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黨內幕 · ◎所謂「英美派」

在談「英美派」之前，先談一談一般所謂「派」的意義及形成「派」的過程。中國舊時士大夫階級中，理學有「程朱派」與「陸王派」，古文有「桐城派」與「陽湖派」，詩詞也有這派那派，這就是說信仰那些人和模仿、學習那些人的思想學說方法，同時又排斥其他不同思想學說方法的（所謂有「入主出奴」之見的），即成為什么派。從清季派留學生出國求學以後，因為英、美、德、法、日等國經濟、政治、文化、軍事，各方面都比中國強，有些留學生回國後，總是誇獎外國的長處（有一個諷刺留學生的故事：某生留美回來，講起什么東西來都是美國的好，中秋賞月，他說「月亮也是紐約的好」。他的父親氣不過，就打他一個耳光，罵他忘本，他卻說「就是打耳光，也是美國人打得好」），住過甲國的說甲國好，住過乙國的說乙國好，從甲國學的歡喜用甲國的出品，從乙國學的熟悉乙國的機械，於是就成了英國派、美國派、德國派、法國派、日本派……到那一國去留學，理應知道該國的長處以及學她們的長處的，否則就不必去學，日本也有所謂「知英派」「知米（美）派」「知獨（德）派」之稱；但在咱們中國，因為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帝國主義者掌握最高的支配權，所以若干「知英」「知美」……者就不僅對英、美等國盲目崇拜，遇到任何事情產生「如果在某國就一定有辦法」的想法，且進一步依賴某一國，以為「只有某國能有辦法」，就不是「知什么」派而是「親什么」派了。 以留學生的數量講，日本的最多，「親日派」就產生於留日學生之中，但所占的比數並不大，因為日本的教育精神強調了狹隘的愛國主義，所以大多數日本留學生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數量上占第二位的是留美學生，第一是美國在華所辦的大學特別多——如燕京、金陵、聖約翰、嶺南、滬江、湘雅、協和、東吳、之江、文華、華西……遍於南北東西各大都市；第二是美國首先把庚子賠款用於對華文化教育方面，特別是用於派遣留學生方面。留美學生回國後，雖然不是多數變成「親美派」，卻大多數對美國有好感，或多或少地信賴美國。英國是第一個打開中國門戶的，一直到抗戰為止，操縱中國政治最有力的是大英帝國，上海人把美貌的人（不論男女）叫做「大英照會」，以形容其到處吃香，可見英帝國主義者在中國勢力的龐大與深入。英美兩國語言文字相同，在國際政治鬥爭中常採取平行政策（雖然彼此間也有矛盾），所以「親英派」與「親美派」就很易聯成一氣，通常就叫做「英美派」。 從廣義講，整個蔣介石集團都是「英美派」，蔣介石是美帝國主義的走狗頭子，一切都依靠美國，宋子文、孔祥熙固然澈頭澈尾是美國買辦，黃埔系、藍衣社、CC也都是執行美國顧問的命令與實施「中美合作」的，就是素以「親日」著名，靠「親日」起家的政學系，現在是靠美國主子的青睞而掌權，張群就是到美國去「養病」，被美國當局評定為「自由主義份子」而回國任「行政院長」的。馬歇爾說，「蔣介石是為英語民族的利益而作戰的」。這句話如把「英語民族」改為「英美帝國主義」就是百分之百的正確。但我們這裡所說的「英美派」，含義並不如此廣，只是限於藍衣社、CC、政學系、宋孔集團之外的一些職業外交政客與金融買辦一類人物，連王世傑、郭泰祺都不算在內。 在職業外交政客中，著名而又主要的數王寵惠、顧維鈞、王正廷三人，後進的則有魏道明、錢泰、金問泗、劉師舜、徐謨等人。 王亮疇（寵惠）是法律專家，辛亥革命後任南京臨時政府司法總長、北京政府的外交總長，民十齣席華盛頓會議代表，回北京後，曾一度出任「好人內閣」的國務總理，「好人內閣」的命運很短，根本沒有做什么事。民國十六年以後任南京的司法院長，先後擔任海牙國際法庭法官多年。孫中山說過中國有三個半人的英文好，他就是半個（其餘三個為辜鴻銘的文學，陳友仁的時事評論，伍朝樞的政治宣傳文章）。民國十五年起當選為國民黨第二屆中央監察委員，其後一直連任到六屆。抗戰期間，曾一度任外交部長，最高國防會議秘書長；政治協商會議後為改組行政院候選院長三人之一（其他兩人為孫科、張群，最後始由蔣確定任用張群）。王寵惠在國民黨中是元老，是學者，一般認為是「正派」「清白」的。我只講他一個故事：從「好人內閣」之後，王寵惠、湯爾和、羅文干、顧維鈞四人結為兄弟，以便互相援引。那時國內三大勢力，奉系、直系、國民黨，究竟誰勝誰敗，孰興孰衰，尚難預料，因此他們就分了工，顧維鈞投奔吳佩孚，湯爾和、羅文干依靠張作霖，王寵惠本是老國民黨員，又系廣東省人，則「參加革命」，將來不論誰勝利成功，他們四兄弟就都「朝里有人好做官」。北伐完成，東三省易幟，國民黨的統治優勢是成功了，顧、羅、湯都保持原有高官。但內部矛盾既多，帝國主義間角逐甚力，還是舉棋難定，特別是「九·一八」以後，更不易斷定「鹿死誰手」，於是又有了新的部署，湯爾和留在北方與日本侵略者勾搭，羅文干到南京投宋子文系統，任外交部長，拉攏美國對抗日本（羅長外交時對日本采不理態度，日本公使來由亞洲司長接見，參事等來由科長接見，因與汪精衛的政見不合，於宋子文出席世界經濟會議時被蔣汪免職），王寵惠則以元老資格調停寧粵，實際上偏袒西南，顧維鈞則周旋於英法之間，以觀時變。「七七」以後，湯爾和公開投敵，出任華北臨時政府的「常務委員」兼「教育督辦」，死得早，未受裁判。羅文干則參加了國社黨，以第三者姿態出現於國民參政會，不久就病死昆明，沒有一顯身手。王、顧兩人則依然做國民黨的大官。 「惠靈頓」顧是有名的青年外交家，說得一口流利的英語和法語，熟悉一切西洋禮節，儀表很好，在國際會議中曾屢次駁倒日本代表（日來人的外國語，一般都說得拙劣的），但他的本領就是這些。顧少川（維鈞）是唐少川（紹儀）的女婿（唐另一女婿為施肇基，亦為外交官），得唐紹儀的提拔，逐步上升，第一次歐戰後召開巴黎和會（民八）時己任公使，為中國出席和會代表之一，以後歷任駐法、駐英公使，民十華盛頓會議又為出席四代表之一（其餘三代表為施肇基、王寵惠、伍朝樞，伍未出席）。共後即投靠直系吳佩孚，是年直皖戰爭，段祺瑞失敗，吳佩孚正聲勢煊赫，顧曾任外交總長，並一度代理國務總理。中蘇建立邦交，即顧在外長任內與加拉罕談判，一切俱已商定，即將簽字，其時直系內部又分為洛（陽）派（吳佩孚）、保（定）派（王承斌，曹銳），雖共同擁戴曹錕，但彼此間爭權奪利，互相排斥甚烈，顧屬洛派，保派對顧大肆攻擊，吳佩孚則通電支撐顧氏，但顧終為保派所倒，故中蘇協定由王正廷簽字。顧之元配唐早死，續弦為南洋華僑富孀黃氏，系爪哇糖商黃某之女，以豪富著名。據傳顧妻所戴的珠寶鑽飾，曾使英國王后自愧不如，其父親死後，她又承繼到遺產八百萬鎊（合美金約四千萬元，那時美國人有財產百萬元的即稱富翁）。當舊國會最後在北京復會期間（即賄選曹錕為總統的豬仔國會），顧維鈞曾一度代理國務總理，當向國會提同意案時，有些無恥的議員們說：「顧少川嗎？沒有問題，顧夫人的錢那樣多，做總統也很容易，何況做總理？」顧維鈞為江蘇嘉定人，民國十三年江浙戰爭（江蘇為直系齊燮元，浙江為皖系盧永祥），直系軍隊的紀律極壞，江浙人民恨之切骨，而顧維鈞則為直系張目，其嘉定的老家即為直系軍隊所搶掠，他元配唐氏的棺材也給直系軍隊撬開了。那時江蘇的紳士曾由袁觀瀾（希濂）領銜打電報痛罵顧維鈞，說他「禍國禍鄉」。 國民黨執政之後，曾企圖在黨棍中及有關的大學教授中起用一些外交官，以代替舊的外交官僚，如以劉文島為駐意大使，程天放為駐德大使，張乃燕為駐比公使，張歆濟為羅馬尼亞公使等，結果都鬧了不少笑話，騰笑國際，最後還是不得不重用外交官僚。顧維鈞即以此因緣，由法調英，由英調美。 王儒堂（正廷）與蔣介石同鄉，小時曾同學過，信基督教，辛亥革命時任黎元洪的軍政府外交部次長（總長為伍廷芳，南京臨時政府成立，總長仍為伍，次長則易為溫宗堯），任南北議和代表參贊（民軍代表為伍廷芳，參贊為溫宗堯、汪兆銘、王正廷），臨時參議院議員。民二第一屆國會召開，任參議院副議長。民六西南護法，王亦南下。民八巴黎和會，南北合派代表，王正廷為南方代表，與陸征祥、顧維鈞等同時出席，曾把山東問題密約告訴留法學生代表，當時頗負時譽。時傳美國威爾遜，是王正廷在美讀書時的教授，與王有師生之誼，威爾遜頗有幫助中國「翻案」之意，因北洋政府的代表軟弱，故毫無結果。這一說法，是教會中人為抬高王正廷的聲望而編造的，實際上美國與日本早訂過「藍辛、石井秘密協定」，承認日本接管德國在山東的權益，是袒日的。巴黎和會之後，王正廷就離開了南方而投到北洋政府去做官，華盛頓會議後，因直系軍閥的支持，任接收青島的督辦，在洛、保派的爭執，王正廷是保定派，是聲名狼藉的曹銳（曹錕之弟，時任直隸省長）的門下客，因此得任外交總長。民國十三年以後，王又以同為基督徒的關係成為馮玉祥一派；十六年後，以同鄉關係任蔣介石的外交部長。王正廷在南京做過兩次外交部長，也被學生打了兩次，一次是為了濟南慘案，日軍占了濟南，殺了交涉使蔡公時，國民黨政府完全取退讓政策；一次是「九·一八」事變後，國民黨政府採取不抵抗政策。這當然不能要王正廷負主要責任，但他既做了外交部長，就首當其衝，嘗了愛國青年的拳頭。抗戰開始，王正廷做駐美大使，那時蔣介石把主要的希望寄托在美國身上（希望美國出來調停，國民黨「抗戰」的目標，是「三國干涉還遼之舉，不難重見於今日」）。而不學無術的王正廷，卻為羅斯福總統所輕視，王每次去請見羅斯福時，羅斯福在禮節上不能不接見，但羅實在不耐煩與王談話，所以每一見面就先邀王正廷打高爾夫球，以消磨時間，使王沒有談話的機會。蔣介石知道了之後，不得不把王正廷調回，而派「學者」胡適去繼任大使（不過胡適的荒唐更超過王正廷。胡適到任不久，外國記者問他：「中國的游擊戰打得怎樣？」胡適的回答竟是：「游擊戰，不過害害老百姓而已！」所以許多華僑控告他，說他「完全不是中國人的立場，竟像是日本的大使」）。 王正廷下台的另一原因，是為了他建議徵用中國銀行海外分行所保有的國外證券（股票、債券），宋子文說他「不明事理」。抗戰初期，只有蘇聯借錢借軍火及派遣空軍志願兵到中國來助戰，直到第二次歐戰發生時止，英國或美國貸給中國的借款，不及蘇聯十分之一，總計起來，不過幾千萬美元，而且都附有苛刻條件。王正廷在美國既借不到錢，覺得難以完成任務，恰巧他的兄弟王正序擔任中國銀行紐約分行經理，從王正序那裡知道中國銀行存儲著外國證券有二萬萬美元之多，就一個電報向蔣介石建議，由政府徵用這筆財產。蔣介石聽到「兩萬萬美元」那樣大數字，很為高興，馬上邀宋子文商量如何提用。宋子文是中國銀行的董事長，他考慮了一下，這樣答覆蔣介石：「政府一定要動用呢，也可以，但要給我一個月時間，把所有海外中國銀行分行的負責職員統統都調回來，準備好破產辦法，免得他們都吃外國官司。因為這二萬萬美元的證券，是所有海外分行的存款準備，如動用了，就無法支付存戶提款，那只有破產；而中國在外國又沒有領事裁判權，各地分行的負責人就要吃外國官司的。」蔣介石一聽，等於兜頭一盆冷水，把一團高興化為烏有。接著宋子文就主張把王正廷撤換，促成了王的去職（同時王正序也因此被調回，改任總行專員）。王下台後居香港，與杜月笙、錢新之等代蔣與日本興亞院代表進行秘密談判投降條件。日本投降後，王任揚子建業公司董事長，成為孔系財閥的傀儡。 在金融買辦中，我只介紹兩個典型人物——陳光甫與貝淞蓀。一般把他們列入宋子文系，那也有相當道理，一則他們都和宋子文密切合作過，二則他們是「具體而微」的宋子文，起著與宋子文同樣的作用；但從另一方面講，他們的社會地位與政治資本，並不是依附宋子文得來的，正因為與宋子文能起同樣的作用（只是量的不同），不免「同行嫉妒，互相爭寵」，所以不應作為宋系。他們在某些方面與宋子文完全沆瀣一氣，某些方面則與宋子文「分庭抗禮」，不受宋子文的支配。 陳光甫（輝德），江蘇鎮江人，在上海金融界（錢莊業），有四幫：江蘇的蘇州幫與鎮江幫，浙江的寧波幫與紹興幫。從錢莊發展到銀行，鎮江幫勢力較大，在大錢莊中（匯劃莊）則寧波幫居優勢。陳光甫從美國留學回來，以廿萬元的資本創辦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由於辦法新穎方便，管理科學合理，給往來者以許多便利，業務逐漸擴大，資產日益雄厚，截至抗戰之前，上海銀行所吸收存款之多，在全國商業銀行中占第一位。陳光甫有那樣的成績，所以中外資產階級都承認他是一個有能力的成功的企業家，特別是美國資本家很看得起他，因為他從美國學到本事，能靈活運用而得到成功。民國十七年起，宋子文掌握南京財政權以後，在上海銀行界中特別倚重兩個人，一個是上海銀行總經理陳光甫，一個是浙江實業銀行總經理李馥蓀（銘）。浙江實業銀行是四十萬元資本搞起來的，那時也已為大銀行之一，不過從發展的比例上講，「浙實」就不如「上海」。從表面上看，中國所有銀行都是從小到大的，實際上則有許多銀行都是有所憑藉的，如北四行中的金城銀行是靠侵占交通銀行起家，大陸銀行則靠侵占中國銀行起家的：金城、大陸兩銀行為中交兩行的高級職員所創設（大陸銀行在北京時就設在中國銀行的後門，室內完全相通），放款做生意，賺了錢就算大陸、金城的，蝕了本就記入中交兩行的帳內，這樣才成為大銀行。在上海，中交兩行（特別是中國銀行）扶植了新華信託儲蓄銀行，但新華銀行到今天還不能算什么大銀行。可見上海銀行與浙江實業銀行的靠經營得法而逐步發展，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正因為陳光甫有這一資本，所以他在美國資本家眼中的地位，僅次於宋子文。抗戰初期，蔣介石要從美國取得物資與借款，同時又不願重用宋子文（那時蔣宋之間有矛盾，宋孔之間有矛盾），而宋子文則多少有「你要打通美國關係，就非我不可」的氣概。蔣介石既不肯對宋讓步，孔祥熙又不中用，不得已而思其次，就派陳光甫到美國去談判借款和換貨協定，借款和易貨，均以鎢砂、桐油、豬鬃等特產償付。一九三九、四○年時有人主張設貿易部，以陳光甫為部長，但孔祥熙不肯把大利讓人，結果只設一貿易委員會，以陳為主委。在這一階段中，蔣介石、孔祥熙以陳光甫代替宋子文，所以也有人把陳光甫列入孔家系統，那更不恰當，陳根本瞧不起孔，而且多少有矛盾。在抗戰之前，陳光甫的事業，民族資本的氣味較重，抗戰後特別是做了貿易委員會主委之後，買辦性的比重就大大增加。一九四七年蔣政府「改組」，要把陳光甫列入「府委」，除為了取得美國財閥的好感外，是沒有其他作用的。 貝淞蓀（祖詒）是江蘇吳縣（蘇州）人，出身於封建地主兼買辦的世家，第一次歐戰中發大財的顏料大王貝潤蓀是他親房哥哥。曾任中國銀行紐約分行行長、香港分行行長，宋子文做中國銀行董事長時任滬行經理。宋子文任行政院長，宋漢章病死，貝淞蓀就繼任中國銀行董事長兼總經理。抗戰時期對黑市匯率的處理，貝淞蓀是實際的負責者。據說中國只有半個人懂得國際匯兌，這半個人就是貝淞蓀，所以貝淞蓀不僅是中國對國際匯兌問題的專家，而且是權威。因此他在美國資本家中也有「信譽」，所以他被選為談判「五億七千萬美元援蔣貸款計劃」的代表。中國銀行歷史上就分為兩派，一為浙江的王克敏派，一為江蘇的張公權（嘉敖）派，在北洋軍閥時代，王克敏任總裁，張公權為副總裁，大權操於王克敏。民國十六年北伐軍到了上海，張公權就把上海區間行（中國銀行在全國分為四區，滬行管東南各省分行，津行管華北各省，漢行管長江中游及西部各省，粵行管華南各省，上設總管理處於北京）改為總行，自任總經理，排斥了王克敏的勢力；宋子文攫奪中國銀行，把總經理制改為董事長制，攆走張公權（給以中央銀行第一副總裁的空銜），就利用王克敏系的力量對張反攻。貝淞蓀是中國銀行的老幹部，在王張兩人之間，比較接近張公權。一九四八年初赴美談判「援蔣貸款計劃」，主要是政學系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