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夢麟講學術文化 · 一個富有意義的人生
他是我國學術界一顆光芒四照的彗星
吳先生江蘇無錫縣人，原名眺，字稚暉，後改名敬恆。先生嘗自述身世云：「曾祖母早寡，吾祖為獨子，生吾父亦獨子，十歲喪母。吾母十八嫁吾父，曾祖母與吾祖，切望吾母生子，不料吾母至家之年，為同治二年（一八六三），曾祖母近九十，祖父六十，先後去世。至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吾母生我伊方二十歲。二十五歲死時，遺吾六歲，及吾大妹四歲，時洪楊之亂已平，外祖母本無子女，故撫吾兄妹二人如己孫，同回無錫北門老家。外祖母養我至二十七歲（時光緒十九年，公曆一八九三），而彼死，其恩至篤。」
照此身世看來，曾祖母壽近九十，祖父六十，外祖母養先生至二十七歲，其壽當在八九十之間。是先生之血液中含有長壽之血統，故先生之長壽，亦非偶然。
他零丁孤苦的身世，從小養成了他安貧向學、意志堅定的習慣。此實奠定了他一生安貧樂道、生活儉樸的基礎。
他早年是科舉出身，二十三歲（一八八九）考進縣學，二十五歲（一八九一）考進江陰南菁書院，二十七歲（一八九三）中了舉人。
他治《皇清經解》很有功力，長於史論，學桐城派古文筆法。就在戊戌（一八九八）年的元旦，候左都彌史瞿鴻𧝞朝賀回宅，上前把轎拉住，送上摺子。瞿看了一個大概就說：「唉！時局到了如此，自然應該說話，你的摺子我帶回去細看再說，你後面寫有地址，我有話，可通知你，你們認真從事學問，也是要緊的。」
戊戌（一八九八）年春天，先生在北洋學堂教書。六月康梁在北京變法，他已回無錫，不久就到上海南洋公學任教，每月薪金四十兩，比在北洋學堂多了十兩。
辛丑（一九〇一）三月，他到東京去留學。壬寅（一九〇二）赴廣州，又自廣州帶了二十六個少年再回日本。後因事率領學生大鬧公使館，諸人被日本當局驅逐出境。先生憤而投水，為警察所救，得不死。
壬寅（一九〇二）五月回上海，十月愛國學社成立。以後《蘇報》案起，捕房到處捕人，先生出亡英倫，約同人創《新世紀報》於巴黎，鼓吹革命。
（以上事實節錄張文伯《稚老閒話》。先生常與我談往事，大致相同，惜我未曾筆錄。）
我於一九一七年在上海環球中國學生會演說會中初次碰到吳先生。那年我剛從美國留學畢業回來，好多地方請我演講，那時我的言論，大概都是講西洋文化的根源並和中國比較。
大意是西洋文化起源於希臘，重理智、重個性、重美感。中國思想則重應用、重禮教、重行為。因此常常提到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幾個希臘哲學家的名字，並提到科學的發展，是從希臘重理智而演化出來的。中國科學不發達，是因為太重應用。我們現在要講工業，根本要從科學入手。
我這套理論為當時輿論界所不欣賞。有一張報紙，畫了一幅插畫，一個戴博士方帽，面龐瘦削的人，滿口吐出來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兩個西洋名字在空中蕩漾。
我想這條路走不通，所以我就講要中國富強，我們先要工業化並講工程學對於工業發展的重要，工程學是要根據科學的。工程是應用科學，是要以理論科學或自然科學做基礎的。那幾個希臘名字就從此不提了。
那天演說的晚上，我所講的話，大概就是最後一套。
演講以前，我照例坐在第一排，旁邊坐了一位約莫五十餘歲，不修邊幅的人士，著了一件舊藍布長衫，面龐豐裕，容貌慈祥，雙目炯炯有光，我暗想這人似乎「此馬來頭大」，決不是一位俗客。
一忽兒主人朱少屏先生站了起來，為我們介紹。說一聲吳稚暉先生，吳先生站了起來，笑容滿面，活像坐在大寺門口的那尊眯眯佛（彌勒佛），非常謙恭的說了幾聲「久仰」，我雖覺受寵若驚，但是心裡卻很高興。
大概我講了一個小時，走下講台來，回到原座以前，吳先生又站起來了，笑容可掬的說了幾聲「佩服」。那個晚上大概我所講的是工業和科學，撥動了他老先生的心弦。在這次講演里，我給他老先生一個好印象。
五六年後，我在法國里昂，一個借法國舊炮兵營房為校舍的中法大學裡講演，時先生任校長。我想在外國留學，讀中國書的機會不多，我就說幾句鼓勵他們讀中國書的話。我講完後，他老先生急遽的大步踏上台來，圓溜溜的兩眼似乎突了出來，迸出兩道怒火，這眯眯佛頓時變成了牛魔王，開口便說某先生的話，真是亡國之談。這次世界大戰以後，沒有坦克大炮，還可以立國麼？那些古老的書還可以救國麼？望你們快把那些線裝書統統丟到毛廁里去。
我好似在靜悄悄的雲淡風清的環境中，驀地里碰到了晴天霹靂。
講完以後，他雨過天晴似的頓時平靜起來了。漫步下台來，慈祥的走向我這裡來，我站起來謙恭的向他服罪。他笑眯眯的說，沒有什麼，不過隨便說說罷了。
以後在北平、在上海、在南京、杭州，時時有會面機會。他的長篇大論，一談數小時，總是娓娓動聽。戴季陶先生曾對我說，先生更樂與談天的人，並非我們，而是不曉得什麼角落裡的老先生們。但他對我們的態度，也老是春風時雨似的和藹可親的。只有一九三〇年在教育部里那天晚上，他老先生像在里昂一樣，又向我示威了一次。在拙著《西潮》里有記載如下：
我以中央大學易長及勞動大學停辦兩事與元老們意見相左，被迫辭教育部長職。在我辭職的前夜，吳稚暉先生突然來教育部，雙目炯炯有光，在南京當時電燈矇矓的深夜，看來似乎更覺顯明。他老先生問我中央、勞動兩校所犯何罪，並為兩校訴冤。據吳老先生的看法，部長是當朝大臣，應該多管國家大事，少管學校小事。最後用指向我一點說道：「你真是無大臣之風。」我恭恭敬敬站起來回答說：「先生坐，何至於是，我知罪矣。」第二天我就辭職，不日離京，回北京大學去了。劉半農教授聞之，贈我圖章一方，文曰「無大臣之風」。
提到劉教授，就會使我聯想到他在舊書攤里找到的一本大約於同光年間出版的一冊老書，他印了出來。這書長於以粗俗文字寫出至理名言。書名《何典》。卷首有一句粗話說：「放屁放屁，真是豈有此理。」半農為這本諷刺書設計了一張封面插畫，也很不雅馴的。一個鄉下佬口含短煙筒，蹲在道旁，一縷輕煙，從菸斗里嬈繞上升。他的背後蹲著一條小狗，向他凝視著，希望飽食一頓。
劉教授在序文里說，吳丈嘲笑怒罵的作風，是從這本書里得到的法寶。我不見吳老否認，大概半農先生序中所言的是有根據的。
此後余常在北平，吳先生則在南方，故不常見面。抗戰期間，我在昆明，他在重慶，只偶一會晤。以後我任職行政院，事忙亦不常往訪。至一九四八年在任職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常乘飛機視察南北各省鄉村，彼此更不相見。只有在台北於總統府紀念周時，因並肩而坐，得稍事寒暄，當時笑容可掬的表情，至今猶存於我的想像中。但是他的體力似乎已走向衰退道上去了。
在我於一九三〇年離教育部以前，彼此多見面之機會，故常得聆教。
先生在北京時，寓石達子廟。他住在舊式東側廂房，花格長門而無窗，在紙糊的花格里透入了光線。一張板床，兩張桌子，幾張凳子。在一張桌子上放了一隻火油爐，他自己燒飯吃的。另一張是放書籍的。看書寫字就在這裡。此時此地，他寫成了他的《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他老先生的重要思想就在這篇文章里發表的。他外出常步行，不坐人力車。日常不在家，用兩條腿走向各角落裡，探訪北京的古蹟。
後來在北京，他邀集十幾個小學生，都是當時國民黨領袖的子弟們，由他親自施教。蔣經國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據蔣經國先生說，有一天，有人送他老先生一輛人力車，先生要他拿一把鋸子來，把這輛車子的兩根拉槓鋸掉。他以為先生在開玩笑，不敢動手。後來先生說：「我要你鋸，你就鋸。」鋸了以後，先生看看槓子鋸斷，哈哈大笑。就同他把這輛沒有拉槓的車身，抬到書房裡。他老先生一面坐上去，一面對他說：「你看舒服不舒服？我現在有了一張沙發椅了！」接著他老先生又說：「一個人有兩條腿，自己可以走路，何必要別人拉。」（蔣經國紀念先生文，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九日台灣《新生報》）
在抗戰時期，他老先生住在重慶上清寺一間小屋裡，和在北京時一樣簡陋。他的臥室兼書房，最多不過十尺或十一尺見方。一張木板床，掛上一頂舊蚊帳，床上一襲藍布被，一個古老式的硬枕。對著一張小書桌，桌旁牆上貼了一張自己寫的「斗室」兩字，每字約三四寸長方形。（陳伯莊紀念先生文，《今日世界》第四三期）
有人問他，政府為他蓋上了一所小房子，為什麼不搬過去住。他回答說，他生平不修邊幅，壞房子住慣了，好比豬玀住豬圈裡，住得很舒服。如果有人把豬玀搬到水門汀的洋房子裡去，豬玀反而要生病的。救救他的老命吧，他是住不得好房子的。（羅敦偉紀念先生文，《暢流》第八卷第七期）
這種簡陋的生活，人以為矯情。我知道他並不如此。他以為一個人當逍遙於宇宙之間，縱橫萬萬里，古今萬萬年，短短的人生寄居於斗室之中或高軒之內，是沒有多大分別的。只要讀過先生所著《上下古今談》的人們，都會知道先生之思想，常以無窮盡的天體，無限數變化萬千的星辰為對象。無論高軒大廈，在先生看來，直與蝦房蟹舍等耳。而且他住慣了斗室，要他搬入大房子，好像鄉下佬入城，自而覺得有些不自然。豬圈的比喻，不是完全說笑話。
我在昆明的時候向先生乞書，先生以篆書為我寫小中堂一幅，信筆拈來書《莊子•逍遙遊》篇中的「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句以賜余。讓我將這句話譯出來，使大家容易懂得。
這句話的上文，為描寫一隻大鵬鳥，它的背長，約摸有幾千里，發怒飛上天空，它的兩翼像從天垂下來的雲朵，颶風一起，就會乘風飛向南冥去。南冥是天池。飛的時候，擊動水面三千里，旋轉而上九萬里，於是憑藉風力，「背負青天，一無障礙，乃乘風向南冥飛去。」（原句意譯）
這幅小中堂里所引莊子的寓言，可以代表先生的人生觀。像大鵬鳥一樣縱橫萬里，任風所至而至。自由自在，逍遙天地間。先生一生行動，脫胎於此種觀念，這是根據老莊的自然哲學。故其行蹤所至，必遊山玩水，力避塵囂，不受繁文縟禮的羈絆。獨來獨往，視富貴如浮雲，縱觀山高水長，游目林泉之勝，使他在大自然中度生活。
抗戰前夕，最高軍事領袖駐節廬山，這時戰事氣氛濃厚，人們心緒緊張。他老先生還獨自一個人步登漢陽峰，這是廬山的高峰，海拔六千多尺。那是一位貴州礦師諶湛溪君說的。那次天色將黑了，諶君步到峰頭，卻見吳先生一個人正在那裡賞玩暮景。（陳伯莊紀念先生文）
我在牯嶺的時候，有時也碰見先生獨自緩步，踏登青苔滑步的石級，穿雲霧，涉松林，聽鳴泉。他襟上常掛著一隻計步表，錶針每步一跳。返寓後看錶而知所行之步數。這小小的一個儀器，可以為先生欣賞近世機器之象徵。
先生之篆書頗具獨特風格，但他說：「裝飾牆壁與其掛字畫對子，不如掛鋸子、掛斧子。」（董作賓紀念先生文，《中國一周》第一八五期）因為這些工具，是機器的簡單代表，可用以製造物質文明的。
先生雖極力提倡科學，並相信在物質方面，人工可補天工之缺陷。但對於近世衛生之道，不甚講究。對於自己身體，仍採用順天主義，不以人工補救人體的缺陷。大概因為先生體力健康逾常人，自己認為得天獨厚，既無缺陷，無須補救。他牙脫不肯鑲補。他說人老齒落，是個天然的警告，告訴你體力和消化力都衰了，不要再饞嘴了。你該用那疏落的余齒，慢慢地細嚼食物，自然節減食量，適應那衰退的需要。（陳伯莊紀念先生文）這幾句話當然有一部分的理由，但信之過度，是危險的。
我在浙江大學任內，請他住在校長公舍里，和我的臥室間壁。知道他在那時候夜間但假寢，不脫衣。黎明不吃早餐就出門去了。夜間回來才知道他獨自信步漫遊西湖，欣賞湖山林泉之美。吃飯也不按時間，餓了就在小食鋪里胡亂吃一頓，花不了幾個銅板。
他像一位苦行僧，雖然他不信超世主義，也像一個遊方道士，雖然他不相信由自然主義變質而成的道教。到了晚年他病了不願就醫，就醫不肯吃藥。
李石曾先生曾對我說，吳先生如能略講衛生，以他的體力之健，今日必尚健在。
中國學者往往把老莊哲學和孔孟學說融化為一。經世則孔孟，避俗則老莊。當然後者也吸收了不少釋家超世哲學。不過各人有不同的成分罷了。
先生卻反對釋道混合的超世主義，尤反對儒釋混合的宋儒心性之學。後者即為清儒所一致反對者。清儒之反宋儒，就是這個道理。
他的人生觀是任自然的人生觀。海闊天空，上下數萬年，縱橫數萬里。人生其間，自由自在。先生之思想行動，實為老莊哲學之本色。前面所述的《莊子•逍遙遊》中語，足以為先生寫照。世人不察，以為其行為怪僻，誠如莊子所說的「蟪蛄不知春秋」也。
先生自己的思想里存有兩個古今相隔三千年的觀念。以今之機械文明教人，以古之老莊哲學處世。因此我們看不懂他的生活習慣。我們若把先生看作手操電動機器，製造近世應用物品的一位道人，就相去不遠了。先生要把線裝書拋入毛廁里，但他的腦袋裡卻留著兩部線裝書——《老子》和《莊子》。他的宇宙觀開始的幾句話，就是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的一個觀念，輳合了近世的進化論——宇宙不斷的在變化中。現在讓我們把他自己的話引在下面：
在無始之始（此系由佛家「自無始來」改編而成的），有一個混沌得實在可笑（採取《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的觀念），不能拿言語來形容的怪物（即「名可名，非常名」的意思），住在無何有之鄉（借莊子語），……自己不知不覺便分裂了（如細胞的分裂），……頃刻變起了大千宇宙，至今沒有變好。（這是說宇宙永遠在變化中）……這是我的宇宙觀及人生觀。（《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吳稚暉學術論著》三十頁）
先生又說：
人便是宇宙萬物中叫做動物的動物。……後面兩腳直立。……（這樣雖）止剩兩隻腳，卻得了兩隻手。（他的）內面有三斤二兩腦髓，五千零四十八根腦筋，比較占有多額神經系的動物。（同上三十三頁）
人以宇宙作戲台，玩弄他的把戲。所以先生說：
生者演之謂也……生的時節就是鑼鼓登場，清歌妙舞，使槍弄棒的時節。未出娘胎是在後台，已進棺木，是回老家。（同上三十四頁）
這裡說「舞槍弄棒」是一個比喻，猶如說用雙手製造機械，又以機械幫助雙手製造物品，所以先生又說：
物質文明為何？人為品而已。人為品為何？手製品而已。……手之為工具，能產生他工具。（同上四十五頁）
用兩隻手去做工，用腦力去幫助兩隻手製造機械，發明科學，製造文明，增進道德。（錢思亮引先生話，《中國一周》一八五期）
為什麼物質文明會增進道德呢？先生說：
吾決非（只知）崇拜物質文明之一人，惟認物質文明為精神文明所由寄而發揮，則堅信而無疑。……物質備具，充養吾之精神……而後偶任吾個體之返本自適，遂有若天地甚寬，其樂反未央耳。（《吳稚暉學術論著》一四五頁）
廣義的道德，即屬於精神文明。物質具備，始能使個人返本自適，得優遊自在之機會，欣賞大自然之美，享精神上之快樂。先生之主張發展物質文明，其用意在此。先生之刻苦自持，實因中國物質未具備，以節儉作「返本自適」之代價耳。
先生認東西之所以不同，以物質是否具備為標準。所以他說：
以東方不能備物之民，與西方備物甚富之民較，固無異由人力車夫之短垣，以窺吾室，備物周與不周而已。（同上一四五頁）
東西之所以不同，雖不能說如此簡單，但不能不認此為最顯著之對照。
吳先生上承顧、顏、戴實事求是之餘韻，下接近世西洋物質文明，而以發展科學為人生之要圖，救國之大道。主張把線裝書拋入毛廁，為舊日學問暫時作一總交代。
他於民國三十年自己宣布他的信仰是（同上八十三頁）：
（一）我堅信精神離不了物質。
（二）我是堅信宇宙都是暫局，然兆兆兆兆境沒有一境不該隨境努力，兆兆兆兆時沒有一時不該隨時改進。（這是說宇宙永遠在進化。）
（三）也許有少數古人勝過今人，但從大部分著想，可堅決的斷定古人不及今人。今人不及後人。（因為永遠在進化，所以今勝於古，後將勝於今。）
（四）善也古人不及今人，今人不及後人，知識之能力可使善也進，惡亦進，人每忽於此理，所以生出許多厭倦，弄成許多倒走。（這是說善惡均在進化之中。）
（五）我相信物質文明愈進步，品物愈備，人類的合一，愈有傾向，複雜的疑難亦愈易解決。（此所以使先生信仰物質文明。）
現在讓我們談一談先生經世的功績。一個是「語同音」的工作。即是現在我們所熟知的「注音符號」的製成。
我們先討論注音符號之製成與效果。先生有一度曾很熱心的贊成採用世界語，後來卻不談了。只一心一意向注音符號的一條路走。
據梁容若先生在《中國一周》一八五期里所說，先生在國語上的主要貢獻有六點：（1）主持一九一三年的全國讀音統一會，制定注音字母（以後改稱符號），審定常用字讀音，手編第一部《國音字典》，為國語統一奠定基礎。（2）從一九一九年（即五四運動那一年）起以三十年的長期領導教育部的國語統一會。（3）審定各種國語重要書籍，如《國音常用字彙》《中華新韻》《國語羅馬字拼音方式》等。（4）設立國語師範學校，並於師範學校增設國語科，訓練推行國語人才。（5）倡導語文的科學研究。（6）注意平民教育教材，使其通俗化、簡易化。
國語教育在台灣推行於全部中小學校，在短短十數年中，使台灣與北平同為國語區域。這是於將來使全國「語同音」立了一個好榜樣。兩千幾百年前秦李斯作小篆，使「書同文」奠定基礎。以後繼續改進與簡化，使成一種比較簡便的標準字體，即現今通行之楷書，沿用至今已二千餘年了。民間雖代有減少筆畫之簡體字流行，但官書之標準未改。
「語同音」的影響，我們不相信將來會比「書同文」為小。我們在台灣只要和青年人談天，就知道他們說一口標準的國語。有一次黃季陸先生在鄉間對幾位本省青年說話，最後向他們問：「你們懂我的國語麼？」其中有一位搖搖頭笑了一笑，答道「先生說的不是國語」。誠然，黃先生說的是四川官話，本來是很接近國語的。注音符號使每字讀音標準化，因此造成了標準的語音。我們在廣播裡聽小姐們說話和歌唱，我們就聽到更漂亮的標準國音，使我們分不出那一位是台灣或廣東姑娘、江蘇或山東姑娘、新疆或東北姑娘。
「語同音」現在已經達到標準化了，我們不得不感謝吳老先生三十年領導之功，我們希望歷代民間所用的簡字，也使它標準化，並因時代之需要，增制新簡字。這事比較容易辦，只要民間有一團體發起研究，最後政府自會採用的。這種成就，不能不歸功於先生三十年長期的領導。
說到注音符號與漢文的結合，先生更取韓文、日文來評較一番。他說：把留聲機字濟急，實系聖品，然竟把他代用文字，又變痴愚。文字之所以著變化，異狀貌，設繁多之條例，乃隨事類繁賾，學理艱深而滋乳，出於不得已，非故為其弔詭。朝鮮人造著有音無別的諺文，欲適用於平民教育，初意或亦有當。然竟與漢文嚴劃鴻溝，諺文亦不入漢文一字，漢文亦不入諺文一字，且使諺文所任職務，未免過重。非但算留聲機器，竟且認為普通文字，置漢文為高等。於是高等的漢文，自然變成敬鬼神而遠之。而諺文遂牝雞司晨矣。從此高深之學問，即停滯而難治。（按越南亦犯同病。某日，農復會為吳廷琰總統作簡報，譯人說越語，余見其所筆記者，純為漢文。）
就文字功用說，日本的文字，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占便宜的文字。因為：一、它居然也可算拼音，好在幾乎聲母韻母都不分。在文字上失資格，固即為此，而在拼用上十分簡便，亦即為此。二、假名獨用，諺文的功用，即已包括在內。三、倘若要陳說高深學理，或要分別契約條件，他老了麵皮，竟夾入漢文，也不顧非驢非馬。所有諛墓頌聖，吟風弄月，裝飾品的文字，又能也請漢文撐場，無朝鮮之蠢而有其雅。日本有如是最占便宜的文字，所以幫了他，能夠學理精造，仰企歐美各國，知識普及，遠高西班牙、俄羅斯了。
我國今以注音符號與漢文結合，在文字功用上，未嘗不可更占便宜。既可利於平民教育的進行，亦無妨於高深學問的研討，無損於漢文固有的優美狀貌。總之，離之則兩傷，合之則雙美，倚此雙美，最輕便的解決二百兆平民大問題。（《稚老閒話》）
……
先生秉性倔強，凡他認以為是的主張，不肯輕易放棄，但一旦認為非是，即毅然決然的改變。我好幾次聽見他所講的兩個故事，就是兩個實例。他說他赴日本留學，臨行以前，有人勸他剪辮髮。他勃然大怒說：「留學就是要保存這條辮子，豈可割掉！」
在日本留學時，好多人勸他去看中山先生，他又勃然大怒說：「革命就是造反，造反的就是強盜，他們在外洋造反的是江洋大盜，你們為什麼要我去看他！」後來一見中山先生，聽其談論，就五體投地的佩服他。可見吳老一旦知其所見非是，就會立刻改變，但不作模稜兩可的調人。
吳先生有一良好習慣，幾十年來，他把人家寫給他的片紙隻字，包括請吃飯的請帖在內，都分類歸檔。汪精衛給他的信，沒有一封不入檔的。所以他與汪辯論起來，汪所忘了的，他偏忘不了。所以兩人打筆墨官司的時候，汪總吃了虧。有時我與汪淡起先生來，他常嗤之以鼻，有時會急遽的說一句「這個人我不理」，同時右手在空中掠過作勢，表示輕蔑他的意思。
他老先生於一九四九年二月到了台灣以後，健康日趨下坡。於一九五三年十月三十日逝世，享年八十九歲。
先生有一篇遺囑，內容都是講的家事，但很富有意義。他把幾年來的賬目，算得很清楚。到台灣以後，先生的全部收入是薪水一萬四千元，總統府撥給的醫費四萬九千元，寫字收入的潤資共計一萬七千元。這些錢除了開支以外，本有些剩餘；但是因為存在合作社裡，結果被倒掉了。所以在結賬的時候，寫上「恰當」二字。後來先生身邊又余了一點錢，這是他在寫遺囑以後的少數收入。他希望把這點錢送給親戚；並在遺囑上寫了一句：「生未帶來，死乃支配，可恥。」（蔣經國紀念先生文）
後來，他又親筆為政府擬了一道命令，開頭寫著「總統府咨政吳敬恆」字樣，其餘的話，都是用先生平日的語氣寫成的，所以未完全為政府所採用。這道手擬的命令是狄君武先生當時給我看的，因為狄君是始終陪伴著先生的。
先生認為死是「回老家」，來自大自然，仍向大自然回去。所以處之泰然。
後來政府尊重吳先生的遺意，把他的遺體火化，又把骨灰裝入一個長方形的匣子裡，由蔣經國先生等諸位乘一小船伴送到金門附近海上，在海軍艇上所奏哀樂悠揚中，沉入海底。時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一日。
這顆彗星乃悄然投向天邊地角而去，倏忽幻滅了。五千年之期到時，果如他老人家所說，無政府主義實現了。在一個滿天星斗閃鑠，一道銀河耿耿的長夜裡，人們會看見一顆光芒萬丈的掃帚星，橫掃天空而過，那是他老人家的化身，來慶祝無政府社會的成立。
讓人們等著吧，只短短的五千年！
最後請以先生之宇宙觀及人生觀綜合的兩句話作本文的結束：
悠悠宇宙將無窮極，願吾朋友，勿草草人生。（吳著《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