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黨內幕 · ◎第二個升降機——「黨統」與軍閥

上面已經說過：「左派」右派是蔣介石的第一個升降機，他靠了利用這一矛盾排斥壓倒許多資望較高的國民黨領袖而獨攬大權。他的第二個升降機則是利用「黨統」以對付其他軍閥。民國十六年蔣介石背叛革命之後，武漢仍保持著國共聯盟，領導全國革命，遂平一役，擊潰了張作霖最精銳的三、四兩軍團（張學良和韓麟春所統率），使帝國主義與地主買辦階級大吃一驚，他們明白了單是一個蔣介石並不能把中國人民的革命高潮鎮壓下去，必須聯合一切力量對付中國人民，於是竭力促成馮玉祥與蔣合作（在「四·一二」之前，武漢政府任命蔣為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馮為第二集團軍總司令，當時陳獨秀對馮的估計很高，說他是「代表農民的」，最可靠！遂平一役擊退了奉軍，第二集團軍得從陝西開入中原，他卻不到武漢去，反先和蔣介石會面，交換蘭譜，結為盟兄弟），策動汪精衛、唐生智背叛革命，為了統一******力量，議定了汪蔣同時下野，寧漢合流。蔣介石到日本去，在黑龍會首領頭山滿的家中住了一個時期，受了這個著名的日本法西斯大流氓的教誨，回國後即與宋美齡結婚（把陳潔如送到美國去）。在蔣介石下野時期，國民黨中西山會議派與桂系軍閥合作當權，李宗仁、白崇禧出兵討伐唐生智，占領了武漢。這時蔣介石已布置重行上台的一切把戲，當南京的西山會議派於十一月廿二日舉行討唐勝利的慶祝大會時，陳果夫指使嘍開槍擾亂，警察因此開槍，傷及群眾，於是到處鬧起反對「一一·二二」慘案的運動，要求懲辦葛建時等，鬧得不可開交。十二月中國民黨召開中央執監會議，蔣介石一隻手抓住了西山會議派的弱點，另一隻手則以廣州暴動打擊汪精衛派，這樣一來，只有蔣介石可以上台了，於是再任總司令。十七年繼續北伐，張作霖退出山海關，全國算統一了，改組國府，成立五院，蔣介石當了國府主席。當主席是西山會議派聯合桂系限制蔣介石的結果，因為實權在行政院，但他們把行政院長給了原來的國府主席譚延，把有名無實的「主席」給了蔣介石，蔣介石當然十分不願，就設法收拾桂系。 那時西山會議派自恃****先覺，以國民黨正統自居，胡漢民也和他們比較接近。廣西軍閥則李濟琛坐鎮廣州，李宗仁在武漢，白崇禧在北平，都兼政治分會的主席，湖南省的主席程潛、魯滌平，先後為桂系驅逐，唐生智的舊部幾乎全部投到桂系陣營，桂系勢力從兩廣兩湖直到河北，聲勢浩大，如一弧形包圍著蔣介石所控制的東南幾省。蔣介石首先拉攏了李濟琛部下的陳濟棠，把李濟琛騙到南京去囚在湯山，同時與汪精衛進行談判，說：「我自知資望不足，黨國重任一定要汪先生才能負擔，但今天桂系軍閥篡奪國民革命的果實，篡竊黨權，實在忍無可忍，我們首先要打倒桂系軍閥，桂系軍閥打倒後，我一定下野，一切由汪先生來領導。」於是汪精衛、陳公博等就作下列三種策動：第一，叫張發奎從江西出兵進攻湖北；第二，代蔣拉攏唐生智北上運動其舊部；第三，通過俞作柏的關係去分化桂系內部。這三著，特別是後兩著，都收到極大的決定的作用：那時，白崇禧在華北所統率的軍隊，幾乎全是唐生智的舊部，如廖磊、周等，部隊都在北寧路上，蔣介石一面扣發白部的軍餉，一面則交給唐生智兩個月的軍餉，由唐帶到秦皇島去運動其舊部，一面發餉，一面宣布「打倒了桂系，回湖南去」。於是湘軍都重歸唐生智的「護黨」旗幟之下，唐生智原定活捉白崇禧的，白崇禧事前毫不覺察，原來是很容易活捉的，結果因廖燕農（磊）對白崇禧的感情較好，把白放走了，白崇禧總算能夠從海道隻身逃回廣西，未做俘虜。武漢方面由於李宗仁主張「鄂人治鄂」，一切實權操縱於胡宗鐸、陶鈞兩人之手，夏威、李明瑞、楊騰輝等桂系嫡派將領頗不得意，對胡宗鐸、陶鈞有意見。當戰爭發生之前，李宗仁因目疾到上海租界去醫治，不在武漢，夏威態度消極，稱病入醫院，前線軍事由李、楊指揮，俞作柏就去運動李、楊。廣西將領本有「當權發財的是湖北人，打仗拚命又要我們廣西人了」之感，俞作柏去活動，李明瑞、楊騰輝就不戰而退到武漢，於是胡宗鐸、陶鈞等就狼狽向沙市、宜昌一帶西退，蔣介石唾手而得武漢。李宗仁亦倉皇由滬南返，桂系的勢力縮到廣西老家一隅，而張發奎則卻被蔣介石擺布追擊，一直到了宜昌，仍舊是「張逆」。唐生智雖然對蔣「功勞」不小，不僅回不得湖南省，接下來卻是二次討唐，其實力完全被瓦解分化。桂系軍閥的浩大聲勢是打倒了，只剩下葉琪、夏威兩個軍，實力比北伐出師時大不了多少；汪精衛、陳公博等不僅上不了台，連黨籍也沒有恢復，蔣介石的「元首」地位卻更加鞏固了。 這一次最失敗的是善於投機的馮玉祥。那時馮玉祥的勢力從陝甘發展到豫魯，蔣桂兩方都要拉攏他，他也兩面敷衍，一面屯兵於信陽，一面屯兵於徐州附近，坐觀勝敗，如果蔣勝李敗，他即由平漢路出武勝關而南取武漢，可以比蔣介石到得早，湖北就是他的地盤了；如果李勝蔣敗，則他即由津浦路直下南京，李宗仁還來不及趕到，中央政權就歸他控制。他這樣想：你們去火拚，打得你死我活，實力互相消耗，敗的固然吃了大虧，勝的也精疲力竭，讓我來坐收漁人之利，那時打了勝仗的，也無力與我爭奪了。他印好了十萬份討逆布告，但每個「逆」字之上留一空白格子，預備蔣勝了就填上「李」字成「李逆」，李勝了就填上「蔣」字成「蔣逆」，好在所宣布的十大罪狀，如：「屠殺青年」、「壓迫民眾」、「苛捐勒索」、「賣官鬻爵」、「違背總理遺教」、「培植私人勢力」、「不守法紀」等等，蔣李都是一樣，可以統一使用。不料蔣介石的手段特別厲害，竟能利用唐生智、張發奎抄桂系的後路，利用俞作柏運動桂軍倒戈，戰事迅速解決，馮玉祥還沒有出武勝關，蔣介石的嫡系軍隊已進入武漢了。馮玉祥便宜沒有到手，而他的空白布告倒到了蔣介石手中，而桂系一去，蔣馮矛盾就格外尖銳起來，不久即發生蔣馮之戰。由於韓復榘、石友三兩軍團被蔣收買反馮，於是馮玉祥又失敗了。民國十九年馮玉祥又聯合閻錫山反蔣，把汪精衛和西山會議派的領袖謝持抬了出來，結果還是失敗。蔣介石搞垮這些實力派的政治資本，就是：別人都是軍閥，他自己則是國民黨「正統」。 當「四·一二」蔣介石背叛革命之後，李濟深、唐生智、李宗仁、白崇禧、馮玉祥都曾幫過蔣介石很多忙。那時除西北國民軍（後改稱第二集團軍）外，蔣介石所指揮的為：前敵總指揮唐生智（主力為第八軍），江右軍總指揮程潛（主力為第二第六兩軍），江左軍總指揮李宗仁（主力為第七軍），東路軍總指揮何應欽，東路軍前敵總指揮白崇禧（主力為第一軍），總預備隊總指揮朱培德（兼江西省主席，主力為第三軍），後方留守司令兼第八路軍總指揮李濟深（在廣州，第四軍一部及第五軍），廣西留守則為第七軍副軍長兼黨代表黃紹雄。蔣介石開始公開****時，擁護他的除嫡系的何應欽外，只有李濟深、白崇禧、黃紹雄三人，程潛是那時武漢的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唐生智是反蔣的擁護者，朱培德、李宗仁則左右觀望。朱培德在接到蔣介石「清黨」命令之後，就來一個「禮送共產黨人出境」，送出共產黨人之後，他仍接受武漢派去的汪精衛孫科系統的政治工作人員。黃紹只能盡看守廣西之責，作用不大，白崇禧則出任上海衛戍司令，對屠殺共產黨員是相當賣力的，人殺了不少，但初期的實際工作由陳群、楊虎負責，衛戍司令部只管執行（雖一般經軍法處審判，大都虛應故事，清黨委員會說殺就殺，說放就放，只有清黨委員會沒有具體意見的人，軍法處才能作主）。那時的李濟深則是****最堅決的，一般公認他是地主買辦階級的代表（實際上所有這些軍閥都是地主買辦資產階級的代表，但那時在機會主義陳獨秀的領導下，只認為李濟深是代表地主買辦資產階級的，而蔣介石則是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唐生智是代表小資產階級的，馮玉祥又是代表農民的。這種可笑的毫無根據的分析，自然要助長了右傾機會主義，而把大革命引到失敗的道路），「清黨」事件一發生，他立即在廣州進行屠殺共產黨人及革命的知識份子與青年，著名的共產黨員如蕭楚女（時因病在醫院治療，被拖出槍殺）、熊雄（黃埔軍官學校的政治主任）等都死在他手裡。因為廣東是革命的策源地，工農運動比較有基礎，而又是財賦所出的地區，那時北伐軍的軍費和國民政府的政費主要就靠廣東，所以廣東的傾向最關重要。廣東的革命勢力被李濟深鎮壓下去，蔣介石的反動統治才減除了一個最大的威脅，才完成了對武漢的經濟封鎖。從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反動陣營講：蔣介石是絞殺大革命的「第一大功臣」，李濟深就是「第二大功臣」。 蔣介石叛變以後，武漢方面就把希望寄托在馮玉祥身上，認為他是農民出身，最可靠的，只要與第二集團軍會師了，就有把握打敗蔣介石。平漢路豫南一戰，鄧演達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奉軍打退，西北軍可以順利東下河南。馮玉祥到了河南，卻不去與武漢政府會面，倒是與蔣介石會面。武漢方面雖大吃一驚，但機會主義者還宣傳馮玉祥與蔣介石會面，是為了說服蔣介石先共同打倒北洋軍閥。蔣、馮會面後不久，西北軍里比較公開的共產黨員都被送走了，而且「送」字之上還沒有「禮」字，比朱培德還不如。馮玉祥被奉系軍閥迫走時，到了一趟蘇聯，回國重整旗鼓，是得到蘇聯幫助的，五原誓師時曾發表了一篇漂亮動人的演詞，共產黨中央機關報《嚮導》周刊曾轉載過，所以大家對他的期望很高。馮玉祥一傾向到蔣介石一邊，本來不很堅定的武漢一批小資產階級領導人物就失去了信心，日益動搖起來，也就助長並加速了唐生智、汪精衛這一批人的叛變。 從夏斗寅、許克祥等叛變發展到唐生智的叛變，當然直接結束了武漢政府的命運。李宗仁到了武漢，通過胡宗鐸（湖北省政府主席）、陶鈞兩人的手，進行了最殘酷的屠殺。在武漢，只要在家內燒一張字紙，經人報告後就殺頭，不需要任何證據和口供！理由很簡單：不是秘密文件就不需要燒；有秘密文件的就是共產黨；共產黨就要殺頭。在這樣的邏輯下，桂系軍閥在湖北創造了最殘酷的血腥統治。而這些方法，到蔣介石統治武漢時當然「一仍其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