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論上帝、人及其心靈健康 · 譯序

一 Spinoza在世時只出版了兩部著作：1．《以幾何學方式論證的笛卡爾哲學原理》第一、二卷，附錄：形上學名義通釋（1663）；2．《神挙—政治學原論》（1670） (1) 。 1677年2月，Spinoza去世，他在去世前作了安排，預囑把他的遺稿在他死後交付給他的密友Jan Rienwerts。Jan Rienwerts者，是阿姆斯特丹的一個出版家。 經過幾個生前友人的輯錄和籌措，1677年11月出版了Spinoza遺集，稱為《內容目次見序文後所錄，B. d. S. 遺集》。這集《遺集》沒有出版地點，集前有一個序，也沒有作者姓名。在序文以後，按次收錄了以下五部著作：1．《倫理學》；2．《政治原論》；3．《論悟性的修養》；4．《書翰集》；5．《希伯來文法》。 (2) 翌年，1678年出版了荷蘭文的遺集，內容範圍和1677拉丁文《遺集》是相同的 (3) 。 這五部著作，或更正確地說，為1677年的《遺集》所載有的這五部著作中的材料，加上以上兩部生前出版的著作，合起來就是從Spinoza去世起，到十九世紀中葉止，為人所知的他的全部著作 (4) 。 1677年的《遺集》序作者說到當時遺稿輯錄的情形，說它包括了友人手頭所存Spinoza遺稿的全部內容，並且說：「使也許可以相信，在這人、那人那裡還藏有為這裡所沒有的我們的哲學家的某些作品，但是可以肯定那裡不會有任何內容，這些內容不已經在這些遺稿里更清楚地說到了嘛。」 1677年的《遺集》包括了，至少學術思想方面，Spinoza的主要著作，但是並不是——也許集序作者有意給人這樣一個印象——它包括了當時編者所有的全部遺稿。 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又陸續發現了一些Spinoza的著作，這些著作證明，1677年的《遺集》的編者，由於種種可以理解的理由，曾刪除了一部分有關Spinoza生平活動的材料，和捨棄了一些當時從介紹Spinoza系統思想方面看也許不重要，但是以後從哲學史研究的觀點看極重要的材料。 在這些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發現的材料里，最重要的是一部Spinoza的早期著作：《簡論上帝、人及其心靈健康》 (5) 。 二 但是，為我們現在保有的這一部著作只是兩個荷蘭文的手抄本。 為了了解這兩個手抄本的內容和性質，首先，我們需要了解這部著作存在、流傳和發現的經過。 這部著作確實在Spinoza生前存在，最早的史料可以回溯到與Spinoza同時代的Ludwig Meyer。Meyer是Spinoza的密友之一，熱心的笛卡爾主義者，《以幾何學方式論證的笛卡爾哲學原理》（1663）就是在他的鼓勵下出版，並由他作序的。Ludwig Meyer在他自己的一部著作：《哲學——聖書的闡述者》的《後記》里說，「我們有確實的根據可以相信，哲學的領域在我們這個時代，既有它的偉大的革新者、推進者核奈·笛卡爾舉著知識世界的火炬在前面走出了一個榜樣，必將為其他那些跟隨他的道路的人所大大拓展；並且，同樣的這樣一個關於上帝、理性的心靈，人的最高幸福以及諸如此類的哲學領域，也必將為了另一些謀求永生的人而在曙光中誕生。」這一段話，除了其他意義以外，證實這部著作的存在，並且保存了它的一個拉丁文名稱：De Deo, anima rationali, summa hominis felicitate (6) 。 並且，可以證明，甚至在Spinoza生前，這一部著作已經在幾個密友之外有少量流傳。在1677年，Spinoza去世的同年出版的一本書名叫：《撒旦的膏藥，無神論的奧秘》 (7) 里，現在看到，若干處所幾乎隻字不易地引錄了這部著作。 但是，在1852年第一個荷蘭文手抄本發現以前，沒有人知道這部著作的確切內容和它的真實名稱。 1703—1704年，有一個德國人，後來的耶拿大學教授Goltlieb Stolle在荷蘭旅行並且訪問Spinoza的遺事，他見到了Spinoza的出版者Jahn Rienwerts的兒子小Jahn Rienwerts。在他的旅行日記里，Stolle保存了這樣一段記載：「他（Rienwerts的兒子）又拿出另一份同樣也是由他父親抄錄的、但是經Spinoza本人的手稿抄錄下來的手抄本。這個抄本是《倫理學》，但是，如Spinoza最初所撰述的，是荷蘭文的。這部《倫理學》和後來刊印本的體裁大不相同：不像在後者一樣用繁複的數學方法論證，在這裡是分章並且（不採用probativ singularium artificiosa而是）和《神學—政治學原論》一樣，通篇直敘的。Rienwerts肯定告訴我，刊印本的《倫理學》的撰述遠勝於這個稿本；但是，Rienwerts承認，這個稿本里有一些不同的東西是刊印本所沒有的。他特別為我指出論魔鬼一章（在目次中是第二十一），後者在刊印本里完全沒有。在這一章里Spinoza討論到魔鬼的有無，一開始他考察了這樣的命題：魔鬼和上帝的本質完全相反，它由它自身而具有它的本質（quod sit Spiritus essentiae divinae contrarius et qui essentiam suam per se habet），從而他似乎否認了魔鬼的存在。這一個稿本，據Rienwerts說，好些Spinoza的友人都有抄錄，但是從未刊印，因為一方面拉丁文本既已出版並且更有條理，另一方面這個遺留的著作也撰述得過於草率。」最後，這個記載談到，Stolle與這個手抄本同時看到的有一份不知譯者姓名的《神學—政治學原論》的荷蘭譯文抄本。 Stolle1704年的這個日記材料 (8) ，Stolle1718年又把它間接引用在他的一部著作：《目錄學史發凡》 (9) 中。 從後者，直接產生從十八世紀初至十九世紀初幾部目錄學著作 (10) 中關於一本《原始倫理學》的記載。 由於這些目錄學著作，人們盛傳存在一本和後世刊印本不同的《倫理學》的原始稿本，是以荷蘭文著述的，主要不同在於並不是以幾何方法，而是分章直敘的，其中一章專論魔鬼，為傳世本所無。甚至最後有人肯定，現存的《倫理學》最初系由Spinoza以荷蘭文所撰，然後由他人照本譯成拉丁文，而去其論魔鬼的一章。 (11) 但是，1704年Stolle的日記記載，實際上是關於Spinoza：《簡論上帝、人及其心靈健康》這一著作的第一次的直接記載。 在這個記載里，可以注意到：Stolle所見的抄本出於老Rienwerts自己的抄寫，並且，據Rienwerts兒子的設想，錄自Spinoza本人的荷蘭文手稿，雖然這一點，以下看到，多半並不確實；其次，Rienwerts兒子說道，在老Rienwerts這一抄本之外，存在著Spinoza的其他友人的抄本；最後，可以注意到，和這一個抄本一起，有一本《神學—政治學原論》的、不知譯者姓名的荷蘭譯文抄本。 1851年秋，後來的德國哈勒大學教授Eduard Boehmer，在荷蘭旅行並訪問Spinoza的遺事，他從阿姆斯特丹一個書商、版本家Frederik Muller那裡得到一本荷蘭文的Colerus：《斯賓諾莎傳》；在這本書裡面帶有一個讀者關於Spinoza生平的若干按語，其中有一條說道： 「在某些哲學愛好者手裡有一部Spinoza著作的手抄本，這部著作，雖然不像他的《倫理學》一樣用教學方法撰寫，但是卻包含同一的思想和內容。從文字風格、觀念發展來看，可以明白看出是Spinoza的早期作品。按著這部著作，作為學說的藍本，他才在以後著述了他的《倫理學》，而在後一著作中，運用了幾何學的論證，雖然同一的材料敘述得更有條理並且有不少發展，但是正是這個幾何學的論證方式，在形上學裡根本不曾見過，或者說不曾應用過，並且只有少數人才熟習，使這部著作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比前者更晦澀，在前者，只有附錄中開始的一小部分是用的幾何學方法。」 不但如此，在這同一本Colerus：《斯賓諾莎傳》里，和一份荷蘭文的關於《神學—政治學原論》的《注釋》在一起，有一份同樣是荷蘭文的、正是上面這一條附註所指的Spinoza這部著作的《摘要》，稱為：《倍內狄托·斯賓諾莎：簡論上帝、人及其心靈健康，兩卷並附錄，摘要》。這是人們第一次知道這部著作的真實名稱Korte Verhandeling van God, de Mensch en deszelfs Welstand，並且也是第一次知道這部著作的約略內容，它是分章的，其中一章論魔鬼。 1852年，Boehmer發表了這一個《摘要》，並且附了一個拉丁譯本。 緊接著，1852年Frederik Muller發現兩冊手抄本，其中第一冊包含了Spinoza的這部著作：《簡論上帝、人及其心靈健康》的荷蘭文全文，書前附有有關Spinoza生平的一篇序，並同樣附有一份《神學—政治學原論》的《注釋》的荷蘭譯文。第二冊包含一份Spinoza：《以幾何學方式論證的笛卡爾哲學原理》的荷蘭譯文。 在這兩個發現以後不久，荷蘭學者Van der Linde證明了，Boehmer在他那本荷蘭文Colerus：《斯賓諾莎傳》里所見的全部讀者附識材料以及Frederik Muller發現的兩冊手抄本全部出於十八世紀阿姆斯特丹的一個醫生，Mormikhoff的手筆。 又十年，約在1862年前不久，發現鹿特丹的一位詩人，Adrian Bogaers保存著一份時間上更古老的手抄本，其中包含：一份《簡論上帝、人及其心靈健康》，一份較早的（未刊印過的）《神學—政治學原論》的荷蘭譯文，以及同樣，一份《神學—政治學原論》的荷蘭文《注釋》。在《簡論上帝、人及其心靈健康》的部分，同樣存在著若干Monnikhoff的筆跡。 現在知道，後發現的手抄本時間在前，前發現的手抄本時間在後，前者世稱A稿，後者世稱B稿。 這兩份手抄本現在保存在荷蘭海牙的皇家圖書館。 1862年，Van Vloten主要以B稿為主，個別地利用了A稿的內容，在阿姆斯特丹的Frederik Muller處，第一次正式出版了Spinoza的這部著作，即《簡論上帝、人及其心靈健康》，並稱之為《倍內狄托·斯賓諾莎全集補遺》。《補遺》本附有van Vloten的一個拉丁譯文，這個譯文，可惜一般公認並不能令人滿意。 （當時已經可以斷定，A稿不但時間在先，並且內容價值勝於B稿。）1869年Carl Schaarschmidt，同樣在Frederik Muller處，出版了A稿的全文。 不久，根據德國學者Christoph Sigwart對於這一著作的研究，荷蘭學者Antonius van der Linde對A、B兩稿作了十次詳盡的校訂，在這個校訂的基礎上，1870年Sigwart本人又出版了一個同時根據A、B兩稿的德譯本，附有重要的引論和詳細注釋。這是第一次出現的這部著作的完善的校釋本。 1882年，這兩個抄本同時收入Van Vloten-Land的Spinoza全集本。 三 在A稿之前有一個《前言》，明白說到荷蘭文譯自一個Spinoza的拉丁原本。B稿沒有這個《前言》，但是，以下看到，B稿主要以A稿為基礎。 但是，不論A稿和B稿都不是這部荷蘭文譯稿的原本。 上面說過，B稿出於十八世紀阿姆斯特丹的一個醫生Monnikhoff, Monnikhoff（1707—1787），現在知道，是一個笛卡爾主義者Deurhoff的極度崇拜者。Deurhoff與Spinoza約略同時而稍晚（1650—1717）。Deurhoff當曾精研Spinoza，但是對Spinoza抱批判態度。Mornnikhoff保藏了Deurhoff的文稿，曾以極虔誠的心情抄錄了Deurhoff的幾乎全部作品。 B稿確切出於何時已不可考，但是上面說到B稿之前附有一篇Monnikhoff關於Spinoza生平的序，序文說到1743年Spinoza家屬修葺Spinoza舊居的事，因此最早當不早於1743年。 A稿有若干改錯和邊注同樣出於Monnikhoff，因此A稿當是B稿的底本之一。至於在A稿以外，Monnikhoff是否尚據有其他底本（C稿），各家意見不一。Schaarschmidt否認這一點，Sigwart肯定這一點。Sigwart以為B稿句讀往往優於A稿，因此主張Monnikhoff如果並不據有拉丁原本，至少據有另一份優於A稿的荷蘭文底本。但是C. Gebhardt在對照了A、B兩稿的全異文以後，認為A稿是B稿的唯一來源，因此B稿並不具有任何原始史料價值。 從A稿的荷蘭文書法、拼寫看，可以確定是十七世紀遺物。但是同樣A稿也不是譯稿的原始抄本。 這個抄本字體端正，書寫認真；但是拼法差錯，句法舛誤，比比皆是；正文往往有增偽的文句，顯然是讀者附註，傳抄時竄入本文的，並且至少有一個證據，可以證明這個抄本的底本是一個殘本。這些都說明它不是譯稿的原本。 這個抄本出於什麼人現在已不可考。注釋家只能作一些可能的推測。 上面說道，和A稿在一起有一份《神學—政治學原論》荷蘭譯文的全文抄本。《神學—政治學原論》兩個荷蘭譯本分別出版於1693—1694年。A稿這個譯本內容和以上兩個刊印本不同，並且以後也從未出版。可以想見，在兩個刊印本出版以後沒有必要全文抄錄這樣一個以後從未出版的譯本，因此A稿當在1693—1694年以前。 1703年，Stolle在Rienwerts處除了《簡論上帝、人及其心靈健康》以外，同樣看到一份不知譯者姓名的《神學—政治學原論》荷蘭譯文抄本。1703年小Rienwerts不知道這個譯本的譯者姓名，並且也沒有提到它和1693—1694年兩個刊印本的關係，可以想見它並不是1693—1694年兩個譯本。有理由可以假定，Stolle所見的譯本和A稿所附的《神學—政治學原論》譯本是同一的內容。 但是A稿決不就是Stolle所見的老Rienwerts自己的抄本，因為今天還保有老Rienwerts的一些筆跡。同樣它也絕不是Deurhoff的抄本，因為今天同樣也保有Deurhoff的一些筆跡。 並且，A稿的書法端正、虔敬，而拼寫、句法舛誤特甚，一般說與Deurhoff的文化修養不稱；再則，A稿的《前言》必定出於一個熱烈維護Spinoza而與Spinoza在精神思想上密切關聯的人。 從這些方面看，注釋家認為A稿，或至少《簡論上帝、人及其心靈健康》的荷蘭文譯稿，和Spinoza的一個密友Jarig Jelles有密切的關係。 Jarig Jelles原是阿姆斯特丹的一個雜貨商，以後他放棄了他的雜貨經營而致力於心智、道德的修養。他是Spinoza最忠實的朋友和學生之一，熱心於傳布、出版Spinoza的學說著作。《簡論上帝、人及其心靈健康》這一著作，從各種證據看，是Spinoza早期向幾個密友和學生講述他的學說的講稿，至少講稿文字、或甚至當時口述都是用的拉丁文。Jarig Jelles是當時受課諸人之一，現在知道Jarig Jelles不通、並且可能是其中唯一不通拉丁文的人，因此《簡論上帝、人及其心靈健康》的荷蘭譯文至少最初主要是為了Jarig Jelles而譯，並且這個譯稿的原件可能為Jarig Jelles所保有。此外，我們知道，遠在1671年Jarig Jelles就準備出版一個《神學—政治學原論》的荷蘭譯本，遭到Spinoza竭力勸阻才放棄了這個計劃。可以設想Jarig Jelles以後也保有這個《神學—政治學原論》荷蘭譯文的抄本。 因此，很多注釋家曾同意W. Meizer的推斷，認為A稿如果不是Jarig Jelles本人根據他保有的《簡論上帝、人及其心靈健康》譯稿原件抄錄的，至少是一個由他的抄本而來的抄本。 C. Gebhardt主張A稿出於老Rienwerts的抄本，而老Rienwerts自己錄自一個當初為Jarig Jelles的需要而存在的譯稿。但是由於他確認A稿所根據的是一個譯稿的殘本，因此C. Gebhardt認為A稿決不代表Jarig Jelles所保有的譯稿的原來面目。 最後，關於為Monnikhoff兩次抄錄、為B稿所附有的《摘要》，它的作者對於Spinoza哲學的了解比A稿的抄寫者深入、周密，但是和後者不同，他對於Spinoza抱有一定的批判態度，並且他根據一個比A稿更加完整的底本。一般認為這個《摘要》出於Deurhoff。 四 現存的《簡論上帝、人及其心靈健康》的這兩個抄本既不是這一著作當時譯稿的原件，並且，可以相信，當時的譯稿本身和Spinoza拉丁文原著內容也不可能完全一致。 現存的、包括在《簡論上帝、人及其心靈健康》這一名稱下的著作，實際上包含以下四個部分： Ⅰ．正文部分，分為兩卷：第一卷十章，第二卷二十六章和一個《序論》。這一正文部分，既有Stolle的證明在前，A稿的《前言》也曾明白說明，並且和《倫理學》內容基本上一致，它絕大部分是Spinoza本人的著作是無可懷疑的。但是其中除了少數顯然出於讀者附識，後來傳抄竄入本文的增偽以外，其他內容重複，錯亂，前後矛盾，上下脫節，或中途插入的，不一而足。 Ⅱ．全書三十二個大小不等的附註；這些附註多數可以看出出於Spinoza本人，其中有若干極重要的附註，或者重新組織了本文的思想，或者在修正了的基礎上更系統地發展了本文的思想，可以看出是Spinoza後加的。但是也有內容平凡，意義含糊，或與本文直接牴觸的附註，可以懷疑是否出於Spinoza本人。 Ⅲ．在正文第二章以後插入 的兩個《對話》；其中至少有一個著作年代顯然在全書之前很久。兩個《對話》的內容一部分承接了前文，一部分預先假設了後文的思想，也有一部分思想為全書通篇所未見。此外，在第一個對話中有一個論點，更是Spinoza在他的任何其他著作中所未曾持有過的論點。 Ⅳ．一個分成兩部分的《附錄》；前一部分《論實體》，和他在《笛卡爾哲學原理》中一樣應用了《幾何學的論證方式》，它包含七個公理，四個命題，一個引申命題和這些命題的證明；後一部分稱為《論人的心靈》，則只是普通的分節直敘。這個《附錄》的內容事實上和本文相同，但是試圖用一個不同的規劃來結構全部的思想。可以看出這是從這一著作到《倫理學》的最初的過渡。 要了解這部著作這樣的內容和形式，需要了解這一著作產生的情形，以及拉丁文原稿和它的譯稿的關係。 Spinoza 1656年在阿姆斯特丹受猶太教會逐教，逐教前後，開始和一些具有自由思想傾向的基督徒、新教徒來往，其中若干人後來成為他的密友和學生。《簡論上帝、人及其心靈健康》就是為這一個密友兼學生集團而開始寫作的。1660年Spinoza從阿姆斯特丹移居Rizusberg，這一著作的正文部分完成於移居之初。移居以後不久，為了向一個學生講授笛卡爾哲學，Spinoza可能先著述了《形上學名義通釋》，然後著《以幾何學方式論證的笛卡爾哲學原理》第二卷，《簡論上帝、人及其心靈健康》的《附錄》當是同時，約1661年夏秋間的作品。但是，在這以前，約在寫作《形上學表義通釋》的同時，Spinoza開始了一部重要的著作：《論悟性的修養》，直到1661年或1662年初，我們看到，Spinoza可能曾希望把這一部方法論的著作《論悟性的修養》和《簡論上帝、人及其心靈健康》結合成為一部「整全」的著作，在這一時期前後，他當在《簡論上帝、人及其心靈健康》的原稿上作過不少修正、補註，以及為重新組織原稿而作的備忘的筆記。《論悟性的修養》沒有寫畢，由於內在、外在的困難暫時被迫停止了，但是，在寫作這部方法論著作的過程中卻逐漸明確了、肯定了他的形上學體系的性質和方法。1663年出版了《論笛卡爾哲學原理》全書，就正式放棄了《簡論上帝、人及其心靈健康》這部早期的初稿，而全力進行《倫理學》的著述。 由於《笛卡爾哲學原理》著述過程的先例，我們知道Spinoza是習慣於以講稿整理成書的。《簡論上帝、人及其心靈健康》最初是一個講稿，除了它和幾個密友學生的關係，以及體例上的零亂以外，從若干文字細節上也是可以證明的。並且，不論是否Spinoza事先完全沒有原稿，單純由學生筆錄而成原稿，或者至少Spinoza事先有一份提綱，由學生筆錄補充而成原稿，總之，有一定的理由可以相信，Spinoza主要曾用拉丁文講述，並且，如A稿《前言》所說，筆錄而成的講義原稿是拉丁文的。1660年Spinoza從阿姆斯特丹移居Rizusberg，從正文的最後部分可以看到，Spinoza繼續寄去了這部著作的最後部分。 這部原稿，和Spinoza的其他著作一樣，當隨即被他的學生譯成荷蘭文，他的學生保有荷蘭文的譯稿，而Spinoza本人則保有拉丁文的原稿。 Spinoza在他的原稿上，特別是1660年離開了阿姆斯特丹，和計劃把《論悟性的修養》和《簡論上帝、人及其心靈健康》合成一部著作的時期，繼續修正、補充，作了筆記和附註。這些修正、補充的條目為他學生所得，並譯成荷蘭文以後，在荷蘭文的譯稿上附加的部分未必附加在正確的所在，刪除的部分未必盡予刪除，修正改寫的部分未必盡如原樣，筆記、附註可能找不到與它相關的本文。 1663年前後Spinoza開始《倫理學》的著述以後，他本人已經放棄了這部早期的著作，並從Rizusberg把《倫理學》最初寫成的一部分命題陸續寄給他在阿姆斯特丹的朋友和學生。但是，正如Monnikhoff所說，《倫理學》的幾何學論證方式使它比原來的這部著作「更加晦澀」；《簡論上帝、人及其心靈健康》的譯稿，事實上，在他的學生中間繼續傳抄。在傳抄中，或者正文誤作附註，或者附註誤人正文，脫節的所在也許作一些補綴，不可解的地方也許加一些按語。從而產生我們現有的這部著作的面目。 關於這部著作各部分的確切著述年代，是為注釋家紛爭頗多的一個問題。由於確定這部著作是一個講稿，它的正文部分，比較可信的推測，當開始寫作於Spinoza的密友和學生集團已經形成之後，有人定為1658年左右。關於被插入第一卷第二章以後的兩個《對話》，絕大多數注釋家認為至少第一個對話是全書以前很早的作品，從而是Spinoza思想最早的萌芽，它的著述年代最早的估計推溯到1651年以前，並認為是研究Spinoza思想形成的重要材料。第二個對話的著述年代，甚至內容真偽各家意見不一，一般認為有可能在全書之後。但是也有認為這兩個對話是一個不可分的整體，同樣寫成於全書之後，以全書的內容為它們的內容的前提，是Spinoza本人所附加，以闡明正文的思想的。 大多數的附註，如上所述，寫成於正文以後；《附錄》則寫成於1661年夏秋之前。 五 關於Spinoza這部早期著作各種文字的譯本，上面說過，1862年van Vloten根據B稿最早出版了荷蘭文原文，同時附有一個拉丁文譯本，除了其他缺點以外，一般認為最大的缺點是它的拉丁文詞彙和Spinoza自己的拉丁文詞彙不一致，從而有礙於對這一部著作思想的理解。這個譯本稱為《補遺》本：Ad Benedicti de Spinoza Opera quae supersunt annia Supplementum, Amsterdam, Fr. Muller, 1862。 德文最早的譯本分別出版於1869年和1870年。前者是C. Schaarschmidt根據A稿的德譯：B. de Spinoza kurzgefasste Abhandlung von Golt, dem Menschen und dessen Glueck, Berlin, Heimann，1869。這一個譯本簡單否認B稿的價值，但一般認為它對A稿也並不完全信達。後者是C. Sigwart的譯本：Benedict de Spinoza skurzer Fractat von Golt, dem Menschen und dessen Glueckseligkeit, Freiburg und Juebigen, Mohr 1870。這個譯本同樣根據A稿，利用了van der Linde對A、B兩稿的研究，是一個著名的校釋本。這個校釋本的基本論點是認為在A稿之外，B稿有更優於A稿的底本。我們所知的最近的德譯本是1922年C. Gebhardt在他自己所編Spinoza德譯全集本中的譯本：Spinoza kurze Abhandlung von Golt, dem Menschen und seinem Glueck, Leipzig, Felix, Meiner，這個譯本把A、B兩稿的全部異文作了一個對照，列作一個《校勘記》，推翻了Sigwart的論點，認為A稿是B稿的唯一來源。這個譯本的前面有一篇詳細的《序論》。 法文的這一部著作的第一個譯本是1878年的Paul Sanet的譯本：Supplement aux oeuvres de Spinoza: Dien, l'homme et la beatitude, Paris, Bailtiere；現在已不為人利用。第二個、也是我們所知的最近的譯本是1907年Ch. Appuhn的譯本：Conrt Fraite de Dien de l'homme et de la Sante de son arnne，在Ocuvres le Spinoza中，Paris, Garuier。這個譯本有一篇《引言》，對於A、B兩稿來源、內容、著述年代等等作了詳盡、精審的說明，書後附有大量《注釋》，詳盡地指出這一著作和Spinoza其他著作內容的關係，是閱讀和研究Spinoza學說的很好的導引。這個譯本受到C. Gebhardt的好評，並且為近代研究Spinoza的法文著作所廣泛摘引。 在荷蘭文本身，1899年有著名的Spinoza學者Willem Meizer以近代荷蘭文整理的譯本：Korte Verhandeling van God, de Mensch en deszelfs Welstand, Amsterdam, van Looy: Meizer的《序論》有很多重要的創見，為後來Spinoza研究者所廣泛援引。 第一個英文譯本是1909年Open Conrt叢書中的譯本，Ludia Gillingham Robinson的Spinoza's Short Freatise on God, man and human welfare, Chicago, the Open Conrt Publishing Co.，僅有白文。但是第二個、也是我們所知的最近的一個英文譯本是一個有很高學術價值的譯本，1909年Abraham Wolf的Spinoza's Short Freatise on God, man and his Welf-being, London, Black。Wolf通過他的《序論》、《注釋》和Spinoza的生平傳略，使他的這個譯本成為對Spinoza整個哲學的導論和參考書。 Spinoza的這一著作發現以後，重要的研究文獻首先有C. Sigwart的論著Spinoza's neuentdeckter Fractat von Golt, dem Menschen und dessen Glueckseligkeit, Gotha, 1866；它除了分析這一著作的內容，確立著述年以外，主要在於比較研究Spinoza這一著作和Giordano Bruno的關係。以後，Boehmer, Spinozana (Zeitschrift fuer Philosophie, Bd. 41—57, 1862—1870), van der Lindes, Notiz fuer Literatur des Spinozasmus（Zeitschrift fuer Pholosophie Bd. 45, 1864）都在這一著作的文字整理上進行過重要的工作。Trendelenburg, ueber aufgefundenen Ergaenzungen zu Spinozas Werken，（Historische Beitraege fuer Philosophie Bd. 3, Berlin, 1867）首先討論這一著作和新經院哲學的關係。此外，Avenarius, ueber die beiden ersten Phasen des Spinozischen Pantheismus und das Verhaeltnis der zweiten zurdritten Phase, Leipzig, Avenarius, 1868; Ziel, zur Genesis der Lehre Spinoza's mit besonderer Beruecksichtigung des kurzen Fractats, Breslau, Schletter, 1871; Busse, Beitraege fuer Entwicklungsgeschichte Spinozas, Berlin, Schade, 1885；以及Balzer, Spinoza's Entwicklungsgang besonders nach seinem Briefen geschildert, Kiel., Lipsiusund Fischer，1888年——這幾部論著，都從這一早期著作出發不同地研究了Spinoza思想形成、發展的過程。但是，對於Spinoza這一早期著作最重要的研究是J. Freudenthal的工作；後者，首先在他的Spinoza und die Scholastik（Philosophische Aufsaetze Bd. Zeller gewidment, Leipzig 1887）里，詳細闡明了Spinoza和新經院哲學的關係；然後，在他的Spinozastudien（Zeitschrift fuer Philosophie, Bd. 108—109, 1896）里，根據這一著作產生的情形，系統地進行對這一著作內容文字的整理。J. Freudenthal的Spinozastudien已經成為後世研究Spinoza這一著作的經典作品。在Freudenthal以後，C. Gebhardt是研究Spinoza的一個重要作家；C. Gebhardt在他的著作Spinozas Abhandlung ueber die Verbesserung des Verstandes（Heidelberg, Winter, 1905）里研究了Spinoza幾部早期著作的關係和這一部著作產生的情形；此外，他的另一部著作Spinoza und der Platonis（Chronien Spinozanum, Ⅱ, Hagae Comtis, Curis Societatis Spinozanae, 1921）和他的《簡論上帝、人及其心靈健康》譯本的《序論》本身，都是研究這一著作和Spinoza思想來源的重要著作。 ———————————————————— (1) 這兩部著作的全名是： Renati des Cartes principiorum philosophiae pars 1 et 11, more geometrico demonstratak per Bevedictusn de Spinoza Amstelodamensem, Accesscrunt zusdem Cogitata Metaphysices querlati quam speciati accusrunt, quaestiones breviter enplicantur, Apud Jahannem Riewerts.核奈·笛卡爾哲學原理第一、二卷，阿姆斯特丹，倍內狄托·斯賓諾莎以幾何學方式論證。附作者所著《形上學名義通釋》，扼要闡明形上學通論及其各論部分常見的各項疑難不明的問題。 Tractitus theologico-politicus, continens dissertatum es aliquot ostenditur libertatem philosophandi non tantum saiva pietate et reipublicae pace posse concedi, sed eamdem nisi cum pace reipublicae ipsaque pietate tolli non posse, hamburgi. Apud Henricum Kuenrath．神學—政治學原論，包含若干論說，闡明哲學自由不獨無害於信仰和社會安寧，並且不可能損害哲學自由而不同時損害社會安寧和宗教信仰。漢堡，亨利·康賴特出版。 後一著作不錄作者姓名；所謂「漢堡，亨利·康賴特」，Colerus：《斯賓諾莎傳》早已指出，顯系偽托。 (2) B. d. S. Opera Posthuma quorum series fost fraelationem exhibatur. 1677．集序作者說明，斯賓諾莎去世前曾特別提出《倫理學》刊印時不應冠用斯賓諾莎姓名，《遺集》編者為尊重斯賓諾莎遺志，在集前以及集內有關處所只用了斯賓諾莎全名縮寫B. d. S. 三字。 《遺集》所錄五部著作的全名是： 1．Ethica ardine qeometrico demonstrata et in quinque partesdistincta, in quibus agitur: 1. de Deo; 2. de natura et arigine mentis; 3. de origine et natura affectium; 4. de servihite humana sen de affectuum viribus；5. de potentia intellectus sen de libertate humana. 倫理學，以幾何學方式論證，分為五卷，其中1．論上帝；2．論心靈的性質及其起源；3．論感情的起源及其性質；4．論人的奴役或感情的力量；5．論悟性的力量或人的自由。 2. Tractatus politicus, in quo demonstratur quomodo societas, ubi imperium monarchieum beum habet, sient et ca, ubi optimi imperant, debet institui, ne in tyrannidem labatur, et ut pax libertasque civium inviolata maneat.政治原論，論應如何運用一個君主政體，或貴族寡頭政體的社會，使之不淪溺為專制暴政並使公民的安寧和自由不受侵害。 3. Tractatus de intelletus emendatune etde via, in qua optime in veram rerum coquitionem diriqitur.論悟性的修養，以及引導我們達到事物真實認識的途徑。 4. Epistolae doetorum quorumdam virorum ad B. d. S. et anctoris responsines, ad aliorum egus operam elueidationem non parum facientes.對於闡明作者其他著作有不少裨益的，若干學術界人士致B. d. S. 書及其復函。 5. Compendium grammaticus hinquar hebraerae.希伯來文法簡編。 《遺集》集序的作者是誰已不可知；一般認為是出於斯賓諾莎兩個密友之一，Ludwig Meyer或Jarig Jalles，而以Jarig Jalles可能為多。 這個《遺集》，Colerus在《斯賓諾莎傳》里也已提到，顯然是由Jahn Rienwerts出版的。 (3) De nagitate Schriften von B. d. S. 為glasemaker所譯（見Colerus：《斯賓諾莎傳》）；這個譯本內容與Opera Posthuma相同，但並不是根據Opera Posthuma，而是在Spinoza生前從他的手稿直接譯出的，因此成為後世校訂Opera Posthuma的重要根據。V. J. H. Leopold（Ad Spinoza Opera Posthuma, Haque Comitis, 1902）首先開始了這一工作，以下看到，C. Gebhardt更進一步貫徹了這一工作。 (4) 斯賓諾莎去世以後經過整個十八世紀沒有出現斯賓諾莎的全集；十八世紀八十年代以後，主要發端於德國文藝界的爭論，在歐洲思想界開始了一個重新估價斯賓諾莎和重視他的著作的時代。從十九世紀初至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出版了四部斯賓諾莎全集：Saulus本（Jena，1802—1803）；Gfroever本（Stuttgart，1830）；Bruder本（Leipzig，1843—1846），和Hugo guisberg本（Heidelberg, 1875—1882）；四個版本中第一、二、四都沒有學術價值，唯有Bruder本是當時通用的善本，但是四個版本的內容都限於Opera Posthuma（1677）和斯賓諾莎生前出版的兩種著作。 1882年出版van Vloten et-Land的斯賓諾莎全集本，第一次包括了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發現的斯賓諾莎全部著作；這個版本訂正了斯賓諾莎通信者的姓名，重訂了全部書翰的時序，為後來斯賓諾莎學者所通用。1925年，斯賓諾莎誕生三百周年，Heidelberg大學出版了C. Gebhardt校注的全集本；這個版本除了其他優點以外，主要根據1678年的荷蘭文《遺集》本詳盡校勘了全部文字，是現代斯賓諾莎著作的最完善的版本。 (5) 在這些材料里，除《簡論上帝、人及其心靈健康》以外，還有一篇在1687年隱名發表的科學論文《論虹》Stelkonstige reeckening von den Regenburg。Opera Posthuma序和Colerus：《斯賓諾莎傳》都曾直接提到這部著作。又，在現存《論虹》兩個印本的後面各附有一篇關於《幾率論》的論文（Reeckening van Kausen），字模與前篇不同，頁次也自成起訖；它與斯賓諾莎唯一的相關是斯賓諾莎在一封信里（Opera Posthuma，第43；Van Vloten，第38）曾談到同一問題並持有與論文相類的觀點；這一論文本身沒有重要內容，一般並不能肯定它是否斯賓諾莎的作品。 (6) 原名：Philosophia saerae seripturae interpraes; Colerus：《斯賓諾莎傳》指出Ludwig Meyer所著，1660年出版。1671年，這一本書，和Hobbes的Leviathan, Spinoza的F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一起，曾被荷蘭基督教會列為禁書，見Pollock, Spinoza, his Life and Philosophy, 1880, p. 37。我們的譯文據C. Gebhardt德譯，1. c., Einleitung, p. v.。 又，從這一段文字也可以看到，斯賓諾莎在世時，他的密友和學生已經清楚意識到他的哲學和笛卡爾哲學的深刻不同。 (7) Kuypers: Die diepten des Satans, of geheymnissen der Atheisterei ontdeckt en vernielt C. Gebhardt, I. c. Einleitung, p. vi，引自Dunin-Borkowzki, Chronien Spinozanum。 (8) 據C. Appuhn, 1. c. Notice, Stolle的這個日記材料最初由Guhaner擇要發表（Schmidt's Allegemeine Zeitschrift fuer Geschicht, Bd. Ⅶ，年代？），以後Freudenthal把有關Spinoza的部分引征在他的著作Lebensgeschichte Spinoza's里，始為人注意。C. Gebhardt, 1. c. Einleitung引用了這段記載的原文；C. Appuhn, 1. c., Notice，據Freudenthal o. c., p. 227法譯。 (9) Kurze Anteitung fuer Historie der Gelahrtheit, 1718. (10) J. E. Reimanns, Katalog theologischer Buecher (1731); J. C. Mytius, Bibliotheca anonymorum (1740)；以及Th.de Murr, Spinoza, 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的《注釋》的拉丁原稿的《序》（1802）。 (11) 據Ch. Appuhn O. C., Notice, Th. de Murr是德國版本學家，十八世紀末在荷蘭旅行尋訪1677年為Opera Posthuma所未收的Spinoia遺著，特別著意於Spinoza逐教後所撰的《自辯》，而未有所獲。但是他在Rienwerts家屬所存的文件中得到一份Spinoza對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的《注釋》的拉丁原稿，在此以前這一《注釋》僅以一份法譯傳世。1802年，Murr發表了這份《注釋》的拉丁原文並附了一個《序》，Murr在這個《序》里說：《倫理學》最初是由Spinoza以荷蘭文所撰，然後由旁人照本譯成拉丁文而去其論魔鬼一章，而Opera Posthuma出版以後，又由Jarig Jelles還譯為荷蘭文。這是一個錯誤的推斷，不但現在確知Jarig Jelles不通拉丁文，並且Jarig Jelles何以需要把Spinoza原以荷蘭文撰述的著作「還譯」為荷蘭文，亦屬不可解。1852年《簡論上帝、人及其心靈健康》全書發現以後，《倫理學》的原始撰述狀態已經無可懷疑，《倫理學》自是Spinoza一開始以拉丁文按幾何方式撰述的，而《簡論上帝、人及其心靈健康》則是另一本內容與《倫理學》相同，但是體例完全不同並且很早被譯成荷蘭文的Spinoza的早期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