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四十年 · 霧裡看重慶
當抗戰期間，作為抗戰司令台的陪都，是中外人士觀瞻所系。「重慶」「重慶」這兩個字，好像金石一樣，簡直會發出極響亮的聲音。淪陷區的人民間關跑到重慶，海外華僑輾轉奔赴重慶，而國際知名之士也以一見重慶為無比的光榮。重慶代表統一的中國，同時，也是全體人民精神團結的象徵。
當我避難於越南的時候，有些忠貞志士曾在「通重慶」的罪名下，被敵人槍殺，而我個人險遭不測者也不只一次。那時我及一般年輕朋友們雖沒有到過陪都，但大家覺得為「通重慶」的罪名而死，也是心甘情願。那時抗戰的號角吹得響徹雲霄，在神聖抗戰的精神的感召下，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誰都覺得為國捐軀是大丈夫應有的責任。
但是，等到戰後我趕到重慶時，擺在我的眼前的重慶，已經和我想像中的重慶截然不同了。
重慶是個山城，山石巉岩，道路崎嶇，交通不算十分便利。雖然各地有公共汽車穿行，但是車少人多，上車照例要排隊等候，等了一班又一班。假如你出來散步，那些泥濘的道路，正是「無風三尺土，下雨一缸醬。」漫說散步，看一看那狼狽的態度已經夠噁心。因為有些屋子是依山建築，汽車不能通達，有錢階級多用滑竿代步。這種滑竿是露天的，因陋就簡，不像我的故鄉的轎子那麼神氣，更沒有那麼舒服。
由於交通的困難，我在重慶小住兩個月的期間所走的地方不算多。重慶雖號稱四川首要的商埠，但它的市容不但趕不上北京、上海、天津、廣州、漢口，甚至連福州或杭州也不如。這兒僅有一些藥材與土產，既沒有大規模的工廠，又沒有很繁盛的市場，無論供給和需要，這兒都不能發生決定性的作用。就一般商業看來，這兒主要的是消費的享樂的城市，茶樓酒館多得數不清。四川人喜歡在茶樓擺龍門陣，三杯落肚後，誰都要竭其知能，作談天雕龍之辯。四川人會說話，這主要的是得力於茶樓。
四川菜似乎以成都為正宗，重慶並沒有什麼特出的菜館。就我所吃過的幾家菜館而論，我只覺得炒辣子雞丁、紅燒魚、燉豬蹄這幾味還吃得過，其餘的菜都很平常。至於酒樓的陳設，這兒遠不如北京、上海、香港的幾家以川菜為號召的館子那麼富麗堂皇。老實說，在重慶時，我倒喜歡各種麵食，尤其餛飩。這一方面是那兒的麵食做得好，一方面是我的偏見，因為我從前在北京被我的一位川籍女友，請到她的家裡吃飯時，每次都吃到餛飩醮辣椒油，一吃就合胃口，後來就變成一種嗜好。
在重慶時，我曾到處訪問舊友；大家一見面時，有時是自從香港淪陷後說起，有的更從盧溝橋事變說起，一說就是半天工。從他們的口述中，我知道他們在抗戰期間所過的生活是痛苦異常，大多數人都是居不安、食不飽，衣服也僅能蔽體，根本談不到時髦。每天除跑警報外，主要的是怎樣應付一日三餐的問題。因此，有些人得了肺病，有些人患了嚴重的胃病，而貧血病更是很普通。所幸抗戰期間，大家的物質生活雖困難，精神生活卻很充實。誰都承認希望擺在前頭，熬過黑夜，黎明的曙光馬上會來臨。這種精神上的慰藉，大可抵抗敵人一切威迫利誘的武器。
一到勝利後，那些有特殊關係的人個個衣錦還鄉，爭著做接收大員的工作，封條貼處，敵偽囊括幾年的物資變為己有。你貼封條，我也貼封條，最後看看誰的來頭大，才決定裡邊的物資歸誰所有。事實上，前門所貼的封條是代表有關係的機關，後邊所開的方便大門才是有來頭的人所乾的把戲。光憑接收這個好機會，許多人在隔夜之間變成巨富。這種消息從全國各地陸續傳到重慶，弄得那些含辛茹苦地在大後方干抗戰工作的人非常失望。
閒居無事，把抗戰幾年間重慶所出的各報合訂本翻閱一遍，最令我心折的還是中國首屈一指的《大公報》。裡邊的社論、專論、特寫，各有千秋。至於刊物，我也擇要閱讀。我所得的結論是，比較有思想有能力的作家十九都不滿現狀，甚至那些在政府機關緊握大權的人，表面上似乎也裝著嚴肅的樣子，可是關了門談天的時候，連他們也覺得時局將有重大的變動，所爭的僅是時間的先後而已。
八年抗戰，大家的政治意識無限提高。記得抗戰前夕，國民黨在北方的基礎本來很脆弱，共產黨僅限於各校學生，數目不算多。雖然學生運動風起雲湧，但很快被統治者及外力彈壓；一般市民多抱明哲保身的古訓，理亂不知，黜陟不聞。但是，經過八年抗戰，不談政治的人也高談政治了。除兩個大黨外，還有許多小黨；黨內有派，派內有系，簡直使普通人摸不清。偶爾在坊間買了一張中國各政黨的組織表，看它們的名稱、黨綱、組織，簡直比一張中國歷代帝王世系表複雜得多。最妙的是有些黨的黨魁們一部分在重慶抗戰，一部分在南京附敵。到了攤牌清算的時候，那些在南京附敵的人，一律以「地下工作」的名義，把個人的地位從十八層地獄下，升到九重天上。此中奧妙，恐怕非局外人所能明了。
在舊報上，我看到抗戰有功的人的授勳表。這些名單很有趣味。除功罪互見的將領，瑜瑕參半的文人外，這些國人皆曰可殺的皇親國戚個個都榮獲甲等勝利勳章。「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到了是非不分，賞罰不明的時候，政治的危機是迫在眉睫了。
這都是勝利後措置失當的例子。但是，當抗戰期間，重慶也曾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例如圖書審查，把那些比較有價值的新著，經學術專家審定後，按等級酌予獎金。這些獎金雖然是杯水車薪，但對於一字一淚的作品的賞識，這種作風是值得提倡的。
1946年2月，重慶學生運動又開始了。有一天他們從各地集中到國府路、上清寺、兩路口一帶遊行示威，每個人手執旗幟，高喊「反對《雅爾達協定》」等口號，同時，還畫了一大幅東北九省的地圖。過了幾天，《新華日報》局部被搗毀。再過幾天，左翼作家在校場口演講被右傾分子毒打一頓。國共的裂痕日益擴大，四個多月前的《雙十紀要》的文字和精神，已被人遺忘了。
憂患餘生的善良的中國人，眼看內戰將起，和平無望，誰都免不了要嘆一口氣。就在這時候，物價開始暴漲，平均每兩個月漲一倍，各機關也開始經常調整生活費。受薪階級寅吃卯糧，靠典當借貸為生。比較聰明的人多和本人有關機關的會計處商量，讓他們在月頭預支。據那時的估計，月頭預支比較月尾領薪，至少可多得30％，因為月尾的物價可能比月頭高漲30％。至於長袖善舞的人，他們多巧立名目向政府或私人銀行借貸，大宗款項，錢一到手，馬上換成物資，鈔票越多，物資越貴，三個人月後把原有的物資拋出一半，便能夠綽有餘裕地連本帶利償清銀行的積欠，自己憑空得到一半。周而復始，如法炮製。越肯拋頭露面，低首下心向人借錢的人，他的腰包越來越雄厚。再進一步，他們深知鈔票遲早終歸無用，所以大家一有餘蓄，便變換黃金美鈔、房屋田產，甚至肥皂、火柴及任何日常用品都在光顧之列。
因為大家的目標在於黃金美鈔、房屋田產以及其他物資，所以這些東西被人炒得很貴。但是「象以齒焚身」，勝利初期的一些飛機的失事，一部分可以說是由於旅客違犯禁例，私自偷運黃金，致飛機過重，控制失靈，弄得連人帶金都隨飛機的毀滅，四散於荒郊。至於官僚資本家利用特殊的關係，故意出重資收買大後方的良田，這事情更是得不償失，因為被欺負被侮辱的民眾的無聲的抗議，一致的憤怒，這簡直影響政府的威信，增加政府的負擔。官僚資本家固然大發其財，但他們所依賴的政府卻被他們拖累了。
我自己明知沒有搞政治或實業的才幹，無事一身輕，所以時常偷閒去看話劇。抗戰期間，重慶的話劇有驚人的進步。大家對於劇本的撰述和選擇，演員的訓練，布景、燈光、道具的考究，可以說是苦心孤詣，非達到目的不止。隨話劇的發達，民歌、民謠及邊疆舞蹈都被人重視。出了象牙之塔，走到十字街頭，這種作風的轉變，是直接間接地由八年抗戰的實地經驗得來的。從前士大夫所提倡的貴族文學和藝術，至多僅給有閒階級做裝飾品，至於士大夫本人正是「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對於社會簡直是寄生蟲，有害無益。自經抗戰的洗禮後，大家才恍然大悟，作為文人的知識分子，不但要坐而言，而且要起而行，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生活跟大眾打成一片，這才有真實感。在重慶搞話劇的人，大家都把話劇當做神聖的工作，認真地悉心考究，所以才有輝煌的成就。假如不是物質條件的缺乏，我相信那時各話劇的演出的成績一定更進步。
春天的重慶時常籠罩著煙似的薄霧。霧裡看花，古人已嫌不夠親切，霧裡觀察紛紛擾擾零零亂亂的社會，尤其是時刻都在惡化中的時局，更使人招架不來。老實說，慕名很久的重慶，經過兩個月的逗留，我已經不想再住下去了。於是在春寒料峭、煙霧瀰漫的暮春的一個清晨，我搭了飛機離開抗戰時代的溫床——重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