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四十年 · 又要逃難了
在南京住了六個月，實在可以說是百無聊賴，人家興高采烈地忙著做官，自己卻窮到沒有立錐之地。「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除自己怨恨生辰八字有些問題外，還有什麼話好說。
南京的公務員約有十萬人，這十萬人中，真正有錢的不到一千人（1％），小康之家的不到一萬人（十分之一），其餘89％的公務員都可以說是過不去。生活既然這麼困難，吃飯沒有份兒，挨打有份兒，為什麼還有這麼多人願意做公務員呢？
在傳統上，中國人多數是走楚霸王的路線，即「讀書不成去學劍」，讀書成功的做文官，讀書不成功的做武官。「書」和「劍」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工具，但是目標卻很一致——做官。做了官後，高明的人可以揚名聲，顯父母，為宗族交遊光寵；無賴的人也可以刮地皮，套外匯，把國庫化為私囊。這話也許扯得太遠，我們不妨再說得明白些。在戰前，普通的公務員，發財雖然沒有希望，但一日三餐確保無憂，反正在產業落後的中國，讀書人的出路很窄，只要生活可以解決，其他問題也管不了許多。由於人類的天性喜歡因循，非萬不得已，不想做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所以經過八年抗戰之後，公務員的數目仍是有增無減。還有一層，政府為羈縻人心起見，在抗戰時間曾增加許多駢枝的機關，以便安插各黨各派九流三教的人物。因此，許多機關多是疊床架屋，只求敷衍人事，不問行政效率。這種權宜的辦法，在抗戰的鮮明的旗幟下，一切缺點都可以掩蓋得住。到了戰後，所有破綻好像百孔千瘡一樣，完全暴露出來了。
老實說，奉公守法的各級公務員及傳道授業的各校教師都是社會的中堅分子及政府的台柱。可惜這些人的生活基礎給抗戰時代的種種不合理的措施推翻了。極少數人越戰越富有，大多數人越戰越貧窮。貧富的過分懸殊，造成社會的極大不安，同時，使社會基礎完全動搖。在這當兒，只要反對黨把不滿現狀的民眾稍加宣傳與組織，馬上會鬧出翻天覆地的事情。這種形勢，連普通的小市民也看得出，那些熟讀中國歷史的高官大員何曾看不出。假如他們有三分勇氣，不怕「薄言往訴，逢彼之怒」，以致丟了紗帽子，我相信時局的轉變是不會那麼迅速的。
戰後的南京，除那些發國難財及接收財的大員外，僅有特任官們才可以養尊處優，過著豪奢的生活，其餘的人十九是叫苦連天。南京並不是沒有整齊雅致的花園洋房，尤其是山西路、頤和路一帶的房子，實在可以說是很漂亮。不過那些房子都是有來歷的人住的，侯門似海，中下級的公務員恐怕連參觀的機會也不可多得。他們只好住在公共宿舍，一家人擠在一個小房間，一部分睡在床上，一部分打地鋪。白天因奔走衣食，疲憊不堪；晚上又因家裡嘈雜，得不到應有的休息；姑定他們有涵養，不隨便發牢騷，然而無聲的「腹誹」的力量，比較公開的遊行示威並不會減輕了一些。
戰前的中國，房子有的是，到處都是「吉房招租」的紅紙的字樣，租屋的人僅須按月繳納最低限度的房租，根本用不著什麼頂費。雖然那時也有「頂屋」或「賃屋」這名詞，不過這是指房屋並沒有賣斷的意思，付頂費的人不必再納房租，收頂費的人也不必另付利息。這對於雙方都有利。自抗戰以來，各地農村的破產，大家聚集於少數城市，那時各地房屋已經不夠分配，加以戰時的大量破壞，房荒越形嚴重。因為供不應求，頂費便成為租房的人的先決條件。起初頂費的數目有限，普通人還可以付得起。戰後的頂費，開價是金子幾條或幾十條（每條十兩足金），這怎麼不把人嚇倒。老實說，三兩五兩的黃金還有辦法應付，到了黃金按條計算的時候，那一般受薪階級只好餐風宿露了。
戰後有不少剩餘物資流入民間，為的是政府利用它來平抑物價。可是印刷機的財政政策把這些豐富的剩餘物資的價值全部抵消了。戰前如有人能夠吃罐頭的東西，大家也許會覺得這是一宗值得誇耀的事情，戰後因為罐頭的食品太多，反而使人覺得討厭。不過這是指中上層社會而說，若論中下層社會，他們每天所吃的東西，主要的是油條、燒餅、青菜、雜糧。至於白米、白面及雞鴨魚肉等東西，那是一年見不到幾次的。
南京，再度建都不過十年（1927—1937）的南京，原是個破破爛爛的城。由於城裡的面積的遼闊，一些新蓋的建築物好像石沉大海一樣，不大容易見到。先天本來不足，加以敵偽盤踞南京時間的破壞，更顯出窳敗不堪。就交通而論，這兒沒有電車，而公共汽車也是少得可憐。除要人有汽車代步外，普通公務員多是用吉普車或軍車改裝的交通車代步。因此，住在城北的人，假如他不懂得利用火車，就很少有機會跟一位住在城南的朋友見面。
人類真是奇怪的動物，自己吃了大虧後，還不知警惕，偏偏要讓自己的兒子走同一條路。南京的十萬公務員，不消說都受過高等或中等以上的教育，否則現成這一個飯碗也保不住。為著使子弟求更高深的教育的緣故，他們當然要送兒子到學校去讀書。南京學童多，學校少，供不應求。例如匯文中學，它原擬招收300名學生，可是各機關首長寄來的介紹信已經越過500封。因此，所謂公開招考僅是一個騙騙孩子的謊話，實際上，各學校在沒有公開招考之前，學生的名額已經圈定了，雖然並非「硬性」的圈定。
然而我感覺最大的威脅莫過於通貨膨脹。當我二月間回國時，我每月賺到12萬元國幣，這筆款僅夠我個人的開銷，假如我接了家眷回國，起碼須24萬元。過了三個月，我的薪水經過調整，增加到24萬元，不過這筆款又僅夠我個人的開銷，假如我接了家眷回國，起碼須48萬元。名義的工資增多，實際的工資越來越少。一個人束緊腰帶並沒有多大關係，要天真無邪的孩子們回國跟父親一同吃苦，這未免太不公平。
平心而論，生活問題的確是人生首要問題。生活問題不能解決，其他任何問題都無從談起。在當時的環境中，我知道自己如在南京住下去，不但債台高築，陷於無法自拔的地步，而且根本沒有辦法把家眷接回國。這在兵荒馬亂的年頭，徒增我的夢魂的不安。
「三十六著，走為上著。」到了生死關頭，「走」的確是個辦法。當日本兵開入故都時，我迫得一「走」了之。當日本兵占領香港時，我又逼得一「走」了事。不過那兩次逃難都有家眷在身邊，路上當然要遇著種種困難。現在因為經濟的壓力迫得喘不過氣來，所以我又決心逃亡。
在戰前，中國人要往南洋各屬，根本不用什麼護照。到了戰後，中國一躍而為「五強」的地位。名義上，我們的地位提高了，實際上，我們的麻煩也跟著增加了。
那時正值馬歇爾八上廬山而不得要領的時候，大家知道和談破裂，國共難免一戰。為著戰事迫在眉睫，外交部管理護照的人特別小心，非經過再三調查不輕易發出護照。我記得我這張護照足足做了一個月工夫，那些領不到護照的朋友們看見我領到護照，大家都替我高興。
行期將近，一些相熟的朋友們免不了要給我餞行。他們的盛意我是十分感激的，但在這種時期要朋友們破鈔，心裡實在不好過。他們希望我到南洋後，能夠經營實業，將來如能發達，說不定他們也可以沾一點光。他們的期望雖然近似笑話，但是，當一般人都給經濟浪潮壓得吐不出氣來的時期，我能夠找個機會回家跟妻子兒女同住，有福大家享，有苦一家嘗，這不能不說是好運氣。
最後我念念不忘的，就是我回鄉掃墓的志願不能實現。「父兮生我，母兮鞠我。」到了自己長大成人後，只懂得照顧妻子和朋友，父母的墳墓置之不理，故鄉的親戚一點也沒有幫忙，這在情理上似乎說不過去。但是，那時的交通還十分困難，由南京到我的故鄉的旅程，來回須三個星期。無情的時間不能讓我自由分配，所以我只好遙望白雲深處，向在天之靈的先人告罪了。
「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這次南渡，恐怕要相當時間才能夠回國。將來回國時，恐怕鬢毛已經衰落了。人生的行蹤，宛若飄萍，東飄西移，很難預料。但是，要率眷回國，大約要在國內相當安定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