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外情 · 第七章
星期一早上，我感覺空虛、沮喪。安娜睡得很不安穩，突然驚醒並吵醒了我，還有幾次流利地自言自語。
我和平常一樣，在同樣的時間起床，準備咖啡，刮鬍子，但是我發現不只有我一個人站在外面。我看到一群群還沒睡醒的難民在看著德國摩托車從旁邊經過。
我仿佛在他們眼中看到了屈服和氣餒，我想我也一樣，這很正常。我們的這種神態持續了幾個星期。
我們翻過這一頁。所有人都確信一個時代結束了，但沒有人知道新的時代是什麼樣子。
但我們的命運將改變，整個世界也將改變。
我們或多或少都對戰爭感到恐懼，但親身經歷其中，發現它與我們想的並不完全一樣。但這只是開始。
我把水放在地上的固體酒精加熱爐里加熱時，那些十分年輕的粉紅色皮膚的德國人像在閱兵一樣呈縱隊行進，一點也沒留意我們。我遠遠地看到兩個法國士兵背著武器在火車站門口站崗。
從前天起就沒有火車進站了。站台、候車廳、餐廳以及站長辦公室都空蕩蕩的。那兩個士兵沒有接收到命令，不知道該怎麼辦，將近九點時他們才把武器靠在牆邊離開了。
我拿著剃鬚用的細毛肥皂刷給臉上抹肥皂液時，聽到錨地傳來柴油發動機發出的聲音，漁船出海打漁了。一艘船上有三四個人。敵人侵占城市後，漁民們照常拖網出海。沒有人能阻止他們。
安娜和我朝市里走去，咖啡店、酒吧和商店都開門了，有些商人把店鋪裝飾了一番。我看到一個花店在櫥窗前面的桶子裡放置了很多石竹。難道今天會有人買花嗎？
人行道上行人不少，但所有人都有點擔憂和不知所措，德國士兵和法國人混在一起。
一個德國士兵在帕萊街道中間向一個警察打聽信息，應該跟他要做的事情有關，但根據警察的手勢來看，警察知道得並不比他多。
我在城市酒店周圍沒看到一個德國人。說實話，我沒看到一個步行的德國人。我像往日一樣去查看那些名單。然後我到郵局，在留局信件領取處的窗口前排隊，安娜出神地靠在窗戶旁。
我們從早上起就幾乎什麼話都沒講。我們都覺得心情沉重。他們給我遞來一封寫著我名字的電報時，我沒有驚訝。我想這是命中注定的，這封電報就應該在今天到來。
我的四肢軟弱無力，好像裡面的血液被抽空了，走兩三步路都變得很困難。
我已經知道了。表格列印在劣質紙張上，空白處寫著紫色筆跡。
被尋找人的名字：讓娜·瑪麗·克萊芒蒂娜·馮·斯特拉滕，費龍的妻子。
原居住地：菲邁（阿登高原）。
職業：無。
當事人：……
交通方式：火車。
陪同人員：女兒，四歲。
撤退地點：……
我的心臟開始劇烈跳動，我用目光尋找安娜。我看到她仍然背對著外面站在窗戶旁邊，面無表情地看著我。
撤退地點：布雷敘爾婦產院。
我走近她，安靜地把紙遞給她。我不太知道自己到底想幹什麼，我走到電話窗口。
「我們還可以打電話到布雷敘爾嗎？」
我期待他回答我不可以。我覺得沒有道理啊，電話竟然能正常工作。
「您想要哪裡的號碼？」
「婦產院的。」
「您不知道號碼？也不知道街道名？」
「我猜城裡只有一個婦產院。」
在我小學時代的記憶里，布雷敘爾坐落在我們很少談到的尼奧爾和普瓦捷之間的一個大區的某個地方，在西邊，靠近旺代。
「等十分鐘。」
安娜把電報還給我，我把它塞進口袋裡。她已經知道了，我說了句廢話：
「我在等電話。」
她點燃一支煙。我給她買了一個便宜的手提包和一個仿皮小手提箱裝她的內衣和洗漱用品。郵局辦公室的地板上還留著灑掃後留下的水珠。
郵局前小廣場的另一邊，一些顯貴模樣的人在露天咖啡館邊喝白酒邊討論什麼，穿著襯衫和背心、圍著藍色圍裙的咖啡館老闆在他們身邊站著，手裡拿著毛巾。
「給您接布雷敘爾。在二號電話窗口。」
電話那頭是一個不耐煩的聲音。
「喂！拉羅謝勒……請講……」
「是布雷敘爾嗎？」
「是的。我給您接您的號碼。」
「喂！婦產院嗎？」
「是誰？」
「馬賽·費龍。我想知道我的妻子是否還在你們那兒。」
「您說的是哪個姓？」
「費龍。」
我應該拼讀：Fernand中的F，像Emile中的E……
「是產婦嗎？」
「我想是的。她已經懷孕……」
「她是在付費病房還是免費大廳？」
「我不知道。我們是菲邁的難民，我在路上和她以及我們的女兒失散了。」
「不要掛。我去看看。」
我透過電話亭的窗玻璃，看到安娜回到窗戶那兒，手撐在窗戶上，看著自己的黑色裙子。我產生了一種非常奇怪的感覺，我覺得她的肩膀和髖部似乎很陌生。
「是的，她在這裡。她前天晚上分娩了。」
「我能跟她說話嗎？」
「大廳沒有電話，但是我可以把您說的話轉告給她。」
「請您告訴她……」
我考慮該說些什麼，突然聽到電話里傳來雜音。
「喂！喂！小姐，請不要掛……」
「請說話啊！請您快點……」
「告訴她，她丈夫在拉羅謝勒，一切都好，他將儘快趕去布雷敘爾……我不知道怎麼去，但是……」
電話那頭已經沒有人了，我不知道她是否聽到了我最後說的話。我沒想到問生的是男孩還是女孩，一切是否順利這些問題。
我去窗口付錢。然後我下意識地說：
「過來。」
我最近常說這句話，但這句話其實完全沒必要，因為安娜一直跟著我。
我們到了街上之後，她問道：
「你打算怎麼過去？」
「我不知道。」
「可能幾天之內還不會恢復通車。」
我沒有想這個問題。我甚至可以步行去布雷敘爾。我知道讓娜在哪裡了，我得去和她會合。這並不是一項義務。這是很自然的事，我沒有絲毫猶豫。
我看上去應該很鎮定，對自己很肯定，因為安娜用一種驚訝的表情觀察著我。我在碼頭的一家商店買了一個酒精爐。那裡也有粗布水手袋賣，我想買一個代替手提箱，那個手提箱沒裝東西時就有點分量，我不想在路上拖著它走。
德國士兵還是沒有和路人混在一起。之前駐紮在城市邊緣的一支軍隊清早走了，那支軍隊就在舊城牆上，圍在一輛隨軍炊事車周圍。
我最後一次走進營地，走進綠色的馬戲團帳篷。我把手提箱裡的東西塞到水手包里。我看到那箇舊的酒精爐，把它遞給安娜。
「我把這個留給你。我不再需要了，我無論如何也沒有地方裝了。」
她沒有拒絕，而是把它放進她自己的小手提箱。我在擔心，不知道該在哪裡，該怎樣告別。
有幾個女人已經睡了，還在照看孩子的女人好奇地觀察著我們。
「我來幫你。」
安娜把包放在我的肩上，我彎下腰去拿起手提箱。她跟著我，手裡提著她的小手提箱。在兩個木板屋之間，我笨拙地說：
「我的整個人生，我……」
她臉上浮現出一種讓我不知所措的微笑。
「我要和你一起去。」
「去布雷敘爾？」
我很擔心。
「我想儘可能和你多待一段時間。不要害怕。我到了那裡之後會消失的。」
我得知永別這一幕將要往後推，感到如釋重負。我們沒有去見博歇夫人，而是像許多其他人一樣，沒有和她告別和致謝就走了。我們在中心待得最久，老朱爾在震顫性譫妄發作後被送到醫院去了。
我們穿過越來越高低不平的街道朝阿梅斯廣場走去。和平露天咖啡館裡全是客人。一些民用車往來在路上。在廣場的盡頭靠近公園的地方，我們辨認出用花花綠綠的顏色偽裝的德國車輛。
我沒打算坐汽車。但是汽車站還有車，沒有人下過停止服務的命令。我問是否有去布雷敘爾或尼奧爾的車。他回答說沒有，去尼奧爾的路已經塞滿車輛和步行的難民，德國人很難開闢一條通道出來。
「有一輛去豐特奈—勒孔特的客車。」
「經過布雷敘爾嗎？」
「它會讓您在最近的地方下車。」
「它什麼時候出發？」
「等司機裝滿油就走。」
我們在烈日下等，剛開始只有我們兩個人坐在車裡的整排座椅之間。一個法國士兵上來了，接著上來一個四十歲左右的鄉下男人，手裡拿著外套，後來又上來六個人坐在我們周圍。
安娜和我肩並肩坐著，車子顛簸，我們晃晃蕩盪，目光一直看著路邊的風景。
「你不餓嗎？」
「不餓。你呢？」
「我也不餓。」
坐在我們對面的一個農民眼睛哭紅了，她在吃著聞起來很香的餡餅。
我們的車子沿著離大海不遠的道路開下去，經過一個村莊又一個村莊，首先是尼約勒，然後是馬爾西伊、埃斯南德和沙朗。我們只在每個鎮教堂或鎮政府前面的廣場上看到一小群德國人，居民遠遠地看著他們。
我們沒有走難民大軍經過的道路。路上，我覺得我認出了我們火車旅程最後一晚上睡的牧場和停靠點。我不確定，因為從鐵軌上看到的風景和在馬路上看到的不一樣。
我們經過一個大乳品廠，十二盒裝的牛奶在陽光下引人注目。我們穿過一座建在排水渠上的橋，橋邊有一個兩側搭著棚架的旅館。旅館門前有一些鋪著藍色方格桌布、擺放著花的桌子，一個用鋸齒狀木頭做的廚師矗立在馬路邊上，手裡拿著一張油印菜單。
在豐特奈—勒孔特德國人更多，汽車也很多，其中還有一些卡車，但所有車都行駛在通往火車站的大道上。汽車站廣場上，有人告訴我們沒有去布雷敘爾的汽車。
我沒有想到租一輛出租車，首先因為我從來沒這樣做過，其次因為我沒有想到還可以這樣做。
我們在市場廣場裡的一個咖啡館吃了點東西。
「你們是難民？」
「是的。阿登高原人。」
「有些阿登人在梅爾旺森林伐木。他們看上去有點野蠻，或者說，他們膽子很大，很勇敢。你們要去很遠的地方嗎？」
「去布雷敘爾。」
「你們有汽車嗎？」
我們是這裡唯一的客人，一個穿著毛氈拖鞋的老人穿過廚房門，看著我們。
「沒有。如果有必要，我們走路過去。」
「你們覺得可以步行走到布雷敘爾嗎？和這位小夫人一起？請您等一下，我去看看馬丁的卡車走了沒有。」
我們很幸運。馬丁家在樹木另一邊，他開了一個五金製品批發店。他要去普佐日和紹萊送貨。我們一邊喝著咖啡一邊在空曠的廣場前等著。
我們和司機一起擠在駕駛室里。我們經過一個陡峭的坡道，穿過一片很大的森林。
「那些阿登人就在那邊。」我們的司機指著一片採伐區和幾個簡陋的小屋，小屋周圍有些光著一半身子的小孩在玩耍。
「這一帶德國人多嗎？」
「昨天晚上和今天早上有很多車輛。接下來可能會更多。我們看到許多摩托車和隨軍炊事車。我猜坦克快到了。」
他停下車，把包裹放在一個馬蹄鐵匠那兒，一匹耕馬對我們嘶叫。這一天似乎很漫長，我們很幸運，但旅程尚未結束。
我現在有點後悔讓安娜跟著我。在拉羅謝勒就分手，對我們兩人都更好。
她知道我不開心，在司機和我之間縮成一團。我突然想到她溫暖的髖部接觸到了司機的髖部，我感覺自己有點嫉妒。
我們花了將近兩個小時才到普佐日，我們在路上只看到一列長達一千米的機械化縱隊。一些士兵看著我們經過，尤其盯著安娜看，還有些人向她打招呼。
「你們離布雷敘爾只有二十公里了。你們最好和我一起到這個咖啡館去，也許我能幫你們找輛車。」
幾個皺著眉頭的人在玩牌。餐館最裡面，兩個人在杯子之間攤開的文件前交談。
「喂，這裡有沒有人去布雷敘爾？這位先生和女士是難民，他們需要在天黑之前到達那裡。」
其中一個坐在文件前面的人看上去像個善良的商人，他在說話之前把安娜從頭到腳打量了一番。
「我可以把他們帶到瑟里宰。」
我不知道瑟里宰在哪兒。他們跟我解釋說就在去布雷敘爾的路上。我本來打算克服一些困難，證明我和妻子會合的勇氣，要沿著馬路走好幾天，還要冒著被德國人騷擾的危險。
然而一切進展得這麼順利，我幾乎有點失望。
我們在他們討論結束後等了將近一個小時。他們好幾次站起來握手，但又重新坐下來，又續上咖啡。
要送我們的司機臉紅了。他一副神氣活現的樣子，讓安娜坐在他旁邊，而我被安置在後面的長排凳子上。我突然感覺到整夜無眠後的疲憊。我眼皮很重，嘴唇滾燙，好像就要發燒了。難道我中暑了？
過了一會兒，我好像睡著了。我模糊地看到牧場、樹林，一兩個冬眠了一樣的村莊。我們穿過一座橋（橋下面的河流幾乎乾涸），最後停在一個廣場上。
我很感激司機。安娜也是。我們走了兩三百米之後發現一個麵包店前面停著一輛卡車，卡車上面裝著麵粉，車斗上漆著布雷敘爾麵粉廠老闆的名字。
我和安娜根本不需要走路。我們一整天都不是單獨兩個人。
天還沒有黑。我們在人行道上，在一家咖啡—香菸店的露台旁邊。我的袋子和行李箱放在腳邊。我從錢包里拿出幾張紙幣。安娜明白了，我把紙幣塞到她手提包里時她沒有反對。
空了，四周都空了。我從來沒有覺得哪裡有這麼空過。我叫住一個路過的兒童。
「請告訴我，孩子……婦產醫院在哪兒？」
「左邊第二條街，在最上面。你們不會走錯的。」
安娜猜我可能會跟她在這裡道別，她低聲說：
「讓我陪你一直到門口吧。」
她的語氣那麼謙恭，我沒有勇氣拒絕她。廣場上，德國士兵在十二輛大型坦克周圍忙碌著，幾個軍官在大聲下命令。
婦產醫院所在街道是斜的，兩邊有一些資產階級風格的房子。最盡頭矗立著一座磚房。
我又把包和行李箱放在地上。我不敢看安娜。一個女人把臂肘支在窗台上，一個孩子坐在門檻上，落日只照得到屋頂。
「那麼……我要走了。」
我的聲音卡在喉嚨里，我抓住她的雙手。
我看了她最後一眼，我看到她的臉似乎已經模糊了。
「再見！」
「馬賽，一定要幸福！」
我抓緊她的雙手，然後鬆開。我拿起行李，幾乎是蹣跚地往婦產醫院的門口走。她從後面跑過來，喘著氣對我說：
「和你在一起我很幸福。」
我穿過玻璃門，看到大廳里有幾個護士，一個帶輪子的擔架，接待員在打電話。我朝接待台走去。我回過頭，她還站在人行道上。
「你好，我是費龍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