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致友人書 · 第二冊

致吳晗 春晗同學： 我記得你，並且知道你的工作。 你作《胡應麟年譜》，我聽了很高興。 前年我曾推斷胡氏「死時年約五十歲」（見我的《文存》三集頁六三〇），但我的根據還很少，不過是一個假定而已。今得你尋出吳之器所作傳，考定他死在萬曆三十年，年五十二歲，與我的假定相差甚微。 但你信上在萬曆三十年下注「一五六二」是大錯。不知何以有此誤。此年是一六〇二。生年應是一五五一。 你的分段也甚好，寫定時我很想看看。星期有暇請來談。羅爾綱君住我家中。 胡　適　一九三一，五，六 致翁文灝、張子高 詠霓、子高兩兄： 清華今年取了的轉學之中，有一個吳春晗，是中國公學轉來的，他是一個很有成績的學生，中國舊文史的根柢很好。他有幾種研究，都很可觀，今年他在燕大圖書館做工，自己編成《胡應麟年譜》一部，功力判斷都不弱。此人家境甚貧，本想半工半讀，但他在清華無熟人，恐難急切得工作的機會。所以我寫這信懇求兩兄特別留意此人，給他一個工讀的機會，他若沒有工作的機會，就不能入學了。我勸他決定入學，並許他代求兩兄幫忙。此事倘蒙兩兄大力相助，我真感激不盡。附上他的《胡應麟年譜》一冊，或可覘他的學力。稿請便中仍賜還。匆匆奉求，即乞便中示復為感。 弟胡適　二十，八，十九 他的稿本可否請清華史學系、中國文學系的教授一閱？也許他們用得著這樣的人作「助手」。 復吳晗 春晗同學： 你的信使我很高興。蔣（廷黻）、張（子高）諸公之厚意最可感謝，甚盼你見他們時為我道謝。 蔣先生期望你治明史，這是一個最好的勸告。秦、漢時代材料太少，不是初學所能整理，可讓成熟的學者去工作。材料少則有許多地方須用大膽的假設，而證實甚難。非有豐富的經驗，最精密的方法，不能有功。 晚代歷史，材料較多，初看去似甚難，其實較易整理，因為處處腳踏實地，但肯勤勞，自然有功。凡立一說，進一解，皆容易證實，最可以訓練方法。 你問的幾項，大致可以解答如下： ①　應先細細點讀《明史》；同時讀《明史紀事本末》一遍或兩遍，《實錄》可在讀《明史》後用來對勘，此是初步工作。於史傳中之重要人的姓名、字、號、籍貫、諡法，隨筆記出，列一表備查，將來讀文集雜記等書便不感覺困難。讀文集中之碑傳，亦須用此法。 ②　滿洲未入關以前的歷史，有人專門研究，可先看孟森（心史）《清開國史》（商務）一類的書。你此時暫不必關心。此是另一專門之學。謝國楨君有此時期史料考，已由北平圖書館出版。（孟心史現在北大。） ③　已讀得一代史之後，可以試作「專題研究」之小論文（Mono graphs），題目越小越好，要在「小題大做」，可以得訓練。千萬不可作大題目。 ④　札記最有用。逐條必須註明卷冊頁數，引用時可以復檢。許多好「專題研究」，皆是札記的結果。 ⑤　明代外人記載尚少，但如「倭寇問題」，西洋通商問題，南洋問題，耶穌會教士東來問題，皆有日本及西洋著述，可資參考。蔣廷黻先生必能指導你，我是全外行。 以上匆匆答覆定不能滿意。 胡　適　二十，九，十二 請你記得：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只是要你訓練自己作一個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學者。你不要誤會蔣先生勸告的意思。 致周作人 啟明兄： 謝謝你的信。 王維做梵志體，可見梵志時代確很早，又可見他的影響很大。今天遍檢《四部叢刊》，只不見《右丞集》，稍暇當尋出這兩首詩看看。 說到「沒落」，我更一日千丈。十九那天，什麼事也不能做，翻開寅恪要我題的唐景崧（他的夫人的祖父）遺墨，見那位台灣民主國伯里璽天德說什麼「一枝無用筆，投去又收回」，我也寫了一首律詩在上面： 南天民主國，回首一傷神。 黑虎今何在？黃龍亦已陳。 幾枝無用筆，半打有心人。 畢竟天難補，滔滔四十春！ 胡適之做律詩，沒落可想！ 胡　適　廿，九，廿六 致凌叔華 昨始知你送在徽音處的志摩日記只有半冊，我想你一定是把那一冊半留下作傳記或小說材料了。 但我細想，這個辦法不很好。其中流弊正多。第一，材料分散，不便研究。第二，一人所藏成為私有秘寶，則餘人所藏也有各成為私有秘寶的危險。第三，朋友之中會因此發生意見，實為最大不幸，決非死友所樂意。第四，你藏有此兩冊日記，一般朋友都知道。我是知道的，公超與孟和夫婦皆知道，徽音是你親自告訴她的。所以我上星期編的遺著略目，就註明你處存兩冊日記。昨天有人問我，我就說，「叔華送來了一大包，大概小曼和志摩的日記都在那裡，我還沒有打開看。」所以我今天寫這信給你，請你把那兩冊日記交給我，我把這幾冊英文日記全付打字人打成三個副本，將來我可以把一份全的留給你做傳記材料。 如此則一切遺留材料都有副本，不怕散失，不怕藏秘，做傳記的人就容易了。 請你給我一個回信。倘能把日記交來人帶回，那就更好了。 我知道你能諒解我的直言的用意，所以不會怪我。祝你好。 廿，十二，廿八 致沈從文 從文兄： 你是認得何家槐的。現在有人說他偷別人的作品，並且牽涉到你的名字。 附上兩件，請你一看。 如果你認為家槐是受了冤枉，我很盼望你為他說一句公道的話。這個世界太沒有人仗義說話了。 附件你若不用，請你付郵，或還我。 匆匆，問 雙安 適　之　廿三，三，十三 致吳奔星 吳先生： 此種問題，你若沒有新證據，最好不要參加。何家槐君是我認得的，他不是偷人家的東西的人。韓君所說，文理都不通，其中所舉事實也不近情理。如說： 「我（轉蓬）有一篇文章先拿給從文修改，改了狠多，而發表出來則變了何家槐的名字。」 誰「拿給從文」呢？誰「發表」呢？難道從文幫家槐「偷」嗎？又如：「也有先投給《現代》和《新月》的文章，寫著是我的名字，而既經拿回來，在另外雜誌上發表，又變了名。」這又是誰「拿回來」，誰「在另外雜誌上發表」呢？ 你若要「燭照奸邪」，最好先去做一番「訪案」的工夫。若隨口亂說，誣衊阮元，張之洞，丁福保諸人，你自己就犯了「道聽途說」的毛病，那配「燭照奸邪」？ 胡　適　廿三，三，十三 致雍劍秋 劍秋先生： 承先生把大著《革心篇》寄給我看，要我表示一點意見。我匆匆看了，覺得先生之志是很可佩服的，但先生的論理卻大有可商量之處。天並不曾將世界交與人掌管，這掌管世界的權利是人（聰明才智的人）自己用兩隻手一個腦袋奮鬥出來的。天理也只是聰明才智的人從經驗里尋出來的一些行為的規矩，並不是上帝詔示人們的。 先生是一個憂國憂民的好人。我覺得先生教人節制情慾，節省精力，盡可以從生理衛生的常識上去立論，大可不必從那些神學或玄學的大前提上去求根據。神學與玄學的立場，上不能使識者心服，下不能使一般民眾了解，徒然引起無謂的論爭而已。若從生理衛生與經濟生活上勸人做一點最低限度的「人的生活」，則一切爭論都可以避免了，大家都可以站在常識上同做一點生活改善的工作。生活改善是可能的，革心是很渺茫的。鄙意如此，不知先生以為如何？ 胡　適　廿三，三，廿八 致錢玄同 玄同兄： 謝謝你那封值得裝裱的信。 那個「外」字，怕是吳君的筆誤，大概送出去的原稿是沒有的。尊見兩點極是，將來若收入《文存》，一定要依尊論改正，或將尊函附在後面。 前日有簡訊與楊遇夫先生，附呈抄稿，不知所說有大誤否？此稿請閱後賜還為感。 孫蜀丞先生所藏莊徵君集，有續編，為李蓴客所未見，《金陵叢書》本也無有。我總觀全集，可證成三事： （1）此公與《儒林外史》的關係。 （2）此公的確知道「吾鄉戴東原」，可證我前幾年的假設不誤。 （3）此公雖不敢公然「以顏李之書示人」，雖不免留情傳注詩文，稍背顏李之學風，然而他的確還是一個顏李學信徒。續編中有《與袁蕙纕書》，最可表現他的心事。 前擬作長文寫此三事，匆匆只寫了一小半，不知何日能成。寫成後當呈教。 我常覺得吳敬梓也是顏李學信徒，《儒林外史》是顏李學的一部宣傳品。綿莊之後，戴子高之前，文木先生應占一個不低的位置。你看此意如何？ 續編中有關於沈瓊枝的事，也有遲衡山，也有那位因藏禁書被捕的盧信侯。 適　之　廿三，四，十八夜 致梁實秋 實秋兄： 我有一個要緊問題想請你答我。 北大文學院現在又要我回去，我也想費一年工夫來整頓一番，最苦的是一時不容易尋得相當的幫忙的人。我常想到你，但我不願拆山大的台，不願叫太侔為難。現在山大已入安定狀態了，你能不能離開山大，來北大做一個外國文學系的研究教授？研究教授月薪五百元，教課六點鐘，待遇方面總算過得去，但我所希望者是希望你和朱光潛君一班兼通中西文學的人能在北大養成一個健全的文學中心。最好是你們都要在中國文學系擔任一點功課。 北大舊人中，如周豈明先生和我，這幾年都有點放棄文學運動的事業了，若能有你來做一個生力軍的中心，逐漸為中國計劃文學的改進，逐漸吸收一些人才，我想我們這幾個老朽也許還有可以返老還童的希望，也許還可以跟著你們做一點搖旗吶喊的「新生活」。 你有意思來嗎？請你回我一信。 適　之　廿三，四，廿六 致鄭中田 君禾先生： 謝謝你寄來的信。 我勸你不要把你的職業看作「市廛俗氣坑」。一個人應該有一個職業，同時也應該有一個業餘的嗜好。一切職業是平等的；糞夫與教授，同是為社會服務，同樣的是一個堂堂的人。但業餘的嗜好的高下卻可以決定一個人的前途的發展。如果他的業餘嗜好是賭博，他就是一個無益的人。如果他的業餘嗜好是讀書，或是學畫，或是做慈善事業，或是研究無線電，或是學算學，……他也許可以發展他的天才，把他自己造成一個更有用的人。等到他的業餘有了成績，他的業餘就可以變成他的主要職業了。 如果你能把你的職業不僅僅當做吃飯的苦工，如果你把他看作一個值得研究的東西，你就不會嫌他俗氣可厭了。你若有文學天才，你一定可以從那個「俗氣坑」里發現許多小說材料。你若肯多讀書，你一定可以設法改良他，發展他。 我從來沒有福氣用一個「隨從」，所以我不能請你來。因為你的好意可感，所以我寫這封很誠懇的信勸告你。 如果你在你的職業里沒有長進，你跟著我也不會有長進。 胡　適　廿三，五，二 致陳企霞 企霞兄： 謝謝你的信和文稿。 承你送一篇文章給《獨立》，我很感激。我總覺得你寫的文字不曾經過「說老實話，說平常話」的訓練，使人讀了起unreal（不真實）的感覺。這篇《蓮花谷》也使我感覺你有點無病呻吟的做作。《獨立》向不登文學作品，我們只要一些清楚明白說平常話的好文字而已。送上《鄉音》、《新秀才》兩篇，可以代表我們要的文字。《新秀才》一篇是一個今年考北大不取的貴州學生做的。你看了也許不能欣賞這一類的文字。但文字不從這一條路子入手，是不會做好的。至少我的偏見如此看。 適　之　廿三，九，十一 致黃秋岳 秋岳先生： 謝謝你寄來的《摭憶》稿子。 周春的筆記弁首，所談《紅樓夢》故事，無甚價值。他不知道曹家的歷史，故說林如海是曹楝亭；他又不知道雪芹不是曹楝亭之子，乃是其孫子。此等猜想，實無根據。我的三篇考證，對於此書是曹雪芹自寫其家故事一點，似已無問題。周松靄所記，有一點可助我的版本考據。他說： 乾隆庚戌秋，……雁隅以重價購鈔本兩部，一為《石頭記》八十回，一為《紅樓夢》一百二十回，微有異同。……壬子冬，知吳門坊間已開雕矣。茲苕賈以新刻本來，方閱其全。…… 甲寅中元日黍谷居士記 此一段有誤記，也有對的地方。一百二十回本是北京活字本，其書初出在乾隆辛亥，是為程偉元排本第一本；次年壬子，始有校改重排活字本，是為程偉元第二本。周氏記中說乾隆庚戌已有一百二十回鈔本，似不足信。雁隅所得，當是八十回鈔本，與百廿回活字本。其時當在辛亥，周氏誤記為庚戌。壬子冬，吳中賈人所開雕，系據程氏第一本，其中錯誤皆沿此本。程氏第二本校改凡二萬餘字，但吳中刻本已風行，此第二本就湮沒不為人所注意。至近年上海亞東圖書館始用我的藏本排印，於是人間始有「程乙本」的《紅樓夢》。 周氏甲寅所得刻本，乃是南方刻本，未見北京活字本，故誤認壬子吳中刻本為最早刻本，所以誤記雁隅所得百廿回本為鈔本了。 胡適上　廿四，五，五 致陶希聖 希聖兄： 連日心緒太惡劣，忘了把《獨立》早寄給你，乞恕疏忽之罪。 此次我借用尊文作例子，實無絲毫惡意，至多只有「春秋責備賢者」之微意，因餘人實不足引征也。 領導一國的思想，是百年大計，必須以哀矜之態度出之，不可稍存草率。自誤是小事，誤人誤國都是大罪。思想必須從力求明白清楚（Clear and distinct）入手，笛卡兒所以能開近世哲學的先路，正因為他教人力求清楚明白。從洛克以至杜威、詹姆士，都教人如此。我們承兩千年的籠統思想習慣之後，若想思想革新，也必須從這條路入手。此意我懷抱已久，七年前寫「名教」一文，即擬繼續鼓吹此意，終以人事匆匆，不能如願。上月讀你答我之文——《否認現在的中國》——我深感覺你受病太深，而處此澆薄之社會中，絕少諍友肯為你醫病解縛。因此，我忍不住作《思想弊病》一文，略指此種方法的缺陷。 六三之夜，已快天明了，三點已敲過，我細讀你新答我之文，仍覺你迷誤未醒，意氣甚盛，故又略答幾句。 你此次來信有「將來如發見自己的確是錯的，也不避承認」之語，我很感動。此在今日，是一種奇蹟，非可望之於人人。此時你氣尚未平，未必能如此覺悟。但我極盼望你能暫時拋開那一套。試想想為什麼動物學者把魚狗人都叫做「脊椎動物」而人無異詞，為什麼你把清末新政混稱為「來一個資本主義」而不能得人的承認，為什麼你把駢文古文叫做「封建主義」而使我抗議。這一個「公案」想通了，你還可望有「桶底脫」的一日。禪宗大師所謂「桶底脫也」即是奇蹟的來臨也。 此次尊文甚多不檢點之處，如雲「西洋文化等於科學，中國文化等於小腳，建設中國文化就是裹小腳」，你在何處曾見我如此說過？ 今夜百忙中又來嘵舌，罪過，罪過。但平日實相敬愛，不思終日自外，終望得寬宥也。 適　之　二十四，六，十夜二時 致陶希聖 希聖兄： 今天得手書，十分感動。十幾天之中，我很感受刺激，頭髮白了許多，今天得來信，可說是近日的最大安慰。 民族抬頭，我豈不想？來信所說的吾輩負的教育責任，我豈不明白？但我們教人信仰一個思想，必須自己確信仰它，然後說來有力，說來動聽。若自己不能信仰，而但為教育手段計，不能不說違心之言，自棄其信仰而求人信仰他自己本來不信仰的東西，我不信這個方法是可以收效的。依古人的說法，修辭立其誠，未有不誠而能使人信從的。如來書說的，「自責」在學術界是應當的，但在教育上則又不應當「自責」而應當自吹：這是一個兩面標準（double standard），我不能認為最妥當的辦法。至少我的訓練使我不能接受這樣一個兩面標準。 我不信這樣違心的「教育」手段能使這個民族抬頭。我們今日所以不能抬頭，當然是因為祖宗罪孽深重。我深信救國之法在於深自譴責，深自懺悔，深自愧恥。自責的結果，也許有一個深自振拔而湔除舊污，創造新國的日子。朱子說的：「知道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真是我們今日應該深刻想想的。若妄自誇大，本無可夸而偏要違心的自誇，那豈不是諱疾而忌醫的笨法子嗎？結果只能使這個民族格外抬不起頭來，也許永永抬不起頭來。 一個民族的思想領袖者沒有承認事實的勇氣，而公然提倡他們自己良心上或「學術」上不信仰的假話，——即此一端，至少使我個人抬不起頭來看世界。 「只有真理可以使你自由」（Only the truth can make you free），這是西洋人常說的話。我也可以說：只有真話可使這個民族獨立自主。你試看看這三十五年的歷史，還是梁任公、胡適之的自責主義發生了社會改革的影響大呢？還是那些高談國粹的人們發生的影響大呢？ 我並不否認文化在過去確有「國界」。小腳、八股、駢文、律詩等等，是全世界人類所無而為吾國所獨有。「國界」之義不過如此，其餘禮義廉恥云云，絕無「國界」可言，乃是文明人所共有，乃是一切宗教典籍所共有。而我們的禮義廉恥等等所以特別不發達者，其原因也正是由於祖宗的罪孽太深重了。 請你注意我們提倡自責的人並非不愛國，也並非反民族主義者。我們只不是狹義的民族主義者而已。我們正因為愛國太深，故決心為她作諍臣，作諍友，而不敢也不忍為她諱疾忌醫，作她的佞臣損友。 這個問題比思想方法的問題有同樣的重要。這是一個思想家立身行己的人格問題：說真話乎？不說真話乎？ 因你提出此雙重標準，故我誠懇的寫此長信。說話仍有過火之處，千萬請你原諒。 匆匆問安。 適　之　二十四，六，十二夜 致陳英斌 英斌先生： 我真對不住你，到今天才能回你的信。 你的信使我很感動。我不懂得日本最近的留學情形，我怕不能對於你的問題有多大的幫助。但我是不反對留學的，也不反對青年人出國留學。中國文化現在還是事事不如人，青年人應該努力學外國的長處。只要你認定你的使命是求學，你就可以明白求學是愈早愈好，愈年青愈有成就的希望。「和本國文化離開」也無大害處，因為本國的文化的環境實在太壞了，可以坑死不少的有用青年，青年人能脫離這種空氣，是福不是禍。 既要求學，必須要埋頭先學那求學的工具，就是語言文字。必須要把語言文字學到十分純熟的地步。 其次，既來求學，須知學不完全靠課堂課本，一切家庭，習慣，社會，風俗，政治，組織，人情，人物，都是時時在在可以供我們學的。若在慶應，就應該研究慶應六十年的歷史，並應該研究創辦人的人格。若在早稻田，就應該研究大隈的傳記。 最要緊的是不要存輕視日本文化之心理 。日本人是我們最應該研究的。他們有許多特別長處，為世界各民族所沒有的：第一是愛潔淨，遍於上下各階級；第二是愛美，遍於上下各階級；第三是輕死，肯為一個女人死，也肯為一個主義死；第四是肯低頭學人的好處，肯拚命模仿人家。 能如此存心，你在日本留學一定可以得益處。 胡　適　廿四，七，廿四 致任訪秋 訪秋先生： 謝謝你寄贈兩篇文字。 《論文學中思想與形式關係》，太蕪雜了，多有未成熟的見解。此種太大的題目，千萬不可輕作。即如嚴又陵先生所受民主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影響與我有何區別？又如我們同時人中同具某種思想而文體大不相同者甚多，你又如何解釋？ 論詞一文，使我很感覺興趣。靜庵先生的《人間詞話》是近年才有印本的，我在他死前竟未見過此書。他晚年和我住的相近，見面時頗多，但他從未提起此書。今讀你的比較研究，我很覺得我們的見解確有一些相同之點，所以我很高興。 但你的比較，太著重相同之點，其實靜庵先生的見解與我的不很相同。我的看法是歷史的，他的看法是藝術的，我們分時期的不同在此。 他的「境界」說，也不很清楚。如他的定義，境界只是真實的內容 而已。我所謂「意境」只是一個作家對於題材的見解（看法）。我稱它為「意境」，顯然著重在作者個人的看法。你的解釋，完全錯了。我把「意境」與「情感」等並舉，是要人明白「意境」不是「情感」等，而是作家對於某種情感或某種景物作怎樣的觀察，取怎樣的態度，抓住了那一點，從那一種觀點出發。 《花間》時期的詞，除韋莊外，意境都不高。李後主遠在《花間集》（廣政十年）之後了。他的意境之高當是由於天才和晚年的遭遇。但自《花間集》到東坡，絕大多數的詞仍是為歌者作的，故意境終不能高超。韋莊與後主只是這個時代的傑出天才而已。 靜庵先生說的「隔與不隔」，其實也說不清楚。我平常說「意境」，只是「深入而淺出」五個字。觀察要深刻，見解要深刻，而表現要淺近明白。凡靜庵先生所謂「隔」，只是不能淺出而已。 因讀你的文章，偶然寫此信，或可供參考。 胡　適　廿四，七，廿六 致陳博生 博生先生： 近來報紙上時常發現有抄襲別人的文字送到報館騙錢的。但昨今兩日（七月廿九，卅）《北晨藝圃》內發表署名「履道」的一篇《蒲松齡死年辨》，則尤為荒謬詐欺的怪例。我不能不責備編輯先生太疏忽了，竟使這種冒充考證的詐欺文字得占貴報兩天的篇幅！ 這篇文字是指名駁我的，所以我要求先生把我這封信登在《藝圃》欄內。 「履道」的文字，謬誤百出，錯謬尚可恕，捏造證據而詐欺取財，是不可恕的。 先指出一個最荒謬的詐欺行為。此文冒充要駁正我的「辨偽舉例」的蒲松齡死時七十六歲之說，他要證明「八十六歲」之說。但此文中說： 蒲松齡既生於崇禎十三年，卒於康熙五十四年，正為八十六年。 先生，這位投稿的「履道」未免太瞧不起貴報編輯先生和讀者們的歷史常識了！崇禎十三年（西曆一六四〇）到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可不是恰恰七十六歲嗎？那裡來的八十六呢？編輯室里也許沒有中西合曆的年表可查，但崇禎只有十七年，減去十三年，還有四年（中國習慣算五歲），加上順治十八年（元年即崇禎十七年），再加上康熙五十四年，5＋17＋54＝76， 是不是七十六歲呢？這是中學生應有的近代歷史常識。「履道」先生簡直是欺編輯先生和讀者連這點常識也沒有，所以他大膽來騙貴報的稿費了！ 此外的詐欺行為，最大的是： （1）他捏造出淄川湯望撰的《蒲松齡先生墓表》的名目。何以知其捏造呢？因為他引了此文末段七十七個字，而這七十七字全是張元的《柳泉蒲先生墓表》之文。「湯望」之名是捏造的。 （2）他捏造出一部「乾隆二十八年仲夏二樹堂板」的《聊齋文集》的名目。我敢斷言天地間沒有這部書。聊齋志異小說是乾隆三十一年始有刻本的。他的文集到近年始有排印本。 （3）他捏造出一部《嚴西仲淄川蒲松齡先生年譜》的名目。因為他「引」此譜的文句都是捏造的。 （4）他捏造出一部《恩榮軒蒲松齡別集》的名目，因為他「引」所謂《別集》的詩題都是石印本《聊齋詩集》里的詩，都在我已證明全屬偽造的二百六十二首歪詩之內。 （5）他又捏造出一部「清代詹純甫所著之聊齋外集」的名目，因為天下沒有人能「著」一部聊齋外集！ 最後，我可以報告，張元的《柳泉蒲先生墓表》，至今還在淄川，全碑完整。我已得著兩份拓本，碑文中正作「以康熙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卒，享年七十六」。八十六歲是錯的，現在已毫無可疑了。 胡　適　廿四，七，卅 再啟者：我的《辨偽舉例》是我生平最得意的一篇考證學的小品文字。最初登在《新月》第四卷一號，現在已不易得；後來改題為《蒲松齡的生年考》，收在亞東圖書館本《醒世姻緣》的附錄里。今送呈一冊。此文最可作初學考證者的教科書讀。貴報登此詐欺文字，毀壞我的考證名譽，可否重登我此文，以贖此失察之罪？ 致陳博生 博生先生： 閒人先生肯把我寄與先生的信登出，並自己認錯，我當時很佩服他的服善改過的態度。但這幾天，他又登出「履道」的答辨長文，我看了真有點替貴報難為情，也替閒人先生難為情。因為「文責自負」四字是不能完全為主編的人脫卸責任的。 我本不屑和這種自己聲明「要大膽的再詐欺胡先生一下」的人辨論，不過我要向先生指出幾點常識： 第一，我原信問：蒲松齡生於崇禎十三年，卒於康熙五十四年，是不是七十六歲？「履道」文中不答此問，他究竟「答辨」的是什麼？ 第二，我原信指出那位詐欺的履道捏造了五件假文件的名目： ①　淄川湯望撰的蒲松齡先生墓表。 ②　乾隆二十八年仲夏二樹堂板的聊齋文集。 ③　嚴西仲的淄川蒲松齡先生年譜。 ④　恩榮軒蒲松齡別集。 ⑤　詹純甫「所著」之聊齋外集。 我正式指出這五項文件是沒有的，這五項名目是捏造的。他此次「答辨」文雖冗長，所舉證據又無一件不是捏造的。試舉一例，他從石印本聊齋文集裡抄出了張元的蒲先生墓表，卻無恥的騙人說他是從《張元文集》中錄出的！要證明這種下流的詐欺行為，是很容易的。我把張元的墓表拓本送給先生看看。履道所引墓表，凡刪節之處，訛誤之處，無一不與石印本聊齋文集相同。如開首「其別號也」之下，刪去三十九字，與石印本同；又碑文之末刪去墓銘全文，凡廿四字，也與石印本同。他的抄本有「終一節無少間」一句，文義不通，也與石印本同，碑文實作「始終一節無少間」。他抄的墓表中又有這麼一句： 少年與同邑李希梅及余從伯父歷友，旋結為郢中詩社。 單這一句就可以完全證明他的詐欺了。碑上此句是： 少年與同邑李希梅及余從伯父歷友視旋諸先生 結為郢中詩社。 國學扶輪社本聊齋集附錄墓表中此句誤脫了「諸先生」三個字，於是妄改為 及余從伯父歷視友，旋結為郢中詩社。 石印本的編者高明多了，他認得張歷友是山東詩人，所以把「友」字改回去，把「視」字妄改為「親」字，成為： 及余從伯父歷友親，旋結為郢中詩社。 履道所據即是此石印妄改本，他又妄刪去「親」字，就更不通了。 其實「歷友」與「視旋」都是人名，歷友是張篤慶，視旋是張履慶，他們的詩都收在山左詩抄里。這一句的誤改，我在別處（陳垣元典章校補釋例序）早已指出過了，可惜履道不曾得讀，所以仍舊抄襲誤本，不打自招，替自己留下詐欺的鐵證！ 試再舉一個最可惡的例子。我原信說「湯望」是捏造的。履道「答辨」中引「國朝文征卷二十八，孫文定公（瑋）所作湯望墓誌雲」： 公字益川，淄川人。崇禎辛未貢生。順治丙戌官河津知縣。……乾隆二年九月十一日戌時卒，年九十四。 先生，我請你看看這一個小學算題：崇禎辛未當西曆一六三一。就算他一出娘胎就作貢生罷，到乾隆二年（一七三七）他已活了一百零六年了！若算他二十歲作貢生，他應該活了一百二十六歲了！哈哈！好福氣！ 怎麼又減成九十四歲了？ 請問，登載這樣荒謬文字的編輯先生未免難逃有意庇護詐欺者的嫌疑吧？難道他真相信有一位「孫文定公」作了這樣荒唐的算術嗎？ 湯望如此，再看看嚴西仲。履道又引他新捏造的《國朝文征卷五十七》云： 「嚴西仲，順治丁亥進士。」 順治丁亥是西曆一六四七。算他三十歲中進士罷，到蒲松齡死時（康熙五十四年），他已是九十七歲的人了，他還能替蒲松齡作年譜嗎？ 我敢斷言，履道所提出的五項文件，加上此次答辨文中所舉《張元文集》、《孫文定公的湯望墓表》、《蠡勺亭集》內的《嚴西仲傳》等等，都是天地間絕不會有的，都是信口開河捏造的。 我想閒人先生登載這種絕無常識的詐欺文字，至少難逃兩次失察之罪，至少應該罰俸兩個月。我要求先生把我這封信登在貴報上。 胡　適　廿四，八，十七夜 墓表拓本閱後若不能影照，乞即賜還。此碑每行腳下有四字埋在土中，故每行缺四字。我已托淄川路大荒先生將碑腳積土挖開，另拓有全本。 致湯爾和 爾和先生： 送還六、七、八年的日記，並致深厚的謝意。八年日記，細細讀過，曾摘記幾十條重要日期的主要事項，想先生見許。 六、七二年日記，不及細讀，但略翻閱而已。六年記復辟前後的政治，甚有趣味。 先生日記之有恆，真令我五體投地的佩服！每日讀書有記，治事有記，而凡十年不斷，是真不易得的！ 前所欲查的一個日子，乃是八年三月廿六夜，先生記在次日（廿七）。此夜之會，先生記之甚略，然獨秀因此離去北大，以後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及後來國中思想的左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義者的變弱，皆起於此夜之會。獨秀在北大，頗受我與孟和（英美派）的影響，故不致十分左傾。獨秀離開北大之後，漸漸脫離自由主義者的立場，就更左傾了。此夜之會，雖有尹默、夷初在後面搗鬼，然孑民先生最敬重先生，是夜先生之議論風生，不但決定北大的命運，實開後來十餘年的政治與思想的分野。此會之重要，也許不是這十六年的短歷史所能論定。可惜先生不曾詳記，但有月日可考，亦是史料了。 先生試讀四月十一日記末行，可知在當時獨秀與先生都知三月廿六夜之會之意義。 八年五四之後，留蔡之事，先生用力最勤，而夢麟兄之來北大尤為先生第一大功。倘夢兄不北來，他也許要被任之兄一班人毀了。故夢兄北來之舉，先生實大有造於他，亦大有功於北大。八年年底「發現」之役一變而為「去傅」之運動，鬧成長期的教職員罷課，尊記有詳細記載，也可供史料。 十二月十五日之罷課，我曾於十三夜獨力反對，及今思之，我仍深信先生與夷初諸人造孽不淺也。 讀八月三十一日尊記整理舊日記時之感想，我十分同情，論人如此，論事想亦不能免此種今昔之感也。 敬謝先生許我偷窺寶藏之厚意，敬祝 新年安好 胡適敬上　廿四，十二，廿二 致周作人 豈明兄： 謝謝你的規箴良言，我真說不出怎樣感謝你。我是一個「好事者」；我相信「多事總比少事好，有為總比無為好」；我相信種瓜總可以得瓜，種豆總可以得豆，但不下種必不會有收穫。收穫不必在我，而耕種應該是我們的責任。這種信仰已成一種宗教——個人的宗教，——雖然有時也信道不堅，守道不篤，也想嘲笑自己，「何苦乃爾！」但不久又終捨棄此種休假態度，回到我所謂「努力」的路上。 「朋舊雕喪」，只使我更感覺任重而道遠；「青年無理解」，只使我更感覺我不應該拋棄他們。即如十二月卅一日下午的談話會，頗有十來個青年人顯出無理解的行為，但我絲毫不怪他們，我只覺得我們教學二十年，實在不曾盡力，實在對不起青年人，他們的錯誤都應該我們負責。 王介甫有一首白話詩，我最愛誦： 風吹瓦墮屋，正打破我頭。瓦亦自破碎，豈但我血流？我終不嗔渠，此瓦不自由。…… 我對於無理解之青年，時時存此想，念其「不自由」，每生度脫之心，毫無嗔渠之念。 生平自稱為「多神信徒」，我的神龕里，有三位大神，一位是孔仲尼，取其「知其不可而為之」；一位是王介甫，取其「但能一切舍，管取佛歡喜」；一位是張江陵，取其「願以其身為蓐薦，使人寢處其上，溲溺垢穢之，吾無間焉，有欲割取我身鼻者，吾亦歡喜施與」。嗜好已深，明知老莊之旨亦自有道理，終不願以彼易此。 吾兄勸我「汔可小休」，我豈不知感謝？但私心總覺得我們休假之時太多，緊張之時太少。少年時初次讀《新約》，見耶蘇在山上看見人多，嘆息道：「收成是很多的，可惜工作的人太少了！」我讀此語，不覺淚流滿面。至今時時不能忘此一段經驗。三年多以來，每星期一晚編撰《獨立評論》，往往到早晨三四點鐘，妻子每每見怪，我總對她說：「一星期之中，只有這一天是我為公家做工，不為吃飯，不為名譽，只是完全做公家的事，所以我心裡最舒服，做完之後，一上床就熟睡，你可曾看見我星期一晚上睡不著的嗎？」她後來看慣了，也就不怪我了。 你說：「我們平常以為青年是在我們這一邊。」我要抗議：我從來不作此想。我在這十年中，明白承認青年人多數不站在我這一邊，因為我不肯學時髦，不能說假話，又不能供給他們「低級趣味」，當然不能抓住他們。但我始終不肯放棄他們，我仍然要對他們說我的話，聽不聽由他們，我終不忍不說。 但我也有我的酬報。良心上的譴責減輕一點，上床時能熟睡，都是最好的酬報。至於最大的安慰，當然是我收到窮鄉僻壤或海角天涯一個，兩個青年人來信，訴說他們在某一點上受了我的某句話的影響，使他們得到某種的改變。無心插柳，也可成蔭；有意栽花，豈能完全不活！其不活者，只是耕鋤不深，灌溉不力，只可責己，未可怨花也。私見如此，老兄定笑我痴迷不悟吧？ 我多管閒事，是最妨礙我「講學論學」的，吾兄勸我專門講學論學，這一方面是我最應該懺悔的。以後倘能做到來信所謂「少管」，而多注意於學術，也許可以多做出一點成績來，減少一點罪過。 吾兄自己也是有心人，時時發「諄諄之言」，但胸襟平和，無緊張之氣象，故讀者但覺其淡遠，不覺其為「諄諄之言」。此是涵養功深，不易學到。前日和詩末句，「關門尚學仙」，已改為「蕭閒似散仙」，似較切近。 此信不是強辯，只是要表明一種「性情」，性情一名或不確當，但沒有他種名詞比這更確切，姑且用之。 在君兄之死，真是一大損失。此君治學之外，實有辦事的幹才，不像我們書生只能拿筆桿，不能做事。 吾兄的輓聯甚好，我也看見《宇宙風》中你們兩人同舉羅素贊閒之書，甚為注意。在君遺囑不發訃開弔，棺不得過百元，墳地不得過半畝，葬於身死之地域內。遺囑去年所立，我是證人之一，至今讀之，泫然神傷。 在君曾有壽高夢旦六十一聯，甚佳： 爬山，吃肉，罵中醫，年老心不老。 寫字，喝酒，說官話，知難行亦難。 廿年八月，在君一家在秦王島避暑，邀我去玩，他有游北戴河懷我的詩兩首： 記得當年來此山，蓮峰滴翠沃朱顏。 而今相見應相問，未老如何鬢已斑？ 峰頭各采山花戴，海上同看明月生。 此樂如今七寒暑，問君何日踐新盟。 我曾和他一首： 頗悔三年不看山，遂教故紙老朱顏。 只須留得童心在，莫問鬢毛斑未斑。 後來我去住了幾天，別時他用元微之贈白香山詩原韻作二詩送我： 留君至再君休怪，十日流連別更難。 從此聽濤深夜坐，海天漠漠不成歡。 逢君每覺青來眼，顧我而今白到鬚。 此別原知旬日事，小兒女態未能無。 我回北平後，也和此二詩云： 亂世偷閒非易事，良朋久聚更艱難。 高談低唱聽濤坐，六七年來無此歡。 無多餘勇堪浮海，應有仙方可黑鬚。 別後至今將七日，靈丹添得幾丸無？ （在君有「赤腳大仙」之號，我們同赤腳走沙上，見狗矢，他戲指是仙人留下靈丹，服之可登仙！） 此種友朋兒戲，及今思之，何可復得！ 送上《近著》一冊，乞教正。 匆匆敬問 大安 適　之　廿五，一，九 致翁文灝、蔣廷黻、吳景超 詠霓、廷黻、景超三兄： 今早經農送來一篇記在君在湘情形的文字，中有衡山紀游的詩四首，其一首題為《麻姑橋晚眺》： 紅黃樹草爭秋色，碧綠琉璃照晚晴。 為語麻姑橋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 此詩似是在君自寓其出處之懷抱，我讀之因想起宋人楊萬里的一首詩： 初疑夜雨忽朝晴，知是山泉終夜明〔鳴〕。 流到前溪無一語，在山作得許多聲！ 我想吳達詮別號「前溪」，大概是用此詩之意。我對於你們幾個朋友（包括寄梅先生與季高兄等），絕對相信你們「出山要比在山清」。但私意總覺得此時更需要的是一班「面折廷爭」的諍友諍臣，故私意總期望諸兄要努力做educate the chief〔教育領袖〕的事業，鍥而不捨，終有效果。行政院的兩處應該變成一個「幕府」，兄等皆當以賓師自處，遇事要敢言，不得已時以去就爭之，莫令楊誠齋笑人也。 適　之　廿五，一，廿六 達詮說，他生於湖州的前溪，故有此號，我的揣測錯了。適之　廿五，一，廿九 致葉英 葉英先生： 謝謝你的信和文章。 你的文章寫的很好，但你誤信了科舉時代的是做人與做事雙方兼顧的。我毫不遲疑的對你說：中國的舊式教育既不能教人做事的能力，更不能教人做人的道德。 你若有興趣，可以看看我的《論學近著》的第四卷，特別是我給孟心史先生的一封信。 你讀過《儒林外史》沒有？那是中國教育史的最好史料。你想，范進，周進，嚴貢生，匡超人受的教育是不是可以做人做事？ 你看過京戲「紅鸞禧」沒有？一個丐頭的女婿，一旦中了進士，立刻就有人來「投靠」，豈不是很有趣的社會組織？然而你看這位進士老爺受的教育是不是夠他做事做人？ 你說起書院時代的山長的責任心，這更是誤會。書院的山長，院中人每月只公見一二次而已，他的工作至多不過是看看書院課藝而已。有時候，山長完全可以不到書院，只看看課藝。 做人的本領不全是學校教員能教給學生的。它的來源最廣大。從母親，奶媽，僕役，……到整個的社會，——當然也包括學校——都是訓練做人的場所。在那個廣大的「做人訓練所」里，家庭占的成分最大，因為「三歲定八十」是不磨的名言。中國的家庭環境太壞，所以一般人對於學校教育責望過大。你也是其中之一人。這個責望，平心而論，也有點理由。第一是學校的教師的平均智識比平常家庭中的父母高的多，也許父兄不能教的，教師可以教罷？第二，學生入學校的年齡，還在可善可惡的彈性時期（formative），家庭養成壞習慣，也許學校可以改革罷？ 這兩層都不錯，不幸中國今日的學校大多數還沒有這種設備。中學的宿舍，大學的宿舍，都沒有做到英國學校的宿舍生活，——少數教會學校有了一個起點，——所以除了傳授一點知識技能之外，做人的教育無從下手。課堂的生活當然是知識技能的生活居絕大部分。課堂以外的生活，才是做人的訓練。凡遊戲，社交，開會，競賽，選舉，自治，互助，旅行，做團體生活，……等等，才是訓練做人的機會。 中國今日之多數教員，他們自己也就沒有受過這種做人生活的訓練，他們自己開個會就往往要鬧到吵架而散，遊戲是不會的居多，團體生活是沒有的，能埋頭做學問已是了不得的了！何能教人做人？ 然而平心而論，新式教育雖然還很幼稚，究竟比舊式教育寬廣的多，其中含有做人教育的成分比舊教育多的多了。上文所舉的遊戲，社交，自治，團體生活等等，都是舊日學堂書院所無，若能充分利用，今日之學校也未嘗不可以用作做人的訓練。只可惜教員能挑起這種責任的人還不多，更可惜中小學太壞，學生在小學中學沒有受過良好的團體生活的訓練，到了大學，不但不能學做人，往往還不肯受教員的指導。他們覺得受中年人指導是可恥的！ 我對於你的重視做人教育，是同情的；但因為你誤信舊教育的好處，有菲薄新教育的危險，也許還有點「復古」的潛意識，所以我寫這信答你。 你的文章，我大概不給你發表了。我希望你不會因此不再寄文章來。 胡適之　廿五，三，廿一 致吳健雄 健雄女士： 昨夜在馬宅相見，頗出意外，使我十分高興。 今日下午船竟不開，晚間得消息，似此次罷工也許要延長擴大；同行旅客有趕往Vancouver改乘Canadian汽船回國的，我則九十二日勞頓之餘，頗感疲乏，行李又有一部分已上胡佛船了，故決定留此等待兩三天再說。 此次在海外見著你，知道抱著很大的求學決心，我很高興。昨夜我們亂談的話，其中實有經驗之談，值得留意。凡治學問，功力之外，還需要天才。龜兔之喻，是勉勵中人以下之語，也是警惕天才之語，有兔子的天才，加上烏龜的功力，定可無敵於一世，僅有功力，可無大過，而未必有大成功。 你是很聰明的人，千萬珍重自愛，將來成就未可限量。這還不是我要對你說的話。我要對你說的是希望你能利用你的海外住留期間，多留意此邦文物，多讀文史的書，多讀其他科學，使胸襟闊大，使見解高明。我不是要引誘你「改行」回到文史路上來；我是要你做一個博學的人。前幾天，我在Pasadena見著Dr. Robert A.（原誤作M.）Milhkan。他帶我去參觀各種研究室，他在Geretics研究室中指示室中各種工作，也「如數家珍」，使我心裡讚嘆。凡第一流的科學家，都是極淵博的人，取精而用弘，由博而反約，故能有大成功。 國內科學界的幾個老的領袖，如丁在君、翁詠霓，都是博覽的人，故他們的領袖地位不限於地質學一門。後起的科學家都往往不能有此淵博，恐只能守成規，而不能創業拓地。 以此相期許，你不笑我多管閒事嗎？匆匆祝你平安。 胡　適　一九三六，十，三十 致蘇雪林 雪林女士： 謝謝你十一月十八日的長信。我十二月一日到上海，十日回家，昨晚（十一）始得檢出細讀。 你自稱疏懶，卻有此豪興，有此熱誠，可佩之至。關於《獨評》，你的過獎，真使我愧汗。我們在此狂潮之中，略盡心力，只如鸚鵡濡翼救山之焚，良心之譴責或可稍減，而救焚之事業實在不曾做到。我們（至少可說我個人）的希望是要鼓勵國人說平實話，聽平實話。這是一種根本治療法，收效不能速，然而我們又不甘心做你說的「慷慨激昂，有光有熱」的文字，——也許是不會做，——奈何！奈何！ 此事當時時放在心上，當與一班朋友細細談談，也許能做到更積極一點。 關於左派控制新文化一點，我的看法稍與你不同。青年思想左傾，並不足憂慮。青年不左傾，誰當左傾？只要政府能維持社會秩序 ，左傾的思想文學並不足為害。青年作家的努力，也曾產生一些好文字。我們開路，而他們做工，這正可鼓舞我們中年人奮發向前。他們罵我，我毫不生氣。 左傾是一事，反對政府另是一事。我覺得政府的組織若能繼續增強，政府的力量若能繼續加大，一部分人的反對也不足慮。我在北方所見，反對政府的勢力實占極小數。其有作用者，雖有生花的筆舌，亦無能轉變其分毫。其多數無作用者，久之自能覺悟。我們當注重使政府更健全，此釜底抽薪之法，不能全靠筆舌。 我總覺得你和別位憂時朋友都不免過於張大左派文學的勢力。例如韜奮，他有什麼勢力！你說他「有群眾數十萬」，未免被他們的廣告品欺騙了。（《生活》當日極盛時，不過兩萬份，邵洵美如此說。） 「叛國」之徒，他們的大本事在於有組織。有組織則天天能起鬨，哄的滿城風雨，像煞有幾十萬群眾似的。 不知為什麼，我總不會著急。我總覺得這一班人成不了什麼氣候。他們用盡方法要挑怒我，我總是「老僧不見不聞」，總不理他們。你看了我的一篇《〈西遊記〉的第八十一難》沒有（《論學近著》）？我對他們的態度不過如此。這個方法也有功效，因為是以逸待勞。我在一九三零年寫《介紹我自己的思想》，其中有二三百字是罵唯物史觀的辯證法的。我寫到這一頁，我心裡暗笑，我知道這二三百字夠他們罵幾年了！果然，葉青等人為這一頁文字忙了幾年，我總不理他們。 今年美國大選時，共和黨提出Governor Landon（蘭敦州長）來打Roosevelt（羅斯福），有人說：「You can't beat some body with nobody」（你們不能拿小人物來打大人物）。我們對左派也可以說：「You can't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你們不能拿沒有東西來打有東西的）。只要我們有東西，不怕人家拿「沒有東西」來打我們。 關於魯迅，我看了你給蔡先生的信，我過南京時，有人說起你此信已寄給他了。 我很同情於你的憤慨，但我以為不必攻擊其私人行為。魯迅狺狺攻擊我們，其實何損於我們一絲一毫？他已死了，我們盡可以撇開一切小節不談，專討論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麼，究竟經過幾度變遷，究竟他信仰的是什麼，否定的是些什麼，有些什麼是有價值的，有些什麼是無價值的。如此批評，一定可以發生效果。余如你上蔡公書中所舉「腰纏久已累累」，「病則謁日醫，療養則欲赴鐮倉」……皆不值得我輩 提及。至於書中所云「誠玷辱士林之衣冠敗類，廿五史儒林傳所無之奸惡小人」一類字句，未免太動火氣（下半句尤不成話），此是舊文字的惡腔調，我們應該深戒。 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魯迅自有他的長處。如他的早年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先生當日誤信一個小人張鳳舉之言，說魯迅之小說史是抄襲鹽谷溫的，就使魯迅終身不忘此仇恨！現今鹽谷溫的文學史已由孫俍工譯出了，其書是未見我和魯迅之小說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據部分淺陋可笑。說魯迅抄鹽谷溫，真是萬分的冤枉。鹽谷一案，我們應該為魯迅洗刷明白。最好是由通伯先生寫一篇短文，此是「gentleman（紳士）的臭架子」，值得擺的。如此立論，然後能使敵黨俯首心服。 此段似是責備你，但出於敬愛之私，想能蒙原諒。 我回家已幾日了，匆匆寫此信，中間又因張學良叛國事，心緒很亂，時寫時停，定多不貫串，請你莫見笑。 匆匆問好。 胡　適　廿五，十二，十四 致周作人 知堂兄： 得手示及《思痛記》及《病榻夢痕錄》兩部，多謝多謝！ 《思痛記》久思一讀，今晚當讀了。 我的《夢痕錄》果是最早刻本，其中「寧」字皆不缺筆（光緒十二年本也不缺筆；余本皆缺筆），字畫工整也為諸本所不及，如「病」字皆刻作「 」，「嚴」字皆刻作「 」。乾隆五十一年邵二雲贈序第三行「余讀唐律，疏傅議予，比於仁慈」，「傅」字各本皆作「傳」，唯此本及尊藏道光六年本作「傅」不誤。 此本小像極佳，比道光六年本還更有神采。其他各本翻刻小像更差了。 此本有一處不如道光六年本。卷下頁六十七（兩本頁數同）《歸廬落成》詩「群山儼拱揖」的「拱」字，道光本不誤，各本皆作「供」，此本亦作「供」，其字不寫作「供」，與全書字式異，與下句「供咀吞」「供」字之字式亦異，顯系此字初印後即有損壞，曾經挖補而誤刻作「供」的。 道光六年刻本是根據最初刻的初印本重雕的，雖然字體已稍改換，而行款全依原刻，故版本為後翻諸本所不及。小像與像贊翻的最工。卷下附章實齋一跋，《錄余》中曾提及（嘉慶十年），大概龍莊生前即有附此跋之刻本了。匆匆草此奉報，書三種稍遲奉還。 適　之　廿六，一，十二夜 道光六年本刻工不甚一致，似字畫細者為原版，字畫粗者為補版。 《思痛記》一氣看完了。 我的家鄉遭洪楊之劫最慘。先父自記年譜中說，亂前族中修祠修譜，點得人口六千人；亂中祠堂被焚，先父領頭重建，募捐時細查劫餘人口只有一千二百人。死的凡百分之八十！不獨吾族如此，徽州各族記載往往相印證。 我們的大問題是人命不值錢。因為不值錢，故人命可以視同草芥糞土，視同兒戲。我們家鄉常有婦女為了三個小錢的「破片」（碎布片）而起口角，因而上吊自殺的。舊小說《恆言》中有一文錢殺十五條人命的故事，我每勸人多讀。嗜殺性似是獸性的一部分，生活進步之國乃有不忍殺一無辜人之說，更進步則並罪人亦不忍殺了。今日所謂禁菸新法令，吸毒者槍斃，正可反映此人命不值錢的文化。西洋人可以實行「禁止虐待禽獸」的運動，我們現時還夠不上談「禁止虐待同胞」的運動，奈何！ 《病榻夢痕錄》記乾隆五十一年的災象，記載甚動人，其三詩亦甚佳。此是太平盛時，人命賤至如此，何況大亂之世乎？羅思舉自傳中記白蓮教之亂，其屠殺之慘亦可上比明末，下比洪楊。其中記一日軍中缺糧，則屠殺俘匪三千餘人，烹煮作糧。此亦是十九世紀初元的事，其時汪龍莊尚在人間也。 總之，人命太賤，可作牛馬用，當然可供烹吃；可供淫樂，亦當然可以屠殺為樂。一切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之政，到此都成廢話。僅存汪龍莊、李小池所謂因果報應一點點維繫，似亦不很有效驗。救濟之道只有工業與社會主會〔義〕雙管齊下，或可有較大進境罷。 適　之　廿六，一，十三夜 致孫伏園 伏園兄： 謝謝你的信和文稿。我今天下午從南方回來，才看見他們。 我把這篇文稿送還給你，決不是嫌這文不好，是因為文里提起的晶晶、鬱南兩文都不在《獨立》發表，你引用的原文太少，讀者一定摸不著頭腦，故不如讓此文登在《瀟湘漣漪》上，更親切一點。你一定不會怪我。 要表明你不怪我，你得再寄一篇文字給《獨立》！承贈《瀟湘》十三冊，已檢得晶晶的《給父親》讀了。這文確是很能動人。鬱南似是中公的學生，《東方》偶不在手頭，故不曾檢讀。 祭文是可以廢的，因為沒有「祭如在」的心境，祭文決做不好。晶晶的《給父親》，雖然可說是祭文的變體，其實是一個新時代的兒子的追憶，其中有傳記式的描寫，舊式的祭文決裝不進去。我的愚見以為此文若完全作追憶式，也許更好，更動人。其中有一部分頗不免《祭十二郎文》一類古文的影響，現代人讀去總覺得有點不自然。你以為如何？ 胡　適　廿六，五，九 我寫的《高夢旦小傳》（今年《東方》第一期），你看見沒有？上月我用此傳，加入事實，刪去原文一部分，改成一千字的墓碑，將來寫定後要寄給你看看。 答關仲豪 仲豪兄： 你為這一個「半部論語」的故事，遍找他的娘家，還老遠的寫信來問我：這真不愧是北大的學風，使我十分高興。 今天我不曾去國會圖書館，不知他們有無李燾的書。但我查北平新印的《琬琰集刪存》，裡面有太宗親撰的「趙普神道碑」，也沒有這個故事。碑文有云： 王（趙普追封真定王）性本俊邁，幼不好學。及至晚歲，酷愛讀書；經史百家常存幾按；強記默識，經目諳心，碩學老儒，宛有不及。既博達於今古，尤雅善於談諧。馬伏波詞辯分明，杜征南手不釋卷。…… 即此一段可證「半部論語」故事是不可靠的。那個故事的文字很像是筆記小說的文字，如其中說他死後「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最像小說。 神道碑文是「同時人的證據」，最可信用。 大概宋初政治制度多是因襲的，沒有什麼政治思想可說。到「古文運動」復興，柳開、石介、范仲淹、李覯、王安石諸公繼續起來，才有政治思想，才有慶曆的變法和熙寧的變法。明白了這一點，趙普的故事在你的研究題上就沒有地位了。 匆匆敬祝 安好，並問 馬教授和雷興教授的安。 胡　適　三十，三，三十一 致趙元任 元任老兄： 謝謝你的信。 我匆匆出門，作七千英里的旅行，——他們叫做Grand Circle Tour——動機是加拿大政府要我在Vanconver幫他們作一次Victory Loan的演說。但是我有近兩年，沒到西岸了，所以藉此到西岸各大城去一遭，到了落杉磯，然後東歸。 你的字典樣本，我竟沒能細讀。只好等我回去時再回信了。 在這裡我要請教你一件小事。我在二十年前曾翻譯波斯詩人Omar的「絕句」一章，當時本是「借他人的酒杯，澆自己的塊壘」，譯文雖然有人愛讀——因為文字通順，音節響亮，——但是很不正確。原文是： O love! Could You and I with Him conspire To grasp this Sorry Scheme of Things entire, Would We not shatter it to bits, and Then Remould it nearert the heart's desire! 我的舊譯文是： 要是天公換了卿和我， 該把這糊塗（後改糟糕）（最後改寒傖）世界一齊打破， 再團再煉再調和， 好依著你我的安排， 把這世界重新造過。 前些時，一天晚上睡不著，我把這首詩改翻了，開了電燈，記在一個本子上，才睡了。後來周鯁生看了這新譯本，說是比舊譯好得多了。我把這稿子抄給你看，請你不客氣的修改，請你注意修改兩個方面：一是白話的文法和「習慣」（idiom），二是音節。還有第三方面，就是譯文的正確程度。 倘使咱（們）倆能和老天爺打成了一氣， 好教咱抓住了這整個兒天和地， 咱可不先要打破了這不成樣子的東西， 再從頭改造翻新，好教咱（？）真箇稱心如意！ 這時候翻譯「莪馬」當然還是「借他人酒杯，澆自己胸中的塊壘」呵！ 在改詩工作上，你府上還有韻卿和四位小姐，他們都能幫我改白話。 適　之　卅一，二，十七 因為寫這首詩的第一句，我想起三百年前的一支地道的民歌，地道的老百姓的革命歌。這是我在一部清朝小說《豆棚閒話》里發現的，據說是明末流寇時代最流行的一支民歌。我現在抄給你，盼望你能給他作個曲譜： 老天爺你年紀大， 耳又聾來眼又花， 你看不見人聽不見話！ 殺人放火的享盡榮華， 吃素看經的活活餓殺！ 老天爺你不會做天， 你塌了罷！ 老天爺你不會做天， 你塌了罷！ 適　之 致傅斯年 孟真兄： 二月六日長函，三月底才收到。 所需藥第一種，得詠霓電後即已買，想已收到。此次藥單，均已買寄，想亦已收到。 我竟不知老伯母去年十月去世，不勝哀念。她老人家待我和冬秀都很好，我們都沒有能報答她。 她老人家辛苦一生，對老兄屬望最大，所以今後吾兄更宜十分保重身體，以慰死者。一切紛紛擾擾，都不足置懷。得一個有用之身，為學術效勞，這是第一大事。 老兄病中讀《老》，《莊》，未必是對症良藥。我想老兄還是讀讀山東土產《論語》、《孟子》，想想那「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不怨天，不尤人」的通達人情，近乎人情的風度，似乎比那似達觀而實偏激的莊生，或更可以減低幾十度血壓。 這不是笑話，是我近年體念得來的一個感想。 孔子的偉大處正在平平無奇，卻又實在近情近理。 近來讀《孟子》，也覺得此公可愛。 中國兩千多年的士大夫風度，其中比較積極，比較有作為的，都是受《論語》、《孟子》的好影響。 我在此實在無善狀可告朋友。 「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 這兩句杜詩，時時在哼著。 千言萬語，不如用我們徽州的一句俗話奉寄： 「徽州朝奉，自家保重。」 並問大綵、大縝、大維的好 適　之　May，17，1942 致王世傑、傅斯年等 雪艇、孟真、端升、詠霓、枚蓀、子纓諸兄： 我出國五年，最遠因起於我寫給雪艇的三封長信（廿四年六月），尤其是第三封信（廿四，六，廿七）；次則廿六年八月尾蔣先生的敦促，雪艇的敦勸；但最後的原因是廿六年九月一夜在中英文化協會宿舍孟真的一哭。 孟真的一哭，我至今不曾忘記。五年中，負病工作，忍辱，任勞，都只是因為當日既已動一念頭，決心要做到一點成績，總要使這一萬三千萬人復認識我們這個國家是一個文明的國家，不但可與同患難，還可與同安樂。四年成績，如斯而已。 當四年前我接受使命時，老妻冬秀曾寫信來痛責我。我對他說：我們徽州有句古話「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青山就是我們的國家，我們今日所以能抬頭見世人者，正是因為我們背上還有一個獨立的國家在。我們做工，只是對這個國家，這青山，出一點汗而已。 今日之事，或為山妻所笑。但山妻之笑，抵不得孟真的一哭。我要諸兄知此心理，知我決不懊悔動此一念頭。 我的使命已完全結束。今寄上「尾聲」文件若干，以代報告： 1．介公八月十五電 2．答介公八月十五電 3．外部八月十七日電 4．答外部電（八月廿一日） 5．美代外長私函（八月廿八日） 6．美政府答覆徵求同意函（九月一日） 7．美外長回京後私函 右文件或可供諸兄一覽。其最後三件，均為「破例」之文件，故亦附入。 我的計劃是先往紐約受醫生詳細檢驗，然後決定何時歸來。我在廿七年十二月四夜得心臟病，曾住醫院七十七天。三年半以來，雖未曾復發，但醫生不許我高飛，前年三月，今年二月，曾飛過八千尺，但醫生甚慮我不能飛萬尺以上。一年中體重減去十四磅，醫生要我休息幾個月，先把身體養好了，再作歸計。九月十五日離美京，一星期內身體檢查定可有報告。 有幾個大學，紛紛邀我去教書，都已謝卻，告以三五個月內不能考慮此事。實因急須絕對休養，並須絕對學做啞巴也。 此後諸兄信件，可由大使館劉公使（Liu Chieh）收轉。 匆匆敬問 諸兄健康。 弟適之　卅一，九，十 致王重民 有三兄： 昨寄一信，忘了提及《西遊記》事。 前寄還子書兄單本《吳昌齡與西遊記》，想已收到了。你說世德堂刻本《西遊記》小說無陳光蕊與江流事，使我很感興趣。楊景賢雜劇始有此二事，後人大概根據此劇加入的。 你說，除此加入一段外，世德堂本與我用的本子文字全同，此一點也使我很放心。當我勸亞東用此本標點時，我深信此本為現存各本中最好的本子。友朋中頗有人疑此本的描寫細密傳神之處是後來增修的，不是吳承恩的原文。我堅持用此本，力主書中描寫傳神之處皆是原文所有。但近年《西遊》古本漸出，我竟無機會細校，每以為憾。今得你的斷語，使我放心多了。 承借《叢書書目》，十分有用。頃檢此目470頁有《漢魏遺書抄》，此書不記輯逸者姓名，不知是誰輯的，誰刻的。館中若有此書，亦極想借觀。 頃得芝加哥大學回信，知光清兄的請願書已通過了，聞之甚喜。但恐你們那一個「班子」未免更分散零落了。匆匆問安。 弟適之　卅二，三，卅一 致王重民 有三兄： 廿一日信收到了。 《名人傳》的引言，今天打字了，今夜剛寄出，也許此時你已看見了。 校讀此書，頗費時間；寫此序前後約費兩星期，但我得益頗多，故不以為辛苦。 此書我認為很好，可算是「國際學者合作的研究」（corporate research; co-operative research）的第一次大成功。我的意見與兄頗不同。此書編纂甚不易，主編者的編審工作尤困難。我仔細讀過這六百巨頁（上冊），始知這是絕大工作。題目的選定，我雖有不滿意之處，——如程廷祚無傳而程晉芳有傳之類，——但全盤看來，此書所選八百人，大致是不錯的，是很公道的。即令我有全權選三百年的八百篇傳題，我的選擇未必能比這八百題更公允。此一大好處也。 此書取材兼收中西記載，其中如李之藻、徐光啟、瞿式耜諸傳，洪秀全、洪仁玕諸傳，奕訢（恭王）、耆善、榮祿、李鴻章、張蔭桓諸傳，都因為兼收外國材料與意見，故均可補舊記載之不足。此是二大長處。 近年吾國禁書頗出，傳記研究亦頗有成績，但均未有收集成書如此書之規模者。此書中凡有近人用功過之傳記，如孟心史、丁在君、顧頡剛和我自己等人做過一番整理的，都一概採用新出材料。此是三大長處。 滿洲、蒙古、西藏各族的人名，均用拼音作較細密的音讀，此為吾國人向未做過的工作，是四大長處。 各傳後所附參考書目，兼收中、西、日本文字，此於學者甚有益。此是五大長處。 主編及作傳者為國際學人，見解比較客觀，評論比較公平。（往日文字禁網，種族成見，固然可怕；但近年的翻案，洪、楊必是，曾、胡必非，亦甚非歷史學之康衢也。）此是六大長處。 吾兄前有函說此書不曾做到「第一流傳記」的目的，此是懸的過高，必致失望 。《史記》、《漢書》、《後漢書》三部大書之中，有幾篇傳夠得上「第一流傳記」的尊號？（近年讀《范書》最多，覺得一部《後漢書》中像《馬援傳》那樣的文字，竟尋不出第二篇！） 這部「名人傳」本來不打算做「第一流傳記」，只是一部「三百年名人傳記總譜」而已。看作三百年的中國名人辭典，在今日 全世界無一書可比此書的完備而有用。十幾萬元美金，八九年的心血，五十個學人的合作，而能得此一書，是十分值得的 。 故我序中對此書甚表誠意的讚許，不但希冀此類事業可以繼起，其實是此書值得讚許也。（序文大意如上文所說。） 書中執筆諸人，大概以那位日本人Hiromu Momose為最不高明。餘人以房兆楹兄為最努力，他和房太太，Kennedy，Goodrich、鄧君（此人的原名為何？）所作諸傳均大致很好。原意本有大家得訓練 的意思。用力最多最久諸人，如房君伉儷，其所得訓練之益當亦最大，甚可羨也。 今晚附寄給恆先生勘誤表一紙，其中有關於馬國翰傳的一長段，曾囑恆先生與你相商，乞為訂正。 我在序尾引兄函「只恆先生等四人便一共苦幹了三十六年了」一語，想不見怪。 前去Philadelphia，是為了赴一個會。思杜尚在學校，成績很不佳。 在Peinceton兩天，看了Gest書藏，也頗失望。原來聽說此君注重佛經與醫書，但匆匆看了，這兩組都不算出色。佛經有南宋殘本若干，元藏殘本若干，明藏殘本若干，西夏文佛經兩冊，如此而已。醫書之中，《本草》似無一善本，《千金要方》亦無好本，《外台秘要》是日本延享三年（1764）翻明末（1640）的翻宋本，已為最善本了。我試索《醫林改錯》（王清任），亦只是翻刻的爛版。但Gest全部之中，明刻本頗不少。 大抵醫書是應用的書，而學醫者絕無講究版刻之人，故善本頗少。協和醫院的中文醫書，當日似亦曾請北平圖書館中人估過。（其中主體出於一個藏書家。）今讀來函，始知此五百種之中善本絕少，頗感失望。 但我仍望老兄不要太容易感覺失望 。能聚集五百種中文醫書在一處，亦是一大事。肯出重價買醫書，不是「大頭」，實是大好事 。你不記「求駿骨」的故事嗎？醫書所以不能多得古本善本者，都因為向來收藏家不注意此類書的版本，而習醫者又往往以最新本「增廣」最多者為最有用 。（試看藏書大家有幾人收醫書？《本草》一書的增修歷史，最可證我說。政和六年（1116）上去嘉祐六年（1061），不過五十五年，已須「新修」了；下去金泰和甲子（1204），不滿九十年，又已須「重修」了。此如八股程文，天、崇時人不讀成、宏時的名家八股，因為過時了，不適用了。）能有「大頭」肯出重價收買醫書古本精本，則三五年後古本精本必大出現，可無疑也 。我在民國九年考證《水滸》，其時，《水滸》通行本只有金聖歎的七十一回本，藏書家亦不知收藏小說善本古本。此後十年之中，《水滸》的百回本，百廿回本，百十五回本等等相繼出現，都是因為我們幾個人肯出重價收買。重賞之下，古本自出了。 我記得有一天，魯迅介紹一部百廿回本《水滸》，索價五十元。我不還價，就買了他。次日有朋友來說，「此書是齊某人在黑市上用兩塊錢買的，你受冤了！」我說，「不然。只要有人知道我肯花五十元買一部古本《水滸》，《水滸》和其他小說的古本就會跑出來了。」 我和馬隅卿、孫子書諸人在文學史上的貢獻，只是用校勘考證的方法去讀小說書 。讀小說要考證校勘，然後感覺古本精本的需要。否則石印的聖嘆評本確是比百回古本方便的多多也！ 讀醫書要用校勘考證的時候到來了，醫書的古本善本自然會出現了。 閒話打住，回到Princeton的Gest書藏。此次我匆匆看了，允為作一簡單報告，提出整理方法。此為東美四大書藏之一，值得整理一道。老兄願意作整理之事，我十分高興。乞暫勿告人。到成熟時，當見分曉。 匆匆敬問雙安。 弟適之　卅二，五，廿五夜 致王重民 有三兄： 關於通俗書的沿革演變，我很感興趣。此等書影響全國兒童，最關重要。可惜我一向沒機會作有條理的研究。 頃檢1940的殘日記，有一條記《神童詩》，說： 宋以後用《神童詩》來替代《王梵志》，也是大變化，由中古進入近世的一個表現也。 《神童詩》中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即是孔子「有教無類」的通俗說法。 《三字經》的開端一大段，是孔孟的「性」論的通俗說法。也是「有教無類」的平等觀。 豈但司馬光得靠陸狀元的幫助？朱子的思想，孔子、孟子的思想，都得靠通俗書的幫助。（涵芬樓舊藏有一部白話的《通鑑》，其名似是「直說通略」，源出於元末，其本刻於成化時。我的1921—1922的日記內有記載。此書或有他種刻本。） 但老兄用「深入民間」一語，頗嫌太重。陸狀元、林堯叟都還不能「深入民間」。通俗書如《三國志演義》、《水滸》、《封神》、《西遊》之類，才夠得上「深入民間」的資格。白蓮教、義和拳等等即是此等書的產物。 我在《答孟心史書》（《論學近著》519—523）里，曾指出吾國訓育工具 的六大缺陷，和西洋的育訓工具的六長。（521—522）其中第三點即論此通俗文學。 敦煌的各種《變文》、《俗曲》，亦是通俗書的一部分。老兄試看《秦婦吟》、《王梵志》、《太公家教》、《相問書》等等，在佛寺附設的蒙館裡，占何等地位！此項童蒙手寫本都是教育史料。老兄所見最多，望便中用「教育工具」的觀點，寫一專文，使人知道中古蒙館裡用的是什麼教材。 初學入門的工具，「上大人，孔乙子」的「仿」，《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詩》，自宋以來，直到最近世，竟無大改動！此亦是一件教育史實。（小變改則有之，如《三字經》原文「十七史」一段，後世隨時有修改；《百家姓》也有增改本；《童蒙詩》改本最多。） 如《千家詩》、《唐詩三百首》、《幼學瓊林》等等，最近乎「高小」教材，似變遷較多於「初小」諸書。「高小」以上，其中一部分不變的是《孝經》、《論語》、《詩經》等等；一部分變的是《小學》（朱子）、《爾雅》，以及各時代的八股名家等等。 所謂受教育的階級，其知識來源，如此而已！ 適　之　卅二，五，卅一 致王重民 重民兄： 大札兩封，及《易林考》，都收到了。 《白氏文集》偽詩，承檢示《苕溪漁隱叢話》一則，足證此三詩來歷已久。上下千年，論此三詩之偽者，三人之中，兩人是績溪胡氏，也可算是一段文字因緣！（《元和錄》當是當時偽書之一。） （白氏享大名，與明代李卓吾、徐文長、鍾伯敬諸人相似，故《碎金》托於白氏，而集外惡詩託名者亦不少。《白集》與《劉夢得集》皆有自題，凡集中未收者皆為偽作。但後人託名，仍非此種自題所能禁止。） 此次在哈佛，為陸軍兵官講演了六次，又加了三次討論，見客又頗多，故頗忙碌。 《易林新考》曾給楊聯陞、周一良、張隆延諸君看過。他們都認我的考證可為此問題作一結案了。 在哈佛時，我曾檢黃伯思《東觀餘論》，讀其《易林序》，曾作一條筆記。楊君又代檢《圖書集成》的「卜筮紀事」部，檢得《續前定錄》亦載崔群一條，與《因話錄》全同，當是轉錄趙璘的。《四庫提要》所稱程迥記宣和、紹興兩占，亦見於《圖書集成》此部，大概出於程迥的《周易古占法》。 承嫂夫人願為代抄文稿，至感至感！下次來京，當帶稿紙留存尊處。 承寄李蓴客《晉書札記》，尚未收到。收到後定可得益不少。匆匆敬問 雙安 適　之　卅二，十，十八早 致劉修業 修業嫂： 前天寄一信，想已收到。今天另有點意見奉陳。關於《花草新編》的案子，我反對用「偷」字，確是有鑒於《水經注》案的研究，想到許多古人受誣的明訓，故有戒心。 第一，是後人編集前人文集，往往不甚細心，往往貪多，不免有誤收文件，而後來竟引起爭端。如蘇洵《嘉祐集》宋本無《辯奸論》，而後人把此論編入，是一例也。如段玉裁《經韻樓集》里誤收東原的《記洞遇水》一篇，是二例也。如《直隸河渠書》，為方觀承作碑傳者都明說是他的書，而趙東潛的友人則認為趙氏書，東原的友人則認為戴氏書。以今日我們所見，此書大概是方氏雇學者助纂的書，趙、戴都有分，而趙、戴都無意認為己書，但因為材料有用，故各留一本以備參考。不幸趙、戴死後，兩家朋友妄起爭論，挑起疑案，又影響到別的問題。若趙、戴死而有知，必不願也。 第二，從陳耀文編刻大部分「類書」的能力看來，（《四庫提要》說《粹編》「與《天中記》版式相同，蓋猶耀文舊刻」）他似是有財力可以僱請文人襄助編書的人。吳承恩、吳岫也許都是他平日送錢周濟的文人朋友，他們先後幫他編一部詞選，吳承恩先替他擬了一篇序，後來此書改定後，序也改了，書名也改了一個字。而邱震岡諸人編集時，把原擬的序收入，又不註明是代人作的，故三四百年後引起賢伉儷的考證。改定之要點似在「以世次為後先」一點。但《存稿》此序中「以大小差後先，以短長為小大」二句，實不好懂。豈淮安吳氏所見原書體例略如後來的《白香詞譜》、萬紅友《詞律》之例，不依世次，但依短長為先後耶？若果如此，則後來改依世次為後先，是一大改動，亦是一大進步。此案情形，我猜想不過如此。《花間》、《草堂》都不是大書，明人習氣好用新奇名字，故取《花草》之名。原名《新編》，後改《粹編》，似甚可能。無論如何，此種選本不值得「偷」，故「偷」字太嚴重。（《四庫全書提要》又說：「坊刻本卷首此序題作」，「延佑四年陳良弼序」，而「其文則仍耀文之語」！此則是坊賈之「偷」了！）陳氏刻書時自序特別提及「素友」二吳之名，其用意亦決非「偷」也。 總而言之，古人已死，不能起而對質，故我們若非有十分證據，決不可輕下刑事罪名的判斷。「罪疑惟輕」，亦是此意。賢夫婦想能同此意也。 關於尊稿的名字，前函說「評傳」不如「傳略」。我後來想了，或可稱《吳承恩事跡交遊考證》。此名重在「考證」，較可指出大作最用氣力的主要點。你們以為如何？ 此中「簡譜」（不如改稱「年譜」，因原無詳譜，而尊作實系最詳的年譜也。）部分，或尚可加詳，把一切有關傳記的材料，如《先府賓墓誌》、《禹鼎志序》……之類，都摘出收入年譜。你看如何？ 如《禹鼎志》序中說「余幼年即好奇聞，在童子社學時，每偷市野言稗史……」此最關緊要，最可以描寫這個《西遊記》作者幼年時所受民間俗文學的大影響，故不可不摘入傳記部分。《先府賓墓誌》、《射陽文存》作「賓」不誤，尊稿作「先府君」，似當改作「賓」字？此文中的家庭史料，似亦當分載年譜中。 又「簡譜」中每年之下似可加一句「先生約□歲」（原文此處為「□」），使讀者得一個約略的傳記次序。你以為如何？ 吳承恩的文集裡很少佳文，故我只圈出他的《禹鼎志序》。你的評論偶有太熱心的誇讚，這是作傳記者對於「傳主」應有的熱心，很自然的。但平心而論，吳承恩很像蒲松齡，他們都作古文，又都曾試用古文作小說，又都最後用白話做小說而大成功。《禹鼎志》的諸篇，等於《聊齋志異》的古文小說，都屬於這個「試驗」時代。（詩集中的《二郎搜山圖歌》，可與《禹鼎志》參看。）蒲氏先用古文作《江城》諸篇，次用套曲寫《禳妒咒》劇本（《江城》）、最後才用白話小說寫《醒世姻緣》長篇。若兩公皆止於古文傳奇小說，而不進一步作白話小說，則兩公皆不能有不朽大成績。故我論中國文學史，特別注重「文學的工具」一個問題。工具不良，文學成績亦必不大也。 我妄猜：《禹鼎志》的短篇，或其中一部分，將來也許能在晚明的各種文學叢刻里發見出來。匆匆寫這信，以代面談。現時還有許多事糾纏著，一時尚不知何日能來華府。敬問 雙安 適　之　卅五，三，二日下午 致劉修業 修業嫂： 謝謝你的長信。 援庵先生的議論很公道，我很贊成。 你說的「分寸」，最是許多學者容易忽略的一點，所以我常說： 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 有一分證據，只可說一分話。 有七分證據，只可說七分話，不可說八分話，更不可說十分話。 關於「以世次為後先，以短長為小大」，你的解釋最明白。吳序不能表出「每調之下，以世次為先後」之意。陳序也不能表出「以短長為先後」之意。兩本各有得失，似不能說是陳氏「沒有明白吳氏原意」，因為吳氏原意並不難懂。全書以短長為次序，開卷便可了了。故改序文時重在「每調之下，以世次為後先。」一個意思，而文字不夠清楚。 《搜山圖》是寫二郎神搜山除妖的事，二郎神即灌口二郎，《西遊記》把他當作玉帝的外甥，《封神榜》里把他當作玉鼎真人的弟子楊戩。兩書里都有二郎神除梅山七怪的神話。這都是搜山除妖的故事的一部分。吳射陽《搜山圖歌》里的清源公即是二郎。 明人有《二郎寶卷》，宣演二郎故事。 吳氏此歌里有「軒轅鑄鏡禹鑄鼎」之句，可與《禹鼎志》題名參看。 二郎神的演變，我曾有意搜集材料，作一研究。但終不得暇作此事！如二郎本是灌口築堤興水利的李冰之子，本是一個「地方的神」，後來居然變為全國的大神。後來怎樣成為楊戩呢？ 我曾提一假設：宋時祀二郎神，必須撮土一塊，此猶是灌口築堤有功的神跡的遺痕。徽宗的諸佞臣之中，楊戩有刮地皮的本領，民間大概曾給他起綽號為「二郎神」，即指此撮土祀祭的遺風，後來就認二郎神姓楊名戩了！這個假設很好玩，可惜現在我全不記得我的根據了！ 《先府賓墓誌》似是故宮編者一時誤改為「府君」。將來可查原刻本。 匆匆敬祝 雙安 適　之　卅五，三，七夜 致鄧世華 世華同學： 你的信使我很感動。 我勸你不必悲觀。 今日的苦痛，都是我們大家努力不夠 的結果。科學不如人，工業生產不如人，學問知識不如人，技術不如人，故經過八年的苦戰，大破壞之後，恢復不容易。人家送兵船給我們，我們沒有技術人才去駕駛。人家送工廠給我們——如勝利之後敵人留下了多少大工廠——而我們沒有技術人才去接收使用，所以煙囟不冒煙，機器上銹！ 正因為今日的苦痛都是從前努力不夠的結果，所以將來的拯救沒有捷徑，只有努力工作，一點一滴的努力，一尺一步〔寸〕的改善。 蔣介石先生有大長處，也有大短處。但我在外國看慣了世界所謂大人物，也都是有長有短，沒有一個是天生的全人。蔣先生在近今的六個大巨頭裡，夠得上坐第二三把交椅。他的環境比別人艱難，本錢比別人短少，故他的成績不能比別人那樣偉大，這是可以諒解的。國家的事也不是一個人擔負得起的。 你問的七個問題，我只答了你的（B）和（C），也附帶答了（D）。國家當然有救，這一次的日本侵略，中國確有亡國的危險，我們居然得救了。現在的強國，除了蘇俄之外，絕對沒有一個國家要侵略我們的。我們的將來全靠我們今後如何努力。（B），（C） 青年人的苦悶，都是因為你們前幾年太樂觀了，夢想「天亮」之後就會「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了！殊不知道戰爭是比較容易的事，和平善後是最困難的事。試看世界的二三強國，戰勝了，都還不能享受和平的清福，都還有飢餓的問題。（美國是唯一的例外。）我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到倫敦赴聯合國教育文化會議，住在倫敦的第一等旅館，三個星期沒有看見一個雞蛋！但人家的基礎雄厚，人才眾多，知識水準高，所以大家能諒解國家的困難必須靠大家束緊褲帶，挺起脊樑，埋頭苦幹。他們在苦戰時期就準備和平到來後的苦日子，所以他們不悲觀，只苦幹。試想英國在三十年前多麼威風。但在這幾年苦戰之中，人人都知道和平之後，英國的殖民地必須丟去一大半。但英國人絕不悲觀，他們自己知道從今以後只能做一個二等大國，他們只努力苦幹，想在二十年中 做到安全與康樂。 青年人苦悶都由於當年希望太大，所以今日必須明白和平比八年苦戰困難的多 ，抗戰時須吃苦努力，和平來了更要吃苦努力，才可以希望在十年之中做到一點復興的希望。悲觀是不能救國的，叫喊是不能救國的。責人而自己不努力是不能救國的。 易卜生說過：「眼前第一大事是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此外都不重要。」（D） 別的問題，都是枝節。 百忙中提筆寫這信，因為我確是被你的信感動了，所以要你不要悲觀。 胡　適　卅六，六，二，半夜 盼望你來談談。 致陳之藩 之藩先生： 謝謝　你兩次的長信。請你恕我沒有正式回答你第一信。 我那篇《我們必須選擇我們應走的方向》，是答你的信。當時我很忙，就沒有剪寄給你，——當初是在全國四十多家日報上發表的。 我很高興讀你半年來思想演變的經過。我很佩服你能保存一顆虛而能受的心，那是一切知識思想進步的源頭。 思想切不可變成宗教。變成了宗教，就不會虛而能受了，就不思想了。 我寧可保持我無力的思想，決不肯換取任何有力而不思想的宗教。也許有人說，這是同「葡萄是酸的，我本來不想吃」一樣。 關於你問我那幾點，不一定我都能回答。只說幾點罷： （1）別說緩不濟事，緩不應急。這是「任重而道遠」的事，不可小看了自己。 我曾引戊戌維新人物王照先生說：「天下事那有捷徑？」他曾說：「戊戌年，余與老康講論，即言『……我看止有盡力多立學堂，漸漸擴充。……』老康說，『列強瓜分即在眼前，你這條道如何來的及？』迄今三十二年，來得及，來不及，是不貼題的話。」（我的《論學近著》一，四七〇）。此話至今又十八年了！戊戌至今五十年了！這話很像是代我答你了。 （2）一切「惡連環」，當用齊國君王后的解法。她用鐵椎一敲，連環自解了。從你能做的做起。 （3）「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就是承認問題原來不是那麼簡單容易。宋人受了中古宗教的影響，把「明善」「察理」「窮理」看的太容易了，故容易走上武斷的路。呂祖謙能承認「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真是醫治武斷病與幼稚病一劑聖藥。 （4）關於「孔家店」，我向來不主張輕視或武斷的抹殺。你看見了我的《說儒》篇嗎？那是很重視孔子的歷史地位的。但那是馮友蘭先生們不會了解的。 將來你來北平，盼望能來談談。 祝你好 胡　適　三十七，三，三 致趙元任夫婦 元任、韻卿： 謝謝你們寄贈的《哈佛叢書》兩包，都收到了。一點沒有損壞。到的第一天，我就抽出一本Folklore and Fable來看，看到半夜後才睡！可惜沒有書架，書還不能上架。先寄信道謝！ ……我上次寫長信很明白的懇求你們千萬不要送我原版的《四部叢刊》，因為我已有縮本的全部了。縮本只有四四〇冊，最方便，最適用。（已占住一個大書架。）原版的《四部叢刊》有二千一百冊，我這裡絕對沒有地方安放。一個書架此時已很不易得，何況二一〇〇冊至少要四個或五個大書架？（若有書架，必須六七大架，怕還不夠。）冬秀對於書架，絕對不感興趣，他絕對不能幫我的忙。從種種方面想過，我只好再懇求你們把這部原版的《四部叢刊》留在你們的Cragmont Ave.家裡，或寄給如蘭，因為「行者街二七號」一定可以容得下。此是實在苦衷，千萬請你們原諒。我現在的情形，很像一個babysitter，困難萬分。你們當日有許多年青學生幫忙，有四個小姐幫忙，所以你們可以布置一個大家庭。我是最怕人多的，最怕熱鬧的，最怕瑣碎麻煩的。現在我才知道，這個小小apartment若要弄的潔淨，必須我自己動手掃地，抹桌子，重洗玻璃杯，化冰箱的冰，洗客人留下菸頭菸灰堆滿的ashtray。……只有一位老太太，每星期二來做六點鐘的工，但家中若沒有人對於清潔有興趣，有指示能力，用人當然要躲懶的。……因為這些情形，並不是我捨不得這部「名人手批的」報紙印的《四部叢刊》——我不能不懇求你們，把那二千一百本的大書收回，千萬不可送來增添我無法解決的困難！千萬請你們原諒！你們待我的好意，我完全領受，萬分感激。 適　之　卅九，十，二 致黃純青 純青先生： 去年接到先生十一月八日的手書，提議要把先父鐵花先生的《台灣日記》付印，作為《台灣文獻委員會叢書》的第三種。此事當然同意；並且感謝先生與文獻委員會諸公的好意。先人的日記，保存的共有十五年之多，從光緒七年到光緒二十一年。其中止有光緒十三年十月至十一月遊歷瓊州黎峒行程日記一卷，曾由羅爾綱先生抄登《禹貢半月刊》第二卷第一期。此次《台灣日記》在台印行。要算第二次刊布先人的日記了。 先生的好意，使我想起先父的《台灣稟啟存稿》三冊。這些公牘與私函都是割台之前三、四年中（光緒十八年至二十一年）最難得的史料。第一冊的巡閱全台防營隨時申報文十餘件是最詳細、最切實的全台遊記與全台兵志！我費了幾天工夫，把這些文件整理一遍，刪去一些無關台事的短札；刪存三卷，每卷編有詳目。 我今托錢思亮先生把這三冊帶呈先生。如先生與文獻委員會願意抄寫副本，留作省志材料，或印作叢書第幾種，都悉由諸公尊裁，不必再徵求我的同意了。抄寫副本之後，請將原本交付錢思亮兄，由他代托妥人帶回美國，十分感謝。 叢書印成後，請由我備價購買每種四十部，以便分送海外第一流圖書館，並留少數為留存家中之用。 又附上先父《家傳》一冊。抄寫後也乞交付錢君寄回。此傳或可附在《日記》之後？可以代序嗎？匆匆敬祝大安！ 弟胡適敬上　民國四十年一月二十一日 答朱文長 文長： 謝謝你六月十日的信和附寄的長文。 我勸你最好暫時不要發表這篇文字。因為這文字里有許多地方是很可以引起反感或誤會的。 我是一個「存疑論者」，即是你說的「不可知論者」。但在中國思想傳統里，Agnosticism & Atheism都沒有像基督教國家裡那種「罪大惡極」的貶義，故我有時也自稱「無神論者」。其實我確是一個無神論者。 這點存疑的態度是中國思想傳統里一點最有意義，也最有價值的懷疑精神，他的最明白的說法就是孔子說的「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這是很影響我一生的一句話。）孔子的存疑態度見於《論語》子路問事鬼神一章。 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 這寥寥幾句話，在中國思想史發生了很大的作用。我看後來的哲人，如宋明的理學家，特別是二程與朱子，都很受這幾句話的影響。 我的存疑論或無神論與鐵幕內的「反宗教者」有一點根本不同，我覺得這個社會能容忍我的無神論自由發表，我應該報答以同樣的容忍。我少年時也曾因為主張「破除迷信」，曾有很不容忍的議論。但廿五歲以後，我總努力克制自己，對自己的存疑態度雖絕不放鬆，而對他人的宗教信仰則總努力諒解、容忍。故當中國開始提倡反宗教的時期，我曾與周作人諸人發表一篇短宣言（此文現在已不可得了，不曾收入《文存》去，因原稿似是周作人擬的），表示我們不贊成這種不容忍的態度。 你在我家住過，也許知道我的Collection of Bibles在中國算是第二大收藏。北京聖經會百年（？）紀念時，我的英文演說現今有一長段收在「A Book in Thousand Tongues」里。 但我細讀你的長文，頗感覺你的思考方法不細密，立論的態度也不夠忠厚。不夠支持（defend）你的信仰，也不夠說服他人的不信仰。 你說我的態度是：「你信上帝，很好。不過你如果要我信上帝，拿證據來！」這話大致不錯。 但你舉的證據都不是能站住的，只可供信仰者信仰，而不能叫不信者不疑。 你看了我的《言論集》，你說我非常推崇四福音 。我並沒有把「四 福音」並作同等的史料或傳記文學。手裡沒有《言論集》，但我記得，我明明說《約翰福音》是很晚出的書，不能比前三部福音。此三福音可以當作傳記文學看，也可以當作宗教經典看，各依讀者性情所近，都可以有所得。 你雖然是虔誠的基督徒，但我猜想你沒有用你的史學方法來研究過這部 《新約》，特別是這一百多年來西方基督教學人已很有成績的「四福音問題」與「三福音（the Synoptic Gospels）問題」。如果我的猜想不太錯，我很盼望你在這方面用點功夫，試讀牛津的B. H. Streeter's "The Four Gospels" 做起點，然後讀Harnach, Baur諸人的書。必須研究過「三福音」的同異，然後可以明白「三福音」如何先後造成，那一部分是三書共同的，那一部分是馬太獨有的，那一部分是路加獨有的。明白了這大致 同源的「三福音」，然後可以明白「第四福音」是很晚出的，是另一環境，另一空氣里的新作品，故其中的事跡與言論思想往往 與前三福音相差異。 研究了「四福音」的同異，然後可以承認這些書與《使徒行傳》等書的史料價值的等級差異。 傳記文學有古今的不同，也有東西的不同。自傳與他人作傳也有大不同。我指出「三福音」是傳記文學，並不含有 「默認了〔他們〕並非偽造」的意思，也沒含有 「好的傳記文學必須是忠實的」的意思。例如《論語》，《檀弓》是孔子的傳記材料，《孔子家語》也是孔子的傳記材料，但前二書是很早出的，《家語》是幾百年後的晚書。我兒童時愛讀《家語》，同愛讀《聊齋志異》差不多。但廿五歲以後就不信《家語》是史料了。 「三福音」里的耶穌言語 ，比較可以信為出於一種或兩三種先後同時人的記載。其中所記事跡 與「奇蹟 」，即使來源甚巨，大都須用批評的眼光去選擇，不可以為出於聖典，即無可疑。 即如你看見的《胡適言論集》，確是同時人用速記方法記下來，後來又從速記符號改寫出漢字來的。但我自己略略翻看，已覺得其中錯誤不可勝計 。大概是：我有較詳細的note交給記者的，大錯就少些。我若沒有詳細的綱領給他們，——如《水經注》一篇，——就錯到絕頂荒謬的地步！速記方法，——無論中西，——只能記音，而不能同時叫個個速記者都能懂得說的什麼思想。從記音的符號改寫成文字，往往連篇不成話了！ 其實記音也不一定正確。例如你引的一段笑話，我說的是Iddy，而記出的是艾培！ 以上說的是要勸你不要忘了你生平學的史學方法 ，要多多用一點懷疑態度來評量聖典聖經。 例如你引的《約翰福音》第九章的用唾沫和泥使瞎子眼明的故事，你當然可以自己相信，但不能叫不信的人相信。我則勸你自己也要試多用一點懷疑。你受過史學訓練，豈可以說：「耶穌將這些斬釘截鐵的話載入紀錄 」——這是全無根據的話。 多從來不「譏嘲」你所謂有「直覺」能同上帝發生直接關係的人，也從來不「譏嘲」你所謂「有答案的人」。但你自己這篇長文頗不免「譏嘲」我們這種沒有宗教「直覺」，也沒有「答案」的人。這裡面的態度是不像你平日的忠厚，也不是我平日所自律的容忍。 你必須平心靜氣的明了世上自有一種人確不能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他們的不能不懷疑，正如某些人的不能不信仰一樣，——一樣是性情上的根本不同 。 Wm. James說的兩種不同的性情，最有道理。某些科學家在實驗室里已養成了「拿證據來」的習慣，所以能有點科學的成績。但出了實驗室，進了禮拜堂，在這一方面，他們沒有那後天的嚴格訓練，只有那自少至老的一套傳統習慣，所以他們就不知不覺的（或自覺的）隨順那本來（先天）不能不信的性情了 。 嚴格的訓練可以挽回一點，補充一點，但根本還是一個性情上的不同，無從勉強。 但你說的有些話，確使我有點擔憂。 你說，「靈魂的存在是事實，靈魂的歸宿上帝也已經藉著聖經有了明白的指示。」這正是我說的你不能不信，我當然不能阻止你，也不願意勸阻你。 我擔憂的是你引用《啟示錄》、《希伯來書》一類的材料，毫無一點懷疑 ，使我憂慮你的史學方法訓練太不嚴格 ，故毫無鑑別材料的眼光。 第二，我憂慮的是你的眼光太窄，心地太窄，不能明白世上自有不能信任沒有完全證據的東西的好人 ，故你憂慮這種沒有同你一樣信心的人就會「成為無希望的，痛苦的，投降的，以至於團團轉的」！這種心理是很不忠厚的。你完全不能承認達爾文、赫胥黎一流人確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聖賢。 這種狹窄的心地是不容忍的 根苗，故最可慮。 至於你批評生物進化論一長段，也表示你實在沒有研究過這些科學問題，所以毫不明白這九十年來的比較解剖學，胚胎學與組織學，地質學與古生物學上的證據，都足以證實evolutionism的大假設。（試讀幾種關於Evidence of Evolution的書，或可以破除你的許多成見。）（這一種信紙完了，只能打住了。） 我勸你暫時不要發表此文，但我也很感謝你讓我看看此文。我們相別太久了，有這機會長談，是很難得的。 請你不要怪我太爽直的說話！ 適　之　四二，六，十六夜半後一點 此信匆匆寫了，匆匆寄出，不曾留稿。也沒有工夫細細改過。將來便中請仍寄還我。 適　之 致沈怡 君怡兄： 上個月承你寄我剪報五件，都是關於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的。我當時看了還不覺得這些討論有什麼可怕，——我以為這不過是借我的一個學生做「清算胡適」的工具罷了。 十二月七日N.Y.Times登出香港電，說平伯已被宣告"guilty" of propagating Dr. Hu Shih's bourgeois idealism in his commentaries on the novel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又說："The verdict had been reached after 8 meetings by the All China Writers and Artists Association and the Chinese writers' League. 這個消息使我重讀你寄來的文件，才感覺特別的興趣，才使我更明白這「清算俞平伯事件」的意義。我要特別謝謝你剪寄這些文件的厚意。此中的「周汝昌」一篇，特別使我注意。 周汝昌是我的「紅學」方面的一個最後起、最有成就的徒弟。他的《紅樓夢新證》已三版，香港可買到，你若沒見此書，我盼望你尋一部來看看，這是一部很值得看的書。（周君此書有幾處罵胡適，所以他可以倖免。俞平伯的書，把「胡適之先生」字樣都刪去了，有時改稱「某君」。他不忍罵我，所以他該受清算了！其實我的朋友們罵我，我從不介意。如周君此書，我大索香港市場，買得四冊，留兩冊贈與台大與史語所。） 匆匆道謝，並賀 賢伉儷新年大吉祥。 弟胡適 以後如有此類材料，仍乞賜寄，至感！ 四三，十二，十七（六十三歲生日） 致沈怡 君怡兄： 收到你寄的剪報兩批之後，曾有兩信道謝。但都是寄United Nations ECAFE，不知都得達否？ 年底收到十二月十七日的手書，多謝多謝。 俞平伯之被清算，誠如尊函所論，「實際對象」是我，——所謂「胡適的幽靈」！此間有一家報紙說，中共已組織了一個清除胡適思想委員會，有郭沫若等人主持，但未見詳情。倘蒙吾兄繼續剪寄十一月中旬以後的此案資料，不勝感禱！此事確使我為許多朋友、學生擔憂，因為「胡適的幽靈」確不止附在俞平伯一個人身上，也不單留在《紅樓夢》研究或「古典文學」研究的範圍里。這「幽靈」是掃不清的，除不淨的。所苦的是一些活著的人們要因我受罪苦！除夕無事，又不能安睡，起床取新譯的Chaucer's Canterbury Tales讀到天明才得小睡。 新年兩天還沒有出門，今天草此簡訊，敬賀新年，並致感謝。 適　之　一九五五，一，三 致張愛玲 愛玲女士： 謝謝你十月二十五日的信和你的小說《秧歌》！ 請恕我這許久沒給你寫信。 你這本《秧歌》，我仔細看了兩遍，我很高興能看見這本很有文學價值的作品。你自己說的「有一點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認為你在這個方面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這本小說，從頭到尾，寫的是「飢餓」，——也許你曾想到用「餓」做書名，——寫的真好，真有「平淡而近自然」的細緻工夫。 你寫月香回家後的第一頓「稠粥」已很動人了。後來加上一位從城市來忍不得餓的顧先生，你寫他背人偷吃鎮上帶回來的東西的情形，真使我很佩服。我最佩服你寫他出門去丟蛋殼和棗核的一段，和「從來沒注意到（小麻餅）吃起來侉嗤侉嗤，響得那麼厲害」一段。這幾段也許還有人容易欣賞。下面寫阿招挨打一段，我怕讀者也許不見得一讀就能了解了。 你寫人情，也很細緻，也能做到「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如一三一——一三二頁寫那條棉被，如一七五，一八九頁寫的那件棉襖，那是很成功的。一八九頁寫棉襖的一段真寫的好，使我很感動。 「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是很難得一般讀者的賞識的。《海上花》就是一個久被埋沒的好例子。你這本小說出版後，得到什麼評論？我很想知道一二。 你的英文本，將來我一定特別留意。中文本可否請你多寄兩三本來，我要介紹給一些朋友看看。 書中一六〇頁「他爹今年八十了，我都八十一了」，與二〇五頁的「六十八嘍」相差太遠，似是小誤。七六頁「在被窩裡點著蠟燭」，似乎也可刪。 以上說的話，是一個不曾做文藝創作的人的胡說，請你不要見笑。我讀了你十月的信上說的「很久以前我讀你寫的《醒世姻緣》與《海上花》的考證，印象非常深，後來我找了這兩部小說來看，這些年來，前後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為得到不少益處。」——我讀了這幾句話，又讀了你的小說，我真很感覺高興！如果我提倡這兩部小說的效果，單止產生了你這一本《秧歌》，我也應該十分滿意了。 你在這本小說之前，還寫了些什麼書？如方便時，我很想看看。 匆匆敬祝 平安 胡適敬上　一九五五，一，二十五（舊曆元旦後一日） 致趙元任 Dear Y.R. 謝謝你寄的$2,200，早已收到了。 孟鄰、月涵都已見到了？思亮想更早見到了。 月涵此行的headache不少。我勸他路過東京時去看看湯川（Yukawa）的研究所，看看人家在窮苦困難中怎麼做。 F. Chang的消息，使我放心一點。 Mixed Metaphors，承你舉例，我有一點小意見。「唱走了嗓子」，似是很好的例子。其餘三例，似可有商量之處： （1）「結果」已成習語，「結果一點花也沒開」，句中用「結果」，作者未必想到「果」的意思吧？ （2）「忽然聞見一股味兒」，「聞見」與「看見」「聽見」同是一類老百姓的word-formation，他們「推類」的想法，把「看見」作為「看得」，「聞見」也作為「聞得」了。「聞見」只是smelled或smell。 （3）「我的腳動手麻了」，似與「結果」同例，「動手」也是老官話，用的人未必想到「手」的意思。 寫到了這裡，才明白你舉的四個例子都不錯，都是你說的「不一定管internal structures & meanings of bound morphemes，只有「聞見」，不當寫作「聞見」，當作一個bound word看。比較「聽見一聲炮響」。 在一張photostat的共產黨的雜誌上見中共「國務院」六月九日任命：……陳新民為中南礦冶學院院長，顧凌申、黃培云為副院長。黃培雲是否你們的姑爺？ 近因注意「胡風事件」，看見這些句子： （1）「這殭屍統治的文壇，我們咳一聲嗽，也有人來錄音審查。」（胡風信） （2）「我覺得還是在外圍的人們里，出幾個新作家，有一些新鮮的成績。一到這裡面去，即醬在那無聊的糾紛中，無聲無息。以我自己而論，總覺得縛了條鐵索，有一個工頭在背後用鞭子打我，無論我怎樣起勁的做，也是打。……」（魯迅一九三五年九月給胡風的信） 魯迅若還活著，也是應該被清算的！ 適　之（十月二十三日） 復胡光麃 光麃兄： 收到你十一月二十三日的長信，我很高興。 尊事能如此解決，我在海外知道了很高興。 老兄是絕頂聰明人，總未免鋒芒太露，未免得罪人。這是聰明人很難避免的災禍。我在十八九歲時就取李白詩「至人貴藏暉」的意思，取「藏暉」為室名，欲以自警，但四十多年來，終不能實行此意。 尹君曾在府上會見，承他贈我《呂氏春秋》校記，至今未能道謝。倘相見時，乞代致意問候。 匆匆敬祝雙安 弟胡適上　四四，十一，廿六 復趙元任 元任兄： 謝謝你們的長途電話！ 更謝謝今天看到的信！ 你們的厚意，——Kerner, Boodberg, Mah, Schaper諸位先生的厚意，使我十分感謝。你們太好了，我現在只好說「accept if invited for 1956 - 57」。 我這幾年所以故意不教書，也不熱心向人要教書講演的機會，實在是因為一種避嫌的心理，一面是許多所謂「漢學」「支那學」家總有點怕我們打入他們的圈子裡去，一面是這種人在政治上又往往是「前進」分子，氣味也不合，所以我總有點神經過敏的感覺，覺得還是「敬而遠之」為上策，切不可同他們搶飯吃。 你們幾位此次的conspiracy，當然是給我一個大大的Honor。但我盼望你們也不要勉強。 匆匆敬祝 你們一家都平安快樂！ 適　之　一九五五，十二，十九下午 致楊聯陞 楊公： 那天晚上我們談的很暢快！許多時沒有這樣快談了！只是累你回去太晚，我很不安。 王莽「定有天下之號曰新」，注家皆無說。直到一千二百多年後，胡三省始解為「因新都國以定號」。我在三十多年前就不信此說，我在Royal Asiatic Society Journal-North China Branch有英文「王莽」長文，直譯為「New」。我以為舊注家不解釋「新」字，是因為此字文義太明顯，故無註解之必要。況王莽事事要改制，他是存心改革一切的，故他「定有天下之號曰新」，與他改元「元始」，「初始」、「始建國」，同一心理，故更無註解的必要了。 「元後傳」記，莽使王舜向元後請傳國璽，太后怒罵之曰： ……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為「新皇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為！而欲求之！…… 這裡很明白的說，新皇帝改了新正朔、新服制，也應該作新璽了。這個「新」字的意義，從這怒罵的口氣里最可以看出。 更從文法用例上看「元後」「王莽」兩傳里用的。 攝皇帝，假皇帝（莽傳），真皇帝（元後傳），新皇帝（元後傳），真天子（莽傳），這些文例是一律同比的。元後怒罵時說的「新皇帝」，這個「新」字當然是形容詞，與當時大家喊的「假皇帝」、「真皇帝」、「真天子」，是同一類的。 所以我當日看了戴聞達的說法，頗覺詫異。那天晚上，我聽了你的說法，更覺詫異。 你說，元、明、清以前沒有一個朝代不是用地名為新朝代之名的，沒有用「有意義的名號」的。 這一說，我認為是不能成立的。至少是不能用來否認王莽號「新」是用有意義的美號。因為那個時代的正統思想正是主張「王者受命必立天下之美號」。《白虎通德論》「號」篇說這一點最詳明： ……王者受命，必立天下之美號以表功，自克明易姓為子孫制也。夏、殷、周者，有天下之大號也。 百王同天下，無以相別。改制天下之大禮號，以自別於前，所以表著己之功業也。必改號者，所以明天命已著，欲顯揚己於天下也。……故受命王者必擇天下美號，表著己之功業。…… 夏者，大也。明當守持大道。 殷者，中也，明當為中和之道。 周者，至也，密也。道德周密，無所不至也。 何以知即政立號也？詩云，「命此文王，於周於京。」（《白虎通》說此二句，不止一次，其說皆同。） 此改號為「周」，易邑為「京」也。《春秋傳》曰，「王者受命而王，必擇天下之美號以自號也。」（此篇引「春秋傳曰」，可見此是西漢以來《春秋》家的主張。其說最近於董仲舒一派。） 不但他們把「夏、殷、周」都說成「美號」，「唐、虞」也都成了「美號」，不是地名了！同篇說： ……或曰，唐虞者，號也。唐，蕩蕩也。蕩蕩者，道德至大之　　貌也。虞者，樂也，言天下有道，人皆樂也。……（此稱「或曰」者，似不是出於當時正統的經師，而出於道家者流，故此節下文有「黃帝有天下號曰『自然』者，獨宏大道德也。……」） 昨晚剛把張大千短文寫成寄出，今天剛把「所得稅」算好交出，匆匆中寫這幾葉寄給老兄。我的意思是要請老兄平心想想那位「新皇帝」「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為（始）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雞鳴為時，服色配德上黃，……使節之旄幡皆純黃，其署曰新使五威節，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元後怒罵的話正是指這大串「變更正朔服制」的「新皇帝」！）這一長段文字都不是渲染一個「新」字嗎？試以此長段文字與《白虎通》的「號」篇，「文質」篇，「三正」篇對讀，——再與《春秋繁露》中一些主張受命改制文字對讀，就可以知道前漢的受命改制的「革命」思想到王莽才有第一次實行的機會，王莽自稱為「新」，是毫無愧色的！老兄以為何如？ 匆匆不及翻檢《春秋繁露》了。 下次你來為China Institute演講，能住多久？我想請你吃飯，再談談！你不害怕嗎？ 敬祝雙安 適　之　一九五六，四，十夜 致楊聯陞 楊公： 謝謝你四月十二日的信。 關於王莽「定有天下之號曰新」的問題，我很贊成你的「並存」說，即是「正好有新都之封，而新又有維新之意。」「正好」者，在我看來，等於「偶然」而已。而當日的「新皇帝」的本意似即是西漢一百多年來學者懸想或「懸記」的「新王」，——所謂「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孔子立新王之道」、「新王必改制」（皆見《繁露》23及1等篇）的「新王」。而「肇命於新都」（見「莽傳」引「符命」四十二篇中語），則是偶然巧合的一件事實，可以引作一個「預兆」，其實王莽即使不「從新都侯起」，也還是要做他的「新皇帝」的。 故我的說法是：「新是維新之意，而莽恰巧從新都侯起，故當時符命有『肇命於新都』之說。」 王充「正說篇」所謂「正說」，在當時實是「異說」，——乃是一個大膽懷疑的思想家對當時的「正說」的駁論。其說多與古今文之爭無關，——特別是這一大段駁唐、虞、夏、殷、周非「有天下之美號」，而是「本所興昌之地」，更與今古文無關。 其實王充的「土地之名」的「正說」只是大膽的懷疑，可喜的駁論。此說的歷史根據，與「美號」之說的歷史根據，是同樣薄弱的。「堯以唐侯嗣位，舜從虞地得達」，有何根據？「禹由夏而起，湯因殷而興」，又有何根據？ 「秦起於秦，漢興於漢中，」自是史實。但用此二代來上駁前此「五家」的美號，下比「亡新」之「從新都侯起」，似乎只是一種大膽的類推而已，雖是「針對」《白虎通》「號」篇所代表的正統思想作戰，其實沒有能夠根本推翻那個「應天受命作新的美號的思想」。——一千幾百年後，這個思想竟跑到至元八年忽必烈的詔書里去做用美號為國號的主要理由了！後來又居然跑進《古今圖書集成》的「皇極典」的「國號部總論」，成為唯一的「正論」了！所以者何？「土地之名」實是後起的異說，遠沒有「天下之美號」之說之深入人心，也不能比「美號」說有實際大用處！ 若以「本所興昌之地」為國號，劉淵、石勒以至女真、蒙古、滿洲都不能諱其「本」了，一不便也。一切符讖妖言也都無用了，二不便也。「聖人受命」的革命思想與口號也失其作用了，三不便也。 試看代漢的「魏」，此是地名耶？是符讖里的「美號」耶？ 我們試細看《後漢書》的「袁術傳」與《三國志》「魏文帝紀」的裴注，可以明白魏之為魏，並不起於「曹操初封魏公」，而起於「代漢者當塗高」的讖文。曹操初封魏公，在建安十八年，已在他掌握政府實權之後十多年，這當然是特別挑此國名以應「當塗高為巍」的美名。 後來拓跋稱「魏」，明說是「宜仍先號，以為魏焉」。拓跋與魏有何關係？此不過是要沿用符讖里那代漢的魏罷了。 又可注意的是《封氏聞見記》四的「運次」條說，「漢魏共遵劉（向的五行相生）說。國家（唐）承隋氏火運，故為土德，衣服尚黃，旗幟尚赤。……高宗時，王勃著『大唐千年歷』，國家土運，當承漢氏火德。上自曹魏，下至隋室，南北兩朝咸非一統，不得承五運之次。……天寶中，……有崔昌以勃舊說上聞，玄宗納焉。下詔以唐承漢，自隋以前歷代帝王，皆屏黜之。……」 故即以「魏」論，已不可僅作「地名」解了。 晉之為晉，與魏同理。司馬懿翦除曹爽之後，父子掌握軍政實權，前後凡十五年，然後司馬昭接受晉公之封。（景元四年〈二六三〉十月）次年進爵為王，又次年，司馬炎就受魏禪了。「晉公」之封，遠在甘露三年（二五八），而司馬昭辭不肯受。司馬昭先封高都侯，後封高都公，這還是繼承「當塗高」的讖文。晉者，進也，由魏而晉，是由「高」進到「更高」了。司馬氏出於河南之溫，與晉何干，正如曹操與魏郡何干？故魏晉雖是地名，其實皆是求合於符讖之美號也。（袁術字公路，他自以為名與字皆應讖，即是指讖文的「塗」字。後來則專做「高」字，解作「巍」字。如《易運期讖》的「鬼在山，禾女運，王天下」，如《春秋漢含孳》說的「漢人魏，魏以征」，如《春秋玉版讖》說的「代赤者魏公子」，都是搶著要把這個字做的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四十年後，「高都」與「晉」似仍是做這個「高」字，鄭沖等勸進表所謂「元功盛勳，光光如彼；國土嘉祚，巍巍如此」。「明出地上，晉」光之至也，高之至也。） 以上所說，並不是要抹煞「王莽從新都侯起」的事實，只是要指出「肇命於新都」是偶然的事，而新王受命改制的思想是一百多年來的一個有力量的思想。此說其實不止一百餘年，其源起於秦先的騶衍，《呂覽》《淮南》都已接受其五德終始說，賈生、司馬遷都不是公羊學者，而皆傾向於此種「歷史哲學」，不但董生而已。眭孟說，「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眭孟雖因此被殺，但這種思想一直流傳到後世。（延康元年〈二二〇〉許芝引「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受命而王」，竟說是《春秋大傳》的話了。）王莽雖倒了，「王者受命而王，必擇天下之美號以自號」的思想還是正統的思想，（故在《白虎通》里此語也是引《春秋傳》，）故還勞王充的駁論。 我們看那「新皇帝」即位的那一天的「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號，異器制」的忙亂，不能不感覺那「定有天下之號曰新」，本意是維新之意，是「應天作新主」的新。「肇命於新都」只是一個偶然的預兆，非號「新」的本意。 試讀王莽始建國元年的詔令： 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嬗於唐，漢氏初祖唐帝世有傳國之象。…… 此即睦弘所說「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的思想也。又如莽令： ……然自孔子作《春秋》以為後王法，至於哀之十四而一代畢。協之於今，亦哀之十四也。赤世計盡，終不可強濟。皇天明威，黃德當興，隆顯大命，屬予以天下。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漢而立新，廢劉而興王。……其去剛卯，莫以為佩，除刀錢，勿以為利。…… 此即所謂「春秋作新王之事」（董），所謂「以春秋當新王」（何休）的思想也。 （先生在上面眭弘所說「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的書眉上，又寫了一段：） 李淵以唐公起，故有「神堯」之字。但「傳國之運」已不是「傳」給別人，乃是「傳」給自家了！ 以上雜論，並不敢堅持己見，只是要指出：（1）元、明、清三代用「美號」作國號，並非創作，實是推行一個原來很有力量的古代思想；（2）元、明、清以前，如魏，如晉，似是「地名」，其實是特別挑選地名以應符讖的「美名」；（3）王莽的時代，其時代思想，其生平抱負及設施，皆足以使我傾向於承認元後怒罵的「新皇帝」的「新」是本意，——「莽傳」中敘「符命」四十二篇，內用「新皇帝」凡四次，其中如「大神石人」說的「趣新皇帝之高廟受命，毋留！」乃是所謂直接引語，又此四次用「新皇帝」之稱，皆在王莽「改元定號」之前。「莽傳」「符命」中說及「肇命於新都」，王充說的「從新都侯起」，似是偶合，可備一說，而不足以說明「定有天下之號曰新」的歷史的意義。 致趙元任夫婦 元任、韻卿： 昨晚在汽車上你們談的關於我的將來的話，我很感激你們對我的關切，但我有一些話，昨晚沒有能夠說明白，所以今晚補寫一封簡訊。 我昨晚聽你們說，元任曾向U.C.的秉先生提起我將來能否重來U.C.的問題。我盼望你們不要向U.C.重提此問題，因為我現在的計劃是要在台中或台北郊外的南港（中央研究院所在地）尋一所房子為久居之計。不管別人歡迎不歡迎，討厭不討厭，我在台灣是要住下去的。（我也知這一定有人不歡迎我長住下去。）思亮兄給我預備的房子太大了，我決定不要。我頗想向中央研究院借一塊地，由我自己出錢蓋一所小房子，十年或十五年之後，房子歸研究院所有。這樣可以為其他院士開一先例，將來在南港可以造起一個院士住宅的聚落。史語所的書籍（一九四八年我兩次在南京用過）於我最適用，比國外任何地方的書籍都更適用。有特殊需要時，可以向國外買microfilm。更要緊的是年青的助手，在台北比較容易收「徒弟」，由我自己訓練，幫我做點事。 我在今年初，——也許是去年尾，——曾有信給元任，說明為什麼這幾年總不願在美國大學尋較長期的教書的事。我記得我說的是：第一，外國學者弄中國學術的，總不免有點怕我們，我們大可以不必在他們手裡討飯吃或搶飯吃。第二，在許多大學裡主持東方學的人，他們的政治傾嚮往往同我有點「隔教」，他們雖然不便明白說，我自己應該「知趣」一點，不要叫他們為難。（以下兩點是今天加上的。）第三，我老了，已到了「退休」年紀，我有一點小積蓄，在美國的只夠坐吃兩三年，在台北或台中可以夠我坐吃十年而有餘。第四，我誠心感覺我有在台灣居住工作的必要。其中一件事是印行我先父的年譜和日記全部；第二件事是完成我自己的兩三部大書。 以上說的，都是對我的兩個老朋友說的誠心「自我坦白」！我知道你們一定能諒解我的。所以要寫出來，是因為韻卿性子急，她對我的事太熱心了，往往沒有耐心聽我「坦白」！請你們不要笑我這一篇坦白書！ 適　之　一九五六，十一，十八夜 致李濟 …… 我近來有一個妄想，想請騮公與兄替我想想： 我想在南港院址上，租借一塊小地，由我與院方訂立契約，聲明在十年或十五年後，連屋與地一併收歸院方所有。此辦法有無法律上的障礙？此意有幾層好處： （一）可以開一例子，使其他海內外院士可以仿行，將來在南港造成一排學人住宅。 （二）我覺得史語所的藏書最適於我的工作（一九四八年我曾長期用過），又有許多朋友可以幫助我。（近來與嚴耕望先生通信，我很得益處。舉此一例，可見朋友襄助之益。） （三）我若回台久住，似住在郊外，比住在台北市為宜。 此計劃是一種妄想，不但要騮先兄替我想想，也要兄轉告思亮、子水諸友替我想想。（我尚未告知他們。） 敬問雙安 弟適敬上　1956年11月 復陳之藩 之藩兄： 謝謝你四月六日的長信。 《丁文江的傳記》得你這樣一位熱心的讀者，我的五個月工夫真不算枉費了。 二十多年的時間過去了。丁君的日記、信稿、原信札，都沒有收存。日記竟不知在誰手裡！我屢次想作此傳，終以材料散失，不敢動手。一九五五年的冬月里，我把Columbia Univ.所存的《獨立評論》全份，及《科學與人生觀》等等，全借在我寓里，細細讀一遍。又把我的日記細細翻查一遍。我先作了一個《年表》看看缺什麼重要材料。我發現最缺乏的是在在君做上海「總辦」的時期的材料，我只能用China Year Book的英文材料來補充，（那一年——一九二六——我游英國與歐洲，只有British Museum與法國國家圖書館的日記幾冊，差不多沒有提到丁在君干政治的事！） 我檢查了我手裡的材料，我決定用嚴格的方法：完全用原料，非萬不得已，不用second hand sources，這是材料的限制。 故此傳的好處是充分保存丁在君自己說的話，自己寫的文字。別人的追憶，大部分是出於追悼他的二十七篇文字，其中已有不很可靠的材料了。 這樣「充分保存」他自己說的話，有時是很費力的。例如「徐霞客」一章，我把丁在君記的金沙江的西岸的諸山，與東岸的諸山，總括成兩頁（頁二四——二五）不滿的敘述，是很吃力而不易得讀者了解的。 又如「科學與玄學」一章，我曾刪改三四次，有些地方曾重寫兩三次。（此章原稿很長，刪改很費勁。） 其實這是我平生自己期許的工作方法，就是「述學」的工作法。「述學」最好是充分保存本人的文字語言。 在二十年沒有人注意搜集丁在君的傳記資料的情形之下，只有這個法子可以「無大過」。 你盼望我「能放開筆，寫一些您的理想與失望，您的悲哀與快樂……」這大概是不可能的了。 在四十年前，我還妄想我可以兼做科學的歷史考據與文學的創作。但我久已不作此夢想了。 丁在君曾稱讚《我的母親的訂婚》（《四十自述》的第一篇）（《丁傳》頁七五——七六）。那是用小說體裁寫的。當時我本想擬出十幾個題目，一律用短篇小說體裁寫我的自傳。徐志摩極力贊成我的計劃。但我寫到第二章，就改用歷史敘述體了。…… 你曾讀我的《西遊記的第八十一難》（《文存》四集，台灣版；《論學近著》原載）嗎？那也是我的文學試作。 匆匆寫幾句謝謝你，不料也寫長了。祝你好。 胡　適　一九五七，四月九日 今天楊振寧、李政道兩君來看我。談的很好。 復趙元任夫婦 元任、韻卿： 今天收到韻卿的信，真嚇了我兩大跳！不但韻卿的腿「已三個月不能走動」，並且查出是脊骨的毛病，須要長期休養。（韻卿信上用「修養」字，我覺得比「休養」更深切些。要叫韻卿長期「休養」是不容易的事。所以先得「修養」！） 不但韻卿腿痛，並且元任的身體「老覺不舒服，查出是膽石！」我覺得根本治療是對的。 想起我在一九一六年八月曾為了元任開割盲腸炎，做了一首打油詩，有這幾句： 依我仔細看來，這病該怪胡達。 前年胡達破肚，今年先生該割。…… 如今明復久已作了古人，我的新打油詩就得改成這樣子了： 依我現在想來，這病該怪胡適。 二月胡適破肚，五月你割膽石！ 我有長信給大春（徐），說我最近的病大概起於離Berkeley的時候（一月底），起初只是「老覺不太舒服」，後來覺得很不舒服，只說不出不舒服在那兒！後來才覺得是在每頓飯後兩三個鐘頭就覺得「餓」的難受。二月十三日才請醫生檢查，十四、十五都照X光，十四照的是膽石，十五照的是胃潰瘍。照相的檢查結果，是既無膽石，又無胃潰瘍。但後來才知道我的ulcer是急性的，又在胃的後牆，X光照片上差不多看不出來，幾乎誤事。 因為我的大病，一班年紀相當的老朋友都感覺一點「健康的」自覺，都肯費點工夫去檢查身體。這是很好的現象。 我盼望韻卿不要嫌「每日醫院各種治療」的「麻煩」，盼望她安心「修養」！我也盼望元任的「根本治療」一定可以收「一勞永逸」的效果。 我現在可以說是全好了。只是很瘦，現在只有一二四——五磅了。胃還是弱。但已能看書，也能寫信了，祝你們一家都平安。 適之、冬秀問好　一九五七，四，二十九 復陳之藩 之藩： 對不起！你的四月十六日的長信，我還沒答覆，你提出的問題太不容易答覆。那是遲遲不答的真原因。 主要的說明是人性的不同，James所謂哲學的派別爭論其實卻由於有hard-minded與soft-minded兩大區別。費密（明末清初人）也指出人「沈潛剛克」與「高明柔克」的兩大類。（但他加上「平康正直」〈中行〉第三類。） 同樣重要，而稍次一等的，是每個人一生的訓練，訓練是「一言難盡」的，是「終身以之」的，是隨時隨地不可放鬆的，——所謂「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平日的訓練，一旦偶然放鬆，人的性情或早年先入的成見就無意中流露出來了。 例如，Sir Oliver Lodge治物理學，那是他的訓練。他信鬼，信靈魂，那就是性情流露與他的訓練沒有大關係了。 我在《丁傳》里（頁五五——五九，九七——一〇七）（指出他的「宗教」見解，他用動物學知識來說明來證明！）他所謂「宗教」（即「為全種萬世而犧牲個體一時的天性」），我曾指出他這個宗教見解，在無形之中，曾影響他對於蘇俄革命及所謂「新式的獨裁」的看法。這是性情的表現，其實同他的動物學與地質學無大關係。 我平生留意方法的問題，方法是可以訓練的。這種訓練正是我所謂「隨時隨地不可放鬆的」。你所說「胡先生的看法常常是無大誤」，很可能的是這種訓練的一點點成績，也就是你所謂「由於你的謹嚴的精神」。 你曾看見我寫給王重民的一封信嗎？（曾登在抗戰時期的《圖書季刊》新五卷一期。）我在那篇短文里，曾用古人論從政（做官）的四字訣來說明「治學方法」。那四個字是「勤、謹、和、緩」。 勤即是眼勤、手勤、——即是「上窮碧落下黃泉」的勤求材料，勤求事實，勤求證據。 謹即是一絲一毫不苟且，不潦草，舉一例，立一證，下一結論，都不苟且，即是謹，即是「敬慎」。 其餘兩字，同樣重要，你好像不大注意到。「和」，我解作「心平氣和」，解作「平心靜氣」，解作「虛心體察」。（西方宗教所謂humility，其實並不十分humble，平心考查一切不合吾意的事實和證據，拋開成見，跟著證據走，服從人，「和」之至也。） 「緩」字在治學方法上也十分重要。其意義只是從容研究，莫急於下結論。證據不充分時，姑且涼涼去，姑且懸而不斷（suspending one's judgment）。 所以我中年以來，常用這四字訣教人，常說，科學方法不是科學家獨得或獨占的治學方法，只是人類的常識加上良好的訓練，養成良好的工作習慣，養成了勤、謹、和、緩等良好的習慣，治學自然有好成績。 現在可以談談你所謂「情感」、「真實情感」、「一團火」等等名件了。 因為我注意良好的工作習慣，因為我特別重視「和」「緩」兩種美德（良好習慣），所以我很感覺「情感」「火焰」等等在做學問的過程上是當受「和」與「緩」的制裁的。 我所謂「隨時隨地不可放鬆」的訓練自己，其中一個重要「場合」就是我常說的「正誼的火氣」。我最佩服的兩位近代學者，王國維先生與孟森先生，他們研究史學，曾有很大的成就，但他們晚年寫了許多關於「水經注疑案」的文字卻不免動了「正誼的火氣」，所以都陷入了很幼稚的錯誤，——其結果竟至於誣告古人作賊，而自以為主持「正誼」。毫無真實證據，而自以為是做「考據」！ 其實現代許多贊成列寧、史達林那一套的知識分子，他們最吃虧的，我想還是他們對於社會問題某方面的一點「正誼的火氣」罷？ 所以你說，讀我的文字「連一朵火焰也看不見」，這是很大的讚美辭，我怕很少人能承當。我是不敢承當的。 你說，清代三百年的考據時代「主要是因為不自由的環境下，不能由人隨便說出真心的感情……」這其實是妄說，不可誤信。考據的學風是兩宋（北宋、南宋）就開始了的，並不是近三百年的事。歐陽修的《集古錄》，司馬光《通鑑考異》，趙明誠《金石錄》，朱熹、洪适、洪邁，並不必「把情感壓下去」，他們是考據學的開山人，因為他們生在學術發達時代，感覺有辨別是非真偽的必要了，才運用他們的稍加訓練紀律的常識，用證據來建立某些新發現的事實。這才是考據學的來源。 這種辨別是非真偽的熱情，也是一種情感，並且是一種有大力量——也有火焰——的情感。 試讀崔述的《考信錄提要》或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你一定會感到火焰的熱力。 故我不贊成你說的「考證的路」確實是科學的，然而「並非健康的」。你仔細想想，那有「確實是科學的」東西而「並非健康的」！ 你舉的Einstein的故事，大概是不可靠的。Einstein是天才和訓練和合的人物，但他在某些方面稍稍放鬆他的言論，就不足為訓了。 不寫了，祝你好。 胡　適　一九五七，五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