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 · 第一章
我在1857年誕生於波士頓城。「什麼！」你說，「一千八百五十七？這是個奇怪的差錯。他的意思當然是說一千九百五十七。」對不起，我並沒有說錯。我不是在1957年，而是在1857年聖誕節的第二天，也就是12月26日下午四點鐘左右，第一次感到波士頓的東風的吹拂。我向讀者保證，那個遙遠的年代的東風①，跟現時公元2000年的東風是同樣凜冽刺骨的。
①波士頓的東風寒冷刺骨，相當於中國的北風。——譯者
這些話乍聽似乎荒唐，等我再補充一句，說我的外表象個三十左右的青年，那就格外不合情理，因此，如果讀者認為下面僅是些欺人之談，不願再看，那也未可厚非。不過，我誠懇地向讀者保證，決不是故弄玄虛，只要讀者再多看幾頁，我包管你們會完全相信。那麼，如果我可以暫時假定，對自己的出生年月要比讀者知道得更清楚，並保證我的假定有所根據，我願意把我的故事繼續講下去。每個小學生都知道，在十九世紀末葉，還沒有象今天這樣的文化，或任何類似的文化，不過發展這種文化的各種因素卻已經在逐漸形成中。另一方面，自古以來社會就被劃分為窮人、富人、受教育的人和無知識的人四個階級，或更確切地說，被劃分為四個民族（因為它們之間的差別遠比現在民族與民族之間的差別要大），這種現象一直沒有得到任何糾正。我本人既富有而又受過教育，所以享受到當時最幸運的人所能享受的一切幸福。我養尊處優，只顧追求人生的樂趣和考究的享受，依賴別人的勞動生活，卻從未作出任何貢獻作為報答。我的父母和祖父母的生活就是這樣，倘若我有後代的話，我希望他們也能享受這種舒適的生活。
但是，既然我沒有為社會工作，又怎樣能生活呢？你會這樣問我。為什麼社會要養活一個能夠工作卻遊手好閒、一事不作的人呢？答覆是，我的曾祖父攢了一筆錢，從此他的子孫就一直靠它過日子。你自然會推測，這準是一筆很大的款子，因為經過三代遊手好閒的子孫的揮霍，它還沒用完。但事實卻並非如此。這筆款子原來並不大，不過既然子孫三代依靠它來享受優閒的生活，它比當初就要大得多了。這種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奧妙，看來不可思議，其實也不過是極其巧妙地運用了那種把自己的生活重擔壓在別人肩上的手段。這種手段現在幸已失傳，可是當年你們祖先卻把它發展到完美的境界。它成了大家追求的目標，據說誰掌握了它，誰就可以說是依靠投資的收入來生活。在這裡，如果要說明古代的生產方法如何使得這種事情成為可能，將會浪費我們太多的時間。這裡我只能說，投資的利息就是擁有財富或繼承財富的人對那些從事生產者的勞動成果所徵收的一種永續的賦稅。千萬不要認為，按照現代觀念看來如此不近人情、如此荒謬的辦法，從未受到你們祖先的指摘。從遠古起，一些立法家和先知先覺一直都為取消利息或至少把它限制在最低限度作過努力。但是，所有這些努力都失敗了，只要古代的社會制度存在一天，這種失敗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在我描寫的十九世紀末葉這一時期，各國政府一般都根本不再想在這方面加以限制。
為了讓讀者對當時人們共同生活的方式、特別是貧富之間的關係有個大致印象，我想最好把當時社會比作一輛巨大的車子。廣大群眾被駕馭著，在一條坎坷不平、布滿砂礫的道路上艱苦地拉著車子前進。儘管他們必然走得很慢，但在飢餓的驅策下，也不得拖延。沿著崎嶇的道路拉車是十分困難的，可是車上卻滿載乘客，甚至當車子到了最峻峭的地方，他們也從不下車。車上座位非常舒適，他們迎著和風坐在那裡，腳不沾塵，可以逍遙自在地觀賞風景，否則便對那些筋疲力竭的拉車者評頭品足。當然，人人都想占據這樣的座位，所以競爭非常激烈。每人在一生中所追求的首要目標，就是要想替自己在車上占到一個座位，死後傳給兒孫。按照乘車的規則，每人可以把座位讓給自己指定的人，但另一方面，也會發生許多意外事件，使他隨時可能失去自己的座位。儘管這些座位那麼舒適，它們卻並不牢靠，只要車子突然顛簸一下，有一批人便會從車上摔到地上。他們剛才高高興興地坐在車上，這時卻不得不立刻拿起繩子一同拉車。毫無疑問，一個人認為失去自己的座位是很不幸的，因此乘車者經常為自己和他們的朋友擔憂，而他們的幸福生活也就蒙上了一層陰影。
那麼，他們只顧著自己嗎？你又會這樣問了。當他們把自己的奢侈生活和他們兄弟姊妹們的牛馬生活相比，而且明了自己的重量增加了他們的負擔，難道不感到自己的奢侈生活難以容忍嗎？難道他們對於那些僅僅由於命運的播弄而與他們處境不同的人們，沒有一點同情心嗎？哦，是的，有過這種同情；乘車者也時常向那些無可奈何的拉車者表示體恤，往往當車子經過難走的道路或到達特別峻峭的山坡時，尤其如此。每當這個時候，拉車人拚命掙扎著，在無情的飢餓的鞭策下，跌跌撞撞，痛苦呻吟。許多人拉著車子昏倒過去，陷在泥里受人踩踏。所有這些形成了一片非常悽慘的景象，往往引起乘車者表現一種極可欽佩的同情。這時，這些乘客會吆喝著鼓勵那些緊拉繩子的苦力，勸他們要忍耐，告訴他們雖然命苦，但可以希望從來世得到好報，有的人還出錢替那些傷殘者買些藥膏之類的東西。大家一致抱怨這輛車子這麼難拉，當這段特別難走的道路過去以後，都如釋重負地鬆了一口氣。不過，他們鬆一口氣並不是完全為了拉車者，因為在這些行車不便的地方常有翻車的危險，說不定大家都會失去座位。
事實上，也得承認，拉車的苦力所呈現的悲慘景象主要會使那些乘客更覺得車上座位的寶貴，更要拚命地占住不放了。如果乘客們一旦能夠擔保自己和自己的朋友決不會跌下車去，那末除了出錢買些藥膏紗布之外，對於拉車者的一切，大概也就極少放在心上了。
我很清楚，在二十世紀的人們看來，這種現象是極不人道的，但有兩個非常奇怪的情況多少可以用來解釋這種現象。第一，大家確實相信，除了多數人拉車、少數人坐車的辦法以外，社會就無法維持下去。不僅如此，他們還認為，不論是挽具、車子、道路或勞役的分配，都不可能加以徹底改革。過去如此，今後也永遠如此。這確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但也無可奈何。既然沒有補救辦法，按理也就不必枉費心機了。
另一個事實更加稀奇，原來車上乘客都有一種奇妙的錯覺，認為他們和拉車的兄弟姊妹們不盡相同，有著更優秀的血統，高人一等，理應在乘車之列。這話聽來似乎費解，不過我既然曾經坐在這輛車上，而且也有過這種錯覺，我的話就不能不信。這種錯覺有個最古怪的特點：不論是誰，哪怕從地面爬上車子，還沒等到手上車繩留下的傷疤消失，便開始覺得自己高人一等了。有些人因為自己的祖祖輩輩一向很幸運，能在車上占有座位，於是便斷然相信，他們一輩人同普通人本質上有所不同。有了這樣一種謬見，顯然他們對廣大群眾的疾苦所抱的同情就會削弱，從而變成冷淡而空洞的憐憫了。在本書所敘述的那個時代里，我自己對於兄弟們遭受的苦難漠不關心，我剛才提到的那種謬見是唯一能夠解釋我的冷淡態度的藉口。
1887年，我年滿三十歲，雖然還沒有結婚，但已經同伊蒂絲·巴特勒特訂了婚。她和我一樣，也是個乘車者。那就是說，她家是一個富有的家庭，我希望這種說法已經能使讀者對我們當時的生活有了一些概念，大可不必再詳細敘述了。在那個時代，只要有錢就能使人獲得生活中一切舒適和考究的享受。如果一個女人有錢，她就會有許多求婚者；何況伊蒂絲·巴特勒特除了有錢以外，還是一個美麗而風姿綽約的姑娘哩。
我知道，我的女讀者們對這番話會提出抗議。「她可能是漂亮的，」我聽見她們在說，「至於風姿綽約，那就絕對談不上了，因為她穿的是當時流行的服裝，頭上帶著令人發暈的一英尺來高的頭飾，身後拖著長得出奇的裙子，那種矯揉造作的式樣，較之以前裁縫設計的任何式樣都更會破壞人體線條的優美。你想，誰要是這樣打扮，還會顯得風姿綽約，那才怪哩！」這話說得有理，我只能回答說，二十世紀的女人由於穿著剪裁合式並能充分表現女性美的服裝，顯得可愛，但是我還記得她們曾祖母的形象，所以敢於斷言，不論是什麼奇裝異服，也不能完全掩蓋她們曾祖母的風姿。
我們只等新居落成就舉行婚禮；我蓋的那所房子座落在城內最理想的一個地區，即主要是富翁聚居區。大家要知道，當時評定波士頓各住宅區的優劣，不在於自然環境，而在於鄰居的情況。每個階級或每個民族都各有定所。一個富翁住在貧民區里，一個知識分子住在沒有文化的人們之中，就仿佛孤零零地住在多疑善妒的異族當中一樣。我們開始興建房子時原本希望能在1886年冬季落成。但是到次年春天它還未竣工，我們的婚期也只好推遲了。這種拖延使我這樣一個正在熱戀中的人感到特別惱火，而其原因則是由於發生了一連串的罷工，也就是說，所有的磚匠、泥水匠、木匠、漆匠、鉛管匠以及其他同營造業有關行業的工人們都聯合起來拒絕工作。我記不得究竟是什麼特殊原因引起了罷工。那個時期人們對罷工已經司空見慣，也就不再去尋根究底了。自從1873年經濟大恐慌以來，罷工在各個產業部門此起彼伏，幾乎沒有停過。事實上，如果看到某個行業的工人一連幾個月不間斷地工作，那倒反是例外了。
讀者只要注意到上面所提的年代，自然會認識到產業界的動盪不安是一個偉大運動處在萌芽和分散階段的現象，後來具有現代社會特點的工業制度便是在這個運動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今天回顧以往，一切都很明白，就是兒童也能理解，但在當時，我們不是先知先覺，對於周圍正在發生的事情並沒有明確的認識。我們當時確實感到國家在產業方面正面臨著一種非常奇怪的局面，在工人和僱主、勞方和資方之間，莫名其妙地出現了脫節的現象。勞動階級非常突然而又普遍地對他們的現狀感到深刻的不滿，而且設想只要他們知道如何著手改變現狀，情況就會大大地改善。他們從各個方面採取同一步驟，要求提高工資，縮短勞動時間，改善居住條件，增加受教育的機會，而且還要享受到高雅奢華的生活。在當時看來，除非世界大大地富裕起來，這些要求是不可能得到滿足的。雖然他們對自己的要求有個籠統的概念，但是關於實現這些要求的方法卻茫無頭緒。只要有人似乎能在這個問題上給他們一點教導，他們就會滿腔熱情地去擁戴他，結果許多自封的領袖便突然名噪一時，其實某些領導人並沒有什麼見解可以教導他們。不管人們認為勞動階級這些願望多麼難以實現，他們卻把罷工當作主要武器，在罷工中的那種相互支援的熱誠，以及為了實現理想而作的犧牲，足以充分說明他們堅定的決心。
當時，一般人都把我所描述的這種運動稱之為勞工糾紛。對於它們的最後結果，我這個階級的人們由於個性不同，看法也不一致。樂觀的人斷然肯定，就事物的常情而論，工人們的新的願望是不可能得到滿足的，原因僅僅是在於世界上沒有那麼多物資來滿足他們。人類之所以沒有即刻挨餓，也僅僅是由於大多數人做得多，吃得少；只要整個世界還是那麼貧窮，大多數人的境遇是不可能有多大改善的。這些人認為，工人們鬥爭的對象不是資本家，而是人類牢不可破的環境。至於他們什麼時候能明白這一點，並決心忍受這種無可奈何的命運，那只是他們的智力問題罷了。
不太樂觀的人都同意這些說法。由於自然條件的限制，工人們的願望當然不可能得到滿足。但是人們也有理由擔心，深怕要等到社會被他們搞得烏煙瘴氣、不可收拾的時候，他們才會明白。他們有投票權，如果他們高興，也有力量這樣做，而工人領袖們也有意這樣鼓勵他們。某些消極悲觀的觀察家甚至大放厥詞，預言社會的大難即將臨頭。他們聲稱，人類已經爬到文明階梯的頂端，又將倒栽下來墮入大混亂中去，經過這場混亂以後，無疑又再會振作精神，重新回過頭來開始向上爬。這種經歷在各個歷史時代以及史前時期一再出現，因而也許可以說明，為什麼我們被搞得焦頭爛額。人類的歷史正如一切偉大的運動一樣，循環不息，周而復始。有人認為歷史是直線似的向前發展，永無止境，但這種看法只是幻想，實際上並無實例。用彗星的拋物線來比喻人類的經歷，也許是比較恰當的，人類從野蠻時代的遠日點往上奔向太陽，到達了文明時代的近日點，然後又猛然往下跌落，陷到下面的混沌中去。
這當然是一種偏激的見解，但我記得在我的熟人當中，一些嚴肅認真的人討論當世時勢時也持有十分相似的論調。當時深思遠慮的人們無疑地都一致認為社會正在接近一個危險的時期，結果必然產生巨大的變化。一切勞資糾紛及其起因、經過和解決辦法，已經成為報刊和認真討論的首要題材了。
當時一小撮自稱無政府主義者的人危言聳聽，引起了人們的恐慌，這正足以說明人心多麼緊張。這些人提議用暴力作為威脅手段，強迫美國人民接受他們的主張，仿佛這個剛剛鎮壓了全國一半人口的叛亂的強大國家，由於想要維持它的政治制度，就會嚇得去接受一種新的社會制度似的。
我是富有階級的一員，跟當時存在的社會秩序休戚相關！自然也分擔了本階級的憂慮。當時我對工人階級還有一種特殊的不滿，因為他們的罷工一再使我不能享受到結婚的幸福，毫無疑問，這種不滿也就引起了我對他們的特殊怨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