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與四裔 · 南明史上的弘光時代
一 燕京淪陷以後
1644年3月19日，李自成陷北京，崇禎死難。當時明朝駐守山海關的將軍吳三桂縞素投清，開關延敵，與清聯兵，共同進攻中原。李自成的隊伍，在明、清聯軍壓迫之下，退出了北京，自是清朝遂定鼎燕京。
隨著李自成的大軍向山、陝退卻，清兵便追蹤前進。於是太行以東，大河之北，遂非復為明朝所有。而這就是多爾袞所謂「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敝賦，代為雪恥」[1]者是也。
當此之時，明代的遺臣故老和殘餘的將領，以國破君亡，宗社為重，相與迎立福王由崧於南京。福王以五月十五日即位，改明年為弘光元年，是為南明第一個政府。
當弘光之世，大明的天下雖已在內亂與外患交逼併乘之中陷於崩潰決裂，但衡量大局，並非不可挽救。以言物力，則當時大河以南尚全為明朝所有。以淮、揚之繁富，江南之殷盛，東南沿海之魚鹽，西南半壁之土產，供應軍需，實不成問題。以言兵力，則江北四鎮，分布淮、泗，不下數十萬人；鄭芝龍及鄭采的閩軍，分屯沿江沿海，亦不下數十萬人；左良玉的三十六營，雄據武漢，號稱百萬；此外袁繼鹹的贛軍，何騰蛟的湘軍，以及粵、桂、黔、滇之軍，總計當有數百萬人；至用於圍剿「流寇」的川軍尚不在內。以掌握如此龐大之人力與物力的弘光政府，假使發奮為雄，抗清第一，則據河南以規復河北，進而克復北京，非不可能。即不然，劃江而守，亦足以如東晉南宋，偏安江南，與清成南北對峙之局。但是事實的演變，卻出人意料之外，不期年而弘光殄祀，福王政府幾如曇花一現，遂爾萎謝，這「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
二 福王政府的成立與閹黨再起
說到弘光之敗，不能不首先說到福王之立，因為後來的一切問題，都從這裡伸引出來。假如弘光的歷史是一幕悲劇，則福王之立便是這幕悲劇的楔子。
按福王名由崧，系神宗次子福王常洵之子。神宗有五子，長常洛，是為光宗。次福王常洵，次瑞王常浩，次惠王常潤，次桂王常瀛。光宗早死，福王常洵亦死於崇禎十四年李自成陷洛陽之役，其存者僅瑞、惠、桂三王。但當北部淪陷之時，瑞、惠、桂三王，皆遠在藩封。適於此時，福王由崧、潞王常淓則以避亂，繫舟淮安。如依皇家倫次，則潞王為疏，而福王為親。如依賢不肖，則潞王精明仁厚，為當時人望所屬，福王驕奢荒淫，為當時物議所譏。因此當擁立之時，曾發生倫序與立賢之爭。
陳貞慧《過江七事》之《計擁立》篇，對於當時擁立之爭議，紀錄甚詳。據所云云，大概當時南中大臣中的忠貞分子，如史可法、姜曰廣、劉宗周輩，皆主張立賢，擁戴潞王監國。而以馬士英為首之奸佞分子，則藉口序倫，主張迎立福王，以邀擁立之功。結果奸佞分子因有江北四鎮的實力派為後盾，得了勝利，福王於是乎即位於南京。
福王政府雖為奸佞分子所擁立，但當時國難嚴重，所有忠誠救國的元老重臣，也都犧牲成見，參加這個政府。據史載，「福王即位，用可法、曰廣及南儲高弘圖為閣臣，從物望也。當是時，可法實秉中樞，高、姜居中票擬，張慎言為大冢宰，劉宗周為總憲，九列大臣，各得其任。」[2]但同時，奸佞分子如馬士英、王鐸，皆任為大學士。士英因定策有功，而王鐸則為福王藩邸舊人。所以當福王政府成立之初，雖奸、忠並列，而榮枯已有別了。
這樣的局面，並不長久。不久馬士英擁兵入朝，遂開始從中央政府中排除忠貞分子的工作，企圖以此轉變政權的性質，即由抗戰轉向妥協。首先被排除的是史可法。三餘氏《南明野史》云：「既而士英擁兵入朝，假援中宮，請留輔政。於是有內外均勞之議。可法請督師江北，而士英專國。」
關於史可法被馬士英排出中央，督師江北之事，應喜臣《青磷屑》（下）記之甚詳。其中有云：「朝議既定，以史公督師淮、揚，蘇州吳縣廩膳生盧渭率太學諸生抗疏爭之，有『秦檜在內，李綱在外，宋終北轅！』等語，朝野傳誦，以為名言。時人比之陳東雲。」
馬士英一面排除忠貞的元老重臣，一面又引用無恥小人，以為黨羽。第一個被引用的便是阮大鋮。阮大鋮，是魏忠賢閹黨的餘孽，為士君子所不齒，而且名列逆案，天下共知。當魏閹敗死，阮大鋮曾一時匿跡皖省故鄉。後因迫於「流寇」之亂，又逃寓南京。當時正值崇禎末年，天下蕭蕭，不可終日。於是阮大鋮遂談兵說劍，企圖再起。當時阮大鋮自署其門曰：「無子一身輕，有宦萬事足。」[3]由此可以想見其懷抱。後經復社諸名士顧杲、侯朝宗、陳定慧、吳應箕等聯名發表留都防亂揭帖，痛加聲討，又才稍稍斂跡。福王政府成立，阮大鋮適在南都，因厚結馬士英以求復用，故有推薦之事。關於阮大鋮史實，錢秉鐙《藏山閣文存》卷六《皖髯事實》中載之甚詳，這裡不及瑣述。像這樣一個人物一旦提出，當然要使得舉朝大駭，一倡百和，輿論譁然。三餘氏《南明野史》曾錄當時朝中士大夫反對之言，其中如：
高弘圖曰：「臣非阻大鋮。舊制京堂必會議，乃於大鋮更光明。」
姜曰廣曰：「臣前見文武紛競，既慚無術調和。近見欽案掀翻，又愧無能豫寢。遂使先帝十七年之定力，頓付逝波；陛下數日前之明詔，竟同覆雨。梓宮未冷，增龍馭之淒涼；制墨未乾，駭四方之觀聽。惜哉維新，遂有此舉。臣所惜者，朝廷之典章；所畏者，千秋之清議而已。」
郭維經曰：「案成先帝之手，今實錄將修。若將此案抹殺不書，則赫赫英靈恐有餘恫，非陛下所以待先帝。若書之而與今日起用大鋮對照，則顯顯令旨，未免少愆。並非輔臣所以愛陛下也。」
呂大器曰：「先帝血肉未寒，爰書凜若日星。而士英悍然不顧，請用大鋮。不惟視吏部為芻狗，抑且視陛下為弁髦。」
王孫藩曰：「樞府以大鋮為知兵乎。則《燕子箋》、《春燈謎》，枕上之陰符，而床頭之黃石也。」
雖然舉朝反對，但阮大鋮仍然做了兵部尚書。小人道長，則君子道消。自阮大鋮掌兵部以後，當時忠誠謀國的元老重臣如張慎言、姜曰廣、高弘圖、劉宗周、黃道周、陳子龍等都被排擠而先後退歸田裡；同時，魏閹餘黨，如張捷、楊維垣、虞廷陛一流的小人，都彈冠相慶，走進了朝堂。像錢謙益那樣無恥的文人，也因巴結阮大鋮，起復了原官。《南明野史》記錢謙益之下流有云：
謙益之起也，以家妓為妻者柳如是自隨。冠插雉羽，戎服騎入國門，如昭君出塞狀，都人咸笑之。謙益以彌縫大鋮得進用。乃出其妾柳氏為阮奉酒。阮贈一珠冠，值千金。謙命柳姬謝，且移席近阮。聞者絕倒[4]。
錢謙益的故事，亦見夏完淳《續倖存錄》，當系事實。雖然，如錢謙益者，不過醜聲外播者而已。實際上，當馬、阮專國以後，在福王政府中，其以獻妻獻妾而蟒玉加身者，正不知有多少。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所謂福王政府，不過是一群閹黨餘孽和無恥之徒的政府。這個政府不但與當時明朝的人民沒有關係，而且與明朝的士大夫也沒有關係。
三 妥協政策的執行
馬士英、阮大鋮把政權轉移到自己手中以後，第一件事，便是企圖與清謀妥協，不久派赴清廷的使節便出發北上了。當時派遣的使節是左懋第、馬紹愉和陳洪範三人。陳洪範曾著《北使紀略》紀述奉使北行的經過。其中有云：
忽接禮部札付，奉旨召對。始知為吳三桂借（夷）破賊，顧大宗伯薦往北使，蒙皇上回（命）（召）對。國事多艱，惟命所之，義（不）敢辭。但使（命）甚重，非武臣可以專任，必得文（臣）同往。部儀兵部侍郎左懋第、太僕寺卿馬紹（愉偕）行。以銀十萬兩、金一千兩、緞絹一萬匹，為酬（夷）之（儀），因以祭告祖陵，奠安先帝後，封吳三桂為薊國公。本鎮恐（夷）情甚狡，事難（遙）度，就中機宜，必奉廟算，可以奉行，共疏（上）請，復蒙皇（上）召對親切……[5]
從陳洪範的記載看來，當時派赴清廷使節的主要使命，是為了答謝清兵替明朝打退了李自成的農民軍，並因便祭告祖陵，奠安崇禎皇帝，同時封拜開關延敵之吳三桂將軍。很顯然地，這三位使臣之中，陳洪範在「召對親切」之時，已面奉秘密「機宜」，這就是要他通過吳三桂的關係，與滿清謀妥協。不料當時清統治者氣勢方盛，黃金白銀，並不足以滿其貪慾；聯兵西討，亦不足以激其義憤；他根本不承認福王政府的合法地位。關於這一點從多爾袞致史可法書中可以看出，書中有云：「比聞道路紛紛，多謂金陵有自立王者。夫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安葬，新君不得即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6]這雖然是漢奸的手筆，但確是清統治者的意思。因此，對福王的使節，便毫無禮貌。同時吳三桂又已經「外施復仇之虛名，陰作新朝之佐命。」[7]也不與福王的使節見面，接受他們帶來的封爵。陳洪範看見情勢不佳，為了脫身，就把南朝的虛實完全報告清廷，所以後來左懋第、馬紹愉在回來的路上被清廷截回，皆不屈而死，獨陳洪範安然南返。夏完淳《續倖存錄》云：「洪範與虜合謀，夤夜逃歸，遂成秦檜之奸計。」《北使紀略》一書乃是陳洪範為自己洗刷而作。
北行的使節顯然是失敗了。吳偉業《鹿樵紀聞》云：「陳洪範還，言王師必至。」[8]和議已無成矣。但這種結果是出乎馬、阮意料之外的，而且這樣的消息傳到南都，也是後來的事。當北行使節出發以後，在馬、阮等想來，清政府充其量也不過如「契丹和宋，多輸以金繒，回紇助唐，原不利土地。」[9]而且正準備與清聯兵西討，問罪秦中，企圖假借外力，完成其武力統一之迷夢。
當時，馬、阮乃至南朝大多數的士大夫都有一種錯見，他們總以為清統治者也和他們一樣，對李自成的農民軍，亦有不共戴天之仇。以為清兵的入關，真如多爾袞所云：「徒以薄海同仇，特申大義，」「以報爾君父之仇。」只有史可法知道清統治者是「乘我蒙難，棄好崇仇；規此幅員，為德不卒。」實際上，清兵之入關，不自此次始。其欲闖進中原，已非一日。當崇禎之世，清騎之屢犯冀、魯，果何為乎？為「報爾君父之仇」耶？則崇禎尚高據寶座也。
誠然，在福王政府看來，李自成確為大逆不道；但在清統治者看來，則「闖賊但為明朝祟耳，未嘗得罪於我國家也。」反之，他們正要利用明朝內部的矛盾，揮遊刃以戳其要害。站在清政府的立場，福王政府與李自成，同為明朝人，亦即同為他的仇敵，固無所謂誰為正誰為逆也。多爾袞說得明白，他說：「今君擁稱尊號，便是天有二日，復為勍敵。予將簡西征之銳卒，轉旗東征。且擬釋彼重誅，命為前導。」又說：如果福王政府投降，則將「遣將西征，傳檄江南，聯兵河朔，陳師鞠旅，戮力同心，以報爾君父之仇，彰我朝廷之德。」總之，他對於福王政府與李自成，蓋一視同仁，並無親疏厚薄之分，同在剿滅的預算之內。所以多爾袞說：「兵行在即，可東可西。」[10]
自然，清統治者也想誘降一個，打擊一個。但他知道誘降政策對李自成的集團是不可能的。因為李自成一直退到陝西以後，對清統治者的答覆，還是六十萬大軍在潼關的反擊。《明紀·福王始末》云：「大清兵攻潼關，偽伯馬世耀以六十萬眾迎戰。」即因李自成不能誘降，所以他又轉而誘降福王政府中的將領。他深知福王政府中，除史可法外，都是一些無能之輩。只要史可法投降，江北四鎮失其統馭，則福王政府即歸瓦解。所以他寫了一封信給史可法，要他勸福王政府投降。其中有云：
諸君子果識時知命，切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福位。朝廷當待以虞賓，盛承禮物。帶礪山河，位在諸侯王上，庶不負朝廷伸義討賊、興滅繼絕之初心也。至於南州諸君子，賁然來儀，則爾公爾侯，列爵分土，有平西王（吳三桂）之典例在。惟執事實圖利之。
但是史可法的回答，是「鞠躬致命，克盡臣節。」
清誘降史可法失敗，又曾誘降高傑。《南明野史》云：「先是清朝副將唐起龍，其父唐虞時致書於傑，勸以早斷速行，有『大者王，小者侯，不失如帶如礪，世世茅土』之語。傑皆不聽。」[11]以後清肅王又致書高傑誘降，但因高傑出身「流寇」，富有愛國之心，終不為動。
以上情形，馬、阮並非完全不知，然而總以為江、淮不能飛渡，妥協尚有希望；因為當時北行使節死難的消息，尚未傳至南都也。
四 文恬武嬉的局面
馬士英、阮大鋮等閹黨餘孽所執行的政策，顯然是內除忠臣，外謀妥協，以求偏安江左的政策。因此，一切中興大計，皆置之度外，而日以排除異己，援引私黨為務。當時應天府丞郭維經曾上書曰：
聖明御極將二旬，一切雪恥除凶、收拾人心之事，絲毫未舉。今偽官縱橫於鳳、泗，悍卒搶攘於瓜、儀，焚戮剽掠之慘，漸逼江南。而廊廟之上不聞動色相戒，惟以慢不切要之務盈庭而議。乞令內外文武諸臣，洗滌肺腸，盡去刻薄偏私，及恩怨報復故習，一以辦賊復仇為事[12]。
給事中陳子龍亦上書曰：
中興之主，莫不身先士卒，故能光復舊物。今入國門再旬矣，人情泄涾，無異昇平。清歌漏舟之中，痛飲焚屋之內，臣不知其所終。其始皆起於姑息一二武臣，以致凡百政令，皆因循遵養，臣甚為之寒心也[13]。
由此看來，當時並非無明達之士，見危知懼；惜官卑職小，其言不足以聳聽聞。以當時之形勢而論，福王政府之首要任務應該是致全力於軍事措置，以準備迎擊清兵之攻勢。首先應將江北四鎮的軍隊扼河而守，據淮為陣，以進窺河北之勢，作退守中原之計。其次應將閩軍開赴蘇、皖沿江，以扼長江之險，作保衛南都之備。再次，應將左良玉駐屯武漢之三十六營調赴河南，北伐中原，以大張明朝之聲勢。盡調何騰蛟之湘軍出屯武漢，與袁繼咸之贛軍相為犄角，以鞏固長江上游之防守。再次則應調集粵、桂、黔、滇之軍，北向中原，以為後續的部隊。最後，則應號召淪陷區域的人民，武裝起義，從敵人的後薄發動戰爭，以響應明朝的攻守。最好是能進一步招撫李自成、張獻忠的農民軍，使其卷土西秦，東出關、陝。如此，則敵以傾國來，我亦以傾國赴，天下為清為明，尚未可量也。
但是當時馬士英等閹黨，正玩弄妥協的陰謀，他們特彆強調，國家的仇敵，不是清兵，而是「流寇」，企圖以此緩和清兵之進攻。所以左良玉的百萬大軍始終不令其離武漢一步。而其任務，則為阻止李自成由陝西南竄與張獻忠由四川東下。因而在客觀上，形成與清兵夾擊農民軍的形勢。《明紀·福王始末》云：「李自成之敗於關門也，左良玉得以其間，稍復楚西境之荊州、德安、承天。王進良玉寧南侯，以上流之事專委之。」所謂「上流之事」即堵截李、張之事也。
即因左良玉之軍不出，而中原遂空虛無備。即因以「上流之事」專委左良玉，湘、贛之軍遂不能前進，西南各省幾不知有清兵入關之事。
說到江北四鎮，早已驕橫放縱，眥睚殺人，攔路劫貨如盜賊。應喜臣《青磷屑》（下）有云：「四鎮各私設行鹽，理餉，總兵，監紀等官，自畫分地。商賈裹足，鹽壅不行。各私立關稅，不系正供。東平（劉澤清）則陽山（山陽）、安東等處，興平（高傑）則邵伯、江堰等處，多兇橫。」由此可以想見一般。
史可法之督師江北，原系馬士英之政治陰謀，並非一種有計劃的軍事布置。但史可法到揚州後，卻想把四鎮的兵力引用於抵抗外敵。他首先指定四鎮的防地，規定其兵額，確定其糧餉。《南明野史》云：「（可法）以總兵劉澤清轄淮、海，駐淮北，海、邳、贛十一州縣隸之，經理山東一帶。高傑轄徐、泗，駐泗水，徐、泗、宿、亳、豐、碭十四州縣隸之，經理開、歸一帶。劉良佐轄鳳、壽，駐臨淮，壽、潁等九州縣隸之，經理陳、杞一帶。靖南伯黃得功轄滁、和，駐廬州，廬、巢、無為十一州縣隸之，經理光、固一帶。每鎮額兵三萬人，本色米二十萬，折色銀四十萬，悉聽各屬自行征取。」[14]同時並奏請政府，晉封黃得功靖南侯，高傑興平伯，劉澤清東平伯，劉良佐廣昌伯，以獎勵之。
史可法的分防計劃並沒有順利實現。因為高傑以徐州苦寒，欲據揚州。當時揚州富甲天下，有新舊二城，城外列肆，子女瑰寶累萬萬。但揚州乃係史可法督師所駐之地。而高傑悍然不顧，竟攻入揚州，放手剽掠，屠膾日以百數，並將史可法拘於善慶庵（《續倖存錄·南都雜誌》謂史困於福緣庵），後可法化裝為道士，始得脫險。但以史可法之忠誠，不久高傑亦為感化，由跋扈一變而為忠勇之良將。不幸之事，層出不窮，以後劉良佐亦不願調廬州，將與高傑爭揚州。二鎮水火，至演成土橋的火併。好容易高傑之軍開赴歸德防地，而又為許定國劫殺於睢州。可法聞而大哭曰：「中原不可復圖乎？」[15]
至於閩軍，除鄭鴻逵一部開抵鎮江一帶，其餘大部分皆未出動。至於號召義軍，雖史可法曾一度建議，如《明紀·福王始末》所云：「（可法）請頒監國、登極二詔，慰山東、河北軍民心；開禮賢館，召四方才智。」亦未實行。
當時明達之士深感局勢危急，無不紛紛上書，切言時弊。劉宗周上書有曰：「言今日大計，舍討賊復仇，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決策親征，無以作天下忠義之氣。」[16]尤以史可法慷慨陳辭，不僅一次。其一疏有云：
自三月以來，大仇在目，一矢未加。昔晉之東也，其君臣日圖中原，而僅保江左；宋之南也，其君臣盡力楚、蜀，而僅保臨安；蓋偏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大變之初，黔黎灑泣，士紳悲哀，猶有朝氣。今則兵驕餉絀，文恬武嬉，頓成暮氣矣。[17]
此外，章正宸亦上疏云：
兩月以來，聞大吏錫鞶矣，不聞獻俘；武臣私鬥矣，不聞公戰；老臣引退矣，不聞敵愾；諸生卷堂矣，不聞請纓。如此而曰興朝氣象，臣雖愚，知其未也。臣以進取為第一義……[18]
但是言者諄諄，而聽者藐藐。
五 貪污腐化的政治
馬士英、阮大鋮等以北使既出，則清兵不致南下；左良玉專主上游，則「流寇」不致東竄；因而以為從此可以偏安江左，千秋萬世。於是賣官鬻爵，貪污腐化，福王政府的政治遂不堪問了。
當時的貪污腐化，是從上而下，一貫到底的。福王本人就是一個貪污腐敗的頭子。據《南明野史》云：
時太后來自河南。帝諭戶工部，限三日內，搜括萬金，以給賞賜。……又諭選內員及宮女，閭巷騷然。[19]
吳偉業《鹿樵紀聞》云：
是時又將大婚，內府造皇后禮冠，需貓睛石、祖母綠及珠，自一錢以上者百十顆，商人估價數十萬。
關於選宮女事，《明紀·福王始末》云：
庚辰，命選淑女，隱匿者鄰里連坐。陳子龍言：「中使四出搜巷，凡有女之家，黃紙貼額，持之而去，閭井騷然。明旨未經有司，中使私自搜采，甚非法紀。」乃命禁訛傳誑惑者。尋復使太監李國輔等，分詣蘇、杭採訪，民間嫁娶一空[20]。
又吳偉業《鹿樵紀聞》云：
丁未，選淑女黃氏、郭氏入宮，仍命再選，有母女自盡者。
據《續倖存錄·南都大略》云：當時，福王「端拱宮中，後宮女子以千計。」又據孔尚任《桃花扇》所傳，福王不但選淑女，而且把當時秦淮河的歌妓，也選了不少，在宮廷中組織了一個戲班。所以《南明野史》有云：「帝深居禁中，惟漁幼女，飲大酒，雜伶官演戲為樂。巷談里唱，流入內廷。梨園子弟，教坊樂人，出入殿陛，諸大臣呼為老神仙。」[21]福王常住的宮殿，曾有一聯云：「萬事不如杯在手，百年幾見月當頭。」[22]
但是福王還感到聲色不足以恣其淫樂，表示不滿。同上書云：「除夕，福王在興寧宮，色忽不怡。韓贊周言新宮宜權。福王曰：『梨園殊少佳者。』贊周泣曰：『臣以陛下令節，或思皇考，或念先帝，乃作此想耶？』」
當時馬士英、阮大鋮等則賣官鬻爵，公行賄賂。《南明野史》云：「士英請免府州縣童子應試，上戶納銀六兩，中戶四兩，下戶三兩，得赴院試。又詔行納貢例，廩納銀三百兩，增六百兩，附七百兩。」是貪污已經侵入文化教育了。
至於各級官職，都有定價。《南明野史》云：「又立開納助工例。武英殿中書納銀九百兩，文華殿中書一千五百兩，內閣中書二千兩，待詔三千兩，拔貢一千兩，推知銜一千兩，監紀、職方萬千不等。」官有高低，價有大小，也許還有黑市。即因官可以買，所以當時百姓少而官僚多。時人為之語曰：
中書隨地有，都督滿街走。監紀多如羊，職方賤似狗。蔭起千年塵，拔貢一呈首。掃盡江南錢，填塞馬家口。
又有諺云：
都督多似狗，職方滿街走。相公只受錢，皇帝但吃酒。[23]
又《青磷屑》載，當時有人書《西江月》一首於演武場云：
有福自然輪著，無錢不用安排，滿街都督沒人抬，遍地職方無賴。本事何如世事，多才不若多財，門前懸掛虎頭牌，大小官兒出賣[24]。
夏完淳曰：「朝事征諸野，太史陳風，時事可知矣。」[25]
除公開的買賣以外，還有黑市交易。《南明野史》載有曾降張獻忠之明朝都督劉僑，即因賄馬士英而復職。其禮物為「赤金三千兩，女樂十二人」。士英接到禮物後，笑曰：「此物足以釋西伯。」
馬士英專有一人司理贓物。同上書云：「士英方黷貨無厭，賄賂千名百品，日令門下僧利根次其高下。」同樣，阮大鋮的貪污，也不在馬士英之下。因此當時的人民痛恨馬、阮，比之「闖賊」。《南明野史》載：當時有人署馬士英之門曰：
兩朝丞相，此馬彼牛，同為畜道；二黨元魁，出劉入阮，豈是仙宗[26]。
《青磷屑》載：當時有人署司馬門曰：
闖賊無門，（馬）匹馬橫行天下；元兇有耳，（阮）一人濁亂中原。
在上者如此，下必有甚焉。於是軍官也做起買賣來了。《青磷屑》有云：「揚州為高傑藩汛地，不隔礙不行，復以周某為理餉總兵，興販米豆，官私夾帶，上下為奸，利之所入，不全在官。」[27]至於四鎮將官，則白晝行劫，毫無忌憚。這真是乘火打劫，混水捉魚，利用國難，大家發財。
當時福王又大興土木，修興寧宮、慈禧殿，及賞賜宴樂，皆不以節。因此而國用匱乏，苛捐雜稅，乃乘時而出。據《南明野史》云：「佃練湖，放洋船，瓜議製鹽，蘆洲升課，稅及酒家，每斤錢一文。」
馬士英等一心搜括，不問別事。黃金白銀，賄賂如山；翠袖紅裙，歌舞徹夜；如有閒暇，則鬥蟋蟀。《南明野史》云：「時羽書倉皇，士英猶與門下僧談禪，鬥蟋蟀，人號蟋蟀相公。」[28]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不但大小名流相繼告罷，即宦官之有人心者如韓贊周四十疏乞休，盧九德殿前痛哭。而群小盈朝，專飽私囊，置軍費於不管如故也。當時史可法曾屢次上疏，勸告福王俯念人民艱難，勿忘恢復大業，一切從儉，以所有的人力物力用於戰爭。他說：
陛下踐祚，初祗謁孝陵，哭泣盡哀，道路感動。若恭謁二陵，親見鳳、泗，蒿萊滿目，雞犬無聲，當益悲憤。願慎終如始，處深宮廣廈，則思東北諸陵魂魄之未安；享玉食大庖，則思東北諸陵麥飯之無展[29]。
又說：
夫我即卑官菲食，嘗膽臥薪，聚才智之精神而枕戈待旦，合方升之物力而破釜沉舟，尚恐無救於事。以臣視朝堂之作用，百執事之經神，殊未盡然。……至兵行討賊，最苦無糧。似宜將內庫本相，概行催解，湊濟軍需。其餘不急工役，可已繁費，一切報罷。朝夕宴衎，左右獻諛，一切謝絕。即事關典禮，萬不容廢，亦宜概從儉約。乞陛下念念思祖宗之洪業，刻刻憤先帝之深仇，振舉朝之精神，萃四方之物力，以並於選將練兵一事。庶乎人心猶可救，天意尚可回耳[30]。
疏入，不報。
六 黨獄繁興
像這樣貪污無能、置中興事業於不顧的新政府，當然要引起當時士大夫的風議，特別是東林遺老和復社諸生，他們看到閹黨逆案中的乾兒子，又做了當代的要人，更是憤憤不平。
為了鎮壓士大夫的風議，馬士英、阮大鋮等閹黨餘孽，乃恢復東廠緝事的組織，並翻刻《三朝要典》，更立「順案」。「東廠緝事」者，以現代語譯之，就是今日法西斯國家中的特務隊。「順案」者，是以李自成的國號為名，因為復社的名士周鍾曾為李自成起草過登極的詔書，這完全是用以對付復社諸君子所指摘之逆案的。其意抑若曰：我們不過做過逆閹的乾兒，而你們之中，卻有李自成的黨羽。
「順案」成立了，首先被捕的就是周鍾之弟周鑣和雷演祚，以後逮捕的範圍擴大到一切愛國的士大夫乃至七郡清流。大敵當前而黨獄再起矣。朱一是《可堂集·周雷賜死始末》云：
阮大鋮居金陵，諸生顧杲等出留都防亂公揭討之，以示鑣，鑣力任，大鋮以故恨鑣。會馬士英以逮治從逆之周鍾並及鑣，大鋮復羅致鑣與演祚曾主立潞王，為姜曰廣之私黨。於是朱統疏刻曰廣，並及二人。而演祚以效范志完周延儒等，廷臣交忌之，遂有是逮。
同書又云：
大鋮遂謀殺周雷，乘間潛告士英曰：「檢相君者，史同謀也，周雷實主之，日夜謀不利於相君。不擊南昌（姜曰廣），無以殺周雷；不殺周雷，無以遏諸生之橫議；而東林禍君未有已也。」士英心動，風奸人朱統攻南昌姜相曰廣去；次周雷，又次士大夫及七郡清流，如黃道周、楊廷麟、吳甡、劉宗周、周孝廉、茂才楊廷樞、顧杲、吳夢笙、沈壽民、沈士桂、白夢鼎、夢鼐等七十二人皆不免。大指謂謀立疏藩，別圖擁戴，於是緹騎遍七郡，而周雷投獄刑部矣。
雖然如此，仍然不足以泄馬士英阮大鋮的深仇夙恨，於是又再製造一個僧大悲的案子；企圖利用僧大悲的口供，把南中所有的正人君子都加他們一頂東林或復社的帽子，一網打盡。僧大悲的案子，是南朝三疑案之一，因為此外還有偽太子，偽妃二案，合稱三疑案。關於僧大悲案，錢秉鐙《藏山閣文存》卷六《南渡三疑案》云：
甲申年，南渡立國。十二月，有僧大悲，蹤跡頗異。至石城門，為邏者所執，下錦衣衛獄。……據供稱先帝時封齊王，又雲吳王，以崇禎十五年渡江。又言見過潞王。其語似癲似狂。詞連申紹芳、錢謙益等，於是阮大鋮、楊維垣等，令張孫窮治之，欲藉此以興大獄，羅織清流，遂造為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七十二菩薩）之名，如徐石麒、徐汧、陳子龍、祁彪佳等皆將不免。東林復社，計一網盡之……謙益、紹芳各具疏辯，士英亦不欲窮其事，遂以弘光元年三月，棄大悲於市。
阮大鋮又想借偽太子案，陷害東林復社的君子。據徐鼒《小腆紀年》所載：「大鋮作正、續《蝗蝻錄》、《蠅蚋錄》。蓋以東林為蝗，復社為蝻，諸從和者為蠅為蚋。」[31]他想把這些蝗蝻蠅蚋和偽太子連繫起來。但審判的結果，偽太子不是東林，也不是復社，而是故駙馬都尉王昺的侄孫王之明。
關於偽皇后的事，也是大大的疑案。福王既立，有婦人童氏，聲言為福王之妃，但福王堅不承認，雖欲一見而不許。並投之牢獄，說是偽妃。即因童氏的出現，明朝當時的人，遂有懷疑福王本人不是老福王的兒子。因為當李自成陷洛陽時，福王父子，都被李自成作了福祿酒，福王的世子，早已死了。後來做了弘光帝的福王，是馬士英隨便找來做傀儡的。錢秉鐙說：「童氏但知德昌即位，以故妃詣闕求見；而不知今日之德昌，非昔者之德昌也。」黃宗羲也如此說，大概有些道理，不然何以不敢見面呢？
總之，弘光時代的南京，不僅是貪污的淵藪，也是殺人犯的巢穴。那些閹黨餘孽，他們不敢打清兵，也剿不平流寇，但他們有本領來屠殺赤手空拳的正人君子、士大夫。在這個時候，人民所看見的不是大軍北伐抵抗清兵的南下；而是緹騎四出，搜捕愛國的志士。不是嚴懲漢奸降將，以整肅民族戰爭的陣容，而是羅織「順案」，強調內部的矛盾。在大亂當前之時，而黑獄繁興，冤號載道，這樣倒行逆施，當然天怒人怨，還說甚麼中興大業呢？當時御史祁彪佳，曾上疏曰：
洪武初，官民有犯，或收系錦衣衛獄。高皇帝因見非法凌虐，二十年遂焚其刑具，移送刑部審理。是祖制原無詔獄也。後乃以鍛煉為功，以羅織為事。雖曰朝廷之爪牙，實為權奸之鷹狗。口辭從迫勒而來，罪案聽指揮而定，即舉朝盡知其枉，而法司誰雪其冤？……迨後東廠設立，始有告密之端。用銀而打事件，得賄而鬻刑章。飛誣多及善良，赤棍立成巨萬。招承皆出於弔拷，怨憤充塞於京畿。……本無可殺之罪，乃致必殺之刑。……蓋當血濺玉階，肉飛金陛，班行削色，氣短神搖。即恤錄隨頒，已魂驚骨削矣[32]。
但是祁彪佳的忠諫，並未發生效力。以後禮科袁彭年也上疏請廢廠、衛。其疏有云：
夫即廠、衛之興廢，而世運之治亂因之。頃先帝朝亦嘗任廠、衛訪緝矣，乃當世決無不營而得之官，中外自有不脛而走之賄。故逃網之方即從密網之地而布，作奸之事又資發奸之人以行。……刁風所煽，官長不能行法於胥吏，徒隸可以迫脅其尊上，不可不革[33]。
疏上，貶浙江按察司照磨。
七 內戰爆發
福王政府本為馬士英等少數閹黨餘孽所包辦。他們「外假復仇之虛名」，陰通清廷，殘殺正士，引用奸邪，剝削人民，可以說無惡不做。當時的士大夫雖然眼見就有滅亡之禍，但迫於馬士英等的淫威，或被屠殺，或被囚禁，或被放逐，已經無力挽救危亡了。唯當時尚有一有力之人物，這就是巍然雄據於武漢的左良玉。他看到群小盈朝，早已不滿，曾一度派遣湖廣巡按御史黃澍同承天守備何志孔入朝，彈劾馬士英。黃澍有疏曰：
自古未有奸臣在朝而將帥能成功於外者。必陛下內秉精明，外采輿論。國人皆曰可殺則殺之。毋因一時之才情博辯，誤信小人，使黨羽既豐，禍患驟至。
又云：
正人君子，乞陛下師事數人以樹儀表。使輦轂之下，貪污結舌，邪佞閉氣，無所容其樹黨庇奸之私，而後討國門以外之賊無難[34]。
黃澍等的疏奏，當然不能被採納。以後為偽太子案，左良玉又上書，請保全東宮。其言有曰：「前者李賊逆亂，尚錫王封，不忍遽加刑害。何致一家反視為仇。明知窮究，並無別情；必欲輾轉誅求，遂使陛下忘烏屋之德，臣下絕委裘之義。普天同怨，陛下獨與二三奸臣保守天下，無是理也。」左良玉的疏奏，亦未被採納。
四月初四日左良玉反了。他捧著偽太子的血詔，為壇而哭，灑血誓師。一面部署三十六營，沿江而下；一面傳檄江西，繳袁繼咸聯兵，同清君側。同時，並發布了討馬士英的檄文，號召天下。其檄文云：
蓋聞大義之垂，炳於星日；無禮之逐，嚴於鷹鸇。天地有至公，臣民不可罔也。奸臣馬士英，根原赤身，種類藍面。昔冒九死之罪，業已僑妾作奴，削髮為僧。重荷三代之恩，徒爾狐窟白門，狼吞泗上。會當國家多難之日，侈言擁戴勸進之功。以今上歷數之歸，為私家攜贈之物。竊弄威福，煬蔽聰明。持兵力以脅人，致天子閉目拱手；張偽旨以讋俗，俾兵民重足寒心。本為報仇而立君，乃事事與先帝為仇，不只矯誣聖德；初因民願而擇主，乃事事拂兆民之願，何由奠麗民生。
幻蜃蔽天，妖蟆障日。賣官必先姻婭，試看七十老囚，三木敗類，居然節鉞監軍，漁色罔識君親，託言六宮備選，二八紅顏，變為桑間濮上。蘇、松、常、鎮，橫征之使肆行；檇李、會稽，妙選之音日下。江南無夜安之枕，言馬家便爾殺人；北斗有朝慧之星，謂英名實應圖讖。除誥命贈蔭之餘無朝政，自私怨舊仇而外無功能。類此之為，何其亟也。
而乃冰山發焰，鱷水興波。群小充斤於朝端，賢良竄逐於崖谷。同己者，性侔豺虎，行列豬貑，如阮大鋮某某等數十巨憝，皆引之為羽翼，以張殺人媚人之赤幟；異己者，德並蘇、黃，才媲房、杜，如劉宗周、姜曰廣、高弘圖數十大賢，皆誣之為朋黨，以快如蛇如虺之狼心。道路有口，空憐「職方如狗，都督滿街」之謠；神明難欺，最痛「立君由我，殺人何妨」之句。嗚呼！江漢長流，瀟湘盡竹，罄此之罪，豈有極歟？又況皇嗣幽囚，烈祖悲恫。海內懷忠之臣，誰不願食其肉。……本藩先帝舊臣，招討重任。……是用厲兵秣馬，討罪興師。當鄭畋討賊之軍，憶裴度閑邪之語。謂朝中奸黨盡去，則諸賊不討自平，倘左右兇惡未除，則河北雖平無用。[35]
左良玉的軍隊，很快就由武漢到了九江。袁繼鹹的部將郝效忠、郭雲等見左軍入境，遂大掠九江，左良玉的軍隊也加入搶掠，九江大火。左良玉在船上看見大火，頓足嘔血而死。左良玉雖死，但他的兒子左夢庚還是劫袁繼咸揮兵東下，破安慶，進迫採石。
當時南京的群小見左兵漸逼首都，起了恐慌。於是馬士英不管清兵南下與否，內戰第一，竟從江北國防前線上調回黃得功、劉良佐的隊伍，並派遣劉孔昭、阮大鋮、方國安、朱大典一齊出馬，指揮內戰。從來沒有提過軍事的兵部尚書阮大鋮，這次卻告了奮勇，他「衣素蟒，圍碧玉」親自督師江上。雖見者駭為「梨園裝束」，但他演的卻是一幕真槍真刀的活劇。夏完淳說得好：「大兵大禮，皆娼優排演之場，欲國之不亡，安可得哉！」[36]
自黃得功、劉良佐的隊伍南撤以後，劉澤清亦藉口勤王，率兵大掠而南，徐、邳、揚、泗，秩序大亂。當時史可法以清兵正大舉南進，淮、揚吃緊，接連上疏請停撤江北之軍。但福王的回答是：「上游急則赴上游，北兵急則赴北兵，自是長策。」史可法又上疏曰：「上游不過欲除君側之奸，原不敢與君父為難。若北兵一至，宗社可虞。不知輔臣何意蒙蔽至此！」其時朝中稍有國家觀念的官吏如姚之孝、尚寶卿、李之椿、吳希哲等都請準備迎擊外敵，但馬士英厲聲指諸臣曰：
此皆良玉死黨，為遊說。其言不可聽。臣已調得功、良佐渡江矣。寧可君臣皆死於清，不可死於左良玉手。瞋目大呼：「有異議者斬！」[37]
阮大鋮也說：
與其左兵之來，不若清師之來，我且用清師以殺左氏。
八 滅亡
當福王政府進行內戰最熱烈的時候，清兵的統帥多鐸已攻陷西安，擊潰李自成的農民軍，李自成已走死於九宮山。二月己未，多鐸奉命移師進取江南。三月，多鐸出兵虎牢關，並分遣固山額真出龍門關，尚書韓岱由南陽進軍，三路同趨歸德。當時四鎮之兵，都在南京附近從事內戰，江、淮之間空虛無一兵一卒。清兵至歸德，許定國殺高傑，與李際遇先後迎降，約為嚮導。於是清兵遂破泗州，渡淮而南，進迫揚州。
史可法聞清兵大舉南下，一面向政府告警，請派援兵；一面率其所部進至清江浦，迎擊清軍。後因援兵不至，遂又馳還揚州，閉城死守。多鐸屢次致書史可法，招其投降，史可法都置之不理。當時守揚州的軍隊，僅總兵劉肇基等兵二萬人，又無後援。結果城陷，史可法殉國。關於史可法守揚州事，《青磷屑》載之甚詳。史可法孤軍抗戰，至死不屈的精神，真是替中華後來的兒女，留下了最好的榜樣。
清兵破揚州，屠城十日，關於這一段慘絕人寰的史實，王秀楚《揚州十日記》寫得很詳細。王秀楚是揚州人，曾身遭其難，其所述清軍在揚州之燒殺姦淫，皆親見之事。
清兵屠揚州十日，繼續南進。五月初，進抵至長江北岸。當時福王方面守鎮江的是鄭鴻逵的閩軍。當清兵迫鎮江北岸時，鄭鴻逵並無絲毫防禦，每天只是捕殺從江北潰退下來的自己的敗兵，一共殺了一萬多人，殺得以後敗兵不敢南渡，大部分都投降了清朝。但是鄭鴻逵冒指所殺自己的潰卒為清兵，上表告捷。《南明野史》云：
高傑潰卒之渡江也，鄭鴻逵掩而殺之，不下萬人；余卒北走降清。鴻逵乃露章告捷。璽書褒封靖虜伯，世襲。賜蟒衣金幣。京口民皆祝，且為建寺峙碑。自前月（四月）二十五日至是月（五月）之朔，日報虛捷，軍門鼓角，將士凱歌，聲沸江濱。鴻逵開藩京口，民爭以牛酒犒師。
鎮江軍中鼓樂喧闐，福王也演戲祝捷，並下令求蝦蟆為房中藥。《南明野史》云：「午日，百官進賀，帝以演戲不視朝。忽有中旨命乞子捕蝦蟆為房中藥，時目為蝦蟆天子。」
正當南朝君臣祝捷之時，清朝的軍隊已乘著大霧渡過長江，襲破了鎮江。《南明野史》云：「清師既破揚州，沿江問渡。初七日，鴻逵軍中大宴，歌舞喧闐，……清師編筏張燈向京口，而別由上游大寧洲老鸛河渡。黎明，盡抵南岸，遂襲破鎮江。鄭兵盡棄軍實，揚帆東遁。」[38]向浙江、福建潰退。
清軍既克鎮江，遂轉旗而西，連陷丹陽、句容，直迫南京。時天子已無心求蝦蟆，相公亦無興鬥蟋蟀，大家都要準備逃亡了。關於清軍陷南京的情形，明佚名氏《江南聞見錄》逐日紀載，記之甚詳。據云：初十日，都門晝閉，大風猛雨，二鼓，福王從通濟門出，所攜唯太后一妃及內相數人。是夜，士英入朝，見帝已逃，亦以川兵三千人為衛走浙江。十一日早晨，宮門洞啟，妃嬪雜走，百官爭竄。「（百姓）男女蜂擁出門，扶老攜幼，不可勝數。間有嫵媚少艾，金蓮躑躅，跬步難行，見者心惻。既去而復，十有八九，以路上兵多也。已而閉門，欲返而不得者，十居二三，莫竟其終矣。」這樣的情形，是何等混亂啊！
就在十一日，百姓打開了閹黨的黑獄，釋放了政治犯，擁偽太子監國，並毒打奸臣王鐸，劫其家。
十四日，清軍薄城。忻城伯趙之龍縋城而出，迎降清軍。滿街滿巷，都貼出了清兵安民的告示。
十五日，趙之龍擁偽太子王之明出洪武門，到清營投降。
十六日，清軍進南京。
百官遞職名到清營。趙之龍令百姓設香案，俱用黃紙書「大清國皇帝萬歲萬萬歲」及「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和「順民」等字樣。
十八日，「文武官員及鄉保方長人等，送幣帛、牲醴、米麵、熟食、茶葉、果、煙、糖、酒等物於營，絡繹塞道，舉國若狂。」漢奸趙之龍又送了十五個戲班，進營演戲。
二十四日，清豫王在迎降的隊伍中進入南京。「豫王進城，穿紅錦箭衣，乘馬，入洪武門。官員紅素服不等，分班兩旁迎賀。預（前）一日，禮部紅榜遍貼城市，故無一不至。」
現在，內戰不打了，皇軍也好，叛軍也好，大家都把武器交給清兵。據史載，當福王從南京逃到蕪湖黃得功軍中時，劉澤清已入海，劉良佐已降清，阮大鋮在逃亡的路上被清兵所俘，投降了清朝，同時左夢庚三十六營也降了清朝。而且劉良佐奉清朝之命，追擒福王。二十五日黃得功戰死，福王被俘，弘光亡。
是時李自成已在明清兩軍夾攻之中敗死。這誠如桂王致吳三桂書中所云：「逆賊授首之後，而南方一帶土宇非復先朝有也。」[39]
（《中國史論集》第二輯）
註解：
[1] 三餘氏：《南明野史》卷上，第24頁。
[2] 三餘氏：《南明野史》卷上，第2頁。
[3] 夏完淳：《續倖存錄·南都雜誌》，第10頁。
[4] 三餘氏：《南明野史》卷上，第10—11頁。
[5] 《北使紀略》，第1頁。
[6] 三餘氏：《南明野史》卷上，第24、26頁。
[7] 蔣良驥：《東華錄》卷八。
[8] 吳偉業：《鹿樵紀聞》卷上，第9頁。
[9] 三餘氏：《南明野史》卷上，第24、26頁。
[10] 三餘氏：《南明野史》卷上，第2—25頁。
[11] 以上分別見三餘氏：《南明野史》卷上，第24、27、29頁。
[12] 《明紀·福王始末》第3、4頁。
[13] 《明紀·福王始末》第3、4頁。
[14] 三餘氏：《南明野史》卷上，第2—3、33頁。
[15] 三餘氏：《南明野史》卷上，第2—3、33頁。
[16] 《明紀·福王始末》，第5、25頁。
[17] 同上書，第5、26頁。
[18] 《南明野史》卷上，第15、20頁。
[19] 同上書，第15、20頁。
[20] 《明紀·福王始末》，第19頁。
[21] 《南明野史》卷上，第27—28頁。
[22] 徐鼒：《小腆紀年》卷八，第28頁。
[23] 以上分別見《南明野史》卷上，第32、23頁。
[24] 《青磷屑》卷上，第9頁。
[25] 《續倖存錄·南都雜誌》，第13頁。
[26] 以上分別見《南明野史》卷上，第23、30頁。
[27] 《青磷屑》卷上，第9頁；卷下，第17頁。
[28] 《南明野史》卷上，第28頁。
[29] 《明紀·福王始末》第5—6頁。
[30] 《南明野史》卷上，第27頁。
[31] 《小腆紀年》卷九，第19頁。
[32] 《南明野史》卷上，第17頁。
[33] 同上書，第20頁。
[34] 以上分別見《南明野史》卷上，第12、39頁。
[35] 《南明野史》卷上，第41—42頁。
[36] 《續倖存錄》，第12頁。
[37] 以上分別見《南明野史》卷上，第43、44頁。
[38] 以上均見《南明野史》卷上，第45頁。
[39] 蔣良驥《東華錄》卷八，康熙元年二月條。