫、小川尚編：《日本現存元人文集目錄》（東京，1970年版）。 [429][813]周清澍：《元人文集版本目錄》（南京，1983年版）。 [430][773]吳晗：《元帝國之崩潰與明之建立》。 [431]南京大學歷史系元史組編：《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 [432]元史研究會編：《元史論叢》，（北京，中華書局），第1輯，1982年；第2輯，1983年；第3輯，1986年。 [433]關於《元典章》和《通制條格》的簡單介紹，見常備參考字典《中國歷史大辭典：遼夏金元史》（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6年版），第55—56頁（《元典章》）；第16—17頁（《通制條格》）。亦見陳高華主編的《中國古代史料學》（北京，1983年版）第311—353頁的元代部分。亦見中華人民共和國1986年出版的《通制條格》，《元代史料叢刊：通制條格》（浙江古籍出版社）第1—5頁的介紹文章。 [434]近年葉幼泉、王慎榮在《元史探源》中對《元史》編修過程作了新的考釋，見《文史》27輯（1986年）。第177—194頁，特別是第178—183頁關於元實錄的敘述。亦見[75]柯立夫的《現存〈元史〉簡論》。 [435][118]傅海波：《蒙古統治下的中國史學：民族涵化中史學的作用》。 [436]見[552]楊聯陞的專論：《〈元典章〉研究》。 [437][875]蔡美彪：《元代白話碑集錄》（北京，1955年版）。 [438][221]岩村忍、田中謙二：《元典章·刑部》2卷（京都，1964年、1972年版）。在第1卷前附的文章是，吉川幸次郎：《元典章中所見漢文史牘文體》；田中謙二：《元典章的蒙文直譯體文本》。 [439][412]保爾·拉契內夫斯基：《元法典》，1卷（巴黎，1937年版）；2卷（巴黎，1972年版）；3卷（巴黎，1977年版）；4卷（巴黎，1985年版）。 [440][63]陳恆昭：《蒙古統治下的中國法律傳統：1291年法典復原》（普林斯頓，1979年版）。 [441]見陸峻岭：《元人文集篇目分類索引》（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版）。 [442]《宋元地方志三十四種》，12卷（台北，國泰文化事業委員會1980年版）。 [443]見《福蘭克·W.柯立夫紀念專集》，《突厥研究》雜誌1985年第9期，第5—7頁。 [444]蕭啟慶教授對本文初稿的口頭、書面意見和批評，修正了文中的不少錯誤，作者深表感謝。但是蕭教授未看到最後的譯文，對文中任何錯誤不負責任。 [445][111]傅禮初：《全史：1500—1800年近代化初期的平行發展與相互交流》。 [446][524] B. IA.符拉基米爾佐夫：《蒙古社會制度史》（列寧格勒，1934年版）。 [447][525]米歇爾·卡肖譯：《蒙古社會制度：遊牧封建主義》（巴黎，1948年版）。 [448][526] B. IA.符拉基米爾佐夫：《蒙古社會制度史》，張興唐、吳禪昆（音譯）漢譯（台北，中國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7年版，1967年再版）。[527]另一部直接譯自俄文原著的是劉榮焌的譯本《蒙古社會制度史》（北京，1980年版）。 [449][522] B.IA.符拉基米爾佐夫：《成吉思汗》，米歇爾·卡肖譯（巴黎，1948年版）。 [450][256]勞倫斯·克拉德：《中世紀的封建和糙靼政體》。 [451][762]李則芬：《元史新講》（台北，1978年版），卷5。 [452][751]楊訥、陳高華等編：《元代農民戰爭史料匯編》，4卷（北京，1985年版）。 [453][867]韓儒林：《元朝史》（北京，1986年版）。 [454][866]韓儒林：《穹廬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上海，1982年版）。 [455][818]南京大學歷史系元史研究室編：《元史論集》（北京，1984年版），共計770頁。注意附錄：《1949—1980年的中國元史研究》和《1949—1980年部分元史論文目錄》。 [456][831]姚從吾：《東北史論叢》（台北，1959年版）。 [457][835]姚從吾：《姚從吾先生全集》（台北，1971—1982年版）。 [458][787]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修訂版，1935年），在《元史研究》（台北，1977年版）中重印。 [459]陳垣：《蒙古統治下中國的西亞和中亞人的漢化》，錢星海（譯音）和L. C.古德里奇譯（洛杉磯，1966年版）。 [460][275]蘭德彰編：《蒙古統治下的中國》（普林斯頓，1981年版），第212—253頁。 [461][31]見沃爾夫岡·鮑爾編：《漢—蒙古研究：傅海波頌壽論集》（威斯巴登，1979年版）及傅海波的論著目錄，第451—470頁。 [462][115]傅海波：《楊瑀〈山居新話〉：蒙古統治下中國文化的成就》（威斯巴登，1956年版）。 [463][136]傅海波：《13—14世紀中國私修史著》，載威廉·G.賓斯利、E. G.普利布蘭克編：《中國和日本的史學家》（倫敦，1961年版），第115—134頁。 [464][548]箭內亘：《元代社會三階級》，《滿鮮地理歷史研究報告》（1916年12月），陳捷、陳清泉漢譯本：《元代蒙漢色目待遇考》（上海，無出版日期；台北，1963年重印）。 [465][874]蒙思明：《元代社會階級制度》（1938年版；香港，1967年再版）。 [466][879]鞠清遠：《元代系官匠戶研究：質認為元代官局匠戶是奴隸的人們》。英文節譯載於[89]約翰·德弗朗西斯、孫任以都翻譯：《中國社會史論著選譯》（華盛頓，1956年版），第234—246頁。 [467][856]蕭啟慶：《元代史新探》（台北，1983年版）。 [468][849]黃清連：《元代戶計制度研究》（台北，1977年版）。 [469][759]李干：《元代社會經濟史稿》（武漢，1985年版）。 [470][53]陳學霖：《中國明、清的白蓮教教義和民眾起義》。 [471][105]伊麗莎白·恩迪科特-韋斯特：《蒙古在中國的統治：元代的地方行政管理》（坎布里奇，1989年版）。 [472][10]托馬斯·T.愛爾森：《1200—1260年間的蒙古諸王與斡脫》；[104]伊麗莎白·恩迪科特-韋斯特：《元代中國的商人組合：斡脫》。 [473][425]莫里斯·羅沙比：《忽必烈汗和他家族的婦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