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四十年 · 祖國的懷抱
當1945年的年底,我準備回國的時候,越南的民族革命運動如火如荼,一下子就達到高潮。越南人和法國人從殖民地和宗主國的關係,一躍而為分庭抗體,短兵相接的狀況。那時我的家仍在越南南部茶榮省,道路阻梗,咫尺天涯,我連回家告別的機會也不易得到。從茶榮間關到西貢的熟人,個個都說消息很壞,住在鄉下的華僑的生命財產危在旦夕。他們希望新恢復的中國領事館給他們以相當保護,可是領事館只能循外交的途徑向法越雙方疏通,至於人家是否肯給華僑以便利,這權力是操在對立的團體中,領事館無法干涉。
在這期間,我的家曾從茶榮省的省會搬到離城七公里的多祿鎮。法越雙方在城裡實行拉鋸戰。雙方都以最殘酷的手段對付彼此的敵人及其附從。我的鄰居有兩家人,一個曾做過縣知事,說得一口法文;另一個是我的房東,他們都是在親法的罪名下被犧牲了。另一方面,越南的革命青年,有少數被法軍抓去,被綁在郊外的橋上,槍聲響處,整個屍身付之東流。這些恐怖的情形,我卻蒙在鼓裡,一點也不知道。直到一年後,我與家人團聚時,由他們的口述中,我才得知梗概,同時,我不禁替他們捏了一把汗。
我從西貢坐飛機到金邊,在金邊小住兩星期,即前往馬德望。馬德望是越南和泰國交界的地方,當大戰期間,泰國藉助日本人的力量,硬要越南政府把馬德望等四省割給泰國。這段公案到戰後兩年間才得到圓滿的解決。
由馬德望坐火車到曼谷,沿途經過好多個「禁區」。所謂「禁區」,是日本人幹的把戲。日本人懷疑心很重,他們一面陰謀侵略中國及南洋各地,一面又怕人家報復。為未雨綢繆計,他們強迫禁區里——即鐵路線兩旁及重要的軍事據點附近——的人民全部搬走,免得對他們不利。至於禁區裡的人民所受的痛苦,他們根本不理。為著「禁區」的硬性措施,許多華僑曾遭遇不可補償的損失。因為中等以下的華僑的全部財產都在他們的住宅或店鋪里,住宅或店鋪一旦被強迫搬家,這等於全部財產打個九折八扣。此外,當他們搬到新居的時候,由於環境的特殊,他們要相當時間後才能夠適應。諸如此類的事情,無異生命財產的浪費。
在火車上,我認識了一位英國軍官,我跟他很談得來。到了午飯時候,我們兩人合吃一隻燒雞。我說我愛吃雞頭及雞皮,他說他不吃。我又說我不吃胸脯肉,他說他最愛吃。吃完飯後,我含笑地對他說道,這樣合作,永遠不會發生利益衝突的事情。
1946年1月4日,我安抵曼谷,蒙僑胞及當地政府的熱誠招待,使我感覺賓至如歸,省卻種種麻煩,但我的歸心似箭,對於眼前物質的享受一點也不感興趣,尤其是太太和小孩們陷于越南的火線里,生死莫卜,我更免不了要臨風灑淚,對月傷懷。從此我知道一個人最快樂的就是心安理得。假如心事重重,雖貴為一國的元首也是毫不相干。
泰國是介乎越南、緬甸、馬來亞之間,在過去,它是英法兩國爭奪市場的地方。到了戰後,美國的政治經濟勢力也深入泰國。因此,它的上流社會的人物會說英文和法文。例如鑾巴立與乃寬阿拜王,他們都是法國留學生,同時,又在英國住過相當時間,所以法文、英文都有根底。可惜泰國的華校不大發達,有些華僑因長久受暹文及西文教育的緣故,對於中文反而生疏起來。生疏引起誤會,而誤會正是人類的大敵。野心家們看見華僑彼此之間常鬧意見,於是實施挑撥離間的手段,使華僑社會中起內訌,以便坐收漁人之利,這是很傷心的事情。
泰國華僑的生活狀況,照我的觀察,似乎優於越南。就穿著而論,我看上流社會人士多著雪白的沙士堅,衣冠楚楚,不像越南華僑那麼隨便。他們的家庭收拾得乾乾淨淨,一塵不染,客人進門,照規矩須把鞋子脫掉。比較富裕的家庭多陳列象牙。據說,象這傢伙很聰明,它們會幫忙主人工作,尤其在森林裡,它們能夠把那些已經被砍伐下的樹木拉著走。有錢的人所豢養的象很多,這倒是生財的好辦法呢。
曼谷是魚米之鄉,一般華僑的生活都很不錯。他們所做的蝦醬非常可口。凡是嘗過泰國的蝦醬的人,好像吃過越南的魚水的人那樣,對於南洋這兩個國家都有相當的留戀。
泰國的寺廟和舞廳之多,實在可以達到驚人的地步。至於佛廟和舞廳之所以發達的原因,我覺得這和南洋的生活環境很有關係。南洋得天獨厚,光憑太陽的光和熱,加上縱橫交錯的河流的水分,這使每個人的生活問題易於解決。飽暖思淫慾,舞廳及妓寨娼寮的發達就是這緣故。過分享樂的人,他們生怕摧殘過度,油盡燈枯,所以他們不能不提早布置身後的大事,希望死後也像生前一樣,享盡酒色財氣,子女玉帛。此外,南洋人有錢不懂得高尚的娛樂,只好拚命地立妾,由一個至五六個不等。一旦財主本人死了,樹倒猢猻散,有的改嫁,有的守寡。那些守寡的富孀,她們多數要到寺廟裡去獻香火,希望死後免遭苦難,同時,希望來生也許更有福氣。相反的,假如他們的生活很困難,今天不知道明天的米糧的來源是否有把握,我相信他們一定像前線的戰士一樣,只求此刻現在生活無憂便心滿意足,哪裡有時間和精力去尋花問柳,哪裡有閒情逸緻去探討來生的問題。
泰國的婦女喜歡攜帶金器,這一點和越南極相似。在國內,有錢的人多是「良賈深藏若虛」,值錢的東西很少露面。在泰國,除一等富翁外,中下階級人士的財產,七分陳設在客廳,三分攜帶於身上。因此,你如在曼谷馬路走過,隨時隨地你可以見到閃閃爍爍的金器銀器,甚至各種電鍍的東西。
曼谷的三聘街好像西貢的潮州街,是華僑巨商活動的所在。街道的窄狹,只有蘇州的小巷可以比得上。街道兩旁的屋檐相接,僅露出一線曙光。我到曼谷時,正值華僑籌備慶祝祖國勝利的時期,滿街擺列關金,供人家兌換。我看華僑們那樣熱烈購買關金,便知他們身在海外,心懷祖國。雖然許多人在關金上栽了筋斗,但他們毫無怨言。只要祖國和平統一,他們就再吃一些虧,也是心甘情願。
在曼谷小住五星期,我才買到一張軍用飛機的機票,航程是經馬尼拉,越上海,而抵重慶,在空中至少要費20個鐘頭。在當時的環境下,只要有機會回國,什麼苦難我都可以受,何況這條路線是我第一次所經過的最長距離的空中旅行呢。
記得我離開曼谷的前夕,剛好我要赴友人的宴會,到晚上11時才回寓。回寓後,興奮異常,心裡以為經過八年離亂後能夠重睹故國的天日,可以說是九死一生。我很想到床上睡覺,可是在過分興奮的情緒下,睡神逃逸無蹤,眼皮再也合不下來。我在床上靜聽隔院跳舞廳傳來的爵士音樂,恨不得站在麥克風前對那些狂歡的青年男女說了幾句話:「親愛的青年朋友呀,祖國正在呼喚你!他鄉雖好,不及故國。我明天就要回去了。我給你們做開路先鋒,你們跟著回來罷!」
我在床上翻來覆去,一會兒已到午夜2時,舞場漸趨沉寂,那悠揚的音樂的聲音再也聽不見了,剩下只有屋子周遭的蟲鳴。在平居無事的時期,這時正是我熟睡的時候,蟲鳴的聲音照理聽不到。現在我卻眼睛發亮,聽覺特別靈敏,連針兒擲地的聲音似乎也會聽得清清楚楚。我覺得與其在床上胡思亂想,不如起來收拾行裝,免得動身前多一番麻煩。
我的隨身行李僅有兩件,其中一件根本沒有打開,另一件是安置雜物,不用十分鐘,什麼都收拾就緒。在這期間,睡神還是姍姍來遲,我的心裡滿是回國後的計劃。大計劃里又有小計劃。計劃越想越多,幾乎是數不清。我想回國後,先要到一別20年的故鄉去拜掃先人的墳墓;其次,是登報尋找我的親愛的朋友,至少要馬上和他們通信,看看他們經過火的洗禮後是否健在;再次,我須把抗戰期間大後方所出版的書報全部搜集起來看個痛快;再次,我雖然買不起花園洋房,但至少也應該安置一個相當舒適的家庭,把暫時仍寄居于越南鄉下的家眷接回國。這些玫瑰色的夢越想越甜蜜,越想越興奮,到了上車的時刻到時,我的好夢還沒有做完呢。
6時上車,徑赴廓曼飛機場。守門的衛兵的前據後恭的態度使我很看不慣。昨天我來換票,他們給我以許多不必要的麻煩;今天我坐大車進來,他們卻向我致最大的敬禮,想來非常可笑。但是,大家都是亞洲人,何必上人家的當呢?說不定昨天的為難,正是飛機公司所搞的把戲,而泰國的衛兵只做個傀儡罷了。這樣一想,什麼冤氣馬上消滅。
在機場進早餐。到了9時才上飛機。經過機師的細密檢查後,認為機件毫無故障,於是我們便起飛。長空萬里,一望無際,起初我照舊很興奮,到了點心下了肚子後,我便睡著了。
下午3時抵馬尼拉,投宿於空軍特定的旅店。那時離戰事結束的時期不上半年,一切設備因陋就簡。從外表看來,一般搭客所過的也是軍隊一樣的生活。梳洗更衣罷,我便往市上參觀。只見沿街的店鋪彈痕累累;有些高樓大廈被炸成九十度鞠躬的樣子;有的屋子僅剩四壁的圍牆。許多人已在頹垣碎瓦上用蘆葦或竹蓆編成牆壁,暫時在路邊經營生意。街道因年久失修,致車馬過處,塵埃飛揚一丈多高,但公路上的熱鬧卻遠勝曼谷和西貢。
我在馬尼拉住了三天,在晚上8時光景又匆匆地上機。同機有宋子文的太太張樂怡女士,她的鼻樑上架著太陽鏡,全身珠光寶氣,好個豪門的派頭。外國人看見國舅的太太上車,表示三分客氣,個個都要找個機會跟她談談,而她也因為自小學習英文,生活習慣語言文字一一以歐化為主,所以她在飛機上,除與羅家倫打個招呼外,其他同胞都不放在她的眼裡。
我以半睡眠的狀態在空中過了半宵,到了清晨3時,飛機已光臨大上海的天空。從小窗往下瞰,只見萬家燈火明明滅滅地伸展於大平原中。當飛機著陸的時候,正值雪片紛飛的時節,屋外氣溫低到零度下二十度。幸虧我在馬尼拉登機時,身上已經穿好冬衣,大氅外還有圍巾,所以對於眼前的景物只有歡迎,一點也不覺得難受。
我在上海逗留兩天,覺得周遭的環境和十幾年前大不相同。我發現上海的市容很蕭條,人們的臉上多露著苦笑的樣子。一來他們經過八年的變亂,物質上蒙受很大的損失,精神上尤其萎靡不振;二來由重慶及大後方回到上海的人,個個以勝利者的姿態來威脅他們,使他們覺得十分難堪。中國人是最愛惜面子的人,面子上有問題,心情當然不大愉快。
當我快要動身赴重慶之前,我先跑到電報局去打電報。公司的職員看見我的電文後,馬上說道:「先生,你明天既然要飛到重慶,這封電報大可不必打了,因為你本人抵達重慶後三五天,電報恐怕還沒有遞到呢!」我聽了之後,心裡倒覺得啼笑皆非。
戰爭,戰爭,可詛咒的戰爭。戰爭延長了八年之後,一切變了,社會的外貌變了,人心更不用說也變了。
2月12日下午6時,我安抵重慶,投宿勝利大廈,第二天便搬到親友家裡去住。身體雖辛苦,但精神上卻很興奮,所以一夜又沒有睡好。日本人可以說是打敗了,但祖國是真的勝利嗎?報上的戰雲瀰漫的消息使我不能沒有懷疑。這種莫名其妙的懷疑,使我在含辛茹苦的逃難生活中所懷抱的熱望冷了半截。
唉,多災多難的祖國,受苦受難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