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的非國家化 · 1950年到1975年幣貶值情況簡表

·以黃金計算的貶值率，1975年底自由市場的黃金價格為每盎司141. 00美元價 格，而1950年的官價為每盎司35. 00美元。一原注 •兌換成美元的值.——原注 貨幣的選擇：終結通貨膨脹之道① 一、貨幣、凱恩斯和歷史② 我們目前面臨的貨幣困境的主要根源，當然在於凱恩斯爵士和他的門徒們對於下面古老的迷信賦予了科學的權威：通過增加貨幣的支出總量，我們可以一勞永逸地確保經濟繁榮和充分就業。凱恩斯之前的經濟學家們曾經在至少兩個世紀中，相當成功地抵禦了這種迷信③。而在那之前，這種迷信一直占據主宰地位。事實上，一部漫長的歷史基本上就是通貨膨脹的歷史；引人注目的是，唯有在繁榮的近代工業體系崛起和實行金本位制的時期——這個時期大約有200年時間（英國是從1714年到1914年，美國是從1749年到1939年）——這段歷史時期結束時的價格，與開始時的價格大體相當。在這唯一的一段貨幣保持穩定的歷史時期中，金本位制對貨幣當局施加了一種紀律約束，阻止了它們濫用權力，而在歷史上幾乎所有時期，它們都在濫用其權力。其他地方的歷史經驗似乎與此沒有多大區別：有人曾說，中國的一部法律曾試圖永遠禁止紙幣（當然沒有取得成功），此時，歐洲人還根本沒有發明出紙幣來呢！ 凱恩斯主義復興了老觀念 正是約翰•梅納德•凱恩斯，一位具有卓越智力但對經濟學理論所知有限的人，最終卻成功地復興了一種觀念，這樣的觀念只有一些經濟學界的怪人才堅持，而他卻對這些怪人公然表示同情。他竭力地以一種新理論來論證之前由很多從事實際工作的人主張的直覺的信念，表面看起來，這種信念似乎頗有說服力，但卻經不起價格機制的嚴格分析：僅僅由於所有的勞動不可能有一個統一的價格，因而，通過管理總需求，並不能確保勞動的供給與需求在總量上相等。就業數量取決於經濟中每個部門的供給與需求的對應，因而也取決於工資結構和需求在各部門間的分布。其結果就是，在較長時間內，凱恩斯主義的藥方不僅沒有醫治失業，反而使之更加惡化。 這位著名的公共人物、出色的辯論家提出的供應廉價貨幣和永久防範嚴重失業的輕鬆辦法，征服了公眾輿論，而在他去世後，也征服了專業圈內的意見。約翰•希克斯爵士甚至曾提出，我們應把這個世紀的第三個25年，即從1950年到1975年這段時期，稱之為凱恩斯的時代，就像第二個25年是希特勒的時代一樣④。我並不覺得凱恩斯所造成的損害真的有這種說法所形容的那樣大。但只要他的那些藥方仍能發揮影響，則它們確實就是一種正統教條，而任何反對它的努力都無功而返。 個人的退讓 我經常責備自己在花費了大量時間和精力對凱恩斯的理論框架的最初版本提出批評之後，卻放棄了那場鬥爭。就在我對他的批評的第二部分發表後，他告訴我說，他已經改變了他的主意，不再相信他在1930年的《貨幣論》（Treatiseon Money)中所說的東西了。（而照我看來，他這樣說多少對自己有點不公平，因為我一直相信，《貨幣論》的第二卷包含著他寫過的最好的一些東西。）不管怎樣，我當時覺得，再去批評它已經沒有意義了，因為他自己可能又改變想法了。而事實證明，那個新版本——1936年的《通論》——征服了經濟學圈內大多數人的思想，最終，連我最尊重的一些同事也轉而支持完全是凱恩斯主義的布雷頓森林體系，而我則基本上被排擠在這場爭論之外。（不過我相信，英國許多最出色的經濟學家對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支持，在很大程度是出於某種讓他們誤人歧途的愛國精神，他們希望，這種體系能夠在英國戰後的艱難時期有益於英國，他們並不相信，它能夠提供一種令人滿意的國際貨幣秩序。） 二、失業的禍首 36年前，我就最關鍵的分歧這樣寫道： 我們也許可以說，下面一點當然是無可否認的：通過貨幣擴張，可以迅速增加就業，可以在最短時間內實現充分就業——更不要說那些觀點受親身經歷的一次嚴重通貨膨脹影響的經濟學家了。我們所能爭辯的是，任何藉助這種方式獲得的這種充分就業，都是內在地不穩定的•，用這種方式創造就業機會，必將使波動永久化。可能確實存在這樣的局勢，確實需要不惜一切代價增加就業，哪怕這種就業機會只維持很短時間——布呂寧博士（DrBrUning)發現自己在1932年的德國就身處此境，因而使用那種手段是正當的。但經濟學家不應當掩飾下面的事實：企圖依靠貨幣政策在短期內實現就業的最大化，本質上是亡命之徒的政策，只能換取某種短暫的喘息之機，對他有百害而無一利。⑤ 對於這一點，我現在想加上一句，以回應政客們長期以來對於我的觀點的刻意的曲解，他們似乎想把我描繪為某種讓保守的黨派感到害怕的妖怪，我要說的是我經常強調的一點，而9個月前我在斯德哥爾摩的諾貝爾獎紀念演講中又曾說過一遍： 事實的真相是，由於某種錯誤的理論觀點，我們被誘惑走入某種危險的境地，我們無法阻止嚴重失業的再度出現：不是因為——而人們有時會這樣曲解我的觀點——政府刻意製造出這種失業以抑制通貨膨脹，而是因為，一旦通貨膨脹不再加速，則作為過去的錯誤政策的一個非常令人痛心、但又不可避免的結果，必然會出現這種失業。⑥ 「充分就業政策」導致的失業 由所謂的「充分就業政策」導致這種失業，是一個複雜的過程。從根本上說，這個過程是通過需求配置的臨時變化而發揮作用，也即將未被僱傭和已被僱傭的工人吸引到某些崗位上，而在通貨膨脹結束時，這些崗位將會不復存在。在1914年以前周期性重複出現的危機中，繁榮期中信用的擴張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工業投資，過度的發展及隨之而來的失業，主要發生在生產資本設備的那些行業。而過去幾十年是人為操縱通貨膨脹，事情則更為複雜了。 觀察20年代初期的一個現象，可以很好地說明，在嚴重的通貨膨脹時期會發生什麼樣的情形，我在維也納的很多同時代人都曾見證過這一點：在這座城市，很多設在最好地段的著名咖啡館，被新的銀行分支機構給擠跑了；但在「穩定化危機」之後,它們又搬了回來，這時候，銀行已經收縮了或倒閉了，成千上萬的銀行職員加入了失業大軍的行列。 留下來的一代人 今天，由於過去幾年的經濟狀況，已經使支撐充分就業政策背後的整個理論徹底喪失了信譽。結果，經濟學家們也開始發現其中致命的知識上的缺陷，而他們本來早就應該看出來的。但我擔心，這種理論仍將繼續給我們帶來很多麻煩：它已經給我們留下整個一代經濟學家，他們除了這種理論之外，什麼都不知道。我們的主要難題之一就是要保護我們的貨幣不受這些經濟學家的誤導，他們還會繼續開出他們的江湖郎中藥方，而其短期的效力仍會繼續使他們獲得青睞。在一些盲目的教條主義者中間，這種藥方仍然大受歡迎，這些教條主義者仍然相信，這些經濟學家掌握著救命的鑰匙。 1863年的便士 因此，儘管凱恩斯主義理論的知識聲譽正在迅速跌落的事實已不容否認，但它仍然會嚴重地威脅到我們實行一種明智的貨幣政策的可能性。人們也始終沒有充分認識到它已經導致了多麼嚴重、且無法挽回的損失，尤其是在其發源地英國。一度指導英國貨幣政策的那種注重財政信譽的原則，迅速地被置諸腦後。短短几年時間，英國從被人模仿的楷模，墮落成了整個世界的反面教材。最近發生的一件有趣的小事讓我對這種墮落有切身體會：我在我的書桌抽屜里發現一枚鑄造於1863年的英國便士，大概12年前，也就是在這枚硬幣出生正好100年後，倫敦的一位公共汽車司機把它找給我，我將其帶回德國，用以向學生們說明，長期的幣值穩定是什麼意思。但如果我現在說英國是幣值穩定的範例，他們都會當著我的面大笑起來。 三、政治控制貨幣的缺陷 一位明智的人也許應當能夠預料到，在英格蘭銀行實行國有化之後不過30年的時間中，英國貨幣的購買力將會下降到不足國有化之初的四分之一。任何地方實行這樣的政策，遲早都會導致同樣的結果，政府控制貨幣數量再次被證明是極其危險的。我並不懷疑，一個非常明智的、完全獨立的國家或國際性貨幣當局，可以比國際性金本位制或其他形式的自動機製做得更好。但我看不出，政府或任何屈從於政治壓力的機構有任何希望能夠以這樣的方式行事。 集團利益是有害的 我在這方面從來都不抱幻想，但我必須得承認，在我自己漫長的一生中，我對政府的看法是越來越壞了：政府越是根據某種理論行動（區別於僅僅遵守某種固有的規則），其所帶來的危害越多——因為一旦人們知道政府可以實現特殊的目標（而不是僅僅維護一種自我矯正的自發秩序），政府就再也不能躲開黨派利益的糾纏了。有組織的利益集團的一切要求，幾乎無一例外是有害的——只有它們在抗議政府為了其他集團的利益而對它們施加限制的時候所發出的呼籲可以除外。至少在某些國家，管理政府事務的公務員大多數是聰穎之士，是善良而誠實正直的人物，但這一事實並不能讓我放心。問題的關鍵在於，如果政府要想在目前實行的政治秩序中保住執政地位，就別無選擇，只能利用它們的權力服務於特殊利益集團——而一種強大的利益總是想得到額外的金錢以滿足其額外的開支。通貨膨脹儘管從總體來看是有害的，但總是有一些集團，包括具有集體主義傾向的政府主要想收買的一些集團，會在短期內從通貨膨脹中得到相當多的好處——即使是通過一定時期內的收人下降、忍飢受餓也在所不辭，因為人的本性使他們相信，只要他們能夠度過這種緊急狀態，這種收人的下降就是臨時的。 重建抵制通貨膨脹的防線 發行更多、更廉價貨幣的要求，是一股由來已久的政治壓力，對此，貨幣當局是無法抵抗的，除非它們能夠令人信服地訴諸某種絕對的障礙，使得它們根本不可能滿足那些要求。而當這些利益集團訴諸聖梅納德⑦越來越辨認不清的畫像的時候，那些要求就更無法抗拒了。因此，最緊迫的問題莫過於建立一道新防線，以抵禦種種流行的凱恩斯主義理論的襲擊；也就是說，要修復或者說恢復在他的理論影響下曾被系統地摧毀的那些約束機制。金本位制、平衡預算、赤字國家必須收縮其貨幣流通量、對「國際流動性」的供應施加限制等等措施，其功能就在於使得貨幣當局不可能屈從於發行更多貨幣的壓力。也正是由於這一原因，所有這些防範通貨膨脹的保障機制，使得代議制政府可以抵制強大的壓力集團要求發行更多貨幣的呼籲的機制，在某些經濟學家的唆使下被廢除了，這些經濟學家設想，只要把政府從這些僵硬規則的羈絆中解放出來，政府就能夠明智地為實現普遍利益而制訂政策。 我不相信，我們現在能夠通過創建某種新的國際貨幣秩序來矯正這種局面，不管是某種新的國際貨幣管理當局或機構，甚至是採取某種特定的機制或政策體系——比如古典的金本位制——的某種國際協定，都無法達到上述目標。我相當確信下面一點:現在任何試圖通過國際協定重建金本位制的努力，都將在很短時間內失敗，這種努力只能使某種國際性金本位制的理念在更長的時間內聲名掃地3實行金本位制要求公眾普遍地相信，為了保持合理的幣值穩定，有時需要採取某些可能帶來眼前痛苦的措施;如果公眾沒有這種信念，我們就不要指望有權決定貨幣數量的當局會始終一貫地抵制發行廉價貨幣的壓力或誘惑。 保護貨幣不受政治侵擾 政客們信奉修正了的凱恩斯定理：從長遠來看我們都是要下台的⑧，因此，他們才不管治癒失業的短期成功，是否必將導致未來更多的失業。因為，因此而受到指責的，不會是那些製造了這些失業的政客，而是後來那些試圖停止這種失業的政治家。民主制度設置的最壞的陷阱，莫過於此了，因為在民主制度中，政府被迫按照人民認為是正確的信念採取行動。我們獲得一種穩定貨幣的唯一希望確實在於，現在就要找到保護貨幣免受政治侵擾的辦法。 事實上，除了實行金本位制的200年之外，歷史上，一切政府都利用它們發行貨幣的專有權力來欺詐和掠奪人民。有人相信，只要人民別無選擇，只能使用他們的政府發行的貨幣，政府就會比較可信；然而，再也沒有比這種期望更沒有根據的了。目前通行的政府體制，號稱是按照多數的看法行動的，實際上是根據某些具有一定規模的利益集團的看法行事，這些集團可以威脅撤回選票——而只有依靠它的選票政府才能獲得多數的支持——而創造出政府必須採取某些行動的某種「政治必要性」；在這樣的政府體制下，我們不能將某些危險的工具委託給它。幸運的是，我們不必擔心——我也希望不會出現這樣的局面——政府將會發動一場戰爭來討好某些對於政府來說不可或缺的支持戰爭的利益集團，但把貨幣這樣一種工具交給政客——其實似乎是經濟學家——來撞大運，當然也太過危險了。 一種危險的簽斷權 真正危險、因而應當取消的，不是政府發行貨幣的權利，而是政府發行貨幣的獨家專有權利，政府強迫人民以某一固定價格使用它、接受它的權力。這種政府的壟斷與郵政壟斷一樣，最初出現的時候絕不是為了給人民帶來好處，而完全是為了增進政府的強制性權力。我懷疑，除了對統治者及其親信之外，這種壟斷權是否曾對人民帶來過任何好處。有人相信，政府賜給我們的貨幣，比政府沒有這種專有權時我們所能得到的貨幣要安全可靠得多，但全部的歷史都與這種信念恰恰相反。 四、合同支付時的貨幣選擇 那麼，我們為什麼不讓人們自由地選擇他們願意使用的貨幣？我所說的「人們」是指個人，他們應當有權決定自己是用法郎、英鎊、美元還是用德國馬克或金盎司賬目進行買賣。我並不反對政府發行貨幣，但我相信，它們的壟斷權，或它們限制在其疆域內以其他貨幣訂立合同的權力，或決定各種貨幣兌換之比率的權力，都是完全有害的。 目下對於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各成員國或大西洋共同體的各國來說，我們所能期望於各國政府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它們互相約束自己，不對在其境內自由使用對方——或他國——之貨幣施加任何限制，包括不限制人們用當事各方同意之任何貨幣進行購、銷，也不對以他國貨幣作為記賬單位施加限制。在我看來，目前，歐洲所應追求的既為可行、也更為可欲的目標正是這種制度，而不是烏托邦的歐洲貨幣單位。為使這一方案有效運轉，重要的一點是——出於我下面將要闡述的理由——應該規定，一國的銀行可以自由在他國建立分支機構。 政府與法幣 對於所有那些信奉「法幣」概念的人來說，這種建議乍一看似乎很荒唐。法律規定一種貨幣為合法的貨幣，難道不是至關重要的嗎？然而，這種信念只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確的，即只要政府發行了貨幣，它也就肯定會說，在清償以這種貨幣發生的債務的時候，哪種貨幣必須被接受。它也必然要規定，可以以什麼樣的方式清償某些非合同的法律義務，比如納稅或損害賠償和侵權賠償。但政府卻沒有解釋清楚，人們為什麼不能自由地以他們所選擇的貨幣訂立合同，包括進行日常的購銷活動，或者為什麼他們有義務只能以某一種貨幣銷售貨物。 對於政府濫用貨幣所能施加的最有效的制約，莫過於人們可以自由地拒絕接受他們所不信賴的貨幣，而隨意使用他們所信賴的貨幣。而能夠促使政府保證其所發行之貨幣保持幣值穩定的最強有力的機制，莫過於使其認識到，只要政府將其貨幣的供應量控制在需求量之下，則對其需求就會趨於增長。因而，讓我們剝奪政府（或它們的貨幣當局）保護其貨幣不受競爭衝擊的一切權力：如果它們無法繼續掩飾它們的貨幣正在貶值的真相，它們就將不得不限制其發行量。 很多讀者的第一反應可能是問，實行這樣一種制度的結果是不是像那條古老的法則所說的，劣幣將驅逐良幣？然而，這是對所謂的「格雷欣法則」的錯誤理解。其實，關於貨幣機制的最古老的洞見之一，早在2400年前的古希臘劇作家阿里斯托芬就曾在他的一齣喜劇中說過，政客就跟鑄幣一樣，因為劣者會驅逐良者。⑨然而，甚至到了今天顯然未被人普遍理解的事實的真相是，只有當良幣和劣幣必須以強制規定的比率兌換的時候，格雷欣法則才會發揮作用。在人們可以自由地以雙方同意的比率兌換不同貨幣的時候，情形恰好相反。在嚴重的通貨膨脹時期，我們經常可以看到，即使政府出台了最嚴厲的懲罰措施，也無法阻止人們使用其他貨幣——人們寧可使用雪茄、白蘭地這樣的商品也不用政府的貨幣——在這裡，顯然是良幣驅逐了劣幣。⑩ 自由的貨幣體系的優點 只要這種制度合法化，那麼，一旦國家貨幣出現顯著的貶值，人們就會很快拒絕使用這種貨幣，他們將會用他們信任的某種貨幣進行交易。尤其是雇員將會發現，在集體簽定的協議中,要求僱主用他們信任、並能作為理性計算的基礎的某種貨幣發放工資，而不是根據預期的價格上漲幅度來發放工資，更合乎他們的利益。這將剝奪政府讓其發行的貨幣貶值來抵消工資提高及其所造成的失業的權力。這也會防止僱主在工資談判中隨意讓步,因為他們心懷僥倖：即使他們承諾的工資上漲幅度超出他們的支付能力，國家貨幣當局也會拉他們一把。 我們沒有理由擔心這種制度安排對於那些既不知道如何應付、也不知道如何辨識稀奇古怪的貨幣的普通人的的影響。只要商家知道，他們可以按照實時兌換率迅速將某種貨幣兌換為他們所喜歡的任何一種貨幣，他們就會樂意以任何貨幣標價之恰當價格出售他們的貨物。而如果只有以政府所發行之貨幣標價的商品價格上漲，則政府的胡作非為就會在短得多的時間內暴露無遺,人們很快會要求政府對其所發行的貨幣——他們以這種貨幣向政府付款——的價值負起責任來。電子計算器將很快被到處使用，它可以很快以實時兌換率算出一種貨幣可以兌換成多少其他貨幣。而除非政府對其所發行的貨幣管理得確實極為糟糕，否則，它仍將有可能被用於日常的零售交易中。對各種貨幣影響最大的，與其說是日常支付中不同貨幣的使用量，不如說是人們持有不同貨幣的意願。所有的生意和資本交易會迅速地轉向使用更為可靠的本位（並以它作為核算和會計的標準），主要是這種趨勢，將迫使政府將其貨幣政策保持在正確的軌道上。 五、長期的貨幣穩定 最後的結果可能是，那些人們相信努力追求某種負責任的貨幣政策的國家的貨幣，將會逐漸取代那些貨幣當局行事不大可靠的國家的貨幣。財務健全的聲譽將成為貨幣發行者小心呵護的資產，因為它們知道，哪怕是稍微偏離一下誠實的原則，社會也會減少對於它們的貨幣的需求。 我不認為我們有理由擔心，各發鈔機構為成為最受人歡迎的貨幣而展開的這樣一種競爭，會引發某種通貨緊縮或貨幣價值上漲的趨勢。人們恐怕不會樂意以某種他們預計將會升值的貨幣借貸或發生債務，就好象他們不喜歡以某種預計將會貶值的貨幣放貸一樣。一種貨幣，如果人們可以預期它會保持大致穩定的價值，則使用起來顯然是非常便利的。如果政府及其他貨幣發行者必須要為爭取人們持有它們的貨幣、以它們的貨幣訂立長期合同而展開競爭，它們就必須讓人們相信，它們發行的貨幣的幣值將保持長期穩定。 「被人普遍珍重的東西」 我無法肯定的一點是，在這樣一種競相表現可靠性的競爭中，政府發行的貨幣是否會勝出，或者說，多數人是否並不會青睞諸如金盎司這樣的貨幣單位？假如人們獲得了決定使用何種貨幣作為自己的本位及普遍的交換媒介的完整的自由，黃金並不是不可能重新獲得其作為「所有國家、所有文化、所有時代被人普遍珍重的東西」——雅各布•布羅諾斯基最近在其傑作《人的進步》中作如是說——的地位；不管怎麼樣，在這種情況下黃金恢復其地位的可能性，也要大於其在任何有組織地致力於恢復該制度的努力中取得成功的可能性。 為了使其完整地付諸實施，自由的國際貨幣市場為什麼應當擴展到銀行服務領域？其理由是，那些可以開具支票的銀行存款，今天是大多數人擁有的流動性資產中一個最大的組成部分。即使是在實行金本位制的一百多年中，這種局面也越來越嚴重地妨礙黃金成為一種完整意義上的國際性貨幣，因為黃金在一國的流人或流出，都需要數量大得多的國內信用貨幣的上層結構相應地擴張或收縮，但其後果卻不加區別地落在整個經濟之上，而並不是僅僅增加或減少了對於某些為實現進出口之新平衡而需要之商品的需求。如果能夠形成一個名副其實的國際性銀行體系，則貨幣可以直接轉移，而不會出現信用結構二次收縮或擴張的有害過程。 這種制度安排也能夠對政府施加最有效的紀律約束，因為它們立刻可以感受到它們的政策對於本國投資的吸引力的影響。我剛剛讀到250多年前一本英國輝格黨人寫的小冊子：「誰願在一個專斷的國家開辦一家銀行，或將他的錢信託於該國？」很偶然地，我從這本小冊子中得知，就在這本小冊子出版前50多年,一位法國大銀行家讓•巴普蒂斯特•塔弗尼埃（jean Baptist Tavenier)將自己長期在整個世界冒險得來的全部財富，投資到作者們所說的「貧瘠荒蕪的瑞士庇護所中」；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他鼓起勇氣對國王說，「我希望能夠保住那些屬於我的財富！」顯然，瑞士奠定其繁榮基礎的時間，要比人們公認的早得多。 貨幣的自由交易要好於貨幣聯盟 我之所以青睞放開一切貨幣交易，而反對任何形式的貨幣聯盟，也是因為，後者要求建立一個國際性貨幣管理當局，而我相信，這種管理當局既是不可行的，也是不可欲的——它不可能比民族國家的貨幣管理當局更值得信賴。在我看來，在人們普遍地不願將主權或至少是管理權轉讓給任何國際性管理當局的傾向中，包含著某種非常健全的因素。我們所需要的不是擁有發號施令之權的國際性管理當局，而僅僅是一個國際性社團（或者毋寧說是得到有效執行的國際條約），它能夠禁止一國政府傷害其他民族的行為。如果能夠有效地禁止對不同貨幣（或貨幣的索取權）進行交易（及為人們持有）施加任何限制，就有可能廢除全部關稅、或妨礙貨物與人員流動的一切障礙，這將確保建成一個真正的自由貿易區或共同市場，這一制度在那些致力於追求這些目標的國家中創造的信任會超過任何其他制度安排。現在迫切需要擊退貨幣民族主義，早在40年前，我就曾批評過這種現象，而當其正在演變成貨幣社會主義——因為這兩種觀念之間有密切關係——的時候，則變得更為危險。有朝一日，人們會將完全自由地採用自己喜歡的貨幣，視為自由國家的基本標誌，我希望這一天不是太遙遠。 你們可能覺得，我的建議就等於廢除了貨幣政策；你們的想法並無大錯。在別的場合，我已經得出過結論：國家在貨幣方面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提供一種法律規則框架，在這一框架中，人們可以發展出最能適合自己需要的貨幣制度。在我看來，只要我們禁止政府操縱貨幣，我們所能得到的好處就會超過任何政府在這方面所能帶給我們的好處。私人企業可以比任何政府都做得更好。 附：關於凱恩斯、貝弗里奇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評論 我總覺得凱恩斯爵士是一位新的約翰•勞。跟勞一樣，凱恩斯也是一位財政天才，他對貨幣理論確實作出了某些貢獻。(除了對於決定貨幣價值的因素的有趣的、原創性的討論之外，勞還第一次對下列現象給出了令人滿意的解釋：一旦一種商品被廣泛地用作一種交換媒介，接受它的人數就會加速增長。）但凱恩斯卻從來沒有讓自己擺脫下面一種流行的錯誤信念，也就是勞所說的，「由於額外的貨幣能讓閒人有活可干，能使已經就業的人掙得更多，因而產出將會增加，工業會更加繁榮」。 與這種觀點相反，理察•康替龍（RichardCaiUillon)和休謨則開啟了現代貨幣理論的發展。尤其是休謨闡述了這一問題的關鍵所在，他說，在通貨膨脹的過程中，「只有在獲得貨幣與價格上漲的間隙或轉換階段，黃金或白銀數量的增加才會有益於工業」。在凱恩斯主義潮流之後，我們又不得不再次進行這樣的研究。 但從某種意義上說，過多地指責凱恩斯爵士要為他身後的理論之發展承擔責任，其實有點不公正。我確信，他如果還在人世，將是反對通貨膨脹的旗手，不管他以前說過什麼。而凱恩斯主義理論的發展，至少在英國，主要是由以貝弗里奇爵士的名義出版的著作所決定的，（由於他本人對於經濟學一無所知，所以）他的科學顧問必須對此承擔責任。 我一直指責凱恩斯爵士的經濟學知識多少有點欠缺，但經常指出的是他在國際貿易理論方面的看法的缺陷。而在我看來，最清楚的證據是他為了駁斥這些理論而提出——大概是相當真誠地提出——的其他理論之滑稽荒唐。 ①本文原作為倫教經濟亊務研究所Occasional PaperNa48(1976)出版。其中第一節系以1975年9月25日在瑞士洛喿舉辦之日內瓦黃金與貨幣研討會上發表的一份題為《國際性貨幣》的致辭。 本文寫於（貨幣的非國家化》一書之前，可以視為該書的一個預備性研 究。——譯註 ②本文原演講中沒有小標題，係為倫教經濟亊務研究所出版時所加。——原注 ③哈耶克教授在本文所附《關於釩恩斯、貝弗里奇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評論》中對這段評論予以擴充。——原注 ④John Hicks,The Crisisin Keynesian Economics f O xford University Preas,1974 ⑤F,A Hayek,Profits,Interest and Investment，Routledge & Kegan Paul,London， 1939,p.63n.一^原注 ⑥F• Hayek,「The Pretenceof Knowledge」，Nobe lMemorial Prize Lecture 1974,收人Full Employment at Any Priced Occasional Paper 45,I EA,1975，p137. 原注 ⑦指凱恩斯。——譯註 ⑧凱恩斯曾有一句名言：從長遠來看我們都是要死的。一譯註 ⑨ Aristophanes,Frogs，891-8,見Frere的譯文： 在官府選人的時候，在選擇普遍使用的貨幣的時候我們經常看到同樣的濫用權力現象； 我們古老而普遍被使用的硬幣， 在希臘各國及整個世界被人珍重、獲得支持、並被廣泛使用的東西， 在所有王囯都獲得認可，被打上可信的標記、做過成色化驗， 在我們這裡卻遭到拒絕，被棄若敝屣； 在他們的城市通行的是 一種無恥地摻了假的貨幣，成色不純，假冒偽劣，毫無價值。 大約在此前後，哲學家Diogenes曾說，貨幣是「立法者的擲骰子遊戲」!——原注 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大通脹時期，人們開始在市場上使用美元和其他貨幣，當時，一位荷蘭的金緻家（如果我沒有記鍺的話是Vissering先生）就曾指出，格雷欣法則是錯誤的，相反的說法才是正確的。——原注 11、JacobBronowski,TheAscentofMan，BBCPublications,London，1973* 原注 12、ThomasGordonandJohnTrenchard,7%eCato 分別註明寫於1722年5月12日和1721年2月3日的信，見1724年及其後倫教出版的全集中。——原注 13、Monetary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tability Longmans Lcmdon,1937. 原注 14、乍一看，我這裡提出的建議可能跟我一向支持目前制度下的固定匯率制度的說法有衝突。不過，情況當然並非如此。在我看來，只要民族國家政府擁有在其疆域內發行貨幣的壟斷權，則固定匯率就是必要的，因為它可以對這些政府施加某種極為必要的紀律約束。但在政府不得不與其疆域內的其他貨幣展開平等的競爭、競爭為其施加了紀律約束的時候，固定匯率當然就不是必要的了。——原注 15、JohnLaw,1671-1729,英國經濟學家、財政金融家，曾為法國制定開發美洲法屬領地的「密西西比」計劃，在巴黎創辦銀行，發行紙幣，著有《論貨幣與貿易》。——譯註 16、John Law，Money and Trade Considered with a Proposal for Supplying the Nation swith Money，W.Lewis,London，1705. A Collection of Scarce and Valuable Tracts (the Somers Collection of Tracts, Vol.XIII)，JohnMurray,London,1815,包括Law的小冊子（1720年版），見775-817頁；812頁一段話這樣寫道：「但由於這種新增貨幣將會僱傭那些現在閒置的人，而現在有工作的人會得到更多收益，因為產量將會提高，產品將會改進。」——原注 17、David Hume,On Money (EssayIII). 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