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惟庸黨案考 · 晚明仕宦階級的生活

一 晚明仕宦階級的生活，除了少數的例外，（如劉宗周之清修刻苦，黃道周之篤學正身）可以用「驕奢淫佚」四字盡之。田藝衡《留青日札》記：「嚴嵩孫嚴紹庚、嚴鵠等嘗對人言，一年盡費二萬金，尚苦多藏無可用處。於是競相窮奢極欲。」《明史·嚴嵩傳》記鄢懋卿之豪奢說：「鄢懋卿持嚴嵩之勢，總理兩浙兩淮長蘆河東鹽政，其按部嘗與妻偕行，制五彩輿，令十二女子舁之。」萬曆初名相張居正奉旨歸葬時：「真定守錢普創為坐輿，前輿後室，旁有兩廡，各立一童子供使令，凡用舁夫三十二人。所過牙盤上食味逾百品，猶以為無下箸處。」這種鬧闊的風氣，愈來愈厲害，直到李自成、張獻忠等起來，這風氣和它的提倡者同歸於盡。 其實，說晚明才有這樣的放縱生活，也不盡然，周璽《垂光集·論治化疏》說：「中外臣僚士庶之家，靡麗奢華，彼此相尚，而借貸費用，習以為常。居室則一概雕畫，首飾則濫用金寶，倡優下賤以綾緞為絝，市井光棍以錦繡緣襪，工匠役之人任意製造，殊不畏憚。雖朝廷禁止之詔屢下，而奢靡僭用之習自如。」注1201周璽是弘正時人（?一1508），可見在16世紀初期的仕宦生活已經到這地步。風俗之侈靡，自上而下，風行草偃，漸漸地浸透了整個社會。堵允錫曾暢論其弊，他說：「冠裳之輩，怡堂成習，厝火忘危，膏粱文繡厭於口體，宮室妻妾昏於志慮，一簋之費數金，一日之供中產，聲伎優樂，日緣而盛。夫縉紳者士民之表，表之不戒，尤以成風。於是有紈絝子弟，益侈豪華之志以先其父兄，溫飽少年亦競習裘馬之容以破其家業，挾彈壚頭，吁廬伎室，意氣已驕，心神俱潰，賢者喪志，不肖傾家，此士人之蠹也。於是又有游手之輩，習諧媚以蠱良家子弟，市井之徒，咨凶譎以行無賴之事，白日思群，昏夜伏莽，不耕不織，生涯問諸儻來，非士非商，自業寄於亡命，狐面狼心，冶服盜質，此庶人之蠹也。如是而風俗不致頹壞，士民不致饑寒，盜賊不致風起者未之有也。」注1202 二 大人先生有了身份有了錢以後，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自然而然會刻意去謀生活的舒適，於是營居室，樂園亭，侈飲食，備僕從，再進而養優伶，召伎女，事博弈，蓄姬妾，雅致一點的更提倡玩古董，講版刻，組文會，究音律，這一集團人的興趣，使文學、美術、工藝、金石學、戲曲、版本學等部門有了飛躍的進展。 八股家幸而碰上了機會，得了科第時，第一步是先娶一個姨太太，（以今較昔，他們的黃臉婆還有不致被休的運氣）王崇簡《冬夜箋記》：「明末習尚，士人登第後，多易號娶妾。故京師諺曰：改個號，娶個小。」第二步是廣營居室，作大官的邸舍之多，往往駭人聽聞，田藝蘅記嚴嵩籍沒時之家產，光是第宅房屋一項，在江西原籍共有六千七百四間，在北京共一千七百餘間。注1203陸炳當事時，營別宅至十餘所，莊園遍四方。注1204鄭芝龍田園遍閩粵，在唐王偏安一隅的小朝廷下，秉政數月，增置倉莊至五百餘所。注1205 士大夫園亭之盛，大概是嘉靖以後的事。陶奭齡說：「少時越中絕無園亭，近亦多有。」注1206奭齡是萬曆時代人，可見在嘉隆前，即素稱繁庶的越中，士大夫尚未有經營園亭的風氣。園亭的布置，除自己出資建置外，大抵多出於門生故吏的報效。顧公燮《消夏閒記》卷上說：「前明縉紳雖素負清名者，其華屋園亭佳城南畝，無不攬名勝，連阡陌。推原其故，皆系門生故吏代為經營，非盡出己資也。」王世貞《游金陵諸園記》記南京名園除王公貴戚所有者外，有王貢士杞園、吳孝廉園、何參知露園、卜太學味齋園、許典客長卿園、李象先茂才園、湯太守熙召園、陸文學園、張保御園等。《婁東園亭志》僅太倉一邑有田氏園、安氏園、王錫爵園、楊氏日涉園、吳氏園、季氏園、曹氏杜家橋園、王世貞弁州園、王士騏約園、琅玡離園、王敬美澹園等數十園。園亭既盛，張南垣至以疊石成名：「三吳大家名園，皆出其手。其後東至於越，北至於燕，召之者無虛日。」注1207 對於飲食衣服尤刻意求精，互相侈尚。《小柴桑喃喃錄》卷上記：「近來人家酒席，專事華侈，非數日治具，水陸畢集，不敢輕易速客。湯餌餚，源源而來，非惟口不給嘗，兼亦目不周視，一筵之費，少亦數金。」平居則「耽耽逐逐，日為口腹謀」。張岱《陶庵夢憶》自述：「越中清饞無過余者，喜啖方物。北京則蘋婆果、黃眪、馬牙松；山東則羊肚菜、秋白梨、文官果、甜子；福建則福橘、福橘餅、牛皮糖、紅腐乳；江西則青根、豐城脯；山西則天花菜；蘇州則帶骨鮑螺、山查丁、山查糕、松子糖、白圓、橄欖脯；嘉興則馬交魚脯、陶莊黃雀；南京則套櫻桃、桃門棗、地栗團、窩筍團、山查糖；杭州則西瓜、雞豆子、花下藕、韭芽、元筍、塘棲蜜橘；蕭山則楊梅、蓴菜、鳩鳥、青鯽、方柿；諸暨則香狸、櫻桃、虎栗；嵊則蕨粉、細榧、龍游糖；臨海則枕頭瓜；台州則瓦楞蚶、江瑤柱；浦江則火肉；東陽財南棗；山陰則破塘筍、謝橘、獨山菱、河蟹、三江屯蟶、白蛤、江魚、鰣魚、里河眏。遠則歲致之，近則月致之，日致之。」注1208衣服則由布袍而為眐絹，由淺色而改淡紅。范濂《雲間據目鈔》記雲間風俗，雖然只是指一個地方而言，也足以代表這種由儉樸而趨奢華的時代趨勢。他說：「布袍乃儒家常服，周年鄙為寒酸，貧者必用綢絹色衣，謂之薄華麗。而惡少且從典肆中覓舊段舊服翻改新起，與豪華公子列坐，亦一奇也。春元必用大紅履，儒童年少者必穿淺紅道袍，上海生員冬必穿絨道袍，暑必用縐巾綠傘，雖貧如思丹，亦不能免。稍富則絨衣巾，蓋益加盛矣。余最貧，尚儉樸，年來亦強服色衣，乃知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明代制定士庶服飾，不許混淆，嘉靖以後，這種規定亦復不能維持，上下群趨時髦，巾履無別。范濂又記：「余始為諸生時，見朋輩戴橋樑絨線巾，春元戴金線巾，縉紳戴忠靖巾。自後以為煩俗，易高士巾素方巾，復變為唐巾晉巾漢巾褊巾。丙午（1606）以來皆用不唐不晉之巾，兩邊玉屏花一雙，而年少貌美者加犀玉奇簪貫發。」他又很憤慨地說：「所可恨者，大家奴皆用三鑲宦履，與士官漫無分別，而士官亦喜奴輩穿著，此俗之最惡者也。」 三 士大夫居官則狎優縱博，退休則廣蓄聲伎，宣德間都御史劉觀每赴人邀請，輒以妓自隨。戶部郎中肖翔等不理職務，日惟挾妓酣飲恣樂。注1209曾下飭禁止：「宣德四年八月丙申，上諭行在禮部尚書胡濙曰：祖宗時文武官之家不得挾妓飲宴。近聞大小官私家飲酒，輒命妓歌唱，沉酣終日，怠廢政事。甚者留宿，敗禮壞俗。爾禮部揭榜禁約，再犯者必罪之。」注1210妓女被禁後，一變而為小唱，沈德符說：「京師自宣德顧佐疏後，嚴禁官妓，縉紳無以為娛，於是小唱盛行，至今日幾如西晉太康矣。」注1211實際上這項禁令也只及於京師居官者，易代之後，勾欄盛況依然。冰華梅史有《燕都妓品序》：「燕趙佳人，顏美如玉，蓋自古艷之。矧帝都建鼎，於今為盛，而南人風致，又復襲染薰陶，其色艷宜驚天下無疑。萬曆丁酉庚子（1597—1600）其妖冶已極。」所定花榜借用科名條例有狀元榜眼探花之目。稱妓則曰老幾，茅元儀《暇老齋雜記》卷四：「近來士人稱妓每曰老，如老一老二之類。」同時曹大章有《秦淮士女表》，萍鄉花史有《廣陵女士殿最序》。余懷《板橋雜記》記南京教坊之盛：「南曲衣裳妝束，四方取以為式。」崇禎中四方兵起，南京不受絲毫影響，依然征歌召妓：「宗室王孫，翩翩裘馬，以及烏衣子弟湖海賓游，靡不挾彈吹簫，經過趙李，每開筵宴，則傳呼樂籍，羅綺芬芳，行酒糾觴，留髡送客，酒闌棋罷，墮珥遺簪，真欲界之仙都，昇平之樂國也!」注1212 私家則多蓄聲伎，窮極奢侈。萬曆時理學名臣張元忭後人的家伎在當時最負盛名。《陶庵夢憶》卷四《張氏聲伎》條記：「我家聲伎，前世無之。自大父於萬曆年間與范長白鄒愚公黃貞父包涵所諸先生講究此道，遂破天荒為之。有可餐班，次則武陵班……再次則梯仙班……再次則吳郡班……再次則蘇小小班……再次則平子茂苑班……主人解事日精一日，而傒僮伎藝則愈出奇愈。」阮大鋮是當時最負盛名的戲曲作家，他的家伎的表演最為張宗子所稱道。同書卷八記：「阮元海家優講關目，講情理，講筋節，與他班孟浪不同。然其所打院本又皆主人自製，筆筆勾勒，苦心盡出，與他班鹵莽者又不同。故所扮演本本出色，腳腳出色，出出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士大夫不但蓄優自娛，譜制劇曲，並能自己度曲，壓倒伶工。沈德符記：「近年士大夫享太平之樂，以其聰明寄之剩技。吳中縉紳留意音律，如太倉張工部新、吳江沈吏部璟、無錫吳進士澄時俱工度曲，每廣座命伎，即老優名倡俱皇遽失措，真不減江東公瑾。」注1213風氣所趨，使梨園大盛，所演若《紅梅》、《桃花》、《玉簪》、《綠袍》等記不啻百種：「括共大意，則皆一女遊園，一生窺見而悅之，遂約為夫婦。其後及第而歸，即成好合。皆徒撰詭名，毫無古事可考，且意俱相同，毫無足喜。」鄉村每演劇以禱神：「謂不以戲為禱，則居民難免疾病，商賈必值風濤。」注1214豪家則延致名優，陳懋仁《泉南雜誌》：「優伶媚趣者不吝高價，豪奢家攘而有之，嬋鬢傅粉，日以為常。」使一向被賤視的伶工，一旦氣焰千丈。徐樹丕《識小錄》記吳中在崇禎十四年（1641）奇荒後的情形：「辛巳奇荒之後……優人鮮衣美食，橫行里中。人家做戲一台，一本費至十餘金，而諸優猶恨恨嫌少。甚至有乘馬者，乘輿者，在戲房索人參湯者，種種惡狀。然必有鄉紳主之，人家惴惴奉之，得一日無事便為厚矣。」優人服節有至千金以上者。注1215男優之外，又有女戲：「十餘年來蘇城女戲盛行，必有鄉紳主之。蓋以倡兼優而縉紳為之主。」注1216亦有縉紳自教家姬演戲者，張岱記朱雲崍女戲，「西施歌舞，對舞者五人，長袖緩帶，繞身若環，曾撓摩地，扶旋猗那，弱如秋樂；女官內侍，執扇葆璇蓋、金蓮寶炬、紈扇宮燈二十餘人，光焰熒煌，錦繡紛疊，見者錯愕」注1217。劉暉吉女戲則以布景著：「劉暉吉奇情幻想，欲補從來梨園之缺陷；如唐明皇游月宮，葉法善作，場上一時黑魆地暗，手起劍落，霹靂一聲，黑幔忽收，露出一月，其圓如規，四下以其羊角染五色雲氣，中坐常儀，桂樹吳剛，白兔搗藥。輕紗縵之內，燃賽月明數株，光焰青黎，色如初曙，撒布成梁，遂躡月窟，境界神奇，忘其為戲也。」注1218 四 士大夫的另一種娛樂是賭博。顧炎武《日知錄》記；「萬曆之末太平無事，士大夫無所用心，間有相從賭博者。至天啟中始行馬吊之戲，而今之朝士若江南山東幾於無人不為此。有如韋昭論所云窮日盡明，繼以脂燭，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甚至有「進士有以不工賭博為恥」的情形。吳偉業又記當時有葉子戲：「萬曆末年，民間好葉子戲，圖趙宋時山東群盜姓名於牌而斗之，至崇禎時大盛。有曰闖，有曰獻，有曰大順，初不知所自起，後皆驗。」注1219縉紳士大夫以縱博為風流，《列朝詩集小傳》記：「福清何士壁跅弛放跡，使酒縱博。」「皇甫沖博綜群籍，通挾凡擊毯音樂博弈之戲，吳中輕俠少年咸推服之。」「萬曆間韓上桂為詩多倚待急就，方與人縱談大噱，呼號飲博，探題立就，斐然可觀。」此風漸及民間，結果是如沈德符所說：「今天下賭博盛行，其始失貨財，甚則鬻田宅，又甚則為穿窬，浸成大夥劫賊，蓋因本朝法輕，愚民易犯。」注1220 自命清雅一點的則專務搜古董，巧取豪奪：「嘉靖末年海內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園亭教歌舞之際，間及古玩。如吳中吳文恪之孫，溧陽史尚寶之子，皆世藏珍秘，不假外索。延陵則稽太史應科，雲間則朱太史大韶，攜李項太學，錫山安太學華戶部輩不吝重資收購，名播江南。南部則姚太史汝循、胡太史汝嘉亦稱好事。若輩下則此風稍遜，惟分宜嚴相國父子、朱成公兄弟並以將相當途，富貴盈溢，旁及雅道，於是嚴以勢劫，朱以貨賄，所蓄幾及天府。張江陵當國亦有此嗜。董其昌最後起，名亦最重，人以法眼歸之。」注1221年輕氣盛少肯讀書的則組織文社，自相標榜，以為名高。《消夏閒記》下：「文社始於天啟甲子張天如等之應社……推大訖於四海。於是有廣應社，復社，雲間有幾社，浙江有聞社，江北有南社，江西有則社，又有歷亭席社，昆陽雲簪社，而吳門別有羽朋社，武林有讀書社，山左有大社，僉會於吳，統於復社。」以譏彈罵詈為事，黃宗羲譏為學罵，他說：「昔之學者學道者也，今之學者學罵者也。矜氣節者則罵為標榜，志經世者則罵為功利，讀書作文者則罵為玩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罵為俗吏，接庸僧數輩則罵考亭為不足學矣，讀艾千子定待之尾，則罵象山陽明為禪學矣。濂溪之主靜則盤桓於腔子中者也，洛下之持敬則曰是有方所之學也。遜志罵其學誤主，東林罵其黨亡國，相訟不決，以後息者為勝。」注1222老成人物則偽標講學，內行不修。艾南英《天眫子集》曾提及江右士夫情形：「敞鄉理學之盛，無過吉安，嘉隆以前，大概質行質言，以身踐之。近歲自愛者多而亦不元仰愧前哲者。田土之訟，子女之爭，告訐把持之風日有見聞，不肖視其人皆正襟危坐以持論相高者也。」注1223 仕宦階級有特殊地位，也自有他們的特殊風氣。《小柴桑喃喃錄》卷下說：「士大夫膏肓之病，只是一俗，世有稍自脫者即共命為迂為疏為腐，於是一入仕途，則相師相仿，以求入乎俗而後已。如相率而飲狂泉，亦可悲矣。」在這情形的社會，謝肇淛說得最妙：「燕雲只有四種人多，奄豎多於縉紳，婦女多於男子，倡伎多於良家，乞丐多於商賈。」注1224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二日 （原載《大公報·史地周刊》，第三十一期，1935年4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