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光慈雜著 · 政論與雜文

蔣光慈《蔣光慈雜著》

經濟形式與社會關係之變遷一、人類之由來數千年來，聖經上神意創造宇宙之說，深入人類的腦海。十九世紀之初，許多學者尚以為動植物之種種類類，皆為神意創造之結果，自古至今，永遠存在，亦不增加，亦不減少。從自然科學昌明以來，人類生活形式之發展瞭然，才一破向來經典之謬說。現代科學指示我們，動植物的種類皆非常態不變者，現代動植物的種類，皆為其前代動植物的種類之改良蛻變的後裔。因為環境的影響，從前的許多種類，現在都消滅了，亦有蛻變而成別一種類的。適者生存，自然淘汰，動植物界發展的過程，也就是死亡成敗的過程。科學指示我們，人類並不能超出動物界的範圍，他不過是生物種類發展上之最後的一位。人類屬於動物界，在等級上——屬於哺乳動物的一級。在此階段內，人類占第一位置，而還與猿猴立於一血系內。人類與類人猿或者是共同的祖先。二、動物狀態中之人類人類從何時期起，方自低等動物的形式進於高等動物的形式，人類——我們現在實難猜度。不過有一件事卻不必疑慮，就是人類，和別的動物一樣，他的生理髮展之過程很快，逐漸改變身體的外形。人類在此發展的過程中，前部的兩肢變為手的形式，異於別種動物。唯有此手的機關後，人類超出動物界的歷史才能開始。人類利用此手的機關為生存競爭之最利的工具。因生存競爭，遂造成人類之協作的和社會的本能：我們知道原始人類取得自己生活的方法，最重要的就是合群打獵，而不能單獨行動。因為身體機關的進化，生產工具有改良的可能：在勞動的過程中，在複雜協作的新環境之中，人類的社會本能日漸增長，而為社會發展的動力。三、原始的宗族共產主義人類社會之始，人們皆過小共產村或小宗族的生活，如現在非洲、澳洲一些原始民族生活一樣。照著古代的遺傳和對於現在原始民族的考察，就知道當時的小宗族之經濟的生活是共產主義的：共同勞動——漁獵；共同消費——平均分配所得之物；共同防禦敵人和猛獸。在這些小共產宗族裡，一切物件都屬於公眾，而沒有私產存在。後來，原始共產主義消滅，僅留一點原始人類生活之追憶：在十八世紀的文學中，到處歌誦此黃金時代，人類自然的生活。其實原始共產主義的範圍非常之狹小，此一宗族與其他宗族互相仇敵；其基礎建築在原始的生產工具之上面，不如現代的共產主義以世界的經濟基礎，範圍包括全世界的人類。在原始共產主義社會之中，沒有分工，差不多人人都作一樣的工作；除能得到最低的生活品而外，沒有點兒剩餘。原始的共產主義是退後的，窮困的，個性和經濟組織不發展的共產主義。故至勞動工具改良，經濟生活形式增高的時候，原始的共產主義自然就消滅了。四、父權（或家長政治）的宗族共產村工具改良，人類逐漸發展，簡單的經濟形式——漁獵，應當讓出自己的位置與較高的經濟形式。採取食物的方法變了，原始的人們不僅屠殺禽獸，並且馴養之，不僅利用他們的肉，並且利用他們的乳毛；於是畜牧成為較高的經濟形式了。畜牧需要較複雜的協作和分工。經濟的組織既複雜了，於是在此畜牧的共產宗族裡。就需要生產的組織人，管理和分配一切生產的工作。此種組織人就是家長Patriac（Paten是父的意思，acp是權的意思）。然而因為畜牧勞動的勞動生產率之增高，於是就利於獲得鄰近俘虜，強迫之做看守畜牧的工作，奴隸因之發生（數量還小）。畜牧共產村內，逐漸起了分化，公共財產和私有財產（從戰爭強奪而來）亦因之發現。五、固定農業之發生人口的繁殖和人類社會消費的增長，需要比獵牧較高的經濟形式。到了某一發展的程度，社會開始生產這樣的工具，用之可以從土地中取得生產品，並且利用馴養的獸類耕犁土地，於是農業因之發生，而固定的經濟形式成立。然而畜牧與農業的混合之時間，還是非常長久的很。自從農業發生後，此種共產村內，起了階級的分化：有土地多者，土地少者，無土地者。奴隸勞動更給土地集中於少數人手內的可能。雖當此時公共的財產如森林牧場還有保存者，在經濟生活上卻不占重要位置。階級鬥爭的景象已經非常的激烈。六、固定農業之發展的方法人口繁殖，需要生活工具的源泉——土地之增加供給。使土地增加供給有二方法：一，改良農業生產的工具，仍在原有土地的領域內加一番較好的耕種；二，擴張耕種土地的領域。人類很長久的走著第二條路。固然在幾千年之內，不能說農業工具沒有點兒改良過，然而此種過程非常的遲緩，有時我們看得出農業工具退步（如羅馬帝國時代）。就是近一世紀來，城市工業用偉大機器生產的方法，而在農業中，十分之九還是伏在舊生產方法之下。七、固定農業的經濟基礎上之社會關係我們在最初期的社會史內，已經看出共產村之階級的分化。此種階級分化的現象至固定農業時代，更較顯明。貧與富和統治與被統治的界限甚清。在古代希臘羅馬時代，雖然森林牧場等等尚屬一宗族而非個人，然而土地私有權同時已經存在了。土地私有，不自由的勞動發生，奴隸制度因之成立。因為有了奴隸的勞動，富者愈可擴充自己土地的範圍，故日益富，貧者因競爭不敵，固日益貧，並且有許多失了土地。土地漸漸集中於少數人的手裡，因之土地的貴族階級發生。有時因為戰爭的原故，農民多數要向戰爭服務，逼不得已把自己的土地賤賣給於大地主。大地主因為利用奴隸的勞動，日益擴充自己政治和經濟的勢力。成為一完全統治的階級。於是社會上之對立的戰線就成為兩個互相仇敵的階級，大土地占有主與奴隸了。八、奴隸私有制度下之社會階級在奴隸私有制度的社會裡，勞動階級並不僅僅由奴隸構成的。除了奴隸，還是農民和城市中的無產階級。不過此時生活的形式已經屬於奴隸和奴隸領有者之中間的關係了。奴隸勞動在每種經濟範圍以內，都占重要的意義，而非奴隸的勞動，都失去舊有的意義。然而到了此時的奴隸，又與從前的奴隸不同：從前的奴隸——如在希臘哥墨時代，在共產村內或農人家庭內，所遇到的生活幾與農人一樣；而現在的奴隸生活卻與勞動的家畜無異。奴隸占有者不僅僅是地主，並且有時商工業的階級亦成為奴隸的占有者，因為奴隸勞動非常便宜的原故。總之，在私有奴隸制度之經濟形式下面，土地的或一部分財政的貴族是統治的階級，而奴隸是被壓迫的階級，無經濟的和政治的自由。九、羅馬文化之衰落欲明了歐洲中世紀文化之發展，則應知羅馬興亡之因果。羅馬建國基於農民。紀元前五世紀至紀元前一世紀，四百年中間，農民競爭自己經濟的生存和政治的影響甚烈，然終陷於失敗，因所爭者屬於小部分自己人民的利益。當時農民幫助統治階級之侵略政策，從事戰爭，失去自己私有的土地；有許多農民慣於戰爭，不再迴轉做勞動的生活，完全成為兵士。失去體力，不能服務軍事，這些前為農民而後為兵士的分子陷於窮困，只得跑入城市——構成無產階級的隊伍。農民經濟亦衰落至極，有許多農民自己情願附屬於大地主樹蔭之下，漸流入農奴的地位。羅馬時代的無產階級是遊民的無產階級，與現代的無產階級不同。現代的無產階級為經濟的中心，而當時的無產階級卻為社會的寄生蟲。當時羅馬的工業範圍甚小，且築在奴隸勞動上面；故當時無產階級不參加工業經濟的生活，而為流民。因為失土地的農民增多，解放的奴隸增多，都加入遊民無產階級的隊伍里，城市簡直成了消費者的大場合，與現代的城市迥不相同。當時統治的階級——土地的貴族之增加收入的方法，就是增加奴隸的數目，擴大土地的範圍。在此時期中，技術不但沒有改良，反而日形退步。現代的資本家欲擴充自己的利潤，趨向技術之改良，而古時奴隸的占有者以戰爭為增加收入惟一的方法。羅馬的統洽階級既征服東方各文明國家之後，不但取其財富，並虜其人民奴隸之，此種奴隸的知識高於主人，於是主人付之以管理國家的事務和私有的經濟，而自己慣於驕侈奢佚。於是統治的階級漸失去管理的技能。技術既不改皮，而奴隸的生活又非常之苦，無工作的興趣，因之奴隸勞動的生產率低降不已。奴隸勞動漸漸失去意義，對於奴隸占有者無大利益，於是釋放奴隸的時期到了，奴隸勞動的生產率低降，結果使奴隸制度的經濟一定衰落。奴隸經濟消滅，因之羅馬的文化亦就消滅了。十、封建制度古代奴隸私有制消滅之後，封建制度feudalism因之發生（feud即土地的意思）。貴族，武士或地主從國主或大諸侯領取土地，作為自己功績的賞賜。此種土地分與農民耕種，農民每年對於地主一定要納交若干租課，服役若干日期。封建制度發展成為經濟的形式，約在九世紀。封建制度之發生，實為奴隸私有制度崩壞後之不可免的結果。在德意志等國，所缺乏者非土地，而為耕土地的人，凡是地主都想把持農民固定在自己手裡。因為戰爭等種種的關係。農民欲避免苦役不得已付給地主部分的出產品，托蔭於其保障之下，因之農民漸漸失去個人的自由，變為農奴了。農奴與奴隸的區別，不僅在被壓迫的程度之深淺而已。在某一期中（如在家庭奴隸時代中）奴隸的生活實較農奴為苦。最重要的在經濟上之差別：農奴有自己的經濟，有土地和家屬；而奴隸無之。除此而外，農奴結合於自己共產村之內，有時拒絕主人的貪求；中世紀很有農奴和地主之鬥爭的事實，有時農奴脫去地主的壓迫，而為自由的農民。初期封建制度的經濟全為自然經濟，每一「經濟」消費許多，即生產許多，純為一種閉關的形式。交易的行為，差不多可以說完全沒有。當時地主對於農民的剝削，並沒有十分苛刻的性質，到了商業貨幣經濟發現之後，地主趨於奢侈，有嚴酷剝削農民之可能，於是農民經濟生活狀況困難已極。農民盡力出賣自己的生產品供給地主的金錢需要，然而農民的生產有限，而地主的需要無窮。從農業經濟所榨出的金錢大部分落於商人之手，商人經過地主剝削農民，實為農民之敵。商業資本主義盡力幫助城市之解放，而對付農村，則盡力使其屈於奴隸的地位。貨幣經濟發現，農民流於破產。從十四世紀起，農民暴動的潮流漫布全歐。封建制度建築在農奴經濟基礎的上面，農奴經濟既破產之後，封建制度當然消滅，於是在中世紀社會腹中發生一種勢力，此新勢力即中世紀的城市，為新社會的創造者。十一、中世紀城市城市之發生，在德意志諸國，均從八世紀起，而在歐洲其他國家中，有時前一點或後一點。城市大半都從諸侯的鄉村出來的，有種種的原因：或者附近諸侯的宮院，住所，或者地理上的位置便利；商人、手工業者皆群集於此便利的地方。人口日漸增加，經濟的關係日漸鞏固，於是這些地方就變成了城市。城市的居民差不多完全由手工業者和商人所構成。在初期他們還附屬於諸侯，貢納諸侯以貨幣的租稅，後來他們漸向諸侯用若干的金錢贖出自己的義務，比較地成了自由的人民。當時城市成為逃亡所，誰個跑出宮院逃到城市，即開始向諸侯奮鬥，脫去農奴的地位；在此種奮鬥之中，手工業者占主要位置。結果，城市所以終久能戰勝者，原因有二：一方面是城市財富（商業資本）之增長，別方面是手工業者行會組織之堅固。手工業者行會之初組織時，不過帶著管理生產的性質，後來成為競爭的組織。他的發生約在七世紀或八世紀。當行會發生初期，每人皆可成一手工業者。雖然每一手工業者手下有助手學徒，然而此種助手學徒，差不多是主人家庭中之一員，並沒有什麼仇敵的關係。自從商業漸漸發展，城市財富增加以來，行會成為專利的階級的組織了。行會閉起門來把助手學徒推之於門外，加之以苛刻的條件。一方面行會拒絕其他初到城市者之加入；此種被拒絕之人因為之無工具物料等等，只得跑到其他手工業者手下，做成僱傭。向之手工業者到了現在，自己不工作了，變為監督的主人，而向之助手，一變而為被剝削的僱傭的工人，絕對沒有能成為獨立的手工業者的希望。於是助手與主人間之鬥爭以起，在十四世紀時，助手時有罷工的舉動。助手亦組織一聯合會與行會對立；不過此種聯合會之重要的目的，在於互助通融而已，對於奮鬥無甚大用，並且此種助手聯合會都是閉關的；他們毫不覺到和其餘被壓迫的助手們應當有階級的團結。十二、商業資本主義在中世紀城市中，商業階級占重要的勢力。此階級舊日大半由農奴而來，當城市反對諸侯之時，他也是一個積極的參與者。封建的割據大有礙於商業階級之行為，故商業階級趨向幫助王權，反對諸侯，力求統一國家。當時商業階級不以一東方市場為滿足，開始尋覓新市場，最醉心渴慕者為唯一的印度。此種尋覓的結果，發現許多新土地；此種新土地與其人民乃成為剝削的對象：戕其人民，搶其寶物，種種野蠻的方法，可以說當時的商人都用盡了（此時期所謂最初積累的時期）。然而商人徒販賣他人的商品，生產機關不在自己的手中，總覺不能厭望。等到積聚豐富的時候，商人不願限於商業的行為，於是趨向占有產業，自己組織產業，擴充自己的利潤。中世紀的法律，規例和風俗皆阻礙新階級之占有產業，因此商業階級趨向於工業資本之路，絕對仇視中世紀的制度，如地主政權，行會組織等。十三、工業資本主義發展工業資本主義，必先具兩個條件：一，充足的金錢資本之積蓄——為了多僱工人，供給生產消費之用；二，自由的工力——無限制的工人數目，可以自由購取。唯在此兩種條件之下，工業資本才能一方面盡力擴張生產的範圍，別一方面盡力剝削工人，取得豐富的利潤。金錢資本之積蓄已經完成在商業資本的時期。工業資本之能取得自由的工力，則是封建社會破壞後自然的結果。農民經濟破壞，農民窮困已極，結果使多數的農民不得已拋棄鄉村，跑入城市，尋覓維持生活之職業。農民經濟既然破壞，地主亦就願意把農民放入城市，自己（地主）另尋其他土地生產的方法。在英國十四世紀之初，地主自己占據土地，做牧羊的事業，驅逐農民，使不得不成群結隊離開土地。此種被驅逐的農民一時尋不得職業，都流為盜賊流民。無工作，無土地的無產階級日增一日，雖當時統治階級盡力禁止此種無產階級之行動，任意懲罰他們，然而終無大結果。這些無職業的群眾對於工業資本非常的有利益，他可以盡力選擇，任意購取。然而此類的群眾皆無技術的訓練，自然難與熟練的手工業者競爭；工業資本家因想出一條路，遂組織「手工業工場」（Manufactu-re），在此手工業工場內，每件商品皆由很細的分工製造而成，並非一個人從頭到底的工作。此項分工不一定需要很熟練的工人，並且勞動生產率亦因之大為增加。此種手工業工場可以算後來工廠雛形。手工業工場雖然增加許多生產率，然而因為只是人辦的工作，總有一定的限制。資本主義趨向無止境地擴張生產範圍，當然不能以手工業工場為限。因此，工業資本家皆竭力趨向機械力量之利用，於是機器生產的時代開端了。在英國（各國亦然），工業革命發生，社會經濟變為機器大生產的形式，舊時的小手工業幾破產無遺。此類小手工業者既破產之後，或者變為工廠的無產階級，或者變為無職業的流民。資本家在此際要用多少工力，就有多少工力。工作的時間延長到極度，工資亦低不堪言。機器工作因為僅僅看守指撥輪機，所以不盡需要成年工人與男工，婦女兒童亦可工作，加之婦女兒童的工資較成年的男工為低，對於資本家非常的有利，於是女工童工反把成年的男工擠去了。自有機器生產以來，資產階級成為世界的主人，勞動階級完全陷於奴隸的地位。若長此資本主義存在下去，人類文化將有滅亡之虞。欲拯救人類文化出於滅亡之禍，則除社會革命，無產階級獨裁而外，無他出路！唯物史觀對於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解釋一、緒　言倘若說，世界是上帝創造的，那末，我就要問，上帝由何而產生？可笑！人類自己創造了上帝，而反以上帝為萬能。舊經典對於世界之解釋，以為世界為神意所創造，生於無有，乃千古不變者，這一種愚笨而幼稚的思想，不能滿足現代人類求知的欲望了。幾千年人類所積聚的觀察及所經過的事實，皆與此類謬誤的觀念不能相容。現代的科學已發達到較高的一點，凡往昔所不能解釋者，現在皆能窮究精微，不遺餘力。地質學對於地質的分析，生物學對於動植物界的研究，皆顯明地指示我們，世界上沒有永遠不變之物。一切自然界都在不斷的發展中，亦即都在不斷的變動中。月球也罷，行星也罷，一切無機體也罷，一切有機體也罷，皆非忽然一時發生者，今日他們在吾人前呈如此的現象，也不知道經過幾許的變動而來。自從達爾文學說出世以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兩句話成了生物界一個定案。人們既知動物的由來及其演變，自然把神意創造宇宙之說拋入天外雲邊，不復相信。哥白尼發現地球繞日而行，久已規定對於宇宙的法則之科學的唯物的觀念。我們現在可以說，此二人給了人類解釋自然界發展的鎖鑰。自然界既如此，人類為自然界之一部分，能否逃出自然界的範圍？人們說，人類為萬物之靈，其發展演進當然非自然界所可比擬，我們可以用科學的唯物的眼光觀察自然界，絕不可以用科學的唯物的眼光觀察人類的自身。倘若這一句話是對的，那末，人類的歷史茫茫，我們將無從研究起；人類社會發展的方向，我們也無從而認識；我們是組成人類社會的分子，我們的行為又應以何為標準呢？不！人類既為自然界的一部分，當然逃不出自然界範圍之外，人類社會的變動為人類社會生活之物資的基礎之變動的結果，若把人類社會生活之物質的基礎之變動的線索，考得清清楚楚，則知人類社會的發展原有一定的規律，並非沒有認識的可能。馬克思以前，唯物史觀Histarieal materialism未成為科學之時，學者總未尋出人類社會發展的原則，因之，我們也就尋不得一個圓滿對於人類社會發展的解釋。法國大革命的代表，十八世紀的唯物論者一方面創立唯物的世界觀之堅固的根基，解釋自然界的真相；但是一涉及人類的歷史，他們完全陷於唯心論的幽谷。他們說思想支配世界，理性有管理人類社會的本能。凡一切不合於理性的，皆不宜存在；封建制度不合於理性，當然無長久存在的必要。他們高唱平等、自由及博愛的美歌，咒罵不合理的遺物。但到大革命以後，社會中矛盾的現象不但未減少，並且因之而劇烈；不合理性的事實，不但沒有消滅，並且因之而增加；所謂平等、自由和博愛到什麼地方去了呢？革命前理性被視為神聖的萬能，革命後理性不禁蒙了無限的羞辱！社會中自然有一種潛勢力規定社會前進的方向，不與理性的願望相符合。也好！有了此一番歷史的大經驗之後，在永遠的利益鬥爭之中，人們不得不另尋社會發展之內部的規律，不依賴單獨個人的意志與理性的規律。這個社會發展的規律被科學的社會主義之創始人馬克思尋將出來。馬克思首先使歷史成為真正的科學，規定一嚴密的規律，而以唯物的觀點解釋一切過去歷史的事實及現在的現象，預言將來的趨向。馬克思指示我們研究人類社會真正的方法，他雖然沒有解釋唯物史觀的專書，但是我們可以在他《經濟學批評》的序言中，已可以得到唯物史觀之真確的概念。稀奇！達爾文《物種由來》出世的一年（一八五九年）也就是馬克思《經濟學批評》出世的一年。一個探得生物界的隱密，一個發明人類歷史的真象。兩個偉大的學者給了我們對於世界及人類社會之一明了的概念。二、生產力發展為人類社會發展的動力人類離開動物界，能開始創造自己人類的歷史，僅僅從他會利用工具，並且會製造工具的時候始。尋找食物或與仇敵奮鬥，也有許多高等動物會利用工具，如猿猴拋石打敵手與用樹枝砌穴或打果實等。但是他們所利用的是現成的工具，而不知改變工具以適應自己的需要。唯一的會製作工具的動物即為人。因此人能使自然界適應自己，而自己很少的時候適應自然界。一切動物只能適應自然界的環境以圖生存，否則無生存的可能，而人則逃出此法則以外。一切動物種類的進化僅表現在自身自然的機官（角、牙、爪……）之改良，而人的進化則表現在改良人為的工具，發明人為的工具上面，而非自身的機官。工具成為人手的使徒及人與自然界的中間物。人有了此中間物之後，在生存競爭之中，超出於他動物界，他動物界適應自然界的環境為消極的、肉體的，而人適應自然的環境為積極的、技術的。但是，人與他動物異者，不僅僅在於能使用工具，採取現成自然界的物品（如植物的果子、生肉……），並且有了工具之後，人能開始生產物品——使自然界所有的一切物料成為更有益的，更便利的。人開始種有用的一切植物及製造這些植物的果實豢養有用的動物，採取植物的纖維織成衣服，剝取動物的皮毛……這些都為他動物所不能。利用工具經營生產的事業，人能創造給自己某種程度之生產力的積蓄。生產力發展之後，人類能在勞動的過程中積聚種種的經驗，養成種種精神上的習慣、技術的才能，換言之，生產力為人類文化的根本，也就是人類異於他動物之唯一的原因。因此，唯物史觀的第一個原則：生產力發展為人類歷史發展的第一要素，或者說，生產力發展為人類歷史發展之唯一的動力。三、人類社會發展與地理環境馬克思說：「人類改變圍繞自己的自然界，同時也改變自己私有的特性。」這個意思就是，環繞人類的自然界對於人類的文化及生產力的發展，當然有巨大的影響。人類不能離開自然界而生存，人類勞動的對象亦超不出自然界的範圍，人類受自然環境的影響乃為不可免的事實。大家久已知道，落居於某一地理環境之中，人不得不將自己的機體與社會的生活適應此地理環境，這是必然的事情。在熱帶之下，因為太陽輻射的原故，人們的面貌及皮膚不得不變為黑色。因此，人類的種族就發生區別，我們照著皮膚顏色區分五大人種的差別。並且氣候對於人類文化發展的程度及形式，亦有非常大的影響：處在熱帶的居民，因為自然界的供給已經充足，無再須人工探討的必要，生活條件毫不發生問題。生活條件既然充足，當然沒有鼓起人們勉力勞動，趨向發展的激力。因此，生產力凝滯不進；生產力既不前進，文化自然無發展的可能。在極寒帶的地方，自然界枯寂而嚴酷，居民以最大限度的勞力獲得最低限度的生活品；終日奔波於為生活而奮鬥之中，沒有些許的余時發展自己生產力的可能，生活無成為更富足更變動的機會。他們的文化又從何而發展起來呢？所以我們在最熱的地帶與最寒的地帶，都找不出高度的文化來。人類高度文化發展的地方都處在溫帶之下，因為溫帶地方，一方面天然物不十分的充足，還須要人們勤勉的勞動，而別一方面，人們的勞動皆可以得著實效，不致於空費精力。人們除了每日探求生活品之外，還有一部分的余時，在此余時之中，有了發展文化的機會。至於地面是高原或是平地，河流之多寡，海岸之曲折等等，對於人類文化的發展亦有相當的影響。倘若某民族落居於高原之地、叢山深谷之中，與別民族無交通往來的機會，其文化的發展，當然亦隨之而侷促。倘若某民族落居于海岸曲折之域，或河流交叉之間，交通既然便利，文化的發展當然有更多的機會。最後，地土與埋伏在地土下財富的性質，對於生產工具與文化的形式，亦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如某地適於牧畜，某地適於農業，某地適於工業，皆為顯然的事實，我們絕不能把適於牧畜的地方變為適於農業的地方（指古代人類社會而言）。因此，人類社會文化的發展，及此發展的方向、形式、速度，在最初期已為外界物質的勢力、自然界的條件、地理的環境所規定，完全不依賴於人類的意志。然而此種發展到了某一方向之後，就要受內部原因最大的影響，生產力要占第一個位置。生產力越發展，則地理環境的影響越減少，人類越能征服外界的條件。現在的歐洲人或美國人無論到某一地方，皆能安然生活，而使自然界屈為己用。四、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人類非唯一的社會動物，但是人類是唯一達到社會共同利用工具的動物。因為人類能共同利用生產的工具，所以除了自然界的環境而外，同時又創造了社會的環境。這個意思就是，人類既然共同向自然界奮鬥，在此奮鬥的過程中，人與人之間，必相互發生一種關係。這種相互的關係以生產力的狀況而定，當生產力變動之時，此種相互的關係亦必隨之而變動。馬克思稱此相互的關係為生產關係。某一時代的生產關係，必與其生產力的狀況相符合。馬克斯主義當研究社會生活與社會發展的過程時，必以此生產力的分析為出發點。馬克思在《經濟學批評》的序言中說：「人們加入一定的，不可免的，不依賴人們意志的關係——生產關係，此種生產關係一定與物質的生產力發展的程度相符合。」在《哲學之貧困》一書中，馬克思又說：「某一定的社會關係，如麻、布一樣，為人們的產品。社會關係與生產力的狀況有密切的關係。發明新生產力，人們改變生產的工具；而改變生產工具，供給生活的工具，同時人們亦改變一切自己的社會關係。」我們在以上所引證的話之中，已得到唯物史觀真確的概念。唯物史觀以生產力為人類社會之唯一的、物質的、變動的要素，因為生產工具改變，社會關係亦隨之而改變；我們若欲研究歷史的過程，不得不先自研究生產力始。為明了此義起見，我們可以說出來幾條例證。人類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可以分為以下的階段：一、漁獵時及採取植物的果實；二、遊牧；三、農業，此時期生活已經固定了；四、最後，各種工業，從手工業到現代機器的生產為止。每一階段有與生產力相符合的特殊的社會關係——特殊的社會生活的條件。如在原始共產主義時代（漁獵及採取植物果實時代），每一家族採取生活的物品，皆取共同的形式——共同勞動，共同分配，誰個也不能說某一獸為他單獨所擊殺的；所得的物品既然是共同的結果，當分配物品的時候，當然分不出差別來。在此種制度之下，人們間的關係——親愛自己的家族，仇視其他的家族與部落。此時代完全為共產主義的，沒有私有財產的存在、階級的區分及貧富的差別。當漁獵不能供給某一部落的生活之時，於是轉而為遊牧。人們豢養某種禽獸，食其血肉，衣其皮毛。人們隨畜隊而飄流，此牧場無用時，則轉移於彼牧場。比較起來，遊牧比漁獵的生產力高得多了。遊牧不需要集體的工作，每人皆知自己所領有的畜隊，私有財產遂因之而產生。人們開始製做剩餘的物品。從前這一部落從彼一部落所捕獲的俘虜十九皆被屠殺，到了現在，此種俘虜不必屠殺，而可以強迫之工作，對於主人供獻利益。於是奴隸制度因之而生。這一種奴隸與主人的關係之發展，在遊牧轉而為農業的時候更甚。當人口增多，牧場不足的時候，人們不得不固居某一地方耕種可供食的植物，農業遂因之而發生。私有財產的制度更加鞏固，奴隸制度更加發展。大家族分散為小家族，每一個小家族耕種自己一片土。於是起了階級的分化，發生了貧與富，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鬥爭。階級鬥爭既非常嚴厲，於是階級統治的組織——國家因之而發生，且保護富人、反對貧人的法律也因之而出現了。固定農業的經濟為自然的經濟，每一家族製造自己所需要的生活品。至生產力更加發展之後，交易的行為因之而起，商業發展不已，自然的經濟不得不破壞了。工業隨著商業亦日漸發展起來，直到現代大工業的機器生產。在機器工業時代，人們間的關係與自然經濟時代大相懸隔。自然經濟時代，封建階級統治農民階級；現代資本經濟之下，資產階級統治僱傭的無產階級。若當封建時代，階級鬥爭尚未十分劇烈，則現代無產階級與有產階級鬥爭已達到極高點。現代一切國家的、社會的生活，可以說與封建時代大不相同。綜觀以上，某時代生產力之發展的程度規定某時代生產關係——人與人的關係。有了固定的農業，地主與農奴的關係成立；有了大工業的生產，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關係成立。此種生產的關係，完全不依賴人們的意志，因為每人所參與的生產關係已經是現成的，農奴的兒子生下來即為農奴，絕不能轉變為地主，在資本主義社會之中，沒有生產工具的人當然要賣自己勞力於資本家，為資本家的僱傭工人。地主非某一農奴所創造的，資本家非某一工人所創造的，乃歷史的結果。若某一工人不願賣勞力於資本家即刻就要挨餓。生產過程中人們相互間的關係構成經濟的結構——社會的基礎。一切社會的築物：國家的組織、法律、道德的觀念，科學的與哲學的思想，都建築在這個基礎的上面。每一社會的經濟組織與生產力發展的階段相符合，而某一社會的政治、思想，又依賴此經濟組織而立腳。因此，社會生活的變動，政治的、思想的演進，其根本的原因埋伏在經濟的組織中，而不應向哲學中、宗教中或文學中去搜尋。生產力為唯物史觀研究社會發展的出發點，非常的重要。若不明了生產力的意義，則研究人類的歷史將無從入門。我今因限於時間，不能詳述。為使讀者更為明了生產力發展與生產關係變動起見，特列一表如下：生產力發展表五、築物與基礎我旅行在這廣漠的空間裡，無意地吃了許多花果；我那知道花果的蜜汁會變成了我的心靈呢？我逗留在綿延的時間裡，無意地聽了許多哭笑；我那知道哭笑的音流。會變成了我的心靈呢？俠僧《我的心靈》詩二節倘若我沒有吃過花果，我一定不知道花果蜜汁的味美，倘若我沒有聽過哭笑，我一定不知道哭笑音流的感力。倘若我不旅行在這廣漠的空間裡，我將無從而吃花果，倘若我不逗留在這綿延的時間裡，我將無從而聽哭笑。呸！我之所以有心靈，原來是吃來的，聽來的，旅行來的，逗留來的！倘若沒先有一個物質的我，則這個心靈的我亦將無從而存在。哲學上唯心論與唯物論的爭點是：先物質而後精神呢？還是先精神而後物質呢？還是精神與物質是並立的呢？——生活規定意識呢？還是意識規定生活呢？關係精神與物質間的關係之規定，不在於抽象的爭論，而在於具體的實際的明證。數千年人類實際的經驗，近代發展極高度的科學指示我們，精神不過是物質的一個特性，離開物質，精神無存在的可能。當你活著的時候，你能思想，你有無數量的情緒，但當你一死的時候，你將同別的無機體一樣，不能起一點作用了。此完全屬於哲學範圍，現在且不多論。現在且說一說意識與生活的關係。原來意識與生活是精神與物質的變稱，不過意義比較寬泛一點。在社會學上，討論的是生活與意識的問題，而非物質與精神的問題。唯物史觀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當然負有解決此問題——生活與意識的關係的責任。「非人們的意識規定社會生活的形式，乃社會生活規定人們意識的形式。」這是馬克思對於生活與意識的關係之公式。此公式並非武斷的，乃從歷史過程中尋出來的；我們執此公式對證歷史的過程，方不致神昏目亂，無所適從。原始共產社會之風俗，道德的觀念，絕對與農奴社會或小資產階級社會不同。若把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人們同原始共產社會的人們聚起來討論道德的觀念，必定大家莫名其妙，互不了解所說的是什麼。在有階級的社會中，階級鬥爭規定階級的意識，創造出來特別的階級的心理；此一階級對於世界的觀念，絕不與彼階級相同。若資產階級的代表辯護現在社會制度之正當，則無產階級的代表極力企圖推翻現代社會不公道的、非正誼的制度。因此，在現代的社會中，科學也罷，哲學也罷，藝術也罷，宗教也罷，沒有不帶階級性的。我們可以下一定案——意識是生活的反映。意識的形式一定與社會生活相符合；社會生活是變動的，所以意識的形式也是變動的。我們再舉一個例：中國社會數千年生產力凝滯不進，農業與小手工業為社會經濟生活的中心，封建制度非常堅固，一切社會思想都是封建式的。但是自從門戶開放以來，歐洲資本主義侵入內地，農業的小手工業的生產不能對抗大工業機器的生產，經濟基礎起非常大的變動，社會生活日形不安，騷亂已極；而同時思想界也隨之變動，什麼自由、平等、德謨克拉西、民主共和國，鬧個不了；若比之海禁未開以前，真有天壤之別罷。社會經濟生活變動，意識的形式當然亦隨之而變動。意識的形式包括宗教、國家、哲學、藝術、法律，為社會經濟生活的反映，而非社會經濟生活的基礎。社會經濟生活——人們在生產過程中之相互的關係，社會的結構——為一切意識的形式之基礎，在此基礎之上，建立一切科學、法律、道德、藝術等等的築物。現在就要發生問題了：既然一切意識的形式是社會生活的反映，則築物對於基礎是否有反感的作用？一切哲學、法律、藝術發生後，對於社會生活能無影響麼？無產階級獨裁之政治的形式是否將資產階級的生產制度變為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思想是否形成一種力量？倘某種藝術是社會關係的產物，然而此種藝術既成之後，對此社會關係能無反感的作用麼？對於此問題，我們可以肯定地給一答案：築物對於基礎有相當的反感的作用。我們現在可以舉幾個例子：中國雖經過一度民主革命，然而經濟落後，國際地位低下，中國資產階級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事業，致政權落於封建階級——軍閥之手；一方面帝國主義者，因欲陷中國於殖民地的地位，不辭積力幫助軍閥，剝削中國的人民。因此，中國的生產力發展非常之慢，不但無產階級少發展的機會，即資產階級亦還未伸起臂來。誰個能否認現在中國軍閥與世界帝國主義者合作起來的政治形式，對於社會的經濟生活沒有巨大的影響呢？十月革命成功，俄國無產階級建設蘇維埃共和國，唯勞動者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資產階級在法律上毫無地位。在思想方面，政府積極建設社會主義的文化，分謝舊制度的遺物。在經濟方面，積極擴張國有工業，樹立社會主義的根基。誰個能否認無產階級獨裁制對於共產主義社會的建設不有促進呢？就道德方面說。俄國勞動階級現在差不多大半都明了自己階級的地位。當工人在工廠做工的時候，以為自己的義務，不僅多盡一點力強固蘇維埃俄國，並且多做一點工要幫助全世界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成功；因此，怠工、罷工的思念總算減少到最底度。紅軍為什麼這般勇敢呢？因為他們都知道自己是共產主義的戰將，是勞動階級利益的保護者。他們對於蘇維埃國家的忠心，實與蘇維埃經濟建設不小的幫助。就宗教方面說。在東方——土耳其、波斯、阿富汗諸國，本地資產階級利用宗教號召國民反對帝國主義對於殖民地的生產關係，莫哈默德的徽名大有功能。中世紀歐洲的執權者垂涎亞洲的財富，組織紅十字軍東征，一般愚蠢的國民為著要奪回「聖屍」，於是也就不辭辛苦艱難，做宗教的忠僕。結果，從亞洲所劫奪的財富，助長歐洲資本主義的發展，歷史給我們的例——宗教對於生產力的影響，非常之多，現在可以不必多舉。綜觀以上，築物對於基礎有反感的作用，毫無疑義。但是此種反感的作用有沒有一定的界限呢？馬克思說：「隨著經濟基礎變動，一切巨大的築物遲早都是要崩壞的。」這一句話有兩層意思：一、築物的崩壞並不是即刻同基礎的變動一起，或者基礎變動了，築物因為習慣、傳襲、固泥太深，一時不能崩壞淨盡；二、基礎變動了，築物雖快或慢一定是要崩壞的。——由此我們可以說，築物對於基礎是有反感的作用的，但是此種反感的作用有一定的界限。法國大革命前，封建制度妨礙生產力發展，但到十八世紀之末，生產力已發達到某一程度，資產階級不得不推翻封建階級而代之，於是革命爆發，封建制度崩壞。當資產階級初得勢之後，一切資產階級制度實助長生產力發展，但是到了現在，生產力的發展已與資本私有制相衝突，無產階級又不得不取資產階級的產物而代之。但是當無產階級革命初成功之時，無產階級獨裁制雖能助長生產力發展，然而有一定的界限，不能即刻創造成一個完美的共產主義社會，必定又要經過許多時期。——倘若築物能根本地更變基礎，則歷史發展的過程，我們又無從研究起了。築物當未影響基礎之時，先為基礎所創造；當築物發生後，其對於基礎的影響，亦只能到某一定的程度，而不能超過範圍。六、個人在歷史過程中的作用人們說：歷史是幾個「個人」所造成的，若把歷史過程中幾個偉大的人物除去，還有什麼歷史之可言呢？沒有拿破崙，還有誰個能率領大軍橫掃歐洲？沒有華盛頓，地球上將無合眾國之名。沒有列寧、脫洛斯基，俄國亦將不致有十月革命之發生。總而言之，歷史是幾個偉大人物所造成的，無偉大人物，也就沒有歷史了。這種見解不僅是一般人的，差不多為歷史學家所公認（除了馬克思主義派的歷史學家）。倘若這種見解是對的，我們又將無從研究歷史發展的規律了。我們上頭已經說過，歷史的發展原有一定的規律，此規律並不為個人的意志所轉移。現在說歷史是個人所造成的，換言之，歷史是個人意志的產物；那末，個人的意志是無定的，我們能不能在此不定的意志中找出歷史發展的規律呢？我們並不否認拿破崙是一個偉大的個人，但是說率領大軍橫掃歐洲是拿破崙一個人的事情則未免是謬誤了。法國大革命之後，新興的資產階級精強力壯，乘著推倒本國封建階級之餘銳，極力反對自己的敵人與競爭者（如美國），企圖占領歐洲之第一把交椅，掌握世界的霸權，自然趨向征服異地，以擴張自己的勢力。當時歐洲各封建制度半崩壞的國家，當然敵不過新興資產階級的法國軍隊。拿破崙不過是一個新興資產階級意志的執行者，一個統率軍隊的大將而已。拿破崙的行動並不為拿破崙意志所指使。倘若沒有當時新興資產階級的推力，拿破崙能夠橫掃歐洲麼？即使拿破崙有橫掃歐洲的偉志，結果也不過是一種幻想，並無實現的可能。拿破崙是一個偉大的個人，但是他的偉大的地方是在於他能執行當時法國資產階級的意志，適應時代的要求，完成法國大革命的事業。沒有華盛頓，便沒有合眾國麼？笑話！當美國未獨立以前，英國以美國為榨取財富的源泉，橫徵暴斂，無所不至。美國人民（包括各階級）欲圖經濟的解放，不得不先求政治的獨立。英國雖為美國人民的祖國，但因實際利益的衝突，美國人民不得不脫離英國的羈絆。因此，美國獨立的要求久已堅固，並非一工人的意志。恰好華盛頓出而任執行的職務，為群眾的領導，以建此偉大的功業。假若沒有華盛頓，必定另有別一人出來，不過名字不叫華盛頓罷了。現在我們再看一看十月革命。俄國無產階級在一九○五年已經表現過自己偉大的革命的力量。雖然俄國的資產階級在最後時期已發展到很高度，使俄國變成為資本主義的帝國，然而因一方面受地主階級（貴族階級）的壓迫，絕不能昂起頭來與西歐各國資產階級相併立。但是俄國的無產階級雖較西歐無產階級為幼稚，而革命性與覺悟的程度卻高出西歐的無產階級，已具有推翻資本制度的力量。歐戰發生後，俄國損失最多，因為俄國無產階級亦最受苦，至一九一七年無產階級差不多連麵包也沒有吃了，不得不起而革命。十月革命完全是解決麵包問題的革命，並非一二人意志的產物。列寧、脫洛斯基，能適應無產階級的要求，獻身於無產階級的利益，所以才能為十月革命的領導者。他倆對於十月革命的助力是非常偉大的，誰也不能夠否認。或者也可以說，假若沒有他倆，或者無產階級革命之成功沒有這般地順適。但是我們不能說，沒有列寧、脫洛斯基，即沒有十月革命。十月革命是俄國無產階級的革命，而非列寧、脫洛斯基二人的產物。總觀以上，個人在歷史過程中的作用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並不否認。不過我們要確定地說：個人不能轉移歷史發展的規律。徜若某個個人能認明歷史的道路，適應社會的要求，出來執行某一進步階級的意志，才能成其偉大。否則，某個個人慾倒轉歷史的輪關，違背時代的潮流，即使有天大的能力，亦是徒勞無功，莫得效果。即使某個個人一時地妨礙歷史的發展，反背時代的潮流，在歷史上也只落得一個反動的罪名，沒有「偉大」之可言。如十月革命後的田尼庚、藍格爾，中國辛亥革命後的袁世凱、張勳、曹錕一些混帳東西有什麼「偉大」之可言呢？倘若我們要為人類社會做一點事業，而不願空費工夫，則應認明歷史的道路，群眾的要求，而為此要求的執行者。我們絕對不要以為自己如何想，就如何去做；而應考慮群眾的心理，作此心理的指導員。例現在中國社會內困於軍閥之專橫，外迫於帝國主義之侵略，倘若我們能領導群眾為民族解放運動，我們一定可以收得很好的效果。我們可以不做偉大的人物，但是我們要認清歷史發展的道路！七、結　論人類社會的歷史絕不允許某一民族或某一國家走別一個道路，而與其他民族及國家所走的道路不同。也許所走的遲快不同，第一個國家在第一個階級走著，第二個國家在第二個階級走著，而第三個國家已經走到了第五個階級。但是所走的道路一定是同一的，例如英國資本主義發達最早，法國次之，俄國尤次之。但是無論英國也罷，法國也罷，俄國也罷，社會的發展都一定要經過資本主義的階級。既然有了資本主義，於是在資本主義的腹內一定生存著共產主義的胚胎，也就如在封建制度下萌芽了資本主義一樣。俄國七十年代及八十年代，民粹派說：俄國所走的道路不應如西歐一樣，因為俄國的國情與西歐不同。西歐的資本主義為害甚大，不適合於俄國，俄國無避免資本主義的可能。俄國建國基於農民，農民有「密爾」的制度，可為社會主義的根基。俄國農民有實現社會主義的能力。但是八十年代後，普列哈諾夫由民粹派轉而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時候，於是馬克思派認明在俄國一定要發展資本主義，一定要走西歐所走的道路。馬克思派很確定地說，俄國避不了資本主義，在俄國實現社會主義的是將來的無產階級，而非現在的農民。這兩種意見的爭辯，孰是孰非，俄國歷史已經明明白白指示出來了。現在，十月革命成功之後，我們更有趣味地問一聲：究竟俄國的無產階級實現社會主義，還是農民呢？呸！俄國不但經過了資本主義，而且現在走到了社會主義的開始！俄國無產階級正在做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事業！現在中國或者也有人們說：中國的國情是特殊的，中國不應走歐美所走過的道路。歐美資本主義發達，致有勞資階級鬥爭的慘狀，故在中國應免去階級鬥爭，而另走別一幸福的道路。中國社會無階級的分化，沒有勞動階級與資本階級的分別，故共產主義學說不適於中國。……這種願望或者是很好的，但是中國近數年來的歷史，已經說明這種願望或主張是荒謬的。誰個還能說，現在中國沒有資本主義，或是中國資本主義不正在發達呢？誰個能說，現在中國沒有勞動階級呢？香港水手的大罷工，京滬鐵路大罷工，湖南紗廠的慘殺案，……豈不是都足證明中國一定要走歐美所走的路之證據麼？我可下一定案：中國有資本主義的存在，中國有勞資階級的鬥爭，中國將來一定有無產階級革命。這並非我一個人的願望，乃是客觀的物質的趨勢。生產力為人類社會發展的動力，但是因為生產力未發展到極高度以前的時候，在生產過程中不得不形成階級的差別。有了階級就有了階級鬥爭，階級鬥爭之最後一步為階級的消滅——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消滅私有制度，建設共產社會。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無論那一部分社會都逃不出此規律的範圍。我們且看中國社會的將來！外報鼓吹國際管理中國之又一論調本月十六各報所譯載的《字林報》的社論，真是荒謬絕倫，無可擬比！我們在此一篇社論之中，可以窺見外國帝國主義者之用心狡而且毒，總想實現其國際管理中國的願望。「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外國帝國主義者時常說，中國人無自治的能力，中國人野蠻……無非是要證明中國非國際管理或列強非干涉中國內政不可。現在這位做社論的洋先生又發明了中國人的一種特性——中國人不愛和平。這真是一個大發明！這個大發明至少又加了國際管理中國的一個理由了！哼！《字林報》記者把中國的史事數了一大片，又謂雖兒童亦知古代戰鬥之英雄，因此下一定案：中國人生性不愛和平。他把中國史上一切野心家及一二武人代表全中國人民，把兒童知道史事當做中國人生性好戰的表現。我現在且問這位記者（記者大約是英國人）一聲：英國史上是否有武人戰將？英國兒童是否連他們的名字一個也不知道？英國史上武人戰將是否能代表英國全部人民？英國兒童知道一二武人戰將的名字是否證明英國人生性好戰？這位高明的記者先生能夠回答麼？既然該記者發明了中國人生性不愛和平，當然又要說中國內部和平沒有希望了。既然斷定了中國內部和平沒有希望。那末：「要想中國內亂停止，只有實行國際管理。」這一個結論自然就不言而喻了。雖然該記者沒有公然地說出這個結論來，而這個結論是必然的，無可言諱的。該記者費了許多心血，把中國的史事數了一大片，所為者何？無非是要做這麼一個結論罷了！中國近十幾年來內亂不已，軍閥交惡，民不聊生，國無寧日，是中國國民不愛和平的原故嗎？笑話！中國的內亂完全由於帝國主義扶助軍閥肆行侵略所致，怎麼能說是中國人不愛和平？因為英美要幫助袁世凱做皇帝，所以才有討袁之役；因為段祺瑞勾結日本實行賣國，所以才有護法之役；因為英美與日本利益衝突、英美日各嗾使所利用的軍閥爭鬥，所以才有直奉之戰；在這一次直系與反直系的戰爭中，我們很明顯地看出英美幫助吳佩孚，日法幫助盧永祥，各自本國把大批軍火輸向中國來，幫助軍閥，延長內亂。中國的內亂本都由於帝國主義之做鬼，為什麼扯得上中國人不愛和平呢？中國之所以到了如此的狀況，就是人因中國為愛和平過了火，忍受軍閥之專橫與帝國主義之侵略。倘若不然，軍閥久已打倒，帝國主義早已鏟去，也不煩《字林報》記者代為鼓吹國際管理了。本月十五倫敦電云：「外間傳說各國以軍械售與中國交惡之軍閥，實出於政治目的與商業作用；每日電報記及此節，請國際聯盟從速注意此事，設法請各政府即令禁售軍火與中國……」可見各國售軍火與中國交惡之軍閥，已是很公開的事實，雖歐美資產階級報紙皆是承認的。外國帝國主義者售軍火與軍閥，幫助軍閥爭鬥，一方面又誣陷中國人不愛和平，這真是雙管齊下的妙法！為什麼要售軍火與中國軍閥？因為有政治目的與商業作用。為什麼要鼓吹中國人不愛和平？因為要干涉中國內政，實行國際管中國。帝國主義者之用心何其狠，帝國主義者之手段又何其狡也！現在國際管理中國的聲浪又高湧起來，特別是美英帝國主義者主張最力。被壓迫的中國人！和平過了火的中國人！帝國主義不打倒中國內亂永無的停止希望，欲停止內亂則只有打倒帝國主義。我們還是忍受帝國主義的宰割呢？還是群起做國民革命運動，尋一個救亡的方法？共產不可不反對倘若我現在主張親俄，或替共產黨辯護，或激烈地喊幾聲「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則即時我就可以得到一個尊號：蘇俄的走狗，受金盧布的驅使者，或野蠻的暴徒。在文明的、自命愛國的先生的口中，必定給我下一個定義：「你這小子是被共產黨所誘惑的無半分判別力的青年，不得志的窮漢。」這麼一來，我將成為比帝國主義者和軍閥更罪大惡極的人了；依著捧喝黨的門人及具有美國三K黨的精神的人們審判，我是罪不容誅，應遭天討的。任你說我是什麼，我都不願意否認；不過你倘若說我是受金盧布的驅使者，我要順便聲明我是一個教書匠（喂！在中國現在大學內教書，只能說是教書匠，不能說是教授Profes-sor），倘若我今天不上講堂，明天就沒有飯吃；我不但沒有看見金盧布是什麼樣子，就是連鐵盧布也沒有人送給我。這或者是我的倒霉罷？不然為什麼醒獅記者，皇黨，無政府黨，資本家，帝國主義者，軍閥，《時事新報》的編輯先生……天天說，一赤化了便有金盧布用呢？唉！總是我倒霉！赤化了還沒有錢用，豬頭三，阿木林！閒話少敘，書歸正傳。我這一篇文章的題目是《共產不可不反對》，我應當照著題目說話才是。如曾琦先生八股式的文章是何等的明了，是何等的文而對題！在《打破混亂與黑暗之時局》文中，一開首就說：「今日中國之時局，一極混亂與黑暗之時局也……」這樣做文章的筆法，真是又老到，又中肯！倘若章士釗把科舉制度恢復時，這種文章不得取第一名狀元，也得取第二名榜眼！好羨煞人呵！中國現在鬧到如此地步，內有軍閥之橫暴，外受帝國主義的侵略，弄得一塌糊塗！倘若你是一個中國人，你起碼要嘆息三聲。「愛國！愛國！」這成為普遍的口號，就使你是帝國主義的走狗，你是軍閥的乾兒子，你是妥協的反革命主義者，也絕對不會公開地反對。倘若誰個說愛國是不應該的，那嗎，這小子一定是白痴，一定是渾蛋，或者是日本人或英國人。但是這種白痴的話，我們究竟沒聽見過。愛國似乎大家是一致的了。現在我們要看一看，誰個是真正的愛國者，誰個真正能盡愛國的責任。在中國，也就同在別國家一樣，有所謂窮人和富人的差別，有所謂資產階級和勞動階級的分化。呵！請曾琦先生們（我又說到曾琦了；這大約因為曾琦先生以提倡國家主義的首領自命，而拚命反對「勞動階級」這件東西的原故）。恕我！我把資產階級和勞動階級分開了，這的確應得煽動階級鬥爭的罪名。不過我看見中國社會內的確有資產階級和勞動階級的分化，你叫我不說出「階級」這兩個字來，我怎麼能夠呢？若曾琦先生們（呵！現在我再加說一句戴季陶先生們）。施出茅山得過的法術，祭起遮蔽眼睛的法寶，那我倒可以眼不見，心不煩了。但是，這種遮蔽眼睛的法寶，還沒見得祭起。我的兩眼仍舊要發生效力。勞動階級能夠真正愛國呢，還是資產階級能夠真正愛國呢？我們現在要把這個問題解決一下，雖然曾琦先生們和戴季陶先生們不高興「勞動階級」這個討厭的東西。九年前，我也曾同許多朋友們討論過這個問題。當時大家差不多都以為中國處於半殖民地的地位，內有軍閥的專橫，外受帝國主義的侵略，不但無產階級沒有好日子過，就是資產階級也感著不能伸腰抬頭的痛苦，中國現象需要國民革命——對內打倒軍閥，對外打倒帝國主義，而國民革命在實際上是偏向於資產階級性的，是資產階級的革命；因此，中國資產階級應在國民革命中站主力的地位，應比任何一階級要勇敢些。誰知這幾年來的經驗告訴我們，中國資產階級不但不能完成國民革命，不但不是國民革命的主力軍，而且逐漸表現出自身之妥協性和反革命性。中國勞動階級雖然是幼稚，雖然是力量不強，但在每一次反帝國主義和反軍閥的運動中，都是出死力，都是站在炮彈的前線上。例如二七京漢路的流血，香港海員的罷工，廣州革命政府對於反革命軍閥及商團之平服，都足證明中國勞動階級在國民革命運動中，是不可磨滅的力量，是一支主力軍。尤其是在這一次五卅運動中，中國勞動階級表示出自身反帝國主義之堅決的精神。我們掉轉臉來看一看中國資產階級是什麼態度。在二七工潮中，資本家與軍閥及英國帝國主義者勾結一起，殘殺無數的鐵路工人。廣州商團——中國資產階級的軍隊，明目張胆反對國民革命政府，與反動軍閥及帝國主義者相勾結。廣州每一次反動軍閥叛變時，所謂買辦階級無不唯力是視以輔助之。這一次五卅事件發生，資產階級因一時的愛國衝動，為顧全面子起見，也罷了幾天市，但是不久便慢慢妥協起來，還是開開門做生意，問你什麼愛國不愛國，亡國不亡國，錢橫豎是要賺的。上海的工人可以餓著肚皮繼續罷工，而上海的資本家卻不能少賺幾個錢，多罷幾天市；相形之下，誰個愛國，誰個不愛國，是顯而易見了。自從中國勞動階級現身於政治舞台之上，一方面中國國民運動的力量大為之增加，一方面中國資產階級卻因之對於國民革命運動裹足不前，其懼怕勞動階級的心理，比懼怕帝國主義者和軍閥的心理要甚幾倍。也就如俄國未革命前的情形一樣：俄國資產階級本很討厭皇室帝制的腐敗，思有以推翻之，但同時可惡的勞動階級卻蓬蓬勃勃起來了，似覺比皇室帝制更可惡十倍；這末一來，俄國資產階級寧願與皇室帝制妥協，而以為勞動階級是一定要壓抑的。中國資產階級何嘗不痛恨帝國主義及軍閥的專橫？但是罪惡滔天的勞動階級起來喊什麼「階級鬥爭」，「共產」，「社會主義」……這末一來，可是把中國資產階級嚇得屎尿橫流，連國都不要愛了！……亡國倒不要緊，赤化是萬萬不可以的呵！資產階級之所以抱如此的態度，其理甚明，所謂卑之無甚高論，資產階級的生命是財產，因之它第一個責任，就是保護自己財產之安全；財產安全後，才能說到其它問題。資產階級之所以要愛國，是因財產的關係；資產階級之所以不愛國，也是因財產的關係。做亡國奴是可以的，只要財產不完全被損失；向外國人喊祖宗爹爹是可以的，只要財產得保障，倘若不亡國，而產卻被人共去了，這如何使得！使不得，使不得呵！……國可不愛，而共產則不可不反對！法國大革命本是資產階級的革命，可是到了雅各賓黨執權時，一般窮人鬧什麼麵包問題，於是法國資產階級不革命了，而跑向英德皇帝的面前求援助。俄國革命後，野蠻的勞動階級把俄國占據了，於是資產階級不要俄國了，連忙求英美各國政府援助，將俄國封鎖起來，務使俄國不達於亡不已。廣州革命政府要革命，而陳廉伯先生——商團的首領，卻不惜卑膝赧顏向香港政府——英帝國主義的機關——為將伯之呼號。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情？……國可不愛，而共產則不可不反對！中國資產階級思想界的代表，《醒獅周報》社的一些先生們，天天直著喉嚨喊國家主義，其實我們一看該報的內容，則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之處少，而反對共產黨之處多；也許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不過是他們的門面語，而反對共產黨倒是他們的真心愿。曾琦先生（今日的曾國藩是也；鄙人恐列位不知，特此介紹）。說中國現受三種壓迫：一、帝國主義；二、軍閥；三、共產黨。據他先生的言論前後看來，他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是一個陪襯，在他的心目中，共產黨比帝國主義和軍閥還可恨，所以應努力反對共產黨。這末一來，所以《醒獅》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之處少，而反對共產黨之處多了，這足證明什麼呢？這是說，帝國主義和軍閥還不大要緊，就是什麼「全民革命」也在其次；我們應極力反對共產黨，否則，我們的產被人家共去了，還說什麼國呢？……國可不愛，而共產則不可不反對！朋友們！我寬一寬你們的心罷！中國現在需要國民革命，並無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可能；中國共產黨也不主張現在就來共你們的產；又何必這般害怕呢？還是愛國要緊呵！等到帝國主義者和軍閥被打倒以後，那時才想法消滅共產也不遲。並非閒話一、先從反共產說起——反共產與弔膀子「夫反共產與弔膀子，迥然兩事也；以迥然不同之兩事，而硬拉之為一談，此豈非彆扭而且不通也哉？……」在下本欲寫將下去，好完成一篇美麗的古文，但重複回頭一讀，則覺著自己所寫的幾句文言，簡直不成東西，既無「吾兄太炎」章士釗總長老虎口中的風格，又沒有「克萊孟梭是吾師」曾琦先生老獅屁下的香味，而又欲自稱之為美麗的古文，這豈不是不知自量，而犯狂妄的毛病嗎？因此，在下寫了這幾句之後，就決意不再寫所謂士大夫所崇尚的文言文了。好在我生為民國之民，不願做及第龍門掛名金榜之想，就是做不好文言文，也沒有什麼大要緊，不算得一回醜事。這是幾句閒話，現在且說說「並非閒話」。現在頂出風頭的，要算反共產這位先生了！無論我們拿任何一種出版物來看，我們都可以找出反共產這幾個字來，並且還有一些愛國（？）的先生們，不辭勞苦，精心致意地，專門辦周刊雜誌為反共產的鼓吹，如《革命（？）導報》、《醒獅周報》、《國魂》、《國光》、《獨立評論》、《獨立青年》及一些無政府主義者所出版的東西，幾乎以反共產唯一的材料，倘若把反共產這三個字取消不說，那他們就不能下筆，好文章就做不成了！反共產有保皇黨、無政府黨、軍閥、資本家、帝國主義者、國家主義者、文明紳士……但他們頭上所頂的徽號雖不一樣，而他們一口同聲，義憤（？）填胸，熱心反對共產是一樣的。他們這一種聯合戰線，簡直極今古之奇觀！例如保皇黨可以與無政府主義者相聯合，文明紳士可以與帝國主義者相聯合……五花八門，奇妙無窮，就是孫悟空齊天大聖下世，其所做出來的花樣，也不過如此的奇特罷！生今之世，有觀看這種從前大戰所未有的聯合戰線之機會，豈不一件幸事嗎？幸事，幸事，的確是幸事啊！我於十分榮幸之中，發現了聯合戰線中之弔膀子的作用；我這種發現雖然比不上牛頓對於地心吸力和安斯坦對於相對論的闡明，但諸位也不能加以小覷呵！即如我把反共產與弔膀子這兩件事體拉在一起，就足能夠使諸位吃一大驚，並且非同小可。不過在別一方面，我請諸位又不必過於驚奇，因為我所發現的這種弔膀子，說穿了，真是卑之無甚高論，沒有什麼可以令人驚奇的地方。「你把反共產和弔膀子拉為一談，這簡直是胡鬧！反共產為一事，而弔膀子又為一事，如何有拉得攏的可能呢？」「反共產是政治上主義上的事情，而弔膀子則為男女間眉去眼來的事情，分明是迥然性質不同的兩件事情，而你先生居然拉在一起，而且當做文章做，這不是胡鬧，就是莫名其妙，此外沒有二話講！」「……」我知道如此罵我的人一定很多，但在我未將我的理由說出來時，我認為這種罵是合理的。現在且說一說反共產中弔膀子的作用究竟是什麼一回事：你們大家都知道鼎鼎大名的，以社會黨首領而兼復辟黨大將的江亢虎先生罷？他不是被段祺瑞聘請為善後會議的會員麼？他的這個善後會議的會員從什麼地方得來的？段祺瑞請他在善後會議中宣傳社會主義？他是被人民選舉出來的？不，不是呵！他的這個善後會議會員的地位，是用弔膀子的手段得來的。你們大家當然都知道段祺瑞痛恨共產主義並不亞於曾琦、張作霖或英美日帝國主義者。江亢虎先生冒著社會黨首領的資格，極力陳述於段祺瑞陛下之前，表明自己是反共產的大將，段祺瑞龍顏大喜，遂說：「好寶貝！你反對共產嗎？這真是我的好小子呵！雖然你冒著社會主義的招牌，但這不要緊，只要你反對共產就可以了。來，來，我娶你做一房小老婆！」於是，呵，於是江亢虎先生就搖搖擺擺地進了善後會議大廳，備嘗榮寵之味了。這不是反共產與弔膀子聯合一起麼？論起主義來，則保皇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算是極相反對的了。照邏輯學來說，凡相反對的東西當然是不會相聯合的，但是現在世道變了，邏輯先生之道不行，不能再施行自己的法力了。保皇黨偏偏能與無政府黨聯合戰線，保皇黨報紙的社論，無政府黨可以為之執筆。這也許是達爾文進化論是真的罷？什麼東西是都可以進化的，都可以改良的，大約現在的保皇主義變成為改良的保皇主義了，無政府主義變為進化的無政府主義了。在下學識淺陋，對於改良的保皇主義和進化的無政府主義，沒有深刻的研究，不敢多有所批評。不過他倆既然能聯合戰線了，這聯合的中間必定有一條牽線，使他倆有聯合的機會。於是在下雖非天才，然由精心尋找之所致，遂發現這條牽線，是「反共產」這位紅娘。張君瑞向鶯鶯送一秋波，悄悄地說一聲反共產；鶯鶯也就點點頭，嫣然一笑，柔媚地說：「我的心意同你的一樣，你真是我的如意的郎君呵！……」這末一來，諸位，保皇黨與無政府就魚水合歡了。這種新式的弔膀子，實在是時髦第一，到處風行。陳炯明叛變革命政府時，不曰自己是反革命，而曰自己是反共產，藉此可以送秋波於香港，弔膀子於北京。張鬍子、吳秀才、李景林、孫傳芳……哪一個軍閥的通電上，不標明自己是反共產的大將？他們為什麼要這樣肉麻呢？這件事情很明白了，欲得帝國主義者的歡心，就不得不秋波一大轉，而反共產一口號，於是成為弔膀子的工具了。至於現在專門辦周刊雜誌鼓吹反共產的一些先生們，雖然蒙著什麼什麼主義的假面具，但在實際上，又誰知他們不是借著反共產的鶯喉，而是博得軍閥和帝國主義的寵愛呢？呵！反共產與弔膀子…… 二、誰個主張在現在中國就共起產來？「夫共產主義乃一極好之理想也，然無實行之可能；若有人不問社會之實際，而冒然胡行共產主義，則吾人必極端反對之也！」文明的紳士文質彬彬地這樣說。「共產主義實行之日，即中國亡國亡種之時，故共產黨較軍閥與帝國主義者尤為可恨！」國家主義者板起愛國的面孔，大聲急呼地這樣說。「今日之中國乃實行三民主義的時候，共產黨主張階級鬥爭，實行共產，於國民革命本身上有絕大的妨礙。」國民黨右派冒著中山先生的招牌，張著反共產的專門特口，像煞有介事地這樣說。「不得了了！不得了了！我們的財產好容易用許多精力賺得來的，共產黨要來共我們的產，這還了得！我們非拚命不可！」一般資本家、商人、地主……驚慌失色地這樣說。「共產之禍過於洪水猛獸，赤化之徒實真害國殃民……」，軍閥在自己的通電上，布告上，口頭上，擺著為國為民的架子這樣說。對不起！對不起！我現在又要摹仿兩句八股式的文筆，做為以上的結論：「甚矣哉，共產之為害也！國家主義者、資本家、國民黨右派、軍閥以及文明紳士諸先生，咸以共產為隱憂，甚有飲食不安之大虞，嗚呼！共產之為害甚矣哉！」唉！糟糕！這幾句又被我寫得牛頭不對馬嘴了！幸虧科舉制度未恢復，不然，我一輩子連個秀才也中不了，又怎能像曾琦先生有中狀元的希望呢？舉國洶洶，眾口嘖嘖，就同共產的大禍就要臨頭的樣子，說不定明天，或後天，或再過一個月，中國共產黨就要大共產起來。小子不敏，但對於共產一端，自問也甚為注意，雖不敢自誇為赤化之流，然卻深恨白化之人（讀者注意！這幾句文不文，白不白，真是有點不通罷？不過我說的並非閒話，請讀者勿以辭害意！）我想，中國共產黨主張現在就共產與否，這是中國共產黨自己知道，非他人所得亂為推測。於是我搜集中國共產黨所刊行的出版物，尋訪中國共產黨黨人，研究一研究他們是否今天或明天或後天就要實行共產起來。但是沒有一種出版物和一個共產黨人對我說過，他們現在就要共起產來。他們都似乎說：「中國現在還未到可以共產的程度；我們現在首先的工作是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我們現在雖然從事共產主義的預備，但現在並不主張就共起產來。」我真莫名其妙了！究竟誰個主張在現在中國就共起產來？中國共產黨本身既不主張現在就共起產來，那末，可見得今天，明天，後天，或再過一個月，不致於發現共產的恐慌了。為什麼出過洋的國家主義者、學問過人的文明紳士們，也跟著軍閥、資本家、地主，……嚇得屎尿橫流，大喊反共產不亦樂乎呢？這些先生們放著國不去愛，放著「外抗列強」不去做，放著「內除國賊」不去行，而天天以反共產為做文章之資料，為自身唯一之天職，這豈非渾蛋也哉？「不！不！你先生說錯了！他們並不是渾蛋：第一、他們以為共產黨比軍閥和帝國主義者還可恨，國可亡，而共產則不可實行；第二、反對帝國主義者則必受帝國主義的忌視，反對軍閥者則必受軍閥之摧殘，這都是危險的勾當，為智者所不為；智者既不願冒險反對帝國主義者和軍閥，而同時又何樂而不反共產以吊「帝」「軍」之膀子，反正他們被警察巡捕趕在「地底下」，無如我何，於是就得到了這個反共產的題目；這個題目比一切都容易做，真是一可以借之以出風頭，二可以藉此擺擺中興名將的架子。先生！你想想，這是多末聰明，如何能說是渾蛋呢？」呵！原來是這末一回事！呵！原來是這末一回事！三、過去的人有一天我在W君處，無意地遇著了胡適之博士。我本與他不認識，這是我第一次與他見面。當W君向我介紹，說他是胡適之博士時，我覺著很幸福，因為我雖久仰大名，但從沒有識荊的機會，今於無意中遇見了，當然是萬幸之至了。不過很奇怪，在欣喜之中，我又暗暗地感覺我們之間，橫著一道巨大的鴻溝，並且是很難於掩平的。我仿佛遇見了一個人，能夠令我心中隱隱地發生懷疑，悲哀，忿恨，種種的情緒：「難道這就是六、七年前新文化運動首領的胡適之？難道這就是六、七年前活潑潑的維新人物？……好一副聰明的面孔！好一個不愚拙的頭腦！但是他說青年愛國的運動是胡鬧，泰戈爾不應為激烈分子所反對，帝國主義是不存在的，最近又說什麼反對文化侵略是無理的舉動……是思想的落後呢，還是他已跳出新的範圍，而甘心倒入舊的懷裡，以遂其升官發財的迷夢？可惜！可惜！但是人各有自己的路，人各有自己的願望，這是沒有辦法的呵……」胡適之博士，在六、七年前，曾受過我的崇拜的。那時的他是主張白話文的，而我是歡迎他的主張的；他是反對舊禮教的，而我卻與他更同意，於是他成為我所崇拜的人了。但是我的年紀漸漸大了，知識漸漸長了，感覺漸漸繁雜了，因之要求也就漸漸多起來了；我不但要實行文字革命，並且要建設革命的文學；我不但要廢除舊禮教，並且要廢除一切不平等的人們間的關係。可是六、七年來的胡適之呢？一年一年地過去了，而胡適之還是站在一塊地方，一點兒也不向前移動，或者一天一天地漸漸有退後的趨勢。他有時竟公開反對一般向前進的新青年，不幸我又是新的青年中之一個，於是我倆的距離相差日見其遠，於是我倆中間橫著一道不可掩平的鴻溝。但是他究竟是我從前所崇拜的人，我不得不對於他有點可惜的心情，雖然這種可惜的心情是為他所不願意領受的。現在中國社會階級的分化，實在已經是很明顯的了。資產階級所要求的是美國式的民治，這種民治是胡適之博士始終所主張的，完全屬於政治的範圍，而生怕一談論到經濟的組織。至於勞動階級呢，雖然對於民治也很熱心，但根本所要求的，卻是經濟的解放。五六年前的中國社會，所謂階級的文化，還不十分明顯，因之大家所要求的，還不見得有什麼差異；可是近幾年來的中國社會完全改換了面目。所謂知識階級這個東西，名目上雖然是思想界的代表，事實上是要依附於其他階級的。知識階級本不是整個的東西，有的有升官發財的希望，於是就跟著資產階級走，為資產階級財產的辯護士；有的沒有升官發財的希望，或對於被壓迫者抱深切的同情，於是就跟著勞動階級走，促進革命的運動。當胡適之博士提倡新文化運動的時候，那時因為中國社會還未表現出階級的分化，所以那時的知識階級的要求和口號，几几乎都是一致的；但是現在呢？現在階級分化的現象已到很明顯的地步，革命的浪潮不但增高了政治的意義，並且增高了經濟的意義，此時大家沒有再含混的可能，不得不把社會的面孔拿將出來，於是中國的知識階級便分道揚鑣了。這實在沒有辦法！倘若誰個走入了反革命的道路，便就你硬拉也拉不過來，除非他自己有了覺悟。胡適之博士現在的行動和言論，真令我們要斷定他陷入反革命的深窟了。他自己是不是要反革命？是不是在做升官發財的夢？是不是要自甘落伍於新青年之後？是不是？……我們不得而知，並且沒有知道的必要。我們只要看看他的行動和言論，是否有反革命的趨向就得了，還問他什麼動機呢？也許他太中了美國毒，也許他要升官發財，也許他現在相信自己的行動和言論是對的…… 革命的浪潮也不知嚇退許多人，把許多人拋到落伍的道上去，也不知送了許多人進入過去的墳墓，加了他們一個死去的冠冕：胡適之博士不過是其中之一個人罷了！四、詩哲，新中國與打倒帝國主義「……但如其有人拿一些時行的口號，什麼打倒帝國主義等等，或是分裂與猜忌的現象，去報告羅蘭先生說這是新中國，我再也不能預料他的感想了」。這一段是詩哲（？）徐志摩先生在《晨報》上介紹羅曼·羅蘭先生時所發出的感慨。有趣的魯迅先生在《語絲》上，對於詩哲的這種感慨，說了幾句話：「他住得遠，我們一時無從質證，莫非從詩哲的眼光看來，羅蘭先生的意思，是以為新中國應該歡迎帝國主義的麼？詩哲又到西湖看梅花去了，一時也無從質證。不知孤山的古梅，著花也未，可也在那裡反對中國人『打倒帝國主義』？」照著詩哲的意思，羅蘭先生是不贊成中國人打倒帝國主義的，或者在歡迎帝國主義的運動中，新中國才有成立的希望。不然，為什麼要說這一段話？為什麼要發這樣深的感慨？在詩哲的眼光中，什麼打倒軍閥，什麼打倒帝國主義，什麼救國……都是一些無理的舉動，因為這些與詩的哲學太相反背了。詩哲大約從沒說過救國等等的話，更不願意聽什麼國民革命，社會革命，階級鬥爭等等的口號——詩哲當然是要這樣做，因為詩哲的責任在歌詠花月，在讚頌自然，在神遊於美麗之宮，在徘徊於象牙之塔，除此而外的事情，與詩哲沒有什麼關係。只要將自己詩哲的責任完成，還問什麼亡國不亡國，做亡國奴不做亡國奴呢？你看印度的詩哲泰戈爾，無論印度如何受英國帝國主義的壓迫，無論自己的同胞如何在水深火熱之中過生活，無論亡國奴的名詞光榮不光榮，他總是優哉游哉，自做美妙神秘的歌吟，這豈不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嗎？現在我們中國也萬幸產生了一個詩哲徐志摩先生，與印度相比美　照理，我們是應當引以為光榮的。為著不妨害詩哲的歌吟起見，我們應當歡迎帝國主義，取消打倒軍閥等等的口號，什麼反抗的運動都不要做了，如此，新中國才可以產生，詩哲的心意才可以快樂。就使段祺瑞怎麼樣殺北京的學生，日本軍艦怎麼樣轟擊大沽口，南京路怎麼樣濺滿了血跡，日本資本家怎麼樣槍斃中國的工人……這都可以置之不問，因為這是不合乎詩意的呀！呵！美妙的詩意…… 不過，我還有幾句話要說。徐詩哲在感概之餘，似乎深引羅蘭為同志，以為羅蘭先生的思想、行動、言論，是和自己一致的。可是就我所知道的羅蘭先生，幾乎與徐詩哲所想像的羅蘭先生完全兩樣。我以為徐詩哲引羅蘭先生為同志，未免是「認賊（？）作父」了。我們且不言徐詩哲的思想是否是新中國的代表，看看羅蘭先生到底是一個什麼人物。就我所知道的，羅蘭先生的心腸雖然慈軟，雖然還缺少堅決的果斷性，雖然還未曾大聲疾呼鼓吹用武力反對強權階級，但是他的確是舊世界舊歐洲的敵人。他說，舊歐洲在不淨的、悶塞的空氣中呼吸著；他又很熱烈地祝賀每一次的革命的運動；他又說，凡自由陷於危險的地方，都是我的祖國，都是我的生長地。當蘇維埃俄羅斯初露頭的時候，一般資產階級的詩人、學者大肆其咒罵，以為俄羅斯的文化要消滅了，可是羅蘭先生首先向蘇維埃俄羅斯表示敬禮，以為新俄羅斯是人類解放的根據地。這麼一來　似乎羅蘭先生的思想有點與徐詩哲的詩意不合了；豈但不合，而並且是走的完全相反的兩條路！如此，為什麼徐詩哲能引羅蘭先生為同志呢？這是不是因為詩哲想入非非了？這是不是因為詩哲心目中的羅蘭先生變化了？或者法國有兩個羅蘭先生？詩哲知道的是一個，而我所知道的又是別一個？在下學淺識陋，不敢自下斷語，愛遍訪名人，問問法國有幾個羅蘭先生，可是大家都答應過，法國只有今才做六十壽辰的一位羅蘭先生。唉！奇怪！我也佩服羅蘭先生，但我所佩服的不是主張新中國應歡迎帝國主義的羅蘭先生，不是贊同中國民眾永遠要受壓迫的羅蘭先生，而是為人類解放奮鬥的羅蘭先生，而是表同情於被壓迫群眾的羅蘭先生。但是我要向徐詩哲告罪：我所佩服的羅蘭先生實在不合乎詩哲的詩意！五、馬克思逃出文廟我現在下筆寫這一段文字，是一篇小說呢，還是一則並非閒話呢？連我自己也不知道。不過自從郭沫若先生提出馬克思進文廟一個問題來，我粗笨的腦子也實在為著這個問題想了幾次，想的結果不是馬克思能進文廟，或是馬克思不能進文廟，而是馬克思進了文廟又逃了出來。話說孔老夫子因為尊敬自己的人們太多了，並且大家尊敬的心意都是很誠懇的，為著聯絡感情起見，遂在自己的文廟裡大張筵席，延請門下的信徒，並欲藉此機會大講其道，以期教化人民。凡是孔子的信徒，這一天都可以赴會，這一天赴會的人非常之多，五色人種，六花八面，樣樣俱全，無奇不備。有些頭帶紅纓帽，身著馬蹄袖的黃袍，手裡拿著旱菸袋，大搖大擺的躬著腰，據說這是從保皇黨同盟會來的，為首的是一位康聖人。有些穿著威嚴的軍裝，腰下繫著指揮刀，豎眼橫睜，不可向爾，據說這是督軍團的代表，為首的是張宗昌、吳佩孚。有些小辮子拖得很長，然穿的不美，走路斯斯文文的，據說這是三家村的冬烘先生，為首的是李靜齊（？）罷，我可是說不清楚了。有些穿著洋裝的少年，也有穿著很時髦的中國裝的，像煞有介事地舉著「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的招牌，據說這是國家主義青年團的健將，為首的是會什麼東西，有陶其情跟班。還有一位先生算最出色了，他背著一座孫中山的銅像，累得汗流夾背，雜在眾人的中間，擠也擠不動，呈現著怪可憐的樣子，據說他是戴季陶先生，不遠千里把孫中山銅像從世界公園背到此地，說起來，他也可算是熱心之至了！孔老夫子派子貢為招待，因為他善於詞令；派顏回為司禮，因為他文雅，派子路為童子軍隊長維持秩序，因為他有勇。賓客到齊，大家都在文廟的大廳中坐下，孔老夫子坐在上邊，正一正衣冠，端然而起立，向諸信徒致詞道：「今天我請諸位來，為的是聯絡聯絡感情，並欲就此機會請諸君努力奉行吾道，同心同德地做將下去，以維持斯文不致於墮落…… 孔老夫子話還未說完，帶紅纓帽的康聖人起立說道：「吾師之道首在君君臣臣，弟子深明是義。今者幼主失位，國無正君，共和亂鬧，邪說橫行，弟子雖有保皇之心，而無保皇之力，為之奈何？！」督軍團的代表張宗昌不問康聖人的話說完了沒有，便傲然高聲地說道：「老夫子！說起來行道的話，我真是你的好學生！我禁止白話文，我提倡讀經，我捉拿過激黨，我槍斃了許多不良分子，……你看看我是不是行你的道呢？」張宗昌將自己的功勞表說了一大篇，但還沒有說到的，如拿地盤，橫徵暴斂，害民賣國等等。國家主義者曾某聽了張宗昌的話，似覺又表示歡迎又表示反對的樣子，歡迎的是他的捉拿過激黨的行為，的確是合乎國家主義的意思；反對的是張宗昌也犯有國賊的嫌疑，倘若國家主義者要貫徹內除國賊的主張，那當然是要反對張宗昌的了。但是張宗昌與曾某總還有一半同志的關係，所以當時並沒在孔老夫子面前，說什麼難堪的話。曾某開始說道：「吾師乃我們國家主義者的先進；吾師尊王攘夷，這與我們的外抗強權的宗旨相符合；誅少正卯，這與我們的內除國賊的宗旨相符合。惟有我們國家主義者才真是你的信徒！」「放屁！難道我張宗昌不是夫子的信徒嗎？」張宗昌聽了曾某的話不覺勃然大怒，以為曾某太抬高了自己，看不起督辦大人了，竟欲上前來打曾某，幸虧子貢嘵三寸不爛之舌，廢了好大的工夫，才把他安慰住，沒有鬧大亂子。這時孔老夫子坐在上邊，只是皺眉，似覺沒有辦法的樣子。最後，戴季陶先生見著大家都說完了，於是從大殿左邊謹謹慎慎地背著孫中山的銅像，走到孔老夫子面前，先鞠一躬，然後說道：「夫子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統，中山先生承夫子之道統，而我今又承中山先生之道統……」戴季陶先生剛說到此地，大廳中忽進來了一位卷鬍子長發的老頭兒，原來是無產階級的領袖馬克思。馬克思久已要與孔子談談，交換交換意見，又巧郭沫若所謂四個抬轎子的把他抬進文廟時，正值這次大宴會。他進了文廟的大門，投上了自己的名片，說明自己來文廟的目的，招待員子貢也就把他引進了大廳，恰好這時正是戴季陶說話的時候，忽然大殿中左邊有人喊道：「你是什麼東西，要來繼承夫子的道統呀？你是推翻皇帝的革命黨，你是國民黨，……滾出去！我們孔教徒是尊王攘夷的，你那國賊孫文搬了一大套法國、美國、德國、俄國的邪端異說，擾亂華夏……混蛋，該當打進十八層地獄，還說繼承道統，真是膽大無恥，這時大殿上哄哄亂響，人聲嘈雜，也辨不出是康聖人的聲音，還是曾賢人的聲音，何況一班聖賢的跟班小子也在廊下大打大吵。「打，打，打……」「打，打，打……」「孔夫子是我們的！」「放屁！是我們的……」「打，打，打……」於是頓時喧嚷起來，大廳中打得一塌糊塗，也不知誰打誰。這時孔老夫子急得沒法，只是喊大家莫要爭打，但是誰個也不聽他的話。本來是請大家赴宴的，但酒席還未吃成，大家先打起來了；本來是要解釋道統給大家聽的，但道統還沒有解釋，大家先為著道統爭得不可開交。當童子軍隊長的子路雖然有勇力，但是到此時，無論如何，秩序是維持不住的了。馬克思本想同孔子談談，但一進大廳，即見著眾信徒為著爭道統打起來了，他弄得莫名其妙，以為大家鬧出了什麼大的亂子，於是連忙逃出文廟，不敢留停一步。走到庭中一看，四個沿途高唱禮運大同的轎夫早已被人打得跑了。沒得法子，只好丟下空轎子急步快跑，心想不好：從中國到德國幾萬里路程，轎個子步行怎能去得，打算也再找幾人同伴回去，買座轎子輪流坐著抬著好些。馬克思正在想著，信步行來，已走了一里多路。抬頭一看，原來是火車站。馬克思道：原來如此，此地亦已發生了資本主義，難怪文廟裡也起了階級鬥爭。說完，他便乘了資本主義的火車到處找中國無產階級來解圍，他心想只有一法：請孔老夫子和這班種種色色的徒子徒孫上天堂，省得在人間騷擾不清。不得已答覆長虹幾句話我對於現代一般青年作家，都抱著有相當的希望，而我對於什麼「狂飆運動」的長虹，則覺得其無聊。這並不是因為罵了我兩次，我就說長虹不好，而是因為他罵的太無道理，太如瘋犬亂吠的原故。一個作家當然應當領受別人對於他的批評，倘若這種批評是合乎批評的原則的，是屬於善意的，是立在中正的態度的上面的。但是長虹兩次罵我的文章，讀者自能看出是什麼一回事情，讀者自能斷定長虹是一位無理謾罵的先生。他第一次在《弦上》罵我，把我列入汪精衛和馮玉樣一塊，讀者們，你們說這是不是怪事！我讀了他這一次的文章，我簡直不能亂斷定長虹有沒有瘋病；或者他竟把我蔣光赤當成蔣介石了。若如此，那真是要使我笑得肚痛！第二次在本刊上罵我，引了我幾句詩，就說我根本不配談詩，根本不配同情於被壓迫民眾，真是荒謬絕倫。令我笑也不好，氣也不好！到這一次，我真敢斷定他是莫名其妙的，一位無聊的先生！現在他在《狂飆》上又斷定我的詩「不是詩，更無論乎革命詩」，更不得不令我驚異他的狂妄！一個作者本不方便拿起筆來為自己的作品辯護，自稱自己的作品是如何的好，但我現在不得已向讀者說一句，我的詩雖然不大好，但總還是詩罷，萍水君的一篇文就可以做為例證。我真不願意為無聊的爭辯，我更不願意與似乎有神經病的長虹爭辯！我這一篇文本可不寫，但因為恐怕讀者誤會我不與長虹爭辯的意思，不得已才勉強說幾句話。至於長虹有沒有嫉妒的心意，長虹的作品好不好……我現在不願意問及，因為我一不是心理學家，二從沒讀過他的大作。當我去年在北京時，曾在《莽原》上一次讀過他的幾行未來派的長短句，但即刻就丟下了，因為無論如何沒有讀下去的興趣。現在我也沒有工夫再搜集他的「詩」的作品。近來因為結婚不久的老婆死了，弄得身心不快之至，什麼文章都懶做。現在只努力讀外國小說。細心收集一些零碎的材料，規劃要動手的一長篇小說的結構，此外什麼事都不做，長虹勸我譯一些俄國著作，我現在也在打算這件事情。我想譯幾篇文學批評的文章，使一般不懂批評為何物如長虹其人者，好得到點批評的觀念，以免蹈無理謾罵如同狂吠的毛病。此外，我還要聲明一句：以後長虹無論有如何關於我的文章，我皆置之不理。一九二六，一二，二六，於上海。鳥籠室漫話我現在的住處是一間狹小如鳥籠子也似的亭子間，除了一張床，一張書桌和兩堆破書而外，可以說什麼布置都沒有。我無以名之，名之曰鳥籠室。在這其間所說的漫話，也就名為鳥籠室漫話。一、王獨清的轉變一九二八年在中國文壇上真是可紀念的一年。平靜的中國文壇，到了這一年，突然掀起了一大波浪。我們不但看見了新興作家的崛起，並且看見了舊作家的轉變。所謂轉變運動，把一九二八年的中國文壇，添上了許多光彩。這種轉變運動固然自有其經濟的，歷史的，社會的背景，然而這是批評家的事，讓批評家去把它指出罷。最使我注意的，那是創造社兩個詩人的轉變。馮乃超以一個「凋殘的薔薇惱怒了我……」萎弱的歌者，忽然提高了喉嚨，做起來了劇烈的反抗的呼鳴。雖然他還沒有呼鳴出來為他自己所願望的那種革命的作品，但是只有他的心地坦然的努力，值得我們抱著無涯的敬佩。王獨清是一個世紀末的詩人，充滿了頹廢的色彩。醇酒，婦人，死亡……這是他唯一的題材。誰個能夠料到這種病態的歌者，一變而為革命的叫號者呢？無怪乎《十二月十一》出來了之後，給與了讀者以非常的驚異。但是這本書不過是作者轉變了的證據，而不是作者給與革命的優越的禮物。革命雖然為我們的詩人所接受著了，然而它的實質似乎還沒有為我們的詩人所完全瞭然。革命不僅只是，革命不僅只是火火火，革命還有其更深一層的底里。作者太過於看重了革命的表面，因此我們在這一本書中，所得到的也只是表面的印象而已。…… 但是這一本書只有其歷史的價值。它不但是作者個人轉變了的證據，而且是舊文壇破壞了的時候，一部分舊作家走入新的戰線的證據。我們對之只有慶祝，慶祝，慶祝而已！有了這一本書以後，我們就有權利向作者要求更深一層的進展，作者將何以回答我們的要求呢？二、顧仲起的自殺聽說青年作家顧仲起自殺了。我們雖然還不能確定他真地是自殺了，但是我們卻能說，在現今的這種黑暗的時代，若顧君真是自殺了，那是毫不足奇的事情。在這種黑暗的時代，到處都是殘忍，壓迫，欺騙，卑污，到處都是令人恐怖的環境。在這種環境裡，對於自愛的，有良心的青年，只有兩條路：一、努力奮鬥下去，積極做破壞現制度的工作；二、消極逃避，將自身毀滅，即所謂實行自殺。意志堅強的青年，現在多半走著第一條路，也許終久可以達到勝利的目的。若意志稍微軟弱一點，那就不得不自殺了，因為既不能繼續反抗黑暗的勢力，又不能投降於敵人的營壘，那麼除了自殺，還有什麼路可走呢？顧仲起走的是第二條路。關於他的作品，我只讀過《太陽月刊》上的一篇《獻給我的爸爸》。我雖然沒讀過他的其它的作品，但是我已經知道他是怎樣的一個青年了。他的命運如現代很多的青年所經受的一樣，是一個從舊社會裡逃跑出來的叛徒。他是一個思想很激進的青年。不過這兩年來，中國社會起了劇烈的變動，光明的浪潮雖然有一度的高漲，但是黑暗的魔力卻終於變本加厲。它也不知道打退了多少意志不強的青年！我們的青年作家顧仲起君，起初是黑暗的抵抗者，現在因為抵抗不住了，只得找一個簡便的逃避的路徑自殺。於是他自殺了…… 這不過是概括的原因。此外當然還有許多為我們所不知道的具體的事實，逼他一定要走入自殺的事實。聽說他失了戀，受了女子的欺騙；又聽說他的經濟狀況是非常地困窘。如果這些是使他自殺的原因，那麼我們就要問一問，顧仲起的自殺到底是誰個的罪過呢？是騙了他的那個女子嗎？是向他逼著要房錢的房東嗎？是向他逼著要飯錢的老闆嗎？這都是枝葉問題。在現在愛情以金錢為轉移的時代，所謂戀愛問題，無論如何不會有圓滿的解決，尤其對於窮小子如顧君之類。在現在以私有財產為神聖的時代，當然更不能去責備那面目獰惡的債主。然而顧仲起，我們的青年作家，是自殺了，這是誰個的罪過呢？…… 若政治沒有光明的一天，那麼這種悲劇是永不會停止的。《十月革命與俄羅斯文學》小引俄羅斯革命後的文學究竟是怎樣呢？一些愛文學的朋友，老朋友或新朋友，總是要向我發這一個問題，這一因為我在俄國住了幾年，二因為我又是治文學的。我久想把俄羅斯現代的文學介紹一下，給國內文學界得一個大概的觀念，可是想總儘管想，而動筆卻不動筆，這或者是因為我惰性太深罷；但在事實上，我實在沒有找到多做文章的機會。我很知道介紹新俄羅斯文學是必要的。對於杜格涅夫，朵斯脫也夫斯基，郭哥里，托爾斯太，柴合甫，或對於哥爾基，大家都知道一個大概了，知道他們是俄羅斯的偉大的文學家；但是他們都久已死了，都成為過去的了，雖然哥爾基還生存著，還在繼續著從事文學的著作，但是他已經老了，現在已經不是他的時代了。現代新俄羅斯的文學到底是怎樣呢？我以為這是大家，特別是愛好文學的人們，急於要知道的。我久想譯幾部新俄作家的作品，使國人知道新俄羅斯文學與舊俄羅斯文學的異同，但是我又要說我從前所說的話了。我總沒有動筆：這一因為我疏懶，二因為無工夫，三因為我不高興翻譯，雖然我相信我自己還有點翻譯的能力。但是我想，我到底有介紹新俄羅斯文學的義務，雖然我對於新俄羅斯文學也沒有多大研究。現在我就將我所能寫得出的，寫與對於新俄羅斯文學有興味的朋友看一看。他日有工夫時，也許我發起奮來，譯幾部新俄著作，也未可知呢；但是現在我只能寫一點介紹的小文章。《時代文藝》卷頭語在無產階級文學的運動中，高喊著口號的時期是已經過去了。現在我們應當好好地從事建設的工作。我們的責任固然一方面在於破壞資產階級的文學，但是，如果我們自己不能建設無產階級的文學來代替它，那它還是要將自己的生命繼續下去。根據著我們時代的任務，我們應努力於無產階級文藝的創作。我們不願意誇張，因為誇張不是成功的工具；但我們也不願意自棄，因為自棄是懦弱者的行為。我們惟有不斷的，堅定的，向前的努力。時代的任務是何等的重大！建設時代文藝的工作又是何等的艱巨！我們誠懇地希望一般革命的文藝青年來同我們一道兒努力。《婦女運動概論》序在階級社會未消滅私有財產制度未廢除以前，人類整個地總是在黑暗的，不完善的，無趣味的環境中過生活，這種生活的歷史可稱之為不光榮的歷史。當我想起歷史上血斗的污痕，現在種種為人類所不應有的種種慘象，不禁時為之心神戰慄！喂！好可怕的人類的生活！在這種可怕的生活現象中，一研究起來，我們更覺得人類的一半——女子的生活尤其可怕！經濟的壓迫，法律，政治，宗教等等的束縛，家庭制度的不良，虛偽道德的威權……簡直使得女子陷於很深的非人生活的慘境。在大體方面，我們稍有良心的人們應努力於全人類的解放；在局部方面，我們愛光明的人們更應輔助被壓迫的婦女努力於解放運動。倘若人類的一半沒有解放的希望，那末我們所謂全人類的解放豈不是妄言麼？不過婦女運動並不是單獨可以解決的，可以完成的；它是與整個的社會運動有密切的關係。人類社會生活黑暗的原因，是由於階級社會的構成，私有財產制度的存在；倘若這二者消除以後，我以為全人類解放的希望一定可以達到，而婦女問題也就可以解決了。因此，注意婦女運動的人們，應知道階級社會與私有財產制度，是全人類的公敵，尤其是婦女受壓迫的來源；倘若這二者不消除，全人類永無走入光明之道的可能，而婦女更永遠不能逃出黑暗的生活。我友瞿秋白的夫人，楊之華女士，最近著了一本《婦女運動概論》，我讀了之後，覺得她的觀點非常正確，實可為婦女運動的南針。她的婦女運動的意義，歷史，及現代中國婦女運動所應走的道路，在這一本小冊子裡說得清清楚楚，給與一般注意婦女運動者一明了的概念。中國近年來談婦女問題者頗不乏人，有的主張什么女性中心說，有的僅囿於什麼婦女參政，大半都不明了婦女運動應有的對象。之華女士獨能將婦女運動與整個的社會運動聯合一起，指明婦女運動與社會革命有不可分離的關係，的確對於現代婦女運動有莫大的貢獻。這本小冊子雖然是很小的，然而它的意義，在中國婦女運動史上，恐怕是很偉大的罷。之華女士本身就是一婦女運動的象徵。她本出身於富有的家庭，而現在居然以嬌弱之身，為自己的理想奮鬥，參加一般的勞動婦女解放運動及種種革命的，光明的事業……呵！光榮的女性！女性的光榮！我相信中國婦女終有解放的一日，而之華女士的這本小冊子，及之華女士的個人，將在中國婦女解放運動史上占一很光榮的位置。翻譯小說《信》的文末附志謝芙林娜女士成了現代俄國文壇的名家，其作風樸直可愛，無女性的缺點。她的中篇小說《冀土》使她成了名。這一篇雖然敘述一件很平凡的牧牛兒的故事，然而我們讀了之後，覺得有無限的回味。譯者附志《新流月報》第一期編後本月報的出世，既無宣言，又無卷頭語，這或者要使讀者有點奇怪。因為這個原故，所以編者不得不在這裡說幾句話，說明本月報發刊的意義。本月報發刊的意義很簡單。就是想對目前的如火如荼的新時代文藝運動，加上一點推進的力量。我們自己的能力很微弱，努力的結果也許對於文藝的前途沒有什麼幫助，但是我們一定要盡我們的力量做去，我們相信只要繼續不斷的努力，終久是不會沒有相當的影響的。至於本月報的內容，說起來也是很簡單的。本期所刊載的可以說全是小說。今後也將根據這個條件做去。雖然我們不願說本月報絕對不登其他種類的作品，但我們發刊這個月報的目的，是要使它成為一個純料的側重創作的小說月報，想對今後的創作壇有一點貢獻。同時，希望從事文藝的青年，都來和我們一同努力。這裡，我們展到本期的內容的介紹罷。在創作方面，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靈菲的《在木筏上》，全篇描寫南洋的木筏生活，是會給予讀者以一種新的印象的，至於被壓迫者的運命，以及他們是怎樣的被踐踏的生活著在這人間，也給予了我們的一種強烈的認識。萍川的《流浪人》寫的是一個參加革命的朝鮮青年的事件，在這一篇里，不但描寫了黨人的生活，鐵一般的意志，也深刻的表現著；篇中的主人翁留給我們以不少的興奮和激刺。秀俠的《黎三》，取材於一部分所謂野雉汽車的老闆們，從這其間表現出被壓迫者的「生之苦鬥」，對於這一篇，我們雖然認為在事件的原理的暗示上不怎樣的充實，但僅止有這一點缺陷而已。最後，要說到我的《麗莎的哀怨》了，這一篇是我的很大膽的嘗試，也只是一個嘗試而已；自家當然不能引為滿意之作。是成功還是失敗，請讀者於它發表完時再批評罷。本期的譯作也是三篇。先說日本平林子泰的《拋棄》，她是日本普洛派的著名的女作家，今年才二十五歲。從這一篇我們可以得到對她的相當的認識。只要看本篇的末段，我們就可以看出她在思想意識方面和中國的女作家們距離有幾何遠，雖說這一篇里所表現的意識還不怎樣的健全。馬拉斯金的《勞動者》，是描寫一個勞動者對於過去的生活——工人生活和兵士生活的回敘，表現著從他的苦鬥的生活中，體認出兩種戰爭的不同的意義來；他有一種特殊的作風，所表現的意識也是很健全的。講到謝廖也夫的《都霞》，杏村有一篇隨筆，現在且抄在這裡來替代我的介紹：在新俄的短篇小說中，曾經看過一篇叫《Thirteen》的，描寫一個沒有到入「團」的年齡，而渴望著，渴望著迫切的希冀入團的孩子的心理，從側面寫出黨人的崇高與偉大。謝廖也夫的《都霞》用的是另一種事實，但手段和目的意識是同樣的。都霞是一個貴族的女子，乞得黨人華西理的哀憐，讓她住在他的房子裡。她對於別的男性是很鄙視的，男性，在她看來，都是如她所說，「為什麼一切男人們都是這樣地混蛋呢？自己先爬來接吻，然後……然後他們什麼都不管了。」但是，對於華西理卻不作如是想。她屢次的要勾引華西理，結果都失敗了。後來，白黨反攻過來，華西理跑了。都霞在他遺下的兩本書中，發現他寫給他的情人的一封「勇敢的」信，她在失望之餘，對著這一封信，仿佛強健的人望著殘廢的人一樣，「在本身方面感到單戀的失戀的悲哀了」。同時，「覺得有一種不相識的，巨大的，新的感覺包圍了她」。就在這時，白軍來搜查華西理，她當然是不知道華西理的所在，然而，她為「新的感覺沉醉了」。她自己覺得崇高，而以華西理的愛人自居了，她，於是，反抗白黨的探問，甚至自承與華西理同黨。可是，在白黨去後，「都霞，立在房子的中間，也就在此地順著向地板躺下，將手掩住面孔，輕輕地繼續著無從安慰的哭泣」。這種表現的手法，是萬分值得從事普洛文學作家注意研究的。由此可以想到我們自己試作的一些「抱著柱子固定的轉」的笨拙的表現法的可笑。所以為著某一種的意義而去創作時，取材一定要絕對的「求自然」，絕對要避免「抱著」的病態。不過，都霞這一篇的技巧，還有值得我們注意的，那就是她在覺悟之後，在白色圈中所悟到的黨人的崇高。這樣的表現，當然也許是事實，是比寫都霞在「紅」的環境中覺悟的更有價值。這種從側面表現的方法感動人的地方，比從正面寫來得深刻。至於題材的本身，也是很令人感動的一出戀愛的悲劇。介紹完了。我們很希望能夠得到讀者對於我們的指正。如讀者將它視為自己的刊物，那我們將引以為無上的榮幸。我們將極力鞭策自己，順著新的，光明的，偉大的道路走去，以期不負讀者的希望。《新流月報》第二期編後若果讀者諸君對於本報第一號認為還能滿意的話，那我們就很能自信這一回的本報是同樣的不會令大家失望的。在這一回創作之中，我們要特別的介紹平萬的《母親》。他把被損害的人類的母親的性格，寫得是那樣的令人感動，我們是能因此去把握到被損害的人們的痛苦的靈魂的。至於那個義子，他描寫得又是這樣的充滿著生命的活力。平萬是長於描寫兒童的，請看在這一篇里是怎樣的寫了這個被損害的義子。高爾基在一篇創作里說道：「人們是有多少種的：……聽上帝的意志……還有人比我壞些……更壞些……」是的，這種事實，在《母親》里也是同樣的存在著…… 其次，就是靈菲的《在洪流中》了。這一篇也是描寫母愛的，但他所描寫的事實是藏匿了從敵人手中逃回來的兒子的母親的顫抖的靈魂。可是，如此的母親，是終於毀不了子代的革命的意志的。取材的背景是在洪水泛濫的時代，和他的《在木筏上》一樣的會給予我們以新的印象。杏邨的《那個羅索的女人》，是一個取材於流亡在上海的羅索人的短篇。在這一篇里，我們可以看到，看到被羅索人所尊重的貴族的血統的關係，是怎樣的一步一步的被經濟的力量所摧毀了。內容的事實是一對羅索貴族青年的結婚和離開…… 還有一篇，就是秀俠的《某月某日的那一天》。這是一篇諷刺小說。以一個黨人的一天的生活為描寫的對象。筆致是輕快的，事實是有趣的，包管讀者諸君讀了「皆大歡喜」！還有，就是我自己的《麗莎的哀怨》，和詩稿《給某夫人的信》了。前一篇是上期的續稿，後一篇，是最近寫的一首詩，究竟怎樣，我自己不願下什麼批評，還是請大家自己去看罷…… 翻譯是兩篇。端先譯的平林泰子的《在施醫室里》，事實是承接《拋棄》的，這一篇的寫法，和高爾基《二十六男和一女》很是相似。她把在施醫室里的生活寫得是如此的可怕。讀者諸君要認識人間地獄麼？這便是地獄的一面。全篇的內容和形式是比《拋棄》更好的，是更豐富的收穫…… 伯修譯的日本女作家窪川稻子的《菸草工場》，是一篇以去年大檢舉的事實為題材，描寫菸草工廠里的女工的生活的小說。作者很精細的把女工的非人的生活暴露了出來。和《在施醫室里》同樣的是「人間地獄」的生活的實寫的一面呵！關於本報這一期的介紹完了。在這裡請附帶的說明一句：第一號的本報因倉卒出版，未能細加校閱，以致有了不少的錯字。這一點，希望讀者諸君特別的原諒。再者，本月報這兩期的封面畫，都是青年畫家鄭人仄君畫的，謝謝他。近來按著許多認識的和不認識的朋友的來信，本宜一一答覆，但因為生活所迫，實難顧到。此後來信除關於文藝而認為有答覆的必要者，恕不答覆，尚祈見諒。《愛的分野》譯者小序本書為新俄作家潘特里芒·羅曼諾夫所著。羅曼諾夫在革命初期，還不見得十分著名，可是近幾年來，他的聲譽卻異常地增高了。他是一個寫實主義者，大部分還是繼承著俄羅斯「大文學」的傳習。他善於表現革命後的社會生活，尤其善於描寫革命後的男女關係。他的著作很多，其最大的長篇為《露西》。本書是他最近的長篇，主旨在於描寫新舊戀愛觀的衝突。這不是普通的戀愛小說可比，它實在含有偉大的意義。我們由此不但了解革命後的男女關係，而且了解革命的趨向。讀了這一部書之後，那我們就可以看見我們中國現今的戀愛小說，是如何地無聊，是如何地淺薄了。關於羅曼諾夫的作品，俟有機會時再做詳細的介紹，現在且將他的這一本書譯獻給中國的讀者。我很希望讀者們讀了這本書時，能夠得到一點什麼新的啟示。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日於德國柏林《一周間》譯者後記這是新俄文學的第一朵花，也就是說從這一部書出世之後，所謂普洛文學得了一個確實的肯定。譯者在《俄國文學概論》一書中，曾有過下面一段的話語：《一周間》在描寫革命的著作中，真是要占一個特殊的位置，因為它實在表現出革命中××主義者的形象及他的心靈來。李別金斯基的兩眼特別會看，他看出××主義者的心靈深處。倘若我們讀別的作家的作品時，只能見到部分的，冷靜的，嚴厲的××主義者，那我們在《一周間》內所感覺的就不同了。「書中的情節很簡單：在一個縣城裡，需要籌措燃料，因為沒有燃料，就不能運輸谷種來種地。保護城市的一營兵，照情勢看，要被派遣到離城二十多里路的一座廟宇去，因為那裡有很大的森林。在城的周圍猖獗著土匪，而城裡又潛伏著許多叛黨。若將兵派走了，而遺下城市沒有保障，這是很冒險的事情，但是若沒有燃料，這也是很大的困難。黨部傾向於冒險的一方面。叛黨利用城中無兵的機會，暫時占據了城市，而將黨的首領很殘忍地殺死了許多。後來被派出的一營兵回來復將叛亂取消了。「這一部書美妙的地方在什麼地方呢？在於它表現從事英雄的，悲壯的，勇敢的行動之主人翁，並未覺得自己的行動是英雄的，悲壯的，勇敢的。所謂偉大的，證明有道德力量的冒險事業，成為日常的必要的工作，因此從事冒險的英雄，也就不覺得自己是英雄了。「李別金斯基將我們引到革命的試驗室里，在這裡我們看見一些所謂先鋒隊規定革命的行動，研究革命的過程。革命並不是自然的波浪，而是一種很複雜的，很艱難的藝術，或者可以說是一種科學。俄國革命，它的勝利的條件，在很大的範圍內，是因為這次革命有很好的先鋒隊——知道革命科學的人們。李別金斯基首先把我們引到革命的試驗室里，我們在這裡可以看見規定革命，把持革命，引導革命的一些革命的科學者。「在暴動的前一天，負責任的人們如箕曼，羅伯珂，克里明，都是忙碌的，然而又都是不知疲倦為何物的人們。如羅伯珂是病得很重的□（原文此處為「□」）人了，然而他不以自己的病為事，而從事於工作的計劃。他們真都是所謂熱心的，英雄的，冒險的人們！但關係於這種圖畫的描寫和表現，並不是此書最有力量的，最驚人的部分。李別金斯基所指示我們的，是死，不是一種最高的對於革命的道德；最高的道德是要將自己的生命中所有的都獻於革命，是死的結果能夠促成事業的成功，能夠對於革命有利益。不但是死，就是忍飢挨餓，或飲痛吃苦，在道德上的價值，也要以它們對於事業的成效而定。當一個勇敢的不怕死的英雄很容易，而當一個勇敢的不怕死的英雄，同時是成就事業的智士，這就很困難了。然而對於革命，這種人是頂有價值的。李別金斯基在《一周間》內給與了我們這種有價值的人們…… 「倘若藝術的作品是能夠使人用新的眼光觀看環境的事物，那末，《一周間》就是一部很有價值的藝術的作品了。在《一周間》內，我們看出革命的Dialectic，我們看出真正的革命的個性，這種個性是以完成整個的，全部的社會組織為前提，而走入自身的消滅。……」現在，我沒有在這些話語之上，再加上一些什麼的必要了。這不但是新俄文壇的名著，也是李別金斯基個人所有的作品中之最好的傑作。在這一部以後，他也曾寫了很多的長篇，如《明日》，《委員》，《在轉變中》，但是在藝術的價值上，都及不上這一部。也許李別金斯基此後不會再寫出更好的作品了，然而有了這一部《一周間》，他的名字已足夠在普洛文學史上永垂不朽了。這一部書是我在病中譯就的，疏忽之處，或有所不免。如果被別人或我自己發現錯誤時，當陸續有以更正之。 1929年，12月。《新流月報》第四期編輯後記《新流月報》第四期，在三期發行以後九個月的現在，總算又呈現到愛護本報的讀者諸君的面前了。所以首先我們就得向讀者諸君道歉，並希望讀者諸君原諒我們；《新流月報》的中途停頓，我們實在不能負多少責任，它有它的客觀的困難，它也有它不得不暫時停頓的環境。總之，在當日是不得不停，所以我們停頓了；現在是有了重出的機會了，因此我們又把它編了出來。本期所有的稿件，三之二是在三月間編好的，現因發行的時期迫促，只得就原編稿略加改動付印，內容以及形式雙方的不完善的地方務希讀者諸君原諒。所有的新的計劃，新的改變，在這一期都來不及實現，只有等到五期了。從第五期起，我們決計把《新流月報》改名為《拓荒者》，內容也大加擴充，在本期的卷首已有了預告，我們還希望讀者諸君多多的予以幫助。從三月末起，因編輯部地址常有變動，以及本社各個人生活的變動，把許多的來稿的地址遺失了，也有些因時期過久怕投寄不到未曾通知。現在在這裡特別申明，請幫助我們的稿件的諸君原諒。並希在陽曆一九三○年一月底前將前寄稿名，署名，以及地址開示。可用各稿當一一通知，否則當一一退還。一九三○年一月起，來稿無論用與不用，在稿件到後一星期內決定奉復。我們以無限的熱忱，歡迎讀者諸君在稿件上以及精神上的援助。此外，沒有什麼話要說的了。翻譯小說《此路不通》的篇末附記在萌芽的第三期上，魯迅先生有一篇文章，中間有指責我的地方：一，我反對重譯；二，我不努力從俄文譯些作品到中國來。關於後者，我沒有多說話的必要，因為我認為我的重要的任務不在於翻譯，但是進至今日為止，我究竟譯了兩三部東西，並且現在還在繼續抽出工夫譯將下去。關於前者，那我就要說魯迅先生未免有點武斷了。我在什麼地方說過反對重譯的話？不錯，在《東京之旅》里我表示過中國的翻譯有許多靠不住的，但這並不能證明我反對重譯。重譯究竟比不譯為好，這不但我明白這個道理，就是一個中學生未見得會說出：「不明白這個道理」的話來。魯迅先生武斷我反對重譯，這豈不是笑話？至於現在有許多翻譯令人發生「生硬」和「模糊」之感，這是事實，不必多諱。我想，這並不是重譯不重譯的問題，而是譯者對於原書的理解和他的翻譯的技巧的問題。魯迅先生既然對於翻譯很熱心，那我就希望他對於此種現象有以糾正之。《失業以後》前言中國新興文學短篇創作選之一在艱苦的三年的奮鬥之中，中國的新興階級文藝運動，因著客觀條件的成熟，不但獲得了它的存在權，而且是漸次的把這一運動的基礎植立在被壓迫的大眾之間了。在三年來整個運動的進展上，雖不能說是有怎樣的驚人的成績，但它是在幼稚與錯誤之中，慢慢的生長而且健康起來，而且在每一個階段上，相當的完成了它的任務，除掉文藝運動上的取消主義者，根本上否定這三年來的運動的意義外，這大概誰個都能理解的事吧。目前，整個的新興階級文藝運動，是更加活潑起來了。它不但一天一天的與整個的新興階級政治運動很密接的配合起來，更具體的擔負起它的對於新興階級解放運動的鬥爭的任務，而且是通過了僅止「傾向正確」與「意識健全」的要求，走向「情緒的新興階級化」的克服的一階級了。這一部選集裡所選的一些作品自然不能說是怎樣健康的，也不能說是完全適應於現階級的要求的，更不能說是最精粹的選集；然而，這些作品，確實是顯示了中國新興階級文藝的最初的姿態，從寫作的時間上也呈現了三年來的作品的發展的一般形式。讀者諸君，請在這一部選集裡，去認取中國無產階級文藝的最初的畫像吧！附記一：關於這一部選集的分卷與編次，是沒有一定的計劃的，只要選輯到夠一卷的字數的稿件時，就按著各篇的發表時間順序排印起來。這是希望讀者特別注意的。附記二：本來很想寫一篇比較長一點的序引，因為近來舊病復發，不能工作，只得簡單的寫下一點隨感，作為選集的前言，如果最近病體能夠復元，在本書再版時，大概總可重寫一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