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讀王陽明心學 · 應用第六
今之君子，即未敢公然仇道德，然贅旒視之也久矣。叩其說則曰：善矣而無用也。吾謂天下無善而無用之物。既無用矣，即不得謂之善。述應用第六。
啟超謹案：前五篇所述學說及所附案語，其發明道德之應用者既不少，無取重出於本篇。今刺取前篇所未及者，聊申一二云爾。
我能制事，毋令事制我
有問錢緒山曰：「陽明先生擇才，始終得其用，何術而能然？」緒山曰：「吾師用人，不專取其才，而先信其心。其心可托，其才自為我用。世人喜用人之才，而不察其心，其才止足以自利其身已矣，故無成功。」愚謂此言是用才之訣也。然人之心地不明，如何察得人心術？人不患無才，識進則才進，不患無量，見大則量大，皆得之於學也。（高景逸）
啟超謹案：此言用才之訣與鑒心之術，最為博深切明。
學者靜中既得力，又有一段讀書之功，自然遇事能應。若靜中不得力，所讀之書，又只是章句而已，則且教之就事上磨練去。自尋常衣食以外，感應酬酢，莫非事也。其間千萬變化，不可端倪，而一一取裁於心，如權度之待物然。權度雖在我，而輕重長短之形，仍聽之於物，我無與焉，所以情順萬事而無情也。故事無大小，皆有理存，劈頭判個是與非。見得是處，斷然如此，雖鬼神不避；見得非處，斷然不如此，雖千駟萬鍾不回。又於其中條分縷析，銖銖兩兩，辨個是中之非，非中之是，似是之非，似非之是。從此下手，沛然不疑，所行動有成績。又凡事有先，當圖難於易，為大於細。有要著，一勝人千萬著；失此不著，滿盤敗局。又有先後著，如低棋以後著為先著，多是見小欲速之病。又有了著，恐事至八九分，便放手，終成決裂也。蓋見得是非後，又當計成敗，如此方是有用學問。世有學人，居恆談道理井井，才與言世務便疏。試之以事，或一籌莫展。這疏與拙，正是此心受病處，非關才具。諺云：「經一跌，長一識。」且須熟察此心受病之原，果在何處，因痛與之克治去，從此再不犯跌，庶有長進。學者遇事不能應，只有練心法，更無練事法。練心之法，大要只是胸中無一事而已。無一事乃能事事，便是主靜功夫得力處。（劉蕺山）
啟超謹案：陽明先生教學者，每多言事上磨練功夫，蕺山此文即其解釋也。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語每為近世功利派所詬病，得此文救止之，庶可以無貽口實矣。凡任事之成功者，莫要於自信之力，與鑑別之識。無自信之力，則主見游移。雖有十分才具，不能得五分之用。若能於良知之教受用得親切，則如蕺山所云。見得是處，斷然如此；見得非處，斷然不如此。外境界一切小小利害，風吹草動，曾不足以芥蒂於其胸，則自信力之強，莫與京矣！無鑑別之識，則其所以自信者。或非其所可信，然此識決非能於應事之際得之，而必須應事之前養之。世之論者每謂閱歷多則識見必增，此固然也。然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如鏡然，其所以照物而無遁形者，非恃其所照物之多而已，必其有本體之明以為之原。若昏霾之鏡，雖日照百物，其形相之不確實如故也。蕺山所謂「遇率不能應，只有練心法，更無練事法」，可謂一針見血之言也。此義於前《存養篇》中既詳言之，今不再贅。
【案語】王守仁對存理去欲功夫不僅主張靜存，還主張在遇到觸及切身之事時不為所動而能經受心理考驗。即「事上磨鍊」。他說：「人須在事上磨鍊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靜，遇事便亂，終無長進，那靜時功夫亦差，似收斂而實放溺也。」（《傳習錄》下）「事」指因外界事物引起「七情所感」而產生的「私意」，使心中的天理或遷或不及，「不得其正」，恰要在此時，去下功夫用天理制約之。恢復「行事的心」，使對父兄能孝敬，對鄉黨親戚親和恭敬（見《諭泰和楊茂》）。
或謂聖賢學問，從自己起見，豪傑建立事業，則從勛名起見。無名心，恐事業亦不成。先生曰：「不要錯看了豪傑，古人一言一動，凡可信之當時，傳之後世者，莫不有一段真至精神在內。此一段精神，所謂誠也。惟誠，故能建立，故足不朽。稍涉名心，便是虛假，便是不誠。不誠，則無物，何從生出事業來？」（劉蕺山）
蕺山見思宗。上曰：「國家敗壞已極，如何整頓？」先生對：「近來持論者，但論才望，不論操守。不知天下真才望，出於天下真操守。自古未有操守不謹，而遇事敢前者；亦未有操守不謹，而軍士畏威者。」上曰：「濟變之日，先才而後守。」先生對：「以濟變言，愈宜先守，即如范志完操守不謹，用賄補官，所以三軍解體，莫肯用命。由此觀之，豈不信以操守為主乎？」上始色解。（《明儒學案·劉蕺山傳》）
啟超謹案：孔子思狂狷，狷者有所不為。白沙言學者須有廉隅牆壁，方能任得天下事。今日所謂才智之士，正患在破棄廉隅牆壁，無所不為。蕺山之藥，用以濟今日之變，其尤適也。
「動靜」二字，不能打合，如何言學？陽明在軍中，一面講學，一面應酬軍務，纖毫不亂，此時動靜是一是二？（劉蕺山）
啟超謹案：高景逸雲，「靜有定力，則我能制事，毋令事制我。陽明所以能一面講學一面治軍者，皆能不見制於事而已。」
養成一世之風尚，造出時代之精神
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賢且智者，則眾人君之而受命底焉。尤智者，所君尤眾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眾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則眾人與之赴利。眾人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風俗之於人心也，始乎微而終乎不可御者也。先王之治天下，使賢者皆當路在勢，其風民也皆以義，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謂一二人者不盡在位，彼其心之所向，勢不能不騰為口說而播為聲氣，而眾人者勢不能不聽命而蒸為習尚，於是乎徒黨蔚起，而一時之人才出焉。有以仁義倡者，其徒黨亦死仁義而不顧；有以功利倡者，其徒黨亦死功利而不返。水流濕，火就燥，無感不讎，所從來久矣。今之君子之在勢者，輒曰天下無才，彼自屍於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向，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而翻謝曰：「無才。」謂之不誣可乎？否也。十室之邑有好義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然則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非特處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與有責焉者也。有國家者，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慎擇與共天位之人；士大夫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惴惴乎謹其心之所向，恐一不當，以壞風俗而賊人才。循是為之，數十年之後，萬一有收其效者乎？非所逆睹已。（曾滌生《原才篇》）
啟超謹案：道學之應用，全在有志之士，以身為教，因以養成一世之風尚，造出所謂時代的精神者。王陽明與聶雙江書及曾文正此文，言之無餘蘊矣。顧亭林之論世風也，曰觀哀平之可以變而為東京，五代之可以變而為宋，則知天下無不可變之風俗，而以歸功於光武明章藝祖真仁之提倡。其論當矣，然猶未盡也。風俗之變，其左右於時主者不過十之一二，其左右於士大夫者乃十之八九。夫以明太祖成祖之狠鷙，其所以摧鋤民氣束縛民德者可謂至矣。而晚明氣節之盛，邁東京而軼兩宋，豈非姚江遺澤使然哉？即曾文正生雍乾後，舉國風習之壞，幾達極點。而與羅羅山諸子，獨能講舉世不講之學，以道自任，卒乃排萬險冒萬難以成功名。而其澤且至今未斬，今日數踸踔敦篤之士，必首屈指三湘，則曾羅諸先輩之感化力，安可誣也？由是言之，則曾文正所謂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者，必非不可至之業。雖當舉世混濁之極點，而其效未始不可睹。抑正惟舉世混濁之極，而志士之立於此旋渦中者，其卓立而湔拔之，乃益不可以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