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四十年 · 附 錄：作者青年時代所崇拜的三大作家
一 略述曾滌生
在教育不大普及的社會裡，父親中了秀才，三叔祖補了廩生，這無疑地使我們的家庭成為「書香之家」。
說來也可憐，所謂「書香之家」，並沒有什麼書可看。除了各種版本的「四書」、「五經」、「八股文」、「試帖詩」以外，剩下的是各種醫書。小說和劇本，可以說是絕無僅有；兒童讀物更不用說了。
我自小喜歡翻書，偶爾在樓上故紙堆里，找到一部《曾文正公家書》和《求闕齋日記》，文字淺白，內容充實，尤其那副對聯「不為聖賢，便為禽獸；莫問收穫，但問耕耘」更引起我的注意。我很仔細地把這部書研讀了好幾遍，越看越覺得有意思。這是我自動地閱覽的第一部書。它教我怎樣治學，怎樣做人。那時，先君已經棄世，先母不認得字，這部《曾文正公家書》和《求闕齋日記》，恍惚是我的南針，難怪我把它當做「枕中鴻寶」。
曾國藩（1811—1872），湖南湘鄉人，字伯涵，號滌生，道光進士。咸豐初年，任吏部侍郎。為著母親的喪事，他從北京趕回故鄉。那時，太平軍勢盛，他奉命在籍編練鄉勇。清兵屢敗，國藩奉命督率所部鄉勇，收復武、漢及沿江各地。同治三年，又克復金陵。到了太平軍全部殲滅後，他被封為毅勇侯，為同治中興功臣第一。曾任直隸總督和兩江總督。到了死後，清廷贈他以太傅的銜頭，諡為文正公。
曾文正公的著述，在編輯方面，有《經史百家雜鈔》、《十八家詩抄》；在批評和創作方面，有《鳴原堂論文》、《家書》、《日記》以及卷帙繁多的奏疏；但是，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卻是他的《家書》和《日記》。
曾文正公的《家書》和《日記》所牽涉的問題很廣，但是我最喜歡的就是修養和治學兩項，其他關於政治和軍事的報告，因為時代不同，意識不同，見仁見智，各有各的道理，我們不應妄加評論。年來新派的歷史家，站在民族革命的立場，對曾文正公的行動，多數不能諒解。其實，一個人是環境的產物，假如他早生一百幾十年，他不難步顧炎武、黃宗羲的後塵。假如他晚生五十年，他恐怕會給孫中山做先鋒。事實上，孫中山少年時代所崇拜的偉人之一——李鴻章——還算是曾文正公的入室弟子呢。
平居和朋友們談天，我總覺得歷史上的中流砥柱的大人物，多是中鋒而非偏鋒。所謂「中鋒」，即「中庸」的別名。它是表里兼顧，左右咸宜，用孔子的話來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君子就是成德達材的人物。
曾文正公的一生，深受孟子的影響，他要培養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事實上，只有像他這麼有涵養的人，才能夠擔任大事業，撰述大文章。
因為中國的讀書人，一向標榜「士先器識而後文藝」，所以曾文正公自立志讀書以後，對於個人修養問題，非常注意。古代的大官，往往用「清慎勤」三字作座右銘，曾文正公更腳踏實地，把「清」字改為「廉」字，「慎」字改為「謙」字，「勤」字改為「勞」字。這樣一來，意義更為明顯。我們只看他寫給九弟的信，便知他對於這三個字有怎樣的解釋：
沅弟昔年於銀錢取與之際，不甚斟酌，朋輩之譏議菲薄，其根實在於此。去冬之買犁頭嘴栗子山，余亦大不謂然。以後宜不妄取分毫，不寄銀回家，不多贈親族，此廉字工夫也。謙字存諸中者不可知，其著於外者，約有四端：曰面色，曰言語，曰書函，曰僕從屬員。沅弟一次添招六千人；季弟並未稟明，徑招三千人；此在他統領斷做不到者，在弟尚能集事，亦算順手。而弟等每次來信，索取帳棚子藥等件，常多譏諷之詞，不平之語。在兄處書函如此，則與別處書函更可知矣。
沅弟之僕從隨員，頗有氣焰，面色語言，與人酬接時，吾未及見，而申夫曾述及往年對渠之詞氣，至今余憾。以後宜於此四端，痛加克治，此謙字工夫也。每日臨睡之時，默數本日勞心者幾件，勞力者幾件，則知宣勤王事之處無多，更竭誠以圖之，此勞字工夫也。
清廉、謙恭、勤勞，是曾文正公在個人修養上的關鍵。在萬物都是錢作怪的社會裡，取與之間，必須做到清廉這地步。所謂清廉，就是「臨財毋苟得」的意思。當白銀成為通用的貨幣的時代，社會上流行兩句俗語：「銀錢是白的，眼睛是黑的。」換句話說，除了不吃人間煙火的神仙外，真正不愛錢的人，實在不可多得。尤其是身居高位的人，他們往往會受金錢的誘惑。奸商往往會運用種種方法來誘惑大官，希望換回一張「准許證」，只要「准許證」到手，那麼從前的一切活動費，大可連本帶利撈回。曾文正深知社會的黑幕，所以在銀錢的來往上，他特別小心。且看他對幾位弟弟怎麼說：
我自從已亥年在外把戲，至今以為恨事。將來萬一作外官，或督撫，或學政，從前施情於我者，或數百，或數千，皆鉤餌也。渠若到任上來，不應則失之刻薄，應之則施一報十，尚不足滿其欲。故兄自庚子到京以來，於今八年，不肯輕受人惠，情願人占我便益，斷不肯我占人之便益。將來若作外官，京城之內，無責報於我者。
這的確是經驗談。凡是手握大權的人，只要他不貪，那麼誰也沒法子要挾他。為著履行清廉的信條，不但酒色財氣要完全戒絕，而且一般生活水準也要降低。量入為出，過著非常簡樸的生活。在這種情形下，任何金錢和聲色的誘惑，都不會發生作用了。
在江湖上賣藝的人，當他們初到一個城市的時候，他們照例要登門拜訪當地行家。為著盡東道主之誼，當地行家，往往要回拜，並且設宴款待，盡心盡力地替外來的藝人奔走。為什麼呢？因為「恐龍最怕地頭蛇」，當恐龍過江之後，它已經失掉根據地，它必須靠當地有力分子替它張羅，這才有生存的機會。
在這當兒，過去所有的一切臭架子要全盤收拾下來，卑詞厚幣，很虛心地登門請教。當地行家看見來客這麼謙恭，這麼誠懇，沒有一個不落力替他介紹，結果，他才能夠達到目的。平心而論，初到一個新地方去謀生，或者初出茅廬的青年，固然要懂得謙恭，甚至居高官、握大權的人，也要懂得謙恭，不然，人家將由妒忌變成仇恨，到了妒忌和仇恨生了根的時候，一切麻煩的事情都來了。因此，曾文正公對諸弟說：
功名之地，自古難居，兄以在籍之官，募勇造船，成此一番事業，名震一時。人之好名，誰不如我？我有美名，則人必有受不美之名者，與雖美而遠不能及之名者，相形之際，蓋難為情。兄惟謹慎謙虛，時時省惕而已。
謙恭並不是虛偽，更不是假仁假義，它純粹是誠懇的表現。真正明白謙恭的意義的人，並不是把謙恭當做一種圓滑的手段，以便達到個人的目的。相反的，他是把謙恭和寬恕連在一起，凡事要設身處地替人家打算。因此，曾文正公給孩子寫信的時候，特地加上幾句：「至留京公事，如……等人，尤其清苦異常，皆萬不可向其索取，即送來亦可退還。蓋我欠人之賬，既不能還清出京，人欠我之賬，而欲其還，是不恕也。從前黎樾喬出京時，亦極窘，而不肯索窮人之債，是可為法。」
凡是不明白謙恭的意義的人，他當然不了解「恕」字的意義。再進一步，他當然不會設身處地替人家打算，他只會閉著眼睛，輕視人家。知己也許有餘，知人未免不足。因此，曾文正公致諸弟的信里，有這麼一段話：
常見朋友中有美才者，往往恃才傲物，動謂人不如己。見鄉墨則罵鄉墨不通，見會墨則罵會墨不通；既罵房官，又罵主考；未入學則罵學院。平心而論，己之所為詩文，實亦無勝人之處，不特無勝人之處，而且有不堪對人之處。只為不肯反求諸己，便都見得人家不是。既罵考官，又罵同考而先得者，傲氣既長，終不進功，所以潦倒一生，而無寸進矣。
為著強調謙恭的益處，曾文正公一再教人不要發牢騷。「吾常見朋友中牢騷太甚者，其後必多抑塞。」這又是經驗談，值得我們猛省。
談到勤勞，這是由鄉間出身的人，最大的美德。曾文正公自幼秉承星岡公的遺教，他要早起，飯後散步三千步，臨睡前洗腳。這些事情，可以維持健康。他希望家裡的人注重農事副業，如種菜、養魚、養豬、種竹，一點也不可疏忽。在他致四弟和季弟的信里，這理由說得很明白：
家中種蔬一事，千萬不可怠忽。屋門首塘中養魚，亦有一種生機。養豬亦內政之要者。下首台上新竹，過伏天后有枯者否？此四者可以覘人家興衰氣象。
又說：
內間妯娌，不可多講鋪張。後輩諸兒，須走路，不可坐轎騎馬，諸女莫太懶，宜學燒茶煮飯。書、蔬、魚、豬，一家之生氣；少睡多做，一人之生氣。勤者，生動之氣；儉者，收斂之氣。有此二者，家運斷無不興之理。
除了「書、蔬、魚、豬」四字外，他還加上「早、掃、考、寶」四字。「早」就是早起。「掃」就是打掃，把屋子打掃得乾乾淨淨。「考」就是祭祀祖先。「寶」就是優待親族鄰里，時常跟鄰居來往，賀喜弔喪，問疾濟急，各種事情都做得很周到，使周遭的環境，變成一團和氣。
曾文正是個最懂得體會勤勞的味道的人。他曾說：「身體雖弱，卻不宜過於愛惜。精神愈用則愈出，陽氣愈提則愈盛，每日作者愈多，則夜間臨睡愈快活。若存一愛惜精神的意思，將前將卻，奄奄無氣，決難成事。」
多年來，社會流行一個口號，叫做「埋頭苦幹」。其中「苦幹」二字，似乎有語病，因為「苦幹」絕對難持久，必須「樂干」才能夠處之泰然。像顏回所處的環境那樣，「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這才能夠成為孔子最得意的高足。
曾文正公致九弟的信里，對於這種高超的意境最能領略，他說：
吾輩現辦軍務，系處功利場中，宜刻刻勤勞，如農之力穡，如賈之趨利，如篙工之上灘，早作夜思，以求有濟，而治事之外，此中須有一段谿達沖融氣象。二者並進，則勤勞而以恬淡出之，最有意味。
「勤勞而以恬淡出之」，這辦法不但最有意味，而且最容易持久。不過要胸懷豁達沖融，並非一蹴即就，這需要長期的素養，而素養的辦法，莫過於讀書。下文繼續談文正公的治學的方法。
像曾文正公在修養方面，標榜「廉、謙、勞」三字一樣，在治學方面，他也指出「專、恆、約」三字。這三個字，雖小學生也可以聽得很明白，可是連大學教授不見得會一一實行。事實上，學問的深淺，識見的高低，文字的優劣，可以從一個人在「專、恆、約」三字的造詣來判定。
一般說來，大城市的教育水準比較窮鄉僻壤高得多，但是，中外古今的大人物，多數是從鄉下出身，其中最大的關鍵在於志氣。具備崇高的目標，堅強的意志，任何困難的環境都能夠克服過來，從窮鄉僻壤打到人文薈萃的大城市。相反的，他會從大城市被打回鄉下去。曾文正公致諸弟的信說：
苟能發奮自立，則家塾可讀書，即曠野之地，熱鬧之場，亦可讀書；負薪牧豕，皆可讀書。苟不能發奮自立，則家塾不宜讀書，即清淨之鄉，神仙之境，皆不能讀書，何必擇地？何必擇時？但自問立志之真不耳。
這一段話，是曾文正公一生成功的秘訣。同時，這也是中國最偉大的教育家——孔子——的心傳。孔子自己到了十五歲，便立志做學問。當他和幾位得意的高足聊天的時候，他照例撇開其他瑣碎的問題不談，首先要談談個人的志願或志趣。這兒可見，曾文正公是直接繼承孔孟的遺教。
志趣既定，必須努力做學問，而治學的方法，不外專心、有恆、守約三條路子。
曾文正公像其他大儒一樣，最愛談治學方法。他深知專精的重要，所以在他致諸弟的信里說：
若志在窮經，則須專守一經；志在作制義，則須專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則須專看一家文集。作各體詩亦然，作試帖亦然。萬不可兼營並鶩，兼營則必一無所能矣。
這是老實話，同時，這也是心得話。可惜一般稍微有名氣的學者和藝人，往往要故弄玄虛，不肯說老實話。「鴛鴦繡罷憑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結果，年輕的一代，僅懂得驚奇他們的成就，而不知道他們的「金針」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須知學者和藝人，他們得力處，全在於熟練，要熟練必須從專精著手。相反的，假如東學一點，西學一點，「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等於前功盡廢。
關於由精到熟的過程，曾文正公在丁卯年（1867）十一月的日記里，說得很生動：
日內頗好寫字，而年老手鈍，毫無長進。故知此事須於三十年前寫定規模，自三十歲以後，只能下一「熟」字工夫。熟極則巧妙出焉。筆意間架，梓匠之規矩也。由熟而得妙，則不能與人之巧也。吾於三四十歲時，規矩未定，故不能有所成。人有恆言，曰：「妙來無過熟。」又曰：「熟能生巧。」又曰：「成熟故知。」妙也，巧也，成也，皆從極熟之後得之者也。不特寫字皆然，凡天下庶事百技，皆先立定規模，復求精熟。即人之所以為聖人，亦系先立規模，後求精熟。
「先立定規模，後求精熟。」不但治學和治藝如此，連做人也應該如此。事實上，只有精熟，才可以說是到家。不然，生吞活剝，根本難登大雅之堂。
在舊時代里，作詩和寫字，可以說是文人必不可少的課程。曾文正公教六弟學詩，「先須看一家集，不要東翻西閱。先須學一體，不可各體同學，蓋明一體，則皆明也。習字臨千字文亦可，但須有恆。每日臨帖一百字，萬萬無間斷，則數年必成書家矣。」
他深信專精的益處，所以他在己未（1859）六月的日記里，用不同的字句重述了一遍。「作書者宜臨帖摹帖；作文作詩，皆宜專學一家，乃易長進。然則作人之道，亦宜專學一古人，或得今人之賢者而師法之，庶易長進。」
在曾文正公的同鄉先進中，他最佩服何紹基。據說，何紹基臨隸書，每天臨七八頁，從未間斷。考訂漢書，每天手不釋卷。因此，他早就斷定，何紹基的書法必傳千古。
怎麼才能夠達到專精呢？這不外從有恆入手。他深知「有恆斷無不成之事」，所以他一面很嚴格地責備自己，說他的毛病在於無恆；一面很誠懇地勸導諸弟，要在有恆上痛下苦工。
作事必須有恆，不可謂考試在即，便將未看完之書丟下，必須從首至尾，句句看完。若能明年將《史記》看完，則以後看書，不可限量，不必問進學與否也。賢弟論袁詩，論作字，亦皆有所見，然空言無益，須多作詩，多臨帖，乃可談耳。譬如人慾進京，一步不行，而在家空言進京程途，亦何益哉？即言之津津，人誰得而信之哉？九弟之信，所以規勸我者甚切。余覽之，不覺毛骨悚然！然我用功，實腳踏實地，不敢一毫欺人。
「腳踏實地，不敢一毫欺人。」這是曾文正公做人的宗旨，同時，這也是他的文章道德之所以過人的地方。
曾文正公的治學，像他的為人一樣，四平八穩，面面周到。雖然他一再說明專精和有恆的益處，但是他的治學，是治漢學和宋學於一爐；他的為人，陽剛陰柔，兼而有之。甚至把看、讀、寫、作四者，要得到平均的發展。
在他致四弟和九弟的信里，他說：
一曰：看生書宜求速，不多閱則太陋。一曰：溫舊書宜求熟，不背誦則易忘。一曰：習字宜有恆，不善寫則如身之無衣，山之無木。一曰：作文宜苦思，不善作則如人之啞不能言，馬之跛不能行。四者缺一不可。蓋閱歷一生而深知之，深悔之者。
因為曾文正公是個心口一致，言行一致的人，凡事他總要以身作則。他絕對不會開個空頭支票，讓人家去上當。相反的，他一向是要做個躬行實踐的君子。再進一步，他還很誠懇地要從履行宋儒、漢儒的教訓，直步孔孟的後塵。
就上文所提出的看、讀、寫、作四點而論，他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11月21日致諸弟的信里，說得一清二楚。
兄往年極無恆，近年略好，而猶未純熟。自七月初一日起，至今則無一日間斷。每日臨帖百字，抄書百子，看書少須滿二十頁，多則不論。自七月起，至今已看過《王荊公文集》百卷，《歸震川文集》四十卷，《詩經大全》二十卷，《後漢書》百卷，皆朱筆加圈批註。雖極忙，亦須了本日功課，不以昨日耽擱，而今日補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預做。
用曾文正公自己的口吻來說，這五個月的不斷努力，是他的一生功業的基礎。從此以後，基礎既然穩固，間架既然成立，他只須依樣畫葫蘆，力求純熟罷了。事實上，因為他具備這樣的基礎和間架，所以後來在軍事、政治、社交極端繁忙的時候，他還是從容不迫地按照固定的課程來自修。專精如此，有恆又如此，那麼他的成功，可以說是天公地道，誰也用不著妒忌。
原來做學問的人，最怕泛濫無歸。學者一旦誤入歧途，難免要陷於「百藝通，沒米舂」的絕境。為著避免泛濫無歸，「守約」可以說是起死回生的萬應藥。
曾文正公對於散文和韻文都有興趣。在散文方面，他曾精選一部《經史百家雜抄》，每一段落，都有他自己獨到的按語。他還怕這部巨著卷帙繁多，貪多嚼不爛，所以他再來個複選，從八百多篇名文中，選出五十篇，名為《經史百家簡篇》，放在案頭，以備朝夕朗誦。在韻文方面他曾精選一部《十八家詩抄》，各家僅選他們的特長。他這種作風，充分證明他自己的理論，「惟易簡乃可行。」
讀者知道，清朝有一部大書，叫做《四庫全書》，一共79339卷，可以說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結集。除了政治上有問題的著作外，差不多可以一讀的書籍，都被搜集在一起。當時天下太平，雖然學人沒有印刷的便利，但是仗著皇帝的權威，幾千名學人，各花了十幾年工夫，努力不懈地手抄了七部，分置於七個圖書館。
面對這部浩如淵海的《四庫全書》，曾文正公不會給他嚇倒。相反的，他以批評家的嚴正的眼光來考察，說《四庫全書》僅有幾十部可讀，其餘都是濫竽充數，沒有研究的價值。像他這種銳利的眼光，在當時以讀書寫作為專職的人，還找不到第二個。在他給何廉舫的信里，他曾這麼說：
四部之書，浩如淵海，而其中自為之書，有原之水，不過數十部。經則《十三經》，史則《廿四史》暨《通鑑》，子則《五子》暨《管》、《晏》、《韓》、《呂》、《淮南》等，集則漢魏六朝百三家之外，唐宋以來廿余家而已。此外，入於集部之書皆贗作，皆剿襲也；入經史部之書，皆類書也。嘗謬論修藝文志、四庫書目者，當以古人自為之書，有原之川瀆，另行編列；其雜纂古人成書者，別為一編；則盪除廓清，而書之可存者日少矣。
像他這種高明的評論，讀了真使人迴腸盪氣。
因為他明白「簡練以為揣摩」的原則，所以他要嚴格地實行「守約」的工夫。在戊辰（1868年）四月的日記里，他曾這麼說：「古文當選百篇，抄置案頭，以為揣摩。因自為記之曰：『為政十四門，為學十五書，抄文一百首，抄詩十八家。』」假如青年學者懂得「守約」的重要性，那麼他絕對不至走入泛濫無歸，勞而無功的田地了。
寫了七八千字，讀者也許要問，曾文正公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怎樣？他的代表作可否舉出一二？我可以不假思索地答道：曾文正公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是在韓潮蘇海之間。他那篇《原才》，相當於韓文公的《原道》、《原毀》；他那篇《聖哲畫像記》，相當於蘇東坡的《潮州韓文公廟碑》。他生平最重視「訓話精確，聲調鏗鏘」的大塊文章，而《聖哲畫像記》，就是這一派堂皇富麗的文章，讀完之後，可以發思古的幽情，可以鼓勵人向聖賢看齊。文章道德，有關世道人心，曾文正公真是個有心人。
1963年2月11日
二 試論梁任公
當1922年秋天，我進了霞浦漢英中學之後，因為事前我讀過四年私塾，舊學稍微有一點點根底，所以中文課程並不難應付。那時，我傾全力來研究英文，課餘之暇，就到閱覽室去亂翻，其中一部線裝書最引我注意的，就是《飲冰室文集》。
在中學時期，我的習作博得黃天爵老師的賞識，時常貼堂。黃老師是舉人出身，教古文的時候，高聲朗誦，搖頭擺腦，那種忘懷得失的態度，給我的印象極深。在他的鼓勵下，作文日有進境，不過自己的知識太譾陋，文筆不夠暢達。自我閱讀《飲冰室文集》後，只看他博古通今，引譬取喻，議論層出不窮，心裡非常高興。須知學古文的益處，就是章法和句法不成問題，但是，看書太少，資料有限，往往流於言之無物。在那種情形下，梁任公的駿馬馳騁的筆調，上下縱橫的議論，最能夠啟迪初學，難怪我看得不忍釋手。
梁啓超（1873—1929），廣東新會人，字卓如，號任公。在他所著的《三十自述》（見《飲冰室全集》第三十六冊）里，他敘述自己四五歲的時候，已經在祖父的教導下，讀完《四書》、《詩經》。六歲後，又跟父親讀書，讀《中國略史》，同時，把《五經》讀完。八歲開始學作文，九歲已經能夠寫出洋洋千言的文章。他喜歡唐詩多過八股文，可惜家裡窮，沒有什麼書可讀。他找到一部《史記》，一部《綱鑑易知錄》，在祖父的指導下，看得爛熟。當他到了30歲寫自傳的時候，《史記》的文章，他還能記誦十之八九。此外，他的父親的朋友，看見他這麼聰明，這麼好學，特地送他一部《漢書》，一部《古文辭類纂》，他高興得要命，一氣把它們讀完。
上述的幾部書，尤其那部《史記》，是他一生馳騁文壇最大的資本。到了18歲那年，他和陳通甫兩人，拜康南海為師。南海教他們以陸王心學，而並及史學、西學的梗概。他聽完之後，每天努力做筆記。據他自己說：「自己學問之得力，皆在此年。」
22歲那年，正值甲午戰爭，康南海聯公車三千人，上書請變法，梁任公也參加這種運動。他在京師強學會做了幾個月書記，有機會遍讀當時所出的譯書，於是決心從事著作。
26歲那年，發生戊戌政變，六君子為國捐軀，南海以英人仗義出險，任公乘日本大島兵艦而東。此後三十年間，梁任公無日不與筆墨打交道，而活動的地方，主要的是報壇和政壇，直到臨終前幾年，才息影於學壇，在清華園講學。
統觀梁任公的一生，他對於中國文化的貢獻，第一，報紙的評論；第二，傳記；第三，史學；第四，方法論和目錄學。現在分述各點如下：
一、評論
近代各國的大革命家、大文學家，差不多沒有一個不和報紙發生關係。在設備簡陋的時代，一般喜歡談論政治和文學的人，很容易結合少數同志，創辦報紙或雜誌來發表自己的主張。在報紙變成大規模的企業的時候，革命家和文學家雖然沒有能力創辦報紙雜誌，但他們一定要通過種種辦法，和報紙雜誌發生關係，以便自己的新主張、新見解得到發表的機會，因而引起讀者的共鳴。
的確，有話無處說，是人生最苦的事情。為著爭取言論自由，革命先烈、文化先鋒，不知道已經斷送多少頭顱。
關於辦報的熱誠，文字的素養，任公在他所著的《清代學術概論》里，曾敘述得清清楚楚：
自是啟超復專以宣傳為業，為《新民叢報》、《新小說》等雜誌，暢言旨義，國人競喜讀之，清廷雖嚴禁，不能遏。每一冊出，內地翻刻輒十數；二十年來學子之思想，頗蒙其影響。啟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為文，學晚漢魏晉，頗尚矜煉；至是自解放，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認為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萬有文庫》版）
這種「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的文字，無疑地是新時代的青年所最喜歡的讀物，何況他的文字「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使讀者會增加感染的力量。
在新聞記者的崗位上，任公是個多方面的人物。他會寫社論以及各種副刊的文字。雖然他的特長不在於詩、詞、小說、戲劇，但是，那一類的作品，他還可以拿得出去，跟世人見見面。至於他的社論，儼然是個第一流的政論家的文字，在社會上能夠起帶頭作用。
一間獨立的報館，它的社論必須有嚴正的立場，只因立場堅定，所以它對任何事物都有一貫的看法，斷不至隨波逐流，中心毫無所主。
任公在他的時代里，號稱「維新人物」，但是，事實上，他是個徹頭徹尾的社會改良家，而非革命家。他的主張也許很進步，但他所採取的步驟是純粹改良的、漸進的，不是革命的、急進的。換句話說，他所受的正統的中國文化甚深，他只希望自己成為正人君子，凡事以身作則，但他絕對不能，而又不願以大刀闊斧的手段，強制人家也走他那條路。
任公是個博極群書的學人。他自幼打好舊學的基礎，以後又繼續不斷地接受新知識。雖然他的西文的知識有限，但是，通過日文和中文的譯本，他對西洋文化的源流和演變，頗知梗概。加以好學成性，平生手不釋卷，筆不停揮，所以他無論談什麼問題，都能夠很迅速地抓住核心，一經領略，他又能夠運用巧妙的文辭，表達他的意見，使讀者一看就明了。
古人說：「修辭立乎誠。」任公是個富於熱誠的人物。自他立志以文章報國之後，他所作的文字，完全按照他的熱誠做出發點。只因他的文字充滿著熱誠，所以它的影響力也比較深遠。他知道自己的保守性和進取性時常交戰於胸中，隨感情而發，而且他的主張往往前後矛盾。他甚至主張：「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但是，他的一片熱誠，永遠使他的文字富有魔力。
任公是個熱愛祖國的好漢。他深究歷代治亂得失，他參考各國興衰富強，知道此中奧妙，完全在於人民的自治的精神。為著這問題，他曾有系統地寫了幾十篇大文章，介紹「新民」的條件，篇首冠以敘論。他說：
同是日月，同是山川，同是方趾，同是圓顱，而若者以興，若者以亡，若者以弱，若者以強，則何以故？或曰：「是在地利。」然今之阿美利加，猶古之阿美利加，而盎格里索遜民族何以享其榮？古之羅馬，猶今之羅馬，而拉丁民族何以墜其譽？或曰：「是在英雄。」然非無亞歷山大，而何以馬基頓今已成灰塵？非無成吉思汗，而何以蒙古幾不保殘喘？嗚呼，噫嘻！吾知其由。國也者積民而成。國之有民，猶身之有四肢、五臟、筋脈、血輸也。未有四肢已斷，五臟已察，筋脈已傷，血輸已涸，而身猶能存者；則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渙散混濁，而國猶能立者。故欲其身之長生久視，則攝生之術，不可不明；欲其國之安富尊榮，則新民之道，不可不講。
那時，中國翻譯界的大豪傑嚴幾道先生《天演論》風行一時。天演的原理，不外「物競天擇，優勝劣敗」八個大字。這個理論在當時中國的新青年的心目中，宛若一顆龐大的炸彈的爆發，每個人都是如夢初覺，如醉方醒，非發憤圖強，無以自存；非培養新民，國家將蹈滅亡的覆轍。因此，任公的《新民論》，恍惚大海潮音，黑夜明燈，起了帶頭的作用。
我常說，報紙的新聞，是和時間競賽，同時，報紙的評論，又要跟著新聞賽跑，斷不可無的放矢。因為時間性太重，所以今天視為非常重要的新聞，過了一會兒，已經成為明日黃花，引不起讀者再看的興趣了。但是，有些通論，正如顧炎武所說，「立言不為一時。」過了幾十年、幾百年，還有一讀再讀的價值。
任公的《新民論》里的幾篇重要文章，如《論進取冒險》、《論自治》、《論毅力》等篇，現在看來，還是很新鮮。事實上，這些論據，可以追溯到幾千年的聖經賢傳，所不同的是，古人僅用片言隻字來指點這些概念，而任公卻引經據典，盡情發揮他的理論罷了。
現在先把《論進取冒險》一文來分析。這篇文章約四千五百字。第一段是個引子，第二段說明歐洲民族之所以強盛，主要的是靠進取冒險的精神，同時，引用哥倫布、馬丁·路德、麥哲倫、立溫斯敦、瑞典王亞多法士、俄皇大彼得、克林威爾、華盛頓、拿破崙、荷蘭維廉額們、林肯、馬志尼等十二人的成功的故事做例子。一步緊接一步，使讀者的眼界大開，在短短的幾分鐘內，知道歐美歷史上曾發生這麼大事情，曾產生這麼多大人物。
接著，他來個頓挫，把冒險的性質，加以正確的定義，說這事情等於孟子所主張的「浩然之氣」。這樣一來，那些熟讀舊書的學者，一看就明白進取冒險是怎麼一回事。
接著，他又展開一個新局面，指出進取冒險的四大條件：一曰，生於希望；二曰，生於熱誠；三曰，生於智慧；四曰，生於膽力。在這些綱目里，他一面舉出亞歷山大、越王勾踐、摩西、李廣、朱壽昌、豫讓、諸葛亮、克倫威爾、林肯、新教徒、革命家、哥倫布、格蘭斯頓、拿破崙、威爾遜的例子，一面引用雨果、戰國策、佛祖、曾國藩的言論。波瀾壯闊，搖曳多姿，而意境又層出不窮，使讀者嘆為觀止。
因為他生怕當時的讀者對於外國的史實不大明了，所以結論斥老尊孔，表現他的主張：
試觀一部十七史之列傳，求所謂如哥倫布、立溫斯敦者有諸乎？曰：「無有也。」求所謂如馬丁·路德、林肯者有諸乎：曰：「無有也。」求所謂如克林威爾、華盛頓者有諸乎？曰：「無有也。」藉有一二，則將為一世之所戮辱而非笑者也。不曰：「好大喜功」，則曰：「忘身及親也。」積之數千年，浸之億萬輩，而霸者復陽芟之而陰鋤之，務使一國之人，鬼脈陰陰，病質奄奄，女性纖纖，暮色沉沉。嗚呼，一國之大，有女德而無男德，有病者而無健者，有暮氣而無朝氣，甚者乃至有鬼道而無人道。恫哉！恫哉！吾不知國之何以立也。
像這種「筆鋒常帶情感」的文字，讀了之後，當然會使人迴腸盪氣，不知不覺地接受作者的意見。
現在再把《論毅力》那篇專論來分析。
開頭引用曾子的言論做引言，說人之一生，如數十年行舟於逆水中，無一日而可以停息。然後提出古今中外成敗的原則，有毅力者成，反是者敗。「其事愈大者，其遇挫愈多，其不退也愈難。非至強之人，未有能善於其終者也。」同時，還引用孔子和孟子的名言來支持這原則。
接著，文藝好像「群山萬壑赴荊門」一樣，先引歐美的大人物，如摩西、哥倫布、巴律西、維爾德、的士黎禮、加里波的、士提反孫、瓦德、孟德斯鳩、亞當·斯密、達爾文、吉本、倭斯達、吉德林之傳教於緬甸、拿利林之傳教於中國；次述中國歷史上的名人，如勾踐、田單、漢高、張騫、劉備、玄奘；然後盡情發揮曾文正的言行，最後，引用拿破崙和荀子的言論來結束上述的故事。
寫到這兒，峰迴路轉，作者特地指出：「故真有毅力者，惟懷久遠之希望，而不計目前之失敗，非不求成，知其成非在旦夕，故不求也。成且不求，而寧復有可敗之道乎？」其間還舉了孔子、耶穌以及許多無名英雄做證據。
接著，又引用英國和俄國的人民有毅力，所以國勢日見強大。另一方面，舉出義和團毫無毅力，一遇聯軍，便作鳥獸散。
最後的結論是：
天下事不知焉者尚有可望，知而不行者則無可望。知而不行，尚有可望；行而不能力不能終者，最無可望。故得聰明而軟弱者億萬，不如得朴誠而沉毅者一二。
像這種斬釘截鐵的言論，當然會給讀者極深刻的印象，至少在反覆說明中，告訴讀者什麼叫做「毅力」。
二、傳記
梁任公自幼愛讀《史記》和《漢書》，這兩部名著最精彩的地方，全在傳記。因為訓練有素，所以他主持筆政的餘暇，還是喜歡撰述傳記。
任公是個愛國志士，他所撰述的傳記的對象，不是單純的文學家、宗教家，而是愛國的英雄。例如《義大利建國三傑傳》、《匈牙利愛國者噶蘇士傳》、《近世第一女傑羅蘭夫人傳》、《張博望班定遠合傳》、《明季第一重要人物袁崇煥傳》。不問內容，光看題目，便知他對於立功異域的英雄，保衛邊疆的英雄，給國家爭取自由、獨立的英雄，莫不佩服得五體投地。其中《義大利建國三傑傳》，全文達五萬言，條理分明，材料充實，夾敘夾議，亦莊亦諧。瑪志尼、加里波的、加富爾三傑有知，應該引任公為同道。雖然近代英國名史家特里維揚也曾著述《加里波的傳》，但論煽動的工夫，還須讓位給任公。
《義大利建國三傑傳》，全書分為二十六節目，篇首冠以《發端》，篇後有個《結論》。
善作傳記的人，一定要寫主人翁的歷史背景及幼年軼事，任公沒有例外。且看《三傑以前義大利之形勢及三傑之幼年》怎麼說：
當此之時，天下者羅馬之天下。於戲，何其盛也！何圖一旦為北狄所蹂躪，日削月蹙，再軛於回族，三軛於西巴尼亞，四軛於法蘭西，五軛於日耳曼。迎新送舊，如老妓之款情郎；朝三暮四，如畜犬之依豢主。支離憔悴，年甚一年。直至19世紀之初期，而山河破碎，益不可紀極。東縣於法，西隸於奧，中央夷於班。義大利三字，僅為地理上之名詞，而非政治上之名詞者，千餘年於茲矣。望加西士陷落之火焰，吟法馬之悼歌，薤露蒼涼，劫灰零落。昔人詩曰：「卷中正有家山在，一片傷心畫不成。」嗟乎，哀莫大於無國之民，後世讀史者，旁觀猶為感慨，而況於身歷之者乎？
接著，他分述三傑幼年時代的行為，如馬志尼的創辦《少年義大利》刊物，及上書撤的尼亞王；加富爾的躬耕；加爾波的南美洲的活動。到了1848年，歐洲的革命形勢，風起雲湧。義大利人的立憲和平的思想，忽飛向九霄雲外，革命運動，好像燎原的野火一樣，再也沒法子撲滅了。
針對這革命形勢，任公曾有幾行痛快淋漓的文字。他說：
嚏矣！眼跳矣。燈花矣。鳥鵲噪矣。蟄雷鳴矣。風滿樓矣。濤涌堤矣。積維也納會議以來，三十年之奇怒殊毒，乃孕成歐洲19世紀第一大紀念之歲，實一千八百四十八年。
當馬志尼的事業告一結束的時候，加富爾的事業才開始。任公設身處地，說馬志尼雖不能及身看到義大利的統一，但是，真正的偉人，老是抱著「成功何必在我」的正確的觀念，所以馬志尼耕耘，加富爾收穫，表面上好像馬志尼吃虧；事實上，他根本把個人的成敗置之度外。
不久之後，撤的尼亞換了一位新王。新王比較賢明，特任加富爾為宰相。從此，加富爾六轡在手，一面改革內政，一面調整外交，到了意奧戰爭過後，加富爾和加里波的相繼辭職。接著，加富爾重作馮婦，再做宰相，同時，他深得加里波的之支持，使義大利的統一大業，得如期完成。
任公之撰述《義大利建國三傑傳》，並不是吃飽了飯，閒得無聊，所以摭拾外國歷史上的英雄豪傑的軼事，供讀者作茶餘酒後的談話資料。相反的，他作傳記，像他寫評論一樣，是「有所為而發的」，他希望新時代的青年，個個以三傑之一自命。這種崇高的理想雖不容易實現，但是，集幾百、幾千、幾萬青年的力量，遲早也會做出一些驚天地而泣鬼神的大事業。三傑的功績，不消說是一般熱愛祖國的青年的好模範。
三、學案
學案是敘述一個學派的學說，並且加以批評。用現代語來說，即某某學術思想的研究。假如把同一範疇的學術思想作系統的敘述，並且加以批評，這就等於某某國家的哲學史、政治思想史、經濟思想史、社會思想史等著作。
任公自幼就讀過《宋元學案》、《明儒學案》、《漢學師承記》等書，所以他對於學術思想非常注意。雖然他的最大的鵠的在於著述一部體大思精的中國通史，但是他的寶貴的生命，一部分用於政治活動和人事關係，一部分用來撰述壽命極短的評論，直到他死前十年八年之內，才著手著述學術思想史，而且的確寫過三部值得一讀再讀的著作，雖然在通史方面，他只好交白卷。
自任公從中文和日文的譯本里，接受西洋的學術思想之後，他恨不得把自己所知道的事情，全盤灌輸給中國的讀者。只因他的「發表欲」極強，讀了多少，就想用自己的文字來發表多少，至於自己所知道的是原本的知識，還是販賣來的知識，他卻計較不了許多。
任公是個有自知之明的人物。在《清代學術概論》里，他把自己的學術地位作個相當客觀的評價，他說：
啟超務廣而荒，每一學稍涉其樊，便加論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籠統之談，甚者純然錯誤；及其自發現而自謀改正，則已前後矛盾矣。平心論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閉塞萎靡，非用此種魯莽疏闊手段，不能裂山澤以辟新局。就此點論，梁啓超可謂新思想界之陳涉。雖然，國人所責望啟超者不止此，以其人本身之魄力，及其三十年歷史所積之資格，實應為我新思想界圖締造一開國規模，若此人而長此以自終，則在中國文化史上，不能不謂為一大損失也。（見《清代學術概論》）
我們翻閱《飲冰室文集》，知道在「學案」的項目下，他曾寫過《近世文明初祖培根笛卡兒之學說》、《天演學初祖達爾文之學說及其略傳》、《法理學大家孟德斯鳩之學說》、《民約論巨子盧梭之學說》、《樂利主義泰斗邊沁之學說》、《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在史學的項目下，他又曾寫過《生計學說沿革小史》、《格致學說沿革小史》。他如哲學和政治學，他又曾寫過《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亞里士多德之政治學說》、《近世第一大哲學家康德之學說》等。
細心分析上述的題目，便知他所牽涉的範圍是多麼廣泛，無論文學院屬下的哲學、政治、經濟、法律、教育，理學院屬下的生物學以及科學史，他都略知一二，而且說得頭頭是道。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的學問欲極熾，他所愛好的門類也繁雜，「每治一業，則沉溺焉，集中精力，盡拋其他；歷若干時日，移於他業，則又拋其前所治者；以集中精力故，故常有所得；以移時而拋故，故入焉而不深。」寥寥數語，把他自己在學術思想上的造詣說得一清二楚。
話又說回來，任公所寫的有關於西洋各部門學術的文章，雖然語焉不詳，而且不能深入，但是他晚年所寫的三部書：（一）《清代學術概論》，（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三）《先秦政治思想史》，都是精心傑構的名作。
《清代學術概論》原來是替軍事專家蔣方震的新著《歐洲文藝復興時代史》作序。只因他對於中國史上類似的時代——即清代的學術思想——很有研究，所以下筆不能自體，不用兩星期工夫，一下子寫了五萬多字。這部書現已由哈佛大學譯為英文，列入《東亞研究叢書第二種》。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是個有系統的著作。任公特辟三章，討論清代學術變遷與政治的影響，條分縷析，井井有序，而《近三百年學術史附表》，洋洋十大版，將明清之耶穌會教士在中國者及其著述，列為一張詳表，使人一目了然。接著，任公按時代的先後，從黃梨洲、顧亭林、閻百詩、王船山、朱舜水、萬季野、全謝山、顏習齋、李恕谷等人的學術思想，按照他們的貢獻的大小，加以或詳或略的敘述。最後，他還特辟四章，討論清代學者整理舊學的總成績，內容無所不包。以上二書，可以互為表里，讀者可以參閱。
當五四運動後，胡適曾著一部《中國哲學史大綱》，在當時的學術界頗有影響。任公見獵心喜，他也花了一些時間，把他所認識的先秦諸子關於政治的學說，編為一集，題名《先秦政治思想史》。原來先秦諸子，任公讀得爛熟，尤其墨子，他下的工夫很深，這是他的資本。不過關於現代的政治學說，他究竟是見聞有限。因此，在學術思想上，他往往作浮光掠景之談，不易作深入的研究。
四、方法論和目錄學
梁任公是個博極群書的人。凡是博學之士，對於方法論和目錄學，一定十分注意，不然，他對於浩如淵海的書籍，就沒法子下手。古人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方法論和目錄學，就是學人必備的利器。
任公一生最得力處，在於一部《史記》。所以研究歷史，可以說是命定的任務。他所作的傳記和學案，固然和歷史有關，他所最擅長的評論，也繁征博引中外歷史和掌故，以證明和發揮他的見解。事實上，他對於中國歷史的研究，範圍非常廣泛，無論什麼問題，他都有獨到的見解。
他曾寫過一部《中國歷史研究法》。在《自序》里，他很坦白地指出：
中國歷史可讀耶？《二十四史》、《兩通鑑》、《五紀事本末》，乃至其他別史、雜史等，都不下數萬卷。幼童習焉，白首而不能殫。在昔猶苦之，況於百學待治之今日，學子精力能有幾者。中國歷史可不讀耶？然則此數萬卷者，以之覆瓿，以之當薪，舉凡數千年來我祖宗活動之跡，足征於文獻者，認為一無價值，而屏諸人類文化產物之圈外。非惟吾儕為人子孫者所不忍，抑亦全人類所不許也。既不可不讀，而又不可讀，其必有若而人焉，竭其心力以求善讀之，然後出其所讀者，以供人之讀。是故新史之作，可謂我學術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也已。
任公既有意創作新史，更具體一點說，他早就有意撰述中國通史，所以他對於歷史的研究法的探討，當然有所準備。他知道「我國史界浩如淵海之資料，苟無法以整理之耶？則誠如一堆瓦礫，只覺其可厭。苟有法以整理之耶？則如在礦之金，采之不竭」。
這部書成於1922年1月。他本來準備花三四年工夫，創造一新史，或者撰述一部通史，可是到了1929年他逝世的時候，通史卻沒有寫成。
他沒有撰述通史，這是學術界的損失，但他這部《中國歷史研究法》給後學指導不少門徑，尤其《史料之搜集與鑑別》、《史跡之論次》兩章，信筆寫來，如數家珍，不但引起學者的興趣，而且給他們節省了不少時間和精力。
除了方法論外，他對於目錄學也很有心得。自紀曉嵐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及張之洞的《書目答問》發表後，一般學者才知道目錄學的重要。康南海曾寫一本《桂學答問》，給青年學者指示津梁。梁任公到清華園去講學的時候，一開頭就給學生寫一本《國學必讀及其讀法》。這些書在三四十年前的影響很大。因為他以過來人的資格，告訴青年讀什麼書，書怎樣讀。假如青年學者肯虛心地接受他的教訓，以這些書作嚮導，然後一步緊接一步地向前邁進，相信他們一定得益不淺。至少，他們能夠在最短期內，摸出國學的門徑，然後就個性所近，作專題的研究，期之以年，誰都可以成家。
總之，梁任公在中國文壇政海上馳騁了三十年。他的最大的貢獻在於啟蒙工作，「『無揀擇』的輸入外國學說，且力謀中國過去善良思想之復活」。他的毛病，像他自己所指摘，在於「混雜和膚淺」。這是時代的關係，我們應該予以原諒。
至於他的作品，因為範圍非常廣泛，自難談到嘔盡心血的巨著。現在翻閱《飲冰室文集》或《全集》或其他零星著述，我們可作下列的等級：一、評論；二、傳記；三、學案。此外，他平生最愛開書目，喜談歷史研究法；而這些工作都和啟矇事業有關。「但開風氣不為師」，啟蒙者的苦心，我們當能夠體會。
1963年2月28日
三 景仰陶淵明
在回憶的文字里，我一再提到旅食京華的十年，是我一生最愉快的時期。一來我沒有擔任什麼職務，整天埋頭於圖書館；圖書只會增進知識，不會使人煩惱。二來我有機會結交才高學博的師友，他們只會鼓勵我上進，不會拉我倒退。因此，不回想過去則已，一提到過去，總會使我念念不忘人文薈萃、圖書豐富的京華。
那十年間是我個人精力最充沛，吸收力最強烈的時期。除了經濟學、經濟史、社會主義的名著外，中文新舊書籍，我也稍微涉獵了一些。其中使我得益最多的，就是陶淵明的著作。
陶潛（365—427），字淵明，晉朝人，原籍江西省得陽江柴桑口，即現在的德化縣。他是陶侃的曾孫，孟嘉的外孫。更具體一點說，他的外祖孟嘉就是陶侃的女婿，他的外祖母是陶侃的女兒。他起初做州祭酒，後來做彭澤縣縣長。在官八十多天，到了年底，郡守派遣督到縣政府來視察。照規矩，小官應該恭恭敬敬地束帶去歡迎他。但是淵明說：「我豈能為五斗米向鄉里小兒折腰？」於是他馬上解印綬去職。他死後，一般人都稱呼他做靖節先生，著有《陶淵明集》。
從陶侃到陶淵明，都是出身寒微。他們的周遭的環境，是溪族雜處的區域，而捕魚算是他們家裡傳統的職業。陶侃是個軍人，在州里沒有什麼事情，早晨他運了一百個甓於齋外，到了晚上，又運回齋內。人家問他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他答道：「我現在正致力中原，假如過分優逸，恐怕沒法子擔任大事業。」陶侃這種勤敏的精神，給淵明以一種極好的榜樣。
他的外祖父孟嘉有當時所謂名士風流，也有後人所稱的魏晉風度。雖然孟嘉本人並不想奪取政權，但他所依附的一位軍人——桓溫——卻是不忠於晉朝，而且準備篡奪晉朝的統治地位。他外表上很高貴，在處世上又很鎮靜。用《陶淵明傳論》的作者張芝先生的話來說：「陶侃所影響陶淵明的，是一種出身寒微的人所有的質樸有力的勤奮；孟嘉所影響陶淵明的，是一種士族階級所有的高貴與鎮靜相結合的態度。」陶淵明在曾祖和外祖父的雙重影響下，性格上多少有他們兩人的影子。
一個人所受的遺傳固然重要，周遭的環境也有密切的關係。且看梁任公在他所著的《陶淵明》里，對於他的鄉土有怎樣的描寫：
北襟江，東南吸鄱陽湖，有「以云為衣」、「萬古青濛濛」的五老峰；有「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的香爐瀑布。到處溪聲，像賣弄他的「廣長舌」，無日無夜，幾千年在那裡說法。丹的黃的紫的綠的……雜花四時不斷，像各各抖擻精神，替山容打扮。清脆美麗的小鳥兒，這裡一群，那裡一隊，成天價合奏音樂，卻看不見他們的歌舞劇場在何處。呵呵，這便是——一千年來詩人謳歌的天國——廬山了。山麓的西南角——離歸宗寺約摸二十多里，……三里五里一個小村莊。那莊家人老的少的村的俏的，早出晚歸做他的工作，像十分感覺人生的甜美。中間有一道溫泉，泉邊的草，像是有人天天梳剪它，蔥倩整齊得可愛；那便是栗里——便是南村了。再過十來里，便是柴桑口，是那「雄姿英發」的周郎談笑破曹的策源地，也即絕代詩人陶淵明先生生長、釣游、永藏的地方了。
在思想上，中國正牌的讀書人，多數脫離不了孔孟老莊的影響。在產業落後的中國，做官是讀書人唯一的出路。所謂得意或不得意，就是指官運亨通或不亨通。當一個讀書人在仕途方面比較順利的時候，他一方面可以解決個人及一般親戚朋友的生活問題，一方面又可以發揮個人的政治懷抱。「上致君，下澤民」。這不消說是封建制度下，每個讀書人最高的理想。到了官場失意的時候，或者被同僚彈劾，致被謫居的時候，他又不能不改變人生觀。外表上假裝糊塗，任性縱酒，接近自然，甚至高唱「有子萬事足，無官一身輕」。具備儒家和道家的兩重人格。所以得意也罷，失意也罷，一個比較有素養的讀書人總能夠活得下去。得意的時候，給國家多做一番事業；失意的時候，讓個人多發表一些詩文。所謂「人窮而詩益工」，這倒是經驗談。因為當官運亨通的時候，整天忙著送往迎來，接見賓客，參加會議，批閱公牘，日夜赴宴。在那種瞎忙的生活下，文藝的女神早已被嚇得屁滾尿流，哪裡還會找到一些靈感，讓她自由發揮呢？
淵明就具備儒家和道家兩重人格。因為他家裡很窮，窮到米缸里沒有一把米，使一家大小的生活問題很難解決。他的親戚同情他的境遇，所以介紹一個小官給他做。他想到彭澤縣距離家裡不過百里，薪俸所得，除了打發日常生活費外，還可以釀些酒來喝，可是做不了多大工夫，他又想回到家裡去吃老米。他的理由很簡單，「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飢凍雖切，違已交病」。他本來想留戀一年，把生活費多準備了一些，然後漏夜辭職回家。不料那時他那位嫁給程家的妹子在武昌去世，為著奔喪，他只好自動免職。因為他的去職是出於自願，所以心裡一點也不難過，而且能夠從容不迫地寫了一篇千古不朽的《歸去來辭》。
淵明一生僅做過小官，而且時間是那麼短促，所以功業方面根本談不上。但是，他是個偉大的詩人。他的詩遠紹風、騷，下啟李、杜、蘇、黃，凡是和他詩篇有所接觸的人，沒有一個不受他的淨化。
劉大傑先生在《中國文學發展史》里說「他洗淨了潘陸諸人的駢詞麗句的惡習而反於自然平淡；又棄去了阮籍、郭璞們那種滿紙仙人高士的歌頌眷戀，而入于山水田園寄託；同時又脫去了嵇康、孫綽們那種滿篇談玄說理的歌訣偈語，而敘述日常的瑣事人事。在兩晉的詩人里，只有左思的作風和他稍稍有些相像。」這一段話多少能夠給淵明的詩作個概括的介紹。現在讓我們仔細分析他的詩的內容。
人類是環境的產物，生在魏晉時代的文人，多數都和酒結不解緣，淵明當然不會例外。在他的薄薄的一部詩集裡，他的主要題材就是酒。其餘如菊花、琴書、自然、惜陰、耕耘等題材，都算是附帶的、陪襯的，至多僅用來烘托他喝酒的雅興罷了。
談到酒，他的《飲酒二十首》，不消說是一套完整的詩篇。這是絕妙的五言詩，每首的句子長短不拘，其中最短的八句一首；最長的二十句一首；十句的最多，一共十首；十二句次之，得四首；其餘十四句和十六句的各一首。因為有話則長，無話則短，自由發揮，毫無拘束，所以他的詩篇極儘自然閒適的能事。且看他的短序怎麼說：
餘閒居寡歡，兼比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為歡笑爾。
從這篇序文里，我們可以知道，他因為長夜無聊，自己一個人在喝悶酒，到了醉後，便憑一時的興趣，隨便題了幾句詩。他寫詩的動機完全是自發的、抒情的，並不想跟時人爭一日的短長。只因是自發的、抒情的，所以他的詩是沖淡閒適，毫無火氣，而《飲酒》第五首，可以算是他的代表作。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詩人最怕庸俗，而他卻十分典雅；詩人最怕瑣屑，而他卻非常超脫；詩人最怕狹窄，而他卻絕對曠達。具備典雅、超脫、曠達的意境，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何況他的自然流露的文字，剛好和他的意境相稱？
關於詠酒的名句，他的詩集裡俯拾即是，如：「酒能祛百慮，菊解制頹齡。」「漉我新熟酒，只難招近屬。」「談諧終日夕，觴至輒傾杯。」「清歌散新聲，綠酒開芳顏。」「或有數斗酒，閒飲自歡然。」「故老贈余酒，乃言飲得仙。」「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撥置且莫念，一觴聊可揮。」「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我唱爾言得，酒中適何多。」「忽與一觴酒，日夕歡相持。」「有酒不肯飲，但顧世間名。」「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一士長獨醉，一夫終年醒；醒醉還相笑，發言各不領。」「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荊坐松下，數斟已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滋味。」「子云性嗜酒，家貧無由得。時賴好事人，載醪祛所惑。觴來為之盡，是咨無不塞。」「雖無揮金事，濁酒聊可恃。」「得歡當作樂，斗酒聚比鄰。」「欲言無予和，揮杯勸孤影。」「觴弦肆朝日，樽中酒不燥。緩帶盡歡娛，起晚眠常早。」「傾壺絕餘瀝，窺灶不見煙。」「在世無所須，惟酒與長年。」「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在昔無酒飲，今旦湛空觴。春醪生浮蟻，何時更能嘗。」……
從上述一段的詩句里，我們可以理出一些頭緒。他所喝的酒，有的是自己用春秫釀成的，有的是故老或故人特地拿酒來送他喝的。他有時袋裡有閒錢，殺雞漉酒，請了鄰居來喝，酒到杯乾，邊喝邊談，痛快無比。有時是單獨一個人喝酒，只好「揮杯勸孤影」。因為賦性愛杯中物，所以他「詠貧士」的時候，對於廚房沒有起火，酒壺裡沒有餘瀝的事情非常關心。因為酒和他的關係特別深，所以他才嘆了一口長氣說：「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
他平生只懂得喝酒，從來不想禁酒。理由很簡單，禁了酒後，全身不舒服，「暮止不安寢，晨止不能起。」因為他從來沒有想到禁酒對自己也有益處，直到後來有一天，他突然大覺大悟，知道禁了酒後，多少有很大的方便，所謂「清顏止宿容，奚止萬千祀」，就是這意思。
除了酒外，淵明最愛自然。詩人之所以酷愛自然，因為自然只會增加他的快樂，不會使他煩惱。代表這種情調的，是他的名著《歸田園居五首》，現在僅錄第一首，以概其餘。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檐，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閒。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
這首詩以及其他四首充分反映田園的樂趣。在農村里，土地不值錢，人工不值錢，一個中等的家庭，不難購置十餘畝土地，蓋八九間茅屋。那種屋子雖然簡陋，但是比起擠在城裡鴿子籠的生活，左邊收音機，右邊電視，路頭唱戲，街尾叫賣的嘈雜的情形，住在田園的人，恍惚是神仙。
我常覺得，住在城裡的人，多是來也匆匆，去也匆匆，一點餘閒都沒有。須知文明生於閒暇，整天見聞所及，需要充分的閒暇來消化。不然，整天像填鴨那樣，把食物硬塞到喉嚨里，結果，非使它變成畸形發展不可。
從表面上看來，淵明歡喜喝酒，接近自然，大概屬於懶惰蟲之列。事實上，剛好相反，他是個非常積極的人，因為積極的人最重視時間。你瞧，孔子在河邊看流水滔滔的樣子，馬上嘆息道：「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同樣的，淵明游斜川的時候，不但在小序里說：「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而且在詩句里表現：「開歲倏五十，吾生行歸休。念之動中懷，及辰為茲游。」
他是佩服他的曾祖陶侃的。陶侃有句名言：「大禹聖人，尚惜寸陰；吾輩常人，當惜分陰。」因此，在《雜詩十二首》里曾提到「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懼」。又說：「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
詩人的懷抱是悠久的，而非暫時的。暫時的得失，他可以不放在心裡；但是悠久的境界，他卻一點也不輕易放過。可惜人生既如朝露，又如白駒過隙，當一個人的功業還沒有成就之前，他恐怕已經兩鬢斑白了。因此，在《飲酒二十首》里，他自然而然提到「宇宙何悠悠，人生少至百。歲月相從過，鬢邊早已白。」寥寥數語，把美人遲暮的心情全盤托出來。
然而詩人是不會寂寞的，更不會閒得無聊的。他既懂得「樂琴書以消憂」，又喜歡從事種植，光是這些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已經夠他忙碌了。他是個有自知之明的人，所以他才說：「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又說：「息交逝開臥，坐起弄書琴。」他平生好讀書，不求甚解，這兒「不求甚解」一句，時常被人誤會。其實，他的意思不過說讀書的時候，不要牽強附會，硬把自己的意思，當做古人的意思，並不是教人像囫圇吞棗一樣，只問閱覽，不問吸收和同化。
他是個讀書有心得的學者。《讀山海經十三首》是個好證明。現在僅錄第一首作例子。
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眾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回故人車。歡言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既耕亦已種，時還我讀書。」這正是標準的耕讀世家的生活。在《擬古九首》里，他描寫自己的耕讀工作告一段落，就到朋友家裡去聽琴。「……知我故來意，取琴為我彈。上弦驚別鶴，下弦操孤鸞。願留就君住，從今至歲寒。」從春夏之交，一直可以住到冬天，這個朋友已經不平常。何況在朋友家裡，時常可以聽到琴韻書聲，一飽耳福呢！
就我個人而論，當我第一次讀陶詩的時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擬輓歌辭三首》。現在先照錄如下，然後加以解釋。
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為人，今旦在鬼錄。魂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嬌兒索父啼，良友撫我哭。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
在昔無酒飲，今旦堪空觴。春醪生浮蟻，何時更能嘗？淆案盈我前，親舊哭我傍。欲語口無音，欲視眼無光。昔在高堂寢，今宿荒草鄉。一朝出門去，歸來夜未央。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崔嶢。馬為仰天鳴，風為自蕭條。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
當時我約二十二三歲，正在青年苦悶的時期，革命、戀愛、讀書、職業等問題，把我煩得要死。正在無可奈何的時候，淵明這三首詩，把我從苦悶的深淵拯拔出來。它們教我把生死、榮辱、貴賤、夭壽等切身問題解釋清清楚楚。從陶詩上溯老子、莊子，下迨白居易、蘇東坡，這條康莊大道，只會增加個人的樂趣，不會使人煩惱。東坡讀莊子有得，這才能夠寫出那篇《超然台記》。淵明讀莊子有得，這才能夠寫出《擬輓歌》以及《歸田園》、《飲酒》等千古不朽的詩篇。這兒可見詩文的靈魂全在意境。假如意境卑下而又庸俗，雖文法正確，辭藻優美，這至多等於巴黎蠟人館的美人，虛有其表，了無生氣。
西洋有句俗語：「像死亡那麼確定。」這句話剛好是淵明的「有生必有死」的註解。死亡既然是事有必至，所以服藥求神仙，未免多此一舉。事實上，一個人死後，「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所以一般讀書人所最關心的榮辱、毀譽、貴賤等問題，便可以一筆勾銷。
我的老家是祭祀祖宗的。每年春秋兩次祭祀，無論祠堂或老家都有一番熱鬧，尤其七月十五中元節的祭祀，祠堂照例要準備三牲——牛、羊、豬——燒香燭和紙錢，祭台上擺滿飯菜和酒肉。我少年的時候，每年去祭祖，對於人生的苦痛，根本不知道。等到我讀到淵明的名句：「淆案盈我前，親舊哭我旁。欲語口無音，欲視眼無光。昔在高堂寢，今宿荒草鄉。」這才體會到死亡是怎麼一回事。尤其重要的是，當一個人死後，被埋葬在荒草茫茫、白楊蕭蕭的遠郊，他的親戚朋友也許會哭得死去活來，可是另外有一般人，即普通所謂的敵人，還會引吭高歌，說他「活該！」
這就是人生，而人生的真諦，敏感的詩人不消說比普通人更能領略。
除了一百多首意境高超、韻味深長、文筆輕靈的詩篇外，淵明僅寫了幾篇散文，其中如《桃花源記》、《歸去來辭》、《五柳先生傳》已經成為家喻戶曉的名文。至於他的《閒情賦》，那純粹是抒情的文字，雖然昭明太子譏笑他為「白璧微瑕」，但是從現代文學的眼光看來，這種文字是最優美的抒情詩。
現在再談陶淵明的影響。唐宋的詩人，大多數都愛好陶詩，尤其韋蘇州、柳子厚、蘇東坡、黃山谷。蘇東坡佩服陶詩達到這地步，先後和陶詩一百零九篇，用力之深沒有第二個人能夠比得上。用東坡自己的話來說：
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然吾之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為人，實有感焉。淵明臨終，疏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黽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饑寒。』淵明此語，蓋實錄也。
朱文公從理學的立場來觀察，他對於淵明的人品，備致景仰之忱。他說：「晉宋人物，雖曰尚清高，然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陶淵明真箇能不要，此所以高於晉宋人物。」（參閱《淵明詩話》）
他如杜甫有過「焉得思如陶謝手」的願望；白居易有過「常愛陶彭澤，文思何高玄」的讚嘆；陸游也說「我詩慕淵明，恨不造其微」；直到晚清的詩人黃遵憲還取陶詩「結廬在人境」的詩意，以《人境廬詩草》命名自己的詩集。這些例子都是陶詩藝術影響最好的說明。（參閱北京大學中文系集體編著的《中國文學史》）
總之，陶淵明在中國文學史上有他的不可磨滅的地位。他遠紹國風、離騷，下啟李、杜、蘇、黃。他的薄薄的一本詩集和幾篇散文，實在遠勝後代汗牛充棟的作品。
1963年3月10日誌於雲海樓
附記：最近整理舊作《回首四十年》，覺得自己應該另加三章，把我在私塾時代、中學時代、大學時代所最欽佩的幾個作家及其作品，作個簡單扼要的敘述。
自立志讀書以來，我雖然手不釋卷，然而影響我最深的，還是發育時期所服膺的幾個作家。梁任公的淵博、曾滌生的雄厚、陶淵明的曠達，在在給我以極深刻的印象。
因為平時優遊涵泳於這三大名家的著作，所以寫作時，各種資料競赴筆端，只覺紙短言長，不覺怎樣費力。
但是，這三位大作家，高明的讀者早就有徹底的認識。因此，我的敘述和論斷如有膚淺謬誤的地方，幸博雅君子有以教我。
1963年3月10日士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