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黨內幕 · ◎「分而治之」——縱的割據

蔣介石自己運用製造矛盾，挑撥離間，利用並指大派別間的衝突，收買拉攏等等手法，把地位資望比他高的，以及勢均力敵、地醜德齊的人物，一一搞垮，他當然預感到他的部下，也可能用這一套辦法（特別是利用李濟深搞垮許崇智，利用陳濟棠搞垮李濟深，再利用余漢謀倒陳濟棠，這一套辦法），「以子之道，還治子之身」，因此他對他的部下是完全不信任，不放心的。他的對付辦法也是集中了中外古今的大成，分析起來，大致有三套：第一套是大英帝國統治殖民地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操縱國際政治的辦法，叫做「造成對立，分而治之」，把部下培養成各種勢力範圍，互相對立，互相牽制，互相監督，誰也不能成為「天下第二」的大好老。第二套是中國歷代權臣奸相和德意法西斯的辦法，儘量重用庸碌無用之人，嫉賢忌能，提倡盲目服從，曹操所說的「與我善者為善人，與我惡者為惡人」，這就是蔣介石的幹部政策之一。第三套則是中國古來末代帝王以宦者監軍等任用宦官的辦法，以特務監視部下，熟悉他們的一言一動，使他們不敢萌絲毫異志。 先講第三套，我只舉四個例子：（一）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楷等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結果被蔣介石打敗了，這一戰役，衛立煌的功績最大。衛立煌到了福州，有一天晚上和幾個朋友打了一夜牌，第二天接到蔣介石從南昌發來的電報，先講了一些正事，末段加上一句「昨晚勝負如何」。衛立煌接到這個電報後知道有特務在他旁邊，每天報告他的行動，於是誠惶誠恐地發了一個電報去向蔣請罪。蔣覆電慰勉，說是為了關心他，所以順便附上一句，絕無責備的意思，並且說：「彼此情同手足，故不拘形式。」衛立煌是他的一員大將，在內戰中建立了不少「汗馬功勞」，然而蔣介石卻派了特務經常報告其行動，對其他人員當然更不消說了。（二）抗戰時期，重慶的「要人」們有一個俱樂部，每晚有許多特任官簡任官，上將中將，帶了女人去玩，打牌跳舞，吃喝閒談，何應欽幾乎每晚都去。有一晚，來了一個女客，好些人不認識她，於是大家猜測，一定是特務。一想到是特務，那些大官們就個個無神打采，連話也不敢說，自然更沒有興致玩下去了，何應欽第一個溜走，別的人也很快散去。因此，重慶官場就盛傳著「何應欽也怕特務」的說法。（三）救國會領袖之一張申府是第一屆國民參政員，某次蔣分批宴請參政員席中，他責問張申府：「為什么在防空洞裡批評政府！」張申府說沒有這回事，蔣硬說他知道有這件事。原來是章伯鈞的事，特務報告後，蔣自己記錯了。結果第二屆參政會中張申府、章伯鈞兩人的名字都被抹去了。（四）日寇占領沿海各地，並侵入越南後，滇緬公路成為通英美的唯一道路了，管這條運輸線上業務的為「西南運輸公司」，由宋子良主持，真是腐敗不堪，甚至連「西南運輸公司」領過多少經費，公司里的會計不知道，財政部也不知道，其糊塗也就可想而知了。因為這條運輸路線關係太重要了，各方面都主張要整頓，特別是美國人督促著要整頓，於是改組成為「軍委會運輸統制局」，由參謀總長何應欽任主任委員，但何應欽不能實際去管這件事，必須有一個實際負責者，設一個秘書長。誰當秘書長呢？物色了一個多月，還是宋子良。為什么一定要宋子良呢？因為必須具備兩個條件才能做這件事：第一是能向財政部要到錢；第二是「不怕特務做情報」，具備這兩個條件的只有宋子良。後來因宋子良有了麻瘋病，到美國去醫治，才改派蔣介石的表弟俞飛鵬去，俞飛鵬雖沒有一定向財政部要錢的把握，但可以不怕特務做情報，所以還能勉強及格。 再說第二套辦法。其中又可分為三種形式：第一是登庸庸材，只求他服從，不必他有本領辦事，最典型的例子是孔祥熙。孔祥熙的號叫「庸之」，的確名符其實，昏庸庸碌到驚人程度，但他做到中央銀行總裁、財政部長、行政院副院長、行政院長，簡直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他做了許多年財政部長，竟不知道收入多少錢，支出多少錢。當他做行政院院長的時候，用他的二女兒令傑（一般稱為「孔二小姐」）做秘書，什么事情都代拆代行。某年派了一個人到湖北河南西部去巡視，孫連仲在那裡做戰區司令長官，知道來人是孔二小姐所派的，所以伺候極為恭順，大約孝敬也不少。這位「欽差大臣」回重慶後，對孔二小姐報告了許多孫連仲的好處，孔令傑說：「那末我們保舉他一下，你去辦一個公事，用我父親的名義保舉他。」公事辦好了，孔令傑看過蓋了章，孔祥熙也看過，送到蔣介石那裡去。過了幾天，蔣介石把這公事退給孔祥熙，連聲說他「糊塗、糊塗」。孔祥熙拿回後仔細看了幾遍，實在看不出有什么地方不對，最後召集了幾個老秘書來研究「究竟糊塗在什么地方」，才明白過來。原來孔祥熙保薦「孫連仲可升任特級上將」，誰都知道國民黨的上將分為「特級」、「一級」「二級」三等，「特級」只蔣介石一個人，「一級」的不到十個，那時白崇禧還是二級上將，孔祥熙說孫連仲可升特級上將，豈非把他代替了蔣介石，至少是把孫連仲抬到與蔣介石平等的地位，這在蔣介石看來，簡直是「大逆不道」的事，罵幾句「糊塗」，已是特別客氣的了。這個道理很容易懂，也可以說是蔣政府中一般官吏以及稍有政治常識者的起碼知識，但身為行政院長的孔祥熙，就不懂得，其「庸」也就可想而知了。為什么蔣介石要用這樣的人呢？為了可以放心。這種人大家都看不起他，只有跟了蔣介石才能做到大官，發大財，離開了蔣介石就一點辦法也沒有，因此就是「不侵不叛之臣」，決無「震主」、「奪主」的危險。第二個是作威作福，如好好先生邵力子，做過他多年的秘書長，一向安份守已，從無過錯，在國民黨中也已算得上元老。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之後）說了一句蔣介石認為不應該說的話，被蔣介石打了兩個耳光！大家都很驚訝，連邵力子也打了，真是「天威咫尺」！有「伴君如伴虎」之感。第二天，蔣介石就下令派邵力子為甘肅省政府主席，弄得邵力子真是又羞又喜。蔣介石打人的事很多，每每於打人後就把被打的人升官，所以有許多無恥官僚，以能得到蔣介石拳打腳踢為榮。「領袖」的威嚴與權力，一致於此！第三個是提倡盲從。如「領袖腦殼論」之類的理論，大家都知道，無庸細說。最使蔣介石滿意的，是國民黨中央黨部訓練部長兼江蘇省教育廳長周佛海所提出的兩句口號：「信仰領袖，要信仰到迷信程度；服從領袖，要服從到盲從程度。」（周逆佛海的所以得到蔣介石「特赦」，其原因可想而知了！） 最主要的一套就是「分而治之」，把部下造成幾個派別，各霸一行，互不相下，互相對立衝突，而在各大派別之下培植小派別，以資牽制。蔣介石口口聲聲反對地方自治，說是「封建割據」，但在它的內部則造成許多割據局面，不過它內部的割據不是割據一方，而是割據一行；如CC的霸持黨務與文化，政學系壟斷行政，包辦外交，孔宋獨攬財政，黃埔系掌握軍隊，大家都掌握一行，但都不明全盤，而且大家都有向其他部門發展的野心，如CC要染指行政及金融，政學系要奪財政經濟權，黃埔系要搞黨務文化，一發展即侵犯了別人的勢力，就要爭吵打架。因為彼此間矛盾很深，就都想「挾天子以令諸侯」，要取得「領袖」的信任，借「領袖」的勢力去壓下別的派系。但蔣介石是為了「分而治之」才叫他們獨霸一行的，當然不願意其中任何一派太擴大了，所以常是一壓一拉以操縱調劑，不能滿足任何一派的願望。這些派別雖知道蔣介石不是完全袒護他們，但他們卻沒有辦法離開蔣介石的支配，因為樹敵太多，常在四面楚歌之中，離開了蔣介石，就有被人打倒的危險。但他們又另有一套辦法對付蔣介石，就是你既不能幫助我擴充勢力，那末我的事情你也不要多管。從一九四一年下半年以後，蔣介石的「手諭」常常沒有效果，就是這個道理。蔣政權任何一個辦法，總是行不通，或中途變掉了，除一般的機構腐敗之外，還有這一割據原因，從上到下，都有「你說你的，我做我的」之氣概。據說蔣介石對此也很苦悶，但是他自己造成的，有什么辦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