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學科學與哲學 · 機論
成毀是自然的全機大用陽明山上秋天的太陽與風，使人想起禪僧說的「洪波浩渺，白浪滔天」，大自然一派空闊光明，人世的事無跡可尋。然而人世的事具在。
三國演義里臥龍岡的村店裡崔州平對劉備說話，開頭第一句是「漢末天下大亂」，單單這一句就如漁樵閒話，竟是超過了對於劫數的現實的感情，從天道來看事情。如此，人即雖在劫數中，亦可與造化小兒相戲侮。禪語有「泰山崩墮，海水倒立，莫教濕了老僧袈裟角」，這用定力來解釋即不得，卻是要用莊子的《逍遙遊》來解釋始得。「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乃因其人是與天為徒。崔州平與劉備生當亂世，而一個可以隱居鄉下，一個則能上馬殺賊，乃更覺親切了。
陽明山上，人跟前兩道虹氣，看天際大平洋與山下台北市，只覺都是今天。美俄在談判限制核兵器，美國總統訪問中國，日本與世界各國都在講究經濟不景氣對策。但是到了要保持現狀，它就要不能保持了。現在凡百都是世界規模的，不會是一個世界的劫毀嗎？偕柔如及姚君夫婦小孩到野柳磯邊玩，不知此處可也有滄海變桑田，桑田還為滄海之跡？
只是人世的興亡要如天地的成毀就好，因為有成與毀原是自然的全機大用。
印迦王國的廢墟，斜陽斷碣里有神像倒地，連神也滅亡了。埃及的廢墟亦然，連沒有歲月記憶。今世紀的世界亦將毀滅、不留記憶嗎？美國電影有演二十一世紀的人類，一切都由機器安排，沒有事情，沒有可玩，連語彙都退化到極少，沒有書籍，沒有記憶。那是亡與不亡都一樣了。像這樣的，是連成毀之機亦亡了。
佛教以劫毀為無常，基督教更說是世界末日，惟中國莊子知成毀是一體之機。
中國民間把五胡亂華與黃巢的殺戮，看做天上放下來的殺星、反星。殺星反星比正神還大。禪宗每說喪失性命，英雄是尋常日子就像小孩玩戲的不知危險。當初我們的祖先創造文明，他們在大自然的面前都像這樣的是小孩。
但是每次承平久了，我們就會變得吝嗇，只願成，不願毀，這就是私意。正人的無私其實是大私，並非對於他人，而是對於自然。倒反是黃巢豁達，所以輸給他了。從來只有英雄開國，沒有忠臣可以救亡，只有說打天下，沒有說可以保江山。但是黃巢當然敗滅，因為他與正人一般不知成與毀乃一體之機。
革命只有向中國史上的成毀之跡學習。湯恩比的書里揭出不少古文明國滅亡了就沒有了。或是它的文化被入侵的民族篡取了去，而它自己是滅亡了。中國文明卻不滅亡，而且連同其民族與國家俱在，因於成毀而日新。像巴比倫、埃及與希臘，雖其數學與哲學等不亡，而其國亡了，是法存而法身不存，還是不好，必要像中國的法與法身俱不亡才好。
法與法身離脫，還因那法——數學、科學與數學建築等是身外之物。若法與法身為一，則法身可以長存。中國文明是法與法身為一。所以殷墟周跡、嬴顛劉蹶，乃至五胡亂華，如《洛陽伽藍記》
所載爾朱榮的殺戮與破壞，及五代史石敬瑭的殺戮與破壞，現實的中國亦不滅亡。乃至元朝與清朝，亦仍是中國歷史的正統。
西方的歷史，羅馬興則希臘亡，兩者終不能為一。印度亦亞利安人入侵，則達羅毗荼人從此被打下去了，彼此終不能融合。中國與之不同。中國最早自神農黃帝至夏殷周三代，但有朝代的興亡，而無異族異國的交代。神農氏與黃帝的軒轅氏，夏人殷人與周人，其民族間相異的程度原來是怎樣的，我要研究每感覺困難，原因即是在此。西方諸民族雖同化於希臘羅馬的文化，但是其民族間的相異終不解消，而中國卻是民族間的相異都解消了。我前時曾以為王道如數學，今才知雖如數學，亦未能統一天下，王天下是還要有更根本的知性。
成毀之理是因於大自然的陰陽法則與不連續法則。但是陰陽相異而不相否定，不連續亦不是斷絕，所以中國史上的成毀沒有一個舊的東西滅亡，而世界已是全新的。日本的神社有新宮司的繼位，而無老宮司的死亡。並非究極的自然才是無成與毀，即現實世界的成毀中亦可以是無成與毀。故又成毀之機是在於物之真姿。
女畫家小倉游龜說：「圖畫都是寫生。畫家對著一枝梅花，以心眼觀得其背後的真姿，那才是真的梅花，寫生是寫的這梅花的真姿。」萬物皆有其真姿，同出於大自然的意志與息，可以彼此相知，有個統一，故雖成毀，亦不是有一個舊的東西在死亡。物之真姿是沒有死亡的。人之真姿是真心。人與人，民族與民族，真心相見即彼此說話能投機，成了同化。所以張曉峰先生說金史亦是中國的正統史。
自然界的真姿，人世的真姿，無不相感相知，如登高一呼千山萬壑皆應，處處是機。若無此機，縱使各民族使用的東西同，生活的方式同，如皆用數學與科學，皆行民主制度，亦不能使世界統一不能便民族同化。乃至亦不是有了個仁義即可。「旁人行仁義，莫若妾自知」，還是不能知心。仁義的背後還要有東西。世界統一是在萬物以真姿相見，如《易經》雲「聖人出而萬物睹」。民族同化是人以真姿相見，如《大學》雲「在親民」。這是中國文明的人世。
但是這樣的禮樂人世何以不能長治久安，卻到時候又要天下大亂？答曰：正是因為要有成與毀才好。
人世的成毀是可以好到像自然界的成毀。地球上至今最大的成毀是太古時的造山運動，地殼七花八裂，海水潑翻，從中生出了高山大海的新秩序，而沒有一樣東西是變成了廢物，亦沒有一物埋葬，這才是成毀的大機大用。這樣的大機大用，在中國史上的即是革命。
所以說，我們先不可有吝嗇。《紅樓夢》里有晴雯撕扇子，寶玉與她說道：「譬如這扇子原是為取涼的，但你若為愛那一聲響，撕它也使得，只是不可因為生氣而撕它，那就是惜物了。」這撕扇子也是一個天地成毀。革命者對於破壞是要有像這樣的好性情，才能與天地成毀之機相嬉戲。
機在卦象與爻位
世界上惟中國人在學問上知道有個「機」字。
古印度人與希臘人因為不知有一個「機」字，所以提出了對於運動的疑問。動必有其始發，而在理論上求此始發不可得。他們的結論是否定了動。而其後西洋人是把這理論上的問題付之不問，只顧去發展力學，成立運動的法則。他們以為力學的運動法則足夠說明天體的秩序，但是看了今世紀五十年代天文學上的發見，才知道其不對。至其不足以說明生物的現象，更是不待說了。這裡仍然是那古老的問題在作怪。
古印度人與希臘人提出了對運動的疑問，與對無理數的煩惱，至今世紀的素粒子研究與天體研究而驟然變得非常深刻。但是中國的學問早就把來解答了：運動的始發是有的，那就是一個「機」
字。無理數忽然出來有理數，也是這個「機」字。
欲知機字，先要曉得大自然的意志與息，以及此意志與息之賦於萬物。究極的自然是無，而忽然生出素粒子，此是第一機。第一機沒有原因與理由，所以又可說是空機。素粒子演成萬物，萬物皆有機，是為第二機。第二機是大自然的意志與息之機依於物質而顯現，多少受有物體的限制與他物體的影響，所以又可稱為色機。色機是沾了色的空機。
數學與物理學惟可記述機之跡，如宇宙線的飛跡，而不足以知機。知機是要以龜蓍。但第一機不能用筮占，因卦爻象數是有了物之後，而第一機如素粒子的飛出，是尚在有物之先。是空機，只能用龜卜來感知。色機是有物質了，可用卦爻象數來筮占。但空機亦寓於物質中，空機與色機是亦在一起，亦有出入，所以雖已有了卦爻象數，既用蓍占，亦仍不廢龜卜，而且是龜更著重。
欲知空機，先要知究極的自然的意志與息。欲知色機，先要知此大自然的意志與息所賦於萬物的次第。
素粒子是將成物質，猶未成物質。素粒子要結合為原子核、原子、分子，始正式成為物質。凡物皆賦有大自然的意志與息，故凡物皆是活的，雖如水石，亦能與人意相感應。至如動植物，則是更有了命。所以普通說的無生物與生物，應當說是生物與命物。於是大自然所賦與的意志與息，各因其成形而表現，始有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氣，與動植物的天干地支，且以之配於時序與方位。
素粒子始現陰陽。正式成為物質後又始有五行與干支。
萬物皆有陰陽與五行干支。物理學與化學說的元素，是物之質，而大自然的意志與息因於此物之質而運行者則為陰陽五行干支之氣。萬物皆是有生的，與有命的，彼此能感應，愛石者最能知石之息。愛簫則簫至，愛古琴則古琴來。物相與感應，故可以之為卦之象爻，而觀其變機。卦象是物之真姿，物質的形態里沒有機，是象里才有機。而機之時位則為爻。
物之形質沒有機，物之真姿才有機。而理則學不知機。理則學惟就物之形質來思考，說甲是乙或不是乙，編為大範疇，小範疇，更把集合與函數翻譯為理則學的方程式來判斷時機，都不準確。如美軍對越南戰爭之預測皆誤，如日本與世界各國對今番經濟不景氣之預測皆不中。此皆藉電子計算器驅使世界性的情報，而終於自誤誤人者，是其所用的理則學的欠陷之故。預測事機是著眼在一機字，理則學惟知條件，而機非條件。
萬物不是什麼範疇與命題的話。萬物乃是生之諸姿。
一草一木一瓦礫里皆有著個天地之始，機是在於這天地之始。
佛說眾生有情，瓦礫皆有佛性，一句話高出了西洋的哲學。莊子亦說「道在瓦礫」。而莊子更說出萬物皆生於大自然的息。他說是「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而息同時是意志，故萬物皆有所向。而《易經》的卦象爻數即是就此相吹與所向，而為消息往來與承乘比應，以逆知天地之機。
山川有靈氣，文章圖畫有氣韻，此語即高出了西洋的哲學與藝術論。西洋人說宇宙的本體，只知物質，而不知物之真姿，即是不知卦象。氣韻為大自然之意志與息依於物之真姿而動。其在歷史，則為歷史的氣運。運是有著大自然的不連續法則在內了。歷史有「氣運」一語，更高出了西洋史學的進化論與辯證法。
大自然的息之波現於物者為氣韻，而氣運的運，則是大自然的意志之現於歷史者。天地一易，萬物皆史。而《易經》以卦爻之消息往來與承乘比應說明其所以然，並預知其將然。物與物相接在氣，相承、相乘、相比、相應，中國的聖人與革命者以此明於天下萬物變易之機。卦爻的消息往來與承乘比應，使人聯想流體力學的與氣體運動的方程式，都是以極簡單的原理對應極複雜的動態。但流體力學及氣體運動的方程式應用集合與函數，是以靜止的方法來對應運動。數學與物理學都是把運動當作靜止的點線來處理，如同電影的連續，所以凡科學的方法都是靜止的方法。惟獨中國文明的《易經》是以動的方法來對應運動。以流體力學與氣體運動的方程式不能解明池冰的棱紋之所以然。棱紋是跡，而結成棱紋者是機，從跡不能求得機。物之機是在氣，要從氣之動才可以求得機。是故《易經》里說消息往來，而承乘比應則是物之氣在相承相乘相比相應。
科學的惟是靜止的方法，故惟能是記述的，而且可以科學的方法把來再現，但是如池冰之棱紋則不能被再現。它只有被創造（應當說是自我創造，自然界的萬物都是自己創造了自己），而科學不能創造。科學只是模仿自然界的理，而不知理是生於機。惟中國文明的學問能是機智的嬉戲。知卦爻的消息往來與承乘比應，則可以創造池冰之棱紋，尋常處都是千載一遇之機，而非再現，非複製。
今日的天機、地機、人機
《易經》以天地人為三才，此一句即蓋過了西洋的宗教與哲學，亦蓋過了印度的。
卦爻因之以占天機、地機與人機，並建立了古今惟一的極完備的學問體系。
孟子說天時地利人和，不如莊子說天籟與地籟人籟之即是天機、地機、人機。蓋天機譬如節氣之至，地機譬如草木之萌，人機則使日月山海皆是人世的新意。
故又言人世，則天機是歷史的氣運，地機是此氣運之現於今日的現實條件，而人機則是革命，中國史上的革命是革天命。
天機因於地機而現，亦可說天機是勢，地機是形。而人機則是道。袁紹與曹操各言懷抱，紹言當此天下大亂，豪傑並起之時，吾欲據河北之地，以為形勢。操曰：吾任天下豪傑之士，以道馭之，無所不可。袁紹說的是天機地機，而曹操說的則是人機。這可拿北伐來比。北伐前夕，在西洋是人類智慧史上一個飛躍的時代，有量子論、相對論與原子核素粒子的發見，開出世界性的好節氣，於是中國亦激發了五四運動，當時的青年個個懷著未有名目的大志，想要做新詩，大家都覺得有個新時代要來了。這就是歷史的氣運在轉了。這就是北伐的天機。
而北伐前夕這種世界性的好節氣反映於我國的內外實際狀況，則是謂之地機。當時是國內的軍閥也還多少有點民國初年的新趣，北方軍閥的情形與西南軍閥的情形，離合敵對，是流動的。國際如英國日本與俄國美國的對我國，好壞變化，亦是流動的，都還是活潑的形勢。無論是友人是敵人他們那裡活潑，我們這裡也活潑，不像現在大陸單調的淀滯，與國際列強單調的淀滯，使我們也缺乏啟發。
北伐當時國民革命軍的打仗是強烈而激越的，外交是忍耐而活潑的，外交上我們與列強折衝改訂不平等條約，與利用列強制壓日本，可以說軍事上外交上到處都是活機。而日本彼時，是其國情尚相當健康，未至全受軍部支配，故其出兵濟南等皆虎頭蛇尾，即是日本亦尚有智慧與餘裕可以進退，所以我們辦外交似難而易。至於當時國內的軍閥亦是頗有些浪漫，所以我們容易分散打垮他們。這些就都是北伐的地機好。
尚有人機，是國民黨的三民主義，黃埔軍校，與誓師北伐的決斷行為。當時的人都有英雄氣概，國民黨的上層領導者多是經過辛亥革命來的，中下層幹部是五四運動的潮流中出身，只覺是一代人的眉眼輝映在中華江山的朝氣里。可惜途中文化人與青年學生層離開了。
所以就北伐來說，北伐這樁事根本行得行不得，是看天機，要預斷北伐用兵的勝負之數，是看地機。然而要預斷北伐更有在勝負之數以上的，為國家開得幾分新運，則看人機。
人機是革命的思想運動。當時因為孫文思想與五四思想發生了不合，五四思想幫了議會民主主義與蘇維埃共產主義，不能了解三民主義，而國民黨人又不夠學問把孫文思想與今世紀的新物理學思想來一同說明。北伐途中的寧漢分裂便是反映的節氣無主。
條件寧是結果，未必能是發動什麼作為的原因。研究還是要著眼在機。我們必須覺悟今天的事情是比辛亥革命、北伐及抗戰都更不易，但是也可以有法子。
問題的所在是這回天機地機人機都淀滯。
從天機說起，現在國際的是史上最沒有生氣的時期。今世紀初頭物理學與天文學上的發見曾引致的好節氣曾使全世界的人心都向上，而有中國的革命、印度的獨立運動與俄國的革命，草木逢春發，荊棘亦光澤，俄國的革命是荊棘，當初亦曾經引動人心。中國的事情是，今世紀從初頭至四十年代這一段世界的好節氣，正當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與抗戰的全行程，所以有這樣轟轟烈烈。
但是現在，恰值這好景氣已經過去了。
原因是物理學與天文學上的發見，哲學接不上來。所以到了四十年代以後，科學上發見原理的能力衰退了，惟剩技術科學在熱鬧。知性的光輝這樣一熄滅，繼之是道德心墮落，又繼之是世界產業機構硬化，喪失了自己恢復的能力，歷史的天機歇了。而現在的人們沒有智慧，也沒有志氣。
天機是世界史上知性的節氣，而地機是在現實的國際事情。天機淀滯了，則地機亦跟著淀滯。現在國際列強都失去活潑了，所謂核兵器恐怖的平衡，加上經濟的最後不景氣，再加上人類的知性萎縮，世界現狀惟是一個機械式的構造支撐著，早應當爆發大戰了而不爆發，早應當是經濟大恐慌了而還在維持著，這是已達歷史的成毀之機亦死了。西洋史上的毀只是完了，只怕這回到底還是來了核兵器大戰，把世界史都終結了。山茶花紅紅白白的，邊開邊落英飄落一地，所以好，另有椿花卻不落，殘留在枝頭萎黃得難看極了，然後撲的一聲連蒂墜落，所以日本人家不把椿花供佛壇，今天的世界現狀也是神所不歆的。
西洋的revolution被譯作革命，其實只是對政府反叛，沒有革天命的意思在內的。《易經》始揭出湯伐桀與武王伐紂是革天命，國父孫先生則更教了我們革命是知性的事業，根據於生元哲學的宇宙觀，這裡的「元」即是革命的機。如此，我們今既知道了問題的所在，即已解答了問題的一大半了。
方法是先來催起一個革命思想運動，發動人機以創造天機，呼起地機。即是以知性的光輝與風，創造世界的好節氣，使凡百東西都蘇生起來，如禪僧說的：一為使兒孫可耕種田地，二為天下世界開新景致。
革命思想運動的內容是：
一、把現在數學上的、物理學上的、天文學上及生態學上的究極的問題所在提出來，以《易經》與老子莊子的哲學把它來解明。
如此打開了數學與科學的淀滯，是使世界人類又有知性的活潑的第一步。
二、建立新的思考方法。現在文化人與學生以十九世紀的物理學常識與歷史學為思考的根據，這是錯了的。要代以今世紀的物理學新常識，如物理生滅論代替物質不滅論，及以今世紀的歷史學新常識，即是破除西洋史本位觀，而代以世界文明史的正統在中國的歷史觀，作為新思考方法的根據。又則、現在文化人與學生思考所遵用的理則學，雖襲量子論與相對論及集合與函數之跡，但是囿於有而不知其背後的無，即物的法姿之所以動，所以終也不能正確，徒然增了煩瑣與支離。應當把來簡化了，附屬之於《易經》卦象爻位的承乘比應之理，如此才可有創造的思考方法。
三、把現在產業國家主義的命運的問題提出來，以《周禮》
的、孔子孟子及孫先生的政治與產業思想的原理來發想代替案，即是以新的禮樂之治來代替今日的膨脹經濟、國民總僱傭與社會福利的制度，如此則亦自然解決了公害問題。
四、革新教育制度。廢棄美國式物質功利主義的教育制度與教學方法，復興中國周代及漢唐時禮樂的教學原理，並採用法國式的學校制度，確立知性的、情操的教育。
以上四項是三民主義革命的思想運動。若由政黨來領導發動推行，三年可以有成，但更好由文化界與學校來發起，如「五四」的新文化運動是起自北京大學。讀過歷史的人，知道自太古時人類是開豁了知性才創造了新石器文明。其後是希臘人的知性給了亞歷山大大帝的遠征以光輝。又其後如中世紀歐洲文藝復興時的地動說，十七世紀法國笛卡兒與英國牛頓的數學與物理學上的新發見，以及今世紀前半的事情，都是知性的新機開出了歷史上的好節氣，思想的風吹動了革命，而出現了世界的新秩序。現在我提出的這思想運動，即是要使方今世界人類淀滯了的知性又得甦醒，建立起歷史上的新目標，孟子說的王天下的現實就要是這樣有氣力的。
革命的感機、應機與創機革命之機在哪裡？又如何是感機、應機、創機？禪宗有僧問大顛：「如何是見性？」顛曰：「見即是性。」同此，感即是機，應即是機，創即是機。
《易經》曰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佛經曰觀，觀自在菩薩之觀。而西洋哲學則曰認識。此三者的高低分別，關係文明的造形與品位，決定了中國印度西洋三種不同歷史的成行。
《易經》的感，是以我之法姿，感於物之法姿。《心經》的觀，亦是法姿觀於法姿，不同之點，《易經》的是感於法姿之機，故下文更有應機的一個「應」字，而《心經》的則是觀於法姿之寂，故下文沒有「應」字。佛教是入定以觀，不事建設，而易經則設卦觀象，是建設的。
至於西洋哲學，則根本不知有物之法姿，惟依邏輯去認識物，所以他們人與人，人與物，皆不能真正相知。他們自己建設的歷史亦於他們無親，都不得當真。
萬物皆是機，機在於物之法姿之動，而西洋哲學不知法姿，故其認識論無感機，其實踐論無應機。不是法姿則不親，亦不得絕對精密，故他們的營造皆靠不住。他們亦無創機，創機是沒有對象的，而他們的發見與挑戰都是有對象的。
感機是格物，應機是致知，亦即是會得造形。而創機則是革命。
感機是一個最明確的字眼，可以把「觀」、「格物」、「仁」、「坐忘」等字眼像一串珍珠的都穿起來。應機又是個最明確的字眼，可以知道《孟子》說的「義」，《中庸》說的「中」，是與《孫子兵法》的「動乎九天之上，藏乎九地之下」皆是應機的活潑。而且知道「承天應運」是怎樣一個應法。創機又是個最明確的字眼，可以知道「革天命」、「先天而天弗違」等好字句都是說的這一個意思。
而且知道了這三機，則可以把中國文明與印度的及西洋的分別高低。
感即是機，感機即是應機，同時亦即創機。此是我從禪僧大顛「見即是性」一語忽然得到的啟發。還有是從岡潔的話思省出來的。
岡潔自述其在多變量解析函數上發見的經驗，時間是一九三五年，他在廣島文理大學任教，他讀了弁蓋與托倫共著的《關於多變量解析函數論》，及凡關於此研究領域的所有其他論文，發見有三個中心問題留著未解決。是年一月開始，他的研究遂以越此連峰的第一著手為目標。
這樣那樣的踏勘了二個月，明白了此三中心問題乃是一個山脈的形態，就試來攀登。但是不知可托足處，因為此山本來是沒有可托足處的。果然是法國與德國的數學界留著未解決的這問題非常的難，最初的登山口怎樣也找不到。每朝變換方法看有沒有著手處，這一日到得終了，無論不能確說這方法是行得的，連不能確說這方法是行不得的。要問這一日做了些什麼？只知這方法是奈何它不得，只可再找別的。如此繼續了三個月，連怎樣荒唐無稽的想法也都試盡了，再沒有得可以思考的了。仍要勉強思考，起初十分鐘尚可，此後即使振作精神，亦落入了睡眠狀態。
暑假他應北海大學友人的招待，借北大理學部的應接室繼續研究。靠著沙發入於睡眠狀態的時候居多。到得九月，心裡想著還沒有研究出解答，可是已不得不回去了。這日友人家叫吃朝飯之後，在鄰接的應接室坐著不思考亦在思考的狀態中，段段地思考朝著一個方向，內容明晰起來了。如此約二小時半的工夫坐在那裡，全明白了什麼去所、用什麼做法即得。這明白是一剎那間之事。沒有一點疑影，此時山河大地皆是光明歡喜。
他到翌年才把此時的發見寫成論文，題目是「多變量解析函數論」，這使他成為現代世界最高的數學者，學者把他的發見冠以他的姓，稱為「岡原理」。
岡潔先生的這一段自述，使人讀了思之不盡。
首先，他能提出多變量解析函數的三個中心問題，即是他的大智。禪宗有雲大疑，萬物皆是機，如蓓蕾的開向未知，未知就是大疑，就是問題，提得出問題即是感到了蓓蕾，即是感機，而蓓蕾雖然開向未知，但亦已是花的序，所以說提得出問題即已經解答了問題的一大半了。
其次，他的找尋解答，是用盡了差別智之後入於無差別智，此時研究者成了主體的法姿，繼續把關心集中於尚未出現的客體的法姿（研究對象），二者冥合了，此即是應機，應機是無主無賓的。
如此的繼續關心著，此時只有大自然的意志與息，忽一旦豁然面前現出光明如大圓鏡，映出了問題的解答，則是創機了。此解答是客體的法姿，其實亦是主體的法姿，所以創機是自生，無創者，亦無被創者。
所以雖說感機，其實感即是機。雖說應機，其實應即是機。
雖說創機，其實創即是機。因為我雖不感處，物亦自有機，但一說感機，則機與感已為一，不再是原來的機了。應機與創機亦是如此，我雖不應不創，物亦自有機，但說應機，機與應已為一，一說創機，機與創已為一，都不再是原來的機了。如此，即知古人說的「仁者無對」，「法無我，無我所」、「萬法唯識」，皆可以是新的言語。
而且感機是機與感為一，即是包含了一個「應」字與一個「創」字，故感機同時亦即是應機，應機同時亦即是創機（知難行易與知行合一的最深理由在此）。若感而後有應，則應已遲誤，而應機是無待的。若應而後創，則創為有由，而創機是無由的。
當然其間的程序是有的，如研究數學的先提出問題，其次統一精神力，繼續關心於對象，又其次發見了解答。但那是感機同時包含應機與創機的綜合進行，並非感機與應機與創機的交代進行。最後的發見解答則是感機應機創機的忽然一齊都打開了，如一朵花的苞蕾在剎那間發出開拆的音響，一拆二拆三拆，於是滿開了，那搖曳的花朵，像聖人出而萬物睹。這就是革命。而宋儒漸悟頓悟之爭亦可解了。
雖然如此，亦還是成立感機與應機創機之名，如研究數學，如作樂作書作畫是即於空機，感與應與創可以為一，是同時的。但如研究物理學，如對人事與制度，則是即於色機，會有感機、應機與創機的分別，也是為了自覺上的方便。猶原是知行合一，但也可以分別為知難行易。兩者都要會得，如老子說的「知其雄，守其雌」。
這裡所以要用易象的爻位，有感得而未能應，而應亦有作內作外，動應靜應，未必就能創造。所以革命亦要等待，因為革命是空機與色機相激盪。
數學上的發見寫成論文之後，發見時的那歡喜就沒有了。但數學上的發見是先有結論，證明在後，證明的方程式倒是寫論文時才形成的，所以讀那論文時還是感覺新鮮。我的經驗寫文章不是寫已想好了的東西，而是要寫直到執筆待寫的此刻尚是未知的東西。若是寫的已想好了的東西，那文章就只是記述的手段，不是文章了。
所記述的內容亦成了複製品，不再是新鮮的了。文章要如菡萏的臨風開放，思想只如風，並非先想好了如何開放法。
思想是來從大自然的意志與息之動，生成一個思想的形式。
但往往不等它自己生成形式，卻被已有在那裡的同類形式拉致了去了，這就不好。思想必是有形式的，沒有它自己生成的形式，即是未成為思想，是思想的未開先萎了。譬如書法，書生於心思，要有書自己的、直接的造形，不要筆與手代為之造形，所以筆死則字活，筆如笨椎，手如枯枝，則意志與息直接運行流注而成字。最好的工具都是笨的簡單的，如石匠的鑿，如筷子，如圍棋的棋局與黑白子，因為笨與簡，不能幹，所以不礙意志與息的動有它自己的直接的造形，處處都是活機。
所以讀書看畫，寫字臨碑帖，是從其造形看到其造形之初，所謂游於化機。
日本畫家堅山南風一次展覽會出品一幅沖繩舞伎，是畫的對他母親的思慕。母親亡時才二十幾歲，家是在熊本，暑天忽然襲來了雷雨，她去庭前收衣裳，遭雷擊斃，八十年前的日本人家媳婦，有人世禮儀的安詳，而遭激烈的雷劫，彼時尚只二歲的嬰兒今來畫她，卻成了一位沖繩舞娘的寫生，不是畫的舞姿，而是像人家姑娘的安坐著，那眉目清嚴，與衣裳顏色的那華麗，是日本的永遠的記憶，然而又皆是沖繩的。這樣的不調和，而激烈鮮潔，是一個絕對的真實。我看了嘆息讚賞，堅山先生說他幼時惟聽鄰里都贊他娘是真的生得美。
我因問堅山先生下次展覽會打算出什麼作品，他說：「下次畫什麼才大難呢，畫得畫不得全然未知。」與堅山同負一世盛名的日本畫家奧村土牛，在電視答記者問他作畫的經驗感想，他說：「畫畫到底不是我所能做的。」這兩位說的，即作畫也如作文章的寫些什麼？寫得出寫不出？都是未知。因為它是生出來的，天成的，在生機天機的一個「機」字。機即是未知。
革命的行動的形態，與新制度的形態，雖說有理論指導，還是不能前定的。例如日本的明治維新，初時是「尊王攘夷」，途中卻攘夷變為開港了。再說辛亥起義亦是始料所不及，是年夏天孫先生還寫信與日本人宗方德太郎，說要再過數年可以推翻滿清，不知武昌起義即在二個月後。至於建設新制度，原是要的國會，途中卻變為五院制，都是像寫一篇好文章的不照預定，非寫想好了的已知的東西，而是寫的先一刻尚屬未知的東西。要理論指導是對的，但革命是機，機是不大受指導的。
理論是絕對必要的。它是革命的自覺與方向，但不能用來指導革命行動的造形與革命制度的造形，在這兩種造形上，理論是或在機的前頭，忽又跟在了機的後頭，而亦要這樣才是好理論。
我們現在要做的事，像高人的作畫寫文章，可能不可能？將是怎樣一個格局？都是未知，要做到那裡才曉得。我們卻是有一個大願，而且對前途有一個超過理由的樂觀。革命者與愚人皆是今天不知明天事，不同是革命者有目標、有信心。因為未知，所以歷史上的大事都是有天幸，但不是僥倖。天幸惟是生於一個「機」字。
這回我們的課題真是面對著未知，因為這隻有是以革命，而這回的革命的性格，是無論西洋史上與中國史上都未曾有過。
西洋的革命，每是經濟有了新發展，隨之而有一個新興的階級抬頭了，加以當時有了科學上的新知識的刺激，他們討厭舊制度的不便，遂起來用暴力推翻它，另建合適的新制度。西洋沒有革天命，他們只是革的人事。若無經濟的新發展與新階級的抬頭，與新知識的刺激，單因苦痛於被壓迫，是不能有革命的。西洋史上社會衰落的時期沒有革命。
惟獨中國史上，時勢盛極而衰時有革命。所以都先是天下大亂。但在西洋史上，是沒有天下大亂的。
中國的是民間起兵，天降反星殺星，亦出真命天子，人世成毀的大機大用又開出新的朝代了。不是因為有產業上的新興階級，而是全民皆反，亦非為了政治的與產業的制度的問題，卻每是新朝大體沿用前朝的制度，因為那原是禮樂的制度。舊時人家過年，把屋宇大掃塵，拆下門窗，搬動几案座椅，連同把香爐燭台等祭器都搬出來，拿到庭前與溪邊來重新洗過擦過，只見是碌碌亂，但是虔敬喜悅，因為是節氣的除舊布新。中國史上的革命也像這樣，是節氣之機。
西洋史上沒有盛極而衰時起得革命的。英國衰了，就只是黯淡，沒有革命。美國今也轉入衰敗的一途了，也不會起革命。蘇俄也盛時過了，經濟淀滯，生活閉塞，而何以不起革命，是因於同一理由：盛極而衰時能革命，要有成毀的大機大用，而西洋沒有這個。世界史上有許多古文明國衰亡了就沒有了，現在的英美俄亦是一樣。
可是今日我們面對著的世界，是落到了史上未曾有過的生死境地。過去西洋雖然然沒有成與毀為一體之機，如羅馬亡了，入侵的蠻族成起國家來，兩者不是同體，但成與毀也還是有的。而現在的世界是一旦毀了就將沒有別的成了，而且那毀也毀得邪祟，性質跟過去的毀不一樣，是一種異樣的死。
死是一個假名，但是也有真死。
動植物之死是返於自然，可以嘆息，可以達觀，說死不過是個名。真死是譬如書法的線條死了，你看只覺不好受，卻連無可嘆息，也無可達觀。那種死，不是返於自然。動植物的死都可超度，惟有像惡書畫線條的死不可超度。而現在是美國日本的政治與觀念，蘇俄的理論與組織，都已不能對應經濟不景氣，像惡書畫線條的死一樣了。
現在的經濟膨脹是一種癌腫。
病之中惟有癌是異病，性質與別的痛完全不同。別的病或是因於自然老衰，而癌是一種夭折。別的病或是因於病菌，而癌則因於維爾斯，維爾斯不是病菌。病菌是生物，而維爾斯不是生物。生物是從無機物進化為有機物，這其間要有一次飛躍，而維爾斯是在這飛躍上失敗了。有一種附在菸草葉上的維爾斯，形狀像岩灰，你把它放在試驗管里看，完全像是無機物。但若它一進入了動植物的體內，它就即刻異樣的增殖起來。
原來生物是有攝取營養，創造細胞的機能，而維爾斯不會，它只會就動植物現成的細胞來增殖。因為省了攝取營養再以之創造細胞的過程，所以增殖得異常快。沒有一種病菌增殖得像維爾斯這樣快的。所以它不是病菌，而且也無毒素，它只是把人體細胞組織的平衡破壞，犧牲一切都為癌細胞的異常速度的增殖，所以患者都是瘦得最後只剩皮包骨頭。維爾斯因無毒素，所以癌症潛伏期完全不覺，癌症等到痛起來就是最後了。痛起來是因為已到了患者身體的其他部分的細胞已來不及供應癌細胞增殖的速度，可比現在的膨脹經濟發生不景氣了。
以上說的生物與無生物是俗語，正確的說法應當是生物與命物。萬物皆賦有大自然的意志與息，故雖如水石亦是生物。而命物則如動植物，能自己成長，這成長謂之命。水石雖是生物，但受既成的形體與環境的限制，而動植物則大大打破了此限制。維爾斯是在這從無機物進到有機物，亦即從生物進到命物中間一段的飛躍失敗了，它自此永遠不能成為命物，而亦不能回到原來的生物無機體，所以它要為邪祟。
命物進化到了人，人一旦開了大智慧，他可以悟得萬物在其物質背後的真姿。如此乃更根本解脫了物質的限制，而進到了無的妙意與有的妙相的境界，這才是《易經》說的「天下文明」，而人則是佛說的覺者。所以進化的程序又是從生物到命物，又到覺者。人原是從命物到覺者亦要經過一飛躍，那就是太古渡洪水時忽然剎那間開了妙識，悟得了一個「無」字，都是從這個「無」才發明了數學、音樂與輪，如此創造了新石器時代的文明。這歷史的發展的本干是在中國，但西洋的是旁枝，而現在膨脹經濟到了這樣子，全是物量主義，是表示了他們的人從命物到覺者，從有到無的悟識的飛躍到底完全失敗了，所以也變為邪祟。
古希臘的數學者發見了無理數，這是西洋人第一次觸著了無的問題，而不知所措。今世紀則是物理學上發見了素粒子，觸著了究極的自然的無的問題，他們更不知其故。
從「有」曉得「無」，需要一次知性的飛躍。這不是個人的事，而是一個民族的事。可是像維爾斯從生物到命物的飛躍失敗一樣，西洋諸民族在從命物到覺者的飛躍上失敗了。於是物量主義的擴大經濟像癌細胞的異常增殖，把一個民族的宗教、家庭、道德、感情的平衡，都急速的崩壞了。而現在是時間空間與地球資源都啦啦的瘦下去，來不及供應經濟異常增產的要求了，遂致不景氣，如癌腫的痛起來了。過去也有不景氣，但是這次的不景氣是最後。到來的死是核兵器戰爭。
自然界沒有死，如動植物的所謂死不過是變化。惟有人工的東西失敗了，如惡書畫的線條才有死，再也不能變化。惡書畫的線條死了便再也不能改正，也不能回到早先未學時。如維爾斯的不成有機物，亦不能回到飛躍失敗前的無機物。自然界更沒有一物是沒有大自然的意志與息的，惟有人工的東西如塑料製品沒有息，沒有息即亦是沒有意志。大凡機器製品都是沒有生命的。本來，萬物惟成為天地人三才的人能創造文物，而賦予生命，如天之賦予物以生命。但是人若在知性上的飛躍失敗了，不能成為天地人三才的人，但又不能回到早先的野蠻人，這就像維爾斯的為邪祟。維爾斯破壞生命，現代人亦破壞地球的生命，連鳥類與蚯蚓都要滅絕。而最後是輪到自己滅絕。
本來，海洋與空氣都有淨化力，可是對現在的污染程度則不能了。
又如所謂死，本來是可還元為自然界的土壤，並可得解脫於人世的情操里的，可是像惡書畫的線條的死那樣的、現代物量主義社會的死機，則非自然界與人世所能對應的了。以前是到了人世無法處理時，尚有自然界可以處理，即是人世滅亡了，桑田還為滄海。但是現在自然界的力量亦對之無法處理了，此時惟有並這自然界亦被掃蕩，而遇於究極的自然。此是核兵器大戰的危機，與美國及日本氣象台所說地球上冰河時期的洪水又將襲來的危機的所以然之故。
然而我們是在世界人類史上今天這樣的時代，要來變革天命。
我們未知渡得過渡不過核兵器戰爭與洪水的劫數，但是我們要渡來試試。我們要從現實問題做起。
眼前事實的嚴重性，如較之軍事國家主義更嚴重的產業國家主義的破壞文明，乃至破壞到地球與包括人類在內的動植物的生存，以及核兵器戰爭及天變地異將襲來的危機，西洋人都已提出了警告，但是他們不知在政治上、經濟上有何可以代替現在的做法。這問題是要由我們中國人來解答。
先是要把問題的根本所在，極明確的把來提出了。
歐美人今提出的只是些現象。他們提出了現代三惡（膨脹經濟、社會福利、國民總僱傭），不知這三惡的總蒂是產國主義；且連這產國主義亦不過是現象的總蒂。這在世界史上，比奴隸社會更物質功利主義化得徹底，亦比軍國主義更嚴重破壞了生活的平衡的現代產國主義，乃是結果，而非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西洋人的知性荒失到了極端。文明的出發點是從人類悟得了無的妙意與有的妙相，而西洋人是希臘時代對於無已惘然，現在他們更達一點惘然的思省都沒有了，所以變成這樣的物量主義，如佛說眾生皆有佛性，惟有半馬人沒佛性，西洋人是像荷馬史詩里的半馬人。我們要提得出世界現狀待解答的最根本問題，是無的妙意與有的妙相的問題。
無的妙意，要對應今日物理學上與天文學上所發見的現象來說明，這我提出有大自然五基本法則：一、意志與息法則，大自然是有意志與息的，而意志同時亦即是息。二、陰陽法則。三、絕對時空與相對時空的統一法則。四、因果性與非因果性的統一法則。五、循環法則。
有的妙相的問題則要對應現在的政治經濟制度與文物來說明。
這我也從孫先生的思想出發提出了三項改革案：
一、確立知性的政治。政治是教化，是導民為之，不是政府代民為之。政制政事可以簡化，而且可以是無為政治。
二、依《周禮》設立天官地官的原理，行政院相當於地官，另設立相當於天官的職官，同科學與音樂（包括文章及諸藝術），教民節氣祭祀，正風俗。
三、經濟要以農業為本，手工業為主體，而以機器工業為補助手段，以確立產業的性情，且亦不致生產不足。今時世界的機器生產力是過剩有餘，不為不足，放在擴大浪費，應當節儉，而以此有餘來復興手工業。農業與手工業可使產業有生命，與生活全面的情緒相調和，而且與以涵養。
關於此點，張岳軍先生曾賜教示，我有書面陳明如左：
我的這研究的結論，可把岡潔的數學上的發見的經驗來譬喻，但是亦有不同。岡潔第一是先在當時到達到這裡為止的多變量解析函數裡發見了他人所未注意的三個中心問題，接著又明白了這三個問題原是一個山脈的形態。我也是先發見了問題，他人都未曾像我的把現代世界的一切問題歸結為一個無的妙意與有的妙相的問題。這不是西洋人所能提得出來，惟有我們東方人才能提得出來。於是來說問題的解答。岡潔是先把凡是有關這問題的、多變量解析函數的重要論文都讀了，雖後來他所發見的解答方法並不是從那些論文來的，但若沒有這些論文在先也是不行。
我提出的無的妙意與有的妙相的問題，若非我曾讀了有關此問題的《易經》與《周禮》等典籍，而像西洋人的沒有前事可征，那是怎樣也不可能發見答案的。
但是哲學與數學及物理學在發見上各各不同。數學上的發見完全是無中生出來的，所以可說都是頓悟的，沒有漸悟。但是哲學的，尤其中國哲學上的發見是從無觀有，又從有觀無而得，所以也有漸悟，也有頓悟。再則數學上的發見可以不負造形及行動的責任，所以那發見即是一切。但是哲學上的發見，還有造形與行動的階段與目標，雖然發見了答案是歡喜，同時也還是憂心悄悄。比方說現在來做不太遲了嗎？還來得及對應就將到來的人類浩劫嗎？
偕李氏去博物館看電影放映美國近代畫展，中間休息時一位畫家講演從寫實派到印象派，再到新印象派，舉出高更、梵谷、塞尚等人。我聽完得了這樣一個結論：畫的意義不在乎畫的什麼東西，即不在乎如何表現所要畫的目標，而只是在於畫的手法自身。此與數學上的發見是為目標（問題的解答），兩者有根本上的不同。革命寧是近於作畫，並非思想上得了問題的答案即是達到了目標，而是更在乎思想自身的風動。今始知《紅樓夢》里齡官她們說的：唱戲比起唱的內容，更在於聽個喉嚨，豁脫口齒。這真是一言道盡了禮樂之樂。
革命不但要有思想，還要是樂，才能使自己志氣廉立。革命的行動自身是樂，遠比革命的目標更是一切。
革命只有方向是定的，而目標則是途中生出來的。譬如一株草，它是有生命的東西，它的方向就一定是向上的，展開的，在陽光、空氣、雨露里向上長，往橫展開，至於要達成這樣一個格局那是要等達成來看。又譬如為一篇好文章，標題是途中生出來的。革命的目標也像這樣，不妨預先想好，但是途中會變，而且一定是變了出來更好的目標。曹操自說他做到今天的地位是始願所不及，所以比起當丞相、封魏王、討平漢末天下大亂時的群雄，毋寧他的人生的跌盪自喜是一切。書法是怎樣的筆姿則自然會是怎樣的結體。
文章亦然，革命亦然，把革命的知性豁開了，目標也會新鮮起來。
革命的風是知性的風，亦即是光，是知性的光輝熠熠。光輝熠熠是知性之動，亦即是知性之體，此外更無知性之體。知性即是動的，此所以知與行為一。禪僧最知此理，說是「老僧渾身作用」。
沒有動的是知識，知識不過是知性之跡，故與行動成為個別的了。
而不與知性為一的行動，亦不成其為真的動，而只是像電影戲裡靜物的連續。真的動如中國日本印度的舞姿，是要修到了與知性為一，才有風采，有光輝。如日本的茶道劍道的每一動作都很美，亦是修到了魂膽，更魂膽修到了與知性為一。
現在中國的事情與世界的事情都可說是已經到了絕難的地步，非知識與實行力所能打開，只有革命才能打開。知性破千暗，革命的風動四方，乃如日出時的太陽風，吹動了山頭的細草，吹動了千巒萬壑與海濱都在明霞的光影刻刻變化移行里。革命的知性的風動，亦是如此的使歷史的萬機皆活。
偕李小姐在台北市走街，見地攤上掛有孫先生寫的小條幅，第一句是「天下事不如意常十有八九」。已經走過了，還是想著要買它。這句話雖也是常言，但想像說這句話時的孫先生，與我現在的心事，那就是不同尋常了。
革命是先知先覺者喚起民眾一同來做的事，所以孫先生當年的國民黨人是士。可是中國獨有的這士的傳統，今在我們這邊早被美國式教育徹底破壞了。我們今必要在文化人與青年學生中復甦士的自覺、士的志氣。
雖然事情難可逆料，而且必定是天下不如意事常十有八九；但那不如意，只當是造化小兒對我的不聽話，或當作我對造化小兒的不聽話也一樣，是頑皮好了。有失敗才是革命事業的未知，亦才是革命事業的可有未知的成功。
最難逆睹的是，我們來得及對應核兵器世界大戰的人類浩劫嗎？還有是自然界的大災難。美國的與日本的氣象台的警告：因為工業公害的緣故，致空氣層所通過太陽的光熱對地面的影響、及海水寒流暖流對南北極冰層的影響都變亂了，可能，就在這三數十年內襲來又一次冰河與洪水。世界現狀已至沒有了歷史的成毀之機，其時是會有核兵器戰爭與洪水到來，根本把歷史從地球上抹去的。
如果世界戰爭規模的核爆發了，則地球上的大洪水跟著即就會到來，也許洪水也洗滌不了那污染。
太古人類有渡過洪水的經驗，這回我想中國人日本印度人大約可以度過核戰爭與洪水，不只是倖存，而還要是開創。但可能不可能全然未知。這未知是像高手作畫的未知自己能不能，不是西洋哲學那種的不可知論。而西洋人又講宿命論。佛教則講無常。中國人的可是都不然，天命必是向於善的，但是有不連續與非對稱，而「未知」則正是機的活潑，所以未知里出天幸。
最大的信是沒有保證的。
太古時我們的祖先渡洪水完全沒有保證，我們這回也是如此，此所以是生命的險絕。而生命就是在於險絕之機。
那一次是人類在渡洪水時豁然開了悟識，發明數學、天文、音樂、輪，開始了歷史上真的文明，那就是新石器文明。但數學、天文、音樂、輪與新石器時代，不是可以作為目標來想像的，那些皆只是悟識的法姿，譬如繪畫是在畫者的手法，不在所畫的對象。而自彼時以來至今已約一萬二千年，人類也只有那一次是開了悟識。
我們這回面臨著了最困難的問題，而且是來到了歷史上最最險絕的關頭——核兵器戰爭與洪水，前途甚至不可能來想像目標，頂多我們只能像繪畫的先打個草稿，且這草稿也是打了又打，而及至畫了起來卻又很少依它，甚至完全是別的東西。因為一切都是在於機，而機是不可以打草稿的。
只有人能以知性的光與風使歷史之機皆活，而這是要有人類第二次的開悟識，太古時的那一次是第一次。這不是哪幾個人的，而是一個民族的，是中國日本印度這幾個民族的到了天絕地絕的絕境，忽然一齊都開了悟識了。而史上的先知先覺者，亦只有出自這一齊皆開了悟識的民族。
道機與禪機
「機」字是中國文明獨自的悟得。此外惟日本人亦知喜愛此機字。印度人與西洋人皆不知機。
大自然之息動，而為陰陽，於是有機，印度人知息而不知陰陽，西洋人更連息亦不知，所以皆不知機。然草木無知，亦自生於天地節氣的化機，西洋人雖不知機，他們亦還是應於歷史之機而興，機歇則滅。希臘文明，亞歷山大大帝的遠征，十七世紀與今世紀初期的數學者、物理學與天文學者，如笛卡兒、牛頓、普蘭克、愛因斯坦他們，皆有偃靡一世的風光，然而皆只如一年生的草而已。現在是他們的歷史之機已歇了。過去如羅馬帝國末期亦歇過，但皆沒有像這次的是連歷史的成毀之機都歇。
現在是西洋的做法掩蓋了全世界，連我們這邊的歷史之機已幾於歇了。但是懂得了，則人可以代造化創機。今日的世界現狀惟有從我們這邊來打開。
「機」字《易經》作「幾」，《莊子》始作「機」，其後遍用於用兵及藝事，乃至生活的全面。皇帝印公文的璽曰「日理萬機」。清末的文人更連西洋傳入的machine亦譯作機器。但手工織布的機杼尚有天機，machine是沒有天機的，幾時若能把machine也生在天機里，那就好了。機器不能使之有天機，但是可以使機器亦生在人世的天機里。可惜自宋儒以來書生多不知機，民國以來的文化人又以西學沒有天機等云云，更廢之不講，轉不如民間舊小說里每每道著機。
其實當初孔子作《易·繫辭》，正是第一個指出「幾」字。《論語》孔子在川上觀流水之逝波，又聞雉雊而感欣時節，皆是說的此天機。孟子知詩，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他說的「四方風動」一直被國父孫中山先生喜愛。孟子說志與氣，說良知良能，說人性善，說是非之經與權。孟子最曉得歷史之機。儒者不知機是自荀子始。
故自秦漢之際以來開創新朝者如劉邦與張良等遂皆是黃老，而其後如耶律楚材與姚廣孝則是禪僧之徒。
儒生不可與創業，且連與之守成亦不足。
從來知《易經》者莫如孔孟與老莊這四位。孔孟重在人世方面，老莊重在自然方面，皆有其獨自的發明；雖孟子很少言《易》，莊子亦只說過「易以道陰陽」一句，而老子則未有一言及於《易》。而《易經》言「知機」，猶未說明機之所以然，至老子始說明之，曰：「化而欲作」，幾是動之始。莊子更曰：「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莊子更說明機是不連續的，非對稱的，所以是未知。然而其中有信。人不可能知機，而是惟能人與機為一，與之為逍遙遊。所以後世兵家、音樂家、文章家，皆與黃老同趣。
漢魏晉六朝與唐之士，多兼儒與黃老，所以活潑，自宋以後，士專於儒，儒專於理學，儒迂而老莊之學亦隨之衰，代起者乃是禪宗。惟禪僧不受儒之牽累。
佛教在印度惟說佛法的本體、覺與修行，傳到中國始說佛法之動為機，覺亦是機，修行是應機於現前。這是受老莊的影響，尤其是受莊子的影響多，所以禪僧在宋元明之際能得時代氣候。但是禪宗知感機應機而不知創機，故其流不長，明以後就衰歇了。禪宗倒是在日本長榮，往昔是依託於戰國武士，後來是依託於茶道劍道。
禪宗因為不能創機，不及老莊的能自己造形（行為的與器物的）。
但是禪僧亦實在了不起。那都是絕世聰明人。只是他們像未出嫁的姑娘，自己尚未成家立業。我翻開《碧岩錄》來讀時，可比雨中隔著柳陰花陰，聽垣內語聲笑聲。《紅樓夢》里晴雯襲人一干丫頭，見暑天急雨，庭中水溢成河，她們關了院門在廊下戲水，無禁忌的拍手喜笑，外面寶玉打門也不聽見，等到襲人聽見了去開門，寶玉也不看清是誰就一抬腳踢著她脅骨上，現在亦來開門的不管是馬祖臨濟雪竇，先挨我一腳。
卻說達摩西來，這就是多此一舉，無端端的生事惹非。但文明的歷史就是多事多出來的。但這層道理達摩不及中國人懂得。
其實達摩答梁武帝的三問也只是講的佛法的本體，並沒有觸及後來禪僧的所謂機。梁武帝的問是，一問：「何謂四聖諦？」達272華學科學與哲學摩答：「廓然無聖。」二問：「朕建寺齋僧有何功德？」達摩答：
「無功德。」三問：「對朕者誰？」達摩答：「不識。」達摩的這三答，自是大乘佛法，但是大乘佛法亦止於寂滅為樂，沒有法之動而為機的。又，達摩因為梁武帝聽了不合意，遂渡江至魏，這亦原來不算為奇特。而隨後是中國的高僧寶志對答梁武帝的幾句話，才把達摩的這三答一走變成千古的不尋常了。
達摩去後寶志入見，梁武帝談起，寶志云：「陛下還識此人否？」帝云：「不識。」志云：「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帝悔，遂遣使去請。志云：「莫道陛下發使去取，闔國人去，他亦不回。」如此，達摩的去，遂成了歷史上的機一失難追。
而如此就連前三句話也被帶起，成為是動的了。「廓然無聖」
是初機混茫，萬物尚未然。對朕者「不識」是初機相接，未有名字。「無功德」是機機不連續。《水滸傳》里梢公張橫的歌聲：
昨夜華光來趁我，臨行奪下一金磚。
寶志是把達摩的草鞋都奪下來了。其實祖師此外亦無甚值錢之物。
達摩只以不拘經典佛像，對於當時南梁北魏皆重色相莊嚴、勝論第一之輩，獨標簡要，故為禪宗所祖。
寶志之後是雪竇的頌與圜悟的注好。把兩人的話合起來看，是說：聖諦不過是箭跡，人家箭已射過新羅國去了，你還在這裡問跡？對朕者誰？是像張騫的乘槎到了銀河見一女子，亦不知是織女，再來不值半文錢。但這一對面，世上已千年，所以注云：「腳根下草已數丈。」達摩去了，這裡有志氣亦何必追？雖然相憶，江山代代出英才。
雪竇顧視左右云：「這裡還有祖師嗎？」自云：「有。喚來與老僧洗腳！」這就不像佛經說的盲龜浮木的難再相逢，機是今年花發，而且好人好事必定與我有干係。
今人以西洋哲學研究禪，說的皆惟是關於佛法本體的話，沒有說到機的。而自明清才子雅客有學禪問答為勝負機鋒者，那又皆是輕嘴薄舌而已。他們不知禪宗的出現是經過幾次時代的憂患。
孔子說「作易者其有憂患乎？」然而《易經》里同時有一句「天地不與聖人同憂」的話，就豁達了。其後大概是儒承其憂，老莊承其豁達。漢稱黃老，魏晉稱老莊，而莊子實最跌盪自喜。人物西漢為盛。東漢崇儒，而不如西漢董仲舒賈誼之為儒。魏晉朝士言老莊，而不知如劉邦張良韓信曹操才是老莊。司馬相如、司馬遷、張衡、羊祜亦是老莊。王衍等不能算。及五胡亂華，儒與黃老結，始才又有佳士，如王猛、崔浩、高允。而老莊亦與佛教結合，故出高僧如僧肇、寶志那幾位，於是借達摩做因頭，遂開了後世的禪宗了。
二祖慧可是生當北魏爾朱榮之亂，當時破壞之烈見於洛陽伽藍盡為瓦礫，慧可始立禪宗樸素之旨，而且他自己放棄了僧受世法尊崇的地位，晚年與傭俗為伍。他的弟子三祖僧璨有《信心銘》，提出了動與靜、能與能境的話，比印度原來的佛法本體多了新意，其後禪僧便在這動與靜上、能與能境上發揮。至唐馬祖道一，禪僧加上了威烈。馬祖與其前後輩的南陽慧忠、石頭希遷、百丈懷海、南泉普願等，是遭安祿山之亂，眼見現世的大破壞。傳至黃檗希運、臨濟義玄，替山門大大開了風景。
於是下一輩是岩頭、仰山、雪峰等幾位，他們則身受黃巢之亂。岩頭禪僧有云：「黃巢過後，還收得劍嗎？」此劍是民間起兵之劍，劉秀是收得了赤眉綠林之劍，曹操、孫堅、劉備是收得了黃巾之劍，李世民是收得了瓦岡寨之劍，曾國藩是收得了太平天國之劍，此民間起兵的劍氣才可以之開國，且以之建設的。
而後來宋朝的禪師是有雪竇與圜悟。雪竇固然了不起，而圜悟又是一個新的殺辣。圜悟是生當宋徽宗時金兵之亂，所以他的禪語多是「七花八裂」、「喪身失命」、「須有落草殺人不眨眼的手段」之類，是以毀與成為一機。自臨濟暢言一個「機」字以來，至圜悟而極致。
歷史上的劫毀是怎樣的？《三國演義》里董卓與李催郭汜之亂，洛陽與長安皆成瓦礫廢墟，少帝與陳留王及宮人等越在草莽，百宮於荊棘中采野麥為食，我小時讀了，只覺這也是有一種天地清曠。《洛陽伽藍記》寫爾朱榮焚掠殺戮，佛寺都毀，也入了漁樵閒話，不涉悲哀。惟讀《唐書》黃巢入長安，《五代史》
石敬瑭破洛陽，折辱朝廷公卿與文人，與《宣和遺事》金兵破汴京，則使人驚動思省。《警世通言》有「楊思溫燕山遇故人」，講南人之陷於金兵者，那真是叫人讀了心裡解不開。乃知《三國演義》與《洛陽伽藍記》的寫得好。而禪僧則如小孩的不知殘酷。《莊子》是造化小兒的獨自在玩耍，只見其喜氣，而禪僧的則是幼兒在說話教訓大人、安慰大人的那種正經。而元明二代的佐命功臣遂讓禪僧。
元朝是耶律楚材。他原是金人，讀儒書而師禪僧，每從成吉思汗出陣，平視蒙古軍殺人如草，他連不眨眼，而他為忽必烈的宰相，用中國禮制，止殺戮。其從蒙古軍見殘忍而不驚，亦不傷其對一花之和寂。
而宋朝亡時，則有祖元禪師。他正坐禪，一蒙古兵入寺，拔刀上殿，祖元不動，忽發大聲吟偈四句：
乾坤無地卓孤筇，且喜人空法亦空。
珍重大元三尺劍，電光影里斬春風。
蒙古兵驚走。祖元遂渡海至日本。日本攝行將軍事北條時宗為造建長寺居之。蒙古大軍侵日本，北條集眾議不決，問祖元，祖元曰：「莫妄想，驀直前進！」遂擊蒙古軍，適值大風浪，蒙古軍海船盡滅。建長寺在鎌倉，大前年暑天我與愛珍還去看過荷花。
明朝佐太祖得天下的劉基是黃老之徒，佐成祖入主大位的姚廣孝是禪僧。建文帝立，成祖為燕王，姚密勸舉兵，燕王曰：「民心向彼，奈何？」姚曰：「臣知天道，何論民心！」這就是禪，所以勝過儒生。
最後的禪僧是明末的石濤與八大山人。
但是以後禪在中國就無聞，不如黃老之仍在民間，如孫先生就有黃老的跌盪自喜。禪僧沒有像莊子的自個兒玩耍。但馬祖與丹霞是會玩耍的，不知後來的禪僧何以不會了。總總是因為多了一個宗教，禪宗打佛罵祖，到底亦不能跳出自己是僧，黃老不是身份，而僧是特殊身份，像《水滸傳》林沖的只多了一個枷，使棒不便。又禪宗不會創機，至石濤、八大山人能代造化創機於其書畫，而禪宗遂解消了。
從來天道劫毀時真是何謂民心。便是近事亦有日本軍陷南京時的大屠殺，長崎及廣島的投原子炸彈，莫說核兵器與產業公害與經濟恐慌等危機，單就世界人口的過分繁殖，亦必有一次大毀滅。凡此皆豈是民心所欲？還是「知其雄、守其雌」說得好，文王的「視民如傷」是當然，但是要知也還有一個是天地不仁。《陰符經》這篇書我不知考據家如何說，但那短短的數百字里實有好句，曰：
「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這裡只是要曉得雲門禪師的倒一說：殺活一機。
植物無知，而能感節氣之機，栗鼠亦能應風中樹枝跳躑之機。
開了悟識的民族是於感機應機之上更能知機之所以然，而且能代造化來創機。可是人而無明，乃更在草木蟲魚之下。禽鳥尚知風向，而今時各國的財界能人與經濟學者對於此番世界性的不景氣連毫無預感，更不知如何對應。便是其他方面的學問與所謂人物，其平時所做的皆是有形有勢而無造化之機，一旦臨到了史上的劫毀，全成廢話。所以臨濟禪師欲求真正見解，對這些人毫無容赦。
曹操與劉備煮酒論英雄，視袁紹劉表輩皆是冢中枯骨，是要有此見識始開得新時代。
臨濟禪師語錄里我最喜愛的是：「道流、山僧佛法的的相承，從麻谷和尚、丹霞和尚、道一和尚、廬山與石鞏和尚，一路行遍天下，無人信得，盡皆起謗。如道一和尚，用處純一無雜，學人三百五百，盡皆不見他意。如廬山和尚，自在真正，順逆用處，學人不測涯際，悉皆茫然。如丹霞和尚，翫珠隱顯，學人來者，皆悉被罵。如麻谷和尚，同箭頭上覓人，來者皆懼。如山僧今日用處，真正成壞，翫弄神變，入一切境，隨處無事，境不能換，但有求我者，我即便出看渠，渠不識我。」真正學問的機鋒就像這樣的弦聲響處，箭箭相拄。
禪宗罵佛打祖、口不擇言，又說建寺齋僧無功德，又其公案語錄難懂，豈非自絕於天下的善男信女？然而千百年香火不絕，尤其臨濟宗在日本得人景仰。此是禪宗有真的東西，故可與萬民為知己，而與學者少緣。
看《碧岩錄》，不懂時是不懂，懂了時如看《三國演義》與《西遊記》，歷歷分明。不，看《碧岩錄》的每一則，是見一枝花，如夢相似。這裡且揀被認為難懂的幾則來說明幾句兒玩耍看看：
馬祖日面佛月面佛——碧岩錄第三則舉：馬大師不安。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大師曰：「日面佛、月面佛。」
人暫生病，有時是會變得很柔和，像個小孩。小孩出疹子大人不許他出去，他也不以為意，就聽話在矮几上畫著玩。兩歲的小孩只會拿顏色筆在一張紙上畫圈，一筆就是一個圈，大人問他，他說：「這個、爸爸。」又一筆一個圈，「是媽媽。」此時若是早晨，天上西邊尚有月亮，東邊太陽已出得高高了，小孩坐在窗前畫的圈，他亦會說：「這個，日面佛。」又畫一個圈，「這個，月面佛。」小孩是叫日頭公公，月亮婆婆。
馬祖的這一答，過了二百五十年，到得宋朝仁宗皇帝的時候，奉化雪竇寺的重顯和尚猶驚嘆於這個風景，頌曰：「日面佛、月面佛，五帝三皇是何物！」原來雖人類的歷史，如五帝三皇，亦只是造化小兒的好玩兒玩出來的。
古來禪僧中惟有馬祖會得玩，他可與莊子玩作一淘了。而亦惟有雪竇識得，圜悟在此則被比落了。卻說馬祖當年有個丹霞和尚去見他，知客叫他等待，他去佛殿里騎在文殊菩薩的肩頭，馬祖出來熟視之，曰：「我子天然。」丹霞也像小孩的會玩耍。但是後來就無人能繼。
洞山麻三斤——碧岩錄第十二則
舉：僧問洞山：「如何是佛？」山云：「麻三斤。」
圜悟著語云：「指槐罵柳。」雪竇頌云：「金烏急，玉兔速，善應何曾有輕觸。展事投機見洞山……」
此刻我要來寫，卻想起從前一段事：有男子陪女子從東京去橫濱，兩人立在擁擠的電車裡，男的面對她，喜愛她是個現代的漂亮女子，只覺越看越近，越看越喜，越看越是她，越看越是我。而她叫他叔叔，什麼都是真的，什麼都是不對。兩人一路說話，他想要說的是我與你此刻這樣的在一起，而他卻來說蘿蔔。電車飛掠過軌道邊的地里種有蘿蔔。他道：「小時跟在灶頭看我母親把蘿蔔切成半月的一片片做湯，單加了醬油，什麼作料都沒有，晚飯桌上擺出來，此時檐頭也正有半月出來了，我喜歡湯碗裡的一片片蘿蔔，薄薄的，透明的。」
電車搖搖的，他說時眼睛盡看著站在面前的她，千言萬語都說不著她。這一天真正是「金烏急，玉兔速」。這蘿蔔即可比那麻三斤，如雪竇說的善應何曾有輕觸。她若有所覺，亦只是一個疑。
馬祖離四句，絕百非——碧岩錄第七十三則舉：僧問馬大師：「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某甲西來意。」馬師云：「我今日勞倦，不能為汝說，問取智藏去。」僧問智藏。藏云：「何不問和尚？」僧云：「和尚教來問。」藏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為汝說，問取海兄去。」僧問海兄。海云：「我到這裡都不會。」僧舉似馬大師，師云：「藏頭白，海頭黑。」
馬祖是說：你要我教會你達摩西來意，我今天做這做那，做了一天，人都累了。僧去問首席弟子智藏，智藏說的是：我也做了一天，頭都痛了，你還來問？僧再去問海兄，海兄道：你問達摩西來意是什麼？我還在剛待做，怎能會得？是要做起來才會得。馬祖聽了僧回來報告。說道：哈哈。智藏勞作得頭髮都白了嗎？海兄頭髮黑黑的，原還是小傢伙呢！
離四句，絕百非，直指的解答只有是做。例如數學上與物理上，一條線你要以理論來判定它是直的即不得，待說它是曲的亦不得。一顆素粒子，以理論來判定它是象徵的即非，待說它是物質的亦非。但如人不藉理論而直接發明了輪，就不生那些問題。無理數的問題與空與色的問題，皆只是輪的一個成就。若成了言語就有四句與百非。但是有四句百非也好。
太古新石器時代始生文明，有數學與物理學永遠惹是生非。同時有輪與音樂是離四句絕百非。又如好文章好書畫好器皿如殷銅器的造形皆可是絕對的。而數學與物理學雖非絕對的，亦皆可以是好玩。馬祖只是在哲學上明確地提出了後者——作輪、作樂等的一個「作」字。
德山挾復問答——碧岩錄第四則
舉：德山到溈山，挾復子於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顧視云：「無、無。」便出。德山至門首，卻云：
「也不得草草。」便具威儀再入相見。溈山坐次，德山提起坐具云：「和尚。」溈山擬取拂子，德山便喝，拂袖而出。德山背卻法堂著草鞋便行。溈山至晚問首座：「適來新到什麼處？」首座云：「當時背卻草堂，著草鞋出去也。」溈山云：「此子已後向孤峰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
讀此想起了有一年我游奈良法隆寺，觀聖德太子的夢殿，回至高畑町新藥師寺田隴間，只覺今天亦仍與飛鳥白鳳時代的日本無二，如圜悟說的青天白日，不可指東劃西。但亦歷史上的時節因緣，須要因病給藥。而我是在想念中國與日本與世界的事情。高畑町陌上即是岡潔先生家，現在我卻沒有必定要去向他請教的意思，但也還是去拜訪了，只為對這時代的珍重。我想到了史上每是一個時代只可有一樁大事業或革命，而且只可有一個大思想者或命世之主，如天無二日。
德山真是有自信的好男兒，我若遇見了就教他做政治。但德山的對溈山，也許只是他已自修行具足了，意思說，我的學問皆是我自己的，與你無干。如日月的不干世人之事，雖然日月也是在人間。
然而歷史上確是只有一個伏羲畫了八卦，只有一個孔子作了《易·繫辭》，只有一個莊周會寫出他那樣的好文章。世界史大上開創新規模的馬其頓人亞歷山大大帝、漢高祖劉邦、日本飛鳥時代的聖德太子，開創民國的孫文先生，皆是只許有一個。如此等人，他們且是皆有這樣的自覺；雖然惟獨聖德太子很謙虛。如此等人都是歷史的節氣里爆出來的。
大隋隨他去也——碧岩錄第二十九則
舉：僧問大隋：「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個壞不壞？」隋云：「壞。」僧云：「恁麼則隨他去也？」隋云：「隨他去也。」
這話拿佛法來說，容易羅唆，如云：色壞空不壞？抑是色空俱壞？連圜悟亦說：「若道隨他去，在什麼處？若道不隨他去，又作麼生？」好不煩人。但把佛法的法字換作《易經》的易字，就極明白。法就是易，易就是成壞，怎能說不壞。民國以來，衛道之士是揀擇什麼東西不妨隨它去壞，什麼東西則壞不得。但哪有是這樣的？天下事是美的惡的都隨他去一齊壞，新出來的美與惡乃可以是一體之異，連惡亦好。
民國初年上海的風氣以為什麼都壞了，焉知上海一般人家卻自有中國的情意，婦女的衣著式樣都變了，也還是中國的，反為見得明快與自然。這般庶民，在店裡當夥計的男人們與在家裡的媳婦們姑娘們，上有長輩，下有平輩、小輩，他們對於時髦東西也不是沒有經過一番考較的。只是他們以歡喜與細心去考較，豁達而謙遜，不像衛道之士的小氣。所以最好是隨他們去。而於此乃更可知革命者的用心。
革命者思前想後，對現前的東西作細心的、周遍的反省，遠比一般人多珍重，但他白熱的感情的燃燒都成了知性的光，要壞的東西就隨它壞去。尤其像今日的世界現狀，核兵器、產業公害、經濟不景氣，你要它不壞，即什麼想法亦不能有，只有從壞字想起，才有得想法。《創世紀》是從洪水開始，現在亦是要從壞滅的覺悟再來起頭。
智門蓮花荷葉——碧岩錄第二十一則
舉：僧問智門：「蓮花未出水時如何？」智門云：
「蓮花。」僧云：「出水後如何？」智云：「荷葉。」
蓮花未出水時，如從靜止的來看，它不是蓮花，要從動的來看，則它將是蓮花，亦可說已是蓮花了。將是與已是皆是「是」，非「不是」。譬如女子雖未出嫁，但她已訂了婚約，也就是人家的媳婦了。蓮花未出水時就已有做蓮花的約束。
在電視上看見兔子的胚胎放映，起初都是一樣的細胞，在急速的渦旋運動中成長，細胞就或為肌膚，或為骨骼，或為神經，或為內臟，或為眼睛的水晶體等，合起來就是一隻兔子。要問一樣的細胞何以變出這許多不同？又何以必定是二隻兔子？不能單用遺傳與因果來解說，而是那背後還有著大自然的意志通過生命，約束好要成為一隻兔子，與蓮花未出水時已約好了是蓮花的道理一樣。
亦是這約束予人以對於神的信心。日本《古事記》里天孫降臨，即是天照大神先以太陽與水稻之國大倭，約束了給他了。而革命者對於歷史的信心亦是這約束。所以孫先生從起頭就有一個光明燦爛的中華民國的理想在眼前。
而出水後卻是荷葉。荷葉與蓮花是一體之異，荷葉是蓮花的排場，而且有了程序，是先有荷葉。中國的革命是蓮花，而世界的形勢則是荷葉。
而雪竇的頌曰：
蓮花荷葉報君知，出水何如未出時。
江南江北問王老，一狐疑了一狐疑。
第一句蓮花荷葉報君知就喜氣揚揚，但是這件事太新鮮了，反而叫人難以相信。連這懷疑亦懷疑得新鮮。
288華學科學與哲學桐峰作虎聲——碧岩錄第八十五則舉：僧到桐峰處問：「這裡忽逢大蟲時又作麼生？」
峰便作虎聲，僧便作怕勢，峰哈哈大笑。僧云：「你這麼壞！」峰云：「可是你也把我沒法呀！」僧也只得罷了。
他隨就走了。
圜悟著語：「這麼就罷了，二俱不了。」雪竇頌曰：「見之不取，思之千里。好個斑斑，爪牙未備。君不見大雄山下忽相逢，落落聲光皆振地。」
而若是桐峰的師臨濟，他就擒住，與一掌，便托開。
《碧岩錄》第三十二則臨濟應付定上座問「如何是佛法？」
便是這個作法。好雪片片，不落別處，大蟲當面，捨命擒住，是第一機，好雄大！好威光！與一掌是第二機，好利落！便托開是第三機，好灑脫！否則你會與大蟲相扭住一同滾落懸崖。所以雪竇頌云：「斷際全機繼後蹤。」
天平行腳——碧岩錄第九十八則。
舉：天平和尚行腳時參西院，常云：「莫道會佛法，覓個舉話人也無。」一日，西院遙見，召云：「從漪！」
平舉頭。西院云：「錯！」平行三兩步，西院又云：
「錯！」平近前。西院云：「適才這兩錯，是西院錯？是上座錯？」平云：「從漪錯。」西院云：「錯！」平休去。西院云：「且在這裡過夏，待共上座商量這兩錯。」
平當時便行。後住院，謂眾云：「我當初行腳時，被業風吹到思明長老處，連下兩錯，更留我過夏，待共我商量。
我不道恁麼時錯，我發足向南方去時，早知道錯了也。」
但是西院說西院的，我自說我的。昔年我在杭州曾參加人家的結婚喜宴，新郎是有名的建築家，新娘是之江大學秘書，兩人年齡相差有一段。宴席上照例要新郎新娘自述戀愛經過，兩人中是誰先起意？自述的要略如左：
這位之江大學的女秘書名叫芙蓉，是在展覽會認識了那位建築家，對他的人有一種佩服，以後就去他家走動。忽一日他經過學校。時方午飯過後，進去邀芙蓉出來走走。兩人走到學校旁的山坡處坐下來看底下的錢塘江。他叫了一聲「呀！」這樣的好天氣，說不盡的江南深秋，男情女意，晴空中時時傳來鷹呼，卻又是天涯很遠很遠。兩人挨坐得這樣近。他忽然扳過她的上半身來吻了她。一回兒兩人立起身走回去，他要芙蓉：「你說句好話來聽聽。」芙蓉卻是很安詳，說道：「上班的時候了還在外面，要遭校長處分了。」反為像個姊姊的樣子。翌日兩人又相見，他問芙蓉：「昨天是誰壞？」他以為她是要說男人壞的，不料她說的卻是：「昨天後來我想想自己做得都不對。」說時她的表情有一種無可奈何。他就取笑她：「我邀你出去走走，你答應得爽快，那已經不對。」芙蓉道：「是呀！」他又道：「自從在展覽會相識之後，你初來我家訪問時就已不對了。」芙蓉道：「是呀。」「那末你說一聲錯了所以好呀！」她只是很好的心境而不說。
來賓中推我致祝辭，我就引用了從漪的三錯。從來開闢天地之機就是反，就是不對似的。這日酒宴中間，大家就都來說《碧岩錄》，而聰明人是未讀時先已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